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义约定俗成
“意内言外”，这个题目是借用《说文解字》里的一句话：“词，意内而言外也。”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讲，其说不一，不必详细讨论。我们只是借用这四个字做题目，谈谈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前一章说过，一个句子的意思不等于这个句子里一个个字的意思的总和。可是句子的意义离不开字的意义，这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就从字义谈起。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换一种提法，为什么这个意思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例如为什么管某种动物叫“马”，不管它叫“牛”？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马么，你还能管它叫牛？”象声性质的字，例如“澎湃、淅沥、朦胧、欷歔”，它的意义跟它的声音有联系，不容怀疑。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当初也有点儿用声音象征意义的味道（a对i，也就是“洪”对“细”），那就很难说了。就算是吧，这种字也不多。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可以辗转解释。例如“书”有三个意义：（1）书写，（2）书籍，（3）书信，后两个意义显然是从第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可是当初为什么管写字叫“书”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这么说么”。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两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然，“约之以命”不能死看，绝不是召集大家来开一个会，决定管一种动物叫“马”，管另一种动物叫“牛”，而是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致。
根据约定俗成的道理，字义形成之后就带有强制性，可是字音和字义的最初结合却是任意的、武断的。单字意义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组意义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比如“白纸”、“新书”、“看报”、“写字”，它们的意义是可以由“白”、“纸”等等单字的意义推导出来的。可是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成分。随便说几个例子：（1）“保”和“护”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说“保墒、保健”和“护林、护航”，不能倒换过来说“护墒、护健、保林、保航”。（2）“预报”和“预告”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广播节目里只有“天气预报”，不说“天气预告”，出版社的通告里只有“新书预告”，不说“新书预报”。（3）“远距离”和“长距离”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操纵是“远距离操纵”，赛跑是“长距离赛跑”。（4）“赤”和“白”是两种颜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样的意思，都等于“空手”。可是尽管意思一样，不能倒换着说。（5）“火车”一度叫做“火轮车”，“轮船”一度叫做“火轮船”，后来都由三个字缩成两个字，可是一个去“轮”留“火”，一个去“火”留“轮”。（6）两相对待的字眼合起来说，“大小、长短、远近、厚薄”都是积极的字眼在前、消极的字眼在后，可是“轻重”是例外。“高低”属于“大小”一类，但是“低昂”又属于“轻重”一类。（7）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组成“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六个词，每个词的内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动（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细、致、密”的顺序，没一个例外）。地名联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鲁、鲁豫、苏皖、江浙、闽广、湘鄂、滇黔、川黔、川陕、陕甘”。（8）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因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别，例如“生产”（工农业生产，生孩子）和“产生”（一般事物），“和平”（没有战争或斗争）和“平和”（不剧烈），“查考”（弄清楚事实）和“考查”（按一定要求来检查），“展开”和“开展”（使展开），“担负”（动词）和“负担”（名词），“罗网”（自投罗网）和“网罗”（网罗人才）。这些例子都说明字的组合也常常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就是所谓“熟语性”。
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语言是发展的，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我们日常用到的字或词十之八九都是多义的。说笑话的人常常利用一字多义来逗笑。举几个相声里边的例子。（1）《歪讲三字经》里有两句是“沉不沉，大火轮”，就是利用“沉”字的不同意义（沉重，沉没）。（2）《字谜》里边一位演员出了一个字谜是“一竖，一边儿一点”，让另一位演员猜。你说是“小”，他就说是“卜”，你说是“卜”，他就说是“小”。这是利用“一边儿”的不同意义（每一边，只一边）。（3）《全家福》里边甲演员问：“你和你哥哥谁大？”乙演员：“废话！当然我哥哥比我大呀。”甲演员：“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齐我这儿。”这是利用“大、小”的不同意义（论年纪，论个儿）。
就说“大、小”这两个字吧，意思也够复杂的。比如说，有“小哥哥”，年纪比我大，所以是哥哥，可是在几个哥哥里他最小，所以又是小哥哥。又有“大兄弟”，那不是自己的兄弟，只是因为年纪比我小，只好叫他兄弟，可是他排行第一，或者不知道他行几，只是要表示客气，叫他大兄弟（“大叔、大婶”也是一样）。再比如说，“大李比小李大，可是两个人都不大，都不到二十”，大李就成了又大又不大，前者是相对地说，后者是绝对地说。再还有，“一个大组分三个小组”，这个“大、小”是就层次说；“第三组是个大组，第四组是个小组”，这个“大、小”又是就人数多寡说了。
再说几个例子。（4）“有色人种”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白色；“有色金属”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黑色（“黑色金属”＝铁）。（5）“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给不给？”“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不给。”按第一句说，只有“给不给”才成为问题，可是到了第二句，光是“不给”也成为问题了。（6）“他不会说话。”如果“他”是个小小孩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会用一般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是个大人（不是哑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善于说话，以至于得罪了人什么的。（7）《三千里江山》里说：“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这两个“好日子”，一个是一般的意义，一个专指结婚的日子。（8）《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维夏：“什么消息？”季交恕：“蒋介石开刀啦！”方维夏：“什么病开刀？”季交恕：“你还睡觉！杀人！……”我们前回曾经用“爸爸要开刀”做主动被动两可的例子，这里的“开刀”除主动被动的分别外，还有动手术和杀人的分别。
有些字眼，正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1）“好热闹”和“好不热闹”都是很热闹的意思，“好容易”和“好不容易”都是很不容易的意思。（2）“差点儿忘了”和“差点儿没忘了”是一个意思，都是几乎忘了，可还是想起了。（3）“小心撒了”和“小心别撒了”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叫你别撒了。（4）“除非你告诉他，他不会知道”和“除非你告诉他，他才会知道”是一个意思。第一句的“除非你告诉他”可以改成“如果你不告诉他”，第二句不能这样改。（5）“难免要引起纠纷”，“不免要引起纠纷”，“难免不引起纠纷”，全都说的是有引起纠纷的可能。（6）“我怀疑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是说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知道）。“我怀疑他会不知道”等于说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尽管据他自己说或是照你估计他是不知道的）。“我怀疑他已经知道了”可就又等于说我估计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例子都涉及否定和疑问。一碰上这些概念，许多语言里都会闹纠纷，会出现似乎矛盾的说法。例如双重否定应该等于肯定，可是有些语言里连用两个否定的字眼，意思还是否定的。俄语“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л”，一个个字翻出来是“他没有什么不说了”，可是意思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也是一样，“Il n'a rien dit”，照单字分别讲是“他没没有什么说”，意思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在含有怀疑、否认、担心、避免等等意思的动词后面的副句里常常加上一个“不”字，用汉语说都得去掉。例如“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是“我怕他会来”，“Je ne doute pas qu'il ne vienne”是“我毫不怀疑他会来”，这两句里的ne在说汉语的人看来都是多余的。还有，法语可以说“avant qu'il ne parte”或者“avant qu'il parte”，这倒是跟汉语一样，“在他没离开以前”和“在他离开以前”是一个意思。
上一章我们说过些例子，同样几个字的一句话，因为语法关系不同，意思就不一样。其实同一种语法关系，包含的意思也是种种不一的。比如同样是修饰或限制关系，“布鞋”是用布做的鞋，“鞋面布”是用来做鞋面的布；“蜜蜂”是酿蜜的蜂，“蜂蜜”是蜂酿的蜜。同样是“马”字当头，“马车”是马拉的车，“马路”是车马通行的路，“马队”是骑兵的队伍，“马刀”是骑兵用的刀，“马褂”原先是骑马时穿的短外套，“马褥子”是骑马用的垫子，“马鞭子”是赶马用的鞭子，“马料”是喂马的草料，“马夫”是管马的人，“马医”是给马治病的人，“马戏”原来是在马上表演的杂技（现在连老虎、狮子等等的表演都包括进去了），“马面”指人的脸长得特别长（“牛头马面”是真的马脸），“马桶”的得名说法不一，原先大概是象形。
同样是中间加一个“的”字，“我的笔”我可以送给人，“我的年纪”年年不同，“我的名字”既不能送给人，也不能随时改变。甚至同样几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的书”可以是我买的，也可以是我写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给人的，也可以是人寄给你的；“他的照片”可以是把他照在里边的，也可以是他收藏的；“我的牌是新买的”，这副牌永远是我的，除非我把它送给人，“这回我的牌可好了”，这副牌几分钟之后就不存在了；“跑码头的专家”可以是对坐在家里的专家而言，也可以指一个先进的采购员。有人说“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有语病，因为学习的是雷锋本人。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锋的好榜样”完全可以理解为“雷锋这个好榜样”。
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更加是多种多样，有的得用许多话才说得清楚。同一个“跑”字，“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单帮、跑龙套”是以什么身份而跑，“跑马”是让马为自己服务，“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一般常说宾语代表动作的对象，那么上面例子里的名词都不能算做宾语，可是不算宾语又算什么呢？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说几个难于归类的例子：“报幕”、“谢幕”、“等门”、“叫门”、“跳伞”、“冲锋”、“闹贼”、“赖学”、“偷嘴”——这里的动作和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说？汉语里能在动词后面加个什么名词是异常灵活的，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例如“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高玉宝），“这些人认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出戏就应当唱他一个人”（萧长华）。
跟修饰关系一样，同一动词加同一宾语还是可以有两种意义。教师说“我去上课”是去讲课，学生说“我去上课”是去听课；大夫说“我去看病”是给人看病，病人说“我去看病”是让人给他看病。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语言实践中的经济原则：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比如“谢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啰嗦了点儿吗？当然，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的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汉语里说“你见着他了没有？见着了”，英语说“Did you see him? Yes, I did.”汉语的回答必须重复问话里的动词，英语可以用did这个单音助动词来代替；英语did前边必得说出主语，汉语“见着了”前边不必说“我”；英语要在前面来个yes，汉语不要。总的说来，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汉语里真正的介词没有几个，解释就在这里。
什么是“意义”？
谈语言和意义，谈来谈去，有个重要问题还没有谈到：究竟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谈好，可是谈还是得试着谈谈。如果说“意义”是外界事物——包括各种物件、它们的特征和变化、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一切和说话的人的关系——在人的脑子里的反映，而这“意义”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明确起来，这大概可以代表多数人的意见。问题在于“意义”依赖语言到什么程度。有一种意见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意义”，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又比如人们点点头，招招手，也都可以传达一定的意义。可见不是离开语言就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说，某种语言里没有这个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脑子里就缺少与此相应的概念，这就有几分道理。比如汉语里的“伯伯、叔叔、舅舅、姑夫、姨夫”在英语里都叫做“uncle”（俄语“дядя”），是不是说英语的人的脑子里就没有“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母亲的弟兄、姑妈的丈夫、姨妈的丈夫”这些意义呢？当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都是uncle，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分辨。这就是说，只有与uncle相应的概念是鲜明的，而与“伯伯”等相应的概念是模糊的。反过来说，说汉语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伯伯”等等，这些概念是鲜明的，而“男性的长一辈的亲属”这样的概念是模糊的，是要费点劲才能形成的。对于外界事物，不同的语言常常做出不同的概括。我们总觉得外国话“古怪”、“别扭”，就是这个缘故。
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现无穷的细节，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来，可是语言没法儿丝毫不漏地把它们全都表现出来，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比如现实世界的苹果有种种大小、种种颜色、种种形状、种种口味，语言里的“苹果”却只能概括所有苹果的共同属性，放弃各个苹果的特殊属性。概括之中还有概括，“水果”比“苹果”更概括，“食品”比“水果”更概括，“东西”比“食品”更概括。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这样高度概括的字眼，如“东西、事情、玩意儿、做、干、搞”等等。
单词是这样，语句也是这样。比如“布鞋”，这里不光有“布”的意义、“鞋”的意义，这是字本身的意义；还有“是一种鞋而不是一种布”的意义，这是靠字序这种语法手段来表示的意义；还有“用……做成的……”的意义，这是在概括的过程中被放弃了的那部分意义。像“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比如“苹果”，并不指一种无一定大小、颜色、形状、口味的东西；同样，“布鞋”、“谢幕”也都隐含着某些不见于字面的意义。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暗示的意义，正因为只是暗示，所以有可能被推翻。比如说到某一位作家，我说“我看过他三本小说”，暗含着是看完的，可要是接着说，“都没有看完”，前一句暗示的意义就被推翻了。一位菜市场的售货员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顾客来买辣椒，她问：‘辣椒辣不辣？’我说：‘辣，买点儿吧。’她说：‘哎哟！我可不敢吃。’后来又来了一位顾客，问我辣不辣。我一看她指的是柿子椒，就说：‘这是柿子椒，不辣，您买点儿吧。’她说：‘辣椒不辣有什么吃头！’说完走了。”这是听话人误会说话人的意思，也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有某种暗示的意义。
从前有个笑话：有个富翁，左邻是铜匠，右邻是铁匠，成天价丁丁东东吵得厉害。富翁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搬家，他们都答应了。赶到两家都搬过之后，丁丁东东还是照旧，原来是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富翁所说的“搬家”暗含着搬到一定距离之外的意思，可是照字面讲，只要把住处挪动一下就是搬家，两位高邻并没有失信。
欧阳修的《归田录》里记着一个故事。五代时候，两位宰相冯道跟和凝有一天在公事房相遇。和凝问冯道：“您的靴是新买的，什么价钱？”冯道抬起左脚说：“九百钱。”和凝是个急性子，马上回过头来责问当差的：“怎么我的靴花了一千八百？”训斥了半天，冯道慢慢地抬起右脚，说：“这一只也是九百钱。”这一下引起哄堂大笑。
暗示的意义甚至能完全脱离显示的意义。比如“谁知道”，有时候是照字面讲（“谁知道？请举手”），有时候却等于“我不知道”（“你说他会不会同意？”“谁知道！”）。修辞学上所说“比喻”、“借代”、“反语”等等，都是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例子。就因为暗示的意义不太牢靠，所以法令章程所用的语言尽量依靠显示，尽量减少暗示，防备坏人钻空子。与此相反，诗的语言比一般语言更多地依赖暗示，更讲究简练和含蓄。
有时候暗示的意义可以跟显示的意义不一致而同时并存——一般是分别说给同时在场的两个人听的，——这就是所谓一语双关。《芦荡火种》第九场刁德一审问沙奶奶，叫阿庆嫂去劝她供出新四军伤病员转移的地址。阿庆嫂对沙奶奶说：“你说呀。一说出来，不就什么都完了吗？”这里的“什么”，在刁德一听来，指的是沙奶奶如果不说就要面临的灾难；在沙奶奶听来，指的是伤病员的安全。（后来改编成《沙家浜》时，这一段删去了。）
以上讲的都还是语言本身的意义。我们说话的时候还常常有这种情形：有一部分意义是由语言传达的，还有一部分意义是由环境补充的。比如听见隔壁屋子里有人说“刀！”，你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刀”，或者“刀找着了”，或者“拿刀来”，或者“给你刀”，或者“小心刀”，或者别的什么。前面讲过的“我的书”、“你的信”、“我去上课”、“我去看病”等等，本身有歧义，只有环境能够决定它是什么意思。
语言和环境的关系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二者必须协调，否则会产生可笑的效果。比如你跟人打牌，人家夸你打得好，你说，“打不好，瞎打”，这是客气。可是如果像相声里边那位打呼噜特别厉害的朋友对同屋的人说，“打不好，瞎打”，那就叫人啼笑皆非了。有一位华侨回国之后学会了一些寒暄的话，有一天送客到门口，连声说，“留步，留步”，弄得客人只好忍着笑嗯啊哈地走了。
语言的地面上坎坷不平
总之，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这种种情况从前人也都知道，所以才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这些个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是不是可以说：语言的确是一种奇妙的、神通广大的工具，可又是一种不保险的工具。听话的人的了解和说话的人的意思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情形是常常会发生的。语言的地面上是坎坷不平的，“过往行人，小心在意”。说话的人，尤其是写文章的人，要处处为听者和读者着想，竭力把话说清楚，不要等人家反复推敲。在听者和读者这方面呢，那就要用心体会，不望文生义，不断章取义，不以辞害意。归根到底，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效率如何，多一半还是在于使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