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顾颉刚先生的谈话记录。顾颉刚是什么人，这对于我国史学界、学术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一般青年读者，则有些陌生。
有一位史学界的老同志，为了便于我写篇小序，以简略介绍顾先生，就给了我一篇史学家白寿彝同志的《悼念顾颉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年表》。后者，是“悼念顾颉刚先生学术报告会筹委会”在一九八一年所制。
主要根据这两篇文章，我简要说说顾颉刚先生其人其事。
顾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他是江苏苏州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有七。
他四岁读《四书》，七岁读《五经》。十岁开始每天作文一篇，作经义、史论、策论。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为助教。
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当历史学教授。我听到有的史学专家对我讲：“顾先生是我的教师”，“我听过顾先生的课”。应当说，他对于培养我国史学人才，有过重要贡献，是一位老的史学教育家。
史学家白寿彝同志说：“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学和边疆地理学上有新的发展。他对于民俗学和通俗读物，也都是热心的提倡者。”
又说：“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又说：“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家，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声誉。”
以上，就应当说是我囯史学界对于顾老的公论。
顾老生平著述甚多。我略作摘引于下：
一九二三年，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一九二四东，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一九二五年，作《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妙峰山香会调查》
一九二六年，作《（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囯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一九二九年，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一九三〇年，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九三一年，作《〈尧典〉著作时代考》。
一九三三年，作《汉代学术史略》（后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一九三五年，作《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皇考》。
一九三九年，作《中华民族是一个》。
一九四〇年，作《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
一九六九六六年，作《周公东征史事考证》。
一九七八年，整理旧作《〈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一九七九年，作《“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整理旧作《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并开始发表《〈尚书〉校释译论》。
一九八〇年，整理旧作《禹贡中的昆仑》、《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编订《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有一位老史学家对我说：“顾先生是以《古史辨》起家的。”所谓《古史辨》，是颉刚先生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加以编集而成，先后共有八册。考辨古史，他从一九二〇年就开始了。
例如，他所编的《古史辨》第三册是讨论《周易》与《诗经》；又如，《古史辨》第五册，是讨论经学的今古文问題；而其第七册，是研讨神话传说时代的古史。
顾老在考辨古史的学术活动中，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例如，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春秋孔子时，最古的人是尧、是舜。接下来，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人就有了更古的黄帝和神农。再接下来，到了秦朝，就有了较之黄帝更早更古的三皇。而到了汉朝以后，入们说最早还有盘古。
顾老，按照他对于古史记载的看法，认为有些古史传统说法，必须打破。比方说，他认为，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春秋战国以后的一些古代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善的意思。自从战国时的政治家，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就极力把“王道”与“圣功”合在一起。于是把古王的道德功业夸张成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他认为，要懂得五帝、三皇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以便给他当时的君王做样子的。
在考辨古史时，顾老为什么从一九二二年开始，就花了力气研究《尚书》呢？这是因为他感到我国封建史学体系，主要是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们来完成的。通过这般儒家的手，确立了尧、舜、离、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而这个时期的儒家们，主要是靠了《尚书》来创建其古史体系的。要想摧毁这一封建史学体系，就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所以，顾先生一生的主要力量，实际是放在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顾先生搜集、积累有关《尚书》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写成笔记达数十巨册。他以充分论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而编成的古史系统。（见白寿彝的《悼念顾颉刚先生》）
顾老是我国近代的史坛大师，在学术上贡献大、影响广。他在政治品格方面如何呢？也应当说一说。
我有一位抗大二期的同学，他是抗战前的老党员，叫王念基。他对我说：顾颉刚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后，曾经和我们秘密党员有来往。这位党员经常写些文章宣扬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犮表在顾颉刚所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所印发的一些小册子及顾老主编的《大众知识》上。而且，颉刚先生当时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社会身份，在以他为社长的编刊社里，还掩护过我党的一些活动，保护过我党党员。这些史实，那个亲身经历过的老党员，在解放后曾几次写过回忆文章，加以记叙。这位抗战前的老党员，名叫郭敬。他在悼念与追记（未发表）的文章里叙道：
“双十二事变后，编刊社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我和社内的几个党员和民先队员，是用顾先生的名义分别聘请来工作的。充实了编刊社的力董，掩护了党、团员的活动，使编刊杜成为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秘密立足点。”据说，顾先生本人开始不知道他们是共产觉，但到后来是知道此事的。
社长顾颉刚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热心抗日救亡和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事业。平时虽不在社内办公，实际上编刊社是在他的领导和支撑下才能存在。他待人接物和蔼亲切，视社内青年如门生弟子，工作中以身作则。为了编刊社的生存和发展，对南京政府和有关当局、不能不有些往来。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反共的行为是反对的，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同情的。他很谨慎，在给南京政府文教主管人送编刊社出版的样书时，嘱咐我们把《对内团结御侮，对外一致抗战》和类似的几种宣传进步思想的小册子不要送。他知道这些书的出版容易受到迫害和查禁。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前身是顾先生划立的“三户书社”。从“九一八”、“一二九”到抗战，在顾先生努力下，出过各种小册子前后有五六百种，如《傀儡皇帝坐龙廷》、《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义军女将姚瑞芳》、（打汉奸》等。到了一九三八年，该社迁到西安，还编印了《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和《八路军火烧阳明堡》等小册子（见郭敬同志的悼文）。这些小册子先后共发行五千万册，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很大。
在“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之后，顾老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他主办“三户书社”，所谓“三户”是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用通俗读物的形式，进行反对日本帝囯主义侵略的宣传。
这些，可以证明顾老在“九一八”事变时，在“一二九”运动中，在抗战前夕的政治风貌和进步活动。这对于一位有社会地位的学者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顾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在五卅运动时，曾经为《京报》编过《救国特刊》。他作了《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和《伤心歌》。
一九一九年，顾先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曾参加新潮社，作《对于旧家庭之感想》，署名顾诚吾，发表于《新潮》。
中国近代史上有若干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的人民反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的抗战斗争，都是些大的人民革命斗争。顾老在上述这些革命浪潮里，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人民斗争中，是有过重要进步活动的。他并非只是埋头书斋的人。
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被选为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一九五四年，总校《资治通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他校点《史记》。一九七一年，他和其他史学家奉中央之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
我从一九六六年春以后，就再也不曾同他见过面。后来，我曾问过一位史学家，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顾颉刚先生大概是平安度过，没有挨斗吧！他不是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要他校点《二十四史》吗？”
谁知道，回答是这样的：“哪里！哪里！顾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不少、不轻！把他老先生斗得够残忍，够残酷的呀！”
我不禁悚然！在这场“砸烂”、“粉碎"的大灾难中，原来并非只想干掉我们这些“党内走资派”老党员们哪！像顾老这样的大学者，也都不饶！
只是，顾老并未被斗死。他在一九七一年，又重新披挂上阵，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在一九八〇年，他逝世之前，还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整理编写好几部学术著作。
我这个人，本来并不认得顾老的。虽说，在三十年代我已久仰他的鼎鼎大名了。然而，一九六五年冬到一九六六年春，我与顾老先生等老专家、老党员一同养病在北京香山疗养院。其间，我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天天向他恭敬地讨教。老先生越谈越兴奋，以后干脆约定，天天上午在他的病房进行面对面的谈讲。一连讲了二十多个上午。
讲的全是古史、史书和史学。有些虽是应我的请教、发问，大部分却是老先生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讲说。我像一个用功的学生，把他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详细记录下来了。他为了照顾我作笔记，就有意地放慢速度，不是滔滔高论，而是徐徐漫说。于是，这部笔记，不仅写得很厚很多，并且有纲有目，条理分明，有其完整清楚的体系。
最后，老先生发话了，说：你是不是可以把我所谈，你所记的，加以编写印成一本小书呢！”那时我的本意，只不过是为了学点史学知识。我当时还在第一线上，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编写成书。所以，我当时不敢作出应诺。
十六年以后，一位老党员教促我：“还是把这个本子，整理一下编写出来为好。”我才真的动手做起来。
我惟一的心愿是，这本小书能够对于一些中、青年史学研究人员，对于一些中、青年历史教学工作人员，对于一些刻苦自学历史的人们，能够有一星半点的助益。
也许，我也算报偿了顾老先生的一桩心愿：他当年要我编写的那本小书，我终于尽了我的力量，完成了那个使命。惜乎！顾老已经不在人间，他不能亲自过目了！
何启君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