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叙文學是文學底一個部門，發源狠古，到了近代，更加引人注意。二十世紀以來，在文學範圍裡佔有狠重要的位置。西方每年出版物中，傳叙文學是一個大宗。關於傳叙文學底理論和派别，在最近也經過不少的波動。祇有在近代的中國，傳叙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世界是整個的，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底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温故而後知新，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對於古代傳叙文學底成就，確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傳叙文學是文學，然而同時也是史；這是史和文學中間的産物。現在就分史和文學兩個方面討論。
傳叙文學是史，但是和一般史學有一個重大的差異。一般史學底主要對象是事，而傳叙文學底主要對象是人。同樣地叙述故實，同樣地加以理解，但是因爲對象從事到人的移轉，便肯定了傳叙文學和一般史學底區别。率畧地説，文化較舊的民族，比較地注重事，而文化較新的民族，比較地注重人：因此一般史學底發達較先，而傳叙文學引起多數人底注意，乃是較後的事。這個當然祇是一個率畧的説法，而且因爲時代底急轉，也許會引起必要的修正，姑不深論。
其實就在史的叙述裡，也不免看出記載底重心，一步步從對事移轉到對人。龜甲文底卜射獵，卜征伐，這是事。金文底作鐘鼎，作敦盤，這也是事。乃至《春秋》隱公十一年的記載，“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這還是事：公及齊侯鄭伯，都是人，不過在這種簡單的記載下面看不出人性的輪廓，所以也還是事。但是到了《左傳》底記載，便完全改樣了。我們看到“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看到“子都自下射之顛”；看到鄭莊公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又看到他詛子都；看到羽父請殺桓公；看到隱公底遲回；以後又看到桓公羽父底凶悖。這裡的重心便移轉到人了。從《春秋》到《左傳》，正是從對事到對人的例證。
但是《左傳》還是史，不是傳叙。爲什麽？因爲《左傳》寫人，仍舊着重在人性發展中的事態，而不是事態發展中的人性。主要的對象還是事而不是人，所以《左傳》是史而不是傳叙。同樣地《史記》底全部也是史而不是傳叙。一般的史傳也是史而不是傳叙。
跟着英雄崇拜這個觀念底抬頭，大衆開始認爲萬事萬物祇是英雄底事業，英雄是宇宙底主宰，是人類底導師，認識了英雄，便認識了一切。這樣便促進了對人的注意，而傳叙文學因此也受到更大的推動。這裡的英雄，當然不專指軍人，凡是佔據領導地位的宗教家、思想家、詩人、文人、科學家、工業家，以及音樂家、藝術家，都是。在這個觀念下面産生了無數的傳叙。
不過假如認爲世界祇是英雄底事業，因此便注重英雄底記載；在邏輯上，這裡所重的也還是事，而不一定是人。英雄在事態發展中，流露了英雄底個性，這個固然值得我們重視，然而世界畢竟是人底世界，一般人底世界而不是幾個英雄底戰場。每人底情感有喜怒哀樂；每人底身世有悲歡離合；在静的時候，他有神態儀容；在動的時候，他有言語舉止。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叙文學家底手裡，都可成爲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底生活，都是傳叙文學底題目。
傳叙文學是人性真相底流露，所以在熟練的傳叙文學家底手裡，任何一個人底生平，都可以寫成一部動人的傳叙——這個當然祇是理論，在事實上也許還要受到其他的牽掣。一點是狠明顯的，每個人底生平，都有獨特的色采。一棵大樹有成千成萬的樹葉，要找兩張大小形式顔色脈絡完全相同的葉片，便會遇到狠大的困難，萬一偶有類似的兩張，但是神態姿勢，還是絶對不同。
傳叙文學是史，但是它底主要對象是人，所重視的不是事實具體底記載，而是人性真相底流露。這是重大的差異。傳叙文學也是文學，但是和一般文學也有重大的差異，這裡所説一般文學底意義，特殊是指中國的文章。
《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這是指的畫繢之事，但是後來的文章，完全妃青儷白，恰恰走上了這一條路線。《文心雕龍》指陳用字的規律，“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聲於字；諷誦則績在宫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練字》 。關於字形底方面，尤其特殊。它説“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 同上 。在宫商方面，《雕龍》説得最詳細：“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 《聲律》 。從這些地方，我們看出中國人對於文章是怎樣地重視。文章是一種完美的藝術作品。在聽的時候，我們要它宫商調叶，音調鏗鏘；在看的時候，我們又要它行列匀稱，肥瘠適度。這類的文章，在六朝時最盛，唐宋以後，漸漸地衰落了，但是一直到清代，我們還看到這種優秀的作品。就是在一般的散文裡，作家也還注意到音律。清代桐城派因聲求氣的主張，正是一個有力的回響。前人流傳下來的關於鍊字鍊句的教訓，更是數不勝數。這些事代表一種觀念。
但是這種觀念所産生的文章，往往成爲枵響。聲調好聽，甚至形式也好看，但是後面祇是空的。韓愈説：“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薦士》 。這雖然祇就其時詩體而論，正不妨直指整個的六朝文學。其後蘇軾論韓愈“文起八代之衰”，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八代底衰徵，是無可諱言的。衰在那裡？衰在祇注重文章底表面而忘去了文章底意義。於是真正的文學，便在形式的文章下面犧牲了。在傳叙文學方面，讀到王僧孺《任府君傳》，庾信《丘乃敦崇傳》，我們時時都有這樣的感想。這裡所寫的人，不是生人，而祇是粉捏化生，泥塑摩睺羅。也許這是文章，然而不是傳叙，甚至不是文學。這便是以辭害義。六朝的作品，常有這種病態，但是唐宋以來，這種病態依然存在；捏粉塑泥的藝術退步了，並不能證明化生摩睺羅不是化生摩睺羅而是血肉瑩好的生人。
文學已經到了蜕變的時期。在這個蜕變的時期中，我們會有進展，然而我們也必定有犧牲。其實從唐宋以來，我們正在做着不斷的犧牲，這原不是現代特有的事。書法是一種藝術，在藝術達到高潮的南朝，文人揮筆都成妙境，所以劉勰高談參伍單複，磊落如珠。但是唐宋以來，便談不上：韓愈底《鸚鵡賦》，恰恰證實黯黕篇闇底可憎；蘇軾底筆仗，在後代是第一流，但是決趕不上晉人底高風逸韻。所以在字形方面，祇得犧牲。音律方面，雖然劉大櫆侈言“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論文偶記》 。但是要比“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互節”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的文章，便如村塾兒童遇到三河少年。我們怎能説不是音律的犧牲呢？我們循着這條路線走去，必然還有更大的犧牲。這個必然會使我們惋惜，甚至會使我們追悔。《文心雕龍》説過，“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 《情采》 。我們祇得引以解嘲。不過看到鉛華落盡的情態，也許有些惆悵。
現階段的傳叙文學應當怎樣呢？我們祇能提出“傳人必如其人，記事必如其事”的主張。這個祇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的主張，不能算是新，不過對於一般傳叙文學，也還有相當的價值。
中國古代對於傳叙文學底意義，認識最清楚的，是作《朱子行狀》的黄榦。他底一篇《行狀書後》，建立了他對於傳叙文學的理論。他説：“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黄榦又有《晦庵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自稱“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稾，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之鮮，而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
傳叙文學底價值，全靠它底真實。無論是個人事蹟的叙述，或是人類通性的描繪，假如失去了真實性，便成爲没有價值的作品。真是傳叙文學底生命。
要能取信，第一便須有徵。《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因爲不足，所以不能徵，因爲不能徵，所以也就不能言，這是孔子也無可奈何的事。果真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那麽必定因爲隱、桓以前，魯史已無可徵，所以祇能從隱公元年寫起。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也是第一部史傳底總集。《史記·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言：“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從一部《史記》裡，我們看到他所讀之書，所交之友，所遊之地，以及所問之故老。他底半生，消磨在史料底搜尋上面，我們不能不欽服他底勤勞。再進一步，我們更看到他在立傳的時候，務求材料的充實，甚至開國功臣，即如魯侯之類，儘管和樊、酈、滕、灌齊名，並有功狀可據，功位可考，仍舊不爲立傳。司馬遷寧可冒着記載不備的嫌疑，却決不肯作不根的叙述。《樊酈滕灌傳贊》：“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他廣是樊噲之孫，這是口説；再證以《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余讀高祖侯功臣”以及《惠景間侯者年表序》之“太史公讀列封”的記載，然後纔加以叙述。再次司馬遷對於梁趙諸人底事迹，所記特多的原故，和他熟識的梁趙之士，如馮遂、壺遂、田叔之類，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蘇轍言太史公與燕趙間豪俊交遊，其言不可信；太史公交遊中無燕人，故記燕事亦特少。《燕世家》之作，則本諸燕史，大致其時燕史尚有殘存，故本之以作《世家》，其言“子今王喜立”，又“今王喜四年”，則燕史原文，太史公未及刊定，今尚殘存，可證。）就是周吕侯吕澤、建成侯吕釋之，在高祖初年都曾立大功，有《功臣表》功狀可考，但是《史記》不爲立傳，在本紀中也無可考，大致也是徵信不足，不完全因爲他們是吕后之兄的原故。
總之作史傳不易，作傳叙亦復甚難。後代文人常常徇家屬之請，作行狀，作墓誌銘、神道碑，甚或根據死者家屬之言，爲之作傳。其實這是信今傳後的作家，所當審慎考慮的事。黄榦《朱子行狀》成後十餘年中，就正於四方之朋友，“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這實在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在真實性底方面，西洋傳叙文學家都比較地更慎重，其記載也更翔實。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底超越。一部大傳，往往從數十萬言到百餘萬言。關於每一項目的記載，常要經過多種文卷的考訂。這種精力，真是使人吃驚。這種風氣，在英國傳叙文學裡一直保存到維多利亞時代。一切記載，更加翔實而確切，而證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艱辛，於是引起二十世紀初年之“近代傳叙文學”。這一派底作風，總想活潑而深刻，同時極力擺脱證件的桎梏。其實仍是一步步脚踏實地，没有蹈空的語句。斯特拉哲所著《維多利亞傳》，算是這派開山之作了，但是薄薄二百幾十頁的傳叙，便引用了書籍七十二種，其他出版物四種，每一小節的記載，雖然避免引語的累贅，也常常注明三五種出處。因此文字儘管活潑，其實仍是非常典重。研究西方傳叙文學者，要忘去這一點，便會走進不測的深淵。
傳叙文學既然重在真實，我們應當怎樣取材呢？西方人常説，每個人底生活，最好由他自己寫。因此在取材方面，常常注意到傳主底自叙、回憶録、日記、書簡、著作這一類的東西。在中國還有自著的年譜：例如明末陳子龍、黄宗羲，都有自撰年譜。
西洋傳叙底第一章，常常引用傳主底自叙或回憶，因爲這是出於傳主底自述，所以篇首便能引起讀者底信任。不過我們應當知道自叙或回憶，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自稱爲南正重北正黎之後，這個姑且説是下語不當，遂似一人兩祖；其後又稱周程伯休甫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實則春秋之時，晉、齊、楚、宋、陳都有司馬氏，安見必爲程伯休甫之後。白居易自稱白氏出於白乙丙及白公勝，更是一個非常荒謬的錯誤。本來作自叙的人多在耄年以後，正是記憶力消失殆盡，自信力亢進非常的時候，寫作之時，既不易博考已往的書簡或其他的證件，而且也不願，因此無論自叙或回憶，都不一定是翔實的叙述。人類對於往事的記憶，常因受到心理上必然的影響，以致無形之中往往變質，所以儘管作者没有掩蔽事實的存心，但是在傳叙家採用的時候，仍舊不能不給以審慎的考慮。
日記當然是一種價值更大的材料，運用在傳叙裡，常能博到讀者底信任，尤其在一件大事的叙述裡，更易唤起當日的精神。朱子《張魏公行狀》記張浚在平江興兵討逆那一節，最容易動人，顯然地曾經利用張浚日記底斷片。古人留下的日記雖不多，但是近代如《曾國藩日記》、《翁方綱日記》，不但是狠好的傳叙材料，而且也是狠好的史料。不過發表的往往不是全部的日記，而且因爲一般人没有感到傳叙文學對於傳主的價值，死者底遺族自己既不能利用，同時也不容許别人利用，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寫作日記的時候，一則逐日記載，不致遺忘；二則作者本不豫備發表，不會因爲心理的影響而發生變形變質的弊病，因此對於傳叙家確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材料。西洋傳叙文學久已盛行，名人日記難免存心留待天下後世，因而有記載不實之病。這一種徵象，在中國還没有，不過不久以後，會流傳過來，而且因爲一般人底信義感不甚健全，辨别真僞的興趣又不甚濃厚的原故，一經流傳，勢必變本加厲，這是可以豫見的。
書簡更是一種狠好的資料。西洋所稱爲書簡傳的著作，簡直全部取材於此。書簡最能流露作者底性情，讀過流傳下來的東坡尺牘、山谷尺牘之類，對於蘇軾、黄庭堅底爲人，也許比讀《宋史》本傳可以認識得更親切。明清之交，流行許多尺牘選本，受人推重，大致也是因爲更能流露作者性情的緣故。但是書簡是一種藝術，除了幾個文人以外，能够運用自如的人，還不狠多。政治生活中的人物，更加假手幕僚之流，最易寫成固定的公式，祇有套數，没有情感，而且也不一定有事實。大家對於保存書簡的習慣，也不發達，一經到手，往往隨即散失，即使他日有人作傳，徵求書簡的時候，也便無從收集，這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
自訂年譜從明季以來便狠流行。作家自撰年譜，往往和西方人底自叙，有同樣的價值。在作年譜的時候，也難免和自叙有同樣的困難。年譜又有年譜底公式，在那種提綱挈領、條目井然的形式下面，對於一生事實，常有不能叙述盡致的弊病。作者對於自身底經歷，往往側重幾件大事，在私生活方面，大都置之不論。固然各人有各人底事業，即在根據自撰年譜從事撰述的傳叙家，原用不到著力寫他底私生活，但是惟有瞭解他底私生活，纔能瞭解他底整個生活。
傳叙文學底目的是求真實，但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真實正是一個不能捉摸的東西。傳叙家第一要認識傳主底個性，可是在我們回想的時候，我們對於密切的朋友，究竟認識幾個呢？“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在春生夏長的時候，便看不出松柏之後彫；在赤道左右的地點，植物經冬不彫，甚至始終不知這一回事。“士窮而見節義。”假使他一生所處皆是順境，他底節操，也許便埋没了。張儀直至入秦以後，纔知爲蘇秦所用，因説：“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這還幸虧蘇秦底舍人指示了，否則便會至死不悟。彭績《亡妻龔氏壙銘》言龔氏没後，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户，不能專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指實龔氏持家之賢勞。假使幸而不死，彭績便會終身茫然。至於父母之對子女，更加不易認清，所以“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成爲古代的諺語。親切如父子、夫婦、朋友，尚不能深知，那麽傳叙家對於傳主的認識，當然不免隔膜。
其實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又何嘗完全正確。我們對於自己的行爲，常常推求當時的動機，發爲必然的判斷。現在把事後掩飾之辭，姑置不問，即使推求當時的情緒，那麽正如《大學》所言：“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在我們無法捐除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這些情緒以前，我們停在“不得其正”的階段上，怎樣確實認識當時的動機，更下正確的判斷呢？
真確的認識，既然不能絶對確定，我們所得的便不是真值，而祇是近似值。近似值當然不及真值，但是我們在追求近似值的過程中，仍不能不把真值作爲最後的目標。“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麽是“至”？《中庸》説得好：“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這就告訴我們，至善之道，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話是簡捷明快，但是仍不能不把“至善”認爲大學之道。在無法探獲真值的時候，祇能追求近似值，原是無可如何的事。但是傳叙文學家却不得不盡力把一切僞造無稽的故事删去，把一切真憑實據的故事收進。
横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大時代底轉變。我們對於許多因襲的不正確的觀念，必須脱然盡喪其所有，然後纔能開闢新的境界。從文學方面講，六朝底觀念不是漢魏底觀念，唐宋底觀念更不是六朝底觀念。從漢魏到六朝，從六朝到唐宋，中間經過不斷的演變。演變不一定是進化，然而確是變遷了。變遷之中，因爲要追求新的，就難免犧牲舊的。漢魏典雅淵懿的文章，六朝看不見了；而六朝清新隱秀的文章，到唐宋也没有。這個也許是一種損失，但是正因爲没有漢魏，纔有六朝；没有六朝，纔有唐宋。在一步步的進展當中，便要有一步步的放棄。“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 《漢書·董仲舒傳》 。本是自然界的定律。
傳叙文學也是一樣。這裡所需要的是脱然盡喪其所有。在認定現代傳叙文學是文學的時候，我們要認識這裡不是文章，不是馬《史》班《書》，不是《任府君傳》、《丘乃敦崇傳》，不是《董晉行狀》、《段太尉逸事狀》，不是《張魏公行狀》、《朱子行狀》，而是一種新興的文學。新的傳叙文學所寫的人，不一定豐容盛鬋，也不一定淡粧素抹，甚至也不必是蓬頭亂髮，這裡所寫祇是一個人，是人就有人底必然的缺憾，也就有他不可掩没的光精。一切的文采都剥落了，祇是一種樸素的叙述。傳叙文學就應當是這樣一種没有文采的文學。揚雄説：“大文彌樸，質有餘也；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太玄》 。因爲恣意所適，所以不受拘束；因爲内容充實，所以形式簡單：這正是偉大的文學。
那麽爲什麽要叙述以往的中國傳叙文學呢？這個理由狠簡單。研究政治史的人，不會希望政治復古；研究社會史的人，不會希望社會復古。而且事理是顯然的，即使有人希望政治社會退回原位，事實上也不可能。研究政治史或社會史的人，或是心理上有研究史實的癖好；再不然，就是感覺到這是記載不備的缺憾，而自己有彌補這項缺憾的責任；最重要的，還是認定史實的探討，給與我們一種察往知來的本領。研究政治社會的史實，便會知道政治社會的趨勢。因此我們不妨認爲知道了過去的中國傳叙文學，便會看出當來的中國傳叙文學。
也許有人會説，中國有什麽傳叙文學呢？他會舉出若干種西洋傳叙名著，而要求給他一個對比。没有的，我們舉不出什麽。但是西洋傳叙文學底進展，祇是十八世紀以來的事實。中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完成的時候，遠在第七世紀，那時西洋傳叙文學又有幾部更好的名著呢？不但如此，即在此後悠悠千載之中，也没有看到幾部卓越的著作。過分地推重本國文學，固然不必；但是過分地貶抑，也未必是。妄自尊大的弊病，正和妄自菲薄一樣。最近幾百年以來，是西洋人發展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都有長足的進步，這是無可否認的。不幸也就在這二三百年中，中國人正蒙着最大的災禍：歷史上没有長期被異民族征服的國家，正受着異民族底統治；政治經濟都在熙朝盛世的表面之下，急遽倒轉；連帶文學藝術也受到打擊。這是一種不幸，狠容易摇動我們底自信心。但是人類的歷史是長期的，自今以往千百萬年，自今以後還是千百萬年。在長期的歷史中，二三百年祇是短短的一節。單就傳叙文學而論，我們曾經有過光明的時期，我們也會有光明的將來。
在過去的中國傳叙文學裡，漢魏六朝的著作，常會引起注意。第一，這個時期的著作，除去史傳應當别論以外，其餘的差不多都埋没了，祇有在《三國志注》、《世説新語注》這些著作裡，可以找到。這裡所看到的，雖然祇是斷簡殘篇，不過因此更見得珍貴。第二，自從隋開皇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絶”以後，私家作史的風氣，因此頓息。唐初修《五代史志》，完全成爲官書，私書更没有抬頭的機會。史學和傳叙文學之間，關係最切，因爲私史底衰落，連帶也成爲傳叙文學底衰落。所以漢魏六朝的傳叙，雖然殘餘無幾，但是不能不稱爲盛；而唐宋以來，文人雖多，傳叙較少，因此也就不能不稱爲衰。這兩種情形，都會使漢魏六朝的傳叙文學引人注意。
我們認識傳叙文學底對象是人，而傳叙文學底使命，便是人性真相底流露。關於人性方面，又有定格和不定格之别。何謂定格？假定某種人底定型如此，而後把他一生的事實，從這個觀點去解釋，這是説人格是固定的。何謂不定格？不假定他底定型何如，祇是收集他一生的事實，從各種觀點去推究，以求得最後的結論，這樣便走上了認爲人性並非固定的路線。倘使史家、史傳家，乃至傳叙文學家，採取了一個觀點，認爲人性是固定的，下筆之先便有某種的成見，于是史實受到成見底影響，而傳叙中的人物，祇成爲作家底心象。這正是近代傳叙家所要排斥的觀念。唐宋以來，有些文學家所寫的人物，常是定格的人物。無論史傳或一般的傳叙裡，我們所看到的祇是事蹟的不同。在人性的叙述方面，便有若干的定型，忠孝奸佞，各類有各類的式樣，每人的行爲，恰恰配合某種式樣，而後由文學家加以相當的叙述。在這一種寫法底後面，常常抹煞了人性底真相，也便摧毁了傳叙文學底使命。
這個當然不能專責傳叙文學家，而祇能説是因爲社會生活影響到私人生活，所以傳叙文學家便祇能寫成這樣的傳叙。本來從唐宋以來，雖然史册上還是免不了許多次的一治一亂，但是大體上社會是穩定了，整個的民族在没有接收新的推動以前，走上了中年的階段。特立獨行的人物，常常受到社會底歧視，因此也就磨礲圭角，摧方爲圓。等到大家混俗和光以後，當然便不易看到真相，也便不易寫出好的傳叙。
漢魏六朝的時代是不定的，動盪的。社會上充滿了壯盛的氣息，没有一定的類型，一定的標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發展。傳叙家所看到的，到處都是真性底流露，所以在叙述方面，容易有較好的成就。正和書法一樣，唐有虞褚顔柳，宋有蘇黄米蔡，這樣便成爲定格了；兩漢的分書，北魏的楷隸，没有一定的格式，但是漢代斷垣殘壁的遺簡，北魏窮鄉兒女的造像記，儘管長短縱横，不中欵式，常常引起後人底歆羨。
先舉東方朔爲例。東方朔身爲文學侍從之臣，在後世便會是一個擁笏垂魚、進退閑雅的人物，但是他却自成一格，不可方物，所以《漢書·東方朔傳贊》稱爲“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稱爲“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慠世；慠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正諫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這是一個特殊的人物，當然可以寫成一部狠好的傳叙。《東方朔别傳》的作者，學識方面的素養太差了，祇能寫成一部奇言怪語的叙述，這是狠可惜的。
次爲曹操。曹操出身微賤，但是以後破袁紹，殺吕布，降劉琮，走馬超，牢籠名士，延攬人傑，平定中國十之七八，造成曹魏開國之基。在一般的叙述裡，或認爲創業之主，或認爲篡逆之臣，這個祇見得一面。其實曹操還有曹操底私生活。《曹瞞傳》記操“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又説：“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這裡看出一個活躍的人物，便和史傳底紀載完全不同了。
又如父子的關係，在倫理關念支配整個社會的時代，子女對於父母没有措辭的餘地。但是魏晉之間，便不一定如此。路粹《奏孔融》云：“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與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是否有此言論，原不可知，但是不能不認爲大膽的言論。荀彧佐曹操，及董昭等謂操宜進爵魏公，加九錫，荀彧便稱“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其後曹操心不能平，荀彧仰藥而死。但是他底侄兒荀攸，仍爲魏尚書令，至死而止。這是荀彧、荀攸底不同。其後袁宏作《三國名臣序贊》，論爲“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這是調停之論。但是荀彧少子粲，便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 見何劭《荀粲傳》 。這便顯然地分出優劣。魏晉之人，不妨有此論，也祇有這樣的議論，見於魏晉的傳叙。
又如男女之間，曹大家《女誡》言：“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這便替後代的女子，鑄定了一個規模。但是魏晉之間，便不是這樣。我們看到姜叙之母，敕姜叙發兵討馬超，自言“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其他如趙昂之妻，如龐娥親， 皆見皇甫謐《列女傳》 。都是激昂慷慨的人物，不屬於温順婉淑的類型。在後代的傳叙文學家手裡，也許還要加以剪裁，但是皇甫謐便直切記下。這也是漢魏六朝的特色。
唐宋以後的人物，見於傳叙文學的，幾乎都有一定的標格，但是漢魏六朝便充滿了這許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兒子不像兒子，女人不像女人。李德裕説過：“好驢馬不入行。”一切人格的人物，常常使人感覺到平凡和委瑣。相反地每一個不入格的人物，都充滿了一種獨來獨往的精神。這是個性，也正是近代傳叙文學家所追求的人物。
假如我們認爲漢魏六朝的人物都有獨特的性格，或是漢魏六朝的傳叙都勝過唐宋以來的傳叙，這是無從建立的理論。不過從大體講，漢魏六朝和唐宋以來總有一些差别，也就是這些差别使得我們注意到漢魏六朝的傳叙。至於魏代以後日盛的家傳，以及齊梁以後文士所作的傳叙，常常會有埋没事實，或是過分重視文辭的風氣，這是傳叙文學底巨害，無可諱言。不過唐宋以來，這種弊病仍是不斷地繼續着。
一般的傳叙，到了唐代，受到一個大的打擊：文人不作傳叙，在韓愈手裡成爲當然的理論。韓愈身爲史官，柳宗元勉其著作，韓愈説：“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明，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後世乎？” 《答劉秀才論史書》 。韓愈這種態度，祇是退縮畏葸，逃避現實，但是要在政治混亂、是非不定的當中，著手作傳，還是非常困難。韓愈雖在史官之位，不肯作傳，自有他底理由。但是因此成立了文人不作傳叙的風氣，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
宋太平興國中，徐鉉等編《文苑英華》，其文起自梁末，大部分爲唐人的著作，但是一千卷中，共祇有傳五卷，其間又正如章學誠所言：“有排麗如碑誌者，自述非正體者，立言有寄託者，借名存諷刺者，投贈類序引者，俳諧爲游戲者。” 《文史通義·傳記篇》 。我們看出傳叙文學方面的成就所以日見貧乏的原故。
文人不作傳叙的理論，一直維持到近代。顧炎武説：“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 《日知録》 。方苞説：“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録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温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 《答喬介夫》 。劉大櫆説：“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引劉氏説 。實則他們所説的，止能合於唐宋以來的情形，對於漢魏六朝的情形，全不相涉：那個時代達官貴人有傳，不當作史之職者亦作傳，這是他們没有見到的。姚鼐對於方苞、劉大櫆底理論，便不甚理會，所以説“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録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録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録古傳狀之文，並紀兹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古文辭類纂序目》 。以後姚鼐自己作《朱竹君先生傳》，其弟子梅曾亮作《總兵劉公清家傳》、《王剛節公家傳》、《栗恭勤公傳》，都是以事實答復顧炎武以及方苞、劉大櫆等底理論。
但是姚鼐、梅曾亮祇能從文人不作傳叙，回復到文人作傳叙，對於傳叙文學底理論，没有看到，所作的傳叙，因此也看不出特殊的成就。他們底時代太早了，在這一方面，還没有受到新的推動。
我們眼前便是新的傳叙文學底推動。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中國的小説和戲劇，受到新的激蕩，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學接近，而且決定没有回復到宋人小説和元人雜劇的可能。中國的詩受到新的激蕩以後，還在大海中挣扎，一邊是新體詩底不斷地演進，一邊也有人眷戀已往的陳迹。祇有中國的傳叙文學，好像還没有受到什麽影響。有人替古人作評傳，但是在方法和材料方面，還没有多大的進展。也有人提起西洋傳叙文學底理論，但是也還没有多大的成就。不過中國傳叙文學必然會受到世界文學的推動，是無疑的。這是一個轉變。大家多努力些，便轉變得快；少努力些，便轉變得慢；轉變是一定轉變的。整個的中國文學史，和各國文學史一樣，是一部轉變的文學史，決没有傳叙文學成爲例外的道理。
衡古瞻今，對於中國傳叙文學底將來，常常會使人發生一種戒慎恐懼的心理。我們底前途是光明的，但是中間還有許多的障礙。
傳叙文學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因此我們必須有正視現實的勇氣，然後纔談得上傳叙文學。這一種勇氣，不但人和人底天禀各各不同，就在民族和民族間，距離也甚遠。南史、董狐，固是先正底典型，但是以後許多殺史官、禁私史的記載，都透露了不能正視現實的氣度。唐宋以後文人不作傳叙，一大半還是因爲懼禍。因爲不能正視現實，所以捏造事實：爲偉大人物作傳，嚮壁虚造，添出許多“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的故事。過去的傳叙文學裡，這種情形不在少處。倘使將來的傳叙文學裡，還是如此，這便説不到轉變。
其次關於傳叙材料的保存，還有不少的遺憾。名人未必有日記，有日記的也不容人看到。私人底簡札既然隨手散失，公家底檔案又往往塵封高閣。成本的著作，固然不會完全保存，散見於報章雜誌的，又常是事過境遷，從此泥牛入海，永無消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傳叙材料的搜求，既然如此困難，那麽在現代中國，要想傳叙文學有什麽大的發展，還不容易。
障礙是不免的，一切都待人類去征服。從漢代《東方朔别傳》、《鍾離意别傳》到唐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曾經有過狠大的進展，因此我們對於將來的中國傳叙文學，不妨爲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