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哥之死对黄家产生的最终影响比一开始显现的要大得多。直到五哥在家族生意、福州城的咸鱼买卖，尤其是在航运业和轮船公司方面的影响力消失以后，重组公司中两派之间的潜在矛盾再度爆发，并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斗争。冲突在很多方面表现为以新代旧。黄家无人能逃脱这一更大的矛盾，像三哥和其他儿子一样在城里和沿江谋生的人无疑更不能，这与那些在村里的田间地头和在镇上的店铺里的人，例如几乎已经退休的东林不一样。以往五哥实际上是众人之间的重要纽带，他是一股力量，以其友谊及对老河运商人的同情维系了轮船公司的完整性。现在，他不在了，剩下的兄弟们只能独自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
即便在外念书暂时在家小住的小哥，也无法躲避家庭命运的影响。公司分裂时，他恰好也在场。他回到福州，与三哥同住，三哥现在住在南台岛上的一所公寓里，在城市的南郊，经长寿桥与市区相连。接受了大学教育以后，弟弟自然而然地对学术的追求兴致盎然。有一段时间，他在当地一家周刊做编辑，写了几篇亲自调查过的社会问题的文章。
三哥和小哥两兄弟在一起相处得非常愉快。与一般的时而带有敌意、时而一味热情的兄弟截然不同，他们彼此坦诚和友好，一起讨论人生的各种问题。哥哥的工作是教书育人，还是一位管理者，他能提供实际经验，弟弟从中获益良多。小哥掌握了更多关于科学和历史的理论，当轮到他发表观点时，三哥也十分感兴趣。
一天，三哥从轮船公司的管理处回家，告诉弟弟某个船长当天试图逼迫秘书成清变更航程。在遭到秘书的拒绝后，这位船长险些动粗。实际上，这只是公司的众多麻烦之一，因为公司的结构造成各项事务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小哥建议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教书而不是公司的运营上，但三哥认为只要公司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利润将非常可观。由于他忙于教学，无法分身，所以试图找一个人来担任经理，采取必要的步骤切实把公司变成一个运营良好的企业。
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哥恰巧遇到了被罢黜的前任经理齐檀，并邀请他到家中吃晚餐。三哥也加入了他们，三个老朋友在一起十分高兴。借着这次重聚，三哥问齐檀是否愿意再次出任轮船公司经理一职并使公司在未来大放异彩。毕竟，齐檀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他是个大学生，并且持有许多轮船股份。即便齐檀之前被迫下台，三哥依然认为他能再次胜任这一职位。
三哥邀请董事会成员到家中吃饭和会商，但老梁和他的一位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拒绝前来。他们得到小道消息说，这次开会是为了恢复齐檀的经理职位，对此，他们强烈反对。会议就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三哥和南绍的两名属下已经构成了董事会的法定人数。但齐檀认识到老梁一派依然反对自己的事实，请求三哥任命他的堂弟王齐昆接替。齐昆是立阳的儿子，也是后来改嫁的茂德遗孀惠兰的弟弟，他看起来同样适合担任经理之职。
因此，当会议一致投票通过任命齐昆为经理的时候，老梁一派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指控此次投票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还不习惯这种一票之差就决定结果的多数原则。他们不喜欢齐昆，因为他毕竟是齐檀的堂弟，害怕他会走齐檀的老路。而且他们也害怕齐檀会在幕后操纵，而齐昆不过是名义上的经理。
齐檀的确在幕后很活跃，甚至在更换经理之前，他就已经拟好了一封信，解雇包胖子的公司法律顾问一职。包胖子是老梁的亲密朋友，也是老梁引荐的。齐檀这么做是为了试探老梁一派的态度。他让小哥抄写了信件，因为包胖子不认得小哥的笔迹。这是一个诡计，以转移包胖子对齐檀就是解雇他的人的任何怀疑。但是，作为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经理，三哥必须在解雇信上签字。所以，包胖子对三哥的仇恨更甚于对他朋友老梁的仇敌齐檀的仇恨。解雇是很严重的，因为他因此颜面扫地。
结果，当齐昆上任时，老梁一派派了他们的船长和船员去捣毁管理处。这些人多数是街头恶棍出身，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办公处，用最粗俗的沿江一带口音叫骂和威胁员工。齐昆恰好是个倔强坚定的人，他和堂兄齐檀一起上过几年大学，虽然没毕业，但是比齐檀具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他很快把这些人赶了出去。
齐昆不顾威胁和抱怨，迅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理，而且认真履行职责。他首先去了重建局，向那里的官员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自己意图使公司符合重建局很早以前发布的规定。如此一来，他就得到了重建局的全力支持。
接下来，在齐昆的领导下，管理处试图接管货运收费。这一举措使老梁一派大为惊恐。老梁之前不愿依法组织公司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管理处会独揽财政大权。若管理处接管了各条汽船的货运费，再加上已经成为惯例的乘客费用征收，那么船运所有的收入都将集中到管理处。一旦控制了财政，管理处就会进一步宣布全权接手，包括所有轮船业员工，如船长、会计、领航员以及水手的雇用和解雇。倘若财政集中的计划实现，公司最终会出现高度组织化的支配等级，于是命令将从董事会下达到经理，从经理到管理处，再从管理处到员工。各船大股东仍掌管自己职员的独立管理将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各股东虽然普遍在公司持有股份，但实质上已经失去了轮船，因为轮船将归公司而非原来购船的个体商人所有。
两派之间的利益冲突迅速白热化。马南绍已经不在公司任职，但还是他那一派的头儿，在幕后操纵行动。他的女婿齐檀，积极帮助齐昆引进改革政策。甚至三哥也开始与马南绍全力合作。事实上，他们这一派包含了所有受过更高的教育而且学过现代贸易和企业组织法的人。他们认为，财权集中到管理处将使他们能更严格地控制船运和雇用更有能力的船长和船员。他们还力争清除个体股东和船长的腐败行为，这些人将轮船视为私有财产，全然不顾河运业的公共利益。
老梁一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原本是一条船的船主，像东林一样，只是为了方便自己运货。东林或许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他现在已经从繁忙的生意中隐退，在公司里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他的儿子们，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将河运系统视为独立的业务，而老梁和他那一派的成员只是把轮船视为大米、鱼和盐等常规业务的辅助。像老梁、小刘和长邓这些人，虽然仍有影响，但控制的轮船股份已经不多。他们同意创立名义上的公司只是为了重建局要求的注册，非如此不能获得轮船运输的许可。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船长以赊账的方式运货并且一年一结，若管理处以现款方式征收货运费，他们将损失其资金所能产生的利息。
当齐昆发布命令，要在船上当场收取货运现金时，老梁和他那一派的成员反应极为强烈。他们煽动雇员——船长和水手——不断在管理处闹事。他们的雇员也全力支持，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管理处真的实施这一政策，他们将失去工作。
与此同时，长邓被派来与三哥商量，试图能达成妥协。他在三哥面前只是愚蠢地抱怨齐昆的任命和包胖子的解雇，而忽略了更大的问题。三哥回答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缺席会议，在他看来，当董事会已多数通过齐昆的任命之后，他们再对此表达不满是不合理的。至于包胖子，他领着丰厚的薪水却不做事，而现在雇用的另一位法律顾问，他的薪水要低得多。最后，长邓才说出自己一派的真正意图，他们想让三哥将管理处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但遭到三哥的断然拒绝。
这就出现了僵局，无法达成妥协。老梁和他的朋友们抱憾地想起，若五哥还活着，或许他们还有可能如愿以偿。五哥对老梁一派非常友好，他是劝说三哥最合适的人。实际上，以前老梁和三哥初次联系的发起人就是五哥，并因此使重组成为可能，这才成立了公司。五哥站在顽固的老梁一边，而三哥站在富商马南绍一边，兄弟俩一起才能保持两边的权力平衡，两人也都了解各自的内部问题。然而现在，很不幸，因为与马南绍一派走得更近，三哥无法再信老梁一派，而他们也不信任他。显然，失去五哥对三哥而言的确事关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去世毁掉了整个轮船公司。在遭到最后的拒绝之后，老梁一派不再和三哥联系了。他们开始痛恨他，就像痛恨马南绍一样。他们嘲弄和质问他，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他怎么能当上董事会主席。他们还指责他勾结对手来反水，并决定赶走他或者灭掉他。
精力充沛的齐昆接管了经理的职位和责任之后，三哥相对得到了解脱，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教学。现在，他是华南学院的化学教授。凭借这一资格，他被派作学院代表前往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参加一个国防会议。政府召集全国的专家，为国防政策建言献策，并把这些人请到首都参与研讨。日本入侵中国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来自南京的关于参会的命令是秘密的，三哥计划离开福州而不声张。他立即找来齐昆，让齐昆尽快悄悄地了结公司目前的生意，并赶快把所有文件送来签字，因为他即将动身前往上海。然而三哥要离开的消息泄露了，不久便传遍了全城。
启程那天，三哥在妻子和小哥的陪同下来到长寿桥边的码头，一同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开船前五分钟，一名水手鸣锣让送行的人下船，当三哥正与妻子挥手告别的时候，两名当地的警察冲到船舱里逮捕了他。已经向岸边走去的小哥迅速折回。看到三哥在他们手中，请求他们带走自己作为顶替，解释说他的哥哥在上海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但警察回答说这是一桩刑事案件，任何人不得顶替。船还有一分钟就要开了，警察紧紧抓着三哥，他和小哥，还有三嫂毫无办法，只能上岸。
三嫂带着行李回家了，小哥陪着三哥到了地方法院。途中，兄弟俩看到小刘坐在码头边的一辆人力车上，立刻知道是小刘带来了警察并找到三哥所在的船舱。
他们是对的。老梁一派已经聚了很多次，商量对付对手的方法。包胖子，即那位被公司解雇因而丢了脸面的律师，恶毒地密谋罢黜三哥的董事会主席职位。包胖子为支持老梁一派引荐了叶律师，叶律师在市里以能通过“后门”打赢官司著称。听说三哥要去上海的小道消息，叶律师立即抓住这次羞辱三哥的机会。以公司监委会成员小刘和长邓的名义草拟一纸诉状呈送地方法院。三哥被指控意图携带公司的万余元公款出逃上海。正是根据这一指控，地方法院立即派了两名警察去逮捕三哥。小刘先带着警察到了三哥的公寓，但他谎称三哥不在家。他贿赂了警察让他们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因为他知道三哥要在那个时候上船。在船上抓住三哥，更能表明他有意携款出逃。
三哥现在被带到了地方法院，在候审室等待。不一会儿，齐檀、齐昆、成清以及公司新聘的法律顾问赵律师，都来到这里帮助三哥。小刘、长邓和他们那一派的几个人上诉，检察官召集了原告小刘、长邓以及被告三哥。听证会在检察官的私人办公室进行，所以两派的多数成员只能在外面等待结果。
在办公室，检察官先听取原告的指控，小刘和长邓重复了一遍，说三哥窃取公司的一万块钱并企图逃跑。当最终轮到三哥的时候，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出示了中央政府让他前往上海参加国防会议的文件。三哥请求检察官不要声张这一任务，因为政府要求保密。看了文件之后，检察官立即转向原告，斥责他们闹事。长邓和小刘还愚蠢地试图上诉，指控被告是盗贼。检察官命令他们闭嘴，他说他现在已经知道三哥是什么样的人了。他警告他们不要干涉这样一位有身份的教授，他正打算去执行一项事关国家利益的任务。然后检察官再次转向被告，允许他去上海并将官司推迟到他回来。对于原告导致的金钱和名誉损失，三哥保留所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检察官对此表示同意。
听证会解散后，小刘和长邓两名原告大为惊恐。三哥竟然拥有一份如此重要的秘密文件，致使检察官立即明显地偏向于他，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叶律师建议他们检查管理处的账簿，从中发现纰漏，即便再小，也能使诉讼继续进行。
三哥从南京回来后，官司继续进行。现在，此案已经分配给另一名姓李的检察官，此人以收受贿赂恶名远扬。但三哥认为他的案子是一目了然的，他从未盗用公款，而且他出差与国防有关，因此去首都出差自然不会被解释为意欲潜逃。三次听证会之后，李检察官宣布执行一项裁决，即原告可以将对被告的指控提交地方法庭进行审判。
三哥对检察院的这一裁决大为愤慨，这样一来，官司就要继续打下去了。他十分后悔自己没有贿赂李检察官。为此，他丧失了终止案件的机会，因为如果他在检察官的听证会上获胜，诉讼就不会继续进行。事实上，他的秘书成清在经理齐昆的允许下已经秘密进行了贿赂，但是成清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三哥，怕三哥在接受审问时紧张。后来，成清得知对方行贿的数额更多，以至于裁决同他之前预料的不同。
三哥在轮船上被警察带走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湖口镇和黄村，成了当地人最主要的话题。东林的大儿子掉进了“衙门的陷阱”，东林深感忧虑，因为他经受过官司和牢狱生活的苦楚。平常连极小的事情都会担心的黄太太，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更受打击。年迈的双亲立即离开他们依恋的故乡前往省城，以便在诉讼案期间在场。四哥在家里的店铺也待不住了，他将生意托付给了账房凯团，自己去了福州。三哥的公寓里现在住着双亲、三兄弟以及三嫂和孩子们。官司是全家人讨论的主要话题。
顾不得年迈和疲惫，东林依然遍访了从前的朋友和伙伴。他认识老梁一派中的很多人，试图通过他们说服这一派放弃对三哥的起诉。老梁和他的同伴热情款待这位老人，高度赞赏他的好意。但是他们看到老人已经失去了对其儿子的影响力，也不想再利用他了。
事实上，东林现在已经变得絮絮叨叨，常常像孩子一样口无遮拦。最终，因为害怕父亲可能无意中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老梁一派，三哥、四哥和小哥三兄弟常常私下一起商量，不让东林知道。他们想使父母平静下来，并向他们保证没有输掉官司的危险。
由于年事已高，东林在家内家外的影响力的确下降了，但是他作为一位象征性的人物比以往更受敬重。在年轻进取的时候，他寡言寡语，现在年纪大了，变得健谈起来，然而他的话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谢了顶加上长长的银发，使东林看起来更像一位退休的政客而非商人。现在，他又变得快活了，几乎像孩子一样，他最喜欢和年幼的孙子们聊天，带他们去老城和戏院。
同所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东林除了儿孙满堂之外别无所求。他依然是家庭团结和兴盛的象征，这一点比以往更加凸显。家人对他的信任也给了他欢乐，因为他相信儿子们所有的优点和成功都是自己美德的体现。
就在东林在城里享福的时候，他的儿子及其伙伴们依然需要处理轮船公司的事务和诉讼事宜。为了获得股东的进一步支持，三哥在古田会馆召集了全体股东大会。他自信自己的支持者再加上南绍的支持者，将占到多数。如此一来，董事会提出的方针将得到批准生效，而自己也会得到信任票。但是，老梁一派到场闹事，不许任何动议达成投票表决。老梁带来了他的船长、水手以及一些街头恶棍作为他那一派股东的代理。当然，他们真正的任务是捣乱滋事。每次提出一项动议，这些人便叫嚷一番。很快，他们开始大喊大叫，掀翻了椅子，将纸和笔扔得到处都是，会议不得不中断。股东们陆续逃走了，胆小怕事的齐檀也在其中。只有几个人留了下来，包括黄家三兄弟、齐昆和秘书成清。他们被恶棍们包围，但坚守立场，直至会议毫无结果地散场。
第二次会议进行了更周密的安排。这次在市里一家有名的饭店举行，配枪的市府警察被请来坐在会议大厅的后面，以确保恶棍们不能进入，不会有人干扰会议。老梁一派的成员到达后立即认识到此次会议的严重性。有警察在场，他们知道再干扰会议是不可能了。他们改变了策略，雇了几个直言不讳的人为其辩解。但这些发言人太过粗鲁，提出的论点毫无道理。他们这些策略终遭失败，尤其是他们所有的论点都被几位学法律的学生驳倒，这些学生是小哥的朋友，是来帮助小哥和他的兄长三哥的。这些年轻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能言善辩，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方。
发现已经无计可施，老梁一派全体退出了会议。但是，多数股东留了下来，此后会议进程十分顺利。如期投票并得到通过的动议之一便是起草一份给地方法院的请愿书，声明股东大会拥护他们的董事会主席三哥，相信他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股东的拥护毫无效果。在“走后门”策略之外，老梁一派还采取了伪造文件和做伪证的办法。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的伎俩。一个街头乞丐被雇用为证人，发誓他曾经花几块钱买到了股东的自由通行票。管理处为大股东签发了自由通行票，便于免费乘坐公司的任何轮船。原告现在指控三哥负责的管理处将这种票卖给了证人，是渎职的反映。当轮船公司的赵律师征得法官的许可，盘问这位乞丐证人湖口的风光，以检验其是否曾到过湖口镇时，乞丐全然不知。他的愚蠢引来了旁听者的嘲笑。
然而，伪证和造假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地方法院判处三哥六个月监禁。这一判决使他和他的那一派人异常愤慨。他们立即上诉至高一级法院，即福建省高级法院，准备与老梁一派打一场硬仗。
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整个古田县都被卷入其中。县里的士绅如雷吾云、王齐祥、陈大川和陈香凯等，一起来到福州，敦促两派和解，避免将县里的资源进一步浪费在无谓的官司上。从地理位置上看，虽然竞争双方同属于古田县，但马南绍和三哥一派代表西路一带的居民，而老梁一派则代表东路沿线的居民。在古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重大的冲突，卷入了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
两派最终被郑重劝服商议和解。为此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两派中所有重要成员都受邀参加。敌对双方、中间人和律师也在场。他们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但是三哥和马南绍一方要求的主要条件——从法院撤诉却未能实现。两派的隔阂已经如此之深，尤其是在几次审判之后，以至于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再相互信任。尽管有士绅的努力，但协议依然成了一纸空文。
管理处账簿上一些极细微的纰漏被对手的伪证给放大了，据此，三哥依然被判处了三个月监禁。直到案件移交最高法院之前，三哥始终未能脱身。省法院最终不得不将本案所有的证据送至首都，在贿赂所不能及的最高法院，对三哥的起诉最终被驳回。他免除了牢狱的威胁。在他的管理下，轮船公司的未来发展大有希望，前景再次变得明朗，老梁一派最终一败涂地。
实际上，这时期的前景对黄家、镇上的居民以及整个古田县区而言都是光明的，然而这太过短暂了。命运已经在酝酿一场更大的灾难，全中国都将蒙受苦难。突然之间，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1)向中国人开火，日本对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侵略开始了。在全国抵抗这一新的、更大的威胁期间，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准备长期抵抗。日本战机俯冲下来，残忍地向各沿海城市投掷炸弹，屠杀平民，福州亦不例外。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各处的建筑瞬间沦为废墟，社会秩序紊乱，处在崩溃的边缘。轰炸和封锁迫使人们向内陆转移，黄家撤回了老家黄村，东林再次住进自己很久之前盖的金翼之家。他把店铺留给了四哥，但生意已经萎缩到最初开业时的规模。福州和内陆之间的交通经常全线中断。河运轮船被毁，公司的股东失去了所有资金。三哥跟随全国高校的大迁移，去了福建西北角的山区。在那里，他与其他同事一样，勉强度日。他们撤退到内陆，回归发祥之地，黄家又一次竭力度过命运中的一场严重危机。
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春天，福州被敌军全面占领。内陆乡村和外部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东林，现在已经年逾古稀，依然扛起了锄头，再次像年轻时一样劳作。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孙儿，现在正看着他，学习农耕的技术，这是他们首要的、也是最持久的生计之源。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孙辈们抬头仰望这充满敌意的天空，但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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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Marco Polo Bridge，因为西方人最早得知卢沟桥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故卢沟桥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