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新中国妇女》杂志。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新中国妇女》与读者见面了。当时在刊物上开辟的妇女问题、时事讲座等专栏，得到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积极撰稿，其中一位就是田家英同志。那时，田家英同志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并兼任其他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但他还是欣然应约，连续写了《中国妇女生活史话》。为适应一般妇女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文稿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作者打算沿着历史的顺序，一直写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可是由于工作忙，只写到第三章，便不得不搁笔了。对此，我们至今深感遗憾。
田家英同志幼年相继丧失父母，无法继续上学。但他立志“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自强不息，勤学苦练，十四岁就靠卖文为生。他小小年纪，忧国忧民，积极参加成都抗日救亡团体和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他在我党地下组织的指引下，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自此，田家英同志攻读马列主义，重视自我改造，经常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他的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同志们亲昵地称他为“秀才”；他的确是自学成才的模范。
田家英同志忠于党的事业，维护群众利益，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常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自勉。他对陈伯达之流作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文化大革命”序幕刚刚拉开，江青、陈伯达就迫不及待地置他于死地。他的爱人——《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董边同志，为此受到了株连，被严重迫害达十一年之久。
历史是公正的。田家英同志和董边同志的冤案已经彻底平反。今天，我们重读《中国妇女生活史话》，仍然觉得是一本用唯物史观介绍妇女生活历史的好读物。我们将它汇集成书，除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之外，并借此表示对作者的深切怀 念。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只就明显的笔误和个别词句做了必要的改动，尽量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至于以哪个朝代作为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界限，本是我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作者，在《中国妇女生活史话》中专指商朝为奴隶社会，认为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与近年来史学界关于我国奴隶社会包括夏、商、周三朝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尊重原作，未做修改。
一九八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