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习惯了在镇上店里的生活，东林对于家人和兄长在村里的农业生活并非毫不关心。每逢年节和其他特定场合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黄家兄弟既谈生意也谈农事。他们会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计划着犁地和除草、播种和收割，以及交租纳税等。因为尚未正式分家，无论是店铺的收入，还是农田及其产出，仍然属于公产，同属于两兄弟。因此，两个年轻人会对彼此的工作感兴趣并且一起为整个家庭的利益盘算。
偶尔，东林会扛着锄头在田间地头转转，帮他哥哥灌水，就像所有的农夫在灌溉季节必须做的那样。多年不接触农事，东林现在看着绿油油的田地颇为感慨。在喧嚣忙碌的城镇生活之余，漫步在田埂上，在宁静的气氛中倾听林间的鸟叫声和山谷中潺潺的水声汇成的自然乐章，他觉得心里异常放松。
黄家兄弟虽然对土地有某种所有权，但他们仍然属于佃户。根据当地的土地租佃法，土地所有权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地主占有土地的“底盘”或者底土，并且拥有收地租的权利。他是土地的合法持有者，他的名字在政府登记在册，并向政府交纳地租。但是拥有地表的人，也被村民称为“根持有者”，对地表拥有永久的占有权。“根”一词显然代表着土地的一部分，即庄稼的根所生长的土壤。这些承租人或者“根持有者”通常自己耕种，在这种情形中就被称为“自佃农”。但有时，“根持有者”也将永久租佃的土地转租给其他农民，赋予其临时的耕种权。此时，二佃农需要付租金给“根持有者”。
这种土地租佃制度在当地被称为“底—根租佃制”。拥有“底”的地主，通常得到土地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根持有者”得到收成的四分之一，而佃农，也就是实际耕种的农民，得到另外四分之一。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并非绝对，而是存在多种变化。理论上，只有地主需要纳税，但有时承租人也被迫纳税。承租人的税被称为“小税”，以区别于地主所支付的“大税”。黄家兄弟是“自佃农”，也就是承租人，他们同村里的多数村民一样，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他们的地主则住在古田城里或者湖口镇上。收获季节，地主派他们的代理人到村里征收实物地租。回到湖口之后的那些年，每当地主的管家们来到村里，东林就会火速从店铺赶回家，温和有礼又精心地款待他们。城市生活的训练竟然在这里也能派上用场，当管家们对东林的谈吐和行事印象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有节制，渐渐地，他们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刻薄了。
在婚后的几年中，命运为东林设计出了一个完美平衡的框架。他往来于店铺和家庭之间。扩大的店铺激励着他，也占据了他在生意场上的大部分时间。他将如此多的时间花费在讨价还价、思量盘算、发号施令和与人交谈之上。但是，家庭成员的增加和活跃的家庭生活也常常将他从喧嚣忙碌的店铺中吸引回来。出生、庆典、宗教祭祀、收获、节日，每一个都是他回到土生土长的村子的理由。在这些场合，他或者坐在家里温暖的炉火边静静地放松，或者懒洋洋地沿着绿色的山谷和寂静的田间小路踱步，这种放松为他迎接新的考验注入了新的能量。家庭和店铺、村里和镇上、农事和生意，简言之，宁静和奋斗之间的交替，给予了东林一种从未享受过的平衡。
但是，这种生活上的平衡并未持续多久。黄家兄弟不久之后就分了家。他们各起炉灶，母亲是连接两个家庭的唯一纽带。这种新的安排对于两家来说都意味着新的负担。东林的妻子黄太太发现自己起早贪黑地劳作才能维持新的小家庭的运转，包括独自照顾小女儿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往大家庭的关照现在统统没有了。
分家不到一年，东明突然病重。他的兄弟东林只能放下生意回到家中。老医生张芬洲，也就是他们的姐夫，立即被请来。试了好几副药，依然不见起色。卧病在床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东明忽然将所服的药全吐了出来，并且说觉得自己完全好了。他下了床并且四处走动，告诉大家他刚刚经历的幻景。
“我离开家去地府，”他说，“刚走到古田城门的时候，碰到了我爷爷，他拄着竹杖。我一走近他，他就扬起竹杖似乎要打我并且喝令我立刻回家。这就是我还在人世的原因，我不会死了。”
但是，东明的幻景在现实中只持续了三天。第四天，他再次病倒并且悄无声息地去世了，撇下了他的妻子——伯母林氏和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当时才11岁。
东明的葬礼很快进行，他被葬在他父亲的边上。但是对逝者的哀悼并未随着葬礼的结束而终止。盛年守寡的伯母林氏，终日啼哭，抱怨自己命苦。她的孩子们跟着她，时而大哭时而呜咽，虽然两个最小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东林的母亲也是以泪洗面。但是，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东明死后，她对东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他将新近分开的两家重新合并成一家。于情于理，东林十分清楚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他如何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他的侄子侄女，也就是父亲的直系子孙们忍饥挨饿呢！
当然，东林本人也因为兄长的死而深受震动。他的生活格局再一次被粗暴地打乱了。然而这一次的混乱甚至比祖父的逝世带给他的还要严重。重新合并的家庭比原先更大了，东林因而需要承担起比以往更多的责任，因为他现在是家中三位妇女和六个孩子能指望依靠的唯一成年男子。
因此，东林此前乐在其中的平衡格局也被命运新的流转无情地摧毁了。再也没有炉火边的放松，再也没有山谷中的漫步，因为自己一个人无法耕种全部的土地。葬礼之后一回到家，他就不得不将家中的土地租给了二佃农，并且在佃农和地主方面都作了安排。请记住像现在东林这样的“根持有者”，只能得到土地收益的四分之一！因此，他从土地上得到的收益是何等之少啊！环顾桌边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何才能供养这一大家子人啊？最终，东林长叹一口气，说：“我只有一双手，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问题不久就得到了解决。全家都开始应对危机。因为东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镇上的店里，他的母亲，也就是家里的祖母潘氏，成了家中的女家长。虽然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但是由于受苦的经历，她依然保持着一种勤勉的精神。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将家中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同两个儿媳——伯母林氏和黄太太——一起，在家务之余，纺纱织布。三个女人将一种从贫瘠土地上种出的麻织成麻布。麻布在市场上卖出之后能给家庭增加微薄的收入。
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伯母林氏被迫遵循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另一家做童养媳。所谓童养媳，指的是尚未到成婚年龄的小女孩，被送到同她订婚的男孩家抚养。这一做法在村里的穷人阶层中十分常见。
家里的女人们千方百计地省钱。她们经常到村后的山上砍柴或者收集干枝枯叶作为柴火，收集猪粪作为农田的肥料。什么都不可以浪费。
有一天，祖母潘氏在捡拾猪粪的时候，东林七岁的女儿，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家伙，跑到她身边。小女孩从口袋中拿出一块白色的糖果。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得到这种糖果，所以一直把玩着而没有立即吃掉。但是当祖母潘氏看到这块糖果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愤怒。她大步走回家，抓起一根篾条，让小女孩交代糖果的来历。黄太太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伯母林氏出来承认了，说是自己在一个旧衣箱中发现了一点钱，然后就用这点钱从碰巧路过的小商贩那里买了这一小块糖给小女孩。祖母潘氏如何能相信这种说法？她深知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所有的钱都投在店里了。她坚信她的儿媳妇是用家里的米买了糖果。她愤怒地鞭打两个儿媳妇和小女孩，边打边嘟囔，她守了二十多年的寡，从来没吃过一块糖。儿媳们没有再解释什么，静静地承受着鞭打。
但是小女孩不能忍受体罚的痛苦，号啕大哭。一两个小时之后，她着了凉，病得很厉害。三天之后，在所有的女人们尚未注意到她的病有多严重的时候，这个迷人的小女孩死了。黄太太紧紧抱住她冰冷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小女孩是她的第一个女儿，那么甜美可爱，死后也从未被遗忘。黄太太一直记着这个小生命以及她所承受的疼痛和伤害，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的其他孩子讲述这个头生女的故事，她成了家庭困难时期的见证。
然而，不幸才刚刚开始。一段时间之后，黄太太的另一个女儿刚一出生就被送到另一家做童养媳了。因为只有把孩子送出去，母亲才能省下精力做家务。地方习俗为减轻家庭负担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但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女孩才会被送出去，无论家庭如何贫困，所有的男孩都必须由自己的父母抚养。
几乎与此同时，东林收到了不好的消息，是关于他最小的侄女的，她也是被这个家庭作为童养媳送出去的。她未来的丈夫，邻近的徐家的男孩在镇上当学徒。但是她的公公婆婆，也就是男孩的父母在短期内相继去世。所以，只有六岁的小女孩，现在没人照看了。东林无奈，只能派人将她接回家中。到家后，小女孩断断续续地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她形容自己是“水壶里的一把米——还是坐在热炉上的水壶”。她说得如此楚楚可怜，还带着徐家特有的口音，把黄家所有的人都逗乐了，欢迎她回家。
在这段时间，东林如往常一样继续经营他的生意。他和芬洲租下了隔壁的店铺，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与原来的店铺仅一墙之隔。在墙上挖一扇门，新楼与店铺就合并在一起了。他们将所有的药品搬到新楼中，芬洲现在主要就在那里活动，开始向姚云生传授药理知识和治疗方法。
在家里，东林也作了一些新的安排。他的两个侄子现在都已经有十几岁了，可以供作为一家之长的叔叔使唤了。大侄子更为机敏，他曾经奶声奶气地告诉叔叔，“等我长大了，我就赚钱帮你，叔叔，就像你抚养我们长大并且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谎言，这个孩子最终成了他叔叔的死对头。
由于侄子们还太年幼体弱，无法承担所有的农活，东林雇用了一个叫南明的长工，自己和南明一同耕种已经从二佃农那儿收回来的土地。通常情况下，村民们在农活上相互帮工。以工换工，这是互惠合作的基础。很少有人会雇用帮手，但是，南明却是一个长工，需要付钱，工资大约是每年40到50块钱。他的膳食住宿都由东家提供，农具也是如此。南明四十多岁，是黄家的一个远房姻亲。但就是这种很远的关系已经足以让东林称他为“叔叔”，他也因此被尊重和善待。
兄长死后，东林差不多花了十年才将生活调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他们说这是“风水”，一种偶然的不受控制的力量，正是它决定了一个人生活的沉浮。或许吧，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人本身和生活体系中将他与他身边的人联结在一起的关系，以及他所受到的这样那样的牵引力。家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系，一张围绕某个人结成的牢固的网，他的习惯、义务、情感和欲望因而都要微妙地维持平衡。一个家庭成员的离开，突然扯断连接他与其他人相互之间的牢固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东林及其家庭就是如此，接踵而至的打击对他们生活之网的震动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到了使之崩溃的程度。孩子们饥肠辘辘，不得不出租家田，被迫送养小女儿，家庭经济异常窘迫，以及头生女的死，则是粗暴地动摇他们生活格局的另一些危机。
或许，“风水”控制着这些事情，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但是人类生活中有一种弹性是其无法控制的。当生活之网中的某些联结被危机肢解失效时，另一些联结会全力发挥作用。这里的情形就是这样。并非东林所有的生活都深陷困境，那些未卷入危机的联结渐渐使他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为他的家庭设置了新的生存格局。
渐渐地，在持续十年的危机和艰辛之后，东林在店中的日常生活，女人们在家庭事务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构成了他和她们各自新的动力。通过这种途径，原来的生活重新显现。“风水”已经不好到极致，他生活中的基本网络却顽强重现。家中的土地被收回，而且东林现在有了新的乐于帮他的人手——他的侄子们和长工南明。借此，他和他的家人再次形成了一个平衡的生产单位，这一最终结果只有通过调适和再调适才能成为可能。
自从东林和芬洲因增加大米和咸鱼业务而拓展了生意，店铺日益兴旺。它成了运往下游的大米和运往上游的咸鱼的交易市场。坐镇湖口，这个店铺从西路周边乡村的村民那里购入大米，再将其经水路运往福州出售。另一头，从福州中亭街买入的咸鱼被装船运往内陆的湖口并在地方市场上出现。这是繁忙的不间断的生意，地方商品借此从村庄流入乡镇再从乡镇流入城市，而城市商品则反向流入乡镇和村庄。从这项他们日益精通的生意中，东林和芬洲这两个姻兄弟开始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所以，黄家再次进入到繁盛和安宁的日子。此时正值东林的第四子出世，因为他在所有兄弟中排行最小，所以被称为小哥。这个称呼后来就成了他的大名。家族传统规定，所有同辈的男性要根据其出生的先后顺序称呼。在同辈男性中排行最小的小哥被称作六哥，“哥”是对同一辈的所有男性的称谓，既包括亲兄弟也包括堂兄弟。他的两位最年长的堂兄，也就是东明的两个儿子，因此是大哥和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则都是他的亲哥哥。
小哥即将出世的时候，他的祖母派南明去了湖口。东林本人没有回家，而是派他的长子，当时正在镇上的私塾念书的三哥，回家代替父亲主持出生仪式。
三哥先去了镇上的庙里拜临水陈太后，从那儿请回一个燃着香火的香炉。回家的路上，三哥撑起雨伞保护香炉，因为据信陈太后的灵魂就住在其中。回到家中，他将香炉放在母亲的卧室，产婆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陈太后的香炉一到，新生儿就来到了人世并开始啼哭。
小哥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黄家的新成员。伯母林氏立即开始在厨房准备鸡蛋和面条，以便屋里所有人都有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来庆祝这一时刻。所有赶来聆听喜讯的邻居和亲戚，都能分到鸡蛋和面条。面条寓意长寿，而鸡蛋则寓意平安。鸡蛋还被染成红色，因为红色代表喜庆。
出生后的第三天清晨，新生儿第一次沐浴。这也是一种仪式，由祖母潘氏在其他妇女的协助下进行。她坐在浴盆旁边，拿起一个红鸡蛋绕着小家伙的头转三圈。一边转一边哼一首小调，祈祷小脑袋长得跟鸡蛋一样圆。等到小哥长到一个月大，即所谓“满月”的时候，要再次准备面条和鸡蛋以示庆祝。
在这个场合，东林那个一出生就被送走的二女儿也回到家里。她现在已经十几岁了，矮小、相貌平平并且怯懦，这种怯懦是像丫头一样寄人篱下的结果。她的两个弟弟四哥和五哥常常取笑她，但她只是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以后去她家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兄弟的礼遇。现在他们又戏弄她，这一次她转向新生儿，抱着他说：“亲爱的小哥，我们家就欢迎你一个，我会每次给你准备一大碗面条和两个荷包蛋。”
黄家人一直记着她的话，直到一年后她夭折的消息传来。她在未婚夫的家中死去，死因不明。这就是东林二女儿的结局，她同大女儿一样命苦，但是她也一直被记着。
在他的第一个生日，即一周岁的时候，小哥被打扮一新后带到堂屋。他的母亲黄太太将他抱在怀里，他的祖母则递给他一个随意摆放着各种小物件的漆托盘。有一枚印章、一支箭、一张弓、一支毛笔、一个砚台、一叠纸张、一块银元、一杆秤、一些花生、一双筷子，还有稻草和几样实物模型。小哥伸出右手抓起毛笔，左手抓起那叠纸，堂屋里所有在场的人开始欢呼。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将会成为大学问家，金榜题名，这是他现在的选择所预示的。他们回忆起多年以前他的父亲东林如何在抓周时选择了秤和银元。他所抓的物品确实预示了未来，因为东林现在成了商人。
在诸如满月、周岁这样的场合，婴儿母亲的娘家人本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小哥的外婆家很不幸，不仅外婆已不在人世，而且一场突然的大火还烧毁了宅子，吞噬了三个舅舅的生命。家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个童养媳，她原本要许配给年龄相当的二舅舅。现在，因为未婚夫家中所有人都已亡故，她可能被族人卖掉，好在东林足够机敏，为她招赘了一个丈夫，以确保郑家香火的延续。
此时正值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城市中出现的动荡不久就波及了乡镇和农村。一天，村中的一位长者突然警示说“长毛子”来了，正往黄村逼近，所以所有的村民不得不逃离村庄，躲进深山。黄太太背着小哥，拉着四哥和五哥，以她的小脚所能及的最快速度从后门逃出。但结果证明来的是革命党而非长毛子，他们也不打家劫舍。乡亲们依然记着的所谓长毛子，指的是1850—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军。
革命爆发的时候，东林的长子三哥不在家。在镇上的学堂念了两年书之后，他就去和姑姑住在一起。这个姑姑是东林的二姐，嫁到了一户姓王的人家。王家有一个堂兄叫王齐祥，是小学校长，三哥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齐祥参加过乡试，中过举人。后来，我们将会看到，他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两年之后，三哥被叫回家，东林让他同芬洲的三子茂德一起去位于福州南台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习。此后六年，三哥便一直待在那里。
不久，东林安排了侄子——大哥的婚事。婚礼后的第二天凌晨，侄子冲到叔叔的卧房要求他把新娘送回去。大哥说他做了检验，证明新娘不是处女。他说他的姐夫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告诉了他这种检验的方法。东林对这两个年轻人——大哥和他的姐夫——十分恼火，责备他们这种愚蠢的行为。面对东林的训斥，大哥刚想继续为自己申辩的时候，新娘的房间传来一声惊叫。伯母林氏发现新娘企图自杀，已经服了毒。所有的女人都冲进去帮她催吐。不久，新娘苏醒了，为所受的羞辱而痛哭。
新娘不仅身材修长，容貌美丽，而且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在家中行事得当。此后，大哥和她变得恩爱，但从此对恶作剧的姐夫怀恨在心。
此时，东林利用春节休假去拜访叔父玉衡，商量祖父母迁葬之事，因为他们的灵柩还停在地里的浮厝中等待最终安葬。第二天，东林和玉衡陪同一位风水先生开始寻找合适的墓地。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将罗盘放在小山丘上的一点，从这里往下能看到广袤的农田。他解释说这座山看起来像一只老鼠，头伸向长着庄稼的农田。这种地势被称为“鼠朝食”。有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人们会富足发达。
由于村民笃信风水，根据地形地势对墓地进行占卜便成了葬礼的必要步骤。东林买下这块宝地之后不久就在上面建了墓。墓全部用砖砌成，长约50英尺，宽约30英尺。下葬仪式随后在这里举行，祖父母的遗骨最终被埋在砖砌的墓室中。此后，东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他为自己敬重和曾经如此亲近的祖父选择了理想的墓地。
祖父母入土为安的事情在过去20年间一直占据着东林的思绪，这不仅仅是出于尽孝的义务。我们还应记得东林小时候与祖父之间的感情如何深厚，而祖父的死又如何打乱了他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店铺中忙碌的时候，还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回忆起走在祖父身边的日子。现在，他终于能够看到老人在风水宝地上安宁地长眠。这对于他和他的生活而言是多么大的欣慰啊！他为此感到释然和安心。
然而，时间不断带来变化。老的回忆还存着，新的回忆也越来越多。毕竟，东林对长辈的义务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年轻一代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人类的生活是轮回的。正如我们在黄家所粗略看到的，诸如出生、教育和婚丧嫁娶，是可能脱离正常生活轨迹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以危机开始，而每一次危机都激起变迁，并伴随着将生活从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的仪式。
与此同时，店里的生意又使东林来到福州。有一次，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郑卢国。两人又去了以前常去的浴室。他们在并排的长椅上躺着，懒洋洋地聊天，这时，一位身着蓝布长衫、敲打着角器的算命先生蹒跚走近他们。卢国招呼了一声，他就停止了敲打。算命先生在椅子上坐定，卢国转向东林并让他说出他的“八字”，即出生年月日和时辰，以便算命先生测算他的命运。
记下东林的生辰之后，算命先生打开了他的神秘册子并沉思了几分钟。然后他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并转向他的顾客说：“若你们不介意，先生们，我就如实解释我所写的了。”
“我们不介意，请解释吧。”
“从头说起，”算命先生继续说道，“我所算的这位先生在生活中必定经历了许多困苦。他幼年丧父，但母亲会很长寿。十多岁的时候，他必定承受着孤单、矛盾、不安、贫困和很多其他苦难。正当他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场巨大的不幸降临在他身上。那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家庭成员的过世，他因此需要承受更多的负担。
“在生活的当前阶段，他必定正在享受一种日益发达的状态。他现在一定是一个终日与贸易平衡以及借贷打交道的商人。当他在外打点生意的时候，他忠贞奉献的妻子在家帮他管理家事，所以家宅平安。将来，他或许会有至少四个儿子帮他使这个家族兴旺。
“他的家庭和生意迄今为止比较顺利，但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将有大难，可能夺去他的性命。若大难不死，他也将陷入一场大麻烦，散尽大部分钱财。若能度过这场灾难，他未来的生活将如同海面一样平静。”
算命先生走后，卢国和东林对他的预言付之一笑。命运真的会将东林带入险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