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三十四岁”记：“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长兴学记》于光绪十七年夏四月（1891年5月至6月）由广州万木草堂刊行，此后，各地有一些翻刻本流行。今据原刊本校点。
鄙人戆愚，文质无底，虽尝钻励，粗知记诵，非能知学也。二三子以踸踔之志，斐然之资，荡涤污泽，噬肯来游，鄙人无以告焉。然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来游，非为学耶！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则不必学；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当勉强也。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王充、荀悦、韩愈即发挥其说。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质，有义理，研辨较精。仍分为二者，盖附会孟子。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余别有《论性篇》。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
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独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兽之灵者亦不能也。鹦鹉能言，舞马能舞，不能传授扩充，故无师友之相长，无灵思之相触，故安于其愚，而为人贱弱也。犀象至庞大，人能御之；虎豹鸷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学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之京师者，能为燕语；入吴越者，能作吴言；游于贵人之门者，其舆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输之也。终身不出乡，老于山居谷汲者，虽饶衍，朴鄙可笑，蔽其所见而无所学也，况以天地为之居，以万物为之舆，以圣人为之师者乎？
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顺人之常，有耳、目、身体，则有声、色、起居之欲，非逆不能制也；顺人之常，有心思识想，则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扩也。人之常俗，自贵相贱，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论说，制成事业。与接为构，而目惑荧，而心洽就。其为是俗，非一人也，积千万人，积亿兆人，积京陔秭壤沟人，于是，党类立矣。其为是俗，非一时也，积日月年，积百十年，积千万年，于是，积习深矣。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弥甚者，其学愈至，其远于人愈甚，故所贵勉强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通。故孔子曰：习相远。习，即学也。惟其学相远，故人与禽兽相远，人与人相远，学人与学人相远，其相远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万里也，不啻亿兆里至于无可计议、无可知识里也。今譬若尧、舜之与秦政、隋炀，周、孔之与张献忠、李自成，相去之远，巧历岂能算之哉？吾党嚣然操简毕、被章缝而为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于学，思以异于常人而已。
然学也者，浩然而博，矫然而异，务逆于常，将何所归乎？夫所以能学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自黄帝、尧、舜开物成务，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学立教，以迪来士，皆以为仁也。旁及异教，佛氏之普度，皆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为人者也。虎狼鹰鹯，号称不仁，而未尝食其类，则亦仁也。人莫不爱其身，则知爱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远近之别耳，其为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 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记》曰：凡有血气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爱其类。圣人至仁，亦仅能自爱其类，不能及物。为人，亦为我也，所谓仁至义尽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仅能自爱其类，尽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岂为高远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师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难，故学者学为仁而已。若不行仁，则不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可不耸哉！
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励激发，不可寡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戎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棘荆，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若其求仁之方，为学之门，当以次告也。
从上圣贤，开义甚广；近世儒先，学规良多。或有为而言，或因时立教，或便于入门而归宿未精，或偏重一义而该举未备。鄙人深思古义，综约教恉，下学上达，原始要终，尊德道学，由内及外。群言淆乱，则折衷于洙泗之圣；末世昏浊，则上探于三代之英。道器兼包，本末并举，盖皆人道之宜，天理之节。始于为士，终于为圣，由斯道矣。诸子勖哉！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今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以示入德焉。
志于道。道之说至歧矣。谨按：孔子系《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道者，仁义而已。志者，志于为仁义之道。《孟子》曰：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指点最为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一曰格物。格，扞格也。物，外物也。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也。《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中，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学记》、《乐记》与《大学》同在《小戴》中，精粹如出一手，当为确诂。《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斯为大人而已。大学为大人之学。大人在不为物所引夺，非扞格外物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学，主涵养用敬。又《中庸章句》云：非存心无以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后能致知也。大恉已合，不过一时误解耳。夫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学之难，由于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货贿什器，举目皆是，习之数十年，荧之千万人，非有勇猛之力，精进之功，摧陷廓清，比于武事，岂能格之哉？学者当视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贼，念念在兹，芟除洗伐，而后能成金刚不坏身也。用佛氏说儒书，朱子有之。此是学者入门第一功夫。道者修玄，佛氏炼魂，皆有坚定之力而后能入道，岂吾儒可以从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其于为学，思过半矣。若稍游移，则终身无入道之日。尚其勖哉！《大学》以格物为入门，郑说固谬，朱子亦不得其解。岂有新学入门之始，而令穷极天下之物理哉？且物理亦无穷尽之日，宜来阳明格竹之疑也。且格，至也；物，犹事也。训至事为穷理，展转乃能相通。教学首条无此深强，故今用司马公之说。
二曰厉节。节者，假借于竹，有所节止之谓。天道尚圆，人道尚方。圆首以为智，方足以为行；不圆则不能备物理，不方则不能立人道。《记》称“行有格”，又称“砥砺廉隅”。《论语》称“临大节而不夺”，《传》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宋广平曰：名节至重。陈白沙曰：名节者，道之藩篱。顾泾阳曰：学者宜从狂狷起脚，从中行歇脚。后汉、晚明之儒，皆以气节自厉，深可慕尚。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勇者强矫，务在任道。若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愿与二三子厉之。
三曰辨惑。外内清肃，于是，冰雪聪明矣。然大道以多歧而亡，学术以小辨而惑，凡近似于道而实非道者，积习既久，最易惑人，学者当严辨之。孔子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恶乡原之乱德。夫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孟子取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非之无非，刺之无刺，自以为是。而孔子、孟子深恶而痛绝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吾党辨之哉！《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人性易缘，有所先入，则终身惑之。且虽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党，新学胸无所主，鲜不蔽之；及其用力既深，不忍舍去，此所以陷溺灭顶而无悔也。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则所谓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决不能冒大道之传，则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独。克己修慝，学之要也。然克修于已发之后，不若戒慎于未发之前，不费搜捕，自能惺惺。《中庸》首陈天性之本，极位育之能，而下手专在慎独。《大学》同之。此子思独传之心法。圣学无单传秘诀，如此发明，真是单传密旨。子思十字打开以告万世，功莫大焉。若能用此，过则有之，吾信其必不为恶矣。刘蕺山标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美哉！吾党得子思传授，欣喜顺受，当何如耶！
据于德。《皋陶》称“九德”，《洪范》称“三德”，《周官》称“六德”，紬循其义，如《尧典》“钦明文思安安”之类。于文“直心为德”，则德者心之美也。韩昌黎曰：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则德者，得也，即《大学》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可谓据矣。所以据之，其目有四：
一曰主静出倪。学者既能慎独，则清虚中平，德性渐融，但苦强制力索之功，无优游泮奂之趣。夫行道当用勉强，而入德宜阶自然。吕东莱曰：非全放下，不能凑泊。周子以“主静立人极”，陈白沙“于静中养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尚何暇泥涂轩冕，而锱尘金玉哉！盖自得之功，全在养出端倪，即《孟子》所谓“逢原”也。若能保守，则浩浩万化，卷舒自在矣。
二曰养心不动。《学记》曰：知类通达，强立不反。《易》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我四十不动心。人之生世，称讥苦乐毁誉得失，释氏谓之八风，八风不动，入三摩地。朱子谓“后世做圣人难”，缚手缚脚，无不动之学故也。必通天人之故，昭旷无翳，超出万类。故人貌而天心，犹恐血气未能融液，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视危如安，至于临深崖，足二分垂在外，从容谈笑，其庶几乎？死生不知，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岂复省识？故行吾心之安，虽天下谤之而不顾，然后可以当大任也。学者有伊尹之志，若学不至此，犹是媕妸嗫嚅，阉然媚世，终未能成。
三曰变化气质。学既成矣，及其发用，犹有气质之偏，亟当磨砻浸润，底于纯和。昔朱子论谢上蔡、陆子静谓：无欲之上，尚隔气质一层。吕东莱少时气质极粗，及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是痛自变改。故朱子曰：学如伯恭，始得谓之变化气质。考后夔教胄，惟以声乐，曰：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学》正心、修身之传，明何瑭以为变化气质之学，诚为确诂。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可谓直捷指出矣。《中庸》之“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亦变化气质也。刘元城之“学不妄语，七年不得”，谢上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皆学者之法也。若气质不和，发用偏颇，害事不少，愿共勉焉。
四曰检摄威仪。威仪为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刘康公以威仪为“定命之符”。《孟子》曰：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由此观之，其于养心不为无系矣。孔子贵“动之以礼”。曾子贵“动容貌，正颜色”。《诗》咏“彼都人士”。北宫文子称“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闼，皆有常处，不失尺寸，遂荷伊周之任。何晏、邓飏行步顾影，鬼幽鬼躁，不得其死。鉴观先史，为我蓍龟。诸君子共学，当暑不得袒裼，相见必以长衣，容止尚温文，语言去朴鄙，出入趋翔，尤宜端重。鄙人虽非安定，二三子于元发、仲车，岂有让焉？朋友攸摄，仆夫敢告。若城阙佻达之行，见刺于子衿；床笫媟麮之言，不逾于门阈。蒲博为牧奴之戏，筐箧乃家人之事。至于罂粟，尤为妖物。此皆士类所不齿，宜有郊遂之移流。吾党自能远绝，无烦忠告也。
依于仁。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无衣，则为倮虫；人而不仁，亦为一倮虫而已。凡所以为学，皆以为仁也。其叙有四：
一曰敦行孝弟。有子曰：孝弟者，其为人之本。以人之所自来，仁之所至亲也。属毛离里，具有至性，不待教学。若薄于所亲，是谓悖逆；其有较资财而不为养，纵乖戾而不为懽者，其本已谬，不足复与共学也。
二曰崇尚任恤。史迁称“任侠”，然侠尚意气，恩怨太明。任恤则相救相麭，相亲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于朋友，必能忠于其君也；能恤于乡党，必能惠于其国也。若坐视朋友、 党之患难，甚或深言正色以阴耡之，则亦将卖国而不动其心也。其人不任者必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观之矣。
三曰广宣教惠。仁为“相人偶”之义，故贵于能群。羊能群者也，故善、美、义、羡皆从之；犬不群者也，故狱、独等字从之。吾既为人，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曰孤曰独，惟鬼神之道则然，非人道也。岩处奇士之行，寡过独善，其能比于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日所难得者，是忠肝热血人。《周官》六行之宾兴，皆忠肝热血人也。即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众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为美者。后世以老、杨之学托于孔氏，于是下者营私，上者独善，出而任事者皆贪狡无耻之人，而生民无所托命，则教之中变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风气丕变。先觉之任，人人有之，展转牖人，即为功德。推之既广，是亦为政。则志士仁人讲学之责也。
四曰同体饥溺。吾与斯人同出于天而亲同，吾与禹、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义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可耻也，吾之不能仁亲可媿也。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学者将疑其高远而不可几也。夫反而求之，我岂无饥溺时乎？我有饥溺，望人拯之；人有饥溺，我坐视之，虽禽兽其忍之哉!故同体饥溺，不过推心稍广而已，学者无河汉之也。
游于艺。《周官》“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汉志》“六艺”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小学附焉。其业不同，古今殊异。要惟艺者道术之称，后世文业日繁，道术盖博。《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事理本末，切于人道，皆学者所不能遗。今总该兼揽，分为学目，备列于下：
一曰义理之学。义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条。本于天，成于势，积于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义。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立之义，与时推移，如五行之运，迭相重轻者也。原于孔子，析于宋贤。然宋贤之义理，特义理之一端也，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易》曰：吉凶与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专以经世也，惟庄生知之。今本之孔子，上推三代，列为沿革。至其损益，则自汉至国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后王，故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虽舜、禹复生，无以易此。
三曰考据之学。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其大者也。琐者为之，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凡义理、经世不关施行，徒辨证者，归考据类。
四曰词章之学。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四科之列，文与学并。战国以降，辨说蜂起；西京而后，文体浩繁。世既竞尚，不能不通。今厘为二体：曰文，曰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笔有二体：曰散，曰骈。文有二体：曰铭赞，曰诗赋。铭赞本异而后同，诗赋古合而今分。骈、散之谐协者，亦曰文；诗赋之单行者，亦为笔。盖韵者，非徒句末叠韵之谓，“五色相宜，八音协畅”是也。
学与时异。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三代既远，学术日异，若复古制，非朝廷令甲不能遽言。今因先正遗说，立此四目以为通学。
欲复古制，切于人事，便于经世，周人“六艺”之学最美矣。但“射”、“御”二者，于今无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经世通用者“一曰图，一曰枪”补之，庶足为国家之用，不诮迂疏也。马端临曰：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艺”不兴故也。论此六者以为先驱，俟令甲推行，才民自广，岂特吾党之区区耶！
补“六艺”之学：
一曰礼。古之人士，日以习礼为学，故孔子于礼曰“执礼”。秦、汉之后，礼衰乐坏，刘昆行之以为异事，盖礼之废久矣。但礼为人用，务从时王。今学者研钻《礼经》或有深邃，行于今制，则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择士人宜行者，与诸子以时习焉。
朝廷之礼：大朝，引见，召见，立班，宣读是也。
祭祀之礼：陪祭，祭先，祭神，谒告是也。
宾客之礼：内外上下，诸相见礼是也。奉使附焉。
其冠、昏、丧纪、闺门之礼，并以时讲习。以《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为据。其时俗通用，不求变俗，则酌从焉。若夫《仪礼》，可编成《仪注》以习之。
二曰乐。乐学废亡久矣。汉时犹有鼓吹诸生及《雅歌》八篇，今并亡之。于是，乐学专属之倡优，淫艳凶邪，为庄士所不道。今欲复乐学，古人遗迹犹可推求。番禺陈兰甫京卿《声律通考》，据荀勖笛《开元乐谱》以追古乐，披析甚精。今据之以考《钦定律吕正义续编》。分乐音、乐器、乐舞三端，俟大备乐器考定之。然古者礼乐不去身，士无故不撤琴瑟。蔡邕曰：乐以声为主。房庶曰：以今之器采古之声，亦何不可？今拟先购钟、磬、鼓、琴、瑟、筦数事，以时习之，以宣血气而导和平，庶几不失古人以乐为教之意，亦安定遗法也。
三曰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小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汉制，太史课学童讽籀文九千字得补吏，通六体书者补令史。今上自钟鼎、古文，中为篆、隶，下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书皆学者，所宜兼通也。
四曰数。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测天、制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学者苦其繁深，其实既解归除，即可学开方、八线、椭圆矣。近用代数、微积分，尤为径捷。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
五曰图。图谱之学久亡，不知书求其理，图求其形，用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吾谓登高能图，可为士矣。图学从数学入，故从其后。
六曰枪。古者，男子生而悬弧，长而习射，盖上则为将帅，下则为卒伍，寓武备于文事，无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国朝八旗考试皆用骑射，别有火器营。今弓矢已无用，枪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习之，以备缓急之用。当以春秋佳日，择地习学。《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即闳夭、散宜生也。后世人士，方领矩步，徒知讽诵，好仇腹心，岂能任乎？
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古者道艺既明，则有宾兴；学通行修，则有征聘。汉、晋、六朝，犹存辟举；渊明发弦歌之叹，即有彭泽之授；荀爽就平原之征，即致三公之位。若在今日，必限出身，自非富逾陶、郑，家巨程、罗，安得黄霸为郎，释之选吏？虽有曾、史洁白，舒、向渊海，孟轲、荀卿之学，屈、贾、迁、固之文，若不俯首科目，研精举业，上不得释褐以行吾学，下不得一衿以救饥寒，遑论其它哉！故古者患行之不修，不患无位。今学行既通，尚有事焉，故上自豪俊之士，下至穷巷之夫，敝精费神，穷老尽气，沉溺终身而不知学者，盖已多也。昔者医、祝、史、巫，皆执技以事上，今之科举，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仍存科举之学，以俟来士。若以之丧志，则卑鄙可羞。其豪杰踸踔，学术通赡，则轩轩天地间，白沙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若是，区区何足算哉！何足算哉！
科举之学：
一曰经义。应制之体，不出庄雅，必通经史，乃厚本原。欲通原流，则《百二名家》不可不涉；欲知正体，则钦定《四书》文不可不读。若酝酿深雅，不远于古，而深合于时者，莫如管缄。若稿真如周公之礼，大鉴之禅，范围一时，深可师法。“五经”之文，略异“四书”。综观时人，凡有二体：一曰注疏体，胪诸家义而独断之，贵于深通该简者也；一曰骚选体，集奇文奥句而精炼之，贵于奥博瑰丽者也。
二曰策问。择要而对，贵有剪裁，旁通其情，深忌钞写，加以文笔，自见雅裁。文笔之用，厥有二者，散文为上，史通为宜，施用有当，毋妄为也。若大雅奇才，岂限成例？至于廷对，典重延揽，当直抒所学，上如仲舒，次若刘蕡。告君伊始，岂可钞比成文，讲求楷法，以上负朝廷，下欺所学哉！且自兹之后，非阶给御，无由上书，时命难知，万无辜负。
三曰诗赋。应制体裁，只有庄雅，试帖尤尚原本。唐贤乃袪鄙俗柽华之作，馆阁合裁，养云纤陋，幸勿学步。律赋本于唐人，王棨、黄滔为合。近人妙精斯制，吴锡麟、顾元熙称宗。迩年风气，兰修尤上，若能树骨选楼，采声开府，则可驰骋时流，高睨上京矣。
四曰楷法。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原六朝。余有《广艺舟双楫》，专论书法。至于应制，欧碑合作，虞恭、皇甫，斯为正宗。《裴镜文碑》，刚柔得体。小楷虚美，则《樊府君》、《砖塔铭》尚焉。大楷端劲，则《多宝塔》、《郭家庙》宜焉。但加精熟，可掇华选矣。
凡上所论，本末兼该，巨细毕备，学者之艺，亦已足矣。尚有穷神知化之学，天地人物之故，以待通才，非学规之常，不复列焉。
讲学。后世学术日繁，总其要归，相与聚讼者，曰“汉学”，曰“宋学”而已。若“宋学”变为“心学”，“汉学”变为名物训诂，又歧中之歧也。至于今日，则朱、陆并废，舒、向俱亡，而新歆之伪书为经学，荆舒之经义为理学。于是，“汉学”、“宋学”皆亡。盖晦盲否塞极矣。
先师朱先生曰：古之学术歧于道外，今之学术歧于道中。董子曰：正天地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尝推本二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穀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余有《汉儒学案》，别今古之学，以配宋、明《学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学可得其统矣。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然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颜子得之，言行藏论为邦皆是。子贡知之，智足以知圣。自余皆因其质之所近，昌黎说。各得其一体。孟子说。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邵公《公羊传解诂序》。以《春秋》传商，《孝经》传参。《孝经纬》。《孝经》，义理也；《春秋》，经世也。二书皆曾子、子夏得之，庄三年《公羊传》“鲁子曰”，元郝经以“鲁子”为“曾子”之讹。按：昭十九年《传》又引乐正子春，子春是曾子弟子。又鲁灭于秦，时汉有鲁赐。七十弟子时无鲁氏者，鲁子之为曾子无可疑。又最老寿，弟子最众，诸贤皆不及也。二家弟子，集为《论语》。《论语谶》，郑康成《论语序》程子说。故《论语》者，曾子、子夏之学。叶水心谓：曾子将死时，以颜色、容貌、词气三者为道，未为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过之言，终身战兢，不敢稍失。《论语》中如以约鲜失，耻言过行之说，与《立事篇》同，必其门人记之。孔子曰：参也鲁。盖坚毅自守之士，其于孔子思易天下，“吾为东周”、“坚白缁涅”之说，盖概乎无所得矣。子夏洒扫进退之教，丧明之哭，盖当孔子没后，境诣尚狭小如此。故孟子谓：曾子与子夏皆守约之人。诚笃论也。但长于文学，故《诗》、《礼》、《春秋》皆以传之。子夏只能传经，故孟子以为“未得圣人之全”，荀子以为“正衣冠，尊瞻视，嗛然终日而不言”，亦似得其实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论语》，然实出二子门人之手，其传闻附会，误当不少。观“速朽速贫”之说，“小敛裼袭”之宜，传闻已各异矣，此尚诿为《戴记》之言。若子张论交，子游论本，问孝问仁，则人人异告；或退或进，则由、求殊科。以此推之，诚为孔子之言，皆有为而言也。朱子于《程子语录》，虽龟山、上蔡所记，犹以为失程子之意，若朱子、阳明《语录》，以为失其师之意者，后来辨正益繁。故使《论语》出于曾子、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况出于一再传门人之所辑哉！画象经再摹而失真，碑刻经数翻而易貌，以孔子大圣至仁，斯人是与，叹发凤鸟，梦想周公，道长于齐、陈、宋、卫，迹疑于南子、公山，叹荷蒉之已果，追楚狂而与言，及今所记，犹见万一。使颜子、子贡、子张操觚纂录，其精义妙道当何如耶？以伊尹之圣，孟子所记如是，而今《论语》自举伊尹外，无一言及，其为佚文无疑。传守约之绪言，掩圣仁之大道。后来虽以孟子之恢廓，犹云“穷则独善其身”，自是儒者守为成法。盖儒者隘其道，黔首薄其泽，自兹矣。今言孔子义理之学，悉推本“六经”，而《易》为孔子自著之书，尤以为宗。《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虽采《论语》，亦为别白明之。庶几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洋，以发来学。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穀》。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时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关也。礼学与《春秋》同条共贯，《诗》、《书》所述，交相发明，盖孔子经世之学，略可窥焉。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道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也。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若夫小学，则《幼仪》、《书计》、《内则》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学》，《幼仪》之裔；《尔雅》、《说文》，学书之流。但《尔雅》、《说文》皆伪古文之学，《汉志》小学为歆妄立，不足据也。但凭藉甚古，略欲识字，未能骤废。余为证讹别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钻研，非徒圣学所不存，抑为刘歆所欺绐，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学》，则做人样子，愿共勉旃。下及文史术艺，并学者所不废，以次论之，庶几本末兼该焉。
说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六经”，见于《经解》、《庄子》、《韩非子》、《史记·儒林传》，又名“六艺”。史迁曰：言“六艺”者，皆折衷于孔子。盖“六经”皆孔子作也。《诗》、《书》、《礼》、《乐》，孔子藉先王之书而删定之，至《易》与《春秋》，则全出孔子之笔。故孔子教人，以《诗》、《书》、《礼》、《乐》，而《易》、《春秋》，身后始大盛也。孔子之为万世师，在于制作“六经”，其改制之意，著于《春秋》。孔子早而从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后王，于是改制，与颜子论四代，子张言十世是也。盖周衰礼废，诸子皆有改作之心，棘子成之恶文，老、庄之弃礼，墨子之尚俭，皆是。犹黄梨洲之有《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之有《日知录》，事至平常，不足震讶。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圣之大成，贤于尧、舜，法于后王也。《淮南子》：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以春秋为继周之一代。先秦、西汉之说皆如此。余有《孔子改制考》。二千年来，行三年丧，夏时选举，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则春秋实统二千年为一代也。必知《春秋》为改制，而后可通“六经”也。汉兴，《诗》三百五篇传齐、鲁、韩三家；《书》二十八篇，在伏生；《礼经》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记》八十五篇，皆经之记也；《乐》散见于《诗》、《礼》，无经；《易》未经焚烧，传于田何，为全书，无异论；《春秋》传公羊、穀梁，皆立博士，去圣不远，人无异说。洙泗经学，虽不光大，未有失也。至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于是有《毛诗》、《周官》、《左氏春秋》，伪经增多，杜林、卫宏传之，二郑、马融扇之，郑康成兼揉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硕学高行，徒众最盛。三国、六朝、隋、唐，尽主郑学，于是伪古文盛行，皆在刘歆笼中。宋儒时多异论，而不得其故，亦为歆所丰錖。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孔子之经虽存而实亡矣。诸儒用力虽勤，入錖愈深，悖圣愈甚，犹之楚而北辙，缘木而求鱼，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况足与论夫子之学哉！既无学识，思以求胜，则大其言曰：欲知圣人之道，在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在识诸经之字。于是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欲代圣统矣。以此求道，何异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哉!西汉之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自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也。今扫除歆之伪学，余有《新学伪经考》。由西汉诸博士考先秦传、记、子、史，以证“六经”之本义。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于是，《礼》学咸有条理，不至若郑康成之言“八禘”、“六天”，而《礼》可得而治矣。《礼》学既治，《诗》、《书》亦归轨道矣。至于《易》者，义理之宗，变化之极，孔子天人之学在是，精深奥远，经学于是终焉。皆著其大义，明义理之条贯，发经世之实效，开二千年之錖，庶几孔子之学复明于天下。
读书。《史》、《汉》承三代之变，制度、文章与后世近，而文义深古，学人钻仰，终无尽期。自六朝、隋、唐学者传业，尊与经并。史裁既创，且经说多存焉，尤足为考据之助。蔚宗《后汉》，激厉名节，学者讲求，可以入德。若词章所用，骈、散毕具，擢其典实，拾其香草，法其气貌，诚艺林之渊海，文苑之泽薮也。故上而经世立身，有所取裁；中而考据、词章，有所掇拾；下而科举之学，裁文对策，试帖律赋，亦倚为府囿，足资渔猎。此真学者所宜精熟也。惟见学者读之累年，仅知事迹，余无所得，由不能搴摘英华之故。昔顾亭林先生日课门生四人，登堂读“十三经”及《史》、《汉》、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复始。今用其法，与诸子轮日读史，先以四史，如有余日，则以《晋书》、《南》、《北史》、《隋书》继之，其中制度、文章、经义、史裁之美，俱为摘出发明。学者一举而通掌故，能考据，解词章，三善俱备，于近世之学已为小成矣。又近世学者，自《易》、《书》、《诗》、“四书”外，余皆束阁，四传、四礼，惟《左传》、《礼记》省文诵之，余皆不观。今与学者先读四史，俾其颇知学问门径，然后轮读四礼、四传，随于读时发其旨义。学者一岁之中，未能该博，然能通四史、四传、四礼，由董、刘而述《春秋》，因朱、陆而求《论语》，深沉之以《四朝学案》，博考之以《通鉴》、《通考》，经史大义，圣道统绪，为学本末，亦已得其纲领矣。进之大道，庶几有基。
习礼。朔月、月半行相揖之仪。以鼓为节，考钟磬吹管，抚琴，案《开元诗谱》而歌诗，升歌《诗经》三篇、间歌《国朝乐章》三篇。笙入汉、魏诗三篇，散歌唐、宋诗，以管和之。礼毕投壶，论学而散。
论文。以三、八日为课，三日课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其题各一。八日课科举之文：上八日“四书”、“五经”义，试帖各一；十八日“四书”义、策问、试帖各一；二十八日“四书”义、律赋、试帖各一，先期一日讲艺焉。
日课。子夏日知，曾子日省，学者法也。日课之法，其目有七：曰读书，曰养心，曰治身，曰执事，曰接人，曰时事，曰夷务。读书则有专精，有涉猎，二目求于内可得愆尤，求于外宜有札记，以朔、望汇缴，商略得失，缉熙光明，庶几日新。
四耻：
一耻无志。志于富贵，不志于仁，可耻也。
二耻徇俗。徇于风气，不能卓立，可耻也。
三耻鄙吝。张南轩以鄙吝为大恶，凡鄙吝者，天性必薄，为富不仁，可耻也。宜拔其根。
四耻懦弱。曾子以懦弱为庸人，见义不为，可耻也。
孔子贵行己有耻，若有是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
光绪十七年二月，西樵康祖诒记于陀城长兴里学舍
陈千秋跋
孔子创造“六经”，改制圣法，传于七十，以法后王。虽然，大义昧没，心知其意者，盖已寡矣。汉之学发得《春秋》，宋、明之学发得“四书”，二千年之治赖是矣。国朝诸儒，刳心绌性，而宋学亡；经师碎义逃难，而“汉学”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盗猖黕，国命危阽，民生日黖，莫之振救，儒效既睹，而世变亦日新矣。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绌之于国，乃讲之于乡。千秋与服领英秀捧手请业，爰述斯记以为规言，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黺而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不蔽。旸同学诸子请墨诸版，以告天下，庶缀学之士知所趋向，推行渐广，风气渐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若更进而通天人之故，穷制作之原，则循诵斯编，又不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弟子陈千秋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