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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戴维斯（H．R．Davies）说：“在阿萨姆与云南东部边界的地方和这个区域以南的印度支那许多国家，据我所闻，在世界任何部分几乎没有像那样分歧的语言和方言。”（Yunnan p．332）的确，这话并不是夸张，凡是到过这一带地方的都可以证明它靠得住。假使有几个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在这个区域里花上他们的半生精力，也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
自从1938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相继搬到昆明，一部分研究语言的人，一方面想尽量发掘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一方面感觉图书仪器缺乏，别项工作不易进行，都打算利用当前环境做一点垦荒事业。五年以来，由两三个中年人领导几个青年人，在交通梗阻、生活高涨、经费拮据、印刷困难的情境之下，大家咬紧牙关也还作了些工作。本文就是把几年工作状况作一篇简单报告，以自勖励，并就正于国人。
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可以分作五纲四十一目来报告：
（甲）汉语研究
云南的汉语属于西南官话的一支，音系简单，和北部官话相近。声调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入声大部分变阳平，但有少数方言自成一类。我们初到昆明时候，因为这种方言和国语近似，都鼓不起系统研究的兴趣来，所以在1938、1939两年只有零零碎碎的研究而没有大规模的调查。后来我觉得调查方言不应专注意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等观点，主要还得充实方言地图，确定“同音圈线”（isogloss）。全国有一个地方没经过精确的科学调查，那么，方言地图上那一角终究是个缺陷。因此我建议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局应该利用眼前的机会，因利乘便地做一次云南全省方言调查。于是1939年先印成了“281”式调查表格，第二年这个计划便全部实现了，现在把这几年里我所记得的工作列举于下：
（一）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 ，罗常培，1938年，已在《东方杂志》第38卷第3号发表。
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个十五岁小学生叫做朱炯的发音记录整理出来的。内容对于声母提出：（1）尖团不分，（2）ㄓㄔㄕ三母读音，（3）ㄖ母读音，（4）ㄋㄌ两母不混四点；对于韵母提出：（1）撮口呼变齐齿呼，（2）复元音的单元音化，（3）ㄢㄤ两韵尾的失落，（4）ㄣㄥ两韵尾的失落，（5）国语ㄧㄣ和ㄧㄥ因韵尾失落而变为同韵，（6）国语ㄧㄢ和ㄩㄢ两韵变成同韵，（7）ㄛ韵的圆唇程度略减，（8）ㄥ韵在唇声字后主要元音的圆唇程度加强等八点；对于声调阴、阳、上、去四类的曲线异同也列了一个对照表。
（二）保山话记音 ，董同龢，1938年，未发表。
没有到云南以前看到，《云南外史》小说里记载杜文秀京控一段故事就引起我对于保山话的注意。到昆明后，有的说保山话像南京话，有的说保山话像北平话，更加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来。为解决这个疑问，于是由董同龢请了一位保山张君来记音，并灌制了音档。结果证明保山话同南京、北平话只是相近，并不相同。
（三）洱海沿岸四县方言调查 ，陈士林，1939年，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论文，未发表。
此文包括大理、凤仪 [1] 、宾川、邓川 [2] 四个单位，每单位记录它的音系、同音字汇和古今音比较等项。最大的发现是邓川入声的调值虽然极近阳平，却自成一个独立的音位。
（四）蒙自同音字汇 ，詹锳，1939年，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论文，未发表。
此文根据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的三千字方言调查表格记音，在同音字汇以前，对于音韵系统和古今异同也有详细的叙述。
（五）云南全省方言调查 ，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1940年，总报告尚未发表。 [3]
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和以后的四川方言调查可以媲美。这次除去记音还灌制了许多音档。他们所调查的单位计有：昆明（城），嵩明（城，本纳克村），晋宁（清和乡），昆阳* [4] （城），富民（城），玉溪（杯湖村，新民村，朱帽营），呈贡（江尾村），澂江（代村），易门（新城），通海（城），河西* （汉邑），泸西（城），开远（城），蒙自（大屯），峨山（城），路南（西能村，城），弥勒（城），罗平（乐崖村，富罗街，城），宜良（城，文兴乡），陆良（静宁街），建水（城），石屏（城，宝秀镇），个旧（城），屏边（城），文山（城，平坝街，砚山乡），永平（城），宁洱* （凤阳镇），缅宁* （城），思茅（城），元江（迤萨），墨江（碧溪镇），景东（城），镇康（明朗街），顺宁* （永和村），耿马，马关（新华镇），武定（城），元谋（城，上雷窝村），云县（新城，大寨村），安宁（城），禄丰（城），镇南* （城），楚雄（城），弥渡（城，阮家营），蒙化* （城），大姚，姚安（城），祥云（左所），凤仪（上锦场），宾川（挖色），大理（城），邓川（中所，下江尾），洱源（龙门村），鹤庆（城），剑川（城），漾濞（城），兰坪（中和村），华坪（城），盐津（普洱渡），盐兴* （黑井），云龙（石门井，诺邓井），丽江（玉龙关），维西（桥头村，叶枝村），保山（城），腾冲（城，九保镇），龙陵（城，镇安所），镇沅（按板井），潞西（猛戛），澜沧（募乃），罗次* （城），曲靖（城），沾益（文化乡），禄劝（城，万希古村），寻甸（疑庄），马龙（张家屯），宣威，平彝* （城），永胜（城，马军乡），巧家（城），会泽（城），昭通（城），大关（城），绥江（城，关口镇），江川（龙街），师宗（设业村），双柏（城），富宁（剥隘），华宁（城），昌宁（达丙镇），牟定（城，施大路），西畴（畴阳新街），镇雄（仁和乡），永善（井舍），新平（城），丘北（太平镇），永仁（大田，仁和镇），广南（城，珠琳乡），广通* （西村，淜溪乡）。一共98县，123单位，除去几个边远荒僻的县份，大概都有了代表。此外，1939年方师铎曾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协助赴车里、佛海一带去调查，他的报告里有几县可补前面的不足。
（乙）台语研究
提到台语研究，我们首先得推崇李方桂。他在1931年，先到暹罗住了八个月，后来又到广西的龙州、武鸣一带调查； [5] 1942年再到贵州、广西调查仲家语、侗语、莫语 [6] 、羊黄语等。现在综合他所收获的材料，已经够作比较研究的了。在抗战以前，他本有到云南来的计划，后来因故中辍，只在南京找到一位整董 [7] 摆夷发音人，得到不少材料。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没搬到李庄以前，他又在昆明调查了一次剥隘的土语。假使史语所不搬家，我想他对于云南的台语一定有大量的收获。现在把李先生和其他的工作列举如下：
（六）整董摆夷语研究， 李方桂，1936年，未发表。
1935年陶云逵到云南来的时候曾替李先生物色了一位整董土司子弟赵映品带回南京。后来李先生请他发音，记录了许多故事和词汇，并灌制音档。陶先生也得到不少有关摆夷历史和文化的材料。
（七）剥隘土语调查， 李方桂，1940年，未发表。 [8]
剥隘是云南富宁县的一个小村庄，地点毗连广西，所说的土语属于台语系。1940年秋天由马学良替李先生找到一位会说土语的中学生。李先生曾经在龙泉镇花了两个月的工夫记录他的语言，并灌制了音档。
（八）盈江摆夷语词汇， 张琨，1939年，未发表。
张君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在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里找到一个盈江的摆夷学生，花去两个月工夫去调查他的语言，这篇便是张君的调查报告。全文共收一千余词，依照摆夷语音次序排列。
（九）莲山 [9] 摆夷语文初探，罗常培， 1942年2月，未发表。 [10]
著者第一次到大理旅行，在国立大理师范学校的边疆学生中找到一个莲山摆夷学生名叫李曰恒。莲山现在属腾冲县，就是旧盏达土司所属地。李生通摆夷文字。我先把所谓“方文字母”的音值记出来，然后记录了一千多个字汇，二十几段会话，每词每句都并列着摆夷文字和国际音标注音。可惜李生不会讲长篇故事，所得的材料只限于这些词汇和会话而已。
（十）云南罗平县境内台语， 邢庆兰［公畹］，1942年，未发表。
罗平位于盘江南岸，和广西的捧鲊接壤。 [11] 县境内有一种说台语的部族，当地人称他做水户，或老水，细分起来，可分为两类：流行于喜旧溪和块泽河流域的叫仲家语。这一族旧《罗平县志》称为沙人。流行于八河和多衣河流域的叫侬语 [12] 。仲语区域，山高泉多，气候爽朗，汉人移居的极多，所以仲人汉化程度也极深。他们的语言除去老人还会讲外，差不多快要消亡了。侬语区域，高山夹峙，森林茂密，地湿雨多，水毒瘴烈，汉人不敢移住，所以他们的语言仍很流行。邢君所得的材料共有词汇三千多，长篇谈话共有《生活谭》两篇，《风俗谭》三篇，亲属制度一篇，故事和传说三篇。
（十一）漠沙土语调查， 邢庆兰［公畹］，1943年2月，未发表。 [13]
漠沙是红河上游花腰摆夷的坝子。那年2月间邢君受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委托，到这里调查，所得材料有民间故事和神话二十余则，翻译故事和风俗琐谈十余则，民歌若干首。
（十二）元江水摆夷 [14] 语调查， 邢庆兰［公畹］，1943年5月。
邢君在4月底结束花腰摆夷语调查后，继续到元江。元江是水摆夷的中心，所得结果，尚待续报。
（丙）藏缅语研究
云南境内的藏缅语族，共有倮倮、西番、藏人、缅人、山头五支，我们这几年内，除去藏人支外都做过一两种调查，现在分别列举如下：
（十三）蒙自附近的一种倮倮语研究， 傅懋，1939年。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论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
这是傅君根据他所记蒙自中学学生张某的语言整理而成的。全文分音韵、语法、词汇三部分，已由吴定良收入他所主编的《人类学集刊》。
（十四）利波语研究， 傅懋，1940年，已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尚未发表。
利波是倮倮的一个支名，傅君在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时，曾受哈佛燕京社资助研究这种语言。原稿是用英文写成的。
（十五）昆明附近的一种散民语， 傅懋，1941年，已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尚未发表。
散民是倮倮族的支名，或称撒尼。此篇也是傅君在华中大学时研究工作之一，原稿系用英文写成。
（十六）撒尼倮语语法， 马学良，1941年，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论文。 [15]
撒尼是倮倮族的支名，他们居住的区域，以云南的路南、宜良、泸西、陆良等县和昆明近郊的几个村落较多。本文的材料是由路南县黑尼村得来的，黑尼村在路南县城东南三十里，这里的居民全是撒尼。马君所找的发音人叫张元昌，全部工作历时四个月，除将邓明德（Paul Vial）的《倮语字典》增补了许多词汇外，又记录了五十余则故事和若干条风俗琐谈及谜语。这部语法只有全部工作的一半，还有词汇和故事两部分没有整理出来。
（十七）寻甸、禄劝两县黑夷语文调查 ，马学良，1941年，未发表。
1941年冬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马君从李庄到云南调查黑夷的语言文字，历时一年，经过了寻甸、禄劝两县。他所得的材料，在语言方面记录了寻甸记戛哨、洗马宁两村和禄劝安多康村等三种方言，除将它们的音系理出外，还记了一些古诗歌和长篇故事。关于文字方面，他先在寻甸和一个粗识文字的毕摩学了九百多个夷字，后来又到禄劝县找到一个学识很好的老毕摩学习半年多，把十部夷文经典翻译成汉文，还作了一部将近两千字的《夷文字典》。此外他又把所搜集的一千多部夷文经典编成一部目录提要，每部经典底下说明经文大意和巫师应用这部经典的步骤。附带着他又调查了许多礼俗，搜集了许多和礼俗有关的文物。
（十八）昆明黑夷语研究， 高华年，1942年，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论文，其中的语法一部分，已经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室油印。 [16]
1941年秋，高君在昆明第八区乐亩堡核桃箐村找到一位黑夷发音人杨富顺，花了四个月工夫，记录了三十几则故事，两千多个词汇。后来他就根据这批材料写成本文。内容分音系、借字、语法、词汇四部分。借字一章在全文中最为精彩。
（十九）新平扬武坝纳苏语 [17] 调查 ，高华年，1942年，未发表。
1941年暑假高君受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委托到新平县属的扬武坝去调查。这篇报告便是他所得到的材料之一。纳苏译言黑人，实在就是黑夷自称的族名。但这种语言和昆明附近的黑夷语稍有方言上的差别，它分布的区域很广，从玉溪到新平的倮倮差不多都说这种语言。高君除理出它的音系和语法要点外，并且还学习了许多夷字。这部分夷字和路南、寻甸、禄劝等处的异同是颇值得注意的。
（二十）新平扬武坝附近的窝尼语 ，高华年，1942年，未发表。 [18]
窝尼也属于倮倮支，他们分布在元江、墨江、峨山、新平、江城、宁洱一带和巴边江沿江高山上。这部分材料也是1942年夏天高君从扬武坝得来的。窝尼语的声母没有全浊塞音，但韵母却有舌根鼻尾，语法和黑夷语或纳苏语没有多大的出入，只有代词的主格宾格异式比较特别一点儿。
（二十一）峨山窝尼语初探， 袁家骅，1943年。
1943年8月袁君到峨山调查，在脚落村和阿宝珠村找到两位窝尼发音人：一位名李永开，年四十七岁，善讲故事，对于音义颇能识别；一位名林荩臣，年六十岁，前清秀才，汉化甚深，是窝尼族人。所得材料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个语词，十七篇故事，是从两位发音人参酌决定的。他发现这语言的特点：（1）没有全浊声母；（2）复元音很丰富，和黑夷语显然不同；（3）有六个声调，变调可起语法作用；（4）有连词音变的现象。全文已经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第4卷发表。另有《窝尼语音系》一文在《学原》第1卷第12期发表。
（二十二）记傈僳语音兼论所谓傈僳文， 芮逸夫，1939年。
傈僳也属于倮倮支，他们分布在云南西北毗连康藏的高原地带和云岭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的几个山巅。这篇文章已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2期发表，是芮君1935年冬天到1936年春天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时所得到的材料。他在离耿马土司城大约二十里一个叫做大平石头的地方，找到两个傈僳发音人，跟他们记了三百多个单词，几十句简单话，并搜得西洋教士所编的傈僳语音系统，共有二十八个辅音，十个单元音，五个复元音，六个声调，并且指出这个语言的四个特点：（1）单音节，（2）有声调，（3）全无韵尾辅音，（4）所借含有鼻韵尾的汉字大多数变鼻化元音。最后他比较傅能仁（J．O．Frazer）氏和其他两种所谓傈僳文，而加以批评。
（二十三）福贡傈僳语初探， 罗常培，1942年2月，未发表。
1942年春天著者第一次旅行大理时，在大理师范学校的边疆学生里找到一位福贡的孙建廷。他是傈僳人，能说傈僳话，并且会写傅能仁所造的傈僳字母。我请他做发音人，记录了一千多个词汇和几段长篇谈话。全稿已整理完竣。
以上九种工作都属倮倮支。
（二十四）丽江么语调查， 罗常培，1940年，未发表。
1940年春天，著者在昆明找到云南大学学生丽江周汝冕君做发音人，记录了十几则故事，几首歌谣，后来因周君返里，工作中辍。现在已就既得材料整理成篇，即可付印。
（二十五）维西么语研究， 傅懋，1942年，已发表在《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4期（1940）和第2卷（1941）。
1941年春季傅君在华中大学任教时，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找到一位维西县会说么语的学生，这篇文章就是用那时所记的材料整理而成的。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讲音韵，因在上海印刷，内地还没见到；下篇在成都付印，用罗马字代替国际音标。其中关于么语法的几个观点已经比法人Bacot进步多了。
（二十六）贡山俅语初探， 罗常培，1942年8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本。 [19]
1942年2月著者到大理旅行，在大理师范学校的边疆学生里找到一位会说俅子语的孔志清，于是费了五十几个小时的工夫，记录了七百多个字汇，几段长篇谈话，返昆明后整理成篇。内容分：（1）引言，（2）音系概略，（3）语法一斑，（4）俅语的系属，（5）日常会话，（6）汉俅词汇。
（二十七）贡山怒语词汇 [20] ，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这篇材料是自大理师范学校的怒子 [21] 学生杨震昌，他的父亲是鹤庆人，母亲是怒子。因为他年纪太轻，不会讲故事，所以除去记录了将近一千个常用词汇外，没有旁的材料。
以上四种工作都属西番支。
（二十八）茶山语调查， 罗常培，1943年，未发表。
著者1943年第二次到大理旅行，带回两位茶山人（Achit），一个是片马董昌绍，一个是噬戛孔科郎。他们会讲茶山、浪速、山头三种土语，兼通缅文，略懂英语。我留他们在昆明住了两个半月，记录了二十几则故事，十二课会话，两千多个词汇，附带还得到浪速和山头两种材料。
（二十九）浪速语调查， 罗常培，1943年，未发表。
浪速（Maru）和茶山是姊妹语言，音韵稍有不同，语言没什么大分别。这篇材料共有五则故事，十二课会话，一千多个词汇，也是从董昌绍、孔科郎两位间接得来的。
以上两种工作属于缅人支。
（三十）山头语调查， 罗常培，1943年，未发表。
山头人旧称野人，也叫做“卡钦”（Kachin） [22] ，片马一带又叫他们做“蒲蛮”，我恐怕和孟吉蔑族的蒲蛮相混 [23] ，所以还叫做山头人。他们分布在怒江和大金沙江中间，就是云南西北部滇缅交界的地方。这种语言比茶山、浪速较为通行，并且有美人韩孙（O．Hanson）所造的字母可印书报。董昌绍、孔科郎两位都精通山头话，我从他们记录了十则故事，十二课会话，一千多个词汇，并且把韩孙的拼音法式稍加增订。
此种工作属山头支。
（丁）民家语
关于民家的系属，有的说属孟吉蔑族，有的说属摆夷，有的说属倮倮，有的说属卡伦。照我看是夷汉混合语，所羼杂的成分以藏缅语属占多数，不过有百分之七十已经汉化了。我到大理旅行，主要目的是为调查民家话。
在喜洲华中大学住了两个礼拜，得了不少材料，可惜几年来被旁的事纠缠还没能整理就绪。现在先列举其目如下：
（三十一）兰坪拉马语 [24] 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余庆远《维西闻见录》夷人章云：“那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沧弓笼皆有之。地界兰洲，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时代，亦多不能自记其姓氏，么谓之那马，遂以那马名之。语言实与民家无异。”照这样说来，拉马就是民家了。1942年2月，我在大理师范学校找到一个拉马学生杨根钰记了许多词汇，并且问了问语法要点。他说汉语时虽然自认为拉马人，但用土语说时却是“白子人”。所以，照我看，拉马是没汉化的白子，民家是已汉化的白子，实际是同源的。
（三十二）大理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关于大理民家话，我一共记了三个单位：（1）喜洲，发音人董学隆、杨国栋、张师祖；（2）上甸中，发音人洪汉清；（3）上马脚邑，发音人赵延寿。其中以喜洲的材料为多，除去词汇外还记了许多民歌和故事。
（三十三）宾川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这部分材料的发音人名叫杨文彬，是五台中学的学生，他的籍贯虽属宾川，但只住在喜洲对岸的康廊乡，所以和喜洲话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
（三十四）邓川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这部材料的发音人叫杨金镛，也是五台中学的学生。
（三十五）洱源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发音人李月超，五台中学学生。洱源和邓川都有浊塞声母，和大理、宾川不同。
（三十六）鹤庆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发音人陈增培，五台中学学生。
（三十七）剑川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在我到大理去以前，曾经找到一位云南大学注册组织员杨绩彦和一位中法大学学生王光闾。他们都会讲剑川民家话，我只调查了几次便到大理去了。到大理后，我又请了大理师范学校的学生赵衍孙做发音人，他是《白文考》著者赵式铭的孙子。
（三十八）剑川民家故事记音， 袁家骅，1942年，未发表。
我第一次在昆明调查剑川话时，袁先生也颇感兴趣，参加记音。后来我到大理，他便请王光闾君继续发音，一共记了十几则故事，后来又请了一位云南大学学生张纪域复核一次。袁先生的治学态度很谨严，他所得的结果一定很精确。
（三十九）云龙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发音人杨绍侯，大理师范学校学生，后来在云南大学读书。
（四十）泸水民家语调查， 罗常培，1942年，未发表。
发音人段隽中，大理师范学校学生。
（戊）苗语研究
云南境内说苗语的人多散处在各山地间，因为发音人不易寻求，这几年内我们只作了一种：
（四十一）峨山青苗语调查 [25] ， 高华年，1943年。
1943年8月高君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委托，在峨山化念乡莫右村找到一位青苗发音人，一共记了两千多个语词，二十个故事，二十首山歌。他发现这个语言的特点：（1）舌根和小舌的塞音分成两套，（2）有鼻音和塞音合成的声母，（3）有复辅音，（4）鼻音、边音、擦音也有送气音，（5）有八个声调，但两个短调可以并在长调内。
以上五纲四十一目是我们这几年来对于云南语言研究的工作概况，参加工作的直接间接都跟我和李方桂先生有关系。将来希望每人专攻一个支系，然后拼起来再作综合的研究。可惜属于孟吉蔑族的蒲蛮语和瓦崩龙语 [26] ，因为不能深入“葫芦王区”，又找不到适当的发音人，这几年一直没能开始工作。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此外，张琨1939年在大理时，也得到一些民家话和俅子话的材料，原稿均缴存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一时无从检寻，所以没来得及列入。闻在宥在云南大学任教时，听说也搜集了一些民家、倮黑、么、摆夷的材料，可惜全文尚未发表，所以本篇暂不论列。
最后，我想拿一个故事作结：费孝通先生在《关于功能派文化论》里说他的老师马邻诺斯基（B．Malinowski）教授当第一次“欧洲战起正在新几内亚之北，所罗门岛之西的一个叫做Trobriand小岛上工作。他既是波兰籍，是协约国敌人中的朋友，所以除了不能自由离境外，他在土人中仍可继续工作下去。这个战事无意中玉成了他实地研究的素志，而Trobriand小岛也就成了功能派人类学的发祥地”。自然我们现在的处境有许多地方还和马教授不同；可是，自从抗战以来留在后方的云南，一住六年，因为道义、人情、交通、经济种种约束，不能或不肯“自由离境”，却是真的。那么，我们何妨仿效马教授在Trobriand岛上的精神，充分利用现在的条件，尽量搜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语言材料，给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石，岂不给中国语言学史添了一张新页吗？
1943年5月21日，昆明青园
注释
[1] 凤仪，云南旧县名，1960年合并入大理县，1983年大理县与下关市合并为大理市。
[2] 邓川，云南旧县名，1960年并入洱源县。
[3] 杨时逢等《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于1969年在台北作为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六出版。
[4] 昆阳，云南旧县名，1958年并入晋宁县。
河西，云南旧县名，1956年与通海县合并为杞麓县，1960年改名通海县。
宁洱，即今云南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政府所在地宁洱镇。
元置元江路，明属车里军民宣慰司，清设宁洱县，为普洱府治所。1951年改普洱县，1985年改设普洱哈尼族彝自治县。
缅宁，云南旧县名，1954年改名临沧县。
顺宁，云南旧县名，1954年改名为凤庆县。
镇南，云南旧县名，1954年改名为南华县。
蒙化，云南旧县名，1954年改设巍山县，1956年分为巍山彝族
自治县和永建回族自治县，1960年合并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盐兴，云南旧县名，1958年并入广通县，1960年广通县并入禄丰县。
罗次，云南旧县名，1960年并入禄丰县。
平彝，云南旧县名，1954年改名富源县。
广通，云南旧县名，1960年并入禄丰县。
# [5] 李方桂《龙州土语》1940年作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武鸣僮语》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印刷，1956年作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九在台北出版。《莫话记略》1941年作为史语所单刊第二十种初版印行，1948年又收在《史语所集刊》第十九本。
[6] 莫语，居住在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一部分布依族人所说的话。说这种话的人都姓莫，据1985年统计，一共有约15000人。莫语即莫话，属侗水语支。
[7] 整董，镇名，在今普洱市江城县西南。
# [8] 《剥隘土语》1951年在台北《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二十九本发表。龙州土语、武鸣僮语、剥隘土语都是壮语方言。
[9] 莲山，云南旧县名，在德宏地区，1960年并入盈江县。
# [10] 本书于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 [11] 捧酢，现归贵州省兴义市，其语言属布依语第一土语（据喻世长等《布依语调查报告》，1959年，科学出版社）。
[12] 侬语，自称布侬的壮族使用的语言。
# [13] 这一调查稿经1980年复查修订，已由语文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红河上游傣雅语》。
[14] 水摆夷，汉族称部分傣族，因濒水而居，住竹楼而得名。
# [15] 后改名《撒尼彝语研究》，1951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语言学专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6] 后改名《彝语语法研究》，末附《纳苏语中汉语借词研究》，于1958年1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7] 纳苏，又作诺苏，彝族自称。
# [18] 后改成《扬武哈尼语初探》，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 [19] 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52年。俅语今称独龙语，有可能属藏缅语族的北部语群。
# [20] 贡山怒语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入调查研究后被确定为独龙语的怒江方言。这份材料收入《罗常培文集》第四卷。
[21] 怒子，即怒族。
[22] 卡钦，今作克钦人，自称景颇。缅甸民族，也有一部分在印度，与中国景颇族同源。
[23] 蒲蛮，亦称朴子蛮，古籍中称濮人的名称，为布朗族先民。
孟吉蔑，当是孟高棉（Mon-Khmer）的旧译。今布朗语属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这里孟吉蔑族，当指今布朗族，汉晋称濮，唐宋称朴子蛮，元至清称蒲蛮或濮曼；明时分称其中后来称为佤族的为哈剌，清称崩龙（当与下文“瓦崩龙”有关）；其余部分仍称蒲蛮。
[24] 拉马，即那马，纳西族对云南兰坪、维西一带白族的称谓。
# [25] 后写成The Phonology of Qing-miao ，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文章前面有中文提要。
[26] 瓦崩龙语，经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认定瓦和崩龙是两个民族，瓦族定名为佤族；崩龙族，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德昂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同属古代称为濮人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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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文章初稿原在《边政公论》第9、10期合刊发表（1943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