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我回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令我惊讶的是，从孩提时就与我很密切的两家人有着迥异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25年前，他们还是生意上的合伙人，同样处于日渐发达的状态。他们的新居，鸡犬之声相闻，一直是往来于两家之间商路上的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现在，两家的景况已经截然不同。东林正享受着极致的荣华，他拥有众多的直系和旁系的后人，而且获得了相当的财富和名声。芬洲则已经过世，他的家中只剩下守了寡的儿媳妇和她的养子。1937年再次回乡的时候，我发现张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寡妇穷困潦倒。她和儿子甚至不得不返回相距甚远的祖籍与远房的亲戚们一起度日。
短短二十余年，原本境遇相似的两家何以被两种全然不同的命运所改变？这怎么可能呢？许多人告诉我，家庭的兴衰是由好的或坏的“风水”决定的，人的意愿无法与命运抗衡。我应该相信这些吗？当然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必须从生活而非神话故事中寻求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在谈论一国、一家或者一个个体的命运时，我们所说的是人际关系。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关系吗？我们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密切关注那些出现在男男女女相互适应过程中的变化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洞悉命运吗？就像一个小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会回应他的父母、奶妈和亲人。同时，成年人也会对他示意，即使他还那么小。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这个孩子都在与他人互动，而这种互动提供了塑造他的力量。想来这必定是一个持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因此，现在的学者说人类存在是一个不断学习以对刺激作出回应的过程。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的行为也受制于这种科学终于开始试图描述的过程。现在要讲述的是两个相关的家族——张家和黄家的命运。当他们随着现实、情境和事件而调适自己以学习和生存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东林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收税人来到黄村并且对村里的一户人家不公。东林的爷爷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鸣锣召集同族的男性来抵制这位收税人及其随员。倘若不是对方立即道歉，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黄村从此名声在外，被称为“蛮村”。
蛮村坐落在高耸苍翠的金鸡山山脚。村庄下方，在陡峭的山峰之间，有一个山谷。数百村民住在这里，以耕种山谷中平缓而肥沃的土地为生。四周的山上，森林环绕。晴朗无云的时候，如果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林俯瞰金鸡山的低处，可以看到灰瓦覆盖的屋顶层层叠叠，就像鱼鳞一样。
一条宽阔的商路紧临村庄而过，从商路往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那里有船顺流而下通往沿海城市福州，往东25英里则是古田县。由于这条路从古田往西延伸，所以也被称为西路。在这条路被扩宽为可以通行公共汽车的高速路之前，湖口和古田之间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以往人们都是用袋子或者箩筐装货，肩挑手提赶路。这些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们，往往会在黄村的茶馆歇息，每次都在这里坐上好一阵，谈论本地所发生的事情。
黄东林的爷爷，那个赶走收税人的壮汉，是一位农民。他因勤劳和积攒财富而小有名气。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东林的父亲是长子。在小东林四岁的时候，这个年纪轻轻的长子却在28岁时突然去世了。东林的母亲从未改嫁，她抚养着两儿两女，同孩子们的祖父一起生活。祖父尤其偏爱最小的孙子东林，时常说他的面相注定以后是要发达的。东林的脸方方正正，有着大而明亮的眼睛和长而厚实的耳朵。后来，它变成了一张商人的脸，机敏、精明又带着些许的坚毅。
东林14岁的时候，老人去世了，这是小男孩头一次体会到悲伤，他因为爷爷的死而大为震动。老人生前常常带着他走亲访友，在田间散步时还给他讲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祖孙俩异常亲近，小男孩从老人那里学到了许多处世之道，而老人则将他作为自己忠诚的伙伴加以依赖，尽管他还年幼。
这就不难想见东林为何如此悲伤了。他的生活格局被粗暴地打乱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简练地勾绘出来。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每一根紧紧相连的竹竿就好比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一个人，将其中任何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而所有的结点都会暂时松弛。
这就是当时东林所经历的。整整一年多，他都在为祖父的死而悲痛。然而渐渐地，与母亲和哥哥一起的生活将他再次拉了回来。
黄东明是东林的哥哥，作为长子成了一家之主。东明是一个勤劳、真诚和能干的年轻人。他尽心尽力地耕种从先祖那儿继承的不多的田地。他整天辛勤劳作，而弟弟东林则比较懒，并不同他一起劳动。
随着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里的财富减少了。祖父挣下的土地被分成三份，东林的两个叔叔，即他父亲的两个弟弟，已经分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份。即使剩下的人再努力，有限土地上的产出也难以支撑当时的七口之家。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除了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东明现在已经娶了妻子，还有了三个孩子。
因为财产缩水，他们推迟了花销颇大的祖父母的葬礼，而将他们的灵柩停在地里的浮厝中。同样，他们也被迫把东林的婚事后延，尽管他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但他不能不顾家里的贫困娶妻。
在命运的重压之下，黄家若不另辟天地，必定会继续衰落直至最终破败。因为我们知道，命运就是人际关系和人的再调适。让我们看看新出现的调适，其实施者是黄东林。
现在，东林在母亲和哥哥的催促之下非常烦躁。他们不停地用农活来烦他，却对他的需求视若无睹。东明公然声称他的弟弟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傻瓜，永远也娶不到老婆。在这种刺激之下，东林开始与商路上的茶馆老板以及过往的人们搭伴。
如果说命运是我们的关系之网，它施加于我们的牵引，就像橡皮带之于硬竹竿的牵引，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网络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东林在家中受到的压力必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出口。他在家中感受到的关于农事的矛盾将他更坚定地推向外面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去茶馆并成了那里的常客。
在茶馆里，东林注意到过路的人们在歇息时需要一些茶点。他向店主提议让自己卖花生给他们。但是他没有获得支持，而且卖花生在物质条件上也不现实。直到有一天，东林在与本村的小混混们赌博时赢了几块钱，他用这些钱从一个邻居那里买回了生花生。自那以后的两三年里，他一直在卖花生。他经常不回家而睡在店里，与店主、生意人和村里的小混混们成了朋友。
这种从家庭到茶馆的转变，将东林的生活重新置于一种平衡之中，并且拓宽了他与外界的联系。这使得他从过于严密的家庭监管中稍稍解脱，并且在茶馆的人们之间找到了一个位置。
有一天，他坐在花生摊边上，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来人是他的姐夫张芬洲，他大姐的丈夫。张是一个老派的中医，时常在村里行医。他出生的村庄叫陈洋，在西路边的山上，介于县城古田和湖口镇之间。
张芬洲走近的时候，东林起身同他寒暄。两人就生意做了简单的交流之后，东林将姐夫请到了家中，在那儿待了一天一夜，商讨如何开店赚钱。芬洲告诉他，在湖口镇，人口增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换货物，有前景的商机不断涌现。听到这些消息，东林兴奋地让姐夫为开店起草一份明确的计划，并贡献出了自己卖花生的全部所得。张芬洲实际上只对开设一家药铺感兴趣，因为自己可以一边行医一边卖药。但黄东林希望加入其他行当如酒和花生。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
但是，两人的计划直到半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这期间，两个人频繁互访，因为他们不仅要计划如何妥善使用资金，而且要反复思考经营店铺的细节。
他们到了湖口镇。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镇是一个码头，因山谷环绕，从江上是看不到的。一条以县城为起点、与西路平行的小溪在湖口山陡峭的左侧汇入江中，码头就设在山的右侧。从码头拾级而上就到了山峡，这是主街的起点。这条街顺着石阶而下，一段距离之后延伸进镇的中心，一直到达镇庙前的三角广场。庙的东边，西路逶迤延伸，往东南穿过小溪上的桥，有一条路沿着对岸的闽江通往下游。闽江汇聚并流动着福建省的历史、商业贸易和生命力。
在镇上看了一圈之后，东林和芬洲在主街的中段租下了一处地方，年租金50块钱。这个地方包括一间泥地面的厅堂，高出地面许多的柜台，柜台之后有一个小间，另有一土楼梯通向楼上的贮藏室，后面还有一个厨房。厅堂的一侧摆放药品、箱子和盒子，另一侧则是大酒坛、花生袋和其他器具。
店铺开张的时候一共有四个人。四人之间虽然看起来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但是的确有着不同的任务。芬洲，这个年长一些的合伙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掌柜。同时，他负责大部分与药品相关的工作。他也时常出诊。东林，虽然是芬洲的合伙人，但更像店员。他年轻力壮，乐意承担店里所有的体力活。张茂魁是芬洲的长子，虽然只有12岁，但他不仅会记账，还能做些其他的杂事。一个名叫姚云生的是店里的厨子兼学徒。
店铺很快就开始顺利有序地运转了，四人的合作也非常融洽。通常是顾客到店里先询问酒的价格，得到东林的答复后，可能买也可能离开。但更多时候顾客会要求见掌柜，也就是张芬洲，想让他更便宜些。有时讨价的时间很长，不过一旦讲好价，芬洲就让东林给客人倒酒。东林倒酒的时候会大声报出数字，账房茂魁则会记下来并折算为钱数。然后顾客就走到柜台处询问账房应该付多少钱。在他付钱的时候，东林会把酒装入顾客的酒罐或酒瓶中。之后顾客又回到东林那儿取酒。在互道再见之后，顾客就走了。
这是店铺通常运转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有时芬洲不在，东林就成了最终拍板定价的人。有时东林也会参与其他业务，此时芬洲和茂魁就会倒酒。有时甚至学徒也可以倒酒，但通常他只负责做饭、担水、洗衣服、拖地和跑腿。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祖父去世、哥哥成为一家之主时黄东林生活上发生的变化。他将注意力从家庭农业生产转向了茶馆，但他依然摇摆于两者之间，保持着新的平衡，直到命运将张芬洲带入他的生活。自己和芬洲的店铺意味着关系之网上一种新的牵引，而这种关系之网就是他的生活。店铺将他从黄村带到了湖口镇，这切断了他与茶馆那些人之间的联系，也使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家庭。他的哥哥东明会不定时地到镇上来看看他并为他们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买些东西，但东林本人很少回家。此时，店铺而非家庭成了他生活的中心。
至于店铺，这是一个紧密联结、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它就像一个小王国，其中张芬洲是领袖，而东林、茂魁和学徒云生是追随者。待售的酒和其他商品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构成了忙碌的场景和活动，填满了每一天。在祖父去世之后头一次，东林的时间被完全占据了。
虽然在店中忙碌，东林还是无法忽视门外小镇生活的快速变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湖口，有本区的，也有外地的。许多新的店铺出现了。闽江上往来湖口和福州的帆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此时西路已经比连接水口和古田且一度繁华的南路更便于商贸，因为南路穿过山区，强盗和土匪经常出没劫掠路人。
随着生意的兴盛和湖口镇的发展繁荣，芬洲和东林开始有意扩大店面。当时，从沿海的福州运往内陆城镇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盐和咸鱼。盐是政府垄断专卖的，但镇上的商人可以从福州的市场上买回咸鱼再卖给镇上的居民和村民。相反，居民和村民则为福州提供大米，这是华南最重要的主食。西路沿线的村民常常将大米运到湖口，卖给米店，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商人们再装船运往福州。
湖口的许多店铺兼营咸鱼和大米，从农民那里买入大米再将咸鱼卖给他们。因此，芬洲和东林两人决定加入上述业务以扩展店铺。经过这一步，他们的生意就会变大，但要实现它，还要与福州建立联系。
于是，在22岁那年，东林第一次到了福州。当时他已经出落成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他和他的朋友郑卢国和王一阳一道上了船。一阳曾经是西路上买卖鸭子的商贩，东林在黄村茶馆卖花生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然而早在东林在湖口开店之前，王一阳已经和他的兄弟开起了店铺，从一个小商贩变成了做咸鱼和大米生意的大商人。所以，他已经去过福州多次，并且在那里认识很多人。另一个朋友郑卢国则是福州人，在湖口开了一家店，经营海鲜、服饰、蜡烛和其他商品。他的店铺同东林和芬洲的店铺隔街相对。
经过三天的航行，他们抵达了距湖口镇80英里的福州。福州城坐落在一片平原或者说盆地的中心，方圆300平方英里，四周有陡峭的山峰为屏障。闽江自西向东流经盆地，在南台岛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支流。北边的支流穿过洪三桥和长寿桥，在罗星塔再度与南边的支流汇合。长达1400英尺的长寿桥，非常有名。它始建于11世纪，最早是用石头建的，1931年复建的时候用了混凝土。它将主城区与南台岛相连，岛上有许多外国的商店、银行、教会学校和领事馆，还有邮局和海关。
在福州，一阳和卢国将东林介绍给中亭街的一些鱼店老板，这条街的南端与通往南台岛的长寿桥相接。因为临近码头，鱼可以从罗星塔逆流而上运进来，所以这条街专门留给那些专营咸鱼的店铺。东林从中亭街的鱼店买了各种各样的鱼，暂时存在一个货栈中，等待船只再运往湖口。他住在这个货栈中，每天在城里转，观察城里的生意，注意鱼价的变动，也拜访朋友和生意上的熟人。每天晚上，他都写信给芬洲，报告市场状况和鱼价。芬洲则回信告诉他湖口需要什么样的鱼和售价。
在福州待了将近一年之后，东林习惯了那里的商业生活，也更加了解贸易的机制。因为常感觉从湖口店铺取钱不方便，有一天，他便同一阳谈起要与本地的钱庄建立联系。一阳已经与其中的两三家钱庄有往来，他于是陪同东林去了天济钱庄。在会见老板的时候，一阳介绍了东林并建议为东林所代表的湖口店铺开设一个账户。老板打量着年轻的东林，觉得他精神抖擞，欣然同意。与钱庄的初次联系意味着日后店铺的更大发展。
关于本地的钱庄有必要再略作解释。这些钱庄未必拥有雄厚的资金，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这种钱庄很多。他们发行自己的银票，面额不等，有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有时也有十块的。银票票面印着钱庄的名字，但金额处是空着的，需由发行钱庄的负责人填写，以避伪造。钱庄也为不同的商贾设立账户，条件是客户可以以存款数额为上限透支。这些贷款或者借款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归还，通常不超过两周。
有了与天济钱庄的关系，东林发现自己的生意好做多了。自那以后，当他从中亭街的鱼店中定购鱼的时候就无需再带着现金了。他可以短期赊购，然后让搬运工将鱼送到货栈就好了。鱼店每月结账两次。
在这期间，东林也要安排将鱼从货栈运往湖口。当时大约有20条帆船往来于湖口和福州。每条帆船为某一家所有，世代相传。这些船装载大米沿闽江而下。
船主和湖口的店主是生意上的伙伴，他们相互依存使贸易得以持续。每一次航运，帆船根据船主和内陆店铺在福州的代理人之间的协议，运载所联系店铺的货物。
黄东林接触并熟识的另一个阶层是搬运工。数以千计的搬运工在码头等待或者在福州的街上溜达，寻找临时的工作机会。正是这些头戴竹笠、衣衫褴褛的搬运工将咸鱼从中亭街搬到货栈；同样，另一拨搬运工又将咸鱼从货栈搬到准备开往上游的湖口的船上。但是，这两拨搬运工，各司其职，从不竞争或相互叨扰。双方各有自己的地盘，负责从鱼店往货栈送鱼的搬运工不能介入把鱼从货栈送上船的工作，若任何一方的任一成员侵入另一方的领地都会导致冲突。而且，每个搬运工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出入街道或货栈的权利。但这些搬运工与黄东林这样的商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工作，每天当搬运工们拿到属于自己的薪水时，双方的关系即告结束。东林只知道他们是搬运工，此外再无深入的了解。
业务扩展、更广泛的联系以及忙碌的鱼米交易所带来的刺激，对黄东林及其合伙人张芬洲寻求拓展的生意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林与王一阳从小建立的友情随着二人同为商人而加深了。这对于东林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一阳阅历丰富，可以轻松地将东林领入一个更广泛的关系圈。
当然，这一切对于东林的生活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变化。现在，他几乎完全切断了与家庭和村子之间的联系。虽然他仍然是留在湖口店里的姐夫张芬洲的生意合伙人和代理人，但他越来越沉浸于在福州作为鱼商的生活。新生活日益将他带入中亭街的店铺，诸如天济一样的钱庄，一阳的关系圈，以及船主、船长和喧闹的码头搬运工之间。偶尔，有那么一瞬，乡愁会将他的思绪带回家，带回农耕生活，苍翠的金鸡山下的村庄，以及儿时在祖父身边走过的小路。但多数时候，他的日子都被生意和城市生活填满了。咸鱼生意涉及的买入卖出、搬入搬出、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协商构成了一种平衡，甚至构成了一种生活，他活跃于其中，心满意足。每月两次，当所有的鱼店结完账，东林便走进天济钱庄取出钱。他会径直走到货栈付款给各个鱼店派来结账的伙计。于是他就很满足地坐在那里，因为自己能够清偿欠款，也因为在维持生意日复一日的运转中很好地证明了自己。他能够感觉到，在江上源源不断的鱼米运输中，在清偿债务、安排新的借款以及为了使贸易顺利运转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中，自己实现了融入一方天地的满足与调适，而这方天地，是他必须立足其中的。
闲暇时光，东林常常与郑卢国一道外出，卢国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一次，他们去一处温泉洗浴。这是一个火山温泉，周围建了许多浴室。这些浴室扮演着类似会所的角色，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形形色色的人们来这里洗浴和谈生意。这一次，当东林和卢国泡完澡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两人开始慢悠悠地聊天，卢国借此机会告诉东林他应该成家了。
“你该成家了。”他说，“我有一个本家，住在朝天村。他们家有两个女儿，都在20岁上下并且待字闺中。”
东林答道：“听说过她们，但是在认真考虑你的建议之前，我要对这家的真实情况多些了解。”
获悉东林对郑家有兴趣，卢国于是在几天后带来了消息。
“郑家的父亲是个农民，但是读过一点四书五经。除了两个女儿，他还有三个儿子。这是一个‘清白’的家庭，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大女儿最好，因为她聪明勤奋又孝顺，而且老实能干。”
东林说：“那正是我想要娶的人。”
回到湖口，东林对郑家作了进一步的打探。等到有些眉目的时候，东林就回家征求家人的意见。他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叔父黄玉衡——这一房目前唯一健在的男性长辈，以及母亲和兄长。他们不反对，于是两家就订立了婚约。
那些年，东林时常往来于湖口和福州。有一次，他乘船渡江，船在朝天村停靠。朝天村坐落在闽江边，在湖口下游十英里处。他碰巧和一位邻座的老人聊天。船快靠岸的时候，他得知老人是他未来的岳父，但他还不敢作自我介绍。聊天时，老人还问起东林家是哪个村的，得知后老人还向他打听黄东林，殊不知身边站着的这位就是他。东林左右为难，根据传统，在成婚之前，男人不应与未婚妻的家庭成员有联系。所以他只能告诉老人他所打听的人是他的兄弟。老人一听立即邀请他去家中，东林更加为难，只好婉拒。一旦告知真实身份，再拒绝邀请的话就是大不敬。但是如果他接受了，即使是以虚假的身份，他也是无礼地闯入了未婚妻的家。
结婚的时候东林24岁，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自己选择妻子，由同辈同龄的朋友张罗安排，这在村里是个例外。一般而言，提亲总是由一家之长发起，订婚和婚礼都由长辈们安排。但是由于他的哥哥东明——家中的正式家长——很早之前就公开奚落他娶不到妻子，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东林只能决定自己操持婚事。村民们对此没有异议。生意上的成功让长辈们认为他是前程远大的人。
东林已经深深地卷入福州城的商业世界中，因此，若不是另一股力量将他拉回村庄和家庭，他在那里的生活将会越走越远。这一次，动力来自郑卢国。做生意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也促成了他们闲暇时的相聚，他们设法将这些时光作为忙碌商业生活之余的调剂和放松。他们一边休息，一边谈论私事和抱负，也交流彼此关于家和家人的记忆。正是在这些闲暇时光的讨论中，东林的婚事被提上日程并且很快得到了实现，接下来他生活轨迹的变化也是如此。此时，东林最终回到了湖口的老店工作，他在福州城的鱼贩子和代理人的角色由张芬洲的长子茂魁接替。
在湖口，东林接管了大部分的咸鱼销售和稻米收购业务，而芬洲则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卖药和行医。他们放弃了原先卖酒和卖花生的业务，专注于鱼、米和药这三项。当然，店里雇了更多的人：一个账房，还有一些伙计和学徒。
在店里，东林有时候喜欢坐下来给茂魁写信，告诉他自己在福州那些年所学到的生意上的经验。他喜欢到街对面卢国的店中，和他一起喝杯茶。逢年过节，当所有的村民走亲访友的时候，东林只需走出店面，带上两袋应景的礼物，回到村里的家中。他又能同自己的家人——母亲、哥哥、嫂子、妻子和侄子、侄女们一起吃饭了。他从外面的世界、从和他一样的有钱人的世界里再次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