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基督教传入中国,并非始自晚清。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挟坚船利炮东来,迫使清廷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基督教也强势地进入中国沿海内地。一时之间,如何看待传教士传教?如何理解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对于近代中国有何作用?如何评论晚清频发的教案?这些与基督教相关的议题,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本篇名为“非攻教”,表明张之洞反对教派相争的鲜明态度。对于中西宗教的冲突,张之洞一方面持固有的“中体”之论,认为孔孟之道的儒家才是根本上适合中国的“宗教”,其“天理之纯,人伦之至”不是基督教所能比拟的。在此前提下,他认为加强儒家的教化功能,不断修明政教,才是解决中西间宗教相争的正途。另一方面,张之洞反对狭隘的攻击基督教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对于教案中种种丑化西方人的流言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近似愚昧的做法不值提倡。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1];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2],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

【注释】

[1]黑白:比喻是非、善恶、正邪、清浊。

[2]新教:基督教的一派,即今通称的耶稣教。1529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反对斯卑耶宗教会议的命令而创立。新教对天主教的传统教义作了一些删除。旧教:基督教中的旧派,即罗马教会,亦即天主教。

【译文】

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攻击、辩难,自周、秦之间就是这样了。儒家与墨家互相攻击,道家与儒家互相攻击。庄子,是道家,却与其他道家互相攻击。荀子,是儒家,也与其他儒家互相攻击。唐代是儒家与佛家相互攻击,北魏、北宋则是道家、儒家互相责难。儒家责难其他教派的地方,是辨别正邪与是非;其他教派之间互相攻击,是为了争一时的盛衰。欧洲新教与旧教之争,连兵残杀数十年,其缘由是因为教士之间争夺权势,借此为乱,不是争是非。

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1],炳然如日月之中天[2],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3],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凌夷[4],思欲扶翼而张大之[5],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

【注释】

[1]大中至正:大中,尊大而居中。至正,不偏不倚,公正至极。

[2]炳然:光明的样子。中天:运行在天空之中。

[3]殊俗:这里指有不同习俗的人。

[4]凌夷:遭到欺凌摧残。

[5]扶翼:扶助。

【译文】

今日是非早已大明于天下。我世代相传的大中至正的孔孟圣教,如日月运行在天空中一样光明。儒家所讲求的天道法则之纯正,人伦社会关系的完善,即使是远方不同风俗者,也对此没有什么批评和议论。如今传孔子之道者,害怕圣道受到欺凌与摧残,想要扶助孔孟之教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关键在于修明政教,而不是与其他教派之间相争。这是古今时势不同的缘故。

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1],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2],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3],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4],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兵藉端攘夺[5],无故肇衅[6],上贻君父之忧[7],下召凭陵之祸[8],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

【注释】

[1]盗杀:偷盗他人财物而致人命。

[2]尊亲:尊敬父母或祖辈。

[3]日章:一天比一天明显。

[4]诟厉:辱骂。

[5]会匪:清朝诬称哥老会徒为“会匪”。会,指秘密结社。攘夺:夺取。

[6]肇衅:挑起事端。

[7]贻:遗留,留下。这里为“带来”之意。

[8]凭陵:侵凌。

【译文】

中外大通以来,西方的教堂布满中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已经被签订的条约所准行,焚毁教堂之举也被当今圣意所禁止。例如山东盗杀传教士一案,德国以此为借口占据胶州湾,各列强也纷纷提出要求,中国变乱的局面日益严重。这种形势下,有志之士应当加紧磨炼学问,激发对朝廷的忠义之心,彰明我中国尊敬父母祖辈的大义,讲求我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策略和方法。国家的实力日益增强,儒家的效用日益彰显,那么西教不过是如佛教的寺庙、道教的道观一样,听任其自然存在就可以了,怎么能产生危害呢?如果我们仍自甘颓废,对于孔孟之学的学术与政治方略,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经世致用,才华谋略不足以彰显国威,而只是以攻击辱骂对方来求得胜利,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岂止是没有好处,如果读书人倡导攻击西教,愚昧无知之民跟着附和,心术不正的坏分子乘机加以利用,会匪游兵借争端进行抢夺,无缘无故挑起事端,在上给君主带来忧患,在下给国家招来欺凌之祸,这岂是仁人志士所忍心去做的吗?

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1],中西之町畦渐化[2]。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殴击以逐之[3],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4];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5]?

【注释】

[1]狎(xiá):习惯。

[2]町畦(tǐnɡqí):田界,田塍。这里比喻界限。

[3]殴击:捶击。

[4]诟击:辱骂。

[5]自解:自求解脱。

【译文】

不仅如此,沿海地方对于西方事物已渐渐习惯,中西之间的界限逐渐趋于融合。但若游历内地,愚昧的民众和无知的小孩儿看见穿着西方国家衣服的人,就会嘈杂地喊叫着跟随其后,扔石头驱逐,一哄而起,不知道为什么,也不问那人是不是传教士,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缘无故去辱骂别人,是无礼;来华的西方人也不是只有一种,有的就职于海关税务司,有的是各种官局所雇用,有的是来华游历,有的是传教士,茫然不加辨别,就一概愤怒憎恨,就是不明智;不奉诏书圣旨,就是不法;以数百人去攻击一二人,就是不武;害怕为国公战,却勇于为个人利益而私下争斗,就是不知廉耻。因此外国动辄就称中国没有教化。像上述这样的狂妄之人,又如何能自我辩解呢?

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1],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2],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3],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4],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5],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6]。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余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7]。若谓不戕西人[8],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余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9],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10]?

【注释】

[1]镪水:具有浓烈腐蚀性的浓硝酸、浓盐酸,俗称镪水。

[2]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

[3]委员:受上官的委任处理或调查某事的人称委员。

[4]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

[5]劣生:品行恶劣的年轻人。

[6]讯结:审讯结案。讯,审讯。结,结案。

[7]遗种:余种。

[8]戕(qiānɡ):残害,残杀。

[9]无算:无法计算。

[10]抉:挑,挖出。眸(móu)子:眼睛。

【译文】

至于民间流传教堂经常有荒诞残忍之事,说是取人眼珠,用来混合药物,制成镪水,以此来点铅成银,这都是讹谬相传,决不可以相信。光绪十七年,湖北宜昌发生教案,先是哄传在教堂中搜出所抚养的七十余名小孩都没有眼珠,众口一词。等到调查此事的委员赶往宜昌,会同当地的府县官员一一验视观看幼童的眼睛,发现并无影响。只有一个小孩儿一只眼睛是瞎的,眼眶向内瘪,但是眼珠尚在。小孩儿和他的父母都说眼睛是因为出痘的时候伤的,众人的疑惑才解开。又比如光绪二十二年江苏江阴的教堂之案,乃是品行恶劣的年轻人为了向教堂勒索欺诈,故意将死孩儿埋起来以图栽赃诬陷,城乡之民都知道此事。犯案之人当即就服罪审讯结案。这都是有凭据的发生不久的事情。试想西教创立已经有千余年的时间了,在地球上流行于数十国之间,西教内部新教、旧教互相争权彼此攻击的事多有发生,但从没有以残忍之事为攻击口实的。如果真有此种事情发生,那么西方国家的人早就被教堂残害得体无完肤,没有余种了。如果说教堂不残害西方人,只是残害我中华之民,那么西方未和中华相通之前,千余年来所需的药物镪水、银条,从哪去取呢?何况当今西洋各国所需的药物镪水和由此而来的银条数量,一天之内就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中国各省虽然有教堂,又怎么能每天杀数千万的教民,每天挖取数千万的眼睛来供应他们的需求呢?

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1]荐绅先生,缝掖儒者[2],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

【注释】

[1]“流丸止于瓯(ōu)臾”几句:语出《荀子·大略》。流丸,滚动的弹丸。瓯臾,瓯、臾均为瓦器名,这里借指有如瓯臾之形的凸凹不平的地势。

[2]缝掖:袖下两腋缝合的服装,形似今日的袍子,为儒者之服。

【译文】

《荀子》说:“滚动的弹丸停止于凸凹不平的地势,流言蜚语在智者那停止。”有官位者和有学识的儒者,都有启发引导愚钝蒙昧之责,千万小心不要因为缺少智慧而被海外之人所嘲笑。

附录

张之洞传(清史稿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1],务博览为词章[2],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3]。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4]。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5]。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6]。光绪初,擢司业[7],再迁洗马[8]。之洞以文儒致清要[9],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10]。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11],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12],再迁庶子[13]。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14]。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15]。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16],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17],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注释】

[1]大略:远大的谋略,此处指有远大的志向。

[2]务:致力于。博览:指博览群书。词章:又作“辞章”,指写作各类诗词文章。

[3]举乡试第一:1852年,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

[4]用一甲三名授编修:1863年,张之洞在癸亥恩科殿试中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当年五月被授翰林院编修。

[5]学政:清代的学政是掌管一省文教事业的官员,三年一任,主要责任是选拔生员及监督各地教官,一般由朝廷在翰林院中进行选派,学政又俗称学台。张之洞担任湖北学政期间,于1869年创建了经心书院。

[6]“所取士多俊才”几句: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后,创办了尊经书院,将所赏识的蜀中读书人选入就读。并于此期间撰写《轩语》《书目答问》两书。

[7]司业:指国子监司业,学官名。

[8]洗马:指詹事府洗马,文官名。

[9]清要:清高,显要。

[10]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1871年7月,沙皇俄国趁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际,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1875年,清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1877年12月击溃阿古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清政府于1878年6月,以崇厚为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允许,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瑷珲专条》《兵费及款专条》以及《陆路通商章程》。《交收伊犁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颇为不满,纷纷指责崇厚卖国。张之洞上奏“请斩崇厚”即指此事。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1880年2月19日,清廷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曾于1881年2月24日,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11]褫(chǐ):剥夺。

[12]侍讲:指翰林院侍讲,职责是为皇帝或太子讲学,讲论文史以备君王顾问。

[13]庶子:张之洞先为詹事府右庶子,后迁为詹事府左庶子。詹事府本为辅导东宫太子之机构,后来成为翰林官迁转之阶。詹事府庶子为左右春坊之主官,满汉各一员,正五品,汉员兼翰林院侍读衔,掌记注、撰文之事。

[14]清流: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清代光绪初年,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以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邓廷修、宝廷、陈宝琛等人为核心,形成一个士人交游圈,这些人大都出自于翰林院,对朝廷内外大政多有议论,倡言抨击权贵,被称作“前清流”。

[15]阁学:内阁学士。

[16]大祲(jìn):指严重歉收的大饥荒。

[17]布政使:又称“藩司”,民间俗称“藩台”。清代的布政使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职责掌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也负责向府州县宣布政令。

【译文】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今河北沧州下辖南皮县)。年少即有远大谋略,致力于博览群书,撰著诗词文章,记忆背诵的本领也超乎常人。十六岁时参加乡试就取得了第一名。同治二年,张之洞又考取了进士,参加殿试时,他对答皇帝策问不因循常规程式,以一甲第三名探花的身份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张之洞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又调任湖北提督学政。同治十二年,张之洞主持四川科举考试,旋即担任四川学政。他在任期间所录取的士子,多为杰出俊秀的人才,拜投其门下的弟子无不暗自窃喜获得了做学问的门径。光绪初年,张之洞被擢升为国子监司业,后又升迁至詹事府洗马。张之洞以一介文士儒生的身份身居要职,遇事敢于抒发自己的宏谋远略,言他人所不敢言。例如,俄国人商议归还伊犁事宜,与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签订了新约十八条。张之洞上书参劾崇厚办事不力且失职,请旨处斩崇厚,撕毁合约。奏疏上达后,崇厚果然被革职问罪,清廷任命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商议改约事宜。光绪六年,张之洞出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担任庶子一职。他认为曾纪泽出使俄国商定《伊犁条约》固执己见,只将争论的焦点放在边界问题上,而忽略了对商业利益的争取。此外,他在上疏中还附带提出了设防练兵的军事策略,先后上书达七八次之多。以往像翰林这样的文学侍从之臣大多养尊处优,注重虚名,不做实事,直到张之洞才喜好上书言事,开一代新风,同时代诸如宝廷、陈宝琛、张佩纶之辈随后纷纷崛起,纠弹时政,号称清流。光绪七年,张之洞由侍讲学士擢升至内阁学士。不久,又被授予山西巡抚一职。山西省在遭遇严重歉收和饥荒之后,张之洞率先上疏弹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贪污纳贿之徒,推举了五名清廉贤明的官吏,并条陈治理山西的当务之急,然而具体整治措施还未来得及施行,张之洞即被调任两广总督。

八年,法越事起[1],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2]。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3],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着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4]。广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5],而我军不知,法原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6]。

【注释】

[1]法越事起:指法国1882年开始的第三次入侵越南的战争。法国侵略者在越南国境不断北进,最终引发了1883年中法战争。

[2]入觐:朝见皇帝。

[3]刘永福:广西钦州人,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曾奉命赴台抗日。

[4]免议:免于追究。

[5]殪(yì):死亡。

[6]赏花翎:指进行奖赏。清代官品的冠饰,以孔雀翎为饰,故称为“花翎”。以翎眼的多寡来区分官吏等级。

【译文】

光绪八年,法国与越南之间爆发战争,张之洞建议迅速派遣军队援助越南,他认为必须率先展示敢于作战的态度和意向,之后才可能居间进行调节。因此,他推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担任领兵将帅。光绪十年春,张之洞入朝觐见皇帝。四月,张树声卸任两广总督一职,专门负责治军,张之洞继而担任两广总督一职。此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双双出师统帅军队,兵部尚书彭玉麟则于广东负责练兵。转战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本是中国人,素来骁勇善战,抗击法军。法军久攻越南而不下,又分兵攻打台湾,之后就占据了基隆。朝廷关于对法战争是战是和的议论久久不能做出决断,而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后,每逢言及战事都气宇轩昂、信心百倍。张之洞考虑到彭玉麟早有威望,遇事皆虚心听从其意见。他还奏请主事唐景崧招募健壮军卒出关,以期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形成掎角之势。朝廷应其所请,加封刘永福提督衔,加封唐景崧五品卿衔,张之洞所举荐的唐炯、徐延旭都已官至巡抚,但由于唐、徐二人在对法战争的前线指挥不力,被弹劾治罪,撤职查办,还因此牵连到推举他们的官员。唯独张之洞因为筹办军饷、军械有功,免于议罪论处。由于广西军队战败于越南,朝廷将潘鼎新免职,任命提督苏元春统帅其军队。此时张之洞再次上奏朝廷,推荐起用久经沙场的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战将。如此,滇、越两军才得以联合扼守镇南关,并与法军展开殊死战,终于攻克了谅山。恰好此时法国提督孤拔攻打福建、浙江,孤拔所乘舰船被击毁,船毁人亡,而清军却并不知晓此事。法国政府表示愿意停战,朝廷商议后同意议和。委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签订和约,以北圻作为停战边界。朝廷评议张之洞攻克谅山有功,赏其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1]。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注释】

[1]武备文事并举:张之洞于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到1889年离任,在粤近6年的时间内,于文治武备上颇有作为,逐渐成为知洋务的封疆大吏。他聘用德国人用新式方法编练广胜军,创办枪炮厂、枪弹厂制造军火,筹集广东水师,创办水陆师学堂,创办广雅书院等。

【译文】

张之洞对于中法战争言和感到耻辱,于是暗下决心谋求国家富强之法,为此他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创建了枪炮厂,开办了矿务局。张之洞还上疏朝廷,请求大规模建设、训练水师,每年提拨专款购置军舰。他还创立广雅书院,使军备防务工作与文教事业得以同时展开。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兼署理巡抚一职。为了保障两粤边防事务无虞,于军事防务建置多有变动和调整。张之洞还著有《沿海险要图说》一书,并献于朝廷。他在广东任职共六年,随后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1],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2],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3],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4]。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5];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6],淮、楚精兵崇朝可集[7],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8],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9]。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10],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注释】

[1]台谏:指专司参劾、建言的言官,隶属于都察院。

[2]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和书法艺术家。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1898年被革职回籍,于1904年去世。

[3]徐会沣:清末大臣,同治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于1906年去世,是光绪朝的重臣之一。

[4]萃:聚集。

[5]骖(cān):三匹马的马车。

[6]近畿:指京师周围。

[7]崇朝:自早至午,形容时间很短。

[8]梗:阻塞,妨碍。

[9]遂有移楚之命:指张之洞于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

[10]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其规模当时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即使在亚洲也是独领风骚。汉阳铁厂初建的任务是为筹设中的卢汉铁路提供铁轨,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厂。1896年4月,汉阳铁厂因亏损由官办企业变成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著名的“汉冶萍公司”。

【译文】

时值海军衙门奏请修筑京通铁路,诸御史争相条陈铁路之害,请求停办。翁同龢等建议在边远地区试修铁路,以便于用兵;徐会沣则请求改修德州至济宁段铁路,以便利漕运。张之洞认为:“修筑铁路的最大益处在于促进各地物产的交易流通,造福百姓日常生活,至于征调部队、输送军饷是次要的。现如今铁路修建应当以京城之外的卢沟桥为起点,经过河南进而抵达湖北汉口镇。这一路线是交通干线和枢纽,是中国巨大利润的聚集之地。黄河以北的铁路一旦建成,山西省的道路交通便可以与井陉连接起来,陕西、甘肃的车马货物也能够聚集于洛口;黄河以南的铁路建成后,向东可以延伸至安徽、江苏,向南能够联通湖南、四川,这样一来,万里之外的音讯短时间内便可送达。便利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铁路线处于内地,不必担忧修建铁路会引入外敌的问题,此为第一利;铁路所经之处地势开阔,避开百姓的坟地、房屋较为容易,此为第二利;铁路沿线工厂和车站繁多,便于工人和商人放弃不理想的旧行当,追逐可以牟利更多的新生计,此为第三利;以这条铁路为中心,串联八九个省份的交通要道,人力物力资源就能够集中起来,政府必将因此而获得充足的饷源,此为第四利;京师及其周边若起战事,安徽、湖北的精锐军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调集过去,此为第五利;山西太原煤矿、铁矿资源丰富,如果交通运输便利了,开采量必然能够增加,此为第六利;一旦沿海爆发战争,向京师运粮的漕运依旧可以畅通无阻,此为第七利。这条铁路有此七大利好之处,可以分段建设,分几年完工。北路由直隶总督负责修建,南路由湖广总督负责修建,河南巡抚则负责辅助工作。”朝廷下旨准奏,随即将张之洞调往湖北任上。由于大冶出产铁矿石,江西萍乡出产煤矿,于是张之洞就奏请于汉阳大别山下开办炼铁厂,以便资助修建铁路之用,同时还创办了专门的枪炮厂和火药厂。又鉴于荆襄之地适宜种植桑麻、棉花,并且盛产皮革,便开设了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加上修筑长江堤坝,并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从此湖北的财政税收才称得上富饶,土木工程建设也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1],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2],之洞先着《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注释】

[1]二十一年,中东事棘:指中日甲午战争。

[2]政变作:指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结束戊戌变法。

【译文】

光绪二十一年,清朝与日本战事紧迫,张之洞代替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到任后即着手巡查检阅沿江防务,购置新型后膛炮,改建西式炮台,并由专门的将领和士兵负责把守。他聘用德国教练,将这支军队取名为“江南自强军”。张之洞兼采东西方的规章制度,大规模建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不久张之洞又回到了湖北任上。时值甲午战败,国威受挫,朝中官员每日商议变法图新事宜,主张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张之洞说:“废除八股文并非要将‘四书’、‘五经’也一并废除,文章体裁和风格依旧要规整端正,命题立意也仍需严格审慎,否则国家重视文治教化的宗旨就不能彰显,这必将导致士子们不读经书,背离儒学道统,忘却求学的根本目的,所以绝非小事。现如今应该在科举考试的首场考史论和本朝政治法规,第二场考当前国家的重大时事,第三场以考经书义理告终。按照不同场次的考试决定考生去留,分层次第录取,这样安排的话或许能够防止滋生弊端。”又说:“选拔武官的科举考试应该取消比试骑射、刀斧水平和举石重量两项,专考运用枪炮等火器的能力。想要挽救国家重文轻武的积习流弊,必须使士兵都能识字,用科举考试来激励士兵取得进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爆发,由于张之洞事先已作《劝学篇》,表明了反对变法的意向,因此得以免责。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1],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2]。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3],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4],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5]。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注释】

[1]京师拳乱:指1900年义和团运动。

[2]保护东南之约:史称“东南互保”。1900年,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以保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为由,拒绝向列强宣战,并与英法等国家达成协议。东南互保运动,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也使清廷中央权威大为下降。

[3]两宫西幸:指慈禧与光绪在庚子事变中仓皇向西安逃跑。

[4]和议成:1901年,中国与诸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5]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1902年,清末十年新政开启。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三折一片:《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以及《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折片》。《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清末新政启动初期总的改革方案。

【译文】

光绪二十六年,京师爆发义和团之乱,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任两广总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他们邀请张之洞一同与外国列强诸领事商定合约,保证东南各行省不受战乱波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陕西西安,而东南各行省幸而得以保全,未起战事。第二年,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返回京师,论功行赏,张之洞加封太子少保衔。张之洞考虑到此时战乱已经基本平息,于是与刘坤一共同上奏“变法三疏”。其中论述了中国积贫积弱,国势萎靡不振的原因,认为有十二项事宜需要改革变通,十一项事宜需要采纳西法。于是清廷废除捐钱买官制度,裁撤官署中负责承办文书的吏员一职,对官府中的差役实行考核,施刑尽量慎重,避免严刑逼供,筹划八旗生计问题,裁撤屯卫,裁汰绿营兵,制定矿业、商业、交通、外交法律法规,发行银圆,征收印花税,扩充发展邮政行业。尤为重要的举措是开设学堂,废除科举制,奖励出国游学。这些政策都逐步得到了施行。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1],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2],以彰圣德,遏乱萌[3],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注释】

[1]厘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清廷在各地创办学堂,推行教育新政,在全国层面谋划适应新学堂的新学制体系。管学大臣张百熙所主持修订的壬寅学制,因为制订较为仓促且受到诸多“袒护新学”的指责以及与另一管学大臣荣庆之间的矛盾,这部近代以来第一部系统性的新学制章程并没有付诸实行。张之洞根据自己的兴学经验曾经对壬寅学制提出诸多建议,与张百熙之间函电往来频繁。由于张的声望和学务经验,清廷再次启动制定新学制任务时,以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三人共同主持修订,张之洞基于湖北兴学经验的诸多规划写进了这个新修订的学制之中。1904年,新学制颁布实行,由于农历年为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包含了《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等一系列学堂章程,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实施的全国性、系统性新学制体系。

[2]畛(zhěn)域:界限,范围。

[3]乱萌:变乱萌发。

【译文】

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次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有一个道台私下里代替某商人送二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以作寿礼,为的是请求张之洞允许该商人在海州开矿,张之洞立刻上疏弹劾并罢免了这个道台。张之洞还考察盐政法规的利弊,专门安排官兵、轮船缉查私自贩盐者,使得每年盐税收入都能有盈余。第二年,张之洞入宫觐见皇帝,被任命为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并负责制定修改大学堂章程,事毕后回任原职。辞别之时,回答皇帝所问,请求化除满汉之别,以此彰显帝王圣德,遏制暴乱的萌发,皇帝听后为之动容,旋即裁撤了湖北巡抚,张之洞兼领巡抚职责。光绪三十二年,张之洞晋升为内阁协办大学士。没过多久,张之洞被召回京城,擢升为体仁阁大学士,出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光绪三十四年,负责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浸用事,通私谒[1]。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2]。

【注释】

[1]私谒(yè):因私事而干谒请托。

[2]文襄:张之洞死后清廷给予的谥号。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又有军功的大臣,如左宗棠死后的谥号也是“文襄”。

【译文】

德宗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驾崩,醇亲王载沣代理国政。由于张之洞是慈禧太后临终前托以治国重任的大臣,因此他得以晋升为太子太保。一年以后,由于皇亲国戚逐步掌权,与私下走他们门路的人串通在一起。朝廷商议建立海军,张之洞认为缺少资金,建立海军的计划应当延缓,虽然张之洞努力争取,但他的建议还是没有被采纳。于是他称病请辞,不久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朝野上下都震惊和悲痛。朝廷追赠他太保衔,谥号“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1]。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2]。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注释】

[1]风仪峻整:仪容风度严肃、庄重。

[2]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之洞在晚清官场有“屠财”之名,即是指他“喜好建设”,有魄力而不惜巨费开销,其间也有计划不完备和安排不合理而导致的浪费。张之洞“屠财”但不“图财”,他一生较为清廉,不为自己谋私利,所以才有死后田地不增一亩的说法。

【译文】

张之洞身材矮小,长着浓密的胡须,仪容风度严肃庄重。他所任职之地,一定会有大的兴造、制作。他追求规模宏大,不管花费的多少。他爱惜人才而又好客,所以文人名流争相投奔他。他担任了几十年的封疆大吏,去世时,家产连一亩地都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