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在变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这种语言变异的现象，人人都有经验，汉朝的哲学家王充把它总结成两句话，叫做“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这正好用来做我们《常谈》的题目，这一次谈“古今言殊”，下一次谈“四方谈异”。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yì］、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视）、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作“明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语汇的变化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 【5】 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的《駉》［jiōng］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十六种：“驈”（yù，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lí，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zhuī，青白杂的），“駓”（pī，黄白杂的），“骍”（xīng，红黄色的），“骐”（qí，青黑成纹像棋道的），“ ”（tuó，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luò，白马黑鬃）， 骝（liú，红马黑鬃），“雒”（luò，黑马白鬃），“骃”（yīn，灰色有杂毛的），“騢”（xiá，红白杂毛的），“驔”（tǎn，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做“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X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尔、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语法、语音的变化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吾谁欺？”，“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语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róng］。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shēng］。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qíng］。”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郭”、“白”、“别”三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yǒng］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从文言到白话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拉越大的倾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使它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中世纪的梵文，都是显著的例子。
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汉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而况口语里有些字究竟该怎么写，也煞费踌躇，虽然历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而且各写各的，以致异体泛滥），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同时，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容易，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不那么迫切，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文言”的局面。
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白话”。白话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汉语。这是大概的说法，不免有点简单化。一方面，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另一方面，白话在最初还不能完全摆脱文言的影响，而在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更不能不从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
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书经》做例子：
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6】
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文，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就被认为是古奥的文言了。
像本文头上引的那一段《战国策》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般文字，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还相去不远。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汇、语法，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例子。
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奏疏，本文是工整的“骈文”（比一般“古文”更多雕琢），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供词却是语体。选录一部分如下：
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fàn］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㪷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 茸［tà-róng］，名教所绝。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绔。恶积衅稔［rěn］，亲旧侧目。……
这一段引文的中间部分和前后两部分形成显明的对照。诉状供词，轻则关乎一场官司的胜败，重则牵连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的性命，人家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写信是代替面谈的，所以一般书信（即除了“上书”之类）总是比较朴素，不能离开口语太远。陆机、陆云两弟兄是晋朝的有名的文人，陆云写给哥哥的信是这样的：
……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颇”是稍微的意思），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为一分。……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虑。今自好五不可视，想冬下体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闲居恐复不能不愿 【7】 ，当自消息。
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引《百喻经》里的一个故事做例子：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食空盐。食已口爽（“爽”是伤、败的意思），返为其患。
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佛经里边有很多故事，和尚讲经常常利用这些故事，加盐添醋，像说书似的，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扩大范围，佛经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敦煌变文集》里还保存着好多这样的故事记录，引一段做例子：
青提夫人闻语，良久思惟，报言：“狱主，我无儿子出家，不是莫错？”狱主闻语却迥，行至高楼，报言：“和尚，缘有何事，诈认狱中罪人是阿娘？缘没事谩语？”（“没”就是“什么”）目连闻语，悲泣雨泪，启言：“狱主……贫道小时名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狱主莫嗔，更问一迥去。”
除此之外，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这些问答的话，听的人非常重视，照实记下来，流传成为“语录”。后来宋朝的理学家学他们的样儿，也留下来许多语录。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也引一段为例：
诸和尚子……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悟。体你屋里老耶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
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一则有些古代文字，像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状，虽然是语体，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二则流转下来的资料总是文白夹杂的多；大概说来，记录说话的部分白话的成分多些，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分多些。通篇用语体，而且是比较纯净的语体，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话本”（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才能算数。甚至在这以后，仍然有文白夹杂的作品出现，《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例子。
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着，成熟着。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直到“五四”之后才占领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这跟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文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了一个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白话文才成为一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但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大有不同了：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又从文言，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语，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大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