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修养原理篇

一　前言

惟修养可以变化气质，

惟修养可以提高人格，

惟修养可以完成事功，

惟修养可以光辉人性。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夫己者，人之本；德者，业之本。故一个人如欲以其自己全生命全灵魂之力，以风驰电掣奔赴于迷离浇漓之将来，而冲破其天赋之睿智所划囿的神圣封界，与神定之命运所筑建的坚固堤防；则首先非使其自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人”，有拔山盖世的才力不可。古人所谓“内圣而外王”、“修已以治人” 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者即以此。古往今来，己不立而能立人，己不达而能达人者，未之有也；己身不“强”，而能创造一世纪一时代之历史者，则更未之有也。事功之础石，实为吾人本身之充实与各种条件之具备所凝成，而此种生命之充实，即是修养。

一个人总要力求其能完成一个我，完成一个人，冀其能有以异于禽兽，进而完成其为一个超乎众流的圣贤豪杰，方无忝所生。人人能完成一个我，完成一个人，则进而即可完成一个国家，完成一个世界。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三不朽”事业，尽人皆可为之，以天所赋予者，尽人皆同也。故孟子曰：“尧舜与人同也。”然则或为凡夫、为小人、为盗贼，或为君子、为豪杰、为圣人，一则与草木同朽，一则可与日月争光，其结果有天壤之殊者，即在修养之有无与修养之功夫如何耳！“百炼钢成绕指柔”，人要充实其人生，提高其境界，亦全靠锻炼，靠修养，靠功夫。故古哲谓：“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揭地掀天的事业，须向薄冰上履过。”天所赋予于人的资质，只是一块料子，或为画栋雕梁，或为土舍茅屋，全在你自己用功去做。能自强者，天不能陷； 能自立者，天不能倾；能自达者，天不能穷。故《淮南子》谓“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而亦德可强修，圣可强至也。

世人常说“做人”，此“做”字即是修养，即是功夫。做一日人，便不可一日不讲修养；一息尚存，功夫不容稍懈。讲修养，便有阶程有境界，修养之程度不同，境界之高低有别。故有小人境界，有凡夫境界，有君子境界，有英雄境界，有圣人境界，有天地境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是人有修养，有由修养而所至之各种境界，而禽兽则否是。人能藉修养以增益其所不能，以提高其人格精神，而禽兽则否是。人能藉修养以充实其自然生命，扩大其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而禽兽则否是。人能藉修养以使其对人生有觉解有了悟，对世界有贡献，对后世有影响，而禽兽则否是。人除肉体的生死、自然的生死外，尚有精神的生死；除肉体的生命、自然的生命外，尚有心灵的生命、历史的生命，而禽兽则否是。老子谓“死而不亡者寿”，世人常说“精神不死”，这死而不死，死而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存者，就全在修养。昔拿破仑曾说：“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年，亦当遗臭万年。如与草木同腐，不足道也。”此为住在“枭雄境界”者的话，实大错而特错。若住在“圣人境界”中的人说来，则应为“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世，亦不可遗臭万年，方能免于与小人、恶人为伍”。良以遗臭万年，则禽兽之不若矣！又乌在其为人哉？人之所以贵乎为人者，在其能尽己之功，以期能有以益于人，有以益于家国天下，有以益于世界人类与后世也！舍此而不由，则谬矣。不然，何贵乎有修养，这只是任性任才之发展，而非为尽心尽性之完成也。

修养之道多端，就其心性上之悟解言，则靠学问；就其行为上之轨范言，则靠道德；就其事功上之宏达言，则靠才气。学问所以充实其智慧，而日就于高明；道德所以涵融其品德，而日就于博大；才气所以光大其肆用而日就于悠久。高明配天，博大配地，悠久无疆。锲而不舍，精进不已，便自可完成一切，涵盖一切，而超越一切，以上入于圣人境界、天地境界矣。学问道德与才气，全自修养中来，惟修养可以变化气质，惟修养可以提高人格，惟修养可以完成事功，惟修养可以光辉人性。故修养乃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本。故曰：自圣人以至凡夫，壹是以修养为本。

自功利主义兴而世风坏，自物质文明盛而道德衰。利令智昏，欲令神迷。竞于物则遗于道，争于名则累于德，纵于欲则害于仁，逐于利则亡于义。道德泯，仁义绝，则身未有能修，心未有能正，而事未有不废，国未有不乱者也。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处兹功利世界、物质世界，举世滔滔者，能“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以自免流为小人者，有几？古圣有言：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三不朽”，首之以德，而亦贯之以德。德不立，功与言，便失其据矣！功盖天下而鲜德行，定是奸雄之流；言冠古今而鲜德行，必为狂慧之徒。惟有德弥宇宙，即鲜功言，亦可入圣人之域。英雄豪杰之流亚，虽以完成其事功为主旨，然如能立德以自正，因德以化世，则天下事，只在举手投足之间，垂拱而功立，不言而事成矣！

我们在《卷前要语》中说过：“人人是英雄，人人是圣人，人人是领袖，人人是个王。”然而举世滔滔，奔竞者如牛毛，而能至者如麟角者，在群皆懵懵懂懂，只在金钱上讨活计，在物欲上纵享受，在功利上钻牛角，舍本而逐末也！不正其体，不齐其本，又乌可得而至？故特就先圣先贤所垂示修养的原理原则，凡可 “放之四海而皆准，万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归纳而列举之，并加以阐述之以充其义，亦即所以端其本也。故序《修养原理》为卷首，藉为修德入圣之门耳。

二　做人的最高艺术境界

真、雅、淡、重、化。

一个人“做人”，是一件大难事，也是一件大艺术。由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而做到不普通不平凡；由不普通不平凡而做到超出特出，也就是做到超凡脱俗；再由超凡脱俗，而做到戛然独造，入圣登真，也就是做到人之极则，人之最高标准与最高艺术境界。这极则，佛家谓之佛，道家谓之仙，儒家谓之圣人。在圣人与凡夫中间，还有贤哲君子、英雄豪杰之流别。这些所有超出特出的人，又无一不是从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做起。如何做是艺术，如何做好是艺术，如何做成一个我，使我所雕塑的这个我，成为一万古不朽的人像，则更是最高无上的艺术。我们由最低处爬到最高处的顶点，也即是由这个有限的生命，创造成一个无限的生命，总是要靠我们自己脚踏实地地一点一点地做，一步一步地走。这正是邵子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无论贤哲君子、英雄豪杰、仙佛圣人，总是从日用常行内做出。在未盖棺论定以前，一些子也不能疏忽不能马虎；一口气未死，总还要做人。此所以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而以立德最难，也就是做人最难。

人人是圣人，人人是英雄，这是就天赋之才气资质而言，此则尽人皆同者。人人可为圣人，人人可为英雄，人人可成佛，这是就人为之修持功夫而言，此则随人之修为而异者。用功不用功，是一方面；用功之程度如何，是又一方面。因用功有深浅久暂之不同，故成功也有大小高下之别。功夫到，则无所不到，水到自渠成。故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则为之，不欲则不为之也。此“欲” 字当概括“为”字在内。“为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们要成就一个怎样的“人”, 成就一个怎样的“我”，完全在我们自己去做。一个人有了自我成就，至于用否行藏，那是无干的事。得大用时即大用，当藏身处便藏身。能如此，则进退自如，卷舒自如，无用而不自由，无处而不自在，这便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天空海阔，自在逍遥自在游矣！夫能尽其在我，则能成其在我；能有其在我，则能用其在我。我之能否独往独来于天地间，全在我自己，而“帝力”不与焉！放翁诗云：“绝世本来希独立，刺天不复计群飞。”我们总要岩岩千仞，独立今古！

一个人做人，先要有一个理想向往的人生目标。一个没有崇高理想的人生，没有深远向往的人生，便与禽兽无以异矣。上焉者以圣人为理想，于焉而向往圣人的天地境界；中焉者以英雄豪杰为理想，于焉而向往英雄豪杰的事功境界；下焉者以富贵功名为理想，于焉而向往富贵功名的名利境界；最下者以饮食男女为理想，于焉而向往饮食男女的凡俗境界。后二者，均一无可取，不勉乎上，亦宜勉乎中。夫耶稣，人也；释迦，人也；尧舜，人也；孔孟老庄，亦人也；凡人皆可至。其不可至者，非不能也，不为也；非无此才气资质也，自暴自弃也！

一个人做人，先要有个主宰。就天地言，主宰是我；就人言，主宰是心。立此主宰，即是立此心；定此主宰，即是定此心；乱此主宰，即是乱此心；失此主宰，即是失此心。主宰全在我，而非在人；主宰全在内，而非在外。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内走的路，一是向外走的路；也可以说，一是向内发展的人生，一是向外发展的人生。东方圣人教人尽量向内发展，西方圣人教人尽量向外发展。这两种无限发展的结果，前者产生优越的精神境界、理性境界、道德境界，于焉而纯见一片天理流行；后者产生优越的物质文明、科学文明、事功文明，于焉而纯见一片人欲流行。此为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处。惟一个人生命的“自我完成” 之原动力，究竟是在生命自身之内，而不是在生命自身之外。举凡物理之学、科学之学、事功之学，今日虽已发展至太空时代，然总还是人生之知识，知识的无限发展与无限成就，绝不能完成人生，且适足以吞噬人生；绝不能完成一个 “人”与完成一个“我”，且适足以毁灭“人”与“我”。以其与“人的完成条件”无关，均外乎“我”者也。

世人恒言“超凡脱俗”，这是入圣门的起码条件，惟做到亦甚难。人总在凡俗世间中行。在凡俗世间中行，而要能超凡情脱俗气，做到无人间烟火味，谈何容易。然亦有入手处，其入手处即是从“真、雅、淡、重、化”五字做起。详言之，就是我们做人第一要“真”。即世所谓真诚、真实者是。一真可以破天下之伪，塞天下之虚。真于言，真于情，真于心，真于神。无做作，自自然然，本来如是即如是。这不但可以破世俗人之虚与伪，且可以葆其天机，存其天真，流其天趣。孟子曰“存其赤子之心”，老子曰“能婴儿乎”，释氏曰“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即此“真字诀”也。第二要“雅”。即世所谓高雅、儒雅者是。一雅可以破天下之俗，医天下之鄙。雅于言，雅于行，雅于事，雅于量。能洒脱，能飘逸，能峻远，自可风度翩翩，不同凡响矣！此不但可以医天下之凡与俗，且可以葆其神采，廓其胸怀，纯其风趣，进而可得有宋儒所谓“和风庆云”之象矣。古哲谓“雅达增神采，清高远俗尘”，即此“雅字诀”也。第三要“淡”。即世所谓冲淡、恬淡者是。一淡可以破天下之贪，治天下之凡。淡于名，淡于利，淡于情，淡于得。能淡泊，能宁静，能超脱，自可“不即不离，不黏不脱”，而有宋儒所谓“清明高远”之象矣。诸葛武侯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即此“淡字诀”也。第四要“重”，即世所谓厚朴、庄重者是。一重可以破天下之浮，治天下之竞。重于身，重于神，重于相，重于态。厚则不薄，重则不浮。厚重则笃实，笃实则光辉，光辉则悠久。君子不重则不威，不厚则不厉。能厚重笃实，则自有宋儒所谓“泰山岩岩”之象矣。佛家常谓“法相庄严”，不重则不庄严矣。即此“重字诀”也。

第五要“化”。即世所谓神化、道化者是。一化可以破天下之执，净天下之浊。化于理，化于神，化于德，化于道。变则不滞，化则不固。不滞可以破染，不固可以破执。明道有言：“惟善变通，方为圣人。”儒家重“变化气质”，道家重“变化神气”，佛家重“变化心性”，总在要人能悟能化能超脱。即此“化字诀”也。此五字金言，实乃为去凡情脱俗气之圣药，可不勉乎！余在《道学精微论》一书中有云：“学道宜除五俗。一曰俗行，二曰俗习，三曰俗气，四曰俗意，五曰俗神。行贵洒脱，习贵隽雅，气贵阔达，意贵高旷，神贵轻灵。一落俗字，便难望飘逸绝尘，有如清风明月矣。”此亦可为吾人之修持轨范！

一个人要使“我”这个有限的生命，充实光辉而成为一个无限的生命，全靠一个“化”字功夫。一般人之所以不能超凡脱俗入圣神者，一点也不能化也。我以前谈到做人之道时尝云：“持己以正，律己以严，克己以礼，立己以德，化己以道。”实则“化”字功夫很广，不全在道。善化者，无所存而不化；不善化者，无所不存而仍一窍不化。世有以道化者，有以德化者，有以理化者，有以气化者，有以神化者，有以术化者，有以戒化者，有以定化者，有以慧化者。总要在你能善因而存之，存而化之而已！究其极，天地亦化，岂只个人生命而已哉！我与道化则与道合，我与德化则与德合，我与天地化则与天地合。如是则眼前只见一天地，而无我可见；无我可见，则“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无分”矣！这种境界，纯是圣人境界，亦是天地境界；纯是圣人精神，亦是天地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人的最高艺术境界”!王之涣《登鹳雀楼》有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做人，要求远大，便得向最高处去。在人生的途程上，是无止境的，一层楼上更有一层楼，你必须无终止地向上，才能希望有超越时空的最高成就，一息尚存，绝不能中途住下！

附：文山杂句

东方圣人说：

人人可以为圣人，人人可以成仙佛。

但西方圣人说：

上帝却只有一个。

希腊哲谚说：

人帮助人就是上帝。

照此前提演绎，

则又人人皆可为上帝。

上帝创造人类与天地，

这不是神话。

如我们能善自发挥自己的神力，

则我们亦可重新创造人类与天地。

只要你不自卑自馁，自暴自弃，

则你亦自可超凡入圣，超圣入神。

上帝创造了人与天地的形，

我们亦可改造与重新建立人与天地的心。

这是我们对天地的担荷，

也是我们对人类的责任！

三　开创新天地

从我与人异处创造一个更异于人之真我，

切不可强使自己与别人相同。

我们要做千古来天地间第一等人物，既能涵盖一切，又能超越一切，而万古不朽，那你便不能只是循前人蹊径，袭前人故常，而必须独立独行，独往独来，自行开创自己的新天地。尽人皆同者是形骸，尽人不同者是心灵，所以我们必须舍弃我们的“形骸世界”，而创造我们的“心灵世界”。如此我才能不同于人，而人亦不同于我。马尔腾说：“创造是力量，是生命，模仿是死亡。”如果我们只是在前人所创的天地内兜圈子，则始终不可能跳出前人的手掌外去！

人人共有一天地，人人亦各有一天地，惟有能开创新天地的人，才是超古迈今的人。老子有老子的天地，孔子有孔子的天地，耶稣有耶稣的天地，释迦佛有释迦佛的天地。另一方面，英雄豪杰有英雄豪杰的天地，哲人、隐士有哲人、隐士的天地，科学家、艺术家有科学家、艺术家的天地，而博地、凡夫亦复有博地、 凡夫的天地。各人所处的天地相同，各人所了悟与所创造的天地则互异。他人所创造的天地，纵是满地珠玉黄金，总是他人的。我们必须从满园荆棘中，开创新天地，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从他人的门而入，纵能升堂入室而住，所住总是他人的堂奥。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门墙与堂奥，让他人由门而入，升堂而住，这才显得出我自己，显得出我自己的一切是由我自己的灵魂中、心性中、血汗中流出，有特殊处，有超越处，有不同于古人处，这才算完成了一个“真我”!马尔腾说：“成功是个人的创造，是由个人开创的力量所造成的。一个人离开了自己，不想做他自己的人，而想做别人的人，不想表现他自己而想表现别人的人，总是会失败的。力量是内发的，不是外来的。顺你自己的性，做你自己的人，才能有特殊的伟大和意义在。”又云：“你该立志，不管你在世界上成就之或大或小，但苟有成就，必须求其为开创性的成就，为你自己的成就……你不要惮于表现你的自我。可以使你的生命生长的，只是开创而不是模仿，只是领导而不是追随。你当立志做一个有主张、有思想而常求进步的人。运用你的头脑，有开创精神的人，是不患不能出人头地的！”这其中确有至理存焉。我们要为世界文明开辟新途径，开辟新天地，便不能习故蹈常，完全是古人之所是，而安古人之所安。彼如是我亦如是，彼不如是我亦不如是，如此你便会自缚手脚而老死于别人窠臼中。

耶稣之前无耶稣，孔子之前无孔子，释迦之前无释迦，穆罕默德之前无穆罕默德，他们学谁来，抄袭谁，模仿谁来？因为他们能开创自己的新天地，所以他们的成就，是千古一人！万世而后，仍是一人！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帝王，能万古不朽者，总是几个开创的帝王。继承者能名垂宇宙的，亦无一不是由其在事功有所开创，有所自我表现。不但此也，即如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等等，均莫不然。他们总是现实与先例之怀疑与破坏者、打破旧天地与开创新天地者；没有他们，世界文明便没有进步，我们便会仍处于数千年前的古老的天地中。我国文化在先秦以前，诸子百家齐鸣，可称为学术思想之黄金时代，自汉武帝尊儒黜百家以后，学术归于一统，便扼杀了诸子百家，同时也扼杀了儒家，更扼杀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之发展，故不但孔子而后无孔子，即孟子而后亦无孟子，以群相止于孔孟，不敢有怀疑，不敢有破坏，不敢有开创也。

话说回来，古人所走的路，我们并不是完全不能走，但是你绝不能即止于其终点。古人所建立的门墙，你并非绝不可入，但你升堂入室以后，由门而入还得由门而出，建立起你自己的门墙与堂室，即所谓不落前人窠臼者是！能入而能出，才是英雄。古人所垂示的原理原则，并非全不可走，而且必循之而行。不过，那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那是蹊径，而不是家园；你最后的成就，才是自己的天地。在你未起步之前，你必须有新目标、新理想，而后才能有新天地！

有许多人，总喜欢模仿大人物，认为要做大人物，就得自效法大人物始。其实彼之为彼，与我之为我，虽同为人而各有其不同处。因同为人，则彼能是我亦当可能是，故尽人皆可为圣人；因我之与彼，究各有其不同处，则我之为人，不必尽同于彼之为人处；我之为圣人，亦不必尽同于彼之为圣人处。且各人先天之秉赋不同，后天之学养不同，外在的环境不同，时代不同，内在的心性不同，气质不同，又何能可学，学又何能可同可至。学文天祥设无文天祥之处境，你便无有死法；学诸葛亮而无诸葛亮之际遇，你便无有展为。一树之叶，看来同为一叶，实则绝无一完全相同之叶；天下之人，看来同为一人，实则绝无一完全相同之人。所以甘地，千古只能有一甘地；拿破仑，千古只能有一拿破仑；而莎士比亚、 歌德，千古亦只能有一莎士比亚、歌德，而不能再有第二个。耶稣钉死于十字架，此耶稣之所以成为耶稣处，设使你今日亦自愿效法耶稣而钉死于十字架，则你绝对只能成就一个你，而绝对不能成就一个耶稣，此即你与耶稣中间之有不尽同处。人人皆可以成佛，然释迦牟尼佛以后，便永无释迦牟尼佛；尽人皆可以为圣人，然孔子以后，千古来再无孔子，即是此理。

昔李卓吾答耿中丞书云：“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愿为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为孟子。”此即是告诉我们宜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以完成一个我，而不可再图完成一个孔子。唐书家李邕谓：“似我者死。”此即是说学李邕者，绝不能超越李邕，即学得并驾齐驱亦不易。故东施效颦，则益增其丑态；邯郸学步，则反失其故能。我们无论欲做一个任何一类型的人物，只能在我之所以为我的特异处求发展，以成就一个我，便即为我之完成，固不在一定要做大人物方能完成我也。我的能力只能担水砍柴，或我的环境与际遇，只容许我担水砍柴，我便善尽我担水砍柴的职分而居易以俟命，绝不去行险以侥幸，此即为我之伟大处与我之完成处。设使人人都只想治国平天下，则社会上担水砍柴的事情，又留待何人去做；人人都只想做将军，做统帅，则捍卫国家民族的大兵，又交给何人去当？古人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最伟大的与最值得崇拜的，应不是功成的名将，而是青山黄冢的枯骨。吾人若能了然于“虚名复何益”的人生哲理，则亦自能甘充小卒而不幻想其他了！“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你又能将大将小卒的不同处捡拾得出来否？

本来，“言尧之言，行尧之行”,“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也是做人途径上一条方便大道，可使吾人能行不逾轨。然而便不会有我之所以为我，与我之所以异于尧孔者在。一个人在了解和认识别人以前，应当先能了解和认识自己，对自己有了真彻的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知道应如何去创造自己，就我之不同于人处创造一个特异于人之真我，而切不可强使一个不同于人之我去必同于人。这样是必然会徒劳无功的，即偶有成就，其成就亦不会有卓异处。圣人之道无他，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成就一个是，也就是成就一个真理，我能成就一个是，即是我能成就一个人和成就一个我。尧孔无特别处，只是在其能成就一个是而已。故我如能成就一个是，则我虽无尧孔之名，无治国平天下之位，而我亦无殊于尧孔，无殊于大位、大功、大德的人。因为假使尧孔生于今日而为我，亦只能如我之成就此一个是。诸葛亮不遇刘备，当不会成就其煊赫之事功，而躬耕老死南阳，然仍不损其为诸葛亮也则无疑，也许不出茅庐的结果在另一方面的成就要更伟大。即使终其身默默无闻，与老农无以异，然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此一诸葛亮即彼一诸葛亮。这即是“我之所以为我”处，也即是如何自我创造与自我完成之微旨。了乎此，则吾人之生，切不可只在功名富贵上立脚。佛家说：“每人各有其自己的世界。”每人各在其自己的世界去完成其自我之尊严与自我之神圣，则其意义自与在他人世界里去成就一个我者不同。“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有了悟觉解与无了悟觉解者看来，自各有其不同。舍弃自己去求我，便等于“骑驴觅驴”，终身亦不可得。

总之，我们要完成一个“我”，绝不可只是学步于人，效法于人，而必须运用大智慧、大理想、大创造力，建立起自己的园地，开辟出自己的天地，使我成为一个“前不同于古人，后不同于来者”的我！这才是真正没有丧失我自己，真正能使我永存于天地间。我得之于天地者，仍还之于天地，留之于天地，以期与天地永存而不朽！

四　做天下第一等伟人

　　　须立天下第一等大志

立志于上，必得乎中；立志于中，必得乎下。

要做天下第一等伟人，便须立天下第一等大志。立志于上，必得乎中；立志于中，必得乎下。立志为圣人，或不能至，亦可免为凡夫；立志为英雄，或不能至，亦可免为小人。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也。故周成王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世间上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只在无大志而已！稍有志气的人，亦只是在富贵、功名、利禄与乎妻妾、儿女、衣食上讲求，如此纵能做大官，发大财，或享极一时之荣华盛誉，对千秋历史了无干涉，对人生究竟毫无了悟，则至死仍免不了落个凡夫俗子。我们讲立志，就是教人要立超人超世的大志，要立改造天地、创造历史的大志，如此才不得乎上，亦可勉得乎中，而使自己之生死，有以异于凡夫禽兽之生死。人秉天地之灵以生，总宜力求对天地、对人类、对历史、对父母有个交待。这个交待，不是穿衣吃饭、生儿育女所能交待得了的。所以立志实为人生第一大事、第一根本。曾胡二公有言，“有志则不甘为下流”,“人才以志气为根本”。谢良佐曾云：“人须先立志，志立则有根本。譬如树木，须先有根本，然后培养方成合抱之木。”世人恒言“志气”，言“志向”，谈志气，立志是做人之根本，也是做人的力量；谈志向，立志是做人之目标，也就是做人的道路。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便必须先立一顶天立地的志。立志做大人，则以圣贤为业；立志做大事，则以英雄为业；立志于富贵，则以名利为业；立志于小人，则以衣食为业。总得有个志，方有路走。王阳明有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无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抵乎！”有了志，不变不移，不动不摇，则终必有成。故古哲谓：志为圣贤，则为圣贤；志为豪杰，则为豪杰。惟立志须立天下第一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才能有大成。曾国藩所述君子立志之道，正可为楷式。其言有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这是吾人所不可朝夕或忘者也。

《易 · 困》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君子处困中，宜致命以遂志。能以生命相终始，命可死而志不可夺，则虽困而仍能亨也。故苏东坡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人生如要做天地间第一等人，成天地间第一等事，便必须立天地间第一等志。无大志者，绝不能创大业成大事。韩瑞芝有云：“天下未有有其志而无其事者，亦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事因志立，志立则事成。惟志立后，尤须能坚忍不拔，死生以之。正朱子所谓：“立志不坚，终不济事。”良以吾人果能把志趋持得定，把志气奋得起，又何人不可及，何事不可为。有志而不成，只在立志不坚定，中途遇阻即辍耳。故拿破仑谓：“真正之才智，乃刚毅坚忍之志力也。”故古哲谓：“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夫贫贱可转也，有志则可转，无志则不能转。嵇康说：“无志者，非人也。”人欲有立，而无其志，则圣人莫奈他何，佛祖莫奈他何，上帝亦莫奈他何。此古哲所以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于东则东行，志于西则西行。志于大人，则学大人之学，言大人之言，行大人之行，事大人之事。若只志在小人，则自不会奋力向上，而自甘伍于小人矣！我们要改变人生创造人生，全在从立志一着做起。曾国藩不云乎：“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极难改变。欲求改变之方，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志决之后，即尔力行其志，坚持其志，涵育其志，则自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终必底于成矣。陶觉有言：“丈夫立志果能坚定，自然无事不成。彼苍苍者，第能限人以资财，而不能限人于造就也。”人定胜天，只要有志，即移山倒海之难，翻天覆地之大，亦可成也。故汉光武帝曰：“有志者，事竟成！”

曾文正公云：“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惟要真能做得到，就要靠有“志气”。气可以充志，可以持志。充者使其有力而能自强不息也，持者使其有恒而能悠久无疆也。此均是“养志”功夫。一般只谈立志，而不谈养志，这只是半截功夫。如我们立志要登上世界第一高峰，要登上去，这是“志向”问题，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胼手胝足地攀上去，这是“志气”问题，也就是养志的问题。养志之道，第一要使志趋坚定，第二要使志趋纯正。坚定则不动不摇，百折不回；纯正则为善不为恶，从正不从邪。故牟子谓： “立志不坚定，则万事不可成。”柏拉图谓：“志趋不纯正，则才学适足以为害。” 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先祖静斋公批四书时，曾续二语云：“强其志，毋馁其气。坚其志，毋竭其气。”夫气暴则志弛，气馁则志弱，气竭则志衰，如此而不败事反可成事者，未之有也。此“养志”功夫，千古来未为人道及，实则此成就圣贤豪杰之大根本。根深则干盛，本固则枝茂，未有薄其根本而能茂其枝干者也。志气乃人性中第一要素，有了它，一切其他人性要素，方可获得保证，方可获得发扬。如能善养之以道，则自能改造其人生，充实其人生，高尚其人生，美化其人生，使其独往独来，卓然特立于宇宙间而万古不朽矣！是以吾人立志须立天下第一等志，做人须做天下第一等人，做事须做天下第一等事，树德须树天下第一等德，立言须立天下第一等言。直至无人于上，无人于前，如此不但能显得超出，而且能显得超绝也。

一个人活一世，总要有理想有目标，不可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这个理想与目标，就是我们的志向，也可以说是志愿。如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禅宗六祖慧能的名言：“众生无边誓愿渡，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他们的志愿和怀抱，也是他们人生的理想目标，在这里有他们的气概，也有他们的境界。做圣人先要有圣人理想，做英雄先要有英雄理想，这都教人向上的，提高人之人格、精神，提高人之品德、地位，使能虽在世人中而能超于一切世人。必如是方能创造历史而不为历史的洪流所冲刷所淹灭！余于五十岁生日，曾仿六祖之言书有六语以自励，其言曰：“圣人难学誓愿学，圣德难修誓愿修，地狱难入誓愿入，众生难渡誓愿渡，圣道难成誓愿成，天地难改誓愿改！”这也可供一般人作为“自我创造”、“自我超越”之警惕语。如果能以此自我策励，坚持精进，锲而不舍，则自能超凡流而入圣域，最低限度绝不致流于凡俗而极于小人。故哲言谓：“匹夫

立志，便可参天地。”“人不怕才力不够，却怕志向不立。”立志向上，或有不达，然无志于上而能达于上者，则未之有也。是以你如不立志做圣人做英雄，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做超古盖今的第一等人，则欲做个第二等人、第三等人，亦不可得矣！克劳塞维茨告德皇太子有云：“雄图大志，为伟大事业成功之基础。世无缺乏雄图大志而能成功其为伟大者。故一切才智，自信与勇敢，均须以雄图大志为根本。”诚非虚语。

昔唐翼修有云：“凡人立身，断不可做自了汉。人生顶天立地，万物皆备于我。范文正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便有宰相气象。如今人，岂能即做宰相，但设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圣贤，便是豪杰。为官，可也；为士民，亦可也。无如人只要自己好，总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为胡越。志既小，岂能成大事哉！”吕维祺亦谓：“立志要学圣人，不可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仅以豪杰自命。”此是吃紧语。世无有少无大志，而能举大事成大业者。立志小，则眼孔自小，抱负自小，器识自小，气象自小，而一生存心行事，亦即是其理想与做法，均无不拘限于一个小范围矣。我们立志做人，总要有一个：使国家少我不得，人类少我不得，历史少我不得，天地亦少我不得之心，方能堂庑廓大，气象轩昂，而其所成者，亦自无可限量矣！昔管仲辅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谓其“器小”，以其无圣人之志，无圣人之心，无圣人之气象也。

诸葛武侯曾云：“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卑，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抑，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侃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是以一个人志趣宜高远，志气宜恢宏，志量宜广大，志力宜强毅，四者具，而不能超然出众者，鲜矣！虞集对此更有详尽而恳切的说明，他云：“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泛滥汪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 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事、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居无事之时，此志未尝慢也，应事接物之际，此志未尝乱也。安逸顺适，志不为丧，患难忧戚，志不为懈，必求达吾人之欲至而后已。此立志始终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虽至于圣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此之谓也。”是以吾人如欲成就其为一个参天地而赞化育的人物，成就其为一个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人物，则其志趣不可不高远，志气不可不恢宏，志愿不可不坚定，志力不可不强毅。四者缺一，便难望其能有最高无上之成就矣！

昔朱子于《沧洲精舍谕学者》有云：“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千言万语，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大有事在。”横渠有云：“德胜其气，则性命于德；德不胜其气，则性命于气。命于气者其气驳，命于德者其气醇。不胜其气，只是志不立，志立则气从。” 故曰：“匹夫立志，可参天地！”是故君子以立志为首务。

附：狄更生(Emily Dickinson)诗

在人家叫我们把身子伸直之前，

永不知道我们究竟多高。

如果我们真有计划，

我们的身长便可触及苍天。

我们所谈论的英雄气概，

乃是家常便饭。

我们不要为了怕做帝王，

而压抑了自己的志气！

录自彭思衍译文

五　英雄豪杰应具备崇高之自尊心

自尊者必不自卑，自敬者必不自贱，

自重者必不自暴，自爱者必不自弃。

人为万物之灵，且又可自我超越。成圣登真，为佛作祖，皆在自我为之。人如能深自内观自己，认识自己，唤醒自己酣睡着的潜能与神力，则其伟大无比的奇迹便自此而生。并可发现，我无殊于千古圣人，千古圣人亦无殊于我；我无殊于千古英雄豪杰，千古英雄豪杰亦无殊于我。全不欠缺分毫，其所以我之不如彼者，只是我没有以全力去发掘自己，创造自己而已。因此，凡人必须知有所自尊。自尊心，乃完成圣贤豪杰所不可缺少的一要素。自尊者必能自敬，自敬者必能自重，自重者必能自爱。反之，自尊者必不自卑，自敬者必不自贱，自重者必不自暴，自爱者必不自弃。颜渊曰：“尧，人也；舜，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就是自尊。陆象山有句云：“只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就是自尊自重。因为他能有此感觉，所以他又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就是自敬自爱。人总要看得起自己，方能使他人也看得起我，方能产生一种无比的自信心。要使人看得起，就是要自己做人有重量。能端重，能庄严，能肃敬；不轻佻，不苟且，不散漫。即古人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者是。如此则自可以威光照人，神采慑人，使人一见而即能起肃穆敬畏之心矣！

华盛顿有云：“自尊并不是自己夸大，惟我独尊之意。”夸大易流于狂妄，易流于怪诞，所以自尊与自大有别。自尊心主在使你看得起自己，自己这块料，所得之于天地者，并不少于任何人一分，只要自强不息，精进不已，则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之位，决不能少你一分。所以决不可自暴自弃，以有负天之所赋。毛姆认为：“自尊心是一种美德，是促使一个人不断向上发展的一种原动力。”诚不诬也。莎士比亚的名言有云：“假使我们自比于泥土，那我们就将真的成为被人践踏的泥土了。”又云：“没有自尊心的人，即等于自卑。”自卑的人，常易安于现实，安于平庸，不求上进，总有一个不如人的感觉。实则上天赋予你的，并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只要你能自我发掘，自我奋斗，即可有成。故能自尊者，必不自卑。

自尊与自大，并不相联属。惟自卑与自大，则常是联属在一起的。尤金 · 奥尼尔有言：“自卑感与自大狂，乃一物之两面，好像刀片，两边都有伤人的锋刃。”这锋刃不但可以伤人，尤可以伤自己。自卑感，不但平庸人常有之，即许多伟大人物中，亦所在皆有。因为人各有所长，亦人各有所短。所短的一面，即是其弱点的一面，便容易产生出自卑感，于是而好用其所短，期有以掩其所短。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一种自大狂，期有以掩其所弱，因而或则自作聪明，自作英雄，或则“自我作圣”,“自我作师”。古之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尊，与好为人师者，均犯了此种毛病。于是而亲自断送其伟大成就于坟墓中者，不知凡几！同时，自尊也不是骄慢，不是狂傲，自尊自重存乎内者也，骄慢狂傲，显诸外者也。徒见其小，而不能见其大也。大同天地，何狂傲之有？

自尊，先须自敬。你不敬你自己，何能见尊于人？何能自尊于己？能自敬者必不自贱。自敬，也就是“主敬”之学。二程子极言“涵养须用敬”，敬于心，敬于行，敬于事，甚至敬于天地鬼神。无所不用其敬，则精神无在而不集中，无在而不专一。明道曰：“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又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伊川继而详言之曰：“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易》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之，天理自明。”“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他事更不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是则所谓主敬主一，即为收敛身心，精神集中，不怠不慢之事也。敬于身，则不慢于身；敬于心，则不动于心；敬于行，则不纵于行；敬于事，则不怠于事；敬于天地鬼神，则不忽于天地鬼神。如此之持己以敬，岂有德不立而业不成者哉！

自尊，先须自重。你能看得重你自己，才能自尊你自己。看得你自己的重量重于天下，则自尊自敬亦可大于天下；看得你自己的重量轻于鸿毛，则你便可无所不为而至其极矣。故能自重者必不自暴矣，能自重者，则能贵己而不为外役矣。役于物者劳其形，役于名者烦其心，役于利者累其神，役于人者轻其身。故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则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寄天下。”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此自重其身，有以重于天下也。能自重，则不为外物劳其形，不为人欲昏其心矣。如此则自能守约，自能守一，自能守中，自能守道矣！明道和尧夫诗云：“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能消长随时而不悲，这就是他能自重，能心有主宰。赵州谓：“汝等诸人被十二时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能使得十二时，也就是心有主宰，不为外动。不为外动，惟自重者能之。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重则能转天下，轻则为天下转，此乃不易之真理也。

至言自爱，能自尊自重者，必能自爱。自重自爱者，绝不会自轻自贱，自暴自弃。自爱者，常能自全：爱其身则全其身，爱其德则全其德，爱其神则全其神。古人常说“名节不亏”，要名节不亏，就是要能自爱。庄子有云：“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这完全是说明自爱自全之道。颜子一箪食，一瓢饮，曲肱而枕之，乐自在中矣。这非自爱者，不能也！昔锺离权有诗云：“露滴红阶玉满畦，闲拖象履到峰西。但令心似莲花洁，何必身将槁木齐。古堑细香红树老，半云残雪白云啼。虽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满蹊。”这“但令心似莲花洁，何必身将槁木齐”, 就是自爱，能自爱，则心中自别有天地，也即是“吾心中自有世界，世界全在吾心中”!吕洞宾所说的“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也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无论自爱也好，自重也好，自敬也好，自尊也好，总归是不外要人成就一个我，成就一个人而已！如人人能体认到，尽大地撮来不如我大，则我尊；尽大地撮来不如我贵，则我重。人人能有如是之体认，则自能自敬自爱，而绝不至自暴自弃矣！凡世之不能成其才者，自暴自弃者也，非无其才也。珠玉埋在泥土中，始终是珠玉；砂砾飞扬在天空上，依然是砂砾。你只要能完成你自己，即使沉沦在泥土中，依然是珠玉，不要去羡慕升浮于富贵名利场中的砂砾，那是会被历史的筛子淘汰的！

六　自信力之伟大奇迹

有自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圣。

自信心是人性的诸般要素中最伟大的要素之一，有了自信心便产生自信力。其他一切人性要素，均因之而产生出力量，因之而获得完成的保证。有伟大智慧的人，常有伟大无比的自信力去完成其理想，平庸人则常因仅有理想，缺乏自信力而被屈服于不幸的遭遇。柏拉图说：“如果我们以信心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有双重装备，而可使其必胜必成。”由自信心所激发出隐藏在人性中的生命 “潜能”，可以产生一种无限无穷无比的神勇与神力，而可达到完成改变生命、 改变世界、改变天地的奇迹。自信力的伟大是不可想象的。有了自信力，天下便无不可能之事，它能使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失去了自信力，则凡是可能的事，亦通变成不可能的事。设以人类之征服太空为例，我们如果没有自信心，便不会起步；我们如果没有自信力，便不会有贯彻力去完成，而一经失败便即终止于中途。所有过去一切人类的发明和世界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此自信力而产生而完成。

马尔腾说：“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永远是那些信任自己见解的人，敢于想人之所不敢想，为人之所不敢为的人，那些不怕孤立的人，勇敢而有创造力的人，往前人所未曾往的人。”“至于那些沉迷于自认自己于卑微信念的人，不敢抬头要求优越的人，自然要老死牖下，卑微以殁世。”平庸人之所以为平庸人，因为他没有发觉到自己酣睡着的“神圣潜能”，而将之唤起，以至失去了“人人是英雄”的自信力，而自安于平庸，自止于平庸。英雄豪杰之士则不同，他们有大理想、大目的、大意志与大信心，永远地向前，永远地向上，总期要发展其生命力至于无限的伟大奇迹。

古哲有言：“自知者明，自信者强。”自信心乃一切伟大一切事业成功之第一条件。只有自尊心而无自信心，不落于狂妄即落于夸诞。萧伯纳说过：“有自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圣。”所有人生中有如坚忍、精进、勇猛、恒心、耐心与克服困难危险等一切美德，都是从自信心中产生出来的。马尔腾说：“自信是成功之祖。自信会增强才能，使精力加倍，支持心能，增加力量。同时，也是生命中诸多美德获得发扬的中心指导力。”你要不屈不挠，你要百折不回，你要屡败屡起，没有自信心做基础，又何可能？我们必须先有“尧，人也； 舜，人也。彼能是，我亦必能是”的信心，然后方能产生一种不至不止、不成不休的勇气与定力及毅力。平庸人之所以成为平庸人，就是在他自信不如人与自信不能胜人，而自甘堕落。英雄豪杰之所以成为英雄豪杰，就是在自信为超人与自信能胜人，而自强不息。是故必有非常之信心，方可成非常之事业。同时，对有信心而永不屈服的人，便永远没有所谓失败。一个人没有信心，便等于放下武器，自认失败。要知道：自信自有冲天翼，舍此便为地狱门。

信心就是相信我们的理想，自信就是相信我自己能实现我们的理想。譬如我对上帝有信心，而你没有自信能见到上帝，则永远也不能见到上帝。我们对佛与圣人有信心，而你没有自信能成佛，成圣人，则永远也不能成佛，成圣人。自信就是将有限生命的脆弱性与无限精神的刚强性，糅合而产生一种内在的无比的力量；有此力量，我们便可以无终止地走去，一直到走到目的地为止。

我们不但对我们自己的雄图与理想，应当有自信心；对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应当有自信心；对我们国家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更应当有自信心。如此，你才能“继往开来”，接上去，又传下去。这就是自信的扩充与自信的展延。所以我们教人“自信”，不是孤立的个人的自信。无论作圣贤或做英雄豪杰，总不能将自己自人类中孤立起来。对国家民族与世界人类当代的一切，你必须摄受；对以往的传统历史文化，你必须继承；对未来的亿万世后代，你必须接引，并予以开启。这样，你是国家民族与世界人类中的一分子，国家民族与世界人类也是 “你”中的一分子；因你能摄受故！同时，你可以光辉过去的传统历史文化，而过去的传统历史文化，亦能光辉你，因你能继承故！进之你可以照耀未来的历史文化，而未来的历史文化，亦可以照耀你，因你能接引故，因你能开启故。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生命的合一。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不是孤立的孔子； 释迦之所以成为释迦，不是孤立的释迦；耶稣之所以成为耶稣，不是孤立的耶稣。他们都上有所承，中有所摄，下有所启，括三世而归一，扩一而充三世。这就是“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与“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另一个道理和另一个解释。你不能树立如此的一个“大信”，便不会创立一个无限和永恒的“大成”。愈孤立愈渺小，愈扩充愈伟大，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至高无上、 至大无外的自信！

自信是一个人成就他自己的一种美德。大信则大成，小信则小成，无信则无成，世无有一个没有信心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的英雄豪杰！林肯有言：“喷泉的高度，是不会超过它源头的。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一样，他的成就，不会超过他自己相信的程度。”自信力是不可想象的，它可以使一切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它可以使一个人自地平线上站起来，而上与天齐。卢梭说过：“自信力对于事业简直是奇迹，有了它，你的才智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没有自信力的人，无论他有多大才能，也不会有成功的机会的。”不过，创大业者固不可无自信力，然当临大事时，则宜广征众议，从善如流，切戒愚昧而固执，刚愎而自用。此二者，恒为一般领袖人物之通病！因为领袖人物，常易目空当世，自作聪明，故每好予智自雄，却不知予智自雄，最易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大病。对此，华盛顿曾云：“自信并不是只信自己，固执成见，固执私意，走上刚愎专制的道路上去。而广咨于众，也不是专信别人，没有主张，没有定见，走上盲从逢迎的道路上去。”然要如何才是至善无碍，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信心之另一方面的发展，便是建立“共信心”与“互信心”，建立“信仰心”与 “信任心”，简言之，就是“立信”。立信于事，立信于人，立信于天下。我能自信，并须使人能信我，使天下人皆能信我，这才是“大信”。

信则无易，无易则成。《礼运》曰：“体信达顺。”《周易》曰：“履信思顺。”言顾行，行顾言，信也；政出必行，令出必行，信也；赏罚必行，不避亲贵显要，不遗微贱卑小，信也。昔者，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定食者，“民生至上”也；足兵者，“国防至上”也；民信之者，“立信至上”也。斯三者，政之本也。子贡又问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又问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去兵去食可死，而不可易信，由斯可知孔子之重之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者可也，大车无貌，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又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吾人若能言必由道，行必中礼，言必信，行必果，则天下之人，闻风而景从，宁死不去，岂仅事功德业之可成哉！故孟子答浩生不害之言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晋语》谓：“除暗以应外谓之忠，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又谓：“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良有以也。故曰：信为成己成人成物成天下国家之中心力量！

七　学问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

天下事利害相半，惟读书则有全利而无少害。

一

学问可发掘人生与天地之“真”，学问可以增益人生与天地之“美”，学问可以充实人生与天地之“善”。我们要改造人生，改造天地，为人类开创一个新境界、新天地，不从学问下手，便无以成之。我常说：“学问为做人之本，学问为立德之本，学问为立功之本，学问为立言之本。”古人称“三不朽”，实只是做人一事；而均以学问为大根本。荷马谓：“无学问之苦，较之身系囹圄为尤甚。”康德谓：“有学问，然后有智慧，然后有先见，然后能力行。”自古来，未有圣人不力学，未有英雄不读书！人生在天地间，尽人皆只是一个人，而你要想超越于常人，便只有从此下手立脚。不但圣贤君子系从此出，英雄豪杰从此出，即世俗间有如过眼烟云之小小富贵、功名、利禄等一时性的荣华事业，亦复无一不是从此中出来。良以学问可以充实人的知识，培养人的智慧，增进人的才能，陶熔人的品德，涵泳人的心性，提高人的志气。而此数者，不但为创造一切伟大事业之要素，且亦为超凡入圣之础石。忆昔束发受学，先父瑶阶公教读四书时曾书数语于《大学》卷端勉我于力学云：“惟学可以为天地立心，惟学可以为生民立命，惟学可以为往圣继血脉，惟学可以为万世开太平！”旨哉其言乎！初未识其深奥难穷，高明难达也！

王安石有言：“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余曾续之曰：“愚者因书而智，黯者因书而明，贱者因书而尊，俗者因书而圣。”古哲谓：“开卷有益。”蒂士罗利亦云：“天下事利害相半，惟读书则有全利而无少害。”拿破仑亦有“读书就是力量”之语。良以读书即是学问，学问即以明理为本，以应事为用。理明则中心有主，而行事时亦肆应咸宜矣。不读书，有如光眼瞎子；无学问，即是衣冠禽兽。罔谈做英雄与做圣人矣。

惟学问之道多端，所志不同，所学亦异，大抵有“共学”，有“专学”。如圣贤君子、英雄豪杰之学，乃做人之基本学问，为尽人所必学者，即所谓“共学”也。如各种知识之学、专门技艺之学、科学之学，乃与做人无关的学问，则非为尽人所必学者，即所谓“专学”也。故“共学”即为人之如何完成其人生，高尚其人生的学问。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扩而充之，则可以曰：人皆知以食养生，而莫知以学养生；人皆知以食养命，而莫知以学养命。一个人能壮生命之异彩，放生命之光辉者，舍学问蔑由也。学问之道，全靠强勉功夫，人未有生而圣知者。曾国藩谓：“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强勉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问学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即强勉功夫也。大抵古今圣贤豪杰，无有不自学问中来，而学问无有不自强勉中来也。

夫为学之要，以学道为本；学道之要，以做人为本。故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颐释之曰：“古之学者为己而成物，今之学者为人而丧己。”张载亦云：“学者，学所以为人。”盖身之不能修，焉能为人；人之不能化，焉能及物。立己即可以立人立业，成己即可以成人成物，初不可以事功为念也。尹焊有言：“学者切不可以富贵为大事，富贵傥来之物，才役心于此，便不可以为学矣！”能成己则富贵功名自在其中，且亦为人生之余事。不能成己，则本不立，而末亦不得举矣。即以英雄豪杰为志职者，亦应以做人为本，而以圣贤盛德为怀，方可得为学之要。故黄宗羲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故于伦常日用间着力，于心意之微以至行事之著，总宜不轻放过，见得一字，即行一字，日积月累，便自可达到广大高明田地。义理之学，务求明辨；道德之学，务求涵养；事功之学，务求践履，如是方是真正受用。圣贤豪杰事业，无有不是从学问中做出来的。有真实学问，方有真圣人！有真实学问方有真豪杰！

为学乃成己成人、开物成务之基本要道，故孔门《论语》一书，首“学而第 ”。我们欲完成一真正之人格世界与真正之人文世界.便必须以力学为先务举大事、创大业、垂大统、立大德，尤须有大学问。有了学问，便不怕无用处。昔孔子语子由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即是说，一切道德文章事功，均以学问为基础。故孔子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良以学问之为道，不但可以充实人之智慧，变化人之气质，而且可以高尚人之品德，淳化人之心灵，使人能由渺小而日趋于伟大，由卑下而日进于高明。故无论智愚贤不肖，不可有一日不学也。是以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吾人如自甘雌伏则已，否则欲出人头地，欲垂名千古，惟有从力学下手。用世不用世，乃在其次，用世则可成为一大事业家；不用世，则可成为一大学问家、一大思想家，且后者较之前者，尤是万古不朽也。

学问不但为智慧之源泉，同时更为知识之源泉。做大人，举大事，成大业，不但要智慧高，尤要知识博。故莎士比亚谓“知识为升天之翼”，苏格拉底谓 “人之不德，在于无知”，约翰逊谓“有智慧者，亦不可无知识”。良以人之所以能造就伟大不朽，实以智慧与知识二者为之基础，故柏拉图认为“知识为造就高等人类之用”。历史上统治世界人类的伟大人物，一为力之统治者，一为智之统治者。前者即为政治之统治者与武力之统治者，后者即为学术之统治者与思想之统治者。前者固不可缺乏学问与智慧，后者更纯粹是学问、智慧与知识之超人一等的人。吾人如不欲超出于人类则已，否则舍此蔑由也。

二

爱默生说：“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马克 · 吐温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不论你天才怎样高，不务学问便难望有最高之成就的。平庸人之所以成为平庸者，在其一离开学校便也离开书本，不再求学术之长进，任其灵魂闹知识之饥荒于不顾，而一味追求肉体的物质的虚荣与享乐。此点，尤以薪俸阶级者为然。他们一接近或爬上有为的梯子之初级，即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既误认天下事易如反掌，复误看做事与读书乃截然两途。其结果，实不啻在掘空其事功的纪碑之基础而使其陷入无底的深坑。纵欲用其魔术家之手腕与跳软索者之脚法而取巧于一时，亦难望其有较久之支持与伟大之成功。固然，学问不尽从书本中得来，世界即我们的大学，在社会现象里，在事功经验里，在日常生活里，都可以由细心之体会而获得珍贵之宝藏。可是，书本究为万千血汗与万千智慧所凝成，我们可用极少之牺牲，获得极多之代价。故古今来伟大人物之成功，除了于其事功奋斗之生活中，滤取贵重之智慧而外，无不乞灵于前人或当代书籍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事之器，第一就在学问。《易》云：“藏器于身，得时而动。”盖先能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则出而问事应世，必有可观。惟“运用之妙，存于一心”，故许多读死书的人，一生辛苦的结果，至大限成功一架两脚书柜，不能有所发扬，有所变化，更不能有所成就。举一以反三，闻一以知十，即神而化之之谓。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疑则滞，疑而不学则昧。”“学而不化则固，化而不学则劣。” 而此活用书本、活用学问之妙要，又纯在一心之能乘事、乘时、乘势、乘机、乘境之不同，默会而神化之也。

读书应不受环境之支配，只要你有志于斯，坚持到底，终有最后之满意的收获。我国古时之挂角读书、囊萤读书、映雪读书、凿壁读书、悬梁读书、牧猪读书、负薪读书者，诸是最好的成功之例证。而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曲肱而枕之，亦无碍其列圣贤之林。汉景帝时，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苦学力思，下帷讲授。后汉马略，闭户读书，十年不出，三日一食，人谓“潜龙”。宋吕蒙正为父所逐，避龙门寺，僧识为贵人，凿山岩为龛居之，苦学深思，九年不出。宁越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学也，三十岁即可以达矣。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我不敢休；人将卧，我不敢卧。苦学十五岁，而为周威王之师，古人之好学如此。顾亭林虽生而双瞳子，聪明绝人，一目十行，然生平自少至死，未尝一刻释书离卷，所至之地，他物可不携，书必尽载。曾以二羸马负书行，有时即在马上亦不忍弃书，常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同时又特别注意于书本与实际问题及地物之对照。此即其所以成功之一大原因。

我们知道发明火车之史蒂芬孙是一个出身微贱，在煤矿中做苦工的穷孩子，他见了瓦特发明蒸汽机之省力省工，便引起其奇趣而有志研究。惟苦于不识一字，便决心发愤苦读，日间工作，夜间上学，持之既久，终遂其研究之愿而获成功与胜利。林肯又何尝不是一个因贫苦未受到正式教育的孩子，可是，他最肯下死功夫苦读，常于破纸堆中拾得被人丢弃的破旧书籍，慢慢学习，不知则问，久之，而得其后日之基础。麦克唐纳曾说过：“书籍就是我的大学。”盖他之处境，亦复如林肯然。他在小学读书时，家中贫穷如洗，无钱买鞋，便裸足走过很长的沙滨，即在赤热之夏季，亦复如此。他无钱买书时，除借读外又曾到书店里去翻读。二十岁在伦敦做货栈中苦力时，对读书与研究则从不稍懈，一有余暇，便出入于波克贝克学社及实验室，他以后在忙碌冗繁之工作当中，总是必须偷闲读书。盖人才多从学问中出，学问多从读书中来也。

任何一个在事功中有成就的人，都是不死盯着任何学派去研究，去做任何学派奴隶的人，他不相信书本为人生中绝对的确切的粮食，他认为经验比任何理论、任何哲学更有力量。差不多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不愿意读死书的，他们只是抓住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孟子曾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培根亦有同样的经验话告诉我们道：“为学之道，当就真理以获得新知，不可但拾古人唾余。”“有的书只需选读，有的书只需浏览，有的书却须全部精读。”诚然，我们要以自己的脚站在著书者的头上，不可让著书者的脚站在我们的头上。盖善读书者，著者皆其奴隶，书本皆其注脚。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乃古今来最好之读书方法。惟尤须注重彻底领悟以求获得真知硕识，切不可只图获得一知半解便算了事。故孔子继云：“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孙中山先生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事，翔实无间断者，亦为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

读书还要注意的就是要同时在实践上下功夫。左宗棠训其霖儿书中有云： “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野农夫，乃能言之鹦鹉耳。”一个事业家，绝不模仿、偷窃、抄袭，最要紧之一着，在能创造、变化、实行。拿破仑曾云：“读书就是力量，因为读书可以增加人生的力量，充实人生之价值，提高人生之境界。”而其能如是者，即在能即读即用，即学即行耳。读而不能用，与不读等；学而不能行，与不学等。故朱子《论学》有云：“读书不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转就自己身上推究。”“学者功夫，惟有居敬穷理二事，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曾国藩有言：“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此实为我们做学问的基本纲领。

最后，吾人如能养成一种读书的嗜癖，使读书成为生命中之一部分，自立志愿之日起，至死之日止，终身行而不间，必有所成。早年，我曾在日记上写有“石铭”二语，即 “不可有一日不读书，不可有一日不做事”。读书即是求知，做事即是力行。这是一个领袖成功不可或缺的原则。二者合一，而又各有精到处，则有成矣。

读书之要在明理，明理之要在做人。故就修养上说，读书以能体圣言、履圣德、以存心养性为主旨。就事功上说，读书以能识时势，通世务，以明体达变为主旨。惟事功固可求而致，读书初不应有此存心，只一心在做人上用功夫即是。故陆陇其谓：“读书非欲取富贵，只在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得叫做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如此便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必如此，由读书所得来的学问，自己方能真实受用得着。吴观云曾谓： “自古凡有道之士，无不各有受用之境在。颜子之心斋不违仁，是颜子之受用也。孟子之养气不动心，是孟子之受用也。北宫黝养勇之不屈不挠，是北宫黝之受用也。孟施舍养勇之无惧，是孟施舍之受用也。后儒有言主静者，主静即其受用也。有言主敬者，主敬即其受用也。有言慎独者，慎独即其受用也。有言即物穷理者，即物穷理即其受用也。有言致良知者，致良知即其受用也。”故古人说“学以致用”，即此理也。

八　心为万能之本

太阳可以放射光芒，心可以放射神智。

心的问题，不但是人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且是当前世界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挽救世界、挽救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东西文化的分水岭，即是一在注重“形体世界”、“物质世界”，一在注重“精神世界”、“心性世界”。前者过度发达的结果，遂使科学文明与物质文明一日千里，而淹没了后者以往数千年的文化成就。科学、机械、物质便统治了世界，人类也就成了科学、机械、 物质的奴隶，而人人失去了自己，也就是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面。人之所以为人，进而为超人，为圣人，绝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内心的成就；不在于外在物质享受之高，而在于内心精神享受之高！耶稣之后无耶稣，释迦之后无释迦，老子之后无老子，孔子之后无孔子；他们的成就之所以不可及，因他们的成就，是在精神领域中、心性领域中，而非在物质领域中、科学领域中！否则今日三尺童子亦可凌驾而上之，岂特今日威名赫赫之政治上风云人物，与衮衮学者专家或具有超人智识之科学家与发明家而已哉！

这些，均与人之所以成为人，成为超人，成为圣人者，毫无干涉！历代恒河沙数之帝王，只是政治上的成就；恒河沙数之英雄豪杰，只是事业上的成就；恒河沙数之学者专家与科学家、发明家，亦均只是智识上的成就！这些成就均是外在的成就，而非内在的成就。一个人之外在的成就，不管怎样高，怎样大，有之不加我一分，无之不减我一分，和自我与真我了不相干。要完成一个“我”, 要在“我”的自身上求之，也即是要在“自我”的内身上，即心性上与精神上求之。有关于此一方面的成就，我们可称之为“人格世界”或“道德世界”。这是与知识或科学不同，是靠自我创造，自我修养，且无法盗用和承继的。此所以孔子贤于尧舜，而千古来，亦未有能并驾乎耶稣、释迦、老子、孔子者，即是这个道理。因为世界在物质方面的发展，随人类知识之累积与承继而日趋进步，复加科学这一怪物使物质文明猖狂泛滥，遂使人类淹没于此外在的“形体世界”中，不知返回于内在的自我心性上与精神上求安慰，求满足，求成就，丧失了“自我”、“真我”而不知自觉自悟，反而认为世界文化即在是，不亦大可哀乎？实则人类文化的整体，应是精神的与物质的两面，两面才构成一无缺的整体。精神文明发展的速度，赶不上物质文明发展的速度，遂使世界人类的进化，成了一偏之弊。这一偏之弊的结果，大有使人类终将自我毁灭，而使“世界末日”真正来临的危险！今日而要挽救世界的末日，挽救人类的厄运，惟有用东方文化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使二者均衡发展，使人类能自外在追逐上与物质追逐上，力自收束，返转来向自我之内心上追逐、精神上追逐，解脱自己不为物质的奴隶、名利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一切外在“形器世界”的奴隶，安心于完成一个“人”，方可收补偏救弊起死回生之效。孟子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即在人有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可超越其自我而成就为超人，为圣人；禽兽则只有一个形体世界与物质世界，丝毫不能超越其自我，而另有较高之成就！

其次，谈到心的本体问题之研究。在东方学术中，谈心性问题最彻底最深入，有条理有系统，分析又极精微的首推佛家；儒家与道家，虽同样注重，同样以此为根本问题，然究较简略。惟详之与简，并不重要，究其上乘趣旨，实皆无二也。三家之所以特别注重“心”，因人之所以为人，只在此“心”而已，人之所以能异于禽兽与人之所以能成为超人与圣人，只在人能修养此“心”，以成就一个最高的人格而已！因为心为人之主宰，亦复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正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者是。因心为万能之本，故心可以范成一个人，亦可以范成天地万物。心欲仁，斯仁至矣；心欲义，斯义至矣；心欲善，斯善至矣；心欲恶，斯恶至矣。心之所至，金石为开，天地为应，神鬼为感！ 故为圣人，为君子，为小人，为恶魔，诸莫非此心之所成，即三千大千世界与天堂地狱，亦诸莫非此心之所成也。当然，此心非指血肉之心，或仅是指有感觉与知觉之心，乃系形而上之词语。欲肯定一个心的本体究竟是什么？亦极难以一简单的适当的术语以明之。佛家称此心的本体为“真心”，其所谓“明心”，在去其妄心、识心、尘心，而得明其“真心”。儒家称此心的本体为“本心”(即毋失其本心)，其所谓“正心”、“尽心”，在去其偏心、伪心、人心，而得天上其“本心”(人之本来心，赤子之心)。道家称此心的本体为“道心”(即指先天之心)，其所谓 “炼心”，在去其凡心、世心、物心(后天之心)，而得其道心。三者言虽有别，名虽有异，要皆为一心。虽说许多“心”，诸为方便语。且究极言之，心本无体，言体即妄。显心之体者在“用”，执用为心即妄。夫心之为物，无形无体，有能有用。就其无形无体言，故能寂然不动，虚灵不昧；就其有能有用言，故能感而遂通，神妙莫测。心本虚静，然其“心能”，则放射不已，如太阳之放射其光能热能然。此一“心能”，吾人姑名之曰“心电子”或“灵电子”，太阳可放射其光热，心可放射其神智，故心能思能知能识。究此一“神通妙用”之学，吾人可称之为 “心灵学”。待科学能究及于无形无相无体之精神时，此一门学问，或有大放异彩之一日；心之“能量”无限，故其“神奇妙用”亦无限。修此一心，不但可入圣，且亦可通神；不但可前知，且亦可妙化于无穷。宗教家之所谓“神通”，并非子虚，实只在修炼此“心”所固有之“能”，使之扩充至无限，变化至无穷而已。用此“能”于“物学”，故今是物质文明，有惊天动地，神鬼莫能者而科学无不能之境地。若反其用于外者用之于内，即用此“能”于“人学”，亦即用之于“自我之身”，则就其“变化气质”言，自可超凡入圣；就其“变化形体”言，自可长生不老； 就其“变化神明”言，自可超圣入神，参天地而赞造化，弥纶宇宙而万古长存，亦为势所必然而理所必至的事。世间上凡可坏可减者，皆有形有体之物，至无形无体者，则皆无坏无灭。故形可坏而神不灭，质可坏而气不灭，身可坏而灵不灭。充乎天地者，莫非此神此气此灵耳！能修之即可得“证”，不修则不可得 “证”。不耕耘而欲得收获者，未之有也。心既具有此无限之神奇妙用，故中外古今圣人，教人为人之道，均直指由心入手起修。

因心为万能之本，然亦为万恶之源，可导人为正，亦可导人为邪，可导人为善，亦可导人为恶，可导人入天堂，亦可导人入地狱。或为圣人，或为禽兽，皆以此心为种子。故心为人之主宰，善恶均以此心为主宰，去其不善，而存其善，斯为千古圣人所共由之大道。

《道经》谓“心为神主”，又谓“心为天君”。荀子谓：“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邵子谓：“万化万事生于心。”朱子谓：“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此皆言心为主宰也。佛家认心即佛，故曰“自心即佛”，曰 “明心见性，立地成佛”。道家认心即道，故曰“即心即道”，曰“心为太极，道为太极”。儒家认心即理，故曰“即心即理”,“即理即心”。陆象山谓：“人皆有是心，心该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阳明继之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此“心即佛”、“心即道”、“心即理”，三说要皆为一说，且皆指“真心”、 “本心”、“道心”而言。至若前所云之妄心、识心、凡心、物心……等等，要皆为后天之妄心用事，识神主事，而非先天之真心本心矣。其次，天玄子谓：“人受天地之真之谓性，人受天地之然之谓命，人受天地之灵之谓心，心发而蕴诸形之谓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心动而交诸物之谓情，心无动发则合天地之真，心能虚明则合天地之灵。”此可谓为心之本体论。又宋儒张载认为心乃统性情与知觉而言，如谓：“心统性情者也。”又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程伊川则谓：“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朱熹则谓：“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此乃宋儒讲心的本体问题之简要，大体言之，各家宗旨亦不外是。

以上所言，只是一点简单的偏见，很希望大家对此一世界人类的根本问题，多加注意，多加研究，免使世界文化只是在“形器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方面发展，而陷人类于“全盘物化”，则幸甚矣！

九　圣人之养心大义

不见可欲，则心不乱；

无欲则静，静则明。

天地以人为主宰，人以心为主宰。天地以人而神，人以心而神。舍此心，宇宙便无着落处。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以其有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心也。心之伟大可以无限，故人之伟大亦可以无限。人欲使其伟大而至于无限，便须存此心而勿失。朱子曰：“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事。一息之顷，不加提省之功，则沦亡而不自觉。”此人心知所以贵乎宜存养也。存养此心，也就是安排此心，必须先能有个安排，才能安排我这个人生，安排我这个世界，如此，则自有“日暖风和草自幽”与“万顷波中得自由”的境界，才能有“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心灵上的洒脱。不然，便会“云月相同，溪山各异”，而“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矣！

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见可欲，则心不乱。”遣其欲则心静，澄其心则神清，虚其心则神宁。心之所以不能灵明者，以欲扰之耳。故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寡之而至于无，则“本心”自见。《周子通书》曰：“无欲则静，静则明。”明则自可彻见其“本心”。故孟子又戒人以“毋失其本心”,“毋失其赤子之心”。 “本心”失，则虽有人之形，而不可谓之人矣。宋儒常以“去人欲，存天理”教人，盖吾心中之“人欲净尽”，则吾心中亦纯是一片“天理流行”。故所谓“存心”，只是存这个天理；所谓“养心”，只是养这个天理；除天理外，别无可存养者。天理只是一“仁”之流行，故曰“以仁存心”。仁不足恃，则以礼范之，故曰“以礼存心”。仁为体而礼为用，礼所以辅仁也，实则只是一个字！

养心莫善于存仁。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天地只是一“仁”之流行，人本天心以为人心，故曰“仁，人心也”。仁不足恃，则以义制之，故曰“义，人路也”。仁为体而义为用，义所以辅仁也，实则只是一个字。夫心放于名，则名心生；心放于利，则利心生；心放于我，则我心生；心放于私，则私心生；心放于物，则物心生；心放于禽兽，则禽兽之心生。故曰：“心不可放，放则求之。”圣贤学问，彻头彻尾，只是“求放心”三字。后世贤哲教人，又有以“收放心”为言者。求者，求其已放之心，使复其“本心”;收者，收其已放之心，使复其“本心”。言收者，旨在人更易明白耳。“本心”即天心，即道心，即人心，亦即良心，即仁心，即赤子之心，名虽异，实则心只是一心耳。

养心莫善于无私。举凡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均私也，心才一私，便非其 “本心”矣。胡敬斋谓：“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驰骛，然后为私。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纵情肆欲，然后为私。这里最难，所以古人战战兢兢。”人心本静，一放于欲则动于欲，动则不得其静矣；人心本明，一放于物则蔽于物，蔽则不得其明矣；人心本净，一放于尘则染于尘，染则不得其净矣。凡有失于“本心”者，便陷于私矣。关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则亲不睦；贤愚心愈明，则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则事不成；好丑心愈明，则物不契，是以圣人浑之。”此之所谓明者，在用私智以使之所见愈明也，故圣人浑之而使同然于“本心”，则私心去矣。归有光谓：“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鉴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此养心之大本也。

养心莫善于不动心。孟子垂“不动心”之教，养心之本也。不为富贵动其心，不为名利动其心，不为贫贱动其心，不为生死动其心。不动则静，静则定，定则安，安则得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其所以能不淫不移不屈者，以其心不为所动也。阳明有曰：“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躁、荡、歉、忽、傲五者，动于其心也，欲其不动，学而存养之而已。阳明继之又曰：“是故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峙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弛。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端、敬、平、专、通、纯、宏七者，学而存养有以致之也。致之于心，则见之于行，而成之于德，此皆不动心之效也。高攀龙谓：“动心最可耻。心最贵也，物最贱也，奈何贵为贱役。”故阳明入赣，即知其必立事功，季本问之，则曰“吾触之不动矣”。

养心莫善于慎独。《大学》两言“君子必慎其独”，子思于《中庸》首章即以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为教。是以叶適谓“慎独为立德之方”，亦为“入圣之门”。故吕坤认为：“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方学渐曾详言其功夫云：“慎独者，圣学之要。当其燕居独处之时，内观本体，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着功夫。内观此中稍有染着，此人欲也。检察欲念，从何起根，扫而去之，复见本体，遏欲以存理，是第二着功夫。两者交修，乃慎独全功。”欲慎独，则省察功夫最为要紧，才觉私意起，便克去遏绝之，则自纯于天理矣。杨椒山云：“心为人一身之主，如树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坏了心。心里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来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这边的人；心里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虽欲行好事，也常有始无终，虽欲外面做好人，也曾被人看破。如根衰则树枯，蒂坏则果落，故人切休把心坏了。”先立乎心意之微，这是慎独之直捷法门。

养心莫善于克念。“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吾人于日用常行中，宜随时省察，随时觉照，每于念头起处，即内观其为善恶是非、人欲天理，一有不正，即勇猛克去，力去此心中贼，务使归于正念，念念皆正，则心中纯是一片天理流行矣。第二步便为止念功夫，务使此“真心”湛寂，一念不生，方为上着，即所谓“无念境地”也。昔王阳明谓：“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佛家有“心为贼王”之语，欲克去此为心中贼之一切恶念、邪念、杂念，此则即用曾子之三省功夫，犹恐难济，而宜于十二时中，片时亦不可放过。久久纯熟，则自易办矣。杨椒山谓：“念头一起，则自思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即思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有丝毫违天害理之事。”合天理即是正念，即当存之；不合天理便是邪念，即当克之。此克念入圣之下手法也。

养心莫善于正心。《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又言修身在正其心……心住于心位而不住于外物，心住于天理而不住于人欲，纯是一善之流行，一仁之流行，一道之流行，则不待正而自正矣。心在于忿懷、恐惧、好乐，以至于富贵、功名、利禄，则已外乎其位，而不得其善，不得其仁，不得其天理，而心亦不可得其正矣。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时时提撕此人心，舍其不善而著其善，舍其不仁而著其仁，舍其人欲而著其天理。斯亦所以正其心之要道也。王心敬曾云：“小心而不流于惧，静心而不流于虚，空心而不流于寂，勤心而不流于急，仁心而不流于姑息，勇心而不流于刚暴，希圣希贤之心，而不入于好高喜胜，志在人上，则可与言操心矣。”过犹不及，不及固不得其正，过亦不得其正，故宜时时操持提撕以养其正，方可入道。故李颛谓：“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大肯繁，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

孟子有言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者，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养心之要，亦即是在养此仁义礼智之心，扩而充之，则其用不可胜穷矣，岂只远离乎欲心而复其人心而已哉！古圣《心法》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放其人心，充其极也，则易下流于禽兽之心；著其道心，充其极也，则自可上齐于天地之心。二者全是一大心灵之充实，一大性情之流行，而又全赖吾人之善去、善存、善绝、善养也。故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王阳明有云：“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吾人如能随时觉照此心，省察此心，操持此心，存养此心，则不但吾人自有个主宰，天地亦自有个主宰。主宰立，则一切不立而自立矣。故汉密尔顿谓：“世界上最伟大者莫如人，人身中最伟大者莫如心。”心能创造一切，亦能毁灭一切，能使吾人上入天堂，亦能使吾人下堕地狱，能不慎乎？人心一善，万善即随之而生；人心一恶，万恶亦随之而生。善恶之行，始于一心。心灵一圣洁，则其人生即为圣洁之人生；心灵一恶浊，则其人生即为恶浊之人生。心灵一高明，则其人生即为高明之人生；心灵一卑鄙，则其人生即为卑鄙之人生。惟人心本善，本圣洁高明，而有不善、不圣洁高明者，情欲动之，习染牵之，因而自失其本来心也。故佛家常谓： “即心即佛”,“自心即佛”。是故心在圣贤豪杰，即为圣贤豪杰；心在盗贼小人，即为盗贼小人。欲为何如人，全在自为之而已。是以莎士比亚说：“使心地清净而伟大高明，乃青年人最大之诰命。”培根亦说：“深究自己的心，而后发觉一切奇迹在你自己。”此心之在吾身，犹如太阳之在天地。在内善养我圣洁无疵之心灵，在外自会发出闪烁无比的光明！

心有一切有，心无一切无，一切惟心造，无心万物无。阳明心教有四句偈云：“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复谓此四句宗旨，是澈上澈下语，中人上下，无不接著。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此在钱德洪认为无可移易者，惟王龙溪则谓之为“权法”，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阳明另有本体说，即“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是无善无恶之意，知是无善无恶之知，物是无善无恶之物。”四有教所以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四无教才是为上根人立教，即本体即功夫，顿超而直入。中根以下，须用为善去恶功夫，即功夫即本体，循序而上达。二者皆所以接人入圣之功也，而均主在一心。故余于上云：心有一切有，心无一切无，一切惟心造，无心万物无。我无心于一切，复不让一切入吾心，则一切其可奈我何？无心之心，常能自做主宰。韦应物诗云：“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在这种肃穆清华的气象里，纯粹是淡，纯粹是雅，纯粹是一心自做主宰。能一心自做主宰，则自有陶渊明所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之超然境界矣。故古德谓：“我自无心于万物，万物何妨常围绕。”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无常心，则自无心矣，无心则可以入道，故养心之上者，以养其无有之心为了义。惟佛家则又谓：“莫谓无心即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此则更上一乘矣。

十　圣贤豪杰之真性情

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豪杰；

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圣人。

一个人越是伟大，越是神圣，越是有真性情；越是渺小，越是丑恶，越是无真性情。“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之偈，可以说即是讲一个人的皎洁而无瑕，纯白而不染的真性情。有了真性情，才有真心意。分开来讲，就是说一个人，性要是真性，情要是真情，心要是真心，意要是真意。一般人常讲至性至情，常讲诚心诚意，就是指的这个“真”字。这四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无穷无限的内在潜能潜力之活源泉，它是神奇而莫可测，玄妙而莫可拟的。保而存之，扩而充之，则其大可参天地而赞化育；暴而弃之，染而污之，则其小可同禽兽而堕地狱。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讲正心率性，尽心尽性，讲诚心诚意，道家讲炼心炼性、炼情炼意，俱要不外求得其：性是本来性，情是本来情，心是本来心，意是本来意。儒家常讲本心、本意、本性，道家常讲元性、元神、元然，总在教人不动于物、不动于欲、不动于尘识，而返得其先天本来面目而已！古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才子定风流。”这本色，这风流，也不过是指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而已。本来如是即如是，先天如是即如是，则自然“人欲净尽”，而亦自然“天理流行”矣。一个人的“内在”，如纯是一片天理，纯是一片天机，纯是一片天趣，纯是一片天韵。虽未至于圣，吾必谓之圣矣；虽未至于神，吾必谓之神矣。

我们应当知道，任何一个人其本身都有着种种“内在”的潜能潜力，这种潜力，哪怕是一点点，只要能唤起，便可做出惊天动地的伟大神奇事业来。平庸人并不是本来平庸，只是潜力未唤醒，未运用而已。这种巨量的潜力，我们称之为 “神力”，亦可说即是“生命力”。英雄豪杰只是将这种经常在酣睡着的“神力” 唤将出来而已。此一“神力”完全是“内发”的，不过，一种是由自发的内发，一种由外烁的内发。这种“神力”，亦可说是“神性”，也可以说是一种至性至情之力，人皆有之。故英雄本来即是英雄，圣人本来即是圣人，他们之所以成功，只是将这种本来具有的英雄性或圣人性唤起，使之“内发”而已。反之，凡夫与众生，同样亦本来是英雄，本来是圣人，他们之所以不成功，只是他们未能将这本来具有的英雄性与圣人性唤起，使之“内发”而已。马尔腾说：“假使我们明白了在我们生命中间，原是锁藏着巨量的能力的，则一个无用的懦夫，在遭遇火警或别的变祸时，能够于一瞬之间，突然变成一个英雄的这种事实，就不足为奇不难索解了。因为英雄一向是英雄，变祸不过将这英雄显示出来而已。”这是很可以说明我们所强调的“人人皆是英雄，人人皆是圣人”的道理，不是徒用以鼓励人向善向上，鼓励人培养一种真性情的美德，而是具有真理存焉的。

这也说明了孟子所说的“人性善”，是一个真理。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儒家的“率性尽性”，即可至圣，佛家的“明心见性”，即可成佛，才落地生根，才合于真理。我们讲英雄豪杰要彻见真性情，与孟子所说的“无失其本心”、“无失赤子之心”，及佛家所说的“彻见本来面目，立地成佛”，也是一个道理。道家最重人之“先天”，而不重“后天”，不言入圣，而将“成仙”之事，说举为“登真”，将 “修仙”之事，说举为“修真”，又恒言“归真返璞”、“返本还元”，也即是这个道理。总不外教人返还人之先天，彻见人之真性情，彻见人之本来面目而已。禅宗教人一个最简要的大原则，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其所谓明者，即明此“本心”、“真心”;其所谓见者，即是见此“本性”、“真性”。除此便无余事矣！其一切大机大锋、大体大用、大彻大悟，总是在寻这个，悟这个，了这个。而历史上禅宗大德中，多大豪杰，亦即是他们能在此一根本处参究，在此一根本处做人。实在，天地间与人性中，只是一善之流行，亦可以说，只是一真之流行，因而并可以得到一美之流行。

西方学人马尔腾有一段话，正可说明这一点，他说：“假使一个人，能够同他内在的神性，那永不死亡、永不疾病、永不犯罪的神性维持和谐，他即能得到最大的生命效率、最高的人生造就与幸福。”这不是与我们圣人教人的道理是一样吗？他又说：“在一个人感觉到在自己的生命中，是含着真实、公义的‘大道时，他会明白，即使全世界都要反对他，他还是要胜利。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林肯之所以成为伟大，理由正在于此。林肯之伟大，不在于他头脑的了不得，而在于他血肉之躯的后面的‘大道’。使林肯成为伟大的，是在他生命中发动出的真实与公义。”这不是与三家圣人的说法是大同吗？所以一个人只要能铲除人欲，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诱所动，不为外尘所惑，而保全其生命内在本自具有的“真美善”之神性潜力，扩充之，发扬光大之，则自产生无限的伟大力量，可以撑持天地弥纶宇宙而有余了。

朱子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能得其本性真性，有何可加可损之有。”朱又说：“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功夫的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不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见处，渺渺茫茫，终无下手处也。”这良心发现处，即是上面所说的内在的本来，即善的真性情流露处。这猛省提撕，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唤起纯是一善流行的真性情的潜能潜力之意。能唤起而扩充之，即是先圣所说的“尽性”功夫。故《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这里，由尽我之性，以至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层层扩充，层层提高。在这里，并可看出 “物我一体”与“天人一体”的修法，只是在“尽其性”一语。尽其性之真，即能尽天地万物人我之真；尽其性之善，即能尽天地万物人我之善；尽其性之美，即能尽天地万物人我之美。这一切，只归于一潜德之至诚。以此存诸己的潜德之诚，扩而充之即能尽其性；推而及于人，即能尽人之性；推而及于物，即能尽物之性；推而及于天地，即能尽天地之性。如是，则我便同于天地，天地亦无殊于我。我中有天地之性在，天地中有我之性在，故只是尽我之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矣。故孟子曰：“仲尼，天地也。”能乎此，不但仲尼天地也，凡人亦可皆天地也，这全是显见圣贤豪杰之真性情处。所谓至诚，亦只不过是言圣人之潜德之至真至实处，至美至善处，无以复加处。人得之于天者，本来如是，复去其人欲之私，使无动于中，再扩而充之，使同于天地，而复还之天地，自然与天地同化，与天地同在，又有何加焉！

真性情的培养，不但可以提高人的品德与人格，而且可以增益人的至真至美至善的精神境界，与充实人类历史文化的真价值。《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者，情之体也；情者，性之动也。性不动而藏于内即为性，性发而显于外即为情，情惑于外物而离其性之真即为欲。《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子注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性体本善，故率其性而行即谓之道。发而中节则其情正，亦即情之真也。此种真情感，在《中庸》称之为“和”。下文又直谓“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这即是说，真性情即为天下之大本与达道。本此真性情，推而极之，扩而充之，则可得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大功用。“盖天地万物，本我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为何要提出培养人的真性情之大本大根处。

情一至于欲，便非正非真非善矣，须痛切斩断之。故孔子曰：“发乎情，止乎礼。”止乎礼者，求其中节也。人不可无情，无情则无以见“性”，亦无以见“人”。人性人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显见处。人欲可以灭，而且必须灭；人情则反是，不但不可以灭，而且必须存。由世俗骂人，当谓这个人无人性，无人情，又谓无情无义，即可概见一般。我们别开世俗与人世之儒家思想不谈，即讲出世之佛家思想，亦从不忽视这个“有情世界”，而且亦极其重视“情”!他们主张“觉迷情”，情大迷则大痴，迷不得其正，痴亦不得正，故必求大彻大悟以觉之，使归于大觉正觉。夫性者，情之体也；情者，性之用也。情缘性生，性缘情见，舍情便无以见性。人而无性情，其可得谓之人乎？性情之流露，尤贵其为真性情，稍一涉假，或一有所为，便流为伪君子矣，伪君子不如真小人，为害甚大。故吾常言：惟有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豪杰；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圣人。同时，在朋友间，惟有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友谊；在男女间，惟有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爱情。处顺境时，惟有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气象；处困境时，惟有于真性情中，方可见真骨格。一个人，要完成其一个真我，显现其一个真我，惟有自生至死，保全这一份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方可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存！因此不但能全我之真，抑且能全天地之真。最后，并能以得之于天地者，仍还之于天地。如是，则凡有天地在，自即有我在矣！

十一　养浩然之气的根本功夫

治怒惟忍，治刚惟至柔，

养气功夫是一种人生艺术。

天地只是一气流行，吾人亦只是一气流行。自古圣贤豪杰，其所致力而不可一日或怠或忽者，只是一个养气功夫。养气功夫大一分，其成就便大一分；养气功夫高一分，其成就便高一分。人人均得有一分天地之气，善养者，则日进而合之；不善养者，则日退而失之。人人身中均有一分天赋之浩气与天赋之正气，圣贤豪杰不多一分，凡俗庸流不少一分。如能善自保有之，培养之，则个个都是圣贤豪杰。是故养吾本有之浩气，以应天地之浩气，则吾可与天地同其博大；养吾本有之正气，以合天地之正气，则吾可与天地同其高明。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答“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毋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以直配义与道，是为孟子养气之三大纲领。其效果则至大至刚，而可塞于天地之间，即是可与天地之浩气同流矣。孙中山先生有言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何谓正气？若仿孟子之言则可以曰： “其为气也，至中至正，以善养而无害，则充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仁与道，毋是，馁也。是集仁所生，非仁袭而取之也。”盖充于天地之间者，只是一善之流行；天地之大德，只是一仁之流行。以直与义养，则得乎至大至刚；以善与仁义，则得乎至中至正。“道”，则均为其总纲。故养其浩气则博大，养其正气则高明。博大高明，天地之德，亦圣人之德也。

上面我们将浩气与正气并提，一特显其大，一特显其纯，惟此乃系一个严格之辨分。笼统一点可以说：浩气即正气，正气即浩气。文天祥即做如此体认。他的《正气歌》有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他认为一个人的气节之建立，系根于正气而来。所以紧接着举出许多历史事实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跟着他又说明这个正气的功用，不全在此时穷乃见之气节。其言曰：“是气所磅礴，惊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最后仍与孟子所说培养浩然之气的根本，在配道与义相同。不过我们要说明的是，一个能善养其浩然之气与正气的人，一定有气节。而历史上有气节的人，不定全是具有天地浩然之气与正气的。古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乃属气之所激荡而生，而从容就义，则全要能认得“直”与 “是”，然后配仁集义与道所生。这里就全要看眼孔，看认识，看了悟，也可看怀抱，看风度，看气概，不纯是一个凭其气之所至，横心一死以立节的事了。此所以历史上政客官僚多，奴才走狗多，而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英雄人物少，即在此也。

由上我们可以知道，养气功夫的不二法门：第一就是要认得个曲直，也就是认得个是非；而以“直”养之，以“是”养之。第二就是明辨个善恶，也就是明辨个义利；而以“善”养之，以“义”养之。第三就是配仁与道，仁为天地之大德，而道为天地之大本，大德备，大本立，自可与天地同流矣。三者具，则自可做到曾子引孔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境界原是指的“大勇”者的境界，然由此中可见英雄气概，也可见圣人气象。同时，也可以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大丈夫境界，与“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圣人境界。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行一不义而得富贵功名爵位，岂肯为乎？今者，曲直之心亡，是非之心亡，善恶之心亡，义利之心亡，仁心与道心更亡；如是而欲求人之浩气正气充于天地，求圣贤豪杰充于人间，岂可得乎？

吾人欲经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则胸怀间不可不有一种浩然无比的气量：盖欲成人之所不能成，必先能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能为，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方克有济。而此四者之能否做到，又视其养气之功夫如何以为断。事业之大小成败，“气”实为其主要因素之一。故孔子垂 “戒气”之训，子华子有“正气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极也，不可以为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泽，郁郁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神之所宅，定固静专而不可挠”之论。鬼谷子有“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心中，故内以养气，外以知人”的论养气之术之至论，亦即孔子所谓“无欲则刚”，孟子所谓“配义与道”也。细察古今来成大事立大业的人物，莫不得助于养气功夫，即是莫不有一种超人的气魄，并能存养其天地之正气。

老子曰：“专气致柔。”此四字为道家养气之要。孟子只戒暴其气，道家则戒怒气，戒刚气，戒忿气，戒戾气，戒燥气，戒烦气，戒浮气，戒骄气，总以养得一团心平气和为上。晃文元说：“不怕忿生，却贵惩速，惩胜忿平，转祸为福。气欲柔不欲强，欲顺不欲逆，欲平不欲乱，欲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嗔一发，则气强而不柔，逆而不忿，乱而不平，散而不聚矣。”许鲁斋说：“喜怒哀怒爱恶欲，一有动于心，则气不平，气不平则多失。七者之中，惟怒为难治，又偏招患难。须于盛怒时，坚忍不动，候心气平时，审而应之，庶几无失。”治此诸气，惟一理字。以理养心则心正，以理养气则气正。罗泽南说：“人之于气，惟时以理御之，则可成德义之勇，足以胜天下之大任。否则，为客气，为暴气，为戾气。如无羁之马，无勒之牛，奔放触斗而不可制。天地以气坏事者最多，匪气之害，由无义理制之故也。”陈白沙说：“七情之发，惟怒为剧。众怒之加，惟忍为是。如其不忍，倾败立至。”孟子尝垂“不动心”之戒，先父瑶阶公则恒以“不动气”为戒。不动气之要，贵乎“忍气”。曾国藩《戒子弟书》有云：“横逆之来，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吾近来在外，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忍气乃当时之养，若于平时，无所加“忍字诀”时，则宜用“收敛诀”，即所谓不动气也。曾国藩谓：“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身于家皆有益。”治浮气，惟在惩忿；治怒气，惟在忍性；治刚气，惟在致柔；治戾气，惟在窒欲；治燥气，惟在收敛；治骄气，惟在谦冲；治烦气，惟在恬静，凡此皆为人处世养气之要道也。

总之，养气功夫，是一种人生艺术，是一种英雄艺术，也是一种圣贤艺术。禽兽只有一种天赋之气，而无涵养之气，得一分只是一分，不能有所增长，故不能有所变化，有所超越。人则反是，人除了天赋之气外，尚有涵养之气，尚可增益其气质，变化其气质，盗天地之气，夺天地之气，合天地之气。故得一分不只是一分，而可增益至无穷无限，故能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超凡入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三步功夫，全赖以养气为其初基，此实一切根本之根本，而不可或忽者也。

十二　英雄气概

惟有培养一种出尘拔俗超世绝众的气概，

才能完成一个出尘拔俗超世绝众的英雄。

一个人总要养成一种气概，非常人则尤应养成一种非常气概。无英雄气概，绝不能创英雄事业；无圣人气概，绝不能创圣人事业。君子上达，小人下流。期于上达者，总常作高世绝俗、超尘出众想，所以易见气概；安静于下流者，总只作随波逐流、俯仰由人想，所以无可见气概。谚谓：“气概只许英雄有，凡庸不予半毫分。”故举世滔滔者，只见生命之蠕动，绝不可见气概之流行。气概是一种天机的放射和一种抱负的流露，内蕴有无限的生命力与无限的精神力，否则便流于自大与自夸。自大狂与自夸狂，则凡小人皆能之，一见即知其非气概也。我们常于一个人中，可以想见其气概；亦可于一种气概中，想见其人。故惟有培养一种出尘拔俗、超世绝众、不同凡响的气概，才能完成一个出尘拔俗、超世绝众、不同凡响的英雄！

耶稣总自认其为上帝的独生子，上帝命其来为人类赎罪，来救人类。其生命为独一无二，其使命亦为独一无二。这是耶稣的气概。“沃德斯城之魔鬼，多如屋上之瓦，吾必前往。”这是马丁 ·路德的气概。

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当畏于国，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孔子的气概。

孟子答公孙丑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答景春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告充虞曰：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又尝语人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而犹兴。”在这里，全可见孟子的气概。此种浩然之志养、浩然之气概，至大至刚之自尊与白信，虽千百世之后，闻之而犹可使人毅然兴起，卓然自立也。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哉？”这是曾子的气概。一仁可以敌晋楚一国之富，一义可抗天子王侯之爵。彼所尊者在彼，我所尊者在此；彼所成者在彼，我所成者在此。彼何所恃而慢我，我又何所慷而畏彼哉！贱王侯而轻爵禄，君子自有所重，在这里可见道德仁义之大实质，可见曾子生命之大光辉！程明道有诗云：“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雄！”夫英雄豪杰之士，不纯在富贵功名中见，市井贫贱中，山岩隐士中，只须自有所得，便无住而不是英雄豪杰也。故放翁诗云：“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衷。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良以在哲人、隐士胸中，别有天地，别有世界，无须人知也。

“万世而后，遇一解者，犹旦暮遇之也。”这是庄周著《庄子》时的气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是司马迁著《史记》时的气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是孔子作《春秋》时的气概。片言高万世，一字足千秋。一个文人而没有大气概，不自知其所重所贵，则惟有自见贱于人，而见役于世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气概。他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故终能任人之所不能任，而成人之所不能成。

“只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这是陆象山的气概。一个思想家也就不能不有这种承担，不能不有这种气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陈子昂的气概，也是一个独往独来于天地间的诗人的气概。

“众生无边誓愿渡，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气概。做宗教领袖，不能不有这种气概。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地藏王菩萨的气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这是禅宗大德的气概。

以上无不可由其人中想见其气概，并由其气概想见其人。若夫英雄豪杰之士，亦莫不然！如汉高祖初见秦始皇曰：“大丈夫，当如是也。”楚项王见之曰： “彼可取而代也。”曹操自谓其平生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又与刘备品评天下豪杰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以及文天祥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无不是只由一语二语中见气概，由气概中想见其为人，而至今仍虎虎有生气也。

以是，我们做人，总要先涵融一种清刚浩大的气概，而以全力去完成这一种气概。其为象也，或为泰山岩岩，或如平芜千里，或如长江滚滚，或如汪洋万顷，均无不可。总要使万世之后，闻其风者，无不翕然景从，不但可廉顽立懦，且可死生者于凡世，而活死者于九泉。必如此，方可无愧于天地父母也。

做英雄豪杰，总须有一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有一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气概，有一种“人言不足恤，天地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是非不足凭，成败不足惜，死生不足计”的气概。目标确定之后，有如高山飞瀑，不至不止之势，方可言举天下事！这种超天地盖古今的气概之养成，首须有大透悟，次须有大功力，再加以孕育涵存于胸中的浩然之气做基础，才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十三　英雄气度

气度盖人，方能容人；

气度盖物，方能容物；

气度盖世，方能容世；

气度盖天地，方能容天地。

大凡善养其浩然之气者，自有其浩然之气象、浩然之气度、浩然之气魄、浩然之气节。气象大者，气度自大，气度大者，气魄自宏，三者均可于气度中见。气节于下文中言之，本文先谈气度。圣人只谈气象，举上自兼下。帝王领袖、英雄豪杰之士，则须先谈气度与气魄，成下可及上。看圣人宜看气象，此属上乘功夫。凡具有天地气象者，即是圣人气象，难养难成，故圣人不世出。看英雄豪杰，看帝王领袖，宜看气魄，看气度，此属中下二乘功夫，易养易至，故举世滔滔者皆是也。

一个人，容不得人，容不得物，容不得世，岂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而此能容之量，便是所谓气度。气度盖人，方能容人；气度盖物，方能容物；气度盖世，方能容世；气度盖天地，方能容天地。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用人成事，用世立功，有容方乃有济，这容量就在气度。气度大者容量大，而所成亦大；气度小者容量小，而所成亦小。以所容者大，则为用者亦大；所容者小，则为用者亦小也。昔邵康节临死，张两手示伊川曰：“面前路窄，须令放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学人示学人以学术界事，犹复如是，况英雄豪杰之以用人用世为业者乎？能容一家人，则一家人为之用；能容一党人，则一党人为之用；能容一国人，则一国人为之用；能容天下人，则天下人为之用。以一家人敌天下人，其成败为何如？可知也。庄子有言：“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 如只是同其本同者，行其可行者，则小而窄矣。“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所以成其大成其悠久。英雄艺术与政治艺术，也就是无私覆载、无私照临的艺术。

要怎样才能养成一种伟大无比的气度，首先就得从学术上养。学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气度亦自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能学盖天地，包举宇内，岂有不能容人、容物、容世的道理。所学者大，所积者厚，所见者远，如此自能气度恢宏，胸怀阔达。其次就是要心中不可只见一个“我”，只存一个“私”。孔子曰：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者，孔子深恶痛绝之，以其有碍于气度恢宏阔达之圣人气象也。有许多天才领袖，本可成大事立大业，而卒自斩其历史前途者，即是犯了此“意必固我”四毛病。而英雄人物，每较常人更易犯之。以其胸中总有一个“我”在，因其天秉之稍有异于常人，于是常得我高我大而“自我作圣” 矣。这是有己的毛病。薛文清公云：“人所以千病万病，只为有己。故计较万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贵，惟欲己安，惟欲已乐，惟欲已生，惟欲己寿。而人之贫贱危苦死亡，一切不恤，于是生意不属，天理灭绝。虽曰有人之形，其实与禽兽无以异！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贵贫贱，安乐寿夭，皆与人共之，则生意贯彻，彼此各得所愿，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胜用者矣。”能无己无我，则亦自可毋意毋必毋固了。意必固的毛病，就是在有己见。有己见则不是“予智自雄”，就是“愚而好自用”。好自用者常孤，狄德谓：“人不可孤立，孤立则危。”一人孤立一人危，一家孤立一家危，一国孤立一国危。苏格拉底谓：“真正高明的人，就是能够借重别人的智慧。”这就是说，你不要自用其智。自用其智，则常多为愚者之智，而非智者之智，故常陷于拙败而不自知。故老子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用而用人，不自容而容人，去己以存己，无我以全我，这是一种领袖的艺术。故老子又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是何等气度？何等气象？

能容天下人者，自有领袖气象；能容天地者，自有圣人气象。无论亲疏好恶敌我，无论智愚贤不肖，而我皆能大度以容之，使其有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人之相忘于天地，则不欲上人而自上于人矣。何患人之不为我下乎？歙歙忘物我之别，则天下可为一家；竞竞为尔我之分，则肝胆可为楚越。人如欲为继往开来之大业，岂可无恢宏阔达、浩然无比之气度，可以办到！夫天下之学，非一人之智所能独和；天下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办；洋海之大，非一川之水所能独成；山岳之高，非一丘之土所能独积。是故“众则存，独则亡”，天地有容之量，成大事者，必有大量。故项羽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气，白手起而破强秦，及其与高祖角，终不免失败者，在其一范增犹不能容，而高祖则能容无数之范增耳。

我常说：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量盖天下然后能用天下，智盖天下然能转天下，气盖天下然后能包举天下。一个人能有如此之气度，则自与天地同其大矣。气度二字，亦即世所谓之大量、雅量、容量与气量。其修养之要法，总要能戒妒戒怨，尤要能恕能忍，则自能包涵宽容而不计较矣。吕坤谓：“学者大病痛，只是气度小。”英雄豪杰之士则尤然。故陶觉谓：“自古英雄，只为不肯吃亏，害了多少事。”一个人必须有“宁教我容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容我”之识之量，方见得我大。故《论语》垂“犯而不校”之教，《唐书》垂“唾面自干”之训，佛垂“忍辱”之义，耶稣亦有“人打我左脸，再以右脸与之”之诰，此均所以养大度之教也。

一个人必须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恕人之所不能恕，忘人之所不能忘，方能理人之所不能理，为人之所不能为，成人之所不能成，达人之所不能达。故《书》曰：“有容德乃大。”史搢臣曰：“容得几个小人，耐得几桩逆事，过后颇觉心胃开豁，眉目清扬。如人嚼橄榄，当下不无酸涩，然回味时，满口清凉。”范纯仁曰：“吾生平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立朝居官，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又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夫容所以养量，忍所以养气，恕所以养性，忘所以养心。有此四养，而不至于圣贤豪杰地位者未之有也。耿楚侗有云：“俗情浓艳处，淡得下；俗情苦恼处，耐得下；俗情抑郁处，遣得下；俗情耽溺处，撇得下；俗情劳扰处，闲得下；俗情牵绊处，斩得下；俗情矜张处，抑得下；俗情难忍处，忍得下；俗情难容处，容得下。斯为有超世之量，且有超世之守。胸中不平要鸣，胸中有得要说，即是无量。”一个人如能按此涵养去，岂能无涵盖超越包举之量！一个人要能容人，先须立恕德；要能成事，先须立忍德。恕所以养容，忍所以养量。故古哲谓：“必有恕，其乃有容。”《书》谓：“必有忍，其乃有济。”“恕” “忍”二字，实为众妙之门。陶觉有云：“凡大豪杰，必有大气度。张良圯上之进履，韩信市中出胯下，同一忍也，惟非常人所能。”必能恕人之所不能恕，方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必能忍人之不能忍，方能为人之所不为。凡具有大受之才者，必有大受之量。汉高祖之阔达，唐太宗之宽宏，均为有大受之量者也。故王船山论楚汉之争，百战百胜之项王终屈于汉高时有云：“成而不倾，败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汉高一败于彭城，再败于荥阳，孤身逃走，而神不怵，故项羽终屈于其难折之锋。”又继之曰：“成大业者在量不在智。”马援答隗嚣问光武与高祖事有云：“上(汉光武)才明英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祖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复问： “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这是何等大量。又如唐太宗之于魏徵，娄师德之于狄仁杰，及宋王旦之于寇準，无不见其气量之宏伟，非常人之所可及也。

曾国藩有言：“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不豁达难能成其大，不劳苦难能宏其功。吕新吾亦说：“男儿事业，经纶天下，识见要高，规模要大，度量要宏。”而能完成识见与规模者，则惟气度。故英雄豪杰之士，总应以气度宽宏为第一义。

十四　圣贤豪杰之气节

有学养则有品德，

有品德则有人格，

有人格则有气节。

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善吾死者，亦所以善吾生。一个人当不能以生完成其人生时，便当以死完成其人生。生前并无了了，一死即可使其与天地同不朽者，即在其能以死建立其气节，完成其人生。惟气节根于人格，人格根于品德，品德根于学养。所谓学养者，非在一般所谓读书识字、知识丰富之谓，而是学道明理、养道守义之谓。自古来死节之人，有无足称者，以其是为人而死也。有万世不朽者，以其系为义为道为理而死也。司马迁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但普通一般之死如是，即死节之死，亦复如是！此一点，千古来未为人道及，这必须有一个根本认识才是。其能死总较不能死者为佳，故忠臣节士，亦常为人所乐称也。

老子有言曰：“域中有四大，曰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人能体天地之道以存天地之气，即可得孟子所谓至大至刚可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是气也，用于达时，可以经天纬地；用于穷时，可以守死善道。为当其穷时之死，即是一般所谓之气节或节操。即古人所谓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以死卫道，视死如归之操。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盖生死关头，“道当生则生，道当死则死，眼前只见一道，不见有生死在”。不闻道，生死关头便无法辨得清。生死关头无法辨得清，则难免降志辱身，败名丧节，违道害义以偷生苟活矣！孙中山先生常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及“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垂训后人。良以正气不能养，则邪气生于心中，节操不能立，则人格坏于利欲。若如是则不为家庭逆子，便为社会害马，不为国家奸徒，便为人类蟊贼，则禽兽不若，又乌在其为人哉？昔者，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隐，正气也，亦节操也。让于舜，舜待尧崩，三年之丧毕，避其子于南河之南，天下之民从之，不得已而受之，正气也，亦节操也。舜让天下于禹，禹待舜崩，三年之丧毕，避其子于箕山之阴，天下之民从之，不得已而受，正气也，亦节操也。桀纣暴虐下民，汤武仗义革命，正气也，亦节操也。伊尹辅太甲，周公辅成王，诸正气也。故孟子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昔者比干将死而谏弥忠，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而志弥彰。申包胥立秦庭七日夜哭不绝声以存楚，子路闻卫乱，反救，以断缨而死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曾子布衣温袍未得完，糟糠菽藿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邢蒯聩之死庄公，王歇之死盖邑，一以食其禄者死其事，忠臣不事二君，一以生而无义，固不如烹也。平原君之以“贵而为友者，为贱也；富而为友者，为贫也”，而不出魏齐于秦。虞卿捐相印偕魏齐奔大梁，及魏齐因信陵君之“初难见之”而自刎。凡此诸节操也，亦诸正气也。吾人如能养此正气，则节操自立，而名亦万世不朽足为千古法式矣。如以之事上与国则自忠，以之蓄下与民则自仁，以之居官莅事则自敬，以之临财接物则自廉，以之交友对人则自信自诚，以之存心养性则自严自谨。以之名不苟获，以之生不苟得，以之死不苟免。如斯，则自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矣，岂仅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而已哉！孔子、释迦、耶稣集天地正气之大成者也。集大者成其大，集小者成其小，未有无之于此而能成之于彼者也。故天下可均也，国家可辞也，爵禄可去也，财利可委也，衣食可缺也，头可杀，可断，可碎，身可烹、可酯、可脯也，而道义不可丝毫违，不可须臾离也，此之谓古之大人也！

昔屠岸贾与赵盾诸有宠于灵公，及至景公，擅权欲作难，将诛赵氏以弑灵公之罪。韩厥闻而止之不听，告赵朔，劝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许之称疾不出，殊贾不请而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有遗腹，朔客公孙杵臼谓朔客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 “朔妻遗腹如举男，吾奉之以复赵，若女则徐死耳。”后果得男，匿得免于死。公孙杵臼谓婴曰：“立孤与死节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而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于是，取他人婴儿杵臼负匿山中，婴告赵氏孤处，贾率师诛公孙杵臼及伪孤。自是贾不复索赵氏孤，婴便抚孤匿于山中。待其长，卒复赵氏国。是为赵武子。赵武得国，程婴便辞诸大夫及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复赵业耳。今志已就，事已成，国已立，仇已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请止。不听，遂自杀。此天地之正气也。可以死而死难，可以无死而死更难。无死而事成功遂位重，又从死之，则更难之又难矣。若程婴者，可谓知死生之义，得气节之正矣！可不记乎？

由气节中可以树立圣人仁人之风范，故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称之为“殷之仁人”。因他能“守死善道”，他们只见一道，不见生死耳。其次，除死生之际可见气节外，于去就之际，亦可见气节。故隐士中多高风亮节的人。许由之义不受尧天下，与夷齐之义不食周粟，这是“守身”的气节。《论语》中长沮、桀溺之流，莫不是守身如玉的隐圣。故孔子遇而叹之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意思是，当今天下滔滔者，皆无异于鸟兽者流，实不可与之同群，吾不与长沮、桀溺之徒偕隐而又有谁可与。其赞美之意，见于言表。盖当天下无道之际，隐士们的守身亦即其守道之节操也。昔五代道家高士陈图南先生，高卧华山前，原有志于天下，后感事不可为，乃归隐华山，曾有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绶紫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及宋太祖平定天下，征召不应。其后之传人邵尧夫，亦是一个富贵不能动其心的人。元太祖时道家北七真的邱处机，亦是一个宁为帝王师，而不愿为帝王臣的人。又如清初大儒李中孚，当贫病交迫时，康熙曾御驾亲幸山西召请，仍不愿屈节投向，以求富贵。这些“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人，举不胜举，总皆是各人心中有各人心中的天地，各人心中有各人心中的世界。所体会者不同，所了悟者自异。故群能薄天子而不为，视富贵功名如浮云也。正如明道先生和邵子诗云：“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因知死生有命，故能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因知消长随时，故能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死生行藏，纯是守着一个“道”字，使千万世之后，闻其风而皆能顽廉懦立，振衰起弊也！

十五　养成顶天立地之人格

一个人必须有气有骨，才能有品有格；

必须有血有性，才能有德有义。

人之所以为人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全在人格。高尚完美之人生，便必须有高尚完美之人格。欲做顶天立地之人物，便必须具备有顶天立地之人格。世人恒言人品、品德、品格，俱不外为“人格”之通称。人必须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格。有了品格，则其人之学养、心怀、操守，与乎道范、神采、风姿，无一不自然流露显现出来，正所谓有诸内而形诸外也。人必有高尚之道德，才能有高尚之人格；有高尚之人格，才能有高尚之人生。

苏格拉底说：“人有了人格的自觉，必不甘堕落为禽兽，而品格也必自然提高。”吾人如完成自己的人格，涵养自己的品德，以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便全须于日用常行处用功，语默动静之间，一点也不能苟且马虎。叔本华说：“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是从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林肯说：“我们要想涵养一种高尚的人格，就应养成一种公正不苟的优良品德。”王尔德亦说：“一个人能以不苟同，不苟为，不苟免来持身处世，才能保持公正完美的人格。”世人常说“名誉为人生第二生命”，严格说来，应是“人格为人生第二生命”。因人格系养于内，而名誉系烁于外者也。名誉亦可由欺世盗名而来，而人格则否。求名誉，常易陷于有求人知之病，求人格，则完全是不求人知的事，自我为之，自我养之，而自我成之也。莎士比亚对此有言：“品格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华盛顿说：“不论用什么方法获得名誉，如果后面没有品格来挟持，名誉终必消灭。”所以人格实重于名誉。因为人格并不是倚仗官爵与名位而来，它完全是自我生命的升华所产生。一个人尽管是无权无位无钱无势的一介平民，但只要他的人格伟大，便可驾乎帝王将相之上，驾乎亿万人之上。

一个人做人，首须力求有格有品，人而无格无品，便与禽兽等。陶觉有云： “人以品为重，若存一点卑污奴隶之心，便非顶天立地汉子。品以行为主，若有一件衾影愧怍之事，即非泰山北斗品格。”祝世禄亦认为：“学者不论造诣，须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由“顶天立地”可见刚劲虎虎之风，由 “泰山北斗”可见岩岩巍巍之风，由“凤凰翔于千仞”可见高逸飘举之风。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气象风姿可由品格而见。故陶觉又谓：“心境如青天白日，立品如光风霁月，这才是儒者气象。”续谓：“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大丈夫不可无此襟怀。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大丈夫不可无此气量。珠藏川自媚，玉韫山含辉，大丈夫不可无此蕴藉。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大丈夫不可无此风致。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大丈夫不可无此节操。两仪常在手，万化不关心，大丈夫不可无此作用。”我们于此中可以想见一个人的人格、人品与风姿、气象，而又无一不是从日用常行处涵养中来。所以人格的陶熔，并非易事，须随时省察，随时检点，随时栽培，随时浇灌，方能完成。

一九四八年夏，余自金陵返邵阳归省时，先慈周太夫人曾诫吾曰：“汝在外，无论做人做事，总以保得住人格为第一；要保得住人格，则以保得持几根骨头不软为第一。一个人有骨则有气，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品，有品则有局有格。做人总要有个格局，圣人有圣人格局，英雄有英雄格局，而总要以骨头不软为第一。”香芝则认为：“做人除格局外，尤要有情趣，有风骨，有神品，有气象。”这些，虽是家常闲谈，然确具至理。迄一九五九年秋，闻先慈逝世于故里，每忆斯言，犹悲愧不止也。夫人格之养成，以骨气为主。骨气重一分，人格即重一分； 骨气轻一分，人格即轻一分；全无骨气者，便即全无人格。此不易之理也。

世有恒言曰：“敦品立德。”欲完成人格，全须在“德”字上做功夫。《中庸》 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此就其功效而言者。其实不得其位，不得其禄，不得其名，不得其寿，亦无碍于其大德之立。修德全是 “为己”功夫，全在为完成其人格功夫，绝不可有一毫求人知、求功用之意存乎其间。德者，内也非外也；位禄名寿，外也非内也。此只是修德以完成人格之附属品耳！胡林翼云：“古今成大业之人，必以人才为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气骨为根本。”一个人必须有气有骨，才能有品有格；必须有血有性，才能有德有义。是故无骨气之人，非人也；无血性之人，非人也。而骨气与血性，则为完成人格之基本要素！一切道德行为，必须植基于此，才能见其坦诚，才能见其真率，也才能见其美善！

余于《道学精微论》一书中曾云：“道家修行人，贵空灵不贵尘浊，贵圆融不贵执滞，贵恢宏不贵局促，贵践履不贵言说，贵高旷不贵卑谨，贵神韵不贵兀傲，贵飘逸不贵奇崛。修养而至此等境界，自是超轶绝尘，洒脱不凡，有如姑射仙人之冰清玉洁，使人一见，便有‘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来’之感。苟接其警效，挹其清芬，即可顽梗自化，鄙吝自消，而凡情尽脱矣。虽千载遇之，犹旦暮耳！故学道之士，切宜高自立脚，并须目空千古，大有‘虽从人间来，不从人间住’之概量才是。”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性，看出一个人的人格，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风致。人格易养，而风致难成。人格之树立，可使人见之，即有骨气嶙峋，万象森严，威不可犯，如对泰山岩岩之感；风致之养成，则可使人见之，即有神气清澄，冲漠无朕，高不可及，如仰和风庆云之象。前者得见一大庄严相，犹有修持之迹象可见，后者得见一大清明相，纯是一片仙风道骨，全是自然而然，毫无迹象可寻矣！修养人格而至此境界，自可风动一世，而感召人于无形之中，使其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矣！

人生在世，总应以培养其崇高而伟大的人格，以期至于圣人为第一事，而不可以富贵功名为念。前者属于道德境界中事，人人可由力行道德而至，可求而得者也；后者属于事功境界中事，有时会际遇存乎其间，求而不定可得者也，且二者在成就上实无有轩轻。故孟子认禹、稷与颜回同道，亦复同样伟大。如谓： “禹、稷当平时，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故圣人之为道，贵修德以俟之。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孔子则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以孔子之影响及于后世者，大于尧舜也。故吾人应重人格学养之建立，而不以富贵功名为重也。

十六　养成坚忍不拔的毅力

少许的忍耐，其价值胜于大量的智慧。

耐性可以医治灰心、退心、转变心，

因而可以树立恒心。

有了浩然无比的气度，自然有超群绝类的气魄，自然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一个人必须有气度才能容人，有气魄才能有胆力、有魄力，有勇气以处理大事。担当大任，有毅力才能有顽强的意志、果断的决心、一贯的精神，以处断大纷大繁，担当大难大危，而贯彻到底，坚持到底。必如是，才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为人之所不能为，才能虑人之所不及虑，忧人之所不及忧，备人之所不及备，事人之所不及事。必如是，才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立人之所不能立，成人之所不能成。此之谓大丈夫。一个若没有魄力，没有毅力，而只有容人之气度，则便成了个懦汉，若机运时会给予彼以偶尔之成就，亦与木偶傀儡无以异，一切便失去了自己。古人所谓“无我”者，不是失去了自己，而是真正有了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养成坚忍不拔之毅力，而毅力之养成，则有赖于学问、思想、意志、知识、眼光、胆力、恒心、勇气等之素养。做人做事，坚持一贯之精神最难，而此则即基于毅力。故古今来伟大之领袖人物，无不有坚忍不拔之伟大气魄与毅力者。

毅力之养成，有赖于坚忍、耐性与顽强之意志。坚忍为克服困难危险之第一要素，俾斯麦有言：“对于意志能坚忍而永不屈服的人，没有所谓失败。”英谚谓：“处顺境时须谨慎，处逆境时须忍耐。”荷谚谓：“少许的忍耐，其价值胜于大量的智力。”惟坚忍略有异于忍耐与容忍，“忍”上加一“坚”字，便有坚持、勇猛、 精进意；故不屈不挠的精神，常由坚忍中来。富兰克林谓：“有耐性的人，常能得到他所要的一切。”耐性可以医灰心，医退心，医转变心，因而可以树立恒心。故勃吉谓：“恶运常由耐性以制胜。”或藉耐性以待时运之来临，或藉耐性以养自我之实力，或藉耐性以待环境之变迁，或藉耐性以俟机势之转换，故屡仆屡起之精神，常由耐性中来。至若顽强之意志，尤为创业立功，克敌制胜之第一要素。两敌相持，最顽强者成；两军相斗，最顽强者胜。柏拉图云：“成功的惟一秘诀，在坚持最后一分钟。”这就是顽强的意志表现。上举三者，即为养成毅力之三大要素。

拿破仑曾经说过：“达到重要目标有二途径，即势力与毅力。势力只是少数人所有，但坚忍不拔的毅力，则为多数人均可实行。它的沉默的力量，随着时间发展，而至无可抵抗。”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当困难到来的时候，有人因之一飞冲天，有人因之倒地不起。”这就要看有没有屡仆屡起的顽强的毅力，来支持你的奋斗。故牛顿认为：“许多聪明睿智的人，他们之所以不能成功，实在由于缺乏坚忍的毅力。”是以，我们要想成功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便必须养成一种刚健浩大、坚忍顽强的毅力，做你自身内在的生命力与精神力的支柱。舍此，你一经失败的打击，便无力再站得起来！

毅力乃一切伟大成功之最大要素，巴克斯顿说：“我活得愈久，愈相信人与人间、强者与弱者间、伟大与无意义之间的显著分野是毅力——不可克服的决心，一俟目标确定之后，不成功则成仁。这种素质可以做世间任何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它，便没有环境、才能和机会以使两条腿的动物变为人。”坚定不移的决心与坚忍不屈的耐性，为产生刚健的毅力之最大要素。在人生的战斗中，毅力能成任何天才所能成的事，而且能成许多天才所不能成的事。你要成大事，立大业，做大人，便必须养成它。毅力是真正的万能仙丹，有了它，便无事不可为。莎士比亚说：“纵使是一把小斧，多挥动几下，亦可砍倒最坚硬的橡树。”又说： “一种事业，在一经开始之后，非至成功，绝不放弃。”这就是毅力。故《可兰经》 说：“上帝帮助不屈不挠的人们。”也即是上帝常帮助有毅力的人，使天才、大志与决心混合，再加以毅力作支柱而贯串之，这即是伟人成功的最大秘诀。约翰逊说：“要做伟大事业，不是靠机智和气运，而是靠毅力。能每天以饱满精力走三小时不中途中止的人，在七年之内，他便可以走相当地球三周路程。”因为毅力是勇猛心、精进心、恒久心的支柱，没有它，一切美德便失所依伴了！

人生是一个力的人生，世界是一个力的世界。人生中惟毅力可以树德业而完事功，惟毅力可以撑天地而格鬼雄。历史上所有英雄豪杰，全只是一个毅力的充实光辉与运用发扬而已！

十七　集中精力于一点之妙用

可得乾阳潜滋、气质潜移、

慧悟大开、通神入化之效。

集中精力于一点，为千古来全数伟大人物成功的一个要诀。我们要做天下第一等人，便必须集中全生命中整个精神与心力于一事上。释迦牟尼佛一生只做一件事，耶稣一生只做一件事，穆罕默德一生也只做一件事，故他们能成为千古以上第一人，万世以下第一人。他们的成功原则，全在集中精力于一点。

我们做人须做天下第一等人，做事须做天下第一等事，修德须修天下第一等德，立言须立天下第一等言。要能如此，便必须运用这个原则，无论做大事做小事，均莫不然。能集中精力于一点，小事可变成大事。如书画，在人生中本来只可算是一件小事，然如你能集中生命之精力于此一事上，使其能成为万古不朽的艺术品，则便是天下第一等大事，而你也就成为天下第一等人。反之，如不能集中精力于一点，则大事亦可变小事。如做帝王，在人生中未始不算是一件大事，然如你不能全神全力集中于此一帝王事业上，将其做到最好，或致衰乱或致败亡，则便是天下第一等小事，而你也就无殊一贩夫走卒矣。

集中精力于一点，也就是道家的“凝神集一”功夫。在心性修养上，其妙用无穷。如凝神寂照，则一灵独长；凝神寂行，则一灵独运，而可得乾阳潜滋、气质潜移、慧悟大开、通神入化之效。在事功上亦然，我们要争取一人，便须内而集中全心神、全精力、全生命于此一人，外而集中全部可用之时间、可用之财力、可用之物力于此一人，如此而不得其心者，未之有也。我们要完成一事功时，亦能用如是之全力以赴，而其事不成，其功不立者，亦未之有也。古哲有言“成于一，败于二三”，即此理也。

所谓“凝神集一”者，即古圣所谓“惟精惟一”与“全神贯注”之道。天地位于一，人心定于一，盛德立于一，事功成于一。凡二三其心，二三其德，二三其业者，未有能成者也。志以集一而专，心以集一而定，气以集一而静，神以集一而明。次之，学以集一而精，艺以集一而工，力以集一而强，事以集一而成。自古圣贤豪杰，莫不专心一志，集中全神，致力于其所图者以此。古哲有言：“集一足以成万事，志定于一事，即全心全力以赴之，险阻不避，艰苦不辞，患难不计，生死不易，虽移山倒海之难，亦可企而待也。”吕新吾亦谓：“以精到之识，用坚持之心，运精进之力，便是金石可开，豚鱼可格，更有什么难做之事功，难造之神圣。”集一之学，在于凝神定志，以使“心不动，气不动，念不动，神不动”为要着。四者不动，便可至无声无臭、无思无虑境地，而一亦不见，纯是一片天清地宁矣。

昔袁了凡于《立命训》中引云谷语曰：“符篆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念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此即为“凝神集一”之最好说明。古哲常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又说：“一心不动，天地可格。”金石为开，故丹道可通神；天地可格，故念佛可成佛，此乃事之小焉者也。是以吾人为学办事，而不集中精力，而不全神贯注，欲其有至高之成就，岂可得乎？孟子有言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即是说明心分神驰不能主于一之害也。

上述云谷与孟子之言，中有至玄奥之至理存乎其间。道家做功夫，总教人以凝神守一，不如是又何能出神入化也。我们试以书法与绘事言之，书画中之最精最美最善而能称为神品者，无不得力于其专精凝神之功。凝神之至，不但心在此物，神在此物，且亦无心与物之分，无神与物之分。韩幹画马，当其画马时，即全神在马，且神入于马，亦无马与我之分，全我均在马中，我心只有一马，马中亦可见一我，故其马为神马，相传能活行于市。王羲之之写字亦全是全神贯注，当其作字时，神一不纷，气一不驰，心中除所写字外，不见得有外物在，亦不见得有天地在，于是而神气贯通，性情贯通，下笔如有神助也。故其字被尊为万世神品，号称“书圣”，千古莫及。何绍基自述其书道有云：“气自踵息贯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外缘即轻内自重，志气不一非英雄。”良以自古来，凡艺术之为最上乘者，无不注入其一生之全生命与全灵魂于其中，故虽仅一山一石一花一鸟或片纸只字，均可于其中见其生命，见其精神，见其人品，虽万世而后，犹可想见其为人。此皆为专精凝神主一之功也。

我们就事论事，亦以专而易成，分而易败。当你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或操纵把握着无数的各门各部之事件，以夸耀你的博学与多能，发皇你的天才与威势，而狂奔你的伟大前途时，其结果，反会将你掷入毁灭的炉里去。反之，正如前面所说的，若你仅从事于一件渺小的事或专心致力于一宗事件而埋头干去时，则其结果反会相反地将你从渺小中造成无比的伟大来。拿破仑曾经说过：“使我失败者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人，我一生最大之敌人是我自己，我是制造我无数不幸之工程师，我要包揽的事太多。”诚然，如俗谚所云：“你要将一天麻雀一下捉尽，其结果一只也捉不着。”成功秘诀之一，是在集中你的思想与精力于一事之中心点，用全灵魂全精力猛烈地瞄准其要害打去；而且忘记事外之一切，忘世，忘物，忘人，忘我……在你之生命中只有你经营的一件事功。同时还不要经营得太多，漏可穿石，绠可断臼，此无他，力常集于一点而不散也。黄石公曾云： “悲莫悲于精散。”我们要知道，不在焦点之阳光，是不会起燃烧作用的。自古以来，人未有能于同一时间内，仰望天而俯察地，左画方而右画圆，盖不专心一志则无能成也。

我们知道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于哲学是有很深造诣的，其成功除了他的天资聪颖与谦和好学外，尤在其对每一问题之真理的探讨，常能殚精竭虑，专心一力去求之。有一年暑天，他为了一问题自清晨即立于庭中沉思以求得解决，至正午未去，至傍晚仍未去，入夜仍呆立于该处未去，直至翌晨，有所悟，方向空长揖作颂神歌而返。此便为常人所不可及者也。

假使天文学的革命始祖哥白尼，不是瘁其毕生精力于天文学一部门之研究，则定不能有其如斯宏伟的成就。当其父亲弃彼去世后，即跟其做主教之叔父在礼拜堂里充任牧师，他除了牧师所要做的布道施药的工作而外，便以全力去研究天文学，将过去所有的天文学著作读完后，即怀疑其中有许多是不合乎真理之处。于是，便潜心于研究与观察二重功夫上。最后，便发明日静地动之学说，而将以往之天文学，一手送入坟墓中去。其《天体运行论》一书，自一五〇七年讫一五三〇年止，经二十三年之长时间研究，方得完成。

当爱迪生研究在同一时间可收发四信之一组电器机时，其脑筋是从不让日常事务或其他事件所搅乱的。有一次在纳税时，他在许多人后面，挨次向纳税处前进，同时，他却仍在想其发明，其脚却不由自主地由在后者推着走，直到纳税处窗口，在办事员之“你叫什么姓名”的声音之下瞠目不知所对，待其想出他自己是叫爱迪生，则办事员已在开始第二个人的税务，而命他等到最末尾去再缴矣。

我们由霞飞将军的姐姐口中知其一因专心而忘乎一切的轶事。事情是因为他有一天散步到驰名远近之卡纳摩堡垒，以专家的眼光，专心一意于其军事与工程的各方面的观察。因其所衣系平民服装，而引起一个哨兵的怀疑其为德意志侦探，逮捕后，送其往上级军官那里去。他从未注意到此外界的诸多行动，而加以辩白，仍是一心一意注于其所沉思默想的问题。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其答复是：“思想已被堡垒吸引去，便觉不出外表行动之变异矣。”其平时对一件小事尚如此，其他重大事件之处理，便可想而知矣。

相传耶稣有一次曾独自在旷野中去沉思默想与计划其宗教事业之方针及路线，坚持至四十昼夜，专心一意于其求得上帝的开启上打算。有人说他在此时间并未曾吃食，这是神迹。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与其能集注思想于一点之精神，可想而知。

孟子曾说过：“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非但学如此，事业亦莫不然，拿破仑曾下其成功技术的性质与秘诀之所在云：“本来，欧洲确有几位好军长，但是他们看见太多的事物。我则不然，只看见一件事物，即是和我作战的几堆人。”实在，拿破仑最伟大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对军队，对战争，对权力都有一种特殊伟大的嗜好，几成他生命与灵魂之整体，他一生的精力便能集中于这一点上。结果，对这一点，便有特殊而不可思议的成就。他曾说过他最爱看悲剧，但如果有一天，一边是半个世界毁灭的悲剧，一边是他军队的报告，则他情愿抛弃前者而一字不漏地读他军队的报告。其在事业上之专一与不肯放松毫发之精神，可想见一斑矣。

以是，可得一结论，即是我们必须外则集中全生命的力量于一事业之一点上，于是，或委弃或利用其他全数的事件或全数的诸点以助此点之成；内则集中全灵魂的力量于一情感之一点上，于是，或委弃或利用其他全数的情感或全数的诸点以助此点之成。马尔腾有言：“把你所有的心力集中到一点，加以专注，等到心力有了足够的积极力和创造力时，你所渴慕与企望的事情就会到你的地方来，有如石子经过地心吸力，会跌到地上来一样。你使你自己成为一块磁石，吸引着你愿望的成功和地位。”这就是你全部生命力不论是智力、才力、心力、灵力，能恒久地专注集中到一点的效果。这是任何人所不可忽视，也不可忘记的一个成功秘诀。

十八　养成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自强不息，能使愚人转为聪明，

聪明人转为智慧，智慧人转为神圣。

吾人不能只是有理想，有希望，有雄图大志，还需要实现此理想、希望与雄图大志，方能谓之完成，此就完全要靠力行实践功夫了。我们由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人物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力行精神”实为一切盛德大业成功之本。没有它便会完全落空。大之，圣人之盛德靠力行，英雄之大业靠力行；小之，富贵功名之士、专家学者之流，凡其一生中能小有成就者，无一不是从力行中来。《易 ·乾》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云：“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又于《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于《家人》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故儒行中有云：“力行以待取。”又答哀公问政中有曰：“力行近乎仁。”自古迄今无有不注重于“行”而能成功立业的。古人有云：“言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知周乎天地，不如行始于足下。”故王阳明谓：“知而不行，与不知等。”昔者黄帝七十战而有天下，灭蚩尤，代神农氏即帝位以后，仍孜孜不倦，未尝一日少息。前史序其即帝位后之功业有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序舜之始也有云：“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序禹之始有云：“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减。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横。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总之，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人物，无论为圣贤，为英雄豪杰，其成功无不在一 “行”字。

孔子以六艺为教，然无一处不以力行为训，所谓“圣人耻行之不如其言”也，“耻言之过其行”也。所谓“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也，“君子不后行其言” 也。其告子张问政有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又垂训子夏以君德之要曰：“夫民之父母，必达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所谓致也、行也、服也、劳也，诸莫非“行”也。以力行垂训后世之为君、为臣、为人者也。其在川上见流水而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告诉我们贯彻到底、行行不已之道。故其论 “知”时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其论“行” 时则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其要旨亦在勉人以“行”。盖生而知之与安而行之者，自有生民以来，难得一焉。以孔子之圣，尚不以生而知之自许，其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其注重于“行”也可知。良以万事成功之要诀在“行”，在力行不息，在笃行不已。故孔子垂训吾人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之后，贯之以“笃行之”一语。于“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之后，又贯之以“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一语，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一节。其论行虽只“行之弗笃弗措也”一语，然细思之，则其“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及“己百之，己千之”诸语，其中心主旨及其谆谆训诲之目的，无一莫非勉人以“行行不已，贯彻到底”之意。是故又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良以学问道德与政治之原动力，一切事业成功之原动力，天地生生不已之原动力，诸在于此一“行”字。孙中山先生所谓“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已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此服务的人生观，亦即“行的人生观”。服务即是工作，工作即是“行”。由斯，我们应记住历史上所有巨人成功之要道，诸是由力行无息，奋斗不懈之精神而来的。故孔子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而已矣！故曰“力行为事业成功之母”。以是晏子对梁丘据的“吾至死不及夫子矣”之言有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故难及也。”

力行一原则，应用在浅近的人生一面，就是劳动，就是工作。海明威说：“上天决不帮助不愿动作的人们。”莎士比亚说：“上帝把亚当贬落到人间后，所制定的戒律第一条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换面包，勿用他人的血汗换面包。”这也可以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汗换成功，而不可用他人的血汗换成功。”又说：“不用劳力而获得的东西，只有贫困。”牛顿亦曾说过：“倘使你要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要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要得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工作是获得一切的定律。”富兰克林亦自言其所以成功时云：“我之所以为我，完全由于我的勤劳工作。在我一生中，从不吃一块不由精力换来的面包。”我们要知道，工作即是力行，劳动即是创造。不断工作，即是不断力行；不断劳动，即是不断创造。故荷马认为：“劳动乃人间之命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事无不劳而成者。”曾国藩亦说过：“坚其志，苦其心，劳其力，则事无大小，必有所成。”我们劳力是工作，劳心也是工作；办事是工作，读书研究也是工作。人生要有进步，要能充实光辉，惟有从工作中得来，从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中得来。力行工作，能使愚人转为聪明，聪明人转为智慧，智慧人转为神圣。爱迪生说：“我们遭遇过无上的痛苦，才能享受到无上的快乐。我们在失败和祸患中认识人生，我们由工作和胜利中得到崇高的喜悦。”人类的历史文化，全是由于人类的不断力行与不断工作所创造出来的。吾人之理想、希望与雄图大志，欲其实现与完成，亦诸莫不然！

且一个人的伟大是无限的，向上一着，这一着的上面，还有无穷的一着一着待你去努力向上，愈向上一着，便愈伟大一着，是永无止境的。你的努力与奋斗，切不可中途停止，而耽于逸乐，以住于已有的伟大为已足。此乃为“自强不息”四字精绝之处。古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即是说，你要完成你崇高而伟大无比的人生，便必须本着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向上前进不已，至死方休！

十九　养成有恒不易与坚持到底之习惯

凡事成于有恒，而败于无恒。

天下无难事，只怕无恒心。有恒心，难事亦易；无恒心，易事亦难。天下事废于难者十之一，废于易者十之九。举大事者，尤赖有恒心以成之。坚忍不拔之毅力、百折不回之精神、纷扰不烦之耐性、贞固不变之气质，为养成恒心之要素。一个人的伟大，决不会由上天突然下降于你的手中，而必须积日累功方成，故切不可存丝毫侥幸心理。幸运只属于能劳苦者、能有恒不易者、能坚持到底者。事功如是，德业亦然。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一日做之，十日辍之，未有能成者。愚而能胜智者，不肖而能胜贤者，惟恒而已。故曰：“有恒为成功之本。”无恒心之人，遇困难辄易灰心，遇险阻辄易中辍。古人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而止，不得谓之成也。

事业与学问，诸系时间之累积而成，有一分时间，即有一分成绩。一个人如能将全生命之时间花费在一点上，则定能有一种意外之成就。漏能穿石，绠能断臼，以其能专注其力于一点一线上持之以若干岁月而不易不辍也。成功事业的历史巨人，无不对其事业有一种有恒不易、坚持到底的习惯。《易》曰：“君子恒，其德贞。”盖以天地之大，不恒则无物；事业之众，不恒则无成。实天经地义千古不可磨灭之真理。故古人曾谓吾人如能“日计不足，月以继之，月计不足，年以继之。持之久，守之贞，安能不大有成之理”，即以此！哥白尼之成名，以其对天文学之钻研，有一种坚持的恒心；拿破仑之成名，以其对武功上有一种坚持的恒心；哥伦布之成名，以其对新大陆之探求，有一种坚持的恒心；发明蒸汽机之瓦特、发明轮船之富尔敦、发明火车之史蒂芬孙，以及爱迪生、马可尼等，莫不是对其所经营之事业，有一种非常人所可企及之坚持的恒心，以及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莫不皆然。梁启超之《自我批判》曾云：“启超务广而荒，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全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弃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识者谓启超如能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又云：“吾学病在爱博，是用浅且肤，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事还可效我，此二无我如！”诚为经验之良训。

吾人事业之梦，常被封锁在环境之铁柜中，归时间之神保护，必须用全生命之力，与之搏战，用战胜之手夺回来，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乏的要素，直至生命被时间之神抛弃而后已。且宜有节妇般的封建之情操和蛇般的固执，万不可像荡女淫妇般地没有定性而富于变化。一个人对事业如果有一种朝秦暮楚之杨花水性，或时作时辍之疟疾病态，则这便是一个无可医治的死症。孟子曰：“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又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故吾人对事业不但宜有一种定性作用与恒性作用，且宜坚持至生命被时间之神抛弃之最后一分钟为止，方能达到自己之生命中应有的发展限度之最高级的顶点，而获得最后之胜利。

在另一方面，更不可求速。盖“欲速则不达”，同时“其进锐者其退速”。这里，孟子有一段很好的寓言，即是：“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子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视之，则苗槁矣。”故我们要养成一种事业之恒心，第一固在养成一种事业之嗜好，然亦不可不养成一种不求速之心理。盖求速，则常难满望，望不满，则易灰心，心灰则易辍业或改业，而难望其能恒也。无恒则难成，欲速则不达。故曰：“效欲其速而功不欲其速，功欲其速而果不欲其速。”早熟则材小，大器必晚成，所积者厚，则所成者大，日积月累则岁不同，是以君子恒之为贵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是以《易 ·恒》 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其《象》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则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是以先父瑶阶公尝言“凡事成于有恒，而败于无恒，故为人立业，贵守恒以俟成，抱一以守终”者；此也。

二十　养成克服困难险阻之精神

人生之伟大，实由困难与危险而来。

克服困难与冲破危险，为人生之第一美德。人生之伟大，实由困难与危险而来，无困难危险之人生，便即落于渺小与平凡矣。故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盖此实乃所以使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知道，伟大常是伴随着困难而来，困难愈甚者，其成功愈大，故困难实为伟大之主人，无困难便无伟大可言矣。故莎士比亚说：“人没有困难，便像狗没有主人一样。”这即是说，人一失去困难，便即失去伟大。风筝须逆风而上，英雄亦须逆境而上。人各有困难险阻，能战胜困难险阻者，即是英雄；不能战胜困难险阻者，即是凡夫。俗谚谓：“不磨不成玉，不苦不成人。”你不俯首贴耳屈服于困难险阻，你便是成功者。苏格拉底说：“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府。”又云：“自然往往给人一分困难时，同时也添给人一分智力。”是以人生遇困苦时，即恬淡以处之，则心自安；遇患难时，即勇猛以克之，则气自足。古哲谓：“忧患足以兴国，逸乐足以亡身。”又谓： “多难兴邦。”亦即此理也。

人生是一幕最重复而残酷的用血所渲染的斗争之戏剧，它具有辛酸苦辣甜咸等等千百种滋味。在这争斗的舞台过程中，你不能征服人，你就必得被人所征服；你不能奴役人，你就必得被人所奴役；你不能鞭打人，你就必得被人所鞭打。一个人如果不愿忍苦奋斗的话，那一生之结果，最多不过是能在“人的动物园”中去享受他人的瞻拜之福。那儿确乎是有安逸与快乐、幸福与和平。否则，无论你所担任的是主角或抑是丑角，你之能否成功，纯粹要看你之表演能力如何以为定。你愈能坚持，愈能奋斗，你成功的成分也就愈大。

一个人切不可因为环境之险恶困难而灰心，你如能花五分钟时光，把最紧要关头坚持过去，胜利就会跳到你手里来。一件事功之大小，是以你吃苦之尺度来计算的。《易 · 困》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系言人生必处困居难方得亨，遇困而不辍不舍则必亨，大人必出于困，因而能亨则贞。故曰：“吉，无咎。”天之对人也，其千古不移之公律，实可以数语概括之，即：“将欲乐之，必先苦之；将欲与之，必先夺之；将欲成之，必先败之；将欲安之，必先危之；将欲上之，必先下之；将欲生之，必先死之。”我们试偶一考察到中外古今的伟大人物，十之八九系自患难中艰苦奋斗来的，即便知吾言之不诬。甘地曾经说过：“到和平之路，便在自我牺牲……吃苦乃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界线。”昔孙子言用兵有云：“置之死地然后生，陷之亡地然后存。”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其实，非独用兵为然也。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所有最特出伟大的英雄人物，无不是从艰难困苦危险中奋斗出来的。如拿破仑，如华盛顿，如林肯，如甘地等等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莫不皆然。又如汉高祖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亭长，明太祖的前身是一个庙子里的和尚。再溯上而言，则“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总之我们不可把自己的发展力量估价得太小，把环境的束缚力量估价得太大。只要你能抱定一种必胜必成、不死不休的精神，坚定地去与外力搏战，定能有成。孟子曰：“自暴者，不足与有言也。自弃者，不足与有为也。”对于自暴自弃之自杀心理，吾人宜慎防之有如处子之防其身。

中国革命之成功，纯系孙中山先生之大无畏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其从事于革命也，不屈不挠，继仆继起。他以一个人之不断不懈的奋斗，方才有袭击广州之第一次革命的产生，当时，正如其自传所云：“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余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然以其不以此自馁，方才有称兵惠州，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的第二次革命之产生。更因其具有坚强之自信与百折不回之奋斗精神，方才产生一年中之五次革命。其第三次之失败为潮州黄花岗之称兵，第四次之失败为四月间邓子瑜在惠州之称兵，第五次之失败为七月间攻破羊城之役，其次为袭取镇南关之役，再次为黄克强钦廉一带之役。而在此时，其意志仍极坚定，无稍失望灰心之气，于是翌年又有袭取河口之役的产生。终于经第十次有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的失败，而诞生辛亥年武昌起义之伟举，获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之大业。法国革命经八十年长时期的奋斗，若干万生命的牺牲、财产的损失，方告成功。在革命历史中，我们知道黄兴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将军，其成就除其天性极勇敢外，尤其在一刻不忘战事之精神。他从不放弃机会，一有机会，便把生命去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他许多次战争都是冒死奋斗方告成功的。他曾云：“天下无难事，惟‘坚忍’二字，为成功之要诀。”而美国之独立，要不是八年之血战，亦断不会有丝毫成就的。总之，一件大业之创造，自非一件穿衣吃饭，拉屎睡觉般容易的事体。在另一方面，则几乎是全数之发明家、探险家，我们一翻开其成功之史页，没有一个不身经百十次的失败与危险，受尽极恶劣环境之压迫力与摧残力所赐予的痛苦，坚持过一般人所认为了无希望的黑暗时期与渺茫的境地，再冲破最后关头方告成功的。

良以困难可以诱发你生命中的坚忍潜力，危险可以炸开你生命中的勇敢潜力，而二者俱可以使你的生命发出光辉的。困难愈多，危险愈大，其成功与光辉也就愈大！

一般干非常事业的大人物，常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决心，拿生命和死神开玩笑的。一个事业家，若不能冒险犯难，不能向最危险的道路前进，不能抱定一个随时可死之决心，是永不会有出人意想之成就的。昔田单守即墨一拳头之城，终大破燕军，复齐七十余城者，在当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 之一点上。项羽救赵之围也，破釜沉舟，携三日粮，示士卒以必死，故卒大破秦军。韩信之背水为阵竟获全胜者，在其得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之秘诀。一个大人物一到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莫不以其生命做孤注之一掷的，在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附属于其事业上，而并非将自己之事业附属于其生命上。拿破仑有一次在其有危害整个战局之必不可败的紧要场合，他冒必死的危险，矗立于一炮雨弹珠之桥上指挥其部众。而许多平庸之辈，常是你自己若不亲身作表率或监督，是鼓不起他们的勇气的。偷生怕死和苟安苟乐是人类的一个弱点，古语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在一个革命家一个事业家的眼中看来，应改为“我不愿意死，谁愿意死”才恰到好处。东方的精神领袖甘地，他一生是常常被捕和入狱。其纺机在监狱中也是不愿离身，他求用事实去领导与感化其民众，常常绝食以求达其目的，以求感化其大群的群众与仇敌，常以自己的生命和死神开玩笑。没有任何一种侮辱或压迫、威胁，会使其放弃其理想与工作，反而其信仰常因所受之患难困苦而更坚强，其工作常因所受之阻碍压力而更猛进。他曾说过：“我愿冒千种暴力之危险”。实在，艰苦与危险之道路，就是成功之道路！

孔子答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若不先难则无以获，先易则不可以语大，先安则不可以语成，先乐则不可以语终。良以逆境是人生的最宜于长进的境地，吾人宜利用以磨砺自己的才学。我们知道，文王之《周易》，演于被拘之时；孔子之《春秋》，作于受厄之际；屈原之《离骚》，赋于放逐之中；左丘之《国语》，成于失明之后。孙子之《兵法》以膑脚，不韦之《吕览》以迁蜀，韩非之《说难》、《孤愤》以囚秦，司马迁之《史记》以被阉。这些，都是在困难中犹不灰心，继续奋斗所造成之历史的纪碑，美谚云：“事业是劳动的积累。”拿破仑云：“难之一字，惟愚人之字典有之。”盖吾人如果能历百艰阻而不折，坚苦卓绝，铢积寸累，持之既久，自大有观也。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即：“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不是甜蜜的格言，而是事实。失败一次，即增一分学识，长一分经验，故失败愈多，成功也就愈大。吾人苟能失败而不灰心，不悲观，不消极，定能有最后之收获。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美里，重耳奔于翟，小白奔于莒，句践臣于吴，刘邦臣于羽。一个伟大人物与一件伟大事功，至少必须有一次或几次之屈辱与失败的。惟吾人欲以必死之心，在危难中奋斗而能冲破艰辛危险的难关，耐劳忍苦，入死出生，终能不惧任何肉体上之痛苦与精神上之打击，而能以最大之毅力、最高之魄力、最刚之胆力，勇往迈进，一意向前，不达目的不辍不止者，则有赖于养成一种克服困难险阻精神以为之基础。举凡历史上举非常大事、成不世大功者，诸莫非有赖于其过人的精神。

二十一　养成顽强意志与不屈不挠之精神

天下事，胜利总是属于意志最顽强者、

最坚定者、精神最不屈不挠者。

一个人事业之成功，首在于有顽强而坚定不移之意志与不屈不挠之精神，而不屈不挠之精神，则植基于顽强而坚定不移之意志中。人不在万难万死之中获生，则其生存与生活便极少意义，事业不在万险万败之中成功，则其成就与流传便不大不久。故曰：困难所以惠圣贤也，挫折所以惠英雄也，失败所以惠成功也。而意志与精神则为圣贤英雄事业成功之骨干。而为领袖者尤应有卓绝超越之权威意志，以贯彻全国人民或全军士卒之中，使大众全体能受此意志之感召而兴起而服从而行动。克劳塞维茨谓：“若无权威之意志，足以贯彻至于一兵一卒，难其为良好之大兵指挥。”封塞克特亦曾云：“扈从者之追随其领袖，无论其为奋发切齿，或为自惭褊狭，为真知笃信，或为盲从附和，为柔顺或为激昂，其能统御大众之情绪，厥维刚强之意志。”良以意志为人类智力之顶点，意志不顽强不坚定，则智力便无着力处，且辄遇艰难而中止。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事，便由此意志不顽强、不坚定所致。吾人做一件事业，宜有愚公移山之意志与夸父追日之精神，生死以之，子孙以之，未有不成者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物未有能生者；一日作之，十日休之，事未有能成者。今日此之，明日彼之，功未有能就者；今岁东之，明岁西之，行未有能达者。大禹之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服而股无毛，终成大业。孙中山先生之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卒以赤手空拳而颠覆满清。非有坚定之意志者，乌能臻此？昔亚历山大以五万不到之步骑兵粉碎拥有数百万大军之波斯帝国，成吉思汗以蒙古一隅之兵横征跨欧亚。其始也，非有过人之意志难举，其终也，非有坚强之意志难成。涂之人而欲为尧舜，为孔孟，其始也，见而不笑其狂妄者鲜矣，及其成也，则曰：“此天授之。”有何天授？意志使然而已矣。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义不食周粟；方孝孺，宁干斧钺之诛，义不草帝诏，亦诸坚强之意志有以使然也。拿破仑谓其字典中无“难”字，其富有坚强过人之意志完全流露无遗。谚云：“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玄子曰：“天可及也，海可入也，泰山可平也，地狱之人，皆可救也。惟意志坚忍不拔者，始可成之。”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若无坚强之意志以为之骨干，则中心摇曳不定，飘荡无主，其又何能有成。故凡有学问不成，道德不修，声名不遂，功业不立，而曰“我之天赋不如人，我之环境不如人，我之时代不如人，我之机会不如人”者，皆妄也，皆自文也，无坚定不移之意志与不屈不挠之精神，有以致之也。故战争之胜利，常属于能坚持至最后五分钟者，事业之斗争亦然。《韩非子》载：“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古希腊有像二牛之斗者，题曰“最顽强者胜”，如何能“顽强”，如何能“后息”，皆意志力为之也。古人谓“精神胜物质”者，非普通之所谓精神，而为不屈不挠之精神也。有坚定不移之意志，方能有坚贞不二之信心，有坚贞不二之信心，方能有贯彻始终不屈不挠之精神，而能突破各种难关百折不回者，则惟不屈不挠之精神是赖耳。

马尔腾说：“世界上一切大事的成就，是假手于那些别人放弃，而自己还是坚持的人。大凡一个能够坚持，而在旁人讪笑他为不智时，还是坚持到底的人。他的前程，绝对是伟大而可畏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解除一切困难、突破一切危险的钥匙，也是一切成大功、立大业的人的特征。失败不是一个人最终的命运，死才是最终的命运。诸葛亮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死而后已”四字，实为任何一个英雄豪杰应有的最高概念！

失败的确定，就是在我们自认失败。你不自认失败，而能屡仆屡起，永远有勇气，有毅力去向失败中争取胜利，寻求成功，你是永远不会有失败的。马尔腾说得好：“对于那些自信其能力，而不介意于暂时成败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怀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坚定不移的目标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别人放手而他仍然坚持，别人后退而他仍然前冲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每次倾跌，而能立刻站起来，每次坠地，反会像皮球一样跳得更高的人，没有所谓失败！”此正哲言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者是。故顽强而坚定之意志与不屈不挠之精神，是从古以来，所有英雄豪杰成功的钥匙！大凡天下事，胜利总是属于意志最顽强者、最坚定者、精神最不屈不挠者。

二十二　诚为人性中之第一美德

诚则至真，至真则至美，至美则至善。

诚为人性中之第一美德，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立言之第一要素。有了它，才见人之所以为人，圣贤豪杰之所以为圣贤豪杰。

诚可表现天地之真，诚可充实天地之美，诚可完成天地之善。有了它，才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神明之所以为神明。

诚之为德，知之者众，而能行之者鲜。一般人总爱外以诚自饰，内以伪自欺；外以诚教人，内以诈持己。真能表里一致，内外一如者寡矣！此等人虽能取巧于一时，终难望其能幸成于久远，且其成亦为一时之小成，而非千秋万世之大成也。古哲有言：“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纵得瞒天过海，其又如“一世可欺，万世不可欺”乎？是故圣人以诚为贵。

诚能感人，亦可格天。故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朱熹谓：“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程颐谓：“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御人者，人亦以术而待。”凡已之所加诸于人者，人亦以之加诸于己，不爽分毫。故程颐继之又曰：“人之患在用智，一用权术，虽是好事，皆为不诚无物。”是以曾国藩曾慨乎言之曰：“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盖诚则至真，至真则至美，至美则至善，至真、至美、至善，天地之大德也。人而本天地之德，以自立其德，则自可德配天地，德配天地，则自可天人合一矣。儒家与道家，恒以天人合一为人生之最高境界，其功夫即自“诚”字入手。

诚则真，真则无伪，无伪则明，如日月之朗照，而人皆仰之。《易 ·乾》文言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中庸》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又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又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攸远，攸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攸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攸久无疆。”良以诚为物之终始，不诚则无物，不诚则无成。是故古今中外历史上，圣贤君子及最上乘之伟大人物，无不以诚为贵，惟诚是务，因诚而成也。盖“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诚者，只是个“真实无妄”，乃天理之本然。以不二心为体，以不妄语为用。故荀子有“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之训，而佛家有“不妄语”之戒。哲言所谓：“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外省不欺于物，内省不欺于心。”“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凡此正《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之教。不二心为内心之纯一化，不妄语为外行之纯一化，慎独功夫，亦即是心性之纯一化。君子于“人所不知而已独知之地”，使其自诚不已，纯一不已，这便是道心之流行，这便是天理之流行。因其是天理之流行，故《中庸》 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此完全是一团天理浑然。又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完全是一团天性之浑然。天理只是一诚之流行，天性只是一善之流行，舍其不诚而著其诚，舍其不善而著其善，斯亦超凡入圣之不二法门也。

朱子注《中庸》“自明诚”之义有云：“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至于诚矣。”吾人之以诚为教，亦在所以使人人均能由明而入于诚，期合乎天道而至乎天理也。《说苑》谓“巧伪不如拙诚”，一巧伪则流于人智矣，哪能战得胜天理。故胡林翼说：“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事事；欺一人，不能欺天下；欺一时，不能欺万世。” 旨哉其言也。曾国藩曾说：“‘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其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尽去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人皆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良以自诚者，天之道也，圣人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凡人也。及其至也则一！如是即凡即圣，凡圣无分矣。故曰：“诚为人性中之第一美德”，扩而充之，便可配天地而参化育。又何患乎人之不服，事功之不成，德业之不立也。

诚在儒家看来，乃为宇宙万有之本体。人本天地之大德以为生用，体天之道以立人之道，体天之德以立人之德，故又为人性中之第一美德。我国历代学人中，以“主诚”为人生中第一大事者，首推周濂溪先生。其道诚也，最周详而极博大，最高明而极神圣。其《通书》言诚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生命之源乎！”此言诚之体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言诚之用也。“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几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此言诚之为德也。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此言诚之可以为圣也。观乎此，可知诚之为道，广矣大矣；诚之为德，普矣深矣；诚之为用，神矣妙矣。感天人而弥纶宇宙者，其惟诚乎！岂仅用于人生修养而已哉！

二十三　主敬为人生修养艺术之要功

敬于意则意不妄，

敬于神则神不散，

敬于学则学不辍。

主敬，乃人生修养艺术之要功。敬于心则心不放，敬于意则意不妄，敬于神则神不散，敬于气则气不暴，敬于学则学不辍，敬于德则德不荒，敬于业则业不怠，敬于行则行不苟。心放则不正，意妄则不诚，神散则不专，气暴则不壹；学辍则不精，德荒则不立，业怠则不成，行苟则不端。《书》云“敬胜百邪”，圣凡之分，全在此一“敬”字。故程明道先生谓：“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吾人一生立身处世，能以诚敬行之，自可尽人道以合天道，而天人无二矣。先生又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诚者天道，敬者人事，皆无间断，故曰‘天人无间断’也。日新之谓‘盛德’，盖此之谓也。”“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颜子之不惰者，敬也。”“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终为私己，终不足以达道。”凡此皆所以说明主敬之要功也。

伊川先生继之更进而阐明人生修养上的主敬之道。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其治学修德之两大原则。他释“敬”字时有云：“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不一则二三矣。言敬无如圣人之言，易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闲邪则固主一矣，然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一为难见，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是庄谨严肃，则心便一。”又谓：“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不能入者，事为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敬有虔之意，心志能虔诚而不分，精神能集中而不散，又有何德之不可修，何业之不可成乎！故曰：主敬存诚，所以入圣。闲邪穷理，所以致知。

心敬乎其所，则定乎其位，而自能止乎一而不放于外矣。朱子有言：“敬是不放肆，诚是不欺妄。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妄诞欺诈为不诚，怠惰放肆为不敬。”又云：“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故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使此心能收拾而不泛滥，则是非善恶亦不难辨。是即主一无适之效，即所谓敬也。”“心主乎身，一而不二，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孟子存心养性，亦即此义。”继述养敬之道有云：“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故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致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间。” “盖心主乎身，必以敬贯彻其未发已发，操存涵养，无须臾离，始能完成正确之主一无适。”人欲尽而天理明，是即仁之本体，而达到存心养性之理想境界也。又云：“学者功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用，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一本者，即谓能存此心于一，则二者可致。此一，亦即《大学》所谓“止于至善”之至善之地也。故濂溪周子直指一为入圣之要。其答“圣可学乎”曰“可”。答“有要乎”曰 “有”。答“请问其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乎矣。”这所谓敬，所谓一，所谓无欲，全是讲的人生修养，也就是讲的人心修养。

《易 ·系辞下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犹贞夫一，人心之动，其有不贞夫一者乎？故《书》 纪先圣相传之“心法”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又曰：“惟新厥德，终始惟一；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又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克于一。”故孟子有 “天下乌乎定？定于一，败于二三”之言。天下如是，何况个人事业功名、学问文章乎？敬于心则心一，敬于意则意一，敬于神则神一，敬于气则气一。此《大易》所谓‘敬以直内’之义也。故荀子谓：“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良以凡事不专心一志，虔诚以赴，不可得而成也。敬乎内则成乎内，敬乎外则成乎外；敬于德则成于德，敬于业则成于业，世未不敬恭而能成者也。能敬则有所畏，存心自战战兢兢，而有所不为，于此中并可见圣人之一大庄严相。不敬则无所畏，存心自放放荡荡，而无所不为，于此中亦可见小人之大轻佻相。君子与小人之分，只在此一“敬”字耳！

朱子说居敬持志时有云：“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心不可放于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来方好。”心能收敛而不放肆，则专静，专静则纯一，纯一则虚明，此完全是圣学上切要功夫。故古哲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能有敬畏，而后能如《易》之所谓“乾乾”，如《诗》之所谓“翼翼”，如《书》之所谓“孜孜”也。而后能有所不为，能有所不为，而后能有为，能大有为！故主敬为人生修养之要功。

二十四　主静对人生修养艺术之妙用

静可以养生，

静可以生慧，

静可以开悟。

主静功夫，为贤哲君子入圣之要门，亦为英雄豪杰进德立业之要功，乃人生中一种最上乘的修养艺术。静可以养生，静可以生慧，静可以开悟，静可以明道，静亦可以通神。庄子曰：“圣人之静也，善固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也。”又引广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大学》系“止至善”有言曰： “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实则由止可以生定，由定可以生静；而由静亦可生定，由定亦可生止。两个功夫，全是一贯。一般言之，则静入较由止入为易，故历代贤哲多力言主静功夫。濂溪周子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又曰：“无欲则静，静则明。”“无欲则静虚动直。”了元子云：“无念则静，静则通神。”良以心静乾坤大，心安理数明。一个人在修养上能得静定功夫，即“我自无心于万物，万物何妨常围绕。”而心中自有主宰，只见一个天理，而触之不动矣。故《大易》 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寂然不动，心体之静也，感而遂通，心灵之用也。孟子承之垂“不动心”之教。心不为外物所动，则自寂然静也。静则心无所挠，无挠则静。静则虚，虚则明，明则灵，虚灵不昧，则湛然而圣神通矣。静则无欲，无欲则刚。刚则强，强则直，直则勇，刚强直勇，则沛然而莫能御矣。故不但欲得大智大慧、大彻大悟，须由主静入手，即欲得浩气磅礴，正气干天，亦须由主静入手也。

陈白沙有云：“人心本体皆一般，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则有碍。未动之前，不着一物则自虚而无碍，廓然若无，感而后应也。”“此心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故白沙力主静坐以致静，认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又谓：“自濂溪下至程门，皆以主静教人。晦翁怕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实则“敬”与“静”两种功夫，在人生修养艺术上是不可偏废的。正如《唐鉴》所谓：“静字工夫最要紧，大程子惟是主静工夫足，王文成亦系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我们要知道：静可养心，静可养神，静可养气，静可养精。同时，静可养戒，静可养定，静可养慧，静可开悟。此均为“静”字之妙用也。岂只胡林翼所谓“智虑生于精神，精神生于安静”之一效而已哉！

近代学人梁启超亦力主养静。他曾云：“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清明在躬，则其质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浊瞀乱之脑质，而可以决大计立大业者。而凡大人物大豪杰，其所负荷之事，愈多则愈重，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养其神明，久而久之，将为寻常人所染，而渐与之同化。否则脑髓亦炙涸，而智慧日损。故欲为大人物者，在其一生中，不可无数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无数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无数刻住世界外之世界。”此即吾人写此书，而提出主静功夫之有以也。盖静中别有天地，静中别有世界，静中别有人生；静中可变化气质，静中可变化心性，静中可变化神品。即所谓：“静超天地外，不在有无中”也。柳宗元诗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这种静的境界里，可以见高雅，可以见孤旷，可以见独傲，可以见空灵，而亦可以见我与万物无忤，我与天地为一之超脱境界矣。

主静功夫，实为达到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与“不动心”之最要入手方法，而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界，非心中别有天地、别有世界、别有人生者，又曷可能！故明道教人谓：“人心必有止，无则听于物，此不动心之道也。”朱子教人谓：“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学者不做此功夫，虚过一生，殊可惜！”良以心中一静，则自无毫发事，无尘沙念，透出事功世界外，透出现实世界外，如是岂有不超凡脱俗，不神智清明者乎？

高忠宪公尝谓：“静如是，动不如是者，气静也。静如是，动亦如是者，理静也。”“理静者，理明欲静，胸中廓然无事而静也。气静者，定久气澄，心气交合而静也。理明则气自静，气静理亦明，两者交资互益，以理气本非二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为延平门下至教也。若徒以气静而已，动即失之，何益哉！”又云： “默生澄心，体认天理者，谓默坐之时，此心澄然无事，乃所谓天理也，要于此时默识此体云尔。非默坐澄心，别有天理当体认也。”这并进而揭出默坐澄心，要以体认天理为入圣之了当功夫。故龟山门下，教人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可气象。此亦即明心见性与融彻天理之不二途径也。

任何一个圣贤豪杰，统治天下易，统治一心难。故禅宗初祖达摩谓：“制心一处，无事莫辨。”制心要法，不外静坐一门。“制”字犹略带有强力之意，不若吾儒之言养心治心之来得平易而较自然也。梁启超言治心之要法有云：“治心功夫，须洁除心地，无逐于外缘，无纷于内扰，举吾心神，超然于尘网之外；胸中无一杂念，以渣滓于其间，须有鸢飞鱼跃自呈活泼之机。然吾辈既非厌世者流，不得不接事物，志愿愈大，其所接事物愈多，若非有道焉自然其心，使有秩序，则如统百万之师，而无主帅，号令梦如，安得不溃。故凡遇事张皇而丧其所守者，皆乱为之害，实欠存养功夫也。故古今中外哲人，莫不拳拳焉以此为第一大事。存养用功之法，大率以主敬、主静两义为宗派。敬之妙用，大率以制外为养中之助。盖我辈德业之所以不进，其原因虽多端，然总不出为外境之所牵。为外境之所牵者，眼耳鼻舌身也，孟子所谓‘物交物’也。眼耳鼻舌身既被牵，则意根随之而动摇，孟子所谓‘则引之而已矣’。又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辗转缠缚，主客易位，而势就不足以相敌。敬也者，即检制客贼，而杀其力者也。客力杀而后主力乃得增长也。故曰‘内外交养’也。静之妙用，全在以存中为应外之本。吾辈日缠缚于此境，此心憧扰，无一刻暇适，苟非有静坐以药之，则日为躯壳之奴隶而已。必心有存养之功，则自坚实，无之则动摇。孟子之得力，在不动心，而其工夫，在养吾浩然之气。夫天下未有风吹草动，而能任大事者也。”“静坐不足尽主静之功，而主静之功，必从静坐入手，故先儒皆以此为方便法门。”此一段引文，正可说明主静功夫，不但为入圣入哲之门，且亦为做英雄豪杰成大事、立大业之修养的基本要素。良心静则心明神清，慧长悟开，朗照万象，肆应无方，以之临大事，处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自可毫无滞碍，唾手即办矣！故戟山谓：“遇事不能应，只有炼心法，更无炼事法。”道家修养大条目，主炼心、炼性、炼气、炼精、炼神，全以“静”字为入门要旨，亦即收放心之法也。

大抵英雄豪杰、文人学士，与乎凡夫俗子之大病，总是一个心病。心不能静，便无所安；心不能定，便无所守；心不能自处超然，便失所存养；心不能自做主宰，便失所适从。于是一乱而万乱纷呈，一病而万病丛生，无可底极矣！贾文宿论养生首在治心之言有曰：“人心本自定静，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货财则思争夺，遇功名则思排挤，遇势焰则思趋附，遇睚眦则思报复，遇患难则思推避。未遂则心病于患得，既遂则心病于患失。以是日攻于心，则病日入于膏肓，虽有外之所养，终不胜其内之所扰，此扁鹊之所以望而走焉者。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荣辱得失，俱不足为吾心累。即小之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气，常在吾躬，将见心日以广，体日以胖，不期寿而寿益增，不期德而德益高，不期业而业益大矣！”大凡立德、立功、立言，总要此心自做主宰。夫心牵于物则役于物，心牵于名则役于名，心牵于利则役于利，心牵于欲则役于欲。无所不牵，则无所不役；无所不役，则无所不病。如此之日为外役，内中方寸地，那能做得半毫主宰。

要此心真能自做主宰，首须心地清静。清则明，静则净，了无一物，了无一尘，自可廓然泰然，而可大盖天地，包举宇宙矣。胡文定公有云：“手握乾坤杀活机，纵横设施在临时。满堂兔马非龙象，大用堂堂总不知。”这种大机大用，全在自性清净，自心清净，能自做主宰一着上。必如此，方能一尘不染，一尘不入；方能超凡脱俗，超世独立。陶觉有云：“吾人立身天地间，当在天地间负荷，壁立千仞，不为流俗所移。流俗者，禽兽也；堕于流俗，即堕于禽兽。须发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有志而不得大成者，只缘世情窠臼，入世而不能以出世之心怀入世耳。须是吾心自做主宰，凡富贵贫贱、死生得失、利害毁誉、荣辱苦乐，种种外境外物，时时荡摇，时时牵引，惟以慧剑斩之，还我本来干净、如如不动的方寸地，誓不为彼扰吾见而夺吾守。时时猛省，时时提撕，时时鞭策，无一毫可为己恕，无一丝可为物引，则私欲自退处于无权之地，吾身方立得住。不然，昏昏扰扰，不得清静，断送一生矣。”其言亦极为透辟，可资猛省。故明道先生谓：“人心不能有所系。”有所系，则必有所动，有所动，则心不得其静定，而为我做主宰矣。

总之，主静为收敛身心之不二法门，不仅为仙佛圣人功夫，抑且为英雄豪杰功夫。惟静才能好好地安排我这个心，惟静才能好好地安排我这个人生；也惟静才能好好地安排这个世界，惟静才能好好地安排这个天地。明郭蒙泉先生诗不云乎：“近名终丧己，无欲自通神。识远乾坤阔，心空意境新。闭门只静坐，自是出风尘。”高忠宪公诗亦有云：“静坐非玄亦非禅，须知吾道本于天。直心来自降衷后，浩气观于未发前。但有平常为究竟，更无玄妙可穷研。一朝忽显真头面，方信诚明本自然。”特即以此为本段之结。

二十五　做超人须有超人的智慧

智者因常用心而智，

愚者因不用心而愚。

一个人的智慧是神奇的，它可变化自己，变化他人，变化万物，并变化天地，而使世界产生神妙的奇观，使人类的文化产生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的进步。所有的世界伟人、所有的历史文化，无一不是智慧的产物。莎士比亚说“智慧乃灵魂之太阳”,“智慧乃命运之征服者”。柏拉图说：“不肯应用智慧的人是一个顽夫，不能运用智慧的人是一个傻子，不敢运用智慧的人是一个奴隶。”故欲做超人，便须有超人的智慧！人均有智慧，只是或深或浅地埋藏着而已，埋藏得浅的人，其智慧容易显现，容易流露，埋藏得深的人便须加以发掘——也就是加以锻炼———方得显现出来。智慧是多方面发展的，所谓天才，只不过是其智慧在其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而已。

古哲说：“智慧愈用而愈出。”这确是真理。不但愈用而愈出，且愈用而愈明，愈用而愈高。智慧是每一个人的潜在本能，用之则有，不用则无；用之则巧，不用则拙。天才与聪明人，就是善用其智慧，好用其智慧，而不让智慧荒芜着的结果；愚蠢与笨拙人，就是不好用其智慧，不肯用其智慧，而听任其智慧荒弃着埋灭着与肉体同死而已。鲁斯金说：“上帝给我们一个人以充分的力量、充分的智慧，只要你肯用。因为他要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所以你绝不要自卑自贱和自叹不如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的智慧都是无限无穷的，用之不竭，取之不尽。试以著书写作为例，你愈写则愈能写，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愈不写则愈不能写，笔重如山，一言不易。你一写，则智慧与灵感，便如长江大河，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而来；你不写，则智慧与灵感便如古井死水，一点一滴也渗漏不出来。故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灵感，九十九分血汗。”又说：“我不认为我是天才，只是尽我心力而已。”皮契尔说：“天才需要勤劳，正如同勤劳需要天才一样。”莫泊桑说： “智慧与才能是一种恒久运用的耐心。”培根说：“天才是长在恶性土壤中的最好。”爱默生说：“凡人只是希望，天才则力自创造。”这一切的一切，只是说明前面所说的一点，就是：智慧与天才，用之则有，不用则无。

智慧之在吾人心中，有如太阳之在天地间一样，永远光明，永远朗照，永远存在。生命有衰老，智慧永无衰老，而且常随年龄之增加而增加。因为智慧是可累积的，它是愈积而愈多，愈积而愈明。学问可以增长智慧，经验可以增长智慧，常识与知识亦可增长智慧。是故一方面要事事用心，一方面要事事学习。吾父瑶阶公有言曰：“智者因常用心而智，愚者因不用心而愚。故人生而智时，不可矜于智而忽于用心；生而愚时，不可拘于愚而怠于用心。”天玄子曰：“学于书者因书而智，学于事者因事而智，学于人者因人而智，学于物者因物而智。无所不学，则无所不智。”用与学，是智慧的两面，而其本能则为体。豪克脱说： “智者自愚者处得到的知识，较愚者自智者方面得来的为多。”所以学不拘于人，尽人皆可学。莎士比亚说：“愚者认为自己是聪慧的，但是真正聪慧的人知道自己是愚者。”所以愚者常因不肯学而止于愚，而其愚愈甚；智者常因不断学而不止于其智，而其智愈高。萧伯纳说：“常识是本能，有丰富常识便是天才。” 这就是说，积常识可成智慧，知识之积累亦然。

上帝运用其智慧之神力，创造人类，创造万物，创造天地，这确是宇宙的奇观；人类运用其智慧之神力，改造人类，改造万物，改造天地，这也是宇宙的奇观，而此二者实俱是智慧的奇观。上帝分其知识给人类，使人类运用之以充实其人生，光辉其人生。以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祖先运用其智慧的产物； 未来无穷亿万数年的历史文化，是靠我们与我们的子孙运用其智慧来开创。我们要不以完成自己一个人为满足，而要以完成人类、完成天地为依归。智慧是神奇的，它可以弥纶宇宙，经纶家国天下。智者善用之，故无事不成，使其人生光芒万丈，而与天地同存；愚者不善用之，故一事无成，使其人生黯淡无光，而与草木同朽。故华盛顿谓：“我们最稳当的保证人，是我们自己内心中的智慧。” 这就是说智慧为成功之母。拿破仑说：“想得好是聪明，计划得好是更聪明，做得好是最聪明而又最好。”这就说聪明只是我们自己智慧之适当运用，使其做得好而已。

一个人一有了丰富的智慧，便无事不可办，亦无事不精通。有了慧力，便容易有悟解，有了悟解，便一悟百悟，一解百解，一精百精，一通百通，而不必事事去求认识，求明辨，即可得其玄微窍妙矣。此即佛家所谓“圆通无碍”的大慧大悟者是。良以智则不为物所惑，慧则不为物所蔽，无蔽无惑，则自此心常明，明则常能见隐知几。见隐者圣，知几者神。故孔子定知(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而首以知。智本乎学，前已言之，故曰：“为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惑，无忧，无惧，此其所以为大而又能成其大也。孙武子论将，益之为：“智信仁勇严。”亦以智为首，岳武穆则认此为军人不可或缺之武德。吾曩所著《兵经新论》一书中有云：“智者所以尊德性，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所以辨是非，别善恶，识彼己，明顺逆。所以知去取，定计谋，判胜负，决死生也。”观乎此，即可知吾人以之为完成圣贤豪杰之要素，良有以也。

有大智慧的人，常能领导人而不为人所领导，能开启人而不为人所开启，能接引人而不为人所接引，能创造人而不为人所创造。智慧固人人具有，发掘即得，然亦可由学养而增益其宏大。故孔子曰：“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这是孔子言致知之道。佛家修持恒言“戒定慧”, 并认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禅宗则又认参悟可得慧。这是佛家言致慧之道。总之，智慧可由学而致，由修而致，由养而致。切不可妄自菲薄，妄自暴弃，妄自拘限。天地不拘限人，人常自拘限于天地。不拘限于天地者，圣贤豪杰也；自拘限于天地者，匹夫小人也。每当你于困顿之时，即一念及李白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豪句，便自可奋然而兴起矣！久念必有效，简便之至。

二十六　仁者与天地同住

存仁于天下，可以理天下；

行仁于天下，可以得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仁。仁者，生之本也；生者，仁之用也。故生生之谓仁，言仁之体也；博爱之谓仁，言仁之用也。博爱一辞，实不足尽仁！ 孔子曰：“仁者，人也。”言仁乃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道。亦即是说：仁者，人的性情之真也。舍真性情，又何能谓之为人。孟子承而推之曰：“仁，人心也。”此乃推孔子之意，单提深入而直指人心，谓体仁即可以入圣也。故曰：天地只是一仁之流行，圣人亦只是一仁之流行。英雄豪杰，舍此亦无由以立德立业。天地只是一仁之流行，故盈天地之间，尽是一片生机，一片生趣，一片生意。圣人只是一仁之流行，故充圣人之心，亦尽是一片生机浩然，一片生趣盎然，一片生意溥然。圣人与天地同是一仁，故曰：圣人与天地同其大。又曰：圣人之德配天地。

《易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是明言仁为爱之体，爱为仁之用。是故惟仁者能爱人，爱人则得人；惟仁者能爱国，爱国则得国；惟仁者能爱天下，爱天下则得天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实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韦昭注云：“博爱于人为仁。”庄子谓爱人利物谓之仁，贾谊谓心兼爱人谓之仁。故仁者爱人，爱人而无偏无遗而无不遍，则天下归往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此推己以及于人之义也。然犹未能尽之，故进一步告樊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能以身先天下之难，身先天下之忧，身先天下之祸，身先天下之危，所谓先之劳之则自获民获国获天下矣。昔者，尧舜仁民如保赤子，泽及万物；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伊尹思天下有颠连无告不被尧舜之泽者，犹己推而纳之沟中；汤执中，立贤无方，泽及禽兽；文王视民如伤，泽及枯骨。故天下争归之而事成功大。其次，仁者反己，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其次孔子又告子张以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则可谓仁矣，盖“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故曰：“仁人无敌于天下。”

仁以爱人，所以广业，所以成人也。仁以存心，所以立德，所以成己也。孔门圣学，以仁为中心主旨，以行仁为最高理想，以成仁为最高境界，不可须臾离也。故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夫成圣成仁，内也；富贵功名，外也。重内而轻外者，君子也；重外而轻内者，小人也。故君子安仁而不违仁，小人则反是。故孔子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这即是不仁则不能做到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地也。

仁既为天人物我一体之大道，然如何才是为仁之方，于此我们先看孔门薪传。孔子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答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即是说，修此四目，可以入仁。朱子认为非礼处即是私意，故克尽己私以归于礼，即为仁。克尽己私，便只见天地一片生生之意，一片无私覆载之象。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此乃以敬恕之道言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推己之仁心以及于人也，亦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道。故答樊迟问仁曰：“爱人。”若扩而充之，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则其仁心更溥矣。其次，如曰：“刚毅木讷近仁。”如曰： “仁者，其言也切。”“力行近乎仁。”“仁者不忧。”“仁者静。”“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皆言“为仁”之目也。亦即说：行仁之道，从这些做起便俱可达到仁的境界。

仁心即天心，亦即人心。“以仁存心”，即是慧天地之心与人之本来心。存其本心之仁而勿失，扩而充之，而其用不可胜穷矣。人之仁心仁性，本自具有，不假外求。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即是说，仁不远乎吾身，求仁即可得仁，舍则便失之。反求诸内，仁道自存，而亦上合于天道。如此，则天道亦即在吾心中矣。这完全是讲的人心、人性、人情、人理，也就是讲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情，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真性情。此真性情之保全与扩充，全在能守之以仁。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依于仁，即孟子所谓“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义也。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这是澈上澈下语。守之以仁，见性情，见心血；莅之以庄，见德行，见威仪；动之以礼，见矩范，见道法。三者总之，便可以见圣人之风规与气象。《商书》谓：“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周书》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由此可见自三代以下，即以仁为为人、立德、修业的平治天下的大纲领，非自孔子始重之也。圣人体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体天地之心以立人之心。天地之道，仁道也；天地之心，仁心也，故曰：仁者与天地同住！

或问何以见仁心，曰：由好生之心见，由爱人之心见，由慈悲之心见，由恻隐之心见，由不忍人之心见，由不忍物之心见，由不忍天下之心见。是故无好生之心，非人也；无爱人之心，非人也；无慈悲之心，非人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不忍人之心，非人也；无不忍物之心，非人也；无不忍天下之心，非人也。扩而充之，一仁足以入圣域，一仁足以保四海，一仁足以参天地！故英雄豪杰之士，总应以“存仁于一心，行仁于天下”为己任，方可有守有为，而可大可久也。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里可见天地之大生命，亦可见天地与圣人之真性情。率仁而行，便尔“仁者无敌于天下”矣，以其顺乎人情，因乎人性，而应乎天理者也。

仁为孔门之中心思想，亦可以说即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传统固有道德之中心要旨。尧舜以仁治天下，孔孟以仁教天下。孔孟而后，能光大仁之为道，仁之为教者莫如宋儒，宋儒中尤以张横渠先生之《西铭》为首要，二程子专以之开示学者，谓其“纯粹广大”,“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谓其“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现在我们看张子如何说，《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全文总纲，直是以乾坤为父母，以天地为性命，以人类物我为一体。也就是说以天下为一家，以四海为一人，天地万物人我，浑然一体无分。继之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这直是以天地人类为一大家庭，推纯乎孝的孝子之心境，扩大之而及于全人类，以对待父母兄弟之真性情，而用之以对待天下对待全人类。这是何等仁心慈怀，何等博大清明，确是儒家之理想大同世界。这完全是以仁覆天下，以仁载天下。故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今日世界上任何主义、任何思想，有如是之纯粹精一而伟大无涯者乎？

故明道先生继之力主：“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其弟伊川更进而指出： “仁是性，爱是情，即仁是体，爱是用。”“仁即道，百善之首。”“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又认为：“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仁是性，孝悌是用。” “仁主于爱，爱孰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明了张子之为何以孝言仁也。推其为仁之一事，以扩而及于天下家国，于是而仁之体益显矣。

我们看：“庭草不除留生气”，这是何等仁心，何等生意。“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是何等仁心，何等生趣。于仁性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爱之流行，一情之流行，一生之流行。无此，亦复无以见天地矣！故曰：存仁于天下，便可以理天下；行仁于天下，便可以得天下。

二十七　豪杰之侠义道

侠义开天地，精神动鬼神。

自古豪杰之士，多具有侠义道精神。故常能磊落岩傲，不拘不羁，卓尔不群，独行其是于天地间。于其雄风中，不但可以见豪情侠情之杰出，亦可以见豪气侠气之流行。完全是不畏权势，不屈威武，纯以两肩担道义，一手撑乾坤的人。他们只认一个“是”字，心之所谓是，虽万死而不辞。孔门所谓“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之精神，却成为侠义道中人的做人做事之最高准则。他们的成仁取义，也只认一个“是”字，无目的，无作用，无机心，无权术。故常能有“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与“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们不祈福，不避祸，不求名，不辞毁，只是一个“自我担当”。他人之患难，自我担当；世运之臧否，自我担当；人间之道义，自我担当；天地之正气，自我担当。所以不论其有成无成，为大与为小，均可以震天地而动鬼神！因其一举手一投足，均有异于常人者在耳。我们于侠义道中，可以见一个人的肝胆，可以见一个人的心血，可以见一个人的豪气，也可以见一个人的真性情。

故司马迁作《史记》，特为游侠著列传以称之。如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又如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只此数语，吾人即可想见侠者之雄风。司马迁认为，缓急乃人之常有，即圣贤亦所难免，如得扶危济困之士，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仁者之精神以解之，当可为天地间留下不少可泣可歌之事。故又谓：“昔者虞舜困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他并例举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行事，以为之述证。其序朱家者曰：“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常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输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于此寥寥数语中，我们便可想见朱家是何等肝胆，何等高风，何等豪气，何等性情！方之今世，岂可得乎？作皆类此，大抵行侠之人，莫不如是。

千古来，豪杰之士，莫不具有侠义道精神，而侠义道中亦多豪杰之士。他们总以急人之急，解人之厄，扶人之困，救人之死为己任。他们总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总有平不平的精神，总有“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的一饭之恩必报的精神，总有耶稣、释迦替人类担当罪恶的仁者的精神。他们总有英雄肝胆，总有男儿热血，总有菩萨心肠，而其一生行事，总是可歌可泣的，总是惊天地而动鬼神的。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这种精神，历史上除少数忠臣节士而外，大抵很难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阶层中，而却普遍存在于侠义道中。因为士大夫中，大抵其胆多怯，其气多懦，十九不脱文弱书生之境地。一转入官场，便以富贵为职志，于是而易为利欲昏其心，易为功名汩其性，于是常“计其功而昧于道，见其利而忘于义”。此汉唐而后，正气之所以不张，而国脉之所以日衰也。至若侠义道中则反是，他们心目中不以富贵功名为职志，而一以行侠尚义为能事。故常能视帝王如草芥，视万金如粪土，视生死若传舍，故无处而不自豪，无入而不自得。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侠者中无一喻于利者，自汉以下，如朱家、郭解、剧孟等任侠之人，无一死有余资者，即可概见一斑。良以死生非所计，而况于利乎？而况于名乎？孟子谓：“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而已。”又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又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故君子贵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侠者不违仁背义以苟生，而况于功乎？而况于位乎？故侠者施恩于人而不望报恩，树德于人而不望报德。亦行其义之所谓宜，心之所谓安而已。良有“人生会有死，得处如鸿毛。宁能偶鸡鹜，寂寂隐蓬蒿”!能生人之死，而死人之生，则自可“浩气高千古，精忠贯斗牛”，其不为人所追忆者，未之有也。

大抵行侠尚义之士，其心必仁而能峻，其气必豪而能刚，其行必勇而能敢，其诺必诚而能果。且类皆能去私义而存公义，去私理而存公理，去私是而行公是，故其侠气豪情之发，多亦为道义与天理之所在也。后世儒者，其气多堕于温文尔雅，文弱衰颓，故履仁蹈义，往往后人。若能辅之以侠道，则其精神自易趋于勇猛刚强，胆气自易趋于豪放弘毅，而其“行道必果，赴义恐后”之精神，亦自易生于其心而发乎其身矣。夫徒义不足以自行，徒侠不足以为道。合而全之，则自可侠义开天地，精诚动鬼神矣。

二十八　大勇者的大无畏精神

有盖世之勇、盖世之气，

而后能创盖世之业，成盖世之名。

自古英雄豪杰，其能立大功、立大业而能名垂千古不朽者，无不有赖于其大勇者的大无畏精神！这是英雄性质中的第一要素，无此便绝不能完成其为英雄豪杰。庸夫之所以成为庸夫，只在无勇气，无大无畏精神；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只在有勇气，有大无畏精神。有勇气，便敢担当一切；有大无畏精神，便可完成一切。故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谓：“知者无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孙子亦以知、信、仁、勇、严五者，乃为将之五要素。实则完成事功，完成道德，完成人生，全在以“勇”字贯串之。行仁与完成其仁，必有赖于勇；行义与完成其义，必有赖于勇；行其所知与完成其所知之理想，必有赖于勇；行道与完成其道，行德与完成其德，亦必有赖于勇。在生命的大洪流里，于勇中可见生命力之雄浑，可见气魄之磅礴。故惟有勇，才能有克服困苦贫贱的精神，才能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才能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才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才能有殉真理、殉正义的精神！必如此，才能见生命之真，见生命之美，见生命之善，见生命之光辉灿烂！有盖世之勇，有盖世之气，而后能创盖世之业，成盖世之名。故腓特列大王谓：“勇为万事成功之母！”

大勇之道，可由义养。见一义，不见生死，则大勇自生。是故见义不为，非勇也；畏强凌弱，非勇也；临难而不能立节，见危而不能授命，非勇也。昔孟子论北宫黝之养勇曰：“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其论孟施舍之养勇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其论文王之勇也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论武王之勇曰：“《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论大丈夫之勇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养勇必基于道，基于道，方能为大勇。孔子谓大勇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又庄子曰：“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基于道，方能勇于赴汤蹈火，不苟免难，不苟取利，不偷生，不怕死，履危如安，甘险如饴，视生如芥，视死如归也。

大勇之道，可由耻养。盖知耻则勇，勇则能死，能死则生。知耻则无惧，无惧则大无畏之精神自生。明耻教战，明耻教民，明耻教死，所以养勇也。故《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孔子论士曰：“行已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故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孟子又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又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羞恶之心，即知耻之心；养其羞恶之心，即养其知耻之心。故知耻之心，亦即义之端也。孟子认大勇由“集义所生”，由“直养而无害”所生，故养其耻心，亦即所以养勇也。若无耻，则自无骨气，无品德，无人格，且亦无所不为，又何望其能有勇？何望其能有所不为？

大勇之道，可由知养。知则明，明则不惑，不惑则不动心，不动心则大勇自生。明者，明道也，明义也。即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也。道义明，则自可守死善道而不动于心矣。故孟子言其“不动心”之道时曰：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答何谓知言曰：“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则智，智则是非利害得失取舍，无所逃于心中。有智则胆识自生，胆识生则勇气自壮。如是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任人之所不能任，死人之所不能死。拿破仑谓：“勇气由胆识而生。没有胆识，纵有胜敌万全之计划，亦等于零。”纳尔逊谓：“有非常之胆识，乃可语非常之事业。” 成吉思汗亦谓：“有包天之勇气者，必须有包天之胆识，故常能敢作敢为，敢担当大任，敢击强敌，敢冒大危险。”在人类精神中，克服困难危险，常须有大胆识与大勇气。历史上的英雄，大抵由艰难困苦、危险与九死一生中磨练出来的，而这全要靠勇气完成之。

亚历山大说：“只要我们有勇气，能不怕危险，克服危险，就没有危险。”汉尼拔说：“有危险则有荣誉。所冒之危险愈大，则荣誉亦愈大，所冒之危险愈多，则荣誉亦愈盛。”而这全须有大无畏之精神方可，正如拿破仑所谓：“冒大危险，须有大勇气。”良以勇气乃是吾人生命动力中之最大源泉，无此，生命便变成无动力而亦无价值与意义之可言矣。

马尔腾说：“大胆、无畏，永远是成大事的人的特征。生来胆小，不敢冒险，而畏避困苦的人，自然一生只能做些小事了。”有大无畏的精神去冒险，去克服困难，乃“伟人性”中之第一要素。所以马尔腾又说：“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之所以成伟人，就是因为是大量困难的克服者、大量危险的超越者，他们在用大无畏精神克胜种种阻碍中，得到了力量。”恐惧、悲观、消极与畏难苟安的心理，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不但可以腐蚀一个人的前途，而且可以腐蚀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必须以大勇者的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这种心理，才能使生命内部潜在的 “狮子性”的潜力无限地发挥出来。勒死恐惧，你便可使你的心灵更新，使你的勇气倍增。你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危险，只要你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则崇高伟大的成功与荣誉，便永远属于你了！一个人能以道义存心，本公理行事，一生光明磊落，皎如日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何惧之有？既无有恐惧，“死生无变于已”，又何患大勇之不生？名节之不立哉？

最后，大勇者的大无畏精神之产生，除上述所举：可由集义以养之，可由明耻以养之，可由慧智以养之，可由无惧以养之而外，最后尚须用坚忍以养之。越王忍臣吴之羞，韩信忍胯下之辱，张良忍纳履之窘，高祖忍百败之气，皆能忍也，故大勇者常能“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至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暴虎冯河，死而不惑者”，则乃匹夫之小勇也，三尺童子皆能为之，无待乎养而致，此自然之勇也。故《尚书》谓： “必有忍，其乃有济。”《论语》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百丈谓：“烦恼以忍辱为菩提。”俗谓：“勇者以忍气为真人。”必须忍人所不能忍，而后能勇人之不能勇，能小忍则有小勇，能大忍则有大勇。故黄庭坚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气以愈忍而愈见刚劲，勇以愈养而愈见浩大。盖忍有藏蓄之意，养有孕育之义。故陶子谓：“人之犯我，深藏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又孕其锋，不发则已，发之必烈。斯一最后之发，其勇不可当，故能必克必成。” 此由忍而致，必有待于养，此道义之勇也。

二十九　圣贤豪杰之刚健精神与积极精神

惟刚健精神可以成仁，

惟积极精神可以取义。

历史上任何一个人，要完成其崇高而伟大无比的德业与事功，便不能不首先涵养其崇高而伟大无比的精神。人之所以能出类拔萃、超世绝俗，而上参天地下垂万世者，全在精神，塞乎我一身者为精神，塞乎天地间者亦为精神。胜人者，在其精神胜人；超人者，在其精神超人；不如人者，亦即在精神不如人。而此种精神要素中，鼓铸圣贤豪杰的最主要原动力即是刚健精神与积极精神。刚健则内劲潜敛，发之便可无敌不摧；积极则英气勃然，发之便可一往无前。二者相荡相融，相辅相成，孕于内而行于外，于是而沛然莫之能御矣！这种刚健而积极的精神，数千年来我国历史上创造了无数圣贤豪杰，也孕育了我们传统的道德文化与民族精神。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精神之产生，是由其民族性之滋养与长时期历史文化之孕育而成；在另一方面，民族性之形成与历史文化之茁长，则又赖于其民族精神之发皇与培养。二者互为因果，互相鼓铸，而逐渐形成其国家民族精神之特性。从中国历史上看古圣贤豪杰之刚健而积极的精神，可以说自三代以来，中经汉唐而未稍衰，无论从学术、道德、文化或武功上言，都有其伟大成就。自宋明迄今，国人一误于魏晋之清谈，再误于佛氏之空寂，复误于宋明之柔夷与满清之摧残，致固有精神荡然泯绝。故今日而欲挽颓风，首当在力求思想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以树立依自不依他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之心理，一去以往所陷溺的空疏迂拘、文弱萎靡之风，而养其固有的刚健强劲之气。

从中国文化上看，这种刚健精神、积极精神，也可以说即是儒家的精神。中国文化的道统，实即以儒家为代表。先秦之际，虽诸子齐鸣，百家竞立，在学术思想界放一异彩，如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者流，对当世及后代亦诸具有深厚之影响；迄后如魏晋的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对当时及后代学术思想影响亦大，然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为主流。而中国民族及历史之所以垂五千余年而绵绵不绝者亦实有赖于儒家思想为中流砥柱，故每当危险时期，常能继绝兴废，挽狂澜于既倒，降百川而东之。我们自宋明以来之所以衰落，与圣贤豪杰之士所以不世出者，在我们早已丧失了我们祖先之所以发皇光辉的“古中国精神”那一点，亦可以说我们知识阶级丧失了古代儒家的真正精神。所以今日而要完成为一个超古迈今、顶天立地的圣贤豪杰，则惟有从强烈的文化意识里与坚强的历史意识里，培养其自尊心与自信心，从人性的觉醒与理性的觉醒里，来树立其超人的人格与道德，使人能成其为人，使人能有以异于禽兽。这即是儒家精神之最根本处。

现在我们先谈圣贤豪杰的刚健精神。所谓刚健的精神，亦即是强者的精神。《大易》始乾，乾乃纯阳纯刚之气，即刚健也；“中正纯粹精”，刚健也；“生生不息”，刚健也；“变动不居”，刚健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刚健也；“元亨利贞”，刚健也；而全部《易》中，言刚言中言正之处特多。《诗》云“惟天之命，于穆不已”，不已，亦刚健也。《论语》谓：“《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刚健，不中正，又何能“思无邪”?此实即为“天地正气”与“民族正气” 之所根本。自宋明以来，国人之思想为佛老之徒所误，致国势日非，始终未能凌驾汉唐之盛。举其影响之大者，如程朱陆王，莫不出入佛老而返归儒宗。故总是在寂静柔和处识道，识仁，识本体，而遗《大易》生生健动之盛德大用。朱子以柔言仁，船山称之，明道主以“诚敬存之，存久自明”，其结果常易堕于寂静柔夷。由孔子言“刚毅木讷近仁”，更可证仁实具有刚健之盛德，而非柔所可为言也。阳明虽识得生生不息真几，然总不免受禅学影响，专从寂静处认取本体。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之下手功夫，亦即入道功夫，莫不皆同此矣。极其末流，更落于空疏迂拘、文弱萎靡，而失其刚健之劲气，于是而民族之生命力与精神力，便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无可避免的侵蚀而逐渐削弱。此点，历代学人很少指出，殊深可叹惜！

同时，历史上任何一个英雄豪杰的精神，向来是刚健的勇迈的进取的强毅的，亦即是强者的精神。尚武好勇，尚侠重义，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族性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帝典》曰“克明峻德”，峻德，即言其刚健清明之德也。《中庸》 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其所以“发强刚毅”、“齐庄中正”之为天下至圣之象也。一个人如常能体“天行健”之义，而能“自强不息”，便常能克服困难，克服敌人，而不受天然的淘汰与人为的淘汰，并因此刚健自强之民族性，而产生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不屈服的精神、不投降的精神、不同化的精神。他能屈服人而不为人所屈服，能同化人而不为人所同化，这是所有英雄豪杰精神中一个最大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再谈圣贤豪杰的积极精神。积极精神之所由产生，则是根于 “行仁义”的精神而来。所谓积极的精神，即是人类向上的精神与爱真理的精神。中国文化一向以“道”代表宇宙人类间万事万物的总真理，而以“中”垂道统，故“中”亦即为代表一切的真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的道统与心传只是一个“中”字，曰“永执厥中”，曰“建中建极”，曰“时中”，守中，易道随时处中，孔门演《易》旨作《中庸》，于《大学》曰“至善”，皆言“中道”也。 “中”绝非“折中”、“两可”之意，在道德上是代表一“至善”的境界，亦即是“极高明”的境界；在事物上是代表一“不易”的真理，亦即是“永恒”的真理；在精神上是代表一“不息”的自强精神，亦即是人类向上的积极精神。“中庸”之道，不偏亦不可易；“至善”之道，不可以加亦不可损；为人处世做事，毋过毋不及，将其办到“恰到好处”，就是“中”亦就是“至善”，故《大学》上“止于至善”亦即“止于中庸”，此夫子之道，所以“一以贯之”也。而其要义，则是教人以积极精神，向极高明而配天地的最高理想境界发展，以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今日社会上所充满着的消极精神与苟安心理，及听天由命之习性与自卑感，诸有违此一古圣相传之大义微旨也。

后来儒家思想，便由“中”字而演化以“仁义”为中心思想。孔子言“中和”，老子言“冲和”，细玩之，中和、冲和，皆仁也。《易 ·系辞》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以言“仁义精神”，亦即是人道精神。儒家以“说仁义”见称于世，其仁义的精神，以现代语释之，则即为博爱的精神与正义的精神。仁有“爱”义，有“生”义。《中庸》谓：“仁者，人也。”伊川说：“公而以人体之谓之仁。”朱子因而只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实误，因其未悟其生生不息之健与生生不息之机，《大易》之精要奥微处在此。《易》 明乾元始万物，以乾元统天，而曰“乾为仁”，乃汉儒存古义之精到处。然而后人多囫囵过去，致使最高之民族精神逐渐弧线下降，而落于柔夷、空寂、无为之境地。其次，义有“宜”义，亦通“至善”义。《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故义是人所当行当由之路。陈淳谓为“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当然而然，就道体言；无所为而然，就德行言。以现代语释之，即为 “应该”，应该如是做便如是做，道之所在——亦即正义之所在，则义不容辞，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为则为，当放手则放手，甚且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只见一义，不见生死。如是，便自可产生“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的精神，惟在义上之应该，乃为道上的应该。道之所在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应该。一个人的行为，如系有条件的行为、有所为的行为，便为功利的行为；惟无条件的行为与无所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才是行道的行为与行义的行为，此即为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与禽兽之别。故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孟子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即人之所以为人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处，亦为“劲气”之内敛处。“养天地正气”，须知养“正气”须自养“劲气”中来。禽兽只有自然的生死，而无道德的生死，亦即在义上的生死。吾人若只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不知当生时则生，当死时则死，不违道，违仁，违义以苟生贪生，则何以异于禽兽。孟子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语却鲜有人简捷道得出来。仁为孔子哲学的中心，而义又为行仁的入手处。我历代先圣先贤的以死卫道，以死殉真理，以死赴国难的精神，都是由此中产生出来。

孔子以知(智)、仁、勇三达德，行天下之五达道，而实以仁为中心。知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仁者刚，所以“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勇，所以能 “当仁，不让于师。”仁者，“相人偶”，言仁必及于人，绝非个人主义思想之只求成就一个我，所以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天下为公”，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必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言仁的精神，实同时含有合群的精神、服务的精神、利他的精神与利世的精神在。“智者无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儒家的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与成仁取义的精神，只是在要人认识一个“是”和成就一个“是”，认识一个正义和成就一个正义，认识一个真理和成就一个真理。因为认识之真切，所以能行之笃实，而能产生浩然雄浑的精神，而能“死生无变于己”。因由于儒家的行仁义的精神，故而产生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怕死的精神与以生命殉国家民族的精神。

我们从历史上看，黄帝开国时百战征诛的尚武精神、尧舜的揖让精神、大禹的治水精神、汤武的除暴精神、孔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的救世精神，以及汉唐时代的拓边精神，无一不由此刚健精神与积极精神所陶融鼓铸而成。总之，惟刚健精神可以成仁，惟积极精神可以取义。我们不欲使我们卓尔有所立，并能光芒四射照耀千古则已，否则便舍此蔑由也。

三十　自求多福之道

命自我立，福自我求；

德自我修，圣自我作。

孟子有言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为任何一个人完成其人生之第一最高原则。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道家有恒言：“我命由我不由天。”即“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之意也。为圣为凡，全在自我一心。故古圣谓：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罔念作狂，狂克念作圣。为福为祸、为成为败之道亦然！余故曰：“德自我修，圣 自我作”也。

大丈夫，当自立而不求人。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斯为大人之道。若欲“人立立我，人达达我”，则为小人之道矣。贫不足耻，贫而不能自食其力为耻；贱不足羞，贱而常有求于人为羞。夫能薄天子，傲王侯，轻爵禄，贱功名者，在我能无求耳！一有所求，则必自轻，而亦必见轻于人矣！故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陆象山有言：“人贵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这即是说，人贵自立其我，自重其我，如是方可见我自己的生命，见我自己的精神，见我自己的人品，见我自己的光辉。模仿他人，依伴他人，总不能见我在。即言自立，岂得求人而立。伟大人物之所以成为伟大者，全在其在天地间，一切能自做主宰，以顶天立地而存在也。何况世间事，凡在己者皆可靠，在人者皆不可靠。孟子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者，是求在我者也，求在内者也，而非求在人，非求在外者也。

胡林翼有云：“天下事，总要自立，要自强，要反求诸己。”“凡人要自立，要自强，要求己而莫求人。所谓求己者，即君子之中立不倚也，即君子之自强不息也。”又云：“天下事，惟自己培植乃可靠，外人及父兄，均不能代谋，且亦不可恃也。”曾国藩亦云：“凡在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可靠，其在人者皆不可靠。”陶觉亦云：“晋人有言：‘天下事，原有自己一人。故人贵自立，自立必先自强，勿倚赖人，勿干求人，他人无论亲疏，一切皆不可靠也。”读此，当知所以自省矣。 “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总要用自己的双手打天下，用自己的双脚走天下，用自己的血汗洗天下，才是大丈夫行径！正如俗话所说：“儿要自养，谷要自种。”“好汉不吃嗟来食，不用趟来钱。”自古大英雄豪杰，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光辉，无一不是自我创造的。

凡一切自求于己，而不求于人者，其人生乃为最高尚之人生，即使一生在贫贱中，亦为一至尊贵而具有光彩之贫贱。因为道德、仁义、学问、人格，均须自求于内，而能自我培养、自我建立方可得来，此不但他人无可赐，即上帝亦无可赐。而人世间一切能具有历史性之富贵功名事业，又必均自道德、仁义、学问、人格中，方显得伟大而有价值。至若一时性昙花一现的富贵功名，此乃匹夫匹妇眼中之富贵功名，或偶亦可外求之而得，然实不足以与言也。故孔子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即圣人自安其安，自得其得，自乐其乐之道也。昔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孔子亟称之，是故君子有自立自存之道也。在外者、在人者不可求，反身自求于内，而从吾所好，所以自行其道也。至富贵功名，乃身外物，有之无加于所得，无之无损于所得。昔袁了凡问云谷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富贵功名，如何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解错了。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此亦即儒家所说尽心尽性以尽其在我之道。尽其在我，则可成其在我。故云谷认为诗书所称的 “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乃为不移不二的真理，而教了凡致力于“立命”功夫！以在内者有成，在外者亦自可有得也。

陶渊明诗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此在内者自足也。老子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此在外者，即有亦不可恃也。吕坤有言曰：“凡在我者，都是分内的；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的。人要明于内外之分，在内缺一分，便是不成人；在外得一分，便是该知足。”能知足则可无入而不自得，无处而不自安。贫而能安贫者，富也；贱而能安贱者，贵也；以无求则富，无求则贵，我自富其富，自贵其贵于内也。故孟子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贵贱贫富在我，而在人乎哉？故老子曰：“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昔宋处士魏舒，隐居不仕，尝自咏云： “有名闲富贵，无事散神仙。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真宗屡召不起，谓使者曰：“九重丹诏，休教彩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上嘉其志，遂不复召，而终老死于岩石之间。此能自足其足，闭外以全内者也。唐伯虎诗有云： “钓月樵云共白头，也无荣辱也无忧。相逢话到投机外，山自青青水自流。”人如能了然于山自青青水自流，则自能万事无求于人矣。良以“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又有何可求乎？求而不得，徒自贬抑，其招屈辱，又何苦来？

若反求诸内，则自求自得，且复一得永得。不但人不可夺，即天亦不可夺。故曰：“自求多福。”此之谓也！古圣有言：“天助自助者。”又曰：“德不孤，必有邻。”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即是说，你如能真诚地修德于内饱学于身，且其行为，为无所为而为之，无所求而为之的行为，则有上可格天，下可格人，不祈天而自得天助，不求人而自得人助矣。正所谓“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也。故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必如是，方能显得超越，显得伟大！故《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明乎圣人之道，于天下又复何求也？

三十一　孝悌为人性中之基本要素

孝悌之性，为基本人性；

孝悌之道，为基本人道。

孝悌为人性中之基本要素。人而无孝悌之心，非人也；无孝悌之行，尤非人也。此是人之所以为人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大本大根处。有此内在的基本条件，便可保存一个人的真性情，失此内在的基本条件，便只算得一个徒具有人形的躯壳了，如此则两手两脚动物与四脚动物又何以异？孔门超凡入圣之学，主在由存心养性入手，而此却为存养之大中心、大肯繁、大基础。存养其孝悌之心，即存养其为一个人的真心；存养其孝悌之性，即存养其为一个人的真性；存养其孝悌之情，即存养其为一个人的真情。此为人之基本性情，亦为人之基本德行。一个人对父母不孝，则其对兄弟，对朋友，对长上，对属下，对人类的一切性情与德行，皆不可靠，必有某种作用或某种利害存乎其间。且孝悌之心，自天所赋，人皆有之。人而无孝悌之心，则孟子所谓“为仁义礼智四端”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更是无从生根矣。古谓“孝悌乃为仁之本”，扩而充之，孝悌亦为义之本，为礼之本，为智之本，以及一切德行之本。一切圣德圣行，均以保存此一纯乎天理的心性为起点，此心性一失，则一切心性皆失矣。故修养其孝悌之德性与行为，实为修养其他一切德性与行为的基础。教人做人，此实为最吃紧的下手处！故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孝经》谓“孝为百行之源”,“人之行，莫大于孝”,“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又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即以此也。

孔门传学，以《论语》为要经，而于首卷开宗明义，即揭录有子之言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即是说，孝悌之性，为基本人性；孝悌之情，为基本人情；孝悌之道，为基本人道。为学做人、修德立业，均系以此为最根本的下手立脚处，舍此便无由入门矣。推而广之，则可以为圣贤，可以王天下。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儒家之道，总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故必须以孝悌为起点。因为父母子女间的慈与孝之爱，乃系一种基于天性的至情之爱，最易保存，最易培养，亦最易扩充。我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之爱，与对世界人类之爱，都系基于此一天性而扩充之，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物，推物而及天地，均系以此为始基，亦必由此方可见其爱为真爱，其情为真情。若汩没了此一天性，扼杀了此一真情，便即等于失去了人性人情，人而无一点之性情，其可得谓之人乎？故曰：人而无孝悌之心，非人也！

哲言有之：“百善孝为先。”又谓：“从古圣贤豪杰，全自孝子中来。”又谓：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良以一个人可由其孝亲、爱亲、敬亲的行为中，看出其有无真血性、真情感、真肝胆、真心肠。有则其人必有可为，无则其人必不可救。故《孝经》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盖所以治于要，诛于始也。圣谚云：“父母之恩，万身莫报。”又谓：“父恩深甚，母恩尤千百倍于父恩。”日本俗谚亦谓：“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鸟知反哺，羊知跪乳，岂有人而不如禽兽乎？我们提倡孝道，主在端其本，立其基，使人不汩失其人性人情，再扩充此一与天俱来的真性情，充塞乎天地之间，以期上则可成就为一个真英雄、真豪杰，下则可免沦落为一个无以异于禽兽之人。绝非在欲保留此一数千年之旧道德、 旧观念也。

同时，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原理原则有新旧，新者立，旧者即不能存在，且复随时代而日新月异岁不同。做人的道德的原理原则适反是，它是不随时代而变易的，它是万古常新的，所以耶稣之道、释迦之道，与我们的圣人之道，凡是教人做人的，总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因为人总是人，千载以上的人是要做人，千载以下的人是要做人；进入二十世纪的人是要做人，未来进入太空时代、进入星际时代的人，还是要做人。科学的知识，只能改变物质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而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人心、人性与人情，所以我们不是在要化腐朽为神奇，只是拈出此本来即非腐朽的原理原则，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耳。

孝子为道，始于事亲，而终于事家国天下；始于爱亲，而终于爱家国天下；始于敬亲，而终于敬家国天下。它是以爱父母、敬父母、孝父母之心为起点，逐渐推广其范围，以及于家国天下人类。这全是一个仁心之扩充，一个真性情之扩充，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者是。此一仁心，由对父母而及于人类，由对人类而及于物类，则自“天地万物与我浑然同体”矣！浑然同体者，即此一真性情之同体也。人心即天心，人性即天性，则自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天人一体矣！能天人一体，又何患无立。是故孝之为用，不但为吾做人的根本，而且是英雄豪杰创业垂统的根本，贤哲君子希圣希天的根本。人子孝亲之行为，始于爱，终于敬。孔子答子游问孝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孟懿子问孝曰：“无违。”无违者，无违其志，无违其心，无违其言，并无违乎礼也。答子夏问孝曰：“色难。”朱子注“色难”曰：“孝子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良以“为人子者，不但富贵功名之气，不可加诸亲，即道德文章之概，亦难形之于己。盖父母之前，宜仅孺慕，亦即赤子之情也。”老莱子戏采娱亲，即此也。敬亲入手之法，由尊重始，由诚谨始，由和婉始，由顺承始，由得欢颜始，由不忤逆始，由不慢怠始，由尽心竭力始。胡达源云：“事亲者色难，故《礼》曰： ‘下气怡声，婉容愉色。’尽孝者养志，故《礼》曰：‘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就另一方面言之，则若干之戒忌条，乃为人子者所切宜注意的，如袁君载云：“孝子事亲，不可使吾亲有冷淡心，不可使吾亲有烦恼心，不可使吾亲有惊怖心，不可使吾亲有愁苦心，不可使吾亲有难言心，不可使吾亲有愧惜心。”吕新吾亦曾详言之曰：“孝子侍亲，不可有沉静态，不可有庄肃态，不可有轻慢态，不可有枯寂态，不可有冷淡态，不可有豪雄态，不可有傲侮态，不可有骄纵态，不可有劳倦态，不可有狂顽态，不可有愁苦态，不可有怨怒态。”凡此诸系为人子起居常行中，所不可或忽者也。

同时，在西方孝道虽不甚讲求，然而父母之恩德，则仍未为彼邦人士之所或忽。如德谚谓：“母亲之爱情是最上之爱情，是最高之爱情，是上帝之爱情，是无可报答之爱情。”塔米尔说：“母亲之爱情，如天之爱情，是一种难以清偿的爱情。”而苏格拉底亦曾说过：“不孝父母而尽情于人，无益也。”“为人子者，若不感报父母之恩义，则将无人为汝之亲友。盖人皆知对不孝父母之人，尽其亲切之情谊，殊无益也。”柏拉图亦说：“父母最当敬重之，不可不报其恩……父母生我育我，其厚恩直无可比拟，故吾当在吾财产上、身体上、精神上竭吾力以报之，对于父母，不可有丝毫不敬之心意与言行。”这两个西方古代大哲学家，亦有此同样的体认。盖这是人性，也是天性，乃中外古今凡有血气者之所同然也。保持这份孝行，即所以保存一点起码的基本的人性，以全人道而尽人伦。我身乃自母腹中出，分有父母之一分骨肉，一分血脉，再加养育、怀抱、提携之无可比拟而又无法清偿的大恩德，我们对之尽一份孝心，这完全是天理上的事，也是良心血性上的事。若连这一点点起码的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又从何见天理，从何见良心血性？同时，对他人，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那份良知良能与仁心仁意的大博爱心、大责任心，以及一切道德行为，又从何生起，从何培养，从何扩充？所以，我们说孝悌是人性中的基本要素。我们对父母的孝，实完全是一个人的尽性功夫。照《中庸》所说“则能尽我之性，即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即能尽物之性”，这是人性的横的扩展。《中庸》复认为，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这是人性的纵的扩展。能上参天地，即能下垂百世。故尽性之极致，能推而扩及于天下人物，则即能接上去，能接上去则即能传下去。如此则上下左右四方，无所不及，故能尽一己之性，即能化育万物，弥纶宇宙！这一最基本的起码做人功夫，其最后之功效，又是何等浩大？何等高远？何等深长？

良以孝则敬本，敬本则广大。故孔子语曾参谓：“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昔曾子谓：“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所以返本。未有不孝其亲而能忠其君者也，未有不孝其亲而能信其朋友者也，未有不孝其亲而能爱其民者也，未有不孝其亲而能敬其长者也，未有不孝其亲而能爱其国，成其务，仁于天下者也。

言孝则悌自在其中，悌为孝之推及与扩充。有孝悌而后有长幼，有长幼而后有上下，有上下而后有尊卑。孝悌之性情一失，则长幼、上下、尊卑之性情，亦自全无生根处。故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与上所说诸义，完全是孝悌之一大扩充，一大光辉。故小之可以事亲，大之可以立功，终之可以治国。夫悌之为道，所以尊齿也。昔孟子谓：“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达尊三，而齿居其一焉，其可慢乎？

三十二　时运不能拘限英雄

时运与气数，惟庸人之字典里有之。

一般人总喜欢谈时运，谈气运，谈命运，实则在圣贤豪杰的字典中，绝对找不出时运、气运、命运这些字眼。他们只是不浪费自己的生命，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埋头苦干而已。富兰克林说：“听凭环境控制，受命运支配的，只是禽兽草木。”王尔德说：“吾人不可受环境所支配，应该去支配环境；不可受时运所拘限，应该去创造时运。”夫命运气数，只拘得凡夫，拘不得豪杰。故古哲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求仁得仁，求道得道，求富得富，求贵得贵，全在自求之而已，岂有他哉！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道德仁义、富贵功名，是全求其在我者也。冥冥中何能另有个主宰，主宰全在我之一心耳！我一发大心愿，则匹夫可为帝王。英雄创造时运，庸人等待时运。英雄常能突破逆境，庸人则常受制于逆境。命运与气数，实惟庸人之字典里有之。人人有个天，人人有个上帝，天无私应，上帝无私爱，凡别人有的你都有，决不会别人的月亮比你的好。只要你不自安于现实，不自止于现实，即可上达而有成。

苏格拉底说：“生命之流中，黄金时刻在我们面前滚滚而过，而我们所看到的，除砂砾而外并无他物，天使常常来访我们，但我们在她走后才知道。”这就是说，时运与机会，人人都有，只看你能否把握得定。要把握得定，就得充实生命自身的力量，尤不可虚掷自己的生命，虚掷自己的时间。平庸人之所以成为平庸人，在其一生全在浪费其生命与时间，只是为衣食之奉、口体之养而忙碌终生；完全没有将时间放在充实其生命、光辉其生命上去，使其生命能由有限而扩至于无限，能由有穷而延至于无穷。每一个人，试一反问自己，是否如是，即可知吾言之不谬也。

林肯有言：“我们的生命，皆由时间造成，片刻时间的浪费，即是虚掷了一部分的生命。”富兰克林说：“忽视当前一刹那的人，不啻虚掷了他所有的一切。” “你爱惜生命，那么请勿浪费时间，因为那是生命的原料。”拿破仑说：“我如果无所事事地白过了一天，自己就觉得犯了盗窃罪！”爱因斯坦说：“瞬刻的时间，价值与黄金无以异。”这与我国古谚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者相同。由上大家就可知道，他们之所以伟大，决不是坐待时运气运之来，而只是能爱惜自己的生命与时间，决不做一分一秒无益之事而已。故莫泊桑说：“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少能成就功业的人，都因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而致默默无闻了。”苏格拉底亦说：“当许多人在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大路，给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赶到他们前面去。”故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淮南子》称：“圣人不贵尺璧，而重寸阴。”良以“年龄不饶人”，而“青春唤不回”也。你不要你的命运在你自己的手里溜走，你便不能让时间在你自己的于里溜走！渊明诗不云乎：“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此正和拜伦诗所谓“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来”同样千古辉映了！记着，时间可以创造命运！

赵拆谓：“勿谓长少年，光阴来转毂。”一个人本来可以无限伟大，然而终不能无限伟大，甚至不能伟大且多流于渺小平凡者，在其自限之自弃之耳。命运不弃人，人尝自弃于命运；气数不限人，人常自限于气数；时运不拘人，人常自拘于时运。及其无成，不知善自检察，而反曰：天也时也命也运也，不亦大可哀乎？ 时光疾闪电，流年一掷梭！如不及时奋勉，而徒以穷奢逞欲，酒醉金迷为能事，其能不为时光所吞噬，而默默无闻，与犬马同其生死者，未之有也。故岳武穆词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时间不浪费，生命不虚耗，便即可突破气数，而自造命运也。

莎士比亚说：“我们如果早年抛弃过时间，到老年便会轮到由时间来抛弃我们。”你如不欲为时间所抛弃，则惟有及时善尽之而善得之，使你生命的光辉，永远照耀于无穷而已！总之，你要创造时运，而不要等待时运！郭尔卫说：“命运不是统治者，而是造化的奴隶。”亨利说：“我是我的命运的主人，我的灵魂的主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播种什么，你即收获什么;时运、气数、命运，完全是你自己所播种，所造成的。普德曼说：“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获一个命运。”你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获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会收获一个恶果，这是天经地义，丝毫不爽的。所以，你如立志要做英雄豪杰，便必须播种下一个英雄豪杰的种；立志要作圣贤君子，便必须播下一个圣贤君子的种。世未有种豆而得瓜，种瓜而得豆者也！

三十三　行善与改过之道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为入圣之不二法门。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行善而已。宗教家千言万语，亦只是教人行善而已。故以大禹之圣，犹闻善言则拜。颜子之守四勿，曾子之验三省，蘧伯玉五十岁犹格四十九岁之非，与乎袁了凡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皆古圣贤改过行善之要功，亦为入圣之不二法门。闲邪所以存诚，去妄所以归真，改过所以为善，寡欲所以养仁。行此四者，自可无一毫觊觎之心，无一毫将迎之心，无一毫枝求之心，无一毫无明之心。稍涉妄念私欲，即力格而除之，则自“慧风扫荡障云尽，心月孤圆朗中天”。而神明冲寂，朗照无遗。一有不善，本心先知，一知即斩，总要择其善者而行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不许杂半毫恶念，有半点恶行，则自可日几于善，而希圣希贤矣。

一个人总以能“乐善不倦，从善如流”，方可有为。黄石公谓：“福在积善，祸在积恶。”又谓：“乐莫乐于好善，苦莫苦于多愿。”《唐书》谓：“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行不可离手，善德不可离身，善念不可离心。”良以“言行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言行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此所以《大学》以“止至善”为教也。止至善，乃明明德之极则，亦新民之极则。明明德，内圣之事也；新民，外王之事也。合而言之，止至善一语，亦即为内圣外王之极则。明明德者，明我所本自具有的至善之“明德”而已；新民者，新人所本自具有的至善之“明德”而已。以我之明明德，进而新天下人之明德，以我之明明德化天下人之明德；其明也新也，均以“止至善”为极则。至善是境界，止是功夫，前二者均须止于至善。故三事实止一事，三纲领实只一纲领。以明明德一事为纲领，为本体，以“止至善”一事为境界，为功夫，而以新民一事为大机大用。明明德以我为对象，新民以人为对象，二者均以人人本自具有之明德为本体，而以“止至善”为功夫，为境界，为尺度，故“止至善”无对象。圣学只是一个，岂有多子。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历圣之心传四句教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亦只是一个“一”字，一个“中”字。中即一，一即中，二而一，一而二者也。中即至善，至善即中。中即明德，明德即中。一而四，四而一者也。纷衍而散至于万，亦诸莫不然！圣学简捷之至。人之明德本善，一为外物所蔽，为人欲所牵，设有不善，即引而去之，格而绝之，则自复其本然之善矣。圣学功夫，简易之极。故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圣人尽人可至也！《大学》一书，千古来皆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教，实则三纲领只有一个，八条目亦只有一个。此为截断众流之教法，惟以非本书范围，渐此煞住。详可参旧著《大学中庸贯义》一书，稍后有暇，尚拟写《大学圣义阐微》以条畅而详明之也。

行善所以立德，行小善则小德立，行大善则大德立。行善立德不易，凡我有生之日，皆为行善立德之年，在一口气未落前，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苟有所亏，未几于善，即为缺德，不可入圣。德惟善，罪惟恶。善则与天理相应，恶则与人欲相应。宋儒常讲去人欲，存天理，实只“存善去恶”四字而已。《大易》有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故积善自有余庆，积不善，自有余殃。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所以养心，亦所以养身；善所以积德，亦所以积福。善不在大，恶不在小，故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则大矣。何西畴云：“一毫善行皆可为，毋徼福望报。一毫恶念不可萌，当知出乎尔者反乎尔。”此为切要功夫。

古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总要时时检察，时时克治，庶几可免。陆宣公谓：“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日积。”故圣贤君子以能勇于改过为第一义。俗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是。孟子有言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此所以自孟子而后，世风日下，小人充斥也。盖其所谓今之君子，即古之小人也，可不忧乎？“小人之过也必文。”故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改过之道，历来以袁了凡说的最恺切详明，而条理畅达，可为入圣之门。其言有曰：“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可为百世师？而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第二要发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不惟是也，闲居之地，指视昭然，吾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觑破，不值一文矣，乌得不惊惊？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即得善终者。谓一念猛厉，足以涤百年之恶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 故过不论久近，惟以改为贵。但尘世无常，肉身易殒，一息不属，欲改无由矣！ 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幽则千百劫沉沦狱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乌得不畏？第三须发勇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疑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具是三心，则有过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其语确为至理名言，非菩萨心切，曷克臻此！

了凡先生继又详阐改过之法曰：“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验亦异。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其理既明，过将自止。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心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此精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执此三法，以治一切过，则自可无一切过矣！

惟愚者常易知人过，而不知己过；常易见人之不是，而不易见己之不是，此为一般人之通病。故欲改过，须先能知过；欲知过，须先能自反。大抵人之责己，常简而恕，其责人也，则周而严，此亦为一般人之通病。欲常自反以自讼其过，则须先能有责己不责人，恕人不恕己之功夫，方可使自反有实在受用。不然，即能自反，亦总是只见着别人不是，而不能发觉自己不是处，又何从下手改起。在此等处，贵乎能以众人望人而常恕人，以圣人待己而常责己，则不但己过易见，且亦天地自宽矣！

大凡为人之要，最简捷功夫，只是一个善恶之辨而已。这善恶之辨，也就是义利之辨。凡善与义之所在，则力行之；恶与利之所在，则力绝之，自可纯乎善矣。存善所以寡过，改过所以迁善，二者只是一个法门。惟“取人为善，莫若与人为善”,“独行其善，莫若化人为善”。故颜光衷曰：“独为善事，所及无多，若得大力量人，同行此意，则所救济何限。大略化一曲谨人，不如化一豪杰人；化卑贱人，不如化一权贵人；化近人，不如化远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善人。要得此善脉满世界，则福德亦满世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乐与人为善耳。”独善善，莫如众善善。以善养己，莫如以善养人。人能以善持己，再以善化人，以善化世，天地只是一善之流行，其乐又为何如也？

三十四　从自我牺牲精神中去

完成永恒不死的大我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自古来英雄豪杰之所以能超人超世的，主要即在其突出的牺牲精神；并从其自我牺牲中，去完成其大我，完成其永恒不死的大我。古哲有言，“圣人不爱己”,“圣人不贵已”,“圣人不为己”。大英雄、大豪杰之对其事功亦然，主在由 “牺牲自我”以“成我”于千百世之后的牺牲精神，心中只存一个“我见”、“我执”，是决不能有万古不朽的大成的！无“我见”、“我执”，方能舍身为人，方能牺牲自我个人的名利、个人的生命，去做些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世界人类的事情。这样，当代人们才会景仰你，后世人们才会追忆你。若一生只为个人的升官发财、晏安享乐与妻妾儿女着想，或只为个人的富贵功名着想，这种成就只是个人主义的成就，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就是绝对有限的。心目中完全不为我打算，只为人类天地打想，则有人类在，自有我在，有天地在，亦自有我在矣。

确立“牺牲自我”之“牺牲观”，主须使神明(本心)冲寂；将习心廓清，而不为惑染所障，自外逐境，习于物化。主观的动机一绝对纯良，素白而不染，刚健而不挠，自能不化于物，不蔽于欲，不屈于势，以发挥清刚浩大之力，而能遣驰竞之情，祛鄙吝之想，廉贪枉之夫，而立懦顽之士矣。龚定盒诗谓：“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圣贤事业亦然，须将绚烂之极光辉之极的伟大事业，归于平淡之心，则其意义自与本来平淡者，或英雄而自觉为英雄者不同。以闲云野鹤飘然世外之心怀，从事救人救世之事业，则自有异于急功好利、贪禄恋权的巧宦，而易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宏效，且可使从政而不滞于政，居官而不役于官，随时俱可解缆放船了。

“本立而道生”，古有明训，陆王所主张的“立夫其大者”，亦即此意，大者立则小者不立而自立矣，我们要做英雄豪杰的心理建设，要不外此“立本”与正本功夫，使人人能去其成天下之事之心，而立其死天下之事之志，群能以圣贤自期，以狂猾自任，真正做到“天下为公”，毫无私意存乎其间的境地，对功名而能忘机，临得失而能忘利，处患难死生之际而能忘我。以上友千古完人，下开万世基业，则庶乎矣。在功利境界的人，其行为系以占有为目的；在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系以服务为日的；在英雄境界的人，其行为系以自我的天才发展，与个人利益、个人完成为目的；在圣人境界的人，其行为系以大众的天才发展，与人类利益人类完成为目的。上面所说的立本功夫，即在使大家诸能由功利境界、英雄境界而跃跻于道德境界、圣人境界之域。果能有此牺牲小我以全大我，不问收获但事耕耘的心理基础，则政治逐臭之争，自可不禁而止。个人成就之念，自可迎风而化，而道德与气节亦自可不赏而自行矣。完成一个大我，才是一个永恒不死的我。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其精义就是在此。

要涵养一种无比的牺牲精神，首先须对生死观念有正确之了悟，人生生于何来，死于何往？无穷设问，便不能得究极之答语。古诗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庄子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若能了然于生死之义，则自无求，若不能把住主人公，并了然于生死之义，则自不能独往独来于天地间。同时，若不能放生命之异彩，则即使活一百岁，其生亦轻如鸿毛，与禽兽之生无以异。而生命之异彩，常不在其生之伟大，而在其死之伟大。若能死重于泰山，则死愈于生，而虽死犹生；若生轻于鸿毛，则生不如死，而虽生犹死。文天祥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即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宜以死的价值，换取生的价值；以死的荣誉，换取生的荣誉之意。故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鲁仲连愿自蹈东海而死，却义不帝秦。屈灵均、文天祥、史可法、方孝孺辈，无不“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地视死如归。又如楚项羽垓下一败，本可循亭长之劝而回王江东，徐图再举，然他却笑却之。至乌江知不可为，却笑顾故人自刎其首授之，翼其得汉王之千金，其生死实诸足以气盖世，而至今犹“虎虎有生气”。拿破仑为欧洲近代历史上之大英雄，然最后俯首就擒，拘荒岛死牖下，而不能对海忘机，未始不为其光辉生命中之最后一败笔。较之项王实逊一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有差等，亦即在其死之不同处。设使古代西方，如果没有保罗之殉道精神，则基督教绝不能代罗马而有西方，实可断言。同时，我们如果没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壮烈牺牲，则绝不会有辛亥革命之成功演出，最低限度满清之生命将再延续一更长时期，此亦可断言者。所以凡创大业的超世伟人，绝不能有“恶死而说生”之心情，而必具有超越一切之精神，涵盖一切之风度，与救人救世之胸怀，以群抱必死之心与必死之气，去尽此必死之命，完此必成之业。人必有所不为，而后有可为；有所必死，而后有不死。“必死则生，必生则死”，有“死我”之心，而后方能有“成我”之业。能“死生无变于己”，而后“利害之端”，方可“无动于中”。人欲净尽，则天理流行，死生意泯，则大智、大仁、大勇之精神自伸。此一关头，实系做英雄豪杰之大根本。故庄子谓：“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人生无不好逸而恶劳，好生而恶死，但当逸劳死生之际，能思量当逸与不当逸，当生与不当生，就如朱子所谓：“饥而思食寒而思衣时，思量当着与不当着，当食与不当食，是即为人心与道心之分，凡圣之别，圣人总是不教人心胜了道心。”一个革命者当得失、荣辱、成败、利害、死生之际，亦总是要提防着“人心胜了道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其间仅毫发之差，吾人宁不“慎己克念”于 “圣凡”、“人兽”之分别处，以期毋“一失足成千古恨”!孟子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又云：“终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有认识、了悟、信仰而去行仁义的行为便是“行仁义”，若无知的自发于天性的合乎仁义的行为便是“由仁义行”，所以有认识了悟的死与无认识了悟的死，是不同的，古人所谓“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者是。人必能立人之所不能立，而后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能死人之所不能死，而后能成人之所不能成！死生关头不能打破，则一切事便无可为矣。

对生死观念有了正确的了悟，对名利观念亦须有正确的了悟，其牺牲精神，才不致误放于名利观念上。有许多人对于名利观念甚至重于生死观念，认为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传名于后代，乃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于是上焉者常为名而生，为名而死，下焉者则为利而生，为利而死。其实从哲学的观点言，为利者不能得大利，为名者不能得大名。宜无企利之心而利至，无企名之心而名至，避之而不可得，方显得自然而伟大。何况大家孜孜以求者，乃是个人主义的名利，这绝不能永存永有的。华盛顿的名望之伟大，不在其本身之伟大，而在其美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之伟大，并因此而使伟大更显得其伟大。林肯的不朽，不在其总统之不朽，而在其解放黑奴一事上之不朽。他们都是不为我，而更能成就其我之伟大，与更能成就其我之不朽的人。

古诗云：“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我们不能打破个人的名利观念，则常会有一种功利思想存在，而不能惟道是从，惟义是视。一个人而求名利，可说是 “形与影竞”，形与影竞，形终有疲竭而蹶之时。为英雄事业，须有圣贤怀抱，方能更显得伟大，我们行革命事业亦必有圣贤怀抱，最低限度须打破名利观念，方能无争而有得。否则身坐利欲胶漆盘中，永不能自拔，何能谈救人。老子云：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确是至理名言。诸葛孔明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他跳得过名利关的话，吾人如能打破名利观念，自易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境地，自易做到“富与贵，是人之所大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大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的境地。故当功名、富贵、财货之来时，能思量当得与不当得，忧患、厄难、死生之来时，能思量当去与不当去，不当得则虽“悉天下以奉一身而不取”，不当去则虽“糟糠菽藿不饱而不辞”，这是何等风骨？何等精神？何等气象？能乎此，则自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至大至刚之英风与气概。人人能有是等涵养，这又何来惟私是务、惟利是图、朋比为奸与竞逐贪污的恶现象。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自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治除上述之诸病根，惟在此一着。《礼》 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身可危而志不可夺”者，即为吾人所应涵育的清刚浩大，弘毅中正，不屈不挠的“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人于后”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之所由起也。

夫灵想之所独造，以非人间所有者为贵，故吾人宜去物趣而存天趣，去俗机而存天机，不宜以人侔人，而宜以人侔天。以人侔天，则胸襟廓然，心怀洒落，内外晶莹，毫无渣滓，一片光风霁月，空灵恬淡，与自然万象之流行，融契无间，而逸韵无穷，可以与天地参矣！故郭蒙泉诗谓：“近名终丧己，无欲自通神。识远乾坤阔，心空意境新。”“有若无，实若虚”,“用若不用”，使天下之士，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我介乎其间而若无介乎其间，而“百姓皆谓我自然”，其境界自与以强力得之者，不可同日而语。

故我们今日之“自我创造”，在打破名利观念之原则下，最低限度须能以 “行心如日月，肝胆照千秋”之风怀，树灵活超脱而不滞于物，大公无私而不滞于事，豁达大度而不滞于人，器宇盖众而不滞于世之气象，与光明磊落而不用心机，真诚恻怛而不用权术，集义行道而不计得失，独往独来于天地间而不计毁誉成败死生之精神，向灵境飞驰！有如天马之行空，无声无臭，无象无迹，抱定理想，以为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自我”，方能有“大我”可成！如仅以我存在于我中，其所成就所存在之我，总属小我，总属有限。如以我存在于全国家民族中、全世界人类中，则其所成就所存在之我，方为大我，方为无限！明乎此，庶乎其知所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