校勘這件事應該是很早就有的，人們開始有典籍，就相應有校勘。因爲文字傳抄常常産生錯誤，重要的文書有了錯誤，就得校正。先秦以前，提到校勘的事不少，如上邊説到的子夏校正“三豕涉河”的事，又如《春秋·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吾乃知之矣。’”何休解詁：“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二十三，俱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1]這一條説明《春秋經》有誤字、缺字，孔子知道應校正爲“納北燕公子陽生”。至於孔子爲什麽不徑即改正《春秋經》之誤呢？據《公羊傳》説是爲了慎重，讓後人懂得不能妄改古書。
有校勘這件事，不等於有校勘學。稱爲“學”，就得對某項學問劃定一個明確範圍和一定的内容，制定一定的程式方法，成爲有系統的知識或理論。根據這個標準，校勘學的開創應在西漢時期。
下邊分四個時期，簡單叙述校勘學的發展歷史，并結合介紹一些有關校勘學的重要著作。
第一節 校勘學開創時期
一 校勘學的奠基人劉向、劉歆
秦始皇焚書，典籍遭到一次厄運。漢興，惠帝時除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武帝時建立藏書目録，設置抄寫書籍的專職。漢成帝時使陳農再向民間求遺書；又命劉向（前77—前6年）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由劉向總其成。每種書搜集了各種本子，其中有公家的書，藏在宫中的，所謂“中書”，藏在各官府的，如“太常書”、“太史書”等；也有私家藏書，如所謂“臣向書”、“臣某書”等。從各種本子，校出異文，删去重複，先寫在竹簡上，刊定以後，然後把定本寫在帛上。在每種書校畢，劉向就本書所用的校本、校勘過程、本書的篇目内容等寫一篇“書録”，奏上。劉向前後校書二十餘年，死後，漢哀帝復命劉向的兒子劉歆（？—23）繼承父業。劉歆又總結了當時的全部校勘工作，寫成兩部書。一部是《七略》，其中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另一部是《别録》，即把校過的每種書的“書録”集在一起。
據《隋書·經籍志》著録，《七略》《别録》原書爲二十卷。這兩部書在唐時還在，到宋代已失傳。清人有幾家從各種書中輯其佚文，其中以姚振宗所輯《别録七略佚文》七卷，最佳。但所輯的也僅原書的一小部分而已。好在《七略》一書，可以從班固《漢書·藝文志》見其概略。《漢書·藝文志》云：“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顔師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漢書·藝文志》所列的各家和書名，與《七略》所載差别不大。《藝文志》在篇末總結説：“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這是《藝文志》的總數。據顔師古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2]是説《藝文志》增加了三家，五十篇；删去兵家十家。這增加的三家是劉向、揚雄、杜林的著作。王充《論衡·書案篇》云：“六略之録萬三千篇。”可見《藝文志》與《七略》所載大致相近，但《七略》中原有《輯略》，而《藝文志》只有六略，缺《輯略》。劉歆《輯略》的内容，現在無法知道。據顔師古注云：“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那末《輯略》是《七略》全書的總叙。班固《藝文志》把它分散在六略之後，則《輯略》也是名亡而實存。
《别録》是所校之書的“書録”的總集，每校一書，寫一篇“書録”，則其篇數必然很多，但今輯得全篇完整的僅有八篇。計有《戰國策書録》《管子書録》《晏子書録》《列子書録》《鄧析子書録》《孫卿書書録》《韓非子書録》《山海經書録》。今録《晏子書録》爲例：
晏子書録
晏子八篇
内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强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國相之位，受萬鍾之禄，故親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禄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録，臣向昧死上。[3]
根據現有的資料，劉向父子在校書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爲我們校勘學奠定了基礎。
1.校勘篇章
先廣泛徵集每種書的公家和私人的本子，校核篇目，删去重複的篇章，確定保存篇目和篇目次第。有的書各本不僅篇目不同，書名也不統一，則定書名。如《戰國策書録》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所以，《戰國策》這個書名，不是原來的書名，是劉向定的書名。
2.校勘文字
校勘字句錯誤，這是校書工作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劉向在《書録》裏，都提到文字校勘，如上引《晏子書録》。又如《列子書録》：“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漢書·藝文志》裏也引劉向校勘字句的情况，如在《尚書》一節裏説：“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4]
3.編列目録
劉氏把所校的書分爲六個部分，即所謂六略，每部分又分若干種，又分若干家，每種又説明若干卷。在《七略》和《别録》中都叙述了各家的學術源流，説明書的要旨。有的還説明疑似之處，考訂真偽，如上引《晏子書録》中以爲第八篇“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
劉向父子主持的這次校書，可以説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次最大規模的整理古籍工作。史書上説，孔子曾删定六經，而劉氏所校的是包括當時所有的典籍，在萬卷以上。劉氏父子的古書校訂，對我國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使極大部分的圖書有了一個定本，同時開創了一個校勘學的體系。我們説劉向、劉歆是校勘學的奠基人，這確是當之無愧的。
二 鄭玄校勘群經
經學的今文、古文之争，從西漢一直到東漢，其間有二百餘年。同一部經，各家有各家的本子，有各家的解釋。這樣既不利於學者的學習，又阻礙了學術的發展。到東漢後期，從當時的趨勢出發，要求各經都有一本不分今古文的有權威性的定本。鄭玄（127—200）通過對今古文各種本子的校勘，作出注釋，確定了幾種經的定本。這樣就使校勘學與訓詁學一樣，爲經學服務，成爲經學的主要附庸。
鄭玄是東漢最淵博的經學大師，他開始學今文，後來學古文，所以在校勘、訓詁諸經時，能兼采今古文而折衷求是。他注的書，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等，并曾注釋過緯書和秦漢的律書。現在保存完整的，有《毛詩箋》《三禮》注。這四部書，至今仍以鄭注本爲定本。
鄭玄校勘群經，廣羅異本，凡底本有誤脱即改正底本，注中作校記。底本不誤，而别本有異文者，亦出校記。也有底本誤，注中出校記，而不改正底本的。現舉鄭玄校勘《三禮》數例：
《儀禮》十七篇，先有今文，出於高堂生所授；後於魯淹中及孔氏壁中均出《儀禮》，爲古文。鄭氏兼采今古文，凡鄭氏認爲今文對的，則經文用今文，而注中説古文作某；凡認爲古文對的，則經文用古文，而注中説明今文作某。如：
（1）《儀禮·士冠禮》：“對曰：‘某敢不夙興。’”鄭玄注：“今文無‘對’。”
（2）《儀禮·士冠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鄭玄注：“今文無‘之’。”
（3）《儀禮·士昏禮》：“贊爾黍。”鄭玄注：“古文黍作稷。”
（4）《儀禮·士昏禮》：“于是與始飯之錯。”鄭玄注：“古文始爲姑。”[5]
《周禮》是屬於古文之學，無今文。但也有舊本和今本的不同。據賈公彦《周禮·太宰職》疏云：“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校後爲今文。”鄭玄注《周禮》，以今本爲底本，校以舊本，稱舊本曰故書，亦有稱古文的，稱今本曰今書。凡故書不同於今書者，在注中均云“故書作某”。也有注中云“某當爲某”，而不改經文者。如：
（5）《周禮·天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鄭玄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6）《周禮·天官·庖人》：“賓客之禽獻。”鄭玄注：“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按此“古文”即“故書”。全書只有在《庖人》及《考工記·栗氏》兩處稱古文，其餘均稱故書。
（7）《周禮·天官·瘍醫》：“以五氣養之。”鄭玄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
（8）《周禮·天官·臘人》：“凡祭祀供豆脯。”鄭玄注：“脯非豆實，當爲羞，聲之誤也。”[6]
按（7）（8）例均未改正經文。或鄭氏以爲今書及故書均誤，但無本可據，故僅在注中説明，不徑改經文，以示慎重。
鄭玄在校勘中，亦有校正錯簡者，這較之校正一字一句關係尤大。如：
（9）《禮記·樂記》：“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鄭玄注：“此文换簡失其次。‘寬而静……’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按今衍一愛字。
又《樂記》（接上文）：“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鄭玄注：“‘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7]
按照鄭玄校正，則原文應爲：“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此段文字，原以錯簡太甚，不可讀。經鄭氏校正，文從字順，意思亦極明顯。但鄭氏未徑改原文，僅詳於注中。按《史記·樂書》亦有此段文字，不誤，與鄭氏校正後全同。則司馬遷所見《樂記》尚未錯簡。
鄭氏的校勘，同他的訓詁一樣，爲後來治校勘者所推崇。段玉裁《經義雜記序》云：“校書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後，漢成帝時，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各顯所能，奏上。向卒，歆終其業，於是有讎、有校，有竹、有素，蓋綦詳焉。而千古大業，未有盛于鄭康成氏者也。鄭君之學，不主於墨守，而主於兼綜；不主於兼綜，而主於獨斷。其於經字之當定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之遠近，以定衆説之是非，而以己説爲之補正。”[8]這是對鄭氏校勘之業非常正確的評價。
三 高誘校釋《淮南子》等書
略後於鄭玄，有高誘。高誘爲東漢末年建安時人（生卒年不詳），盧植的弟子。著有《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戰國策注》，這三部書現在都保存着。另有《孟子章句》《孝經解》已亡佚。高誘注以訓釋爲主，但也作一些校勘。一般是引用一些别本作對校。校語常云“一作某”、“或作某”，不作斷語。這裏舉《淮南子注》若干例：
（10）《淮南子·原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高誘注：“夷或作遲。丙或作白。”
（11）《淮南子·天文》：“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高誘注：“專一作尃。”
（12）《淮南子·天文》：“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高誘注：“夷或作電。”
（13）《淮南子·氾論》：“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高誘注：“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
（14）《淮南子·精神》：“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始）仍仍然。”高誘注：“仍仍或作聆聆，憂聞也。”
（15）《淮南子·主術》：“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高誘注：“假或作駕。”[9]
高誘注中的校勘雖比較簡單，但他引用了一些較早的别本，也有參考價值。東漢以前爲經書以外的古籍作注者不多，許慎曾爲《淮南子》作注，今佚。高誘能超出經書的範圍，爲其他古籍作校注，這也是校勘學史上一個新的發展。
第二節 校勘學發展時期
從魏晉至明末，這一千四百餘年間，校勘學隨着整個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着。這個時期的校勘，不再是專爲經學服務，看作經學的附庸。校勘对象擴大，内容更充實，校勘的方法也有所提高。這裏舉幾位有代表性的校勘家及其重要著作。
一 陸德明《經典釋文》
陸德明，字元朗，吴人。生於梁大同十年（544），卒于唐貞觀初。據前人考證，《經典釋文》創於陳，其成書亦在入隋以前。《經典釋文》三十卷，是校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十四部書的。這裏除了經以外，還有《老子》《莊子》。全書共搜集了二百三十餘種不同本子作校釋。他的校釋包括三個方面：注音、釋義、校勘。其中引用各本的注音以及字句校勘，這兩方面的分量比較多，釋義比較少。
該書校勘的方法是選擇一個底本，然後引各本異文，有的斷定是非，有的只存異文，不作斷語。除校勘文字外，也校正句讀。所引的别本都是漢魏六朝的本子，現在極大部分已經散佚。所以這是一部在校勘學上資料十分豐富的寶貴著作。如上文提到的《詩·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誶。”這與阜陽新出土的竹簡《詩經》合。下面集中舉該書《論語》校勘的一些例子。
該書校釋《論語》用魏何晏《論語集解》爲底本，并用鄭玄注、王肅注、虞翻注等二十種本子參校。舉例如下：
（16）《釋文》：“《學而》‘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阮元《校勘記》：“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
（17）《釋文》：“《爲政》‘先生饌’，鄭（玄）作餕，音俊，食餘曰餕。”
阮元《校勘記》：“案馬（融）注‘饌，飲食也’。是馬本作饌，蓋作饌者《古論》，作馂者《魯論》也。”
（18）《釋文》：“《子路》‘直躬’，孔（安國）云‘躬，身也’。鄭（玄）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阮元《校勘記》：“按《吕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蓋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10]
（19）《釋文》：“《八佾》：‘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鄭（玄）讀以‘必也’絶句。”
（20）《釋文》：“《公冶長》：‘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我）絶句，一讀‘過’字絶句。”
（21）《釋文》：“《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絶句。鄭（玄）讀至‘小子’絶句。[11]
以上諸例中，陸氏《釋文》的内容很廣泛，有引各本的異文的，有引各本不同的釋義的，有引各本之注音的，有引各本不同的句讀的。陸氏在《經典釋文》卷首《條例》中云：“余既撰音，須定紕謬。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别本，詞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12]陸氏主張，能定是非則定之，不能定則并存，這種態度是非常正確的。
二 顔師古《漢書注》《匡謬正俗》
顔師古，雍州萬年人，生於隋開皇元年（581），卒於唐貞觀十九年（645）。他是《顔氏家訓》作者顔之推的孫子，受家學很深。他參加唐初的五經考定工作，其説多爲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用。著《漢書注》一百二十卷，這是一部大著作。其中有史實考證、詞語訓詁，又大量涉及到校勘。在他的《叙例》中也提到特别重視校勘。他説：“《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説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核古本，歸其真正。”顔氏在全書中，校勘之例舉不勝舉。這裏録《高祖紀》數則於下：
（22）《漢書·高祖紀》：“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説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按《漢紀》作“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與顔説合。
（23）又，“以嫗爲不誠，欲苦之”。
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笞。笞，擊也。”按《史記·高祖本紀》作“笞”。
（24）又，“上破布軍於會缶”。
蘇林云：“缶音。”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而轉寫者誤爲缶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25）又，“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13]按《漢紀》《通鑒》俱無劍字。
王先謙《前漢書補注叙例》云：“顔注發明駁正，度越曩哲，非仰人鼻息者也。”這對顔氏的評價是正確的。
顔氏爲了糾正當時解釋經史的謬誤及版本文字的錯誤，著《匡謬正俗》一書，其中論及校勘者甚多。兹舉一則爲例：
（26）《匡謬正俗》五“逡遁”條：“賈誼《過秦論》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强，相率西向，仰形勝之地，溯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愞，自度無功，遲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竟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迫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14]
顔氏校釋極是。今《史記·秦始皇本紀》作“逡巡遁逃”，《史記·陳涉世家》《文選·過秦論》作“遁逃”，《漢書·陳涉項籍傳》作“遁巡”，均不確，應作“逡循”，循、遁、巡三字通用。
三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
朱熹（1130—1200）是宋代的理學大家，他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是明清兩代家弦户誦的書。他深通訓詁，也精於校勘，這裏舉所著《昌黎先生集考異》（亦名《韓文考異》）爲例。
在朱熹前一些時候，宋方崧卿撰《韓集舉正》。方氏根據搜集到的韓文刻石本、唐令狐藏寫本等十餘種珍貴版本互校，改正了一些誤文，但也有誤改之處。朱熹撰《昌黎先生集考異》，改正方氏《舉正》中誤校之處。他在《考異》的序中説明了他有關校勘的論點，非常精闢。他説：
（27）“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决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者，以《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參伍而筆削焉。”
下邊舉幾個例子：
（28）《伯夷頌》：“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考異》：“方從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泛説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别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舍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蓋甚矣。方説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辯。”
（29）《争臣論》：“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考異》：“方本‘以’下（‘補’上）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説非是。”
（30）《鄆州溪堂詩并序》：“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考異》：“閩杭蜀及諸本‘中居’之下皆有此四字，方從石本删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爲誰恃之邪？大凡爲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脱誤，又以毁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爲然也。方氏最信閩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爲石本脱句所奪，甚可笑也。”[15]
朱氏先用對校、本校，然後用理校斷是非。在理校中强調文勢義理，在對校中不迷信古本、石本，這種實事求是的校勘態度，真是超越了一般校勘家。
四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
彭叔夏，南宋廬陵人，紹熙壬子（1192）鄉舉[16]，生卒年不詳。《文苑英華》是一部文選總集，一千卷，成書於宋初（987）。這部書誤字多，篇次混亂。南宋時，周必大奉命重校刻印，彭叔夏任校讎，嘉泰四年（1204）刻成。彭氏將校勘所得，另輯《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彭氏校勘宗旨，見於該書《自序》：“實事是正，多聞闕疑。”“書不可妄改。”全書不以《文苑英華》篇目爲次，而以誤例分類編列。這是開“校例”之端。後來王念孫《讀書雜志》校《淮南子》六十二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末三卷）以及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等，都是從彭氏《辨證》的體例發展而來的。
《辨證》全書分二十大類：一、用字；二、用韻；三、事證；四、事誤；五、事疑；六、人名；七、官爵；八、郡縣；九、年月；十、名氏；十一、題目；十二、門類；十三、脱文；十四、同異；十五、離合；十六、避諱；十七、異域；十八、鳥獸；十九、草木；二十、雜録。每類之下，又分若干小類。今録“用字”類若干例：
（31）用字。（一）凡字有本之前人，不可移易者。
趙昂《攻玉賦》：“匪瑕匪穢，寧有於吾欺。”《辨證》：“穢一本作劌。按《春秋繁露》：‘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内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則穢字是。”
權德輿《李國貞碑》：“人命將泛。”《辨證》：“乃用《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泛，方勇反，覆也。而《集》作沈。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用字。（二）凡字因疑承訛者，當是正者。
李邕《日賦》：“將閑谷兮永言，豈覆盆兮貽梅。”《辨證》：“閑當作閉。《文選·曹植與吴質書》：‘閉濛汜之谷。’”
吴融《沃焦山賦》，“嘉殽薿薿，五獲何利。”《辨證》：“詳上文言‘幽并之墟’，《管子》：‘恒山有穀，四種五獲。’據此則嘉殽當作嘉穀。”
用字。（三）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
賈餗《穿楊葉賦》：“詬不能以施力。”《辨證》：“《莊子》作喫詬，喫，口懈反。喫詬，多力也。”
李德裕《大孤山賦》：“掩二山而磔豎。”《辨證》：“據郭璞《江賦》：‘虎牙磔豎以屹崒。’而諸本并作傑。此類并仍其舊，或注‘一作’。”[17]
上“用字”類分三小目：一、不能據異本妄改；二、必須改正者；三、兩存，不必改，出校記。這種做法即貫徹《自序》中所言之宗旨。彭氏校語不多，但均十分精審。清代校勘家顧廣圻對此書評價極高，其《書文苑英華辨證後》云：“此書乃校讎之模楷，豈獨讀《英華》者資其是正哉。”[18]此言實非過譽。
五 劉績《管子補注》
明代學風，在訓詁校勘方面不很重視。顧炎武《日知録》“改書”條云：“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明代學者，也有在訓詁校勘上有一定貢獻的。如明弘治間，有劉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19]校注古書很多，現在保存下來的，有《管子補注》《淮南子補注》。《管子補注》一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於舊解頗有匡正。”王念孫《讀管子雜志序》云：“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訛誤之本，强爲解釋，動輒抵牾。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讎較猶略。”劉氏校勘雖不能與清代校勘家相比，但是他在運用各種校勘方法上，卻是比較全面而精審，有超越前人之處。下面舉一些《管子補注》的例子。
《管子》有若干篇，既有正文，又有解説，如《牧民》有《牧民解》，《形勢》有《形勢解》等。劉氏《補注》中，經常用正文與解説互校，這是比較可靠的本校法。如：
（32）《管子·形勢》：“獨王之國，勞而多禍。”補注：“當依《解》作‘獨任之國’。”按“任”字古通“壬”，壬與王形近而誤。劉校是。
（33）《管子·心術下》：“正形飾德，萬物畢得。”補注：“後《内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按此應作“攝”。《心術下》爲《内業》之解文，已詳第二章“篇章校勘”。劉氏用《内業》校《心術下》，也是最佳的本校法。
《管子·小匡》等篇，與《國語·齊語》文句相類。又《通典》引《管子》文也甚多。用這些資料來校《管子》，是采用他校法。如：
（34）《管子·小匡》：“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補注：“薦當依《齊語》作‘庶’。”按劉校是，下文“庶神不格”可證。庶神，猶言衆神。
（35）《管子·國蓄》：“先王以守財物，以禦民事，而平天下也。”補注：“《通典》（食貨志）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注：‘若五穀與萬物平，人無其利，故設爲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按劉氏引《通典》，補正文十九字，及尹知章注四十一字。
劉氏又經常運用前後文句類比，進行推理校勘。如：
（36）《管子·正》：“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遏之以絶其意，毋使民幸。”補注：“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字之誤也。”王念孫《讀書雜志》：“劉説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文同一例。”
（37）《管子·侈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亡國之起，毁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補注：“此文當作‘事立而壞’。”
按依劉説，全句當作“略近臣合於遠者，事立而壞。亡國之起（紀），毁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劉説是。上文有“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不畏何也”，又與下文“則兵遠而不畏”，文同一例。
《補注》中，也有校勘前人句讀錯誤者。如：
（38）《管子·君臣下》：“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尹知章注：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尹注：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補注》：“‘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可使民居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20]按應從劉校句讀，尹注非是。
劉氏《補注》也有一些采用對校，但均不注明别本出處。大概劉氏所見别本不多，這是他的局限。《補注》中對尚無確證，没有充分把握者，常用“某或疑某字之誤”、“某疑衍”等，態度非常嚴謹。
宋鄭樵（1104—1162）著《通志略》，其中有《校讎略》，這是我國第一部論述校讎理論的專著。但該書所述爲廣義的校讎，着重論述徵求圖書及編制目録等問題，所以這裏不再詳述。
第三節 校勘學全盛時期
清代是校勘學的全盛時期。清初學風厭棄宋明之理學，而崇尚樸學，亦即漢學。清代的樸學，它的涵義很廣，概括説來，遵循漢代鄭玄等經師治學精神，并以文字、音韻、訓詁爲基礎，對經傳及其他古籍作校訂、注釋，考據工作。所以清代的校勘學、訓詁學、考據學等更深入，更周密，富有求實的科學精神，均超越前代。
一 清代樸學的開創者顧亭林
顧炎武亭林（1613—1682），提倡“博學於文”。他説：“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21]所著《日知録》，每談一事，詳其始末，語必有證，證必多例；其引據很多，而無抵牾之處。這是後來考據學的典範。又著《音學五書》《九經誤字》《五經同異》《石經考》等，爲清代校勘學奠定了基礎。顧氏在《日知録》一書中，幾次談到有關校勘問題。如：
（39）《日知録》“改書”條引《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40）又《勘書》條云：“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刊，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22]
顧氏此論，針對明代校勘不擇其人，好妄改古書而發，這確是校勘工作中最重要之戒律。
二 吴派校勘學家——惠棟、錢大昕、顧廣圻等
顧亭林之後，治訓詁校勘者有吴人惠棟定宇（1697—1758），皖人戴震東原（1723—1777）。後人以爲兩人治學方法不同，稱吴派、皖派。
惠氏推崇漢儒舊説，比較謹守家法，所以有人認爲吴派泥古保守。今觀其所著《九經古義》一書，在校勘上亦有破舊創新之處。今舉其校訂《毛詩》兩則爲例：
（41）《詩·大雅·下武》：“昭兹來許。”毛傳：“許，進。”《九經古義·毛詩下》云：“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按《後漢志》載《東觀漢紀》引《詩》云‘昭兹來禦’。蔡邕《獨斷》云：‘禦，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42）《詩·周頌·載芟》：“有略其耜。”毛傳：“略，利也。”《釋文》：“字書作。”《九經古義·毛詩下》云：“棟按：，本籀文鍔字。故《釋詁》云：‘，利也。’耜有鋒鍔乃能熾菑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從字書作。唐石經亦作略，非。”[23]
以上兩條惠氏均對今本《毛詩》經文有所校正，可見惠棟治學并非泥古。
錢大昕竹汀（1728—1804），嘉定人，久居吴門，與當時吴中學者友善。後人亦以爲他是吴派。其實他治學態度謹嚴，有同于惠氏。但從他所著《十駕齋養新録》及《廿二史考異》來看，其治經、治小學、治史都不專守一家，不迷信古本，精闢絶倫，突過前人。阮元在《養新録》的序裏説他的《考異》是“訂千年未正之訛”，確非過譽。在本書第五章裏的“理校法”一節中，曾引錢氏校《後漢書·郭太傳》一例，可以參看。兹舉《養新録》校《説文》誤字兩則：
（43）《十駕齋養新録·卷四》：“説文校訛字”條：“褫，奪衣也。讀若池。案《説文》無‘池’字，當爲‘拕’。《易》‘終朝三褫之’，鄭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間訓》：‘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注：‘拕，奪也。’許君讀若之字，皆經典通用字，拕奪聲亦相近。”
（44）又，“艸部兩藍字，前云‘染青艸也。從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菹也，從艸，監聲’，此誤字，當作蘫，從艸，濫聲。《玉篇》載此兩字，一從監，一從濫。《廣韻》：‘蘫，瓜菹也。’出《説文》，是《説文》有蘫字。”[24]
顧廣圻千里（1766—1835），吴人。他以惠棟弟子江聲爲師。他一生從事校書，是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專家。他提倡“書必以不校校之”。所謂“不校”者，不改動底本；所謂“校之”者，附校記辨各本之是非。這是一種比較慎重的態度。
顧氏曾與段玉裁爲一字發生争論。《禮記·祭義》鄭玄注：“四學，謂四郊之虞庠也。”顧氏據《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祭義》鄭注之“四郊”，爲“西郊”形近之誤。段氏以爲《王制》“西”字當改作“四”，《祭義》鄭注不應改。各爲文争論不已，竟成水火。今據《王制》鄭玄注：“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則《祭義》之注或字誤，似以顧説爲近。
顧廣圻是一個寒士，依靠代人校刻古書爲生。如爲阮元校刻《毛詩注疏》，爲孫星衍校刻《説文》，爲胡克家校刻《文選》《通鑒》，爲黄丕烈校刻《國語》等，都附有他寫的校記，而題他人的姓名。
顧氏爲胡克家校《文選》，撰《文選考異》（也是用胡克家的名），其所校與後來發現的敦煌《文選》殘卷（見羅振玉編《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本），每多暗合，于此可見顧氏校勘之精審。
三 皖派校勘學家——戴東原、盧文弨、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俞樾、孫詒讓、于鬯等
戴東原是皖派的領袖，他是一位思想家，又是經學、小學大師。治學主張與顧亭林相同。以治小學爲基礎，“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主張學《説文》，通六書，爲治學之本。戴氏在校勘方面，以校《水經注》爲最著。在第二章“篇章校勘”裏提到過。著《毛鄭詩考正》及《詩經補注》兩書，有很多涉及校勘問題。後來段玉裁的《詩經小學》、陳奂的《毛詩傳疏》，很多采用戴氏之説。這裏舉幾個例子：
（45）《詩·陳風·月出》：“勞心慘兮。”《毛鄭詩考正》云：“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説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訛爲慘耳。懆，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説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懆懆’，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懆懆之訛。《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懆。’于《白華篇》‘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蓋未能决定二字音義，亦猶誶與訊之溷淆矣。”
（46）《詩·小雅·六月》：“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毛鄭詩考正》云：“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訛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47）《詩·周南·卷耳》：“云何吁矣。”毛傳：“吁，憂也。”《詩經補注》云：“吁當爲盱。《何人斯》之詩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詩曰：‘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皆不得見而遠望之意。《説文》：‘盱，張目也。’《爾雅》：‘盱，憂也。’毛詩於盱字不復釋，則皆蒙《卷耳》傳矣。今此詩及傳作籲者，後人轉寫之訛耳。”[25]
戴氏校書，均先審字音、字義，尋文理，然後用本校、他校，證成其説。
盧文弨抱經（1717—1795），餘姚人。與戴東原交游，其治學亦與戴氏相近。終身以校書爲事，祁寒酷暑，不稍間斷。每校一書，必搜羅衆本，反復鈎稽，爲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家，與稍後的顧千里，并稱盧顧。
盧氏校書極爲精密謹慎。他説：“古書流傳，訛謬自所不免，果有據依，自當改正。但究須審慎，疑者寧闕，以俟後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没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不可勝言者矣。”今舉所著《鍾山札記》中二則：
（48）《左傳·僖三十三年》：“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鍾山札記》“原圃具圃”條云：“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按《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潧水》下所引本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預注考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不必如是下注，即注亦當止云‘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高誘注《吕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圃也。”按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左傳上》“具囿”條，亦謂應作“具圃”，與盧説同。近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六朝卷子本（即金澤文庫本所據）、敦煌六朝寫本、唐石經本以下諸本皆作具囿，故不從。”[26]
（49）《孟子·滕文公下》：“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鍾山札記》“范氏”條云：“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雍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范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禦者。’按《文選·東都賦》‘范氏施禦’，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禦之，以行經南方。’”[27]按阮元《校勘記》與盧氏説同，并加引證據，證成其説。
盧氏一生校書數萬卷。自刻全書者有《新書》《春秋繁露》等二十種，凡二百六十三卷，彙成《抱經堂叢書》。另有數十種，仿《經典釋文》體例，只録校記，成《群書拾補》三十卷。還有許多校本來刻，有的已經散失，極爲可惜。
段玉裁茂堂（1735—1815），受教于戴東原，是清代的小學家。他校勘《説文解字》及其他經傳，極爲精闢。已于第五章“理校法”一節裏舉了一些例子，這裏不再舉例。他有關校勘學的論説很多。如《與黄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云：“凡宋版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也。”[28]這段話主要是批評只羅列各本異同，而不斷是非，不改易一字的所謂死校派。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爲二，段氏在校《説文》中勇於改字，有精闢之處，上文已經提到過，但也有武斷之處。段氏《説文注》問世以後，與他同時的鈕樹玉即著《段氏説文注訂》，指出其不當改動者。鈕氏於序中歸納了段注《説文》所以致誤的原因有六點。
（50）鈕樹玉《段氏説文注訂序》：“許書解字大都本諸經籍之最先者，今則自立條例，以爲必用本字，一也。古無韻書，今創十七部以繩九千餘文，二也。六書轉注本在同部，故云建類一首，今以爲諸字音旨略同，義可互受，三也。凡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今或别易一字，以爲引經會意，四也。字者孳乳浸多，今有音義相同及諸書失引者，輒疑爲淺人增，五也。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説文》多誤，《韻會》雖本《系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六也。有此六端，遂多更張，迥非許書本來面目，亦不能爲之諱也。”[29]
段氏治《説文》確有創見，但以自信太過，不免有謬誤之處。鈕氏所舉，其中有幾點是有關校勘的一般性問題，凡從事校勘者，亦應引以爲戒。
王念孫石臞（1744—1832），從戴氏學，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志》最爲精審。子王引之伯申（1766—1834），承其家學，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王氏父子這四部書，是清代訓詁學、校勘學之代表著作。阮元芸臺（1764—1849），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他們有關校勘的論説和例子，在前幾章裏已引用了一些，這裏不再舉例。
有清一代治校勘者人才輩出，以上所舉僅爲較著名者。其他有畢沅秋帆（1730—1797），輯《經訓堂叢書》，其中校《墨子》《山海經》最爲精善。汪中容甫（1744—1794），著《述學》，治《墨子》《荀子》。孫星衍淵如（1753—1818），其用功最勤者爲《尚書今古文注疏》《晏子春秋》。稍後有俞樾曲園（1821—1908），著作甚富，有關校勘者，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古書疑義舉例》第五、六、七卷提出了許多校勘學的通則，與王念孫《讀淮南内篇雜志後序》所舉六十二條通則，堪稱爲校勘學的方法論，使校勘學成爲有條例、有系統的一種科學。與俞同時者有孫詒讓仲容（1848—1908），爲有清一代最後一位經學、小學家，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札迻》。他總結了乾嘉諸校勘家的經驗，所以孫氏所校書，較前人更爲精審。稍後有于鬯，字醴尊，號香草（1854—1910），著作甚富，有關校勘者，有《香草校書》六十卷，《香草續校書》二十二卷，頗有創見。
四 章學誠《校讎通義》
章學誠實齋（1738—1801），浙江會稽人，著《文史通義》及《校讎通義》。《校讎通義》是繼宋鄭樵《校讎略》後的又一本校讎理論專著。該書所論也是廣義的校讎，全書主要闡述劉氏《七略》之旨，并對編目、提要、校勘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他主張爲了校勘時便於查檢群書，宜先按韻部編成索引。
（51）《校讎通義·校讎條例》：“竊以爲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况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之。藏之館中，以爲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30]
章氏所説，即今日的索引、引得。後來阮元的《經籍籑詁》有些近似，但範圍較狹，只限於單字，尚未脱前人字書的窠臼。今日整理古籍計劃編制大量古籍索引，才是符合章氏之志的，如進一步將索引製成軟件，輸入電腦，則又超越章氏的設想了。
張之洞《書目答問》附有《國朝著述諸家姓名録》，其中列舉清代校勘家三十一人，可以參考，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第四節 校勘學新的發展時期
從辛亥革命到目前的七十多年中，校勘學隨著社會的變革，生産的發展，文化的進步，又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主要表現在下列這幾個方面。
一 出版大量善本書，編制專書索引及善本目録
校勘工作首要具備的條件是集合衆本。過去所謂善本、孤本，不是藏在内府，就是爲少數藏書家所有，一般學者是不可能輕易看到并利用的。近幾十年來，出版事業發達，印刷技術進步，許多原來罕見的古版本書籍得大量印刷發行，這是大大有利於校勘工作的。兹舉其最著者：
1.《四部叢刊》（商務印書館），正編323種，續編77種，三編71種。如《正編》影印宋版72種，金版2種，元版34種，其他也屬明清善本。
2.《續古逸叢書》（商務印書館），這是繼清末黎庶昌刻的《古逸叢書》而編的。《續古逸叢書》影印宋版書五十餘種。
3.《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務印書館），彙集宋元刻本及明刻本等。
4.《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230種，1760册。近臺灣已影印出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5.《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4107種。其中有常見書，但也有一部分影印的罕見書。
6.《道藏》《續道藏》，共收1476種，5485卷。最早刻于明正統及萬曆間。1927年上海涵芬樓用北京白雲觀本影印。最近上海書店重印。
字書、類書也是校勘古籍必不可缺的資料。七十年内也搜集和重印了大量的字書、類書。如：
1.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宋希麟《續音義》。丁福保據日本刊本印行。
2.《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編。1959年中華書局影印宋本。
3.《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編。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校印本。
4.《白氏六帖事類集》三十卷，唐白居易撰。1933年吴興張氏刊本。
5.《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録十卷，宋李昉等編。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宋本，1960年中華書局重印。
6.《册府元龜》一千卷，目録十卷，宋王欽若等編。1960年中華書局影印。
7.《永樂大典》原二二八七七卷，目録六十卷，明姚廣孝等編，已散佚不全。1959年中華書局曾把搜集到的國内外藏本共730卷影印出版，近年又搜集到65卷，影印出版。據報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欒貴明同志已編成《永樂大典綜合索引》。
8.《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總目四十卷，清陳夢雷等編。1934年中華書局曾影印發行，最近又重印，并編有詳細分類目録及索引。
編制索引對校勘工作也提供了有利條件。這在上一節章學誠《校讎通義》中，曾説到過。最近幾十年編制了一定數量的專書詞語索引。如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編了引得四十餘種。中法漢學研究所編制通檢近十種。其他如葉紹鈞的《十三經索引》，楊伯峻的《論語詞典》《孟子詞典》《春秋左傳詞典》等。日本近年來也編了許多索引。
在過去，藏書家常常編寫善本書目及題記，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海源閣藏書目》等，這只是供人們瞭解善本書情况，見書目，而不能見其書。現在各大圖書館、各大學等都編寫善本書目，其作用不僅能瞭解版本情况，而且可以按圖索驥，借用校閲，大大促進了校書工作。最近開始出版《全國古籍善本總目》，這也是整理古文獻的一項重要基本建設。
二 發現和整理大量竹木簡、帛書、敦煌遺書、碑刻
近幾十年由於考古學的發展，各地發現大量的竹簡、木牘、帛書、碑刻以及敦煌石室的遺書。這些材料可以用來考證古史，同時對整理和校勘古籍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分述一些主要的情况。
（一）竹木簡和帛書
竹木簡歷代都有發現，據歷史記載，以西漢的孔壁和晉代汲塚發現最多。本世紀初，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肅盜竊漢晉簡牘千餘枚，後羅振玉設法取得照片，與王國維共同考釋，其内容分爲三類：一、小學、術數、方技，二、簡牘遺文，三、屯戍。編成《流沙墜簡》一書。
1930年在甘肅居延地區發掘出土兩漢木簡一萬枚，内容大多是漢代西陲軍事駐防的薄册，見《居延漢簡甲編》。1973年繼續在居延發掘，出土木簡近二萬枚，内容除屯戍簿册外，還有其他文獻資料，見《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1959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大量竹木簡，其中有《儀禮》竹簡四百九十枚，這是研究《儀禮》版本及校勘的第一手材料，編成《武威漢簡》一書。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四千九百枚，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墨子》等殘本。《孫臏兵法》久佚，《漢書·藝文志》有《孫臏兵法》八十九篇，今整理得三十篇。在《孫臏兵法》失傳以後，有人懷疑孫武和孫臏是否各有兵書傳世，現在這個懸案得到解决了。墓中又有《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竹簡三十枚，這是現存最完整的曆譜。從這個曆譜證實漢太初前使用的是《顓頊曆》，從而可以重新推算，校正以前的漢初朔閏表。已編有《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大量帛書。計有二十六件：（1）《周易》。（2）《喪服圖》。（3）《春秋事語》。（4）《戰國縱横家書》。（5）《老子》甲本，附佚書三種。（6）《九主圖》。（7）《黄帝書》和《老子》乙本。（8）《刑德》甲、乙種。（9）《刑德》丙種。（10）《五星占》。（11）《天文氣象雜占》。（12）《篆書陰陽五行》。（13）《隸書陰陽五行》。（14）《木人占》。（15）《符箓》。（16）《神圖》。（17）《築城圖》。（18）《園寢圖》。（19）《相馬經》。（20）《五十二病方》，附佚書四種。（21）《胎産圖》。（22）《養生圖》。（23）《雜療方》。（24）《引導圖》，附佚書二種。（25）《長沙國南部圖》。（26）《駐軍圖》。從以上可見帛書内容涉及政治、軍事、哲學、醫療、天文、曆法各個方面，它豐富了古代文化史的内容，又可以作爲校勘古籍的依據。在前幾章裏，也曾提到過這方面的例子。已編《馬王堆帛書（壹）》（文物出版社）一書。
1973年河北定縣西漢墓中出土竹簡，共八種：《論語》《文子》《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五鳳二年正月六安王入朝起居記》《日書》。現正在整理，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簡報》1981年第3期。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千餘枚，有九種：《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爲吏之道》《編年記》《語書》《日書》。其中秦律幾種，爲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其中《編年記》可校《史記·六國年表》之誤。已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書。
1977年安徽阜陽西漢墓出土竹簡，有《詩經》《易經》《倉頡篇》殘本。《詩經》已整理。見《文物》1984年第8期。[31]
（二）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藏于甘肅敦煌鳴沙山石窟，幾及千年，至1899年始被發現。但這些寶貴的文獻，大部分被帝國主義分子所盜劫。英斯坦因劫走九千件，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法伯希和劫走五千件，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俄鄂登堡劫走三千件以上。日本大谷光瑞劫走三千餘件。1909年清政府去接管，在運送途中又被地方官吏劫走一部分，最後殘餘八千多卷，現存北京圖書館。有人估計遺書總數應爲四萬至五萬件。
1909年以後，伯希和曾把敦煌遺書中有關四部的照片送給蔣斧、羅振玉等人。羅氏即次第印成《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書，引起了當時學者如王國維、劉師培等人的注意，與現存版本校勘，寫成了校記、叙録等。後來劉復、向達、王重民等，先後到巴黎、倫敦抄録或攝取了四部書方面的照片。1956年王重民等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校定七十八種變文，編成《敦煌變文集》。1962年王重民將國内外所藏敦煌遺書，編成《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出版，1983年中華書局重印）。1979年王重民又將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等人及王本人所寫的叙録彙成《敦煌古籍叙録》（中華書局出版）。
目前我國已有國外所藏敦煌遺書的大部分縮微膠卷。最近組成敦煌遺書編輯組，擬先整理漢文部分中的官府檔案及四部書，在三年内編成《敦煌遺書選輯》影印本三十卷；第二步工作再做釋文及注解。臺灣已出版《敦煌寶藏》一書，擬將國内外敦煌遺書全部影印，這裏看到的已有一百六十册，尚未出全。
（三）碑刻
碑刻中的歷代石經，這是校勘經籍的重要資料，前人在這方面已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在校勘中得到充分利用。其他的碑銘、墓誌，分佈更廣，數量更多。它保存了歷史的資料，往往可以校正史籍記載中的某些錯誤，所以也是校勘的重要資料。清代有王昶的《金石萃編》，但所收録僅一千幾百件。最近重印的清末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也增補不多。臺灣印有《石刻史料新編》三十本，收辛亥以前有關石刻之書一〇二種，較爲完備。近幾十年來，在考古發掘及基本建設工地中出土的碑刻數量驚人。據專家估計，僅唐代墓誌散在全國各地已知者有一萬五千余件，其餘歷代碑刻的數量，還説不清楚。這些已經發現的碑刻，有待集中彙編整理影印，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三 本期校勘成果
以上所述的兩項，説明這七十年來在校勘的資料方面有了新的發展，爲校勘工作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這個時期的校勘成果，也相應地有了發展。經部的書在清代已由許多學者整理，基本上都有新疏，集中彙編在《皇清經解》和《續編》兩部叢書裏，所以近幾十年來經部校勘成果不多。史部則《資治通鑒》《廿四史》《清史稿》校點本的出版，是一件大的工程。子部、集部其中有些重要的書，已經有比較完善的校本。數量較多，不能一一列舉，下面只是從各方面選幾本書爲例，這幾本都是利用新資料進行校勘，而成爲目前比較完善的校本的。
（一）王國維《水經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氏此書以明朱謀《水經注箋》爲底本，對校了宋刻本（殘本），明抄本，明永樂大典本（卷一至卷二十），孫潛夫、袁壽階手校本，黄省曾刻本，吴琯本等。
《水經注》是一部古代歷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因爲時代久遠，輾轉傳抄，錯誤殘闕很多。從明代起，就有不少學者對此書校勘研究。王國維在前人校勘研究的基礎上，從事《水經注》校勘，前後經十餘年（該校本大概完成於1925年）。他掌握了目前能看到的所有主要版本，如宋刻殘本、明抄本等。正如趙萬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譜》裏説的“《水經》異本畢具於此”。這是王氏最有利的條件。王氏選擇明朱氏《水經注箋》爲底本，這也是很正確的，《水經注箋》是明刻本中最好的一個本子。再加上王氏精審校勘，所以成績巨大，超越前人，該書可以説是《水經注》校本的一個總結。
王氏不僅對《水經注》本身的校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另外寫了《宋刊水經注殘本跋》《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明抄本水經注跋》《朱謀水經注箋跋》《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等文章，對各種版本的長處、源流，有清一代學者的成就以及相互間的因襲關係，作了正確的評價，這對今後《水經注》的校勘研究也有很大幫助。
現在出版的《水經注校》，是根據吉林大學圖書館藏的王氏手校本排印的，天頭、地脚、正文旁的校記以及各種標號。均依原書地位排印，基本上保存原書的款式。整理者又加上標點，便於讀者，但標點失檢處較多。
（二）陳垣《元典章校補》，北京大學研究所1931年刊行。《元典章校補釋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年刊行。1981年，北京中國書店將兩書連同《元典章》合并重印。
《元典章》是一部有關元代典章制度的實録，過去被認爲“所載皆案牘之文，乃吏胥鈔記之條格。不足以資考證”（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爲人所重視，《四庫全書》亦僅列入存目。光緒末年（1908）沈家本重刻此書，雕版甚精，但所用底本不善，校勘不審，謬誤甚多。1925年，陳垣在故宫發見一部内府藏元刻本，即以沈刻本爲底本，用元刻本并參以幾種舊鈔本校，校得誤文一萬二千條，補闕一百零二頁，著《元典章校補》六卷，《闕文》二卷，《所訂表格》一卷。後來又從一萬二千條誤例，分析致誤原因，歸納爲四十二類，選用誤例一千餘條，并結合論述校勘方法，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亦名《校勘學釋例》。《校補》一書，用元代刻本校元代著作，這是最優越的條件，陳氏能充分利用這新發見的善本，用對校法，認真校沈刻本之誤，使今之《元典章》有一本最近于祖本的完善定本。陳氏《釋例》一書，闡述四種校勘方法之運用，發展了校勘學的理論，其對校勘學之貢獻尤爲顯著。
（三）周祖謨《方言校箋》，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
《校箋》以南宋寧宗慶元六年李孟傳刻本爲底本（即《四部叢刊》影印本），參證清代戴震、盧文弨、劉臺拱、王念孫、錢繹各本。作爲參考旁徵的三十餘種，其中有些書是清代人所未見的，如《原本玉篇殘卷》《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倭名類聚鈔》、王仁煦《切韻》、《唐韻殘卷》等。周氏對原書的訛文脱字一一訂正，羅常培在該書的序文中説：“實在不愧是‘後出轉精’的定本。”
（四）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這是敦煌變文的第一部較全的校印本。該書的主要工作在搜輯、迻録、校勘三個方面。這個集子是從二萬多件敦煌寫卷中檢出一百八十八個變文寫卷，再從中校定成現在的七十八篇變文，根據不同内容，分成三卷，這是第一步搜輯的工作。敦煌卷子是寫本，抄寫者限於文化水準，字跡潦草，有大量的錯字、别字、俗字，再以時間久遠，有殘闕、模糊不清的，所以忠實地迻録底卷，也是一項繁重的工作。這個集子的校勘，也就集中在校正誤字，俗體字，設法補上闕文。凡同一内容有幾個寫本的，多用對校，極大部分是只有一個寫本，那只能用本校和理校，都保存原字，并出校記。
據該書《叙例》説：“編者六人，每篇變文由一人負責迻録，由其餘五人傳觀傳校，提供意見，最後由迻録人總記於校記之内。故每篇後均記迻録者姓氏，以示負責。”可見編者的慎重其事。由于這是敦煌變文的第一個校印本，不可能完美無缺，必然還有未校或失校之處。《文集》出版以後，有許多學者有所補正。不久的將來，會在這本《變文集》的基礎上，彙集各家所校，加上注釋，産生一本比較完善的校釋本。
（五）張友鶴輯《聊齋志異》三會本（會校、會注、會評），中華書局1962年版。
三會本以蒲氏手稿本及鑄雪齋抄本爲底本。蒲氏手稿本於解放後發現，雖只存一半，但不失爲最可珍貴的本子，該書已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手稿所缺部分以鑄雪齋抄本爲底本。校本有乾隆黄炎熙選抄本、乾隆青柯亭刻本、乾隆王金範刻本等十幾種本子。有詳細校記，這是目前較完善的本子。
（六）《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該書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爲底本。以下列各脂評本，抄本及程甲、乙本爲參校本：
（1）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
（2）乾隆己卯冬月脂硯齋四閲評本
（3）蒙古王府本
（4）戚蓼生序有正書局石印本
（5）戚蓼生序南京圖書館藏本
（6）乾隆甲辰夢覺主人序本
（7）乾隆己酉舒元煒序本
（8）鄭振鐸藏本
（9）《紅樓夢稿》本
（10）乾隆辛亥程偉元初排活字本（程甲本）
（11）乾隆壬子程偉元第二次排活字本（程乙本）
凡屬底本明顯的衍奪訛舛者，據參校本增删改乙，凡改動底本之處，均作出校記，凡底本文字可通者，悉仍其舊。
這個校本用庚辰本爲底本是可取的，因爲庚辰本是諸本中抄得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一種，它雖然有少量殘缺，但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經後人修飾增補。該校注本用了十餘種本子參校，凡是目前能見到的重要本子都搜集到了，在這一點上，該書就勝過了以前的校本。
（七）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
該書以王先謙重刊紛欣閣本爲底本，紛欣閣本系清道光間周心如用明嘉靖袁褧嘉趣堂本重雕，而袁本據宋陸游刻本重雕。今再用日本藏唐寫本《世説新語》殘卷、日本《尊經閣叢刊》影宋本、袁本、沈寶硯本對校，有校記。日本唐寫本，羅振玉曾影印，此殘卷僅存《規箴》《捷悟》《夙慧》《豪爽》幾篇，文字勝於宋本。唐寫本及日本影宋本均爲前人未見的新資料。余氏爲當代目録學、校勘學專家，再掌握這些新資料進行校勘，該書宜爲目前最完善的校本。
（八）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唐代詩人王梵志的詩集早已散佚，在唐宋人的詩話筆記中偶有引到，清代編《全唐詩》也没有收王梵志的詩。在敦煌遺書中發現王梵志詩的寫卷，才引起學者注意。1925年劉復《敦煌掇瑣》和1935年鄭振鐸《世界文庫》裏收録了一些王梵志的詩，但都是不全的。隨着敦煌學研究的深入，現在已經發現敦煌遺書中王梵志詩共有二十八種，可見王梵志詩在當時民間影響之大。張錫厚的《校輯》，就是依據敦煌二十八種不同寫本以及散見於唐宋詩話筆記内的佚詩，經過鈎沉輯佚、校勘考釋，編輯而成的，凡六卷，三三六首。像這樣系統地從敦煌遺書中整理出詩人的全集，在目前還是不多見的。但因敦煌寫卷誤字俗字較多，張氏《校輯》尚有失校誤校之處，可參看項楚《〈王梵志詩校輯〉匡補》。[32]
（九）孫欽善《高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該校注本以明覆宋刻本《高常詩集》十卷本爲底本，校本有清影宋抄本十卷本，明銅活字八卷本，明張遜業輯校、黄埻刻《十二家唐詩》中《高常侍集》二卷本，敦煌寫本殘卷《高適詩集》（四十八首），敦煌殘卷《詩選》本（五十餘首）。這些敦煌寫本，雖不完整，但保存了最早的版本，具有極高的補遺和校勘價值。這個校注本是目前《高適集》最完善的校本。
（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
該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印出版的《高麗新藏本》（1236）爲底本，這是目前所見最早而且首尾完整的刊本。校勘所用的本子有十幾種，其中最主要的，如《敦煌甲本》殘本（倫敦博物院藏）、《敦煌乙本》殘卷（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北宋崇寧二年福州等覺禪院刊本殘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等。
據該書《校勘例言》云：“校勘參酌諸本，擇善而從，不盡拘囿於底本，改字之處，必説明原本作某，從某本改，以便覆核。不能作决定者，則并存異文。異文顯著謬誤者，擯棄不録。”
《大唐西域記》是研究中亞、南亞地區古代史、宗教史、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文獻，是一部稀世的奇書。我國過去由於條件的限制，對這部書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所以今天對《大唐西域記》進行校勘、注釋，確是一項繁重的工作。該《校注》本由許多專家分工合作負責，參考了大量的中外文資料，從1977年開始到1985年才告完成。這是目前最好的一本校注本，從校勘學的角度來説，是近年來一項重要的成果。
1981年5月、7月，陳雲同志曾先後兩次指示要把古籍整理抓緊抓好。同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理我國的古籍的指示》，國務院組織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提出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規劃。現在已將規劃中規定的項目，分頭落實到單位或個人。全國各高等院校也積極開展古籍整理工作，爲了培養專門人才，有的院校設古文獻整理研究所。可以預期，我國古籍整理工作，將以空前的規模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校勘工作以及校勘學研究，也必將隨着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而更深入地發展。
【注释】
[1]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321頁。
[2]《漢書補注》，中華書局版，第906頁。
[3]《師石山房叢書·别録佚文》。
[4]王先謙：《漢書補注》，第869頁。
[5]胡培翬：《儀禮正義》，例（1），卷二第74頁；例（2），卷二第83頁；例（3），卷三第24頁；例（4），卷三第31頁。
[6]胡培翬：《周禮正義》，例（5），卷十四第9頁；例（6），卷七第16頁；例（7），卷九第11頁；例（8），卷八第21頁。
[7]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545頁。
[8]段玉裁：《經韻樓集》，清道光刊本，卷八第5頁。
[9]《淮南子》，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例（10）第2頁，例（11）第35頁，例（12）43頁，例（13）第229頁，例（14）第108頁，例（15）第104頁。
[10]阮元：《十三經注疏》，例（16）第2468頁，例（17）第2464頁，例（18）第2509頁。
[11]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四，例（16）第2頁，例（17）第2頁，例（18）第15頁，例（19）第3頁，例（20）第5頁，例（21）第6頁。
[12]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第4頁。
[13]王先謙：《漢書補注》，例（22）第29頁，例（23）第30頁，例（24）第56頁，例（25）第58頁。
[14]顔師古：《匡謬正俗》，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小學彙函》本，卷五第44頁。
[15]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例（27）第1頁；例（28），卷四第11頁；例（29），卷五第3頁；例（30），卷五第1頁。
[16]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引《江西通志》。
[17]李昉等：《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5256頁。
[18]顧廣圻：《思適齋集》，《春暉堂叢書》本，卷十五第10頁。
[19]清代學者均以劉績是明代人。據郭沫若考證是遼人，見《管子集校·叙録》。今仍從舊説。
[20]郭沫若：《管子集校》，例（32）第35頁，例（33）第651頁，例（34）第354頁，例（35）第1069頁，例（36）第748頁，例（37）第579頁，例（38）第480頁。
[21]《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川隱居校本，卷四，第7頁。
[22]顧炎武：《日知録》，例（39）六，第125頁；例（40）六，第124頁。
[23]阮元：《皇清經解》，例（41），卷五第18頁；例（42），卷五第18頁。
[24]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第67頁。
[25]阮元：《皇清經解》，例（45），卷八一第2頁；例（46），卷八一第3頁；例（47），卷八二第1頁。
[26]阮元：《皇清經解》，卷五二，《鍾山札記》第2頁。王引之：《經義述聞》，第415頁。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69頁。
[27]阮元：《皇清經解》，卷五二第2頁。
[28]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第39頁。
[29]鈕樹玉：《段氏説文注訂》，《叢書集成》本，第1頁。
[30]章學誠：《校讎通義》，道光刊本，卷一第12頁。
[31]關於竹木簡和帛書出土情况，參考《我國古代竹木簡發現出土情况》一文（《文物》1981年第1期）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一書，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32]項楚：《〈王梵志詩校輯〉匡補》，《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