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漢是傳叙文學底胚胎時期，後漢是她底産生時期。到了建安時代，她便扶牀學步了。這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所不可不知的事實。
本來後漢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時期。五言詩在前漢已經有了萌芽，但是除了僞撰的虞姬歌，卓文君《白頭吟》，蘇武贈答詩，以及主體不明的《古詩十九首》等篇以外，數不到有名的篇幅。到後漢，便不同了。賦底發展，確是西漢底成績，但是碑銘文到東漢纔産生，直待末年的蔡邕，方能達到最高的成就。史底創作，固然是司馬遷底偉業，但是斷代史底完成，却有待於東漢初期的班固。從東漢到開元時代，除去偶然的例外，一般批評家都把《漢書》推崇到《史記》以上，而且也確有相當的理由。所以後漢在文學史上底位置，不容忽視。現代的文學史家過分重視前漢，還是隱隱地受着韓愈《答劉正夫書》“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那幾句話底影響。
後漢時代開始把本紀和列傳分開，這是觀念底轉變，所關固然止是史傳，但是因爲史傳底獨立，便影響到傳叙文學底生命。在《史記》裡，列傳祇是本紀和世家底訓釋，其實没有獨立的生命。這個情狀，在班彪、班固父子修史的時候，繼續維持着，所以《漢書·叙傳》稱本紀爲春秋考紀，還是司馬遷以十二本紀擬議《春秋》十二公的行逕。但是當時的官書，便把本紀和列傳截然分開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太平御覽》卷六〇三引《三國典略》，後周蕭大圜言：“昔漢明爲《世宗紀》，章帝爲《顯宗紀》。”章帝修本紀底事實，不可考。《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 明帝 以所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除了本紀以外，還有起居注。《後漢書·后妃紀》記明德馬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聞先帝數親後宫之家，故不録也。’”明德馬后底撰述，當然有她底理論，這種以事實遷就理論的看法，祇是一種謬見。
本紀既然分開，列傳也就獨立。《侯瑾傳》 《後漢書·文苑傳》 ：“侯瑾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從《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及《御覽》卷八九一所引《皇德傳》兩條，我們看到光武底行事。《北海静王興傳》 《後漢書》卷四十四 ：“永寧中，鄧太后召毅 平望侯劉毅 及騊駼 劉騊駼 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劉珍傳》 《後漢書·文苑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都是指着《東觀漢記》諸傳。這是史底一部分，但是單獨創作，已有史實可指。《蔡邕傳》 《後漢書》卷六十 ：“其撰集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没多不存。”也可看出本紀和列傳底分立。至如《應劭傳》 《後漢書》卷七十八 記應奉“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這便是獨立的傳叙文學，和官家底史書無涉。序與叙同，是傳叙之叙，和序跋之序不同。
前漢的《東方朔傳》，實際止是外家雜記，到了後漢，便有真正獨立的傳叙了。《後漢書·李固傳》稱弟子等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唐書·經籍志》有《李固别傳》七卷，原書雖佚，可見是一部巨著。《唐志》又有《梁冀傳》二卷、《何顒傳》一卷，大致其書唐代尚存，故得著録。後漢一代的别傳，大量地産生，到了建安時代，尤其發達，綜計建安時代的人物有别傳可舉者，比以前任何時代還要多。
整個傳叙文學方面，到了後漢時代突然崛起者，便是郡書底出現。《隋書·經籍志》叙目：“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劉知幾説：“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録》，此之謂郡書者也。” 《史通·雜述》 。知幾所舉祇有圈稱《陳留耆舊傳》是後漢的著作，其餘都是魏晉的作品。郡書所記人物，限於鄉土人物，所以叙述方面，受到必然的限制。劉知幾所譏“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正是當然的結論。
郡書所記，常常可補史傳所不及。明德馬后底抑損外家，見《後漢書·后妃紀》，其兄馬廖質誠畏慎，見同書《馬廖傳》，但是圈稱《陳留耆舊傳》稱：“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賤，各争入宫，仁被甲持戟，遮敕宫門，不令得入。章帝既立，諸馬貴，更讚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御覽》卷二二七引 。看到《陳留耆舊傳》，便可以瞭解明德馬后崩後，馬廖、馬防兄弟所以數招譴斥，備受禁遏的遠因。史家底記載，有時不免空文，而事實底本相，反在郡書看出。郡書所記，固然間或使人感覺餖飣瑣碎，這也許是因爲我們所看到的祇有斷片的節引，並非原文底本相。
東漢郡書流傳下來的有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隋志》收入地理類，又《陳留耆舊傳》，收入雜傳類。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以爲《隋志》分出《風俗傳》之耆舊二卷入雜傳類，斯則兩書實即一書。《應劭傳》：“應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讚，劭乃連綴其名，爲狀人紀。”《崔瑗傳》：“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 《後漢書》卷八十二 。大致都是郡書之類。《華陽國志·後賢志》：“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彦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 陳壽 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鄭伯邑等，大約都是後漢的人物。
碑銘是後漢時代新興的文體，性質和傳叙狠相近，所以有人把碑銘——以及後起的墓誌——合於傳叙，稱爲碑傳。其實中間還有相當的距離。本來傳叙文學是一種介於純文學和史底中間的文學：史傳是史底一部分，和傳叙文學相近，這是傳叙文學底左鄰；碑銘是純文學底一部分，也和傳叙文學相近，這是傳叙文學底右舍。鄰舍是狠接近，但是究竟不是傳叙文學底本身。劉勰説：“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方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 《文心雕龍·誄碑》 。碑銘文底意義如此，其序底一部分，和傳也還有些不同。
古代的碑祇是一種没有文字的標識。《儀禮·聘禮》：“上當碑，南陳。”鄭注：“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宗廟以石，窆用木。”《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 大木爲之，形如石碑。”這是古代的情形。《史記·秦始皇本紀》稱上鄒嶧山刻石，上泰山刻石，作琅邪臺刻石，登芝罘刻石，刻碣石門，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琅邪、芝罘、碣石三處，祇説刻石；嶧山、泰山、會稽三處，都有立石底紀載。立石刻辭，這是碑銘文底原始。始皇時代，雖然没有碑銘底字樣，但是刻石底風氣，已經盛行，史稱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便是一例。前漢刻石底紀載不多，後漢便大盛了。祀三公山有碑，嵩嶽太室石闕有銘，洛陽橋柱有銘，而巴蜀一帶紀念開道之碑尤盛。一則交通困難，所以鑿山通道，最值得紀念；二則蜀中石質不甚堅硬，易於雕琢；三則經過前漢一代的作育，人材特盛：因此紀念開道之碑便多了。最古的是建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其後永平九年有鄐君開褒斜道摩崖刻石，永元六年有郫縣摩崖刻石，永元八年有夾江縣摩崖刻石，有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刻石的風氣大開，其中有些無主名的， 如郫縣、夾江縣摩崖刻石 。有些有主名的。 如何君、鄐君、王君諸碑是 。再由有主名的刻石，進而於其人生前稱頌其他的功德，則有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或於其人身後稱頌一般的功德，則有永建三年國三老袁良碑。 以上諸文皆見《全後漢文》卷九十七、卷九十八 。至此碑銘文纔算正式成立。
碑銘文既經成立，便有碑銘文的專家。最初是後漢順帝年間的崔瑗，有名的著作是《河間相張平子碑》。其後是桓帝靈帝年間的蔡邕，有名的著作狠多，收入蕭統《文選》的共兩篇，收入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的共九篇。曾國藩論作碑誌文，以蔡邕爲宗，這便看出他在文學方面的地位。
但是碑銘文究竟不是傳叙文學。許多事實上的限制，在兩者底中間建立了不可踰越的界限。碑誌——包括墓誌在内——例須刻石，而石材底尺寸，常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碑誌不易有很大的篇幅。兩漢時代的單行傳叙，已有八卷的著作，但是碑誌文字，少有千字以上的大篇。唐宋以後，蘇軾底《富鄭公神道碑》六千八百字，《張文定公墓誌銘》七千三百字，可算打破了一切文章家的限制，成爲碑誌文的巨著，但是比之慧立、彦悰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還不足十分之一。文章底長短，固然不是分類的標準，但是惟有較大的篇幅，始能有較詳的叙述，這是無可非難的定論。碑銘文所以不能成爲傳叙文學者，此其一。這個還不十分重要。其次便是體裁底不同。傳叙底性質是善惡備載的，這個可算是傳叙文學從史書那裡帶來的一份遺産。《史記·自序》述列傳之義，便言“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他底原意專指有名的人物，至於善惡臧否，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魏其有傳，武安也有傳；儒林有傳，游俠、佞倖也有傳。這便是以後傳叙文學裡有《董卓别傳》、《桓玄僞事》，以及正史裡有《逆臣傳》、《貳臣傳》底由來。從傳叙文學立場看，這是一個優良的傳統。但是碑銘文便不這樣。碑銘文底原始，只是刻石頌德，所以自此以後，便成爲有褒無貶，只見歌頌，不見譴責的文章。這是體裁的限制，也是碑銘文所以不能成爲傳叙文學底主要原因。蔡邕告盧植説：“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後漢書·郭太傳》 這裡看出作者内心的慙悚。以有慙色的作者，寫有慙色的文章，怎樣會成爲傳叙文學呢？唐人斥韓愈所作碑誌之文爲諛墓之作，其實諛墓正是碑誌之文所以成立的理由，我們又怎能專責韓愈呢？
初期的碑銘文常有側重銘辭的傾向。本來古代的時候，韻文底發展，常在散文底發展之前。《大雅·生民》一篇，不妨視爲后稷底韻文傳叙，其後入樂成爲娱祖之用。但是到了散文發展以後，尤其像碑銘文這種散文韻文合在一篇以後的場所，側重銘辭，更加顯出純文學底風采。蔡邕底《郭泰碑》，便是這樣。同篇前段對於郭泰底事實，没有給我們一個顯然的輪廓，我們祇能從那淵懿純穆的文字裡，窺見郭泰底氣象。所以這是一篇純文藝的作品，但是決非傳叙。至如後代王儉《褚淵碑》、沈約《齊安陸昭王碑》，那更經過長時期底推演，和傳叙文學相去更遠了。
以上論碑銘底性質，以下略言總傳底興起。
假如我們承認劉向《列女傳》是傳叙文學底正宗，那麽這是第一部總傳。但是這祇是一種近於畫讚一類的著作，實際比武梁祠畫讚高不了許多。東漢初年的郡書，因爲所記的不止一人，不止一事，其實也是總傳，不過我們因爲那些止載州郡的人物，便目之爲郡書。所以正式的總傳，一直到後漢末年方始成立。趙岐《三輔決録》、王粲《英雄記》，都可認爲這類的作品。《三輔決録》底紀載固然很簡單，但是本書底序確有相當的價值，替傳叙文學指出一條正路。
傳叙文學底發展，到了後漢末年，在形態上，已經達到一定的局勢。以後唐人作《玄奘傳》，大量地採用傳主底書簡，狠有些西方書簡傳底形態。宋人作杜詩年譜、韓文年譜，採用分年底形式，研討作者底生活，總算是傳叙文學底新形態，此外便很少發展了。
從時代底觀念，討論後漢底傳叙，大致可分兩期：第一期從開國之初到質帝本初元年，第二期從桓帝初立到建安之末。這個只是爲討論底便利，並没有確定的界限。大致前期承前漢之末，傳叙文學開始滋生，但是還没有什麽重要的發展。到了後期，始之則有黨錮之禍，繼之則有漢末之亂，人才輩出，傳叙文學在這個時期便呈蓬蓬勃勃的現象。《隋書·經籍志》叙目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絶，各記聞見，以備遺亡”。這期之後，便轉入三國時代，更促起傳叙文學底大盛。
東漢初期的别傳，最先的大約是《王閎本事》、 《御覽》卷三六八引 。《張純别傳》。 《御覽》卷二四一引 。王閎爲琅邪太守，張純爲虎賁中郎將，都是光武建武初年的事。但是這兩篇僅殘賸三十餘字，無從判斷其價值。
到了《鍾離意别傳》，便完全不同了。從《文選注》、《後漢書注》以及《御覽》所引，我們還可以輯到二千字。篇幅既大，叙述也更細緻，字裡行間處處看到鍾離意底面目。這便是一篇有價值的作品。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建武初年爲郡督郵。明帝即位，徵爲尚書，後出爲魯相，以久病卒官。《後漢書》有傳。把《後漢書·鍾離意傳》和《别傳》比較，我們更看出史傳和一般傳叙底不同。范曄作史，本來以簡潔著名，所以在記載中，削去一切有關個性的細節，但是在《别傳》裡却完全留着，我們更容易認識傳主底真相。《别傳》記着：
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便弓弩，飛射左右，百不脱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賊掾，敕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猛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計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涉〕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氣。敕“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誡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猛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敕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榜欲死。掾吏陳諫，及貸之，由是相率爲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爲鳩，暴虎成貍，此之謂也。 《御覽》卷二六八引《锺離意别傳》 。
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户曹史檀建賫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計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無得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 《御覽》卷三四一引《鍾離意别傳》 。
這兩節都可見到鍾離意底爲人：倪直、檀建、檀建之父，也是活潑的人，只有倪涉和檀建之母留着一些影子。但是在范書裡，前節完全删去，後節也止賸六十五字，鍾離意和檀建父子，便都賸影子了。這不是説范書和《别傳》有什麽軒輊，但是范書和《别傳》對於注意底方面不能不算完全兩樣。
在鍾離意爲魯相的時候，《别傳》還有下列的記載：
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户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間。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其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青，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傳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鍾離意别傳》 。
孔子素書，也許是鍾離意底權術，或是他身後的傳説。這裡充滿了讖緯底氣息，漢朝人對於孔子的觀念，本來是這樣的。
李郃、樊英都是東漢中期的人物。《後漢書》把二人都歸入《方術傳》，不能不算是一種委屈。《樊英别傳》所載樊英對順帝的言論，今見范書。李郃底大節，只有《别傳》裡還保存着。《御覽》卷二五二引《别傳》云：“鄧騭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騭兄弟亦欲用，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浸，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我，故我不得尹耶！’”鄧豹後來畢竟做到河南尹，但是李郃這一次的争執，便看出他底風骨。以後其子李固拒絶立蠡吾侯志爲帝，其孫李燮拒絶安平王績復國，以至京師有“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之語，倘使我們知道李郃不肯舉鄧豹爲河南尹的一節，便更易理解。
後漢總傳的作家，最初有梁鴻、蘇順。皇甫謐《高士傳序》云：“梁鴻頌逸民，蘇順叙高士。”即指此。梁鴻，東漢初人，蘇順，和帝時以才學見稱，晚拜郎中，他們都是後漢前期的傳叙家。至于後漢的郡書，便不容易得到肯定的結論。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這些郡書，是什麽時候撰集的呢？《陳留耆舊傳》，題漢議郎圈稱撰，圈稱何時人，不可考。傳中所載無桓、靈以後人。《廬江七賢傳》， 《御覽》卷一五、卷六一一、卷八一一、卷八九七引 。《濟北先賢傳》， 《後漢書·吴祐傳》注引 。《敦煌耆舊記》， 《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 。皆無撰人可考，時代亦難確定。至如《青州先賢傳》 《後漢書·史弼傳》注引 記陶丘弘事，弘漢末人，見《漢末名士録》。《廣陵列士傳》， 《御覽》卷二六五卷三七四引 。始見《唐書·經籍志》，題華隔撰。華隔不知何時人。《御覽》所引一則記劉瑜事，瑜桓帝中拜議郎，及帝崩，與竇武同被誅，《後漢書》有傳。所以我們假定《廣陵列士傳》是後漢後期的作品。
後漢後期的一般傳叙，一時雲起。我們看到的，有《梁冀别傳》、《趙壹傳》、《李固别傳》、《李燮别傳》、《崔寔傳》、《陳寔别傳》、《馬融自叙》、《馬融别傳》、《郭林宗别傳》，以後便到漢末大亂的時代了。《郭林宗别傳》雜見《三國志注》、《世説新語注》、《後漢書注》及《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或稱《郭泰别傳》，較之《郭林宗别傳》字句相同，大致是一篇傳，引用者隨意立名，便形似兩傳了。記林宗行事甚詳，旁及諸人，都是活潑有生命的人物。《後漢書·郭太傳》稱“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范曄看到《别傳》全本，所以有此。《别傳》所存，多見范書，但如《御覽》卷八五九所引魏德公一節，仍是極有個性的描畫。語如次：
林宗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洒掃。林宗嘗不佳，夜中令作粥，德公爲之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使沙不可食。”以杯擿地。德公更爲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顔色殊悦。林宗乃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
大亂中的人物，今有别傳可考者：董卓、王允、蔡邕、鄭玄、趙岐、盧植、何顒、孔融、邊讓、邴原、司馬徽、董正、潘勗、禰衡、華他。在這幾篇裡面，以鄭玄、孔融、禰衡、邴原四篇别傳比較完整，也寫得較好。《華他别傳》見《三國志注》、《後漢書注》，所引雖詳，大抵和《史記·倉公列傳》所載淳于意醫藥方案一類，很難看到傳主底個性，而且從内容看來，也可斷定是三國時代的産物。
鄭玄，《後漢書》有傳，與别傳所記，大致相同。《世説·文學篇》注引《玄别傳》：“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這一節描寫也狠生動，范書所記便減色了。詳記姿容，在後漢傳叙中也是常見。《李郃别傳》稱“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項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御覽》卷三六二引 。《趙壹傳》稱“趙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 《御覽》卷三六九引 。這種寫法，史傳嘗加删薙，可見作法底不同。
《孔融别傳》見《世説·言語篇》注及《御覽》，字句微有不同。《御覽》卷三八五引云：
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亮直節，慕之。欲過觀其爲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高明祖父嘗與孤遊乎？”跪而應曰：“先君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必佳。”少府尋聲應曰：“君子之幼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抃大笑，顧少府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
這一段故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孔融家傳》云：“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語句相合，所以疑《孔融别傳》即《孔融家傳》之别稱。漢中李公當指李燮。孔融生於桓帝永興元年， 孔融長於曹操二歲，見《文選》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曹操殁於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歲，逆推當生於桓帝永壽元年，孔融長二歲，故知生於永興元年 。十歲見李燮的時候，正值桓帝延熹五年，是時梁冀已誅，燮徵拜議郎，尚未出爲安平相， 見《後漢書·李固傳》 。所以二人底會面，是可能的事。《後漢書·孔融傳》稱“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這是異文，所以注引《孔融家傳》，稱爲與此不同。《世説·言語篇》言“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便不免以訛傳訛了。 延熹五年馮緄薦應奉爲司隸校尉，見《後漢書·馮緄傳》、《應奉傳》 。李燮自稱爲“孤”，是後漢高官自稱之語，劉備初得諸葛亮，對關羽、張飛言“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蜀志·諸葛亮傳》 可證。“高明”爲後漢稱人之語，《郭林宗别傳》可證。所以從語氣方面看，《孔融别傳》保留了當時對語底神態，因此實際的價值，也許在史傳及《世説》之上。《别傳》又稱：
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纓緌 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置之雍熙。今横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御覽》卷四二八引 。
也是狠能動人的文字，今《後漢書》入《楊彪傳》。
《邴原别傳》見《魏志》卷十一《邴原傳》注引，約二千字，全文大體完整。篇末言：“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太子是魏太子曹丕，時邴原爲太子長史。倘使知道在漢末二重宗主主義之下，所謂“君”者，往往就指長官，便可看出曹丕發問，正是故意刁難，衆人紛紜，寫盡當時一幅可憐相，邴原那種夷然不屑的神態，真是躍然紙上。
《司馬徽别傳》見《世説·言語篇》注，寫法又不同，原文僅三百餘字，或經節録。所稱“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駡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徽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這已經有味了，又説：“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
以下討論《三輔決録》、《漢末英雄記》及《漢末名士録》。
《隋書·經籍志》：“《三輔決録》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唐書·經籍志》同；《新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十”當爲“七”之訛，古書“十”“七”二字互訛之例甚多。三志皆以此書爲雜傳類之冠。論趙岐對於傳叙文學之觀念，此書應當是雜傳類底第一種。《史通·書志篇》稱“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録》，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又《補注篇》稱“若摯虞之《三輔決録》，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虞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就今日所見輯本，與其餘諸書相較，皆不相似，劉知幾之言，殊不可解。
《三輔決録》輯本有三：明陶宗儀輯十五事，見《説郛》；清茆泮林輯《決録》九十四事，注三十六事，見《十種古逸書》；又張澍二酉堂輯本二卷，未見。
《三輔決録》久亡，輯本雖有三種，皆本於前人徵引。但是因爲此書有録有注，前人所引，往往混注於録，所以在讀到輯本的時候，我們常不能斷定是録是注。大致古書標引，録注並列者，如《魏志·明帝紀》注引“《三輔決録》曰”，又引“注曰”，這裡無須置疑。其次一事兩引，録注並稱者，如士孫瑞事，《後漢書·董卓傳》注引作録，《魏志·董卓傳》注引作注，大抵是注非録，因爲略注稱録，人之常情，稱録爲注，本在意外。第三所述之事，在趙岐身後者，必然是注非録：例如《魏志·荀彧傳》注引《三輔決録》馬超殺韋康事，在建安十七年；《後漢書·獻帝紀》注引同書金禕、耿紀、韋晃被殺事，在建安二十三年，趙岐卒於建安六年，皆不及見，其文爲注無疑。
《三輔決録》底價值在作者底一篇序。序稱：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儔，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黄髮之士，姓元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夢中指言褒貶之事，余授其人，子真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録》。
這裡見出趙岐所注意者，不僅是外表底事態，同時注意到心理底不同。就所見所聞，加以衷心的判斷，這就是所謂《決録》。而且因爲其人已死，所以定論始能成立，這些要點都和現代傳叙文學底觀念相合。所不易解者，就是爲什麽要把判定善否之事，付託給夢寐中的元子真。這便是趙岐底寓言，所謂元明子真者，《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真則能明，明則能善，這是命名底本意。
爲什麽要寫得這樣地渺茫呢？《魏志·荀彧傳》注引《三輔決録》：“嚴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録》，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這裡完全透出那種懼禍的心理。我們在多年之後，讀到本書，也許會認爲作者底過慮。但是趙岐曾因家禍，逃難四方，身藏複壁者數年，其後又因黨禍，身遭禁錮者十餘歲。他底懼禍，一定因爲確然有禍可懼，並非由於本身底膽怯。
但是事實上《三輔決録》止是一部非常簡略、非常餖飣的著作。所以趙岐對於傳叙文學底觀念，不能不認爲傑出，而他對於傳叙文學底成就，不能不認爲失望。姑舉二事於次：
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囂述，困於東平。 王元《後漢書·隗囂傳》注引《三輔決録》 。
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 孟他《魏志·明帝紀》注引《三輔決録》。孫星衍讀本“其”字絶句，茆泮林從之。今案《詩·庭燎》：“夜如何其”，《疏》“其，辭也 ”。
這樣的記載，便不能使人索解，而且也失去傳叙的趣味。所以就必須有注。伯郎句下注云：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争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葡萄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魏志·明帝紀》注引《三輔決録注》 。
趙岐底紀載，經過摯虞底注釋，纔成爲骨肉停匀的文字。又如《御覽》卷六四一引《三輔決録》：“馬融爲南郡太守。三輔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計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强又受吏白尚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忤大將軍梁冀，竟髠徒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語頗冗長，或者竟是注非録。總之褒貶善否，是趙岐底膽識，而紀載率略，仍是上承漢代畫讚底窠臼。其後東晉常璩作《西州後賢志》，一本趙岐底成規，同樣失去傳叙底真意。
《漢末英雄記》八卷，見《隋書·經籍志》，題“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唐書·經籍志》作“《漢書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唐書·藝文志》同，作王粲撰。書名卷數及作者，三志略有不同。王粲卒於建安二十二年，書名不應豫題漢末；又《三國志·王粲傳》但言“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不言此書，曹丕《與吴質書》歷數同時諸人述作，亦不及此。所以稱王粲撰，確是一個疑竇。《四庫全書》提要言：“案粲卒於建安中，其時黄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爲聖君，則儼以魏爲新朝，此名不足怪矣。”作者就《從軍詩》“聖君”二字立論，以爲懷新朝之意，其實這是錯的。漢魏之間，聖字底用法狠普遍，蔡邕《琅邪王傅蔡朗碑》：“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于九皋，揚明德于側陋。”可證。“君”字不但指天子，府主舉主皆可稱君，因此對於府主便也有君臣之義，今人稱爲二重宗主主義。《魏志·臧洪傳》載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君指張超，超爲廣陵太守，以洪爲功曹，故有此稱。又《魏書》 見《魏志·夏侯惇傳》注 稱魏國既建，“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這確是不易理解的事，但是祇要記得曹操爲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底故事，便知君臣之分已定，夏侯惇底固請，正在情理之中。曹操辟王粲爲丞相掾，因此王粲稱操爲聖君，這是漢魏之間的風氣。《四庫提要》之説，祇見得作者對於漢魏時代底不瞭解。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按《續漢·郡國志》會稽郡注引《英雄交争記》，言初平三年事，知其書本名《英雄交争記》，其中不盡王粲一人之作，故《舊唐志》題王粲等。”這是持平之論，但是也許竟是三國時代的作品，託名王粲，亦未可知。
《隋志》及兩《唐志》都把《英雄記》歸入雜史類。此書久亡，究屬何若，無從揣測。據後人輯本， 見黄奭《漢學堂叢書》 。此書不妨認爲傳叙文學底一種。
《英雄記》所記吕布、袁紹、公孫瓚諸人事較備，文字生動，可補史傳所未詳。例如記吕布事：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内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内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砍萌一臂。順砍萌首，牀舁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宫同謀。”時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宫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吕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魏志·張邈傳》注引《英雄記》 。
這裡見到吕布底倉皇和曹性底懵懂。又如記高順事，言“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内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魏志·張邈傳》注，又《後漢書·吕布傳》注引《英雄記》 。高順是大將之才，不幸所事非人，終無所成。
公孫瓚在幽州，也是當時的人傑。記稱“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警，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而］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 《御覽》卷四三七引《英雄記》 。至其失敗之因，全在所用非人。《魏志·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云：“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家皆巨億，或娶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魏志·袁紹傳》稱“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横刀長揖而去。”寫得太平淡。《後漢書》稱“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遣，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横刀長揖徑出。”這便生動了，但是“豈惟董公”一句，與上文不相應，《英雄記》所載便狠完備了。《御覽》卷九十二引云：“董卓在顯揚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爲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惟董公，紹請立觀之。’横刀長揖而去。”范書所載出《英雄記》，而文字簡潔遒勁則過之。《英雄記》又載袁紹與公孫瓚戰於界橋南，“瓚敗，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强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别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却。會麴義來迎，乃散去。” 《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 。這一節寫袁紹，非常活躍，《魏志·袁紹傳》不載，便黯然寡色。范曄採入《後漢書》，可見《英雄記》底價值了。
《魏志》卷六《袁紹傳》注引《漢末名士録》一則，同卷《劉表傳》注引兩則。原書不知何人所撰，所記八厨八友，及袁術與陶丘洪論何顒事，顯然是時人底記載。“漢末”二字，或係後人追題，或係成於魏初，皆不可知。文字簡略，似不及《英雄記》，但是因爲所輯僅得此三則，我們不易得到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