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叙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爲是史，所以在材料方面，不能不求十分的真實。傳叙文學失去了它底真實性，便成爲《毛穎傳》、《蝜蝂傳》、《魯濱遜漂流記》，文字儘管是好文字，但是我們不能承認這是傳叙文學。
近代傳叙文學底趨勢，的確有許多地方和小説很接近，尤其因爲着重心理分析，夾帶抽象的叙述，無微不信，便有些類似勃路斯底小説。高斯底自傳《父與子》（Edmund Gosse： Father and Son ），寫到小時在家裡把一張椅子竪起來，對它膜拜，一邊等待着真神底處罰。這很類似小説了，然而不是小説，因爲這是寫着一個兒童底心理過程，沉浸在全書濃重的質樸氣息裡，更顯得一字一句的真誠。尼古爾遜底《擺倫行傳》（Harold Nicholson： The Last Journey of Lard Byron ），寫勃萊新登夫人下車的風光旑旎，這是小説底女主角了，然而不是，因爲從許多的著作，和擺倫底自己記載裡都看到勃萊新登夫人是一位社交明星。所以我們知道縱使在表面上，近代傳叙文學和小説一步步地接近，其實截然不同，這便是貌同心異。
約翰遜博士説過：“一件故事底價值，全靠它底真實。一個故事或是個人事蹟底描繪或是人類通性底描繪，假如是僞造的便成爲無物的圖畫。”他是有名的英國傳叙文學，也是第一部英國傳叙文學的傳主。
要能取信，第一便須有徵。《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因爲不足，所以不能徵，因爲不能徵，所以也就不能言，這是孔子也無可奈何的事。果真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那麽必定因爲隱、桓以前，魯史已無可考，所以祇從隱公元年寫起。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也是一部史傳底總集。《史記·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自稱：“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從一部《史記》裡，我們看到所讀之書、所交之友、所遊之地，以及所問之故老，他底半生消磨在史料底搜尋方面，我們不能不欽服他底勤勞。再進一步，我們更看到他在立傳的時候，務求材料底充實，甚至開國功臣，即如魯侯之類，儘管和樊、酈、滕、灌齊名，并有功狀可據，功位可考，仍舊不能立傳。司馬遷寧可冒記載不備的嫌疑，决不肯作不根的叙述。《樊酈滕灌傳》贊：“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他廣是樊噲之孫，這是口説。再證以《高祖功臣年表》序：“余讀高祖侯功臣”，以及《惠景間侯者年表》序之“太史公讀列封”的記載，然後加以叙述。再次司馬遷對於梁、趙諸人的事迹，所記特多的緣故，和他熟識的梁、趙之士，如馮遂、壺遂、田叔之類，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蘇轍言太史公與燕、趙間豪俊交遊，其言不可信。太史公交遊中無燕人，故託燕事亦特少。《燕世家》之作，則本諸燕史，大致其時燕史尚有殘存，故史公本之以作《世家》，其中言“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則燕史原文，太史公未及改定，今尚殘存，可證。）就是周吕侯，在高祖初年都曾立大功，有《功臣表》功狀可考，但是《史記》不爲立傳，在本紀中也不可考，大致也是徵信不足，不完全因爲是吕后之兄的緣故。
最可惜的就是司馬遷對於史實的鑒别力，似不可盡信，試舉其例如次。（一）《趙世家》之言宜孟之夢、簡子鈞天之夢、原過三神之令、主父大陵之夢、孝成王之夢，完全是神怪之談了，但是司馬遷因爲馮王孫底傳説，認爲史實。（二）《蘇秦列傳》之言蘇秦相六國，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過函谷關十五年，全是無稽之談。司馬遷知道“世言蘇秦多異”，但是仍然未能擇别，認爲史實。（三）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完全失去史家傳底態度。（四）《屈原傳》大部皆與史實不合，洪興祖已言：“漁父假設問答以寄意耳，太史公以爲實録，非也。”今人關於屈原考證甚多，甚至疑及並無其人，其説亦足以自信。
總之作史傳不易，作傳叙亦復甚難，唐宋以來之文人，常常徇家屬之請，作行狀，作墓誌銘、神道碑，甚或根據死者家屬之請，爲之作傳，其實這是一件信今傳後的作家應當審慎考慮的事。黄榦《朱子行狀成後告家廟文》自言：“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稿，以求正於四方之友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喜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這實在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在真實性底方面，西洋傳叙文學家，便比較地更慎重，其記載也更翔實。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底超越。他們底精神，完全和清代漢學家底治學一樣，值得我們底欽仰。一部大傳，往往從數十萬言到百餘萬言，任何一個節目的記載，常要經過幾種檔案的考訂。這種精力，真是令人吃驚。鮑司威爾底《約翰遜博士傳》，記約翰遜博士在王宫圖書館遇見英王喬治三世底故事，在全傳中，這是一個很小的節目，和約翰遜性格底發展，也没有多大的關係，但是鮑司威爾自注這件故事的來源：（一）鮑司威爾親聞於約翰遜博士；（二）蘭頓博士在雷諾爾兹爵士家中親聞約翰遜博士對約瑟華登以及其他諸友的叙述；（三）巴納德底叙述；（四）印刷家斯特拉漢給華頗登主體的書簡；（五）穆龍爵士從高德威爾爵士嗣子所得的高德威爾威遺札。這樣已經是五種證件了。高德威爾威遺札復經龍稔爵士請求當時大臣甘馬善貴族轉呈英王喬治三世御覽，并且獲得英王底核准。從這裡看出鮑司威爾取材的審慎，除了親聞約翰遜底叙述以外，得到其他親聞者底旁證，并且還有喬治三世底證明。
這種風氣，在英國傳叙文學裡，一直保存到維多利亞時代，一切記載更加翔實而確切，而證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艱辛，這纔引起二十世紀初年之所謂“近代傳叙文學”。這一派底作風，總想活潑而深刻，一邊擺脱證件底桎梏，其實仍舊一步步脚踏實地，没有一點蹈空的語句。斯特拉哲底《維多利亞女王傳》算是這派的開山之作了，但是薄薄二百幾十頁的傳叙，便引用了書籍七十二種，其他出版物四種：每一小節的記載，雖然避免引語底累贅，也常常註明三五種出處。因此文字儘管活潑，其實仍是非常典重。研究西方近代傳叙底文學者，要忘去這一點，便會墮入不測的深淵。
傳叙文學既然重在真實，我們應當怎樣取材呢？約翰遜博士説過：“每個人底生活，最好由他自己寫。”因此在取材方面，常常注意到傳主底自傳、回憶録、日記、書簡這一類的東西。在中國還有自著的年譜，例如明末陳子龍、黄宗羲，都有自撰年譜。
西洋傳叙底第一章，常常引用傳主底自傳或回憶。有名的著作，如《約翰遜博士傳》、《司各脱傳》、《哥德傳》等都是。在這一方面，材料都有相當的價值，因爲出於傳主底自述。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自傳不一定都是可靠的。白居易自稱白氏出於白乙丙及白公勝，這確是一個很大的譌誤。狄士萊里在他留下的自傳底斷片裡，記着他底家族是從威尼斯遷出的，其實他這一族底故居祇是一個名叫福里的小鎮。人類心理總有一些愛誇耀的傾向，姓李底遠祖當是唐太宗，姓趙底遠祖當是宋藝祖，這不一定是有意的作僞，然而當是無意的浮誇。
關於生平的回憶，也不一定可靠。哥德底自傳便是一部有名的例證。後來哥德傳叙底作家，常須費去很大的努力，指證哥德底錯誤再加以辯駁。本來作自傳的人，多在髦年以後，正當記憶力消失殆盡、自信力亢進非常的時候：寫作之中，他既不易博考已往的書簡或其他的證件，而且也不願，因此自傳不是一部最翔實的叙述。尤其是我們底回憶，常常受到各種心理上必然的影響。（一）我們最易回憶到特殊的節目，因此却把日常生活忘去了。其實日常生活正是生活中最大的部分，一經忘却，我們記憶中的生活，便完全變質。（二）我們對於已往生活中不愉快的斷片，常常給以自然的檢查。我們也許記得，但是永遠不會留下什麽記載的。這樣便會使得真相變形。（三）我們對於童年的回憶，常常不是直接的記憶而是間接的回憶。三歲時的一個節目，給父母看到了，在童年時期告給我們，以後祇是記憶父母底傳説，而不是記憶自身底故實。（四）即是在成人以後，一件事項經過以後，我們傳給别人，每次的復述，必會使事實逐步變形，到了最後自己著録的時候，甚至會和事實相去絶遠。（五）我們對於一切的行爲，都給與一種合理的解釋，人類是理性動物，這原是很自然的。戰争中的將帥，儘管在事前有周密的計劃，但是臨陣的時候，或是電話斷了，或是傳令兵失底了（在這次抗戰中，便有一個大衆皆知的好例）。於是手足無措，人翻馬亂，也許在偶然中，獲得一個意外的勝利，但是在自叙中，照例是“指揮若定”。政局中的政客常會從極左走到極右，從焦土抗戰走到共存共榮，在旁人看來，完全是利禄薰心，不然便是小不忍以害大謀，但是局中人底記載，便有無數爲國爲民的理論，甚至習非成是，竟留下這樣的信心。（六）還有回護交遊的例子。在任何一個局面裡，和我們共事的還有其他的人們。我們對於往事，也許不問好壞，不妨盡情發表，但是因爲要給親戚朋友或是其他的人們一點掩護，我們也會把事實掩蔽了。其他的例證尚多，不及備舉，因此我們知道回憶録不一定可靠，儘管作者没有掩蔽事實的存心，但是在傳叙家採用的時候，不能不給以審慎的考證。
日記當然是一種價值更大的材料。運用到傳叙裡面，很能博到讀者底信任，尤其在一件大事的叙述裡，更加唤起當日的精神。朱子《張魏公行狀》，記着張浚在平江興兵討逆那一節，最容易動人，顯然地曾經利用張浚日記底斷片。古人留下的日記雖不多，但是近代如《曾文正日記》、《翁方綱日記》、《越縵堂日記》，不但是很好的傳叙材料，而且也是很好的史料。不過發表的往往不是全部的日記，而且因爲一般人物没有感覺傳叙文學對於傳主的價值，死者底遺族，自己既不能利用，同時也不容許别人利用，這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寫作日記的時候，作者常常不預備發表，因此上面所説的弊病很少，對於傳叙家確是一種便利，西方傳叙文學久已盛行，名人底日記難免存心留待天下後世，因而有記載不實之病，這種徵象，在中國還没有：不過不久以後，會傳染過來，而且因爲一般人底信義感不甚健全，辨别真僞的興趣又不甚濃厚的緣故，一經傳染，勢必變本加厲，這是可以豫見的。
書簡更是一種很好的資料，歐西所稱爲書簡傳的著作，簡直全部取材於此。從流傳下來的東坡尺牘、山谷尺牘之類，我們對於東坡、山谷底爲人，也許比讀《宋史》本傳，可以認識得更親切。明清之間，流行許多尺牘選本，受人推重，大致也是因爲更能流露作者心緒的緣故。但是書簡底寫作，是一種藝術，現代中國，除了幾位文人以外，一般人物似乎還不能運用自如：政治生活中的人物，更多假手幕僚之流，最易寫成固定的公式，祇有套數，没有情感，而且也不一定有事實。其次大家對於保存書簡的習慣，也不發達，收信以後，往往隨手散失，即使他日有人作傳，徵求書簡，也便無從徵集，這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
自訂年譜從明季以來，便很流行，作家自作的年譜往往和西方人底自傳有同樣的價值。在作年譜的時候，也難免和自傳有同樣的困難。近代有名的如南通張謇自訂的《嗇翁年譜》，其後其子孝若即據以作傳。但是張謇最後二十年中與沈壽底關係，在年譜中不著一字。沈壽字雪宧，張謇爲作《味雪軒記》，言：“雪何味，不可説”；又題雪宧照片：“楊枝絲短柳枝長，旋綰旋開亦可傷，要合一池煙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當然張謇有他底事業，在爲他作傳的人，用不到著力寫他底私生活，但是惟有瞭解他底私生活，纔能瞭解他底整個生活。
自傳、回憶録、日記、書簡、自訂年譜，——祇是傳叙底材料，材料豐富而且比較可靠的話，自然可以寫成較好的傳叙；否則便祇能寫成一部很平凡，乃至仍和前代著作相差無幾的作品。現在要討論什麽人最配擔任傳叙底工作。約翰遜博士説過：“除了和傳主一同飲食、一同生活的人，没有人能替他作傳的。”這個當然是最理想的境地。約翰遜恰恰有一個鮑司威爾，因此一部《約翰遜傳》成爲不朽的名作。鮑司威爾在傳首説：
因爲我在二十年以上曾經享受他的友誼；因爲我時時記清爲他作傳的計劃；因爲他知道這個情形，隨時滿足我的要求，告給我許多早年的事態；因爲我對於他那種有力而活躍的，其後成爲他底性格中特點之一的談話，獲有記憶的才能，而且也勤於記載；因爲我不辭辛苦，曾向一切方面，探求關於他的材料，而且也蒙他底朋友給予充分的答覆；我自詡以爲很少的傳叙家在開始工作的時候，有比我更多的便利；至於文字之美，我自知和這類著作的大家，是無從比擬的。
鮑司威爾底目的，是在寫成一部真實的傳叙，——一部真實的生活。所以他自稱：“在有説明，連絡，或補充底必要的時候，我纔加入記事底叙述；但在約翰遜底生活中，我總是據求年代底順序，而後儘量把他自己底記載書簡和談話記入，認爲這樣的方法，來得更活潑，而且也能使讀者比曾經和他會晤而接觸不多的人，更能瞭解約翰遜，因爲這裡是各種記載底綜合，他底性格可以藉此充分地説明而瞭解。”見傳首。
對於一位以訓迪後進爲事的人，這樣的記載，的確可以成爲一部有名的傳叙：《論語》和《朱子語録》不能成爲孔子、朱子底傳叙的緣故，就在當時記者没有傳叙文學底意識，因此我們不能從龐雜的談話中，求得孔子、朱子底生活。記載談話也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談話終了以後，要是不能立即著録，往往會使整個的談話，因此改形，甚至完全遺忘。人類底記憶力，本來不可深恃，經過相當的時間以後，常會把記者底思想滲入言者語句之中。孔子底言論，在莊子、韓非子底記載裡，常和《論語》所記的大異，固然莊周、韓非僞撰的迹象不是没有，也難保不是孔子底議論，一經滲過莊周、韓非底思想，便完全變質。至於朱子底言論，門人記載各異，這是常人盡知的事。王陽明底言論亦復如此。
談話底内容，常常因爲聲調底抑揚、手勢底高低，而起相當的變化。這原是無從記載的。又有因爲對象底不同而立言不同的，《論語》言問仁問孝，處處不同，便是一個好例。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便答以聞斯行之。直待公西華揭出發問，我們始知：“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又載：“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幸虧子游進問一下，孔子纔説出：“前言戲之耳。”否則後世便會以爲孔子認定小邑不必施以教化，這便不是孔子了。
還有在談話的時候，常常因爲逞才的緣故，便會不擇是非，漫言求勝。這種情形，聖賢很少，文人便很多。在鮑司威爾底記載裡，屢次看到約翰遜不問論題底是非，懸河注溜地一瀉無餘，這不易看出他底主張了。在這種場合，傳叙家底技巧，更當着重在抉擇底方面。
有時傳主還有種種不同的相，例如約翰遜，鮑司威爾看來，常是一位嚴正的前輩，但是鮑司威爾却能把他底一副輕薄相寫出，例如當他聽到他底朋友藍登立了遺囑以後，傳中記着：
平常人認爲無足重輕的故事，常會引起他極大的笑噱。這次看到一位朋友立了遺囑以後，他哄然底笑得我們都莫名其妙；他趕着這位朋友稱爲證人，又説：“我敢説他自己以爲做成一件大事了。他要直待回到鄉間，把這件奇蹟發表以後，纔肯罷手；路上息在棧房裡的時候，還得喊起棧主，和他説清人生底壽夭不定，時事莫測，而後勸他也及早訂立遺囑，説着：‘先生，看呀，這是我底遺囑，一位英國最能幹的律師幫同立下的。’他還得把遺囑讀下去。（説的時候，總是大笑着。）他以爲他立了遺囑，其實不是的，這是你，張博時律師替他立的呀。張博時律師，我想你還有良心，不至教他寫着，‘我是一位理智健全的人。’哈、哈、哈！我希望他在遺囑中也給我留下一份遺産。我得把他底遺囑寫成一篇詩，和一首民歌一樣。”
這是一場笑談，在鮑司威爾記載的時候，他也清楚地説出他所以這樣寫的原因，是便讀者認識這位人物底一切小節。
一部傳叙裡，小節往往佔據相當的地位。頰上三毫也許祇是三毫，但是一個人底神態，往往藉此畢現。鮑司威爾説：“關於傳主底事實，在我記憶中迴盪着，任何片段，我都不忍埋没。一件小事，有些人以爲太瑣屑了，但是有些人却以爲非常有味；任何一粒的火星，都增加了大火底光燄；因爲要滿足那些真誠熱烈的約翰遜崇拜者，而且祇要於約翰遜聲譽底光輝略有裨益，我對於一切譏刺的和惡意的攻擊，都置之不顧。”傳中還有一段討論種樹的事，約翰遜博士勸鮑司威爾種葡萄、蘋果、梨子，他説費了四十先令的地租，在果樹成熟以後，吃的也有，收藏的也有，失竊的也有，腐爛的也有。他又告訴他怎樣建築温室、管理園丁的計劃。鮑司威爾説：“我記這件煩碎的事，有人以爲無關緊要，我正要清切地指出這位偉大的人物，縱使在文學方面，把握住廣大的問題，但是在日常生活上，有着豐富的知識，也愛加以討論。”（《約翰遜博士傳》第三册第二百八十五頁）
傳叙文學底目標是求真實，但是我們不能不知真實正是一個不能捉摸的東西。傳叙家第一要認識傳主底個性，可是在我們回想的時候，我們對於密切的朋友，究竟認識幾位呢？“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在春生夏長的時候，便看不出松柏之後彫；赤道左右的地點，植物經冬不彫，甚至始終不知道一回事。“士窮而見節義”，假使他一生所處皆是順境，他底節操，也許便埋没了。張儀直待入秦以後，纔知爲蘇秦所用，因説：“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這還是幸虧蘇秦底舍人指示了，否則便會至死不悟。彭績《亡妻龔氏壙銘》言龔氏死後，“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户，不能奪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指實龔氏治家之賢勞，假使幸而不死，彭績便會終身茫然。至於父母之對子女，更加不易認清，所以“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成爲古代的諺語。在親切如父子夫婦朋友，尚不能深知，那麽傳叙家對於傳主的認識，當然不免隔膜。
其實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又何嘗完全正確。我們對於自己底行爲，常常推求當時的動機，發爲必然的判斷。現在把事後掩飾之詞，姑置不問，即使推求當時的情緒，那麽正如《大學》所言：“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在我們無法捐除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這些情緒以前，我們停在“不得其正”的階段上，怎樣會確實認識當時的動機，更下正確的判斷呢！
有人説過，在兩個人對話的時候，常常不易得到真確的認識，因爲甲心目中之甲和乙心目中之甲不同，乙心目中之乙和甲心目中之乙又不同，而真實的甲和乙，又和上幾種都不同；因此在對話中，明明甲乙兩人，實際便有三個甲和三個乙，那麽他們怎樣會相互瞭解呢！這個當然祇是一種説法，但是仍是一種很近事實的説法。
正確的認識既然不能絶對確定，我們所得的便不是真值，而祇是近似值。近似值當然不及真值，但是我們在追求近似值的過程中，仍不得不把真值作爲最高的目標。“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麽是“至”？《中庸》説得好：“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這就告訴我們至善之道，聖人不能行。話是簡捷明快，但是仍不能把“至善”認爲大學之道；在無法探獲真值的時候，祇能追求近似值，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傳叙文學家却不得不盡力把一切僞造無稽的故事删去，把一切真憑實據的故事收進。
惠特曼曾經這樣説過：
大家知道林肯底性情習慣，以及一切顯著的特點；不久一切的故事都落到他身上了，——真的故事和假的故事，——無數的故事，靠得住的和靠不住的，於是林肯底人格便多少經過些僞造。但是我知道林肯是一位比任何理想化的英雄還要偉大的人物。正像一個人會比畫像更偉大，一片山水會比山水畫更偉大，所以一件事實會比我們所得的叙述更偉大。我常常想到實地的人物和傳説的人物是怎樣地不同，——環境，事態，和人事上的進退都錯亂地擱下，從錯雜混亂的人生中，從史實的斷片中，要尋求現實的本性，真是不易。
惠特曼也曾對他底傳叙作者特羅貝爾説過：
有一天你會替我作傳，記好要説老實話，無論你怎樣寫，可是不要替我打扮；我底胡言亂語，都要放進去。……我恨許多的傳叙，因爲它們是不真實的：我國許多的偉人，都被他們寫壞了，上帝造人，但是傳叙家偏要上帝修改，這裡添一點，那裡補一點，再添再補，一直等到大家認不得是什麽人了。（兩則皆見：Andre Morois： Aspects of Biography ）
假使傳叙家要修改的話，大都是想把傳主底心像寫得更好一點。像周密《癸辛雜識》關於方回的記載，錢謙益《列朝詩集》底李夢陽、李攀龍小傳，全祖望《鮚埼亭集》底《毛檢討别傳》，以及《四庫總目》傳記類存目别録之屬，故意把傳主寫壞，究竟是有限的例外。但是一經修改，便要失真，這正是真正的傳叙家不願做的。在中國像黄榦底《〈朱先生行狀〉自跋》便是一篇有力的反應；在歐西便有屈萊維顔《麥皋萊傳叙自序》一節，附録於此。
有一派底議論，我看是無從應命的。批評家對我説，祇要我把那些理智褊隘或政見偏頗的信札或日記删去一些，“你就能爲麥皋萊的名譽着想”，或是“多多幫助麥皋萊底忙了”。但是我認爲我底事業應當把我底舅父底真相寫出，而不是把我或他人對他的希望寫出。倘使在麥皋萊寫真的時候，必需有損於他底遺念，那麽我祇有讓别人去做了，但是在我既經工作以後，對於寫真底每一點，我要自省的不是這一點好看不好看，而是這一點像真不像真。在我們這些有機緣和他親近的人，都認爲他底一生，經得起嚴正，乃至精微的觀測，實際上我們底信任也没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