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单位
这里要谈的是语句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必得先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单位，没有不同的单位就谈不上什么结构。比如生物的结构是由细胞构成组织，由组织构成器官，由器官构成整个生物。语言的单位，常常讲到的有词、短语、句子等等。这些是语法学家们用的名目，一般人脑子里大概只有“字”和“句”。要是追溯到很古的时候，那就只有一个名称，叫做“言”。这个“言”字至少有三个意思。（1）《论语》里孔子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里的“言”是话的意思，是总括的名称，不是一种单位。（2）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左传》里赵简子说郑国的子太叔“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hù］富，……’”。这里的“言”是一句话的意思。这个意义现在还保存在一些熟语里，如“一言为定”就是“一句话算数”，“三言两语”就是“三句两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一句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3）《论语》里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战国策》里说齐国的田婴有一回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别人劝他。有一个人说：“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田婴就让他说。他说：“海大鱼”，说完了转身就走。（故事的下文从略。）这里的“言”是一个字的意思。后世的“五言诗、七言诗”里边的“言”也是字的意思。（2）和（3）都是语言单位的名称，后来分别称为“句”和“字”，例如《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xié］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这两个名称一直用到现在。只是有过一点儿小小变化，那就是在量词和名词分家之后，“字”还是个名词，“句”却成了量词，人们只说“一个字”、“一句话”，不说“一个句”。直到最近，把“句”叫做“句子”，这才可以说“一个句子”。
三位一体的“字”
“字”这个字在古时候，除了别的意义之外，用在语文方面，主要指文字的形体。例如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字形构造。可是到了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的时候，就显然是用来指语言单位，以音义为主了。写在纸上的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说话里边的字就只有音和义，形是看不见的，虽然在读书人的脑子里有时候也会闪出一个字的形状。我们平常说到“字”字，有时候指它的这一方面，有时候指它的那一方面。比如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打一个字”，指的是字的形状（“亞”）。又比如说“‘亮’字比‘明’字响亮”，指的是这两个字的声音。要是说“谅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那就指的是一定的音和一定的义结合在一起的字，一个语言单位。平常说话，这样时而指这，时而指那，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可是要讲语文问题，就需要分别定个名称。专门指形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汉字”。专门指声音的时候，最好管它叫“音节”。专门指音义结合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语素”。
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当然这只适用于汉语。要是另一种语言，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一个语素可能是一个音节，也可能不到一个音节，也可能不止一个音节。别的语言当然不用汉字，日本还部分地用汉字，可是往往念成两个音节。其实啊，汉字、音节、语素三合一这句话，也只能说是汉语的基本情况是这样，有好几种例外情形。（1）有些语素不止一个音节，写出来当然也不止一个汉字。例如“蟋蟀、葡萄、马达、巧克力”。后三个是外来语。（2）一个音节包含两个语素，写成两个汉字。主要是“儿化词”，例如“花儿”。（这是普通话的情形，有些方言里“儿”字另成音节。）此外，北京人说“我们、你们、他们、什么、怎么、这么、那么”，说快了第二个字就只剩一个-m，粘在第一个字后头，也就只有一个音节了。（3）一个音节，一个汉字，可是包含两个语素。例如“俩”（＝两个），“仨”（＝三个），“咱”（zán＝咱们），“您”（＝你＋n［＋变调］）。 【4】 （4）一个汉字代表两个语素，念成两个音节。例如“瓩”（千瓦），“浬”（海里），“哩”（英里）。
正因为说汉语的人习惯于音节有意义，汉字有意义，因而音译外来语总是不太喜欢，有机会就用意译词来代替。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里，多的是“密司脱、德律风、司的克”之类的字眼，后来都被淘汰了。由于同样的理由，在一定的组合里，音译专名的头一个字可以代表全体。例如“马列主义”，“普法战争”；甚至一个“阿”字在不同场合可以代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或者“阿根廷”。
语音的“句”和语法的“句”
以上谈的是“字”，现在来谈“句”。《文心雕龙》里说：“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意思是说，把整段的话分成若干小片段，叫做句，句一方面是“联字”，一方面又彼此“分疆”。又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这是说，句子由字组成，字和字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对于句子的这种说法，跟现在的理解也还相近。可是传统的“句”和现在的“句子”有一点很不同：“句”的长短差不多有一定的范围，可是“句子”呢，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比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从前算五句，现在只算一个句子。另一方面，像“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这个“唯”字，按现在的说法也是一个句子；按从前的理解是不是一句呢，就很难说。要拿“句司数字”，“联字以分疆”做标准，这里只有一个字，就算不了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呢？原来现在讲句子是从语言出发。语言的主要用处是对话，一个人一次说的话是一个交际单位，因此不管多短，都得算一个句子。话要是长了，语音上必定有若干停顿。其中有些段落，语法结构上没有什么牵连，尽管在这里是一段跟着一段，在另外的场合却都可以单独说，同时，这些段落的末了都有跟单独一句的末了相同的语调——这样的段落，一段是一个句子。这种段落的内部的停顿，没有上面所说的结构和语音上的特征，就不算句子。这是现在的看法。从前讲句读［dòu］是从文字出发。文字大都是独白，整篇才是一个交际单位。把整篇的文字划分成若干句，只是为了诵读的便利，所以句的长短不会相差太远。一般是三五个字，多到八九个字，只要意义允许，念起来就停顿一下，就算一句。同样的语法结构，有时候算两句，有时候算一句，例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两句，“风平浪静”是一句。
“词”的今昔
“字”和“句”都讲过了，再来谈谈“词”。古时候所谓“词”是虚字的意思。用做语言单位的名称，好像是从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开始。这本书里只说“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可是没有说出怎么个规定法。几十年来，语法学家一直在寻找这个规定法还没找着。现在比较通行的标准是：（1）“可以独立运用”，用来区别词和不成为词的语素；（2）“不能扩展”，也就是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用来区别词和词组。这两条标准运用起来都遇到一些问题。“独立运用”可以有各种解释，一般理解为包括两种情形：（a）能单独说的是词，例如“三”；（b）把上一类提开之后剩下的，虽然不能单独说，也算是词，例如“个”。这样，“三个”就是两个词。可是按这个标准，“电”和“灯”都能单独说，“电灯”是两个词；“电影”里把“电”提开，剩下“影”也得算一个词。为了防止得出这样的结论才又有“不能扩展”的标准。“电灯”和“电影”都不能扩展，所以都只是一个词。可是这样一来，又得承认“人民公社”、“无机化学”等等都不是词组而只是词，这显然是不行的。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他们遇到的是reduce（缩减）、deduce（推断）、produce（生产）这些词里有两个语素还是只有一个语素的问题。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那么为什么还一定要设法把它规定下来呢？原来“词”有两面，它既是语法结构的单位，又是组成语汇的单位，这两方面不是永远一致，而是有时候要闹矛盾的。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为单位。用汉字写汉语，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显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的希望。
汉语语法的特点
现在来谈谈语句结构，也就是语法问题。一提到语法，有些读者马上会想到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堂，有的甚至立刻头疼起来。因此我今天下决心不把这些名堂搬出来；要是无意之中漏出一两个来，还请原谅，反正可以“望文生义”，大致不离。至于另外有些读者对这些术语特别感兴趣，那么，讲语法的书有的是。
语法这东西，有人说是汉语没有。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听来这种高论，就在作文里发挥一通，居然博得老师许多浓圈密点，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一种语言怎么能够没有语法呢？要是没有语法，就剩下几千个字，可以随便凑合，那就像几千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都没有“一定之规”，岂不是天下大乱，还成为一个什么社会呢？如果说汉语没有语法，意思是汉语没有变格、变位那些花样儿，那倒还讲得通。可是语法当然不能限于变格、变位。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绝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点儿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不能等于五。语言里可不是这样。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拿相同的多少个字放在一块儿，能产生两种（有时候还不止两种）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差别肯定不是字义本身带来的，而是语法差别产生的。可以举出一系列这样的例子：
（1）次序不同，意义不同。 （a）“创作小说”是一种作品，“小说创作”是一种活动。“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b）“一会儿再谈”是现在不谈，“再谈一会儿”是现在谈得还不够。“三天总得下一场雨”，雨也许是多了点儿，“一场雨总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c）“她是不止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有好几个孩子，“她不止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还是成百个孩子的老师什么的。“你今天晚上能来吗？”主要是问能不能来，“你能今天晚上来吗？”主要是问来的时间。（d）“五十”倒过来是“十五”，“电费”倒过来是“费电”，“包不脱底”倒过来是“底脱不包”。1960年发行过一种邮票，底下有四个字，从左往右念是“猪肥仓满”，从右往左念是“满仓肥猪”，好在上面的画儿很清楚，是一头肥猪，一大口袋粮食，证明第一种念法对。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期，有些商店大拍卖时，张挂横幅招贴，“本日大卖出”，要是从右往左念，就成了“出卖大日本”。这就自然叫人想到从前的回文诗。历代诗人作过回文诗的不少，这里不举例了。集回文之大成的《璇玑图》被《镜花缘》的作者采入书中第41回，好奇的读者不妨翻出来一看。
（2）分段不同，意义不同。 （a）有一个老掉了牙的老笑话。下雨了，客人想赖着不走，在一张纸上写下五个字：“下雨天留客。”主人接下去也写五个字：“天留人不留。”客人又在旁边加上四个圈，把十个字断成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b）有人把唐人的一首七绝改成一首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的词牌是没有的，可是的确是词的句法。这两个例子都只是就文字而论是两可，一念出来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底下的例子，除非有意加以分别，否则说出来是一个样儿。（c）“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两个人（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一个人（他和你的｜老师）。（d）“找他的人没找着”，也许是他找人（找｜他的人），也许是人找他（找他的｜人）。（e）《人民日报》（1963.12.8）上有个标题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分段是在“的”字后头；可是光看这七个字，也未尝不可以在“告”字后头分段。以上三个例子都是“的”字管到哪里（从哪个字管起）的问题。“的”字管得远点儿还是近点儿，意思不一样。（f）《北京晚报》（1961.12.13）上有吴小如先生一篇短文，说白香山的诗句“红泥小火炉”一般人理解为“小｜火炉”是不对的，应该是“小火｜炉”。讲得很有道理。（g）有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人在一处做客，吃到南京板鸭，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人家问他懂了什么，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咸鸭蛋是哪来的，现在知道了，是咸鸭下的。”这就是说，他把“咸｜鸭蛋”当作“咸鸭｜蛋”了。（h）《光明日报》（1962.7.2）上有个标题是“北京商学院药品器械系和附属工厂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可以有三种理解（两道竖线是第二次分段）：（1）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2）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3）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如果在“教学”或者“实习”后边加个逗号，（1）和（2）（3）可以有区别；如果在“检修”和“安装”中间加个“和”字，（3）也可以跟（2）分清。
（3）关系不同，意义不同。 （a）“煮饺子（吃）”和“（吃）煮饺子”，“煮饺子”三个字次序一样，分段也一样（都是“煮｜饺子”），然而意思不同。这是因为两句话里的“煮”和“饺子”的关系不同。（b）“他这个人谁都认得”，也许是他认得的人多，也许是认得他的人多。这当然不是一回事。（c）《人民日报》（1956.10.8）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标题是“爸爸要开刀”。看了正文才知道“爸爸”是医生，不是病人。（d）“小马没有骑过人”曾经在语法研究者中间引起过讨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只有人骑马，没有马骑人，可是在童话世界里人骑马和马骑人的两种可能是都存在的。（e）北京一条街上有个“女子理发室”，男同志光看这两个字的招牌就不敢进去，幸而两边还各有四个字，是“男女理发”和“式样新颖”，这就可以放心进去了。
这样看来，一句话里边，除了一个一个字的意义之外，还有语法意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了。
当然还有变格、变位等等玩意儿，即所谓“形态”，以及与此有关的主语和谓语一致、定语和被定语一致、动词或介词规定宾语的形式等等“句法”规律（实际上，这些规律才是变格、变位的“存在的理由”）。在某些语言里，形态即使不是语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语法的根本。有了它，次序大可通融，分段也受到限制，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也差不多扣死了。比如“我找你”这三个字，如果在它们头上都扎个小辫儿，比如在“我”字头上加个a ，表示这个“我”只许找人，不许人找，在“你”字头上加个b ，表示这个“你”只许人找，不许找人，而且为保险起见，再在“找”字头上加个1 ，表示只是我“找”，不是别人“找”，那么这三个字不管怎样排列：
我a 找1 你b 你b 找1 我a 找1 我a 你b
我a 你b 找1 你b 我a 找1 找1 你b 我a
全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你找我”这句话也如法炮制，那么“我b 找2 你a ”的意思就跟“我a 找1 你b ”大不相同，反而跟“你a 找2 我b ”完全一样。
这样的语法当然也有它的巧妙之处，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走这条路，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方向。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可是啊，习惯于那种语法的人又会觉得汉语的语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那么，究竟哪种语法好些呢？这就很难说了。一方面，任何语言都必得有足够的语法才能应付实际需要，无非是有的采取这种方式多点儿，那种方式少点儿，有的恰好相反罢了。因此，从原则上说，语法难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着“左撇子”不顺眼。可是另一方面，在细节上还是可以比较比较。比如，同样是有动词变位的语法，英、法、德、俄语里边都有好些不规则的动词，这就不如世界语，所有动词都按一个格式变化。又比如，某些语言里名词变格是适应句法上的需要，可是附加在名词上面的形容词也跟着变格，不免是重复，是不经济。（像拉丁语那样可以把名词和形容词分在两处，那么，形容词的变格就又有必要了。）拿汉语的语法来说，经济，这不成问题，是一个优点。简易，那就不敢贸然肯定。从小就学会说汉语的人自然觉得简易，可是常常能遇见外国朋友说汉语，有时候觉得他的语句别扭，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可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可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只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许多语法规则还没有归纳出来，并且可能还不太容易归纳出来。这就似乎又不如那种以形态为主的语法，把所有的麻烦都摆在面子上，尽管门禁森严，可是进门之后行动倒比较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