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叙文學，是比較後起的文學。詩在西周時代已經盛行，辭賦底盛行在戰國時期底楚國，史底記載在東西周間，有著名的著作，一般的散文到了戰國時期，也有高度的成就，但是傳叙文學在這一段時間裡還没有開始。《穆天子傳》、《燕丹子》，是小説，不是傳叙。《四庫全書總目》認爲“《晏子春秋》，是即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又説《晏子春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現在把《孔子三朝記》擱開，專談傳叙文學。假如認定《晏子春秋》是中國傳叙文學之祖，我們便得承認這止是一個狠寒傖的祖宗。這裡看不到整個的體系，看不到傳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底世系，看不到他底心理發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段的記載，這些記載有時還是重複的，矛盾的，乃至莫衷一是的。至於作者及成書的時代，仍然是一個無從確定的問題。
《穆天子傳》是西晉時代發見的古籍，漢人相傳的古籍則是《禹本紀》。《史記·大宛列傳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文選·離騷》王逸注引《禹大傳》“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也是和《禹本紀》同樣的一部書。我們可以看到漢代流行的禹底故事，但是故事止是故事，所以史贊説：“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這便看出《大宛列傳》底作者 《大宛列傳》不出於司馬遷，説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及崔適《史記探源》 。對於《禹本紀》這一類著作的認識。古人的傳叙，如《關令尹喜内傳》， 見《御覽》卷八、卷三十六，又卷二引《關令内傳》，卷九八三引《真人關尹傳》，似即此傳 。大致是魏晉以後的著作，今不論。
《史記》是史，其中所有的傳是史傳，倘使我們承認史傳不是標準的傳叙，當然也不論。
西漢傳下來的第一部傳叙是《東方朔傳》。《隋書·經籍志》有《東方朔傳》八卷，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同。《東方朔傳》在現代雖止賸了一些斷片，但是來源狠古，不是後人底僞撰。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故事，自稱“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漢書·東方朔傳贊》：“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這些是記載。《東方朔傳贊》又稱“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説”。這些是傳説。我們可以看到東方朔底故事是怎樣地流行了。
殘留的《東方朔傳》，見於諸書者，或稱《東方朔傳》， 《世説·文學篇》、《排調篇》注，《水經》卷十九《渭水》注，及《御覽》諸卷 。或稱《東方朔别傳》。 《世説·規箴篇》注、《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及《御覽》諸卷 。《御覽》卷三五〇引《東方朔記》，“記”字當是“傳”字之訛。同書卷八九七引《東方朔傳》，與此同爲東方朔答驃騎之語，可證。又同書卷九六八引《東方朔占》，也許正是《漢書·朔傳》所稱“逢占射覆，附著之朔”，與《東方朔傳》無涉。
在研究古代傳叙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單行的傳叙和史傳的關係。假使單行傳叙以史傳爲藍本，它底價值當然降低；假使史傳以單行傳叙爲藍本，那麽即使其中的史實經過修正，單行傳叙底價值仍不可忽視。《東方朔傳》底完成，在《漢書》以前，其證有三：
（一）《御覽》卷三九四引《東方朔别傳》：“武帝問朔曰：‘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視何與此哉？’朔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肱，連脽尻，逶虵其跡，行步踽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漢書·東方朔傳》作“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流，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實則公孫弘於元朔五年爲相，過了三年，死於元狩二年。公孫弘死後十一年，爲元封元年，兒寬始爲御史大夫。所以公孫丞相與兒大夫不同時。公孫弘死時，司馬遷年二十六歲，其時是否已經入仕，亦未可知。 元封三年司馬遷爲太史令 。從史實看，《東方朔傳》所記武帝之語，固然是以訛傳訛，其後班固不加深考，採入史傳，便成爲一誤再誤了。
（二）《御覽》卷四八五引《東方朔别傳》：“朔書與公孫弘借車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厩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漢書·朔傳》記朔文辭，有《從公孫弘借車》一篇。
（三）《世説·排調篇》注引《東方朔傳》：“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漢書·朔傳》記朔文辭，有《屏風》、《殿上柏柱》詩，當即指此。柏梁臺聯句，當然不可信，但是史傳對於此事，却也留下踪跡。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相合之處，不更舉。《東方朔傳》最特殊的一點，是關於他底産地的記載。《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但是《東方朔别傳》 《世説·規箴篇》注引 則言“朔南陽步廣里人”。這便顯然與《漢書》不同，決不出自《漢書》了。此外，劉向《列仙傳》 《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注引 言“東方朔楚人也”。按《漢書·地理志》言南陽爲韓地，其實是一個狠大的錯誤。南陽諸縣如申、鄧、葉、隨、魯陽，都是楚地，有《左傳》及《史記·楚世家》可證。劉向“楚人”兩字，正是受了《東方朔傳》底暗示。至於班固稱爲平原厭次人，或别有考證，未可知。西漢平原郡有富民縣，無厭次縣，至東漢明帝時，富民改稱厭次。《漢書》稱平原厭次人，也不免草率。
《東方朔傳》底完成，必在武帝以後，褚少孫、劉向以前，大致在昭帝、宣帝之間。這裡有些固是史實，大半却是民間底傳説。有一部分不免和史實違背，但是大部分却充滿了民間文學樸素的趣味，觀次列二節可知。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匹。 《御覽》卷九六五引《東方朔傳》 。
孝武皇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僊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蜂至，不可勝言。東方朔睹方士虚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詫，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詫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返。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奈何？”朔曰：“鬼神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於是方士晝卧，良久，朔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還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喙髯髯類馬，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繫臣，使下問。還報‘有之，名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也，由此朔日以親近。 《御覽》卷九八四引《東方朔别傳》。齊人多詐之語，指方士。《史記·封禪書》言燕齊海上之方士，又言燕齊怪迂之方士，又言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所謂齊人者指此，不指東方朔 。
傳中所言漢武帝以杖叩未央前殿，把堂高廉遠的武帝，寫成茅茨土階的堯舜，便有些齊東野人之談底氣息了。上天底故事，也充滿了民間詼諧底意味。因此《東方朔傳》實際止是介於傳叙和故事中間的作品。
西漢傳叙流傳至今，確有作者可考者，只有劉向底《列女傳》。《隋書·經籍志》記漢魏六朝列女傳叙共十二種， 劉向《列女傳》在外 。都受到劉向底提示，可以看到他底影響。《漢書·藝文志》儒家類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我們可以確定《列女傳》是他底著作，至於相傳的《列仙傳》、《列士傳》、《孝子圖》，是否包括在此六十七篇之中，便有很大的問題。劉向、劉歆父子，本來都是箭垛式的人物，後人把許多著作，歸到他們底名下，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漢書·劉向傳》稱“向以爲王家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八篇是原來的數字，但是《隋書·經籍志》有《列女傳》十五卷，題劉向撰，曹大家注。八篇和十五卷，是數字底衝突。所以曾鞏《列女傳目録序》認爲“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解釋，附帶地説明了《列女傳》所以附載東漢諸人的來歷。 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篇》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
其次便是頌底問題。《藝文志》注主張頌爲劉向自撰。《隋書·經籍志》在《列女傳》外有《列女傳頌》一卷，題劉歆撰，便似主張頌爲劉歆所撰。曾鞏説：“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這是一種解釋。今《列女傳》西漢以前諸人有頌，東漢以後諸人無頌，所以主張劉向作頌的話，本可成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案本志載劉歆此頌，本自一袠，與其父書各不相涉。宋代相傳曹大家注本，乃以向《列女傳》原有之頌，歸之劉歆，自是舛誤。然謂本志因顔氏而襲其誤，則不然。 按《書證篇》言《列女傳》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 。本志豈因是而虚列其目耶？歆之頌，顔氏既見之，唐時又流傳外藩，《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今本一百一十頌中無此文，是可知别爲一書，亡已久矣。”振宗主張劉向、劉歆各有頌，劉向之頌因附《列女傳》而存，劉歆之頌因單行而亡，其説亦有見地。
其次便是《列仙傳》。《漢書·劉向傳》、《藝文志》皆不記此書。《隋志》有《列仙傳贊》三卷，題劉向撰，鬷續，孫綽贊。“鬷續”二字不可解，故《四庫總目提要》言：“按‘鬷續’上似脱一字，蓋有續傳一卷，故爲三卷也。今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續傳之説，出自推想，事理上容或如此。《御覽》卷六六三引劉向《列仙傳》，記載孟事、左慈事、葛洪事各一則。孟，漢明帝時人，慈，漢獻帝時人，洪，晉時人，都在劉向身後，所以必非劉向所記。晉時郭元祖作《列仙傳贊》，亦不爲三人作贊。因此續傳之説，可以成立，而續傳底完成，大致在東晉中世，就是在葛洪、郭元祖兩人之後，孫綽之前。
那麽原傳是否劉向所作的呢？按《漢書·劉向傳》言，向讀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言黄金可成。劉向的思想原有些道家的傾向，但是他底著作，《漢志》全入儒家類，即使六十七篇的大數，不妨兼包“《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以外的篇目，已經不應有神仙的記載。又《世説·文學篇》注引劉子政《列仙傳》：“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佛經入中國，在東漢之末，更不容劉向於西漢之末，先見佛經，所以《列仙傳》是一部僞書，原無疑義。《御覽》卷六七二引劉向《列仙傳叙》，實際只是《漢書·劉向傳》底節録，没有什麽價值。
劉向第三部著作是《列士傳》。《隋書·經籍志》有劉向《列士傳》二卷，《唐書·藝文志》同。按《論衡·須頌篇》：“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又《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尚書奏事，於明光殿中畫古列士，重行書贊。劉光禄既爲《列女傳頌圖》，又取列士之見於圖畫者，以爲之傳。”宣帝畫圖漢列士，和劉向作《列士傳》，都是不争的事實，所以縱使劉向本傳及《藝文志》都不載《列士傳》篇名，我們仍不妨認爲原在六十七篇總數之中。但是《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以及《御覽》諸卷所引《列士傳》“ 列”字或作“烈 ”二十幾條之中，没有一個西漢的人物，這便和《論衡》底紀載衝突了。縱使所畫之人，不妨偶有秦代以前的人物，但是所記之人，不應絶無漢代以後的列士。所以劉向縱有《列士傳》底著作，而殘留的作品，未必是劉向原書。
第四種是《孝子圖》。這也是一部不見劉向本傳和《漢書·藝文志》的書。《隋書·經籍志》、兩《唐志》皆不著録。《文苑英華》許南容、李南琛對策，並言“梁鴻作《逸人傳》，劉向修《孝子圖》”。《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傳》兩則，一則記郭巨埋兒事，略言“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殁，分財二千萬爲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妻産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命妻抱兒，欲掘地埋之”。這類索隱行怪，矯虔干名的事，狠有些後漢人底行逕。又一則載“前漢”董永事，稱爲“前漢”，便不是劉向底著作了。馬驌《繹史》卷十引劉向《孝子傳》一則，記舜舐父目，霍然即開，完全和瞽瞍底故事不同，大致也是無識者底妄造。
劉向底著作，流傳下來的只有《列女傳》，但是他在傳叙文學中底地位，顯然地因爲其餘諸書而更見重要。我們看到隋唐諸志所載的許多列女、孝子以及神仙、文士、列子、幼童這些傳叙，我們便可以知道他底影響底重大。這些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呢？《隋書·經籍志》叙目言“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劉知幾稱這一類的著作爲别傳，論爲“别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説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史通·雜述》 。這兩種批評，都很正確。不幸劉向底影響，對於中國傳叙文學非常重大，尤其總傳方面，大半全是模倣劉向。“不出胸臆，非由機杼”的作者，既然“率爾而作”，便不容易有偉大的成就。
一般的傳叙，直到前漢方纔開始，但是自叙方面，也在同時開始了，甚至不妨認爲自叙底發展，還在一般的傳叙以前。這是中國傳叙文學特有的現象。也許有人以爲中國人對於家族的觀念特别强，所以“始述家風，先陳世德”，成爲迫切的呼號，因而急速地成立自叙文學。我們把這種理論解釋司馬遷《自序》、班固《叙傳》，固然不妨，但是持以解釋我國第一篇自叙，理由還不充分。
第一篇自叙是司馬相如自叙，原文已經失傳，但是踪跡還可考證。《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劉知幾《史通·序傳》：“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迹，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對於祖先的忽視，是司馬相如自叙底本相。《漢書·司馬遷傳》採司馬遷《自序》，《揚雄傳》採揚雄《自叙》，故於司馬氏揚氏先世，所記特詳；假使相如自叙備陳先世，《漢書》決無删略之理，劉知幾也不至稱爲“蔑爾無聞”。所以中國傳叙文學裡自叙底發展，不是因爲對於家族的觀念特强，而是因爲作者自覺的意味强烈，所以在著述裡留下迹象。
司馬相如生在西漢前半期，他底著作，充滿自由的氣息，不受禮教的約束。劉知幾説：“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实録，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虚，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司馬相如竊妻之事，顯然見於自叙，《漢書·相如傳》所載，當然也以自叙爲本。其實從司馬相如到劉知幾，中間八百年，經過了長時期的隔斷，一切的社會觀念，起了根本的變化，自然會有不同的見解。相如寫作的時候，那種沾沾自喜的情態，可以想見。要是我們拿武帝時館陶公主、陽信公主底行逕，來估量卓文君，也許相如竊妻，在當時並不覺到有隱諱底必要。
相如以後的自叙作者，便要數司馬遷、揚雄。《太史公自序》是一篇家傳户誦的文章。《文選》江淹《恨賦》注引揚雄《自叙》，“雄爲人跌宕”；同書李康《運命論》注又引“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按《漢書·揚雄傳贊》首句言“雄之自序云爾”，顔師古注：“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言也。”大致《揚雄傳》多半皆本於自叙。
假如我們認爲王莽底著作，也是自叙，那麽王莽便是一位大量生産的作家了。第一是《自本》，這是和《太史公自序》同類的作品。《漢書·元后傳》引王莽《自本》，稱王氏出於黄帝，黄帝八世生虞舜，又言“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這是阿諛元后之辭。始建國元年，王莽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 《漢書·王莽傳》中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後王莽篡位，自説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這是德祥五事之一。《王莽傳》中又載莽總説符命事，不録。以自叙的文字，爲完成政治野心的工具，是文學上罕見的事蹟。
西漢流傳下來的傳叙雖然不多，但是託名西漢或是關於西漢的傳叙，我們可以斷爲僞作者，仍有相當的數量。李少君病死，見《史記·封禪書》，太史公特著“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一句，這是太史公底微辭，但是《抱朴子》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録》 《抱朴子内篇·論仙》 則言“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這是僞造。李陵《答蘇武書》，首見於《文選》，蘇軾認爲齊梁小兒之作，這是定論。《太平御覽》卷四八九引《李陵别傳》，所記盡爲答蘇武書之辭，這也是僞造。《漢書·揚雄傳贊》，列舉揚雄著作，不及《蜀王本紀》，後人引此，始稱揚雄《蜀王本紀》，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引《蜀王本紀》不稱揚雄，《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蜀都賦》注皆稱之 。按《御覽》卷三七七引《蜀王本紀》：“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宕渠，後漢郡名，前漢無此郡，所以這也顯然是僞造。
關於西漢的著作，有四種很有名：一、《漢武帝故事》二卷；二、《漢武帝内傳》三卷；三、《漢武洞冥記》一卷；四、《飛燕外傳》。第一、第二兩種，《隋》、《唐志》皆不著撰人，後人題班固撰；第三種《隋志》題郭氏撰；兩《唐志》題郭憲撰。憲東漢人，見《後漢書·方術傳》。第四種題伶玄撰，據自序，玄西漢哀帝時人。《漢武帝故事》，《隋志》入舊事類；《漢武帝内傳》、《漢武洞冥記》，《隋志》入雜傳類。其實四種都是界於傳叙小説間的著作，而小説的意味尤重。這四種書都是後人僞撰，但是因爲講的西漢的故事，在此不妨附記。
《漢武帝故事》，大致是魏晉之間的著作，記武帝“顧謂群臣曰：‘漢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授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絶，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這裡帶有讖緯底意味，尤其是應驗以後的著作，纔有這樣强烈的自信，正和因爲《左傳》記着“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我們便可斷定這是田氏代齊以後的著作一樣。但是所記武帝宿柏谷逆旅一節，確是狠生動的寫作。
又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群聚夜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内，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群盜，何憂不剋！”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翁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内。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宫，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其夫爲羽林郎。 《御覽》卷八八、卷一九五引《漢武故事》 。
《漢武帝内傳》似乎是一部比較更落後的著作。《武帝故事》記當塗高的讖語，大致是魏晉之間的著作，但是《内傳》所引《玄雲曲》、《步玄曲》、田四非之歌，便是狠成熟的作品，和建安七子之作完全不同。其次《内傳》的名稱，也是晉宋以後的事，所以我們不妨假定爲晉代的作品。《四庫總目提要》認爲齊梁以前，魏晉間文士所爲，是一個審慎的推論。
《漢武洞冥記》，《唐書·經籍志》作《漢别國洞冥記》，《新唐書·藝文志》作《漢武帝别國洞冥記》，《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但稱郭子横《洞冥記》，書名詳略，微有不同。《索隱》引東方朔云：“東海大冥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這便是小説了。《四庫》收入小説類，以此。《提要》云：“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又詞句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然所引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採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
《飛燕外傳》自序作者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哀帝時爲淮南相。序稱“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收録”。這是逆探《漢書·藝文志》不録《飛燕外傳》以及《成帝紀》、《外戚傳》不採用《外傳》的解釋。哀帝時人逆探東漢明帝時的著作，加以解釋，已屬可疑。哀帝時無淮南國，伶玄何以得爲淮南相，事亦非是。自序一則言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再則言班“彪續司馬《史記》”，其實在班彪父子的時代，止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有《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可考。所以這是一部僞書，確然可見，不但因爲《隋》、《唐志》皆不著録，直至晁公武《讀書志》方著其名，始可知爲僞作。
諸種以外，有《魯女生别傳》，見《太平御覽》，是《漢武帝内傳》底一部分。《揚雄家牒》見《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及《御覽》卷三五八、《藝文類聚》卷四〇，牒記揚雄死於天鳳五年，當然也是後代底記載。《世説·言語篇》注引嚴尤《三將叙》，《御覽》卷四三七引作《三將軍論》，記白起、王翦事，是一種平凡的作品。但是除了自叙以外，記人也可稱叙，以這篇爲最古。《漢書·藝文志》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原注：“平陰人，近世。”顔師古注引劉向《别録》云：“傳天下忠臣。”按是書《漢志》入陰陽家，大致與傳叙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