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幾章是談校勘的對象，即説明古書中哪些地方須要校勘。這一章談校勘方法。校勘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前人所用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對不同的古籍以及不同的錯誤，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陳垣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中，將校勘的基本方法概括爲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極爲周密。在實踐中，這四種方法又經常配合運用，互相補充，所以又有綜合校勘法，共有五種。
第一節 對校法
對校法是用同書别本互校的校勘方法。在《緒言》中提到劉向《别録》所説的：“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這就是對校法。這是校勘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種方法。
進行對校法，首先要廣泛搜集同書别本。别本，包括手稿、古鈔本及各種刊本。在這些本子中選擇一本錯誤較少的本子作爲底本，然後用其他本子校勘。這裏舉幾個采用對校法的典型例子。
清代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和《十三經校勘記》二百一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這是清代校勘史上一部卓越的著作。阮氏采用的基本上是對校法。兹以《毛詩正義》爲例。阮元所搜集《毛詩》各本如下：
經本二：唐石經，南宋石經殘本。
經注本三：孟蜀石經殘本，宋小字本，重刻相臺岳氏本。
注疏本四：十行本，閩本注疏，明監本注疏，汲古閣毛氏注疏。
引用諸家：陸德明《毛詩音義》，山井鼎《考文毛詩》，浦鏜《毛詩注疏正誤》等。[1]
當時需要重刻的是《毛詩正義》，即包括《詩》、毛傳、鄭箋、孔疏四部分。所以必須在注疏本中選擇一本錯誤較少的本子，阮氏即以宋刻十行本爲底本。用其他各本校其異同。阮元刻的《毛詩正義》用十行本，凡是該本與其他各本有異文的，在字旁加▲符號，并一一在《校勘記》中説明。如：
（1）《詩·鄭風·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馬。”毛傳：“叔之從公出也。”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校勘記》：“‘大叔于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阮氏不從唐石經等作“大叔于田”，而從陸氏《經典釋文》作“叔于田”。這是正確的。
（2）《詩·魏風·園有桃》：“知者，謂我士也驕。”鄭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謡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
《校勘記》：“‘不我知者’，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2]
阮氏從宋十行本、唐石經、小字本等作“不我知者”，這是合乎先秦句法的。
清黄丕烈是一位校書專家，他刻的《國語》也是采用對校法。他以宋明道二年本爲底本，他刻的也全照明道本。用當時盛行的宋公序《補音》本及其他各本對校。寫《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把各本異同載於《札記》，并加上按語，斷定是非。如：
（3）《國語·周語三》：“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臘毒。”
《札記》三：“惠棟云：‘《漢書》同。《補音》（顛）作僨。’丕烈按：高誘注《吕覽》、李善注《文選》皆引作顛。公序定爲僨，音方問反，非也。錢（大昕）先生曰：‘僨，蓋慎之訛，顛、傎古通用字。’”黄丕烈認爲應作顛，《補音》作僨，是訛字。
（4）《國語·晉語三》：“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
《札記》九：“（徵）當依别本作微。丕烈按：此以威、懷、歸、猗、違、哀、微、依、妃爲韻。韋解‘無有微者亦亡，謂子圉也’，是讀微爲尾而解之也。微、尾古同字，孳尾爲字微，微生爲尾生，皆其證也。劉向《列女辨通傳》云：‘有龍無尾者，無太子也。’亦以尾爲子，義與此同矣。”[3]
按例（3）黄氏用宋明道本；例（4）用公序本及其他各本。
魯迅先生曾經校勘《嵇康集》，也用對校法。他以明吴寬叢書堂鈔本爲底本，用明嘉靖黄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張燮本、程榮本及各家注本、類書等比勘。各本異同悉詳注于正文之下。如：
（5）《秀才答四首》（録第二首爲例）：“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黄程二張本作“義”，《詩紀》同，惟汪本與此合〕行，時逝〔各本作“游”，《詩紀》同〕則鵲起。達者鑒通機〔各本作“塞”，《詩紀》同〕，盛衰爲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驅任世度，至人不私己。”[4]（原書直行，注雙行。今注改用〔 〕表示。）
上邊提到的采用對校法的三個校刊本，都是最精的校本。對校法有兩個主要的作用：
一、從對校中可以發現古書中的錯誤。校勘工作的首要條件是發現錯誤。知道書中有錯誤，才能去校正錯誤。怎樣才能發現錯誤呢？有兩種情况：一種是錯誤非常明顯，憑主觀就能看出來的。如：
（6）《王梵志詩校輯》：《大有愚癡君》詩：“錢財奴婢用，任將别經紀。”《校記》：“經原作絰，據文義改。”
（7）同上《獨自心中驟》詩：“獨自心中驟，四面被兵圍。向前十道税，背後鐵鎚鎚。”《校記》：“税原作作棁，據文義改。”[5]
凡文句通俗淺顯，其中如有錯誤，校者雖無别本對校，亦可依上下文義校改。
另一種錯誤，不明顯，須用另一個本子對校才能發現，特别是一些脱文。如：
（8）《孫子兵法·計》：“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按銀雀山竹簡本在“遠近”前有“高下”二字。各本均無。《孫子》對地形高下特别重視，當依簡本補。[6]
（9）《抱朴子内篇·道意》：“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絶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宋浙本‘息’下有‘卒如頗嚴，而實善政’。‘姓’下有‘病必親醫藥，勉（免）强死之禍，省其大費，救其困乏’四句。當據補。”[7]
以上二例，原來文通字順，看不出錯誤，只有通過對校，才能發現有脱誤，然後依善本補正。
二、對校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作爲改正錯誤的有力證據。根據各種充足的理由，校正了古書中的錯誤，如果再通過對校，用同書别本作證，那才有了書本可靠證據。如：
（10）《爾雅·釋詁下》：“棲遲憩休苦齂呬，息也。”郭璞注：“棲遲，游息也。苦勞者，宜止息。”
按郭注爲“苦勞”作注，則似《爾雅》文本有“勞”字，但如果没有别本作證，也只能存疑而已。今見敦煌《爾雅》殘卷（伯3719）正作：“棲遲憩休勞苦齂呬，息也。”可證《爾雅》有“勞”字，郭氏所見的本子，尚未脱“勞”字。這裏敦煌本是一個有力的證據。[8]
（11）《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濕。”郭璞注：“《公羊傳》曰：‘下平曰隰。’”
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濕者，當作隰，字之誤也。”但當時没有書證。今敦煌《爾雅郭璞注》殘卷（伯2661）作“下者曰隰”，這可以助證郝氏之説。
《儀禮》傳本多訛字，歷代學者每據全經禮例，頗有改正，但也有人以爲無書本根據，以改經爲病。1959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儀禮》竹木簡四百餘枚。這是今日能看到的最早的寫本，簡本字句與今本有不同，有的即可依此判斷前人校勘之是非。近人沈文倬《簡本證禮家校勘精義述評》一文，專論此事。兹録其一則爲例，説明用善本對校之作用。
（12）《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據注則“素食”上疑非“飯”字。敖繼公據之謂“《傳》之飯似當作反”。至盧文弨撰《儀禮注疏詳校》，復證之云：“《白虎通》正作反，俗本訛作及。”“飯”之作“反”可論定矣，而諸家猶有未信者。胡培翬《正義》云：“鄭注或本《白虎通》之義，但此《傳》自作飯，與《論語》‘飯疏食’文法一例。”今得漢簡《喪服傳》乙本“飯”正作“反”，則今本作“飯”爲後人臆改，夫復何疑！[9]
對校法具有以上兩個作用，所以我們説，對校法是校勘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種方法。
在運用對校法時要注意一個問題，即不能盲目信古。一般説古本要比後來的本子錯誤少一些，因爲傳鈔翻刻愈多，那么錯誤也愈多。但不能以爲古本一定是正確的。有人迷信宋刻本，其實宋代人就不信當時的刻本。陸游《跋歷代陵名》説：“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10]
宋刻本有錯誤，如阮元刻《十三經注疏》均以宋本爲底本，但在《校勘記》中校正了宋本無數的錯誤。這是明顯的事實。唐石經、唐寫卷子等，當然比宋刻更珍貴，但同樣有錯誤。阮元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中，有時認爲石經無據，而仍從宋刻本。如：
（13）《詩·小雅·何人斯》：“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校勘記》：“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按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11]
阮元因爲找不到充足的理由來證明唐石經無“其”字是正確的，所以主張保留不改，仍用原來各本。這樣處理是正確的。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録》裏也談到這一條，他認爲當從石經無“其”字。提出兩個理由：一、《卷耳》和《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與“云何盱”同，即三字爲句，未始不可。二、鄭箋云“于女亦何病乎”，既“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12]其實這兩點理由是不充足的。一、從文法句式講，“云何其盱”與《唐風·揚之水》“云何其憂”完全相同，都是四字句。二、鄭箋未及“其”字，“其”在這裏本是助詞，不爲義，所以箋未及。如鄭箋在《揚之水》“云何其憂”下，也只説“言無憂也”，亦未及“其”字。錢氏這兩點説服力不强，所以阮氏不用石經，仍用宋本有“其”字。這類例子在阮氏《校勘記》中很多。
唐寫卷子有錯誤，這也是事實。如張舜徽《廣校讎略》：“嘗取二徐所校《説文解字》以與唐寫本木部殘卷對勘，則唐寫本有衍字，有脱句，有訛體，有倒文，凡此悉必據二徐本訂正之，文誼始全。”[13]
周祖謨《爾雅校箋》用敦煌唐寫本《爾雅》兩種殘卷校宋監本，有的可用唐寫本校正後來的本子的訛誤，但也有不少地方，後來的本子不誤，而唐寫本是錯誤的，[14]這裏不再一一舉例。
安徽阜陽漢簡《詩經》（簡稱《阜詩》），這是目前最古的《詩經》寫本，在校勘上當然有很高的價值，但是《阜詩》同樣也有誤字、衍文。如《詩·邶風·簡兮》“山有榛”，《阜詩》（S040）作“山有業”，這“業”字顯然是“”字之誤。《説文·木部》：“，果實如小栗。從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栗。”（側詵切）又，“榛，木也。一曰菆也。”（側詵切）是“”爲榛栗之本字，今常用“榛”字。《阜詩》作“業”，因與“”形近而誤。又《詩·衛風·木瓜》三章均有“非報也”一句。《阜詩》有兩章作“匪報也”，與今本同，而有一章作“匪報之也”（S076），此“之”字應是衍文。[15]
著者自己的手稿本應該説是最可信的，但也會有脱誤。如《聊齋志異》在解放後發現了蒲氏的手稿本，這當然非常珍貴，可以根據手稿校正今本許多錯誤。但手稿也有明顯的誤脱，要用後來的抄本、刻本校正。例詳《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後記》。[16]
以上引了這些例子，不是説古本不珍貴，而是説明在校勘時，要正確對待古本，不能絶對信任，要實事求是。
第二節 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書校本書的校勘方法。上邊“緒言”中提到的劉向《别録》所説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這可能是指本校法。在没有同書别本可以對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種好方法。根據本書的上下文義，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詞語等，校勘本書的錯誤。例如：
（14）《墨子·法儀》：“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
俞樾《諸子平議》卷九：“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
（15）《莊子·刻意》：“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俞樾《諸子平議》卷十八：“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17]
上邊這兩個例子是根據本書它篇或本篇的相類句式，校正句式之誤。
（16）《管子·八觀》：“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
《管子集校》：“劉績云：‘天下當作天財，乃字之誤也。’維遹按：‘劉説是也。《立政篇》‘天財之所出’，《國蓄篇》‘天財之所殖’，《地數篇》‘請問天財所出’，文義并同，是其證。’”[18]
（17）《楚辭·離騷》：“乃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聞一多《楚辭校補》：“案‘猶其’二字當互乙。上文‘雖九死其猶未悔’，‘唯昭質其猶未虧’，‘覽余初其猶未悔’，‘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并作‘其猶未’可證。王注曰‘然年時亦尚未盡’，正以‘尚未’釋‘猶未’，是王本未倒。”[19]
（18）《賈誼新書·審微篇》：“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
陶鴻慶《讀諸子札記》十：“逐奸二字，義不可通。‘逐’蓋‘起’字之誤。《鑄錢篇》云：‘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是其證。”[20]
以上這幾個例子是根據本書的他篇或本篇的用詞之例，校正誤字或倒置的。
（19）《逸周書·柔武》：“靡適無□，勝國若化，不動金鼓。”
王念孫《讀書雜志·逸周書第一》：“‘靡適（原注：與敵同。）無□。’念孫按：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適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户’、‘宇’、‘輔’、‘土’爲韻。以是明之。”[21]
（20）《逸周書·武穆》：“等之以□禁，成之以□和。”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卷四：“闕處疑是‘九禁’與‘五和’。‘九禁’見《大開篇》，‘五和’見《大開武篇》。”[22]
以上這兩個例子，是根據本書中他篇的用詞來填補闕文。
（21）《漢書·高帝紀上》：“祀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
顔師古注以“釁鼓”絶句，也有人認爲應於“釁鼓旗”絶句。這兩説似乎都通。但據《漢書·郊祀志》云：“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色上赤。”[23]則顔氏句讀誤，應於“鼓旗”絶句。這就是依賴本校法，解决了句讀問題。
本校法也比較可靠。因爲一本書有一本書的體例，一個作者的用詞造句也有一定的時代性。雖不是直接的原文對校，可是用本書校本書，也是比較接近於直接的。要采用本校法，必須對本書前後融會貫通，才能達到左右逢源。
第三節 他校法
他校法是用他書校本書的校勘方法。所謂他書，範圍是很廣的，如内容相近的同類的書，本書有引用他書的，或他書有引用本書的，或同記一事的。這些都可以用來作他校的資料。上文“補闕”一章裏談到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四種，它的語句與現存的古籍如《管子》《鶡冠子》《國語·越語》等二十餘種有相類似之處。用這些書來補闕，這就是他校法。張舜徽《廣校讎略》有一節論“取相類之書對校”，就是指他校法。摘録於下：
（22）校書首貴廣羅異本，其次莫若采相類之書以比勘其異同。如讀《逸周書·時訓篇》，則凡《吕氏春秋》十二月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篇》，皆可供吾校勘之資。讀《墨子·所染篇》，亦可取《吕覽·當染篇》校勘。此皆篇題相似，而所載大同者也。他若《逸周書》有《官人篇》，《大戴禮記》亦有《官人篇》，《荀子》有《勸學篇》，《大戴禮記》亦有《勸學篇》，題既無殊，文亦少别，足供取證，爲用更多。若夫文辭全同，篇題有别，分之則各載本書，合之則固爲一物，左右采獲，彼此對讎，斯又校勘家之依據也。荀卿之書，與兩戴《禮記》相表裏，自《勸學篇》與《大戴記》全同外，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記·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哀公問五義篇》出於《哀公篇》。兩兩相校，則文字章句間固有合有不合，學者宜擇善而從，又未可囿於經子畛域，而妄分軒輊矣。非特諸子之書可用以校經也，史官所載，亦有同於傳記者，取彼證此，爲益無方。《大戴禮記·禮察》《保傅》兩篇，《漢書·賈誼傳》悉有之，蓋原爲賈生《陳政事疏》之文，而見録於禮家者也。《禮察篇》：“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功”作“公”，以文義繩之，則《漢書》是而《戴記》非也。下文又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漢書》“積”下有“漸”字，以文義繩之，則《戴記》顯有脱字也。《漢書》“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句下，直總結之曰：“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從字順，辭氣安雅。而《保傅篇》於其間多出“食以禮，徹以樂”以下一百九十五字，反致上下文意滯塞難通。其中大段文字，既稱引明堂之位，蓋即《漢志》所録《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之文，初爲旁注，後乃竄入正文者。使非《漢書》具存，將何以訂《大戴禮記》之失？舉一反三，無煩悉數。可知相類之書，有明見於篇題者，有不見於篇題者，要非博稽廣攬，融會錯綜以推尋之，固不足以校其同異，定其是非也。[24]
下邊是據《大戴禮記·勸學》校正《荀子·勸學》的例子：
（23）《荀子·勸學》：“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王先謙《荀子集解》：“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韓詩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25]
《史記》與《漢書》有同記一人、同載一事者，而且《漢書》每多采自《史記》，所以《史記》是校《漢書》的重要資料。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中用《史記》校正《漢書》者很多。今舉《漢書·李廣利傳》一例。張元濟《校史隨筆》亦轉引王氏此例，并排列兩書異同，較爲明顯。兹録張氏文如下：
（24）《校史隨筆·漢書》：《李廣利傳》有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八字。景祐本與監本、汲古閣本、殿本均同。蓋沿誤久矣。王念孫《讀書雜志》依《史記·大宛傳》改正如下：
景祐本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也。（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王氏改正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爲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原文文義不順，察其字體，并無顧千里所謂補版及剜損之跡，蓋原本如此，豈余靖等未曾刊正邪！[26]（按余靖是宋景祐本之校刊者。）
前人常用本書之古注校本書，這是他校法中最好的依據。因爲古注所據的本子較早。有的正文已誤，而古注未誤，即可據古注訂正正文。如高誘注《淮南子》，則所據之本最遲不會晚于東漢末。這裏舉王念孫據高誘注校《淮南子》一例：
（25）《淮南子·原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
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内篇第一》：“高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按：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脱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争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内‘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27]
這種訂正都是十分精確可靠的。
凡是古類書及文集古注，有引用本書的語句的，這也是他校法的重要依據。如聞一多《楚辭校補》據他的《校引書目板本表》所載，他引用類書及文集注作爲校勘資料者，有五十七種。校勘資料愈多，就愈容易發現問題。這裏選用《楚辭校補》兩個例子。
（26）《楚辭·九辯》：“惆悵兮而私自憐。”
《楚辭校補》：“按，‘而’字疑衍。句中‘兮’字本兼具虛字作用。‘惆悵兮私自憐’，猶‘惆悵而私自憐’也。《文選》孫子荊《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詩》注、陸士衡《挽歌》注、張平子《四愁詩》注引并無‘而’字。（原注：《西征賦》注引又有‘而’字，無‘兮’字，正以此‘兮’字本具‘而’之作用，故誤之。）”
（27）《楚辭·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楚辭校補》：“按，古言‘天有十日’，更番運照。則一時仍只一日，此猶常態也。又言‘十日并出’（《莊子·齊物論篇》《淮南子·本經篇》《御覽三》引《逸周書》），則十日同時俱出，故其爲熱酷烈，異于常時。此曰‘流金鑠石’，似‘代’當爲‘并’之訛。‘十日并出，流金鑠石’，猶《淮南子·本經篇》言‘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也。今本作‘代’，或後人習聞代出之説而妄改。《類聚》一、《白帖》一、《御覽》四、《合璧事類前集》一一、《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草堂詩箋》二八雷箋、《五百家注韓集》五、盧仝《月蝕詩》孫注引俱作‘并’，可據以正今本之誤。”[28]這裏聞氏引用了七處類書或古注，證‘十日代出’爲‘十日并出’之誤。
下邊這個例子也是用他校法，用了兩個例證，一個是後人的引文，另一個是類書。
（28）南朝齊孔稚珪《北山移文》：“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徐復《讀〈文選〉札記》：“往年黄季剛先生講授《文選》，疑‘驛路’蓋本作‘驛霧’，馳、驛詞性相同，驛亦馳也。謂王勃《乾元殿賦》：‘尋出縋嶺，驛霧馳煙’，即本於此。其説爲前人所未發，亟録之以俟更證。嗣在重慶時閲影宋本《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金陵地記》，所舉孔文首四句，正作‘馳煙驛霧’，知宋人所見本，尚有不誤者，可用以證成師説，洵屬快事。”[29]
在用他校法時，應正確對待古類書及文集古注。這種書是他校時的參考資料，但决不能盡信。因爲古人所編類書，所注文集，在引書時往往很隨便，有的約取其辭，有的節用書意，不盡如原文。所以在運用這些資料時，要十分慎重，特别只有一個例證時，更不能盡據以改正原文。像以上這些例子，都是在一條裏舉了幾個例證，那可靠性就强了。
凡是在没有條件用對校法、本校法的情况下，他校法是十分需要的。陳垣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
（29）《元典章校補釋例》卷六：《元典章》有一處云“蕁麻林納尖尖”，元刻本、沈刻本同。另一處作“納失失”，元刻本、沈刻本同。其中必然一是一非。陳氏云：“欲證明此‘納尖尖’、‘納失失’之是非，用對校法不能，因沈刻與元刻無異也。用本校法亦不能，因全部《元典章》關於‘納尖尖’、‘納失失’止此二條也。則不得不求諸《元典章》以外之書。《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國俗舊禮條：‘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卷七八《輿服志》冕服條：‘玉環綬，制以納石失。’注：‘金錦也。’又‘履，制以納石失。’《輿服志》中‘納石失’之名凡數見，則《元典章》‘納失失’之名不誤，而‘納尖尖’之名爲元刻與沈刻所同誤也。”[30]
第四節 理校法
理校法是以充足理由爲依據的校勘法，也稱爲推理校勘法。推理即指演繹、歸納、類比等推理。運用這些推理，除了它各有一定的形式規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具有充足的理由。這裏所説充足理由是多方面的，如文例、文字、音韻、訓詁、語法、歷史、制度等，都可以用來作爲充足理由，訂正書中的錯誤。所舉的理由愈充足，勘正的可靠性愈强。舉幾個例子：
（30）《詩·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孔穎達《毛詩正義》：“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阮元《校勘記》云：“正義之説是也，此爲字之誤。”[31]
這裏孔氏舉了兩個理由來證明“息”爲“思”字之誤。一、毛傳先訓“思”，後訓“漢上”；二、詩的用韻體例。
（31）《三國志·吴志·吕蒙傳》：“此子敬内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第1281頁）
吴金華《〈三國志〉考釋》：“朱起鳳《辭通》：‘苟爲苛字之訛，形相涉也。’謹按：‘苟責’似爲不辭。朱氏以形誤説之，是矣。漢隸‘苛’作‘’，訛而爲‘苟’。《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經典釋文》：‘苛，本作苟。’今知‘苛責’亦魏晉俗語。《方言》卷二：‘小怒曰齗，陳謂之苛。’郭璞注：‘相苛責也。’字多從口作‘呵’，《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吾數呵責，遂更忿恚。’（第143頁）又《賈逵傳》注引《魏略》：‘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第483頁）又注引《魏略列傳》：‘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第485頁）又《趙儼傳》：‘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促救。’（第670頁）字或從言作‘訶’，本書《顧雍傳》注引《江表傳》：‘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第1127頁）均其例。”[32]
這是先從字形證苟爲苛之誤，再從訓詁説明“苛責”即“呵責”。是魏晉習用之語。作“苟責”是誤字。
（32）《漢書·高帝紀》：“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一》：“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原注：《史記·封禪書》同）。”[33]
這是從語法説明“所殺者”的“所”是衍文。
（33）陳垣《史諱舉例》卷四，因避諱改而致誤例：“《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深明，名元亮。’上‘淵’字亦當爲‘深’，後人回改。《宋書》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甚顯白。《南史》原文必與《宋書》同，但避諱改‘淵’爲‘深’耳。後人校《南史》者不察，遂傳寫顛倒如此。”
又因避諱一書誤爲二書例：“《宋史·藝文志》經解類有顔師古《刊謬正俗》八卷，儒家類又有顔師古《糾謬正俗》八卷。此書本名《匡謬正俗》，宋人避諱，或改爲‘刊’，或改爲‘糾’，其實一書也。”[34]
這兩個例子是從古人避諱的事實，而勘正書中錯誤。
陳垣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論“理校法”，極爲精闢。他説：“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昔錢竹汀先生讀《後漢書·郭太傳》‘太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段，疑其詞句不倫，舉出四證。後得閩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爲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諸本皆攙入正文，惟閩本獨不失其舊。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復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爲不可及。經學中之王、段，亦庶幾焉。”[35]這是陳氏極爲寶貴的經驗之談。
薛正興在《談王念孫的推理校勘》一文中説：“王氏的高明處，不在於‘照本改字不訛不漏’，正是在缺乏對證的情况下，使用理校法，去發現并校正書中的錯誤。儘管當時限於條件，缺乏資料來直接證成王氏之説，但是，由於他推理時邏輯的嚴密，論證中類例的可靠，王氏的校正充滿真知灼見，令人十分信服。隨着時間的推移，新的資料（或實物）陸續有所發現，用來與王氏校勘相對照，竟然若合符節！ 對此，我們不能不驚歎王氏理校之精審。”薛文并舉了八個例子。下面選録兩個例子和他的按語：
（34）《管子·白心篇》：“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讀書雜志·管子七》：“念孫案：‘任’即‘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尹知章）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仕、子、友爲韻。”
“這一條既有衍文，又有誤字，王念孫從文字形體、用韻通例兩方面作比較，勘正了文字。當時無任何資料可供對勘，只能以理校之。從韻例來看，仕、子、友同屬古韻之部爲韻，‘任’屬古韻侵部，作‘仕任’則失韻矣；‘任’與‘仕’形體相似，‘任’當爲‘仕’之誤字而衍。‘交’屬古韻宵部，作‘交’則失韻矣；‘交’當爲‘友’字形似而訛。王説是可信的。近年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第三種古佚書《稱》中作：‘不士（仕）于盛盈之國，不嫁子于盛盈之家，不友□□□易之〔人〕。’作‘士（仕）’而不作‘仕任’，作‘友’而不作‘交’，正可以作爲王説的有力佐證。”
（35）《晏子春秋·内篇諫下》：“古者之爲宫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
《讀書雜志·晏子一》：“孫（孫淵如）曰：‘謂字疑誤。’念孫按：‘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識，調也。’今本調作謂）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遵道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籍斂和乎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王念孫根據文字、義訓兩方面進行分析，推斷‘謂’字爲‘調’字形似而誤。一、若作‘謂’字，則文義窒礙不通，故孫淵如已疑‘謂’爲誤字，但不知爲何字之誤；二、‘謂’與‘調’，字形相似，有致誤的可能，且有類例；三、作‘調’字，訓作‘和’，則文從字順，意義明暢。王氏所校，當時雖無舊本可供對證，但其説有理，可謂真知灼見。近年出土的山東銀雀山漢墓竹簡《晏子春秋·内篇諫下》，這句正作‘節於身而調於民’，與王校若合符節。近人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云：‘洪（頤煊）云：《爾雅·釋詁》“謂，勤也”。黄（以周）蘇（輿）説同。純一案：《墨子·辭過篇》：“是故聖王作爲宫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故節於生，誨於民。”誨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此“節於身”即“儉於家”，“謂於民”即“勤於邦”，蓋禹法也。’張氏校注不從王説，而依誤字曲爲之解，殊失文義。
由念孫校正《晏子》，以此推闡，我們還可以校正《墨子》書中的一處錯誤。《墨子·辭過》：‘是故聖王作爲宫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生，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正興按：《墨子》這一段與上述《晏子》一段文義正相似。彼作‘故節於身謂於民’，念孫已校定‘謂’字爲‘調’字形似而誤，并爲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證實；此作‘故節於身誨於民’，其中‘誨’字亦當爲‘調’字形似而訛，是涉同篇下文‘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二‘誨’字而誤書。因校注《墨子》書者，對‘誨於民’句，習焉不察，未加理董，故今順帶校正，并附識於此。”[36]
段玉裁也精於校勘，下面選幾則他用理校法而今得古本確證的例子：
（36）《詩·陳風·墓門》：“夫也不良，歌以訊之。”毛傳：“訊，告也。”
段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説文》：‘誶，讓也。從言，卒聲。《國語》曰誶申胥。’《廣韻·六至》誶下引《詩》‘歌以誶之’。按：誶、訊義别，誶多訛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説文》引《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賴王逸《離騷》注及《廣韻》所引可正其誤耳。《廣韻》引‘歌以誶止’，今本止訛之。《列女傳》作‘歌以訊止’，訊字雖誤，止字尚未誤。”[37]按近年安徽阜陽漢墓出土《詩經》竹簡，作“□□椊止夫也□□歌以誶□”[38]，則段氏以爲應作“誶”，得到了確證。
段氏花費了畢生的精力，著《説文解字注》。同時人王念孫極爲推崇此書。王氏在序裏説：“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但也有人以爲段氏自信太過，憑臆多改許書。可是張舜徽以段注木部與唐寫本木部殘卷核對，則段注所改與唐寫本合者甚多。今節録張氏所述於下：
（37）《廣校讎略》卷四：“嘗取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以校段注，則段氏所改易而與唐本暗合者，實不可勝數。有徑改説解中全誤之字者：楗，二徐本作‘限門也’，段改限作歫；栅，二徐本作‘編樹木也’，段改樹作；棊，二徐作‘博棊’，段改博作簙，是也。有正形近之訛者：，二徐本作‘積火燎之也’，段改火作木；櫪，二徐本作‘櫪，椑指也’，段改椑作柙，是也。……凡此皆獨出己見，是正訛誤，與唐人寫本若合符契。”[39]
段氏著《古文尚書撰異》，勘正今本誤字甚多。其中有當時僅憑理校，無别本可以印證，但今與敦煌《尚書》殘卷相對照，每多符合者。説詳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40]這裏不再舉例。
以上是用清代段、王二大家校勘的事例，説明理校是最高妙的校勘方法。那末爲什麽又説它是最危險的校勘方法呢？因爲理校不憑本書别本爲根據，而以各種理由爲依據。如果所舉理由不充足，僅憑主觀想法校勘，這就會産生以不誤爲誤，或以誤改誤等情况，則愈校而錯誤愈多。校書中以臆妄改的例子很多。這裏舉《遼史》一例：
（38）張元濟《校史隨筆·遼史》“鈎魚”條大意説，《遼史》元刻本常言“鈎魚”，如《紀第一》：“太祖九年十月，鈎魚于鴨渌江。”《蕭奉先傳》：“上幸混同江鈎魚。”全書凡二十二見。但是殿本、南監本都作“釣魚”，只有北監本有一處作“鈎魚”。究竟應作“鈎魚”，還是“釣魚”呢？後檢《遼史拾遺》引程大昌《演繁露》，才知作“釣魚”之誤，應作“鈎魚”。“鈎魚”是遼時王室的一種盛禮。天寒時，設帳於冰上，鑿冰取魚，謂之“鈎魚”。由於後來校者習見“釣魚”，不明“鈎魚”之制，憑主觀就把“鈎魚”均改爲“釣魚”。[41]
我們曾對高亨《老子正詁》（重訂本）中有關校勘的注釋，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統計該書采用四種校勘法所得的結論，與帛書《老子》甲乙本的符合情况，見下表：
續表
説明：這裏一百三十條包括高氏自己的意見和同意前人校勘的意見。
帛書《老子》甲乙本，當然不能説完全符合《老子》原本，但究竟是秦漢間的本子，應該説是比較接近原本的。用它來比較，大致可以衡量校勘正確性的程度。
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看出，《老子正詁》作者較多用的是對校和理校，其他兩種數量太少，所以不再計算它的符合率。對校的符合率比較高，理校的符合率非常低，二者成爲明顯的對照，所以從一般人來説，理校是一種最危險的校勘方法。陳垣説：“若《元典章》的理校法，只敢用之於最顯然易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藉口理校而憑臆改也。”[42]
這裏再可以舉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説明理校法用得不好，是十分危險的。前邊説王念孫是清代訓詁學大家，也是校勘大家，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下面就舉他的一例：
（39）《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九》：“師古曰：‘傳謂解説之，若《毛詩傳》。’念孫按：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使爲《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并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叙》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43]
楊樹達《漢書窺管·五》駁王氏説，云：“傳字不誤，王説非也。西漢時傳與故不同。故，謂訓詁；傳，則泛論也。《齊詩》有《后氏故》，又有《后氏傳》。《韓詩》有《韓故》，又有《韓内外傳》。只《魯詩》有《魯故》而無傳。《毛詩》合訓詁與泛論爲一書，故統名《故訓傳》，説詳具《藝文志》。《藝文志》言齊、韓傳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此説明西漢時傳之體裁本如此，今《韓詩外傳》尚可見也。梁昭明太子《文選》卷五十一載王褒《四子講德論序》云：‘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佈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今觀《四子講德論》但明作意，非解釋文字之訓詁體也。至東漢則不然。馬融著諸經傳，荀爽著《易傳》，書雖不存，遺文可見，則皆訓詁體也。東漢之所謂傳者，實西漢之故。荀悦東漢人，但知有訓詁之傳，不知有西漢時泛論體之傳，妄疑《離騷》全篇之訓詁非半日所可成，故妄改傳爲賦。不知泛論作意之傳，以安之博辯善爲文辭，半日成之，决非難事也。班固《離騷序》云：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云云，又《文心雕龍·辨騷篇》云：‘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蜕穢滓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争光可也。’所引即是淮南王所作之傳文，與《四子講德論》文體略同，非賦體也。荀悦殆未考此文，故爾妄改。王氏博學，不容未見，乃亦盲從荀悦之説，殊可怪詫。要之皆坐不知傳字兩漢體裁之不同，故有所蔽而不覺耳。”[44]
楊説是。這本是不成問題的事。班固《漢書·淮南王傳》稱“離騷傳”，在他所作的《離騷序》中也説“淮南作傳”，并且引一部分傳文。傳文的内容是泛論，不是訓詁；文體是散文，不是賦。事情再清楚不過了，根本不存在疑問。王氏在這裏卻立新意，用理校法推論，以爲半天寫不成傳，只能寫成賦；又以爲傳是傅字之形訛，傅又爲賦之通借。這樣輾轉推論，理由極不充足，既不能破，又不能立，必然無法證成其説。可見運用理校要特别慎重，素以精審著稱的王念孫，尚且會有失誤。
其實王氏的説法與班固的本意，差别只是在文體問題上。可是事有湊巧，後來五十年代有位學者，由王氏的説法，又進了一大步，説淮南王做的《離騷賦》就是現在的《離騷》，那就否定了屈原是《離騷》的作者。當時郭沫若作《評離騷的作者》[45]，楊樹達寫了《離騷傳與離騷賦》[46]駁斥了這個錯誤論點。這個錯誤當然由這位學者負責，但不能不説他確是受了王氏的影響。
胡適在《校勘學方法論》一文中，認爲“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是校勘學的唯一途徑”。而推理的校勘“不是校勘學的正軌”，“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支流”。[47]胡氏這種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用善本對校是校勘的一種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更不能把推理校勘説成不是正軌的。所謂善本、古本也不是絶對正確的，要靠推理校勘論證其是非。至於用推理校勘，或由於論據不足而輕率妄改，那是運用者的問題，决不能由此貶低推理校勘法本身的價值。上邊提到的陳垣所説，理校是“最高妙”之法，又是“最危險”之法，這才是對推理校勘辯證的、確切的評價。
第五節 綜合校勘法
上述四種校勘法爲校勘之基本方法，在實踐中往往幾種校勘法結合使用，這就是綜合校勘法。因爲單用一種校勘法，有時不能作出結論，即使作出結論，也不一定可靠。
如單純用對校法，發現了幾個本子有異文，除了明顯的錯誤可以憑一般理解，判斷何本是何本非；極大部分須與其他校勘方法結合，才能判斷幾種異本的是非。例如：
（40）《後漢書·鄭玄傳》載《戒子益恩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
據各家校，“不爲父母群弟所容”之“不”字，爲衍文。一、對校——宋本《後漢書》無“不”字。二、他校——宋本《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後漢書》，《通志》卷一百八《鄭玄傳》，唐史承節撰《漢鄭康成碑》（見《金石萃編》卷七十六），均無“不”字。三、理校——《隋書·儒林傳》載劉炫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下文説到自己：“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劉炫之言，顯然仿鄭玄《戒子書》，以此推之，可證《戒子書》本無“不”字。“容”、“饒”義近，均爲寬容之意，言得父母昆弟之寬容照顧，不爲廝役之事，而得游學周秦之都。後人因《後漢書·鄭玄傳》有“不樂爲吏，父數怒之”的話，因此在《戒子書》裏妄加“不”字。按此運用對校、他校、理校綜合校勘，可確證“不”字爲衍文。[48]
（41）《老子》三十八章：“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王弼本）
帛書《老子》甲、乙本皆無“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一句，今各本均有此句，但傅本、范本作“下德爲之而無以爲”。這樣就有三種不同的本子。要確定三種本子孰是孰非，憑對校無法解决問題，非借助理校不可。
高明《帛書〈老子〉甲乙本與今本〈老子〉校勘札記》云：“按此段文字主要闡述德、仁、義、禮四者關係，老子認爲德、仁、義、禮相爲更生，則每况愈下。如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他用無爲的觀點看待德仁義禮，則以‘無爲而無以爲’最上；‘爲之而無以爲’其次；‘爲之而有以爲’再次；爲之而無反應，予以報復，最次。四者逐相遞差，原文邏輯性很强。今本衍‘下德’一句，造成詞義重疊。如按王弼諸本衍作‘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上義’一句相重；若依傅、范諸本衍作‘下德爲之而無以爲’，則同‘上仁’一句相重。可見今本‘下德’句非《老子》原文。驗之《韓非子·解老篇》，亦只言‘上德’、‘上仁’、‘上義’、‘上禮’而無‘下德’，足證甲乙本保存了古文原貌，世傳今本、皆有衍誤。”[49]
高明這一段是在對校的基礎上，用推理校勘，後面又加上用《解老》作他校，確證“下德”一句爲衍文。
（42）《三國志·吴書·張温傳》：“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丕〕。”（中華書局1982年標點本第133頁）
按宋本及其他各本均作“大構於蜀”。後得新疆鄯善出土晉寫本殘卷校之，作“大構於丕”。但究竟何者爲是，還得用理校法解决。
張元濟《校史隨筆·三國志》：“按張温使蜀，爲吴黄武三年，是時魏以兵力迫吴，曹休、曹仁、曹真等先後進擊。權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内難未弭，不得不屈意求和。然外托事魏，而非誠服也。故與蜀釋嫌修好，先以鄭泉往聘，逮蜀以鄧芝來報，邦交漸復。吴是時實有聯蜀圖魏之意，故於後來黄龍元年與蜀所立盟辭，痛斥操丕。且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吴，將復誰任？’之語。若如宋本原文，便欲大構於蜀，則與前後事實，均不相應。且果欲構蜀，權何必以‘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之語語温？温到蜀後，又何敢爲稱美蜀政之辭？是可知宋本‘蜀’字實訛，而寫本‘丕’字爲正，誠可謂一字千金矣。”[50]
這個例子説明儘管有古本對校，還得用其他校勘法佐證。反過來説，理校法雖然有充足理由爲依據，但如果能配合其他校勘法，那更能證成其結論。如：
（43）《楚辭·九辯》：“滅規矩而改鑿。”
聞一多《楚辭校補》：“案‘鑿’當爲‘錯’，聲之誤也。古韻錯在魚部，鑿在宵部，此本以錯與上文固相叶，後人誤改作鑿，以與下文教、樂、高葉，則固字孤立無韻矣。《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七諫·謬諫》曰：‘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本篇上文曰：‘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語意俱與此同，而字皆作‘錯’。《文選·思玄賦》注引此文作‘錯’，尤其確證。”[51]
這個例子，先從叶韻的理由，説明“鑿”爲“錯”字之誤，這是理校法；同時又用本校、他校等法，證成他的結論。又如：
（44）《三國志·魏書·烏丸傳》注引《魏書》：“父兄死，妻後母執嫂。”（第83頁）
吴金華《〈三國志〉解詁》：“按‘執’字無義，當爲‘報’字之訛。《左傳·宣公三年》：‘文公報鄭子妃。’杜預注：‘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此其義。報、執二字，隸書形近。《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四年，今侯執德元年。’《漢書·王子侯表上》作：‘元狩四年，原侯報德嗣。’此爲二字相訛之例。《後漢紀·孝明紀上卷》：‘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息。’又《後漢書·烏桓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皆用‘報’字。此其證。”[52]
這個例子，先以訓詁説明“報”的意義，又説明“報”、“執”兩字易訛。這是理校。後又舉《後漢紀》《後漢書》，這是他校。兩個方法一結合，結論可信無疑。
這裏再舉一個例子，説明對校與理校必須結合運用，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45）《水經注·渭水下》：“渭水又東徑鴻門北，舊大道北下阪下口名也，古有鴻寧（當作亭）。《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爲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途經見，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地也。自新豐故城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車處，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
王國維《水經注校》：“‘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宋刻本、永樂大典本、明抄本作‘既近’、‘何惡’。”王氏謂應據宋刻本改。[53]王氏《宋刊水經注殘本跋》云：“案郭（緣生）酈二氏相歧之點，郭氏謂如孟康《漢書》注，則鴻門距霸上百里，項伯無由夜見張良，仍以夜返。故主霸城南門爲鴻門之説。酈氏謂新豐故城距霸上僅五十里，不礙一夕中往返，故主故城東三里坂口爲鴻門之説。若如今本，則酈説殆不可通矣。”又云：“然非宋本‘近’、‘惡’二字不訛，何由知酈氏之論旨乎？諸本中，惟大典本、明抄本與宋本同。戴氏（東原）雖見大典本，而亦從訛本，蓋未深思酈氏之説也。”[54]
按王氏在這段話裏，説明了三點：一、酈道元與郭緣生兩人在鴻門的地點上有分歧。酈氏認爲郭氏計算路程有錯誤，新豐之鴻門到霸上相距五十餘里，不礙一夕往返。二、今本作：“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此語與酈氏之意相矛盾，所以應據宋刊本將“遠”改成“近”，“由”改成“惡”，上下文才能通順。三、戴東原曾看到大典本（大典本同宋刻本），可是没有依大典本校改，而仍從誤本，因爲没有理解酈氏之意，就不會發現前後文的矛盾。但我們如果没有宋刻本、大典本、明抄本，也可能不會發現和改正今本之訛。也就是説，有了善本對校，還要靠正確理校來判斷是非；但只憑理校，而没有善本作證，也不能達到信而有徵的要求；所以對校與正確的理校二者必須配合運用。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充分説明要判斷各種異本的孰是孰非，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既要有立，又要有破，所以决非依靠一種校勘方法，就能解决問題的。這裏再舉一例：
（46）《爾雅·釋詁上》：“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璞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按依郭説，則賚、卜、畀三字訓賜與；台、朕、陽三字訓予我。
陳玉澍《爾雅釋例》卷二“訓同義異例”（即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中所説的“二義同條”例）云：“台、朕訓予，予者我也；賚、畀、卜、陽訓予，予者與也。‘陽’者‘錫’字之訛也。”陳氏舉了四點，論證“陽”爲“錫”之誤。一、陸德明《經典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陽字不得有賜音，《釋文》原文當爲：“錫，音賜，又如字。”則陸氏所見本與郭氏所見本不同。郭氏所見本作“陽”，陸氏所見有兩本，一本作“錫”，一本作“賜”。錫通作賜，其例在經傳中不勝枚舉。二、《書·堯典》“師錫帝曰”偽孔傳：“師，衆。錫，與也。”孔穎達疏：“師，衆。錫，與。《釋詁》文。”孔穎達所見《釋詁》“錫，與”，即陸氏之“錫，予”。與、予通。《書·洪範》《左傳·襄二年》孔疏：“畀，與。《釋詁》文。”《詩·周頌·豐年》孔疏引《釋詁》作“畀，予”。可見孔氏對“予”、“與”兩字每不甚分别。孔穎達所見《爾雅》本與陸氏同，均作“錫”，不作“陽”。三、郭氏所見本作“陽”，又曲爲解説，引《魯詩》“陽如之何”，及巴濮方言爲證，均不可信。《魯詩》“陽如之何”，即《毛詩·陳風·澤陂》“傷如之何”。原本《玉篇》阜部引《韓詩》“陽如之何”，“陽，傷也。”是《魯詩》之陽，亦不訓我予。至於巴濮方言“阿陽”，則《爾雅》釋經，不釋夷言，不得以此爲據。四、“陽（錫）”在“賚、畀、卜”之下，不與訓我之“台、聯”連文，其字必爲訓賜予之“錫”，不能爲訓予我之“陽”。按第一點，據《經典釋文》校記，有古本作“錫”。此爲采用對校法。第二點，據孔疏引《爾雅·釋詁》文，作“錫”，助證陸氏所見之本。此爲采用他校法。第三、第四兩點，據推理説明郭本之非。前兩點是立，後兩點是破。有破有立，陳氏這條校勘非常周密，是可以成立的。[55]
其實本章上邊分述四種校勘法時所舉的例子，也并不都是單純用一種方法。如例（19），《逸周書·柔武》“靡適無□”，王念孫根據《允文篇》也有“靡適不下”，所以肯定闕字是“下”字。這是本校法。但他還舉了兩個理由：一、“靡適（敵）無下”，與上文“以德爲本”意思相承。二、“下”字與“序”、“苦”、“鼓”、“武”、“下”爲韻。這是理校法。所以這個例子實際是本校與理校結合的例子。
又如例（30），《詩·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孔穎達認爲應作“不可休思”。舉了兩點理由，一、毛傳先解“思，辭”，然後始言漢上，可見毛所見本爲“休思”。二、詩用韻均在助詞之上，休、求爲韻。這兩點是理校法。阮元《校勘記》引釋文：“本或作休思。”則又加上對校法了。
又如例（26），《楚辭·九辯》“惆悵兮而私自憐”，聞一多認爲“而”衍文。先從語法論證“兮”字兼具“而”字作用，不宜復用；後以幾處舊注引文無“而”字爲證。這是他校兼理校的例子。
總之，綜合校勘法可以補各種校勘法之不足，而集各種校勘法之長，所以它是比較完美的常用的校勘法。
第六節 校勘處理方式
校書者經過校勘之後，怎樣處理校勘的成果，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歸納起來可分爲三類：
一 定本式
根據校勘的結果，把底本的誤字、衍文、脱文、倒置以及篇章等錯誤，改正過來，成爲一本定本，在注中作校記。定本式也有幾種不同的情况。
有的校注者認爲底本確鑿錯誤的地方，全部改正過來。例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據該書《凡例》説，經傳都以阮元刻的《十三經注疏》本爲底本，利用阮氏《校勘記》，改正一部分錯誤，再取《校勘記》所未見者補校，如敦煌各種殘卷等。凡改正底本者，多於注中作校記。其文字有重要不同，雖不改動底本，亦注出，以供參考。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都屬於這一種情况。
有的改正底本的一部分錯誤，其已改及未改者均在注中作校記。如：孫詒讓《墨子間詁》就屬於這一類。孫氏在《墨子間詁·自序》中説：“凡訛脱之文，舊校精確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説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孫氏將前人校勘精確的，改正底本；他自己校勘的，不改底本，只在注中出校記。王先謙的《荀子集解》也屬於這一種。
另一種定本式是正文全用底本，再用符號改成定本，在注中或書後作校記。
聞一多《莊子内篇校釋》爲定本式，於底本改動之處，均加上符號，在注中作校記。其自立條例云：“本篇所舉《莊子》原文，據郭慶藩《莊子集釋》本。凡經校正之字句悉加標識。其例如下：一、誤文改正者；二、倒文乙轉者；三、脱文補足者，皆在字旁加‘·’；四、衍文删去者，在空格内加‘○’。”[56]
中華校點本《史記》也是定本式，它以清同治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簡稱金陵局本）爲底本。這個本子是經張文虎校定改正的，校勘相當精審，是清代後期的善本，張氏另有一個《札記》。但金陵局本也有在《札記》中説‘疑脱某字”、“疑應作某”而未加改正的。校點本爲了便利讀者起見，認爲張氏所疑是正確的就照改，但應删、應改的字還保存，只加上圓括弧，用小一號字排；認爲應增、改正的字，加上個方括弧。如：
（47）《高祖本紀》：“與杠裏秦軍夾壁，破（魏）〔秦〕二軍。”“魏”誤字，應改作“秦”。
（48）《楚世家》：“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棄”衍文，應删。
（49）《陳丞相世家》：“平爲人長〔大〕美色。”“大”脱文，應補。[57]
校點本《史記》完全采用張文虎的校訂，所以不再附校記，而將張文虎的《札記》另刊發行。標點本二十四史都采用這種符號，并多數後附校記。
二 底本式
不改動底本，在注中作校記，或書後附校勘記。如：
中華版標點本《資治通鑒》，以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爲底本，把章鈺的《胡刻通鑒正文校刊記》裏的重要校記收入本書做注文；不改正原文，只有比較重要的遺漏才把它補入正文。這是屬於底本式。
朱謙之《老子校釋》以唐景龍碑本爲底本，以敦煌本、遂州本、舊鈔卷子本等互相參校，并加考訂。但不改動底本，於注中出校記。
在本章第一節對校法中，提到阮元《十三經注疏》亦爲底本式，但《十三經注疏》則於底本與其他各本有異文的字旁加▲符號。凡有符號的，後邊都有校記説明。
這個辦法比較好，便于讀者檢索。
三 札記式
這一類是不録原書全文，只録校記。其中有的是專記校勘的，如盧文弨《群書拾補》、張元濟《校史隨筆》等。其專校一書者，如聞一多《楚辭校補》。
有的訓詁與校勘合在一書，如王念孫《讀書雜志》，王引之《經義述聞》，俞樾《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等。其專校釋一書者，如郭沫若《管子集校》等。
上述三種方式，各有所長。定本式適用於普及本，便於讀者閲讀；底本式保存原本面目，供學者考核原委；札記式則爲略去書之全文，節省篇幅，其功能與底本式相似。
這裏附帶談一談所謂死校法和活校法的問題。這個説法最早見於葉德輝《藏書十約·校勘七》。他説：“書不校勘，不如不讀。今試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鈎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録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文，顧千里廣圻、黄蕘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别爲叢書，版歸一式，盧抱經文弨、孫淵如星衍所刻之書是也。”[58]死校指校後只記諸本異同，不判斷是非。活校指記諸本異同，判斷是非，并改正底本。葉氏舉黄蕘圃、顧千里爲死校，實在是不確切的，他們在校記中也斷是非，只是不改動底本而已。其實死校雖僅羅列諸本異同，不加判斷，但它爲活校者提供資料，作了校勘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同樣有貢獻的。
【注释】
[1]《毛詩注疏校勘記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66頁。
[2]阮元：《十三經注疏》，例（1）第339頁，例（2）第360頁。
[3]《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載《國語》第五册《札記》，例（3）第5頁，例（4）第12頁。
[4]《魯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頁。
[5]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例（6）第6頁，例（7）第13頁。
[6]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第29頁。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增訂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180頁。
[8]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4頁，例（11）同。
[9]沈文倬：《菿闇述禮》，《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輯，第47頁。
[10]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第439頁。
[11]阮元：《十三經注疏》，第457頁。
[12]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第18頁。
[13]張舜徽：《廣校讎略》，第94頁。
[14]周祖謨：《爾雅校箋》。
[15]胡平生、韓自强：《阜陽漢簡詩經簡論》，《文物》1984年8期。
[16]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21頁。
[17]俞樾：《諸子平議》，例（14）第166頁，例（15）第357頁。
[18]郭沫若：《管子集校》，第207頁。
[19]《聞一多全集》，第二册第371頁。
[20]陶鴻慶：《讀諸子札記》，第301頁。
[21]王念孫：《讀書雜志》，第8頁。
[22]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石印本，卷五十一，第4頁。
[23]王先謙：《漢書補注》，第31、538頁。
[24]張舜徽：《廣校讎略》，第88頁。
[25]王先謙：《荀子集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卷一，第7頁。
[26]張元濟：《校史隨筆》，第10頁。
[27]王念孫：《讀書雜志》，第769頁。
[28]《聞一多全集》，第二册，例（26）第445頁，例（27）第453頁。
[29]徐復：《讀〈文選〉札記》，《南京師院學報》1979年1期。
[30]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47頁。
[31]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82頁，第285頁。
[32]吴金華：《〈三國志〉考釋》，《南京師院學報》1983年1期。
[33]王念孫：《讀書雜志》，第174頁。
[34]陳垣：《史諱舉例》，第50頁，第67頁。
[35]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48頁。
[36]薛正興：《談王念孫的推理校勘》，《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2期。
[37]阮元：《皇清經解》，石印本，卷八十七，第3頁。
[38]《阜陽漢簡詩經》，《文物》1984年8期。
[39]張舜徽：《廣校讎略》，第99頁。
[40]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第14頁。
[41]張元濟：《校史隨筆》，第104頁。
[42]陳垣：《校勘學釋例》，第149頁。
[43]王念孫：《讀書雜志》，第296頁。
[44]《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346頁。
[45]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頁。
[46]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7頁。
[47]胡適：《校勘學方法論》《國學季刊》四卷3期。
[48]王利器：《鄭康成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157頁。
[49]高明：《帛書老子甲乙本與今本老子校勘記》，《文物資料叢刊》2期，文物出版社，1978年。
[50]張元濟：《校史隨筆》，第25頁。
[51]《聞一多全集》，第二册，第447頁。
[52]吴金華：《三國志解詁》，《南京師院學報》1981年3期。
[53]王國維校，袁英光、劉寅生整理：《水經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4頁。
[54]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64頁。
[55]陳玉澍：《爾雅釋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排印本，卷二，第1頁。
[56]《聞一多全集》，第二册，第235頁。
[57]《史記》第十册《點校後記》。
[58]《郋園全書》，第二十四册，觀古堂刊本，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