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一年寫定《八代傳叙文學述論》，是爲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四種。
師友琅邪館是我讀書之處。少年時候，最欽服邴曼容爲人，其後築宅，因取杜牧《長安雜題長句》“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琅邪邴曼容”之意，建師友琅邪館。中年以後，更羡慕王述。《世説》記謝萬見述，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述答：“非無此論，但晚令耳。”因此又題書齋爲晚令齋。
民國二十九年，《讀詩四論》出版，是爲師友琅邪館撰述第一種。是年又取《史記考索》及舊著《中國文學批評論集》付開明書店，是爲第二種、第三種。此外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於民國二十一年完成，中經删訂兩次，擬重行寫定爲《中國文學批評史》；讀元雜劇四論，已完成《元人雜劇及其時代》一篇，尚待續寫；連同未經寫定的《晚令齋集》，共爲三種。關於這三種的手稿和書籍，大都寄存漢口，對日抗戰尚未結束以前，固然不易取出，即是抗戰結束以後，能否全部收回，亦不可知。所以這三種撰述底完成，遥遥無期，師友琅邪館撰述第五種，只有另行著手了。
在寫成《史記考索》的時候，我開始對於傳叙文學感覺到狠深的興趣。接着便擬叙述中國傳叙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爲參考書籍缺乏，罅隙百出，眼見是一部無法完成的著作，所以只能寫成一些綱領，從此束之高閣。在這個時期中，看到漢魏六朝傳叙文學，尤其不易捉摸。除了幾部有名的著作以外，其餘都是斷片，一切散漫在那裡。但是即使要看這些斷片，還得首先花費許多披沙簡金的功夫。嚴可均底《全兩漢三國六朝文》，總算是一種幫助，但是嚴可均所輯存的，不過百分之五，其餘還需要開發。就是幾部有名的著作，有單行本可見者，其中亦多真贋夾雜，仍需一番辯訂考證的工作。不過中國傳叙文學惟有漢魏六朝寫得最好，忽略了這個階段，對於全部傳叙文學，更加不易理解。所以我決定對於這個時期的傳叙文學，盡我底力量。
工作是相當地繁重，工具又是那樣地缺乏，有時連最普通的書籍都不易獲得。但是既經決定動手，便顧不得困難。最後總算在單行的著作以外，從斷簡殘篇中給我搜獲了四百餘種的著作：有時只是一句兩句，有時竟是萬字以上的大篇。由搜獲到鈔集，由鈔集到考訂，一切都是一手一足之烈，没有人幫助，也找不到人幫助。“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真是值得玩味的言論。材料大體完備以後，工作便比較簡單，但是這種工作仍是在艱苦的狀況下完成的。
抗戰以來，已經五年，這五年之中，尤其到了最近的一兩年，整個的國家受到無數的危疑震撼。這個當然影響到人民底心理和生活。我們都在度着最艱辛的歲月，不過這是一般人共同感受的，姑不必論。
自從二十七年離别家庭，到達樂山以來，二十八年的冬季泰興便淪陷了，全家在淪亡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這數千里外的大後方。路途是這樣遠，交通是這樣不方便，一家八口談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淪陷區的意志。有時通信都狠困難，甚至三兩個月得不到一些音耗。在我離家的時候，最小的孩子還不到兩月，現在四歲了。聽到他牽着郵差，打聽父親消息的故事，確是有些依戀。大的孩子已經失學，其餘的只有暫入私塾，以免在不快意的學校裡讀書。故鄉是另一個世界，但是我底家庭偏在這個世界裡生活。杜甫説：“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在他已經嗚咽涕零，在我只有不勝傾羨。
後方的生活也不見得高明。日減一日的是體重，日增一日的是白髮。捉襟見肘、抉履穿踵的日子，總算及身體會到。住的是半間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時以後便要焚膏繼晷。偶然一陣暴雨，在北牆打開一個窟窿，光通一線，如獲至寶，但是逢着寒風料峭、陰雨飛濺的時候，只得以圍巾覆臂，對着昏昏欲睡的燈光，執筆疾書。這些只是物質的環境，對於精神，原算不到什麽打擊。然而也盡有康莊化爲荆棘的時候，只得把一腔心緒，完全埋進故紙堆裡去。這本書便是這種生活的成績。
著書只是一種痛苦的經驗。有的人底著作，充滿愉快的情緒，我們讀到的時候，好像看見他那種悠然心得，揮灑自如的神態。對於我，便全然兩樣。我只覺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這是一方田，一匹牛正拖着沈重的鐵犁，在田裡一來一往地耕着。套上繩索以後，牛便得向前，步伐儘管滯澀不堪，但是還得耕田。直到這方田耕完以後，才能透一口氣，眼睛已經看到第二方田，那邊還是要牛去耕。生活是不斷地壓迫着，工作也是不斷地壓迫着。
《讀詩四論》出版以後，曾題一首：“彈指蔽泰華，冥心淪九有。小夫竊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羨蜉蝣壽！乾坤會重光，相期在不朽。”對於自己，這是一種心理的慰藉。其實僵化的蜉蝣，博物院裡有時珍若拱璧，而流金鑠石，何嘗不是數見不鮮的事！歐陽修説：“今之學者，莫不羨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事情很明白，道理也簡單之至，不過自己既經擇定這一份工作，便得盡力去做。縱使對於旁人，未必有什麽值得一提的價值，至少在工作的時候，自己總是這樣想着。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朱東潤自序於樂山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