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經説過，有一書之目録，主要由一書的篇目及此書之叙録組成；有群書之目録，主要由分類的書目和它的各類之序組成。當一書叙録編入群書目録時，它就成爲各書的提要。書的叙録（提要）和書目的序對於辨章學術是非常重要的，而篇目及書目則更是其基本的組成部分。没有叙録和各類之序，仍然不失爲目録，可是任何目録却不能没有篇目或書目。今將篇目、書目、書的叙録、書目的序四者分别論述如下：
第一節 篇目
篇目的作用可以概括爲以下幾點：
一是顯内容。章學誠説：“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1)章氏的話是對的。《論語》頭一篇稱《學而》，因爲它第一句是“學而時習之”；《詩經》頭一篇稱《關雎》，因爲它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像這樣的篇名是不大能反映内容的。
以後，人的知識進步了，編書的技術也進步了，有許多人著述的時候，知道要確立一個主題，並在篇名中表達出來。因此，有些子書就開始用篇名來表示主題。這樣，主題和篇名就統一了。比如《荀子》第一篇叫《勸學》，通篇内容談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的方法，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再如《韓非子》有一篇叫《説難》，專門講游説的困難：要考慮怎樣把别人説服，怎樣掌握别人的心理狀態等等。它如《墨子》中的《非攻》，《吕氏春秋》中的《察傳》等都如此。像這樣的一些篇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作品的内容，對我們就很有幫助。
二是便稽檢。篇目是稽檢的基礎，有篇目則便於稽檢。這一點，大家都清楚，問題是篇目的編排方法。如《史記》分成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是依史體分類，爲讀者的稽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果方法不當，讀者就仍會感到困難。如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雖然分爲六卷，每卷又分列了條目，但其先後排列並無一定的次序，這必然使讀者感到不便。所以中華書局在出版此書時，就爲它編了一個《語辭筆畫索引》作爲附録，以資補救。
篇目的編排，有的按照某種自然次序，如《左傳》就是按照魯國十二公時代先後編年記事的。但絶大多數則依人爲的次序，根據一定的標準來編次。或按分類，或按專題，或按特定的檢索方法，總之是爲了便於稽檢。
三是免錯亂。宋以前印刷術不流行，主要靠傳鈔來流通。一部以簡寫的竹書要分成許多篇，帛書的長度也有限。宋以後刻板印刷的書多起來了，一本綫裝書可以容納好幾卷。如果没有篇目，或者雖有篇目而未編定次序，那就很容易錯亂。從劉向《别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如《戰國策》書録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有的書有“復重”，有的書又“篇少不足”，而且同是一部書，名稱也不相同，如《戰國策》“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2)可見《戰國策》在整理前是多麽混亂。其他書也有這種現象，譬如《列子》“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3)所以劉向等在校書時不但確定了書名、篇名，而且還編定了篇次，後人寫書校書，仿此而行，這就大大克服了錯亂的現象。即使可能發生錯亂，因爲有了篇目，人們也容易發現，並有機會提出疑問加以討論。所以孫德謙説：
夫編次而偶或不謹，必將有他人所著誤入此書之中，使其人沈冤千古者。何以言之？韓非之書爲韓而作，蓋憤其國刑賞不明將致危亡，此其用心，固韓之忠臣義士也。觀其《存韓》一篇，則非雖身入於秦猶以存韓爲念。惓惓故國之思爲足敬矣！今首篇爲《初見秦》，勸秦滅韓，是豈非所願出此。幸有《國策》，知爲張儀之議。考古者猶可爲之辨誣，然吾不能不責編次者之過，而使非至於今尚未昭白也。此篇之編入其書，不知出於何人，當非向所爲。《國策》亦向編次，豈有明知是儀而録入非書者？如使果向所編，其失匪淺。甚矣！編次之不可不謹也。(4)
四是防散佚。没有篇目，書籍就容易散佚。劉向《晏子》書録介紹其整理《晏子》時，“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5)從書録中可見有的章節中書没有，有的章節外書没有，顯然有散佚。而明載篇目正是防止散佚的重要方法，所以《晏子》書録不僅條其篇目，而且還注明了章數。如：
内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再如《説文解字》，許慎除標目外，還在卷末的序中明確寫道：“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説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6)作者的用心顯然也是爲了防止散佚。
有了篇目、篇次，甚至篇數、字數，檢查一部書，就能比較容易地發現它是否完整無缺。如果缺了，還可以知道缺了哪幾篇。譬如《詩經·小雅》裏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首詩的篇目，但是有目無辭。這或者由於其辭已經散佚，或者本來就没有。《史記》也是這樣，作者在自序中説有一百三十卷，而其中有十卷有録無書，後經褚少孫續補，因此知道今傳《史記》並非全出司馬遷之手。由此可見，篇目對瞭解古籍的完缺是很有用的。
五是考分合。别裁是書籍著録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謂别裁，就是裁篇别出，即將一部整書中某些具有獨立性、獨立價值的部分抽出來作爲一部獨立的書處理。古書别裁是常見的。如將《管子》中的《弟子職》單獨行世就是一例。這種辦法現在也偶爾使用，如范文瀾曾將其《中國通史簡編》中論述唐代佛教的那兩節抽出來，前面加一個序，後面加一個年表，另成《唐代佛教》一書。遇到這種情況，就可以從一部書的篇目中考出其分合關係。南宋朱熹編了部《四書》，其中的《論語》《孟子》原是獨立的著作，而《大學》《中庸》却是從小戴《禮記》中别裁出來的。它們被别裁出來以後又同《論語》《孟子》合編成一部儒家哲學小叢書。因爲《禮記》的篇目裏仍有《大學》《中庸》，這就使我們得以考見它們的分合情況。
再舉一例，《禮記》裏有一篇《樂記》，孔穎達疏引鄭玄《三禮目録》云：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别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7)
這裏説明《樂記》是把原來十一篇文章合爲一篇的，並列舉了十一篇原目，使人可以知道它是怎樣分合的。如無篇目，則不能瞭解這一點。
六是辨真僞。古書的篇目，往往能提供辨僞的綫索。古人編書是很謹慎的。如宋人重編杜甫的詩集，其次序及篇目主要依據唐人舊本。如果又發現了被認爲是他所寫的詩，就采取慎重的方式，編在書末，稱爲“新附”或“附録”，而不和原有的篇章統一編次。這樣，既不至於遺落真的作品，又爲後人留下了重行辨别真僞的餘地。這一事例説明，篇目的排列與辨僞有關。
還有一種情況，即作品亡佚了，篇目却保留着。後來作品重出，真僞有待考定。篇目對於這一工作，也是有幫助的。如《泰誓》本是周初一篇重要文章，《國語》《左傳》《墨子》《孟子》等都曾引用過，後來却遺失了。西漢武帝或宣帝時，發現了這篇佚文，就將它編入《尚書》，流行於世。但東漢學者馬融却著文指出，這篇後出《泰誓》是假的。其《書序》云：
《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8)
馬融主要是舉出周漢古書所引《泰誓》之文爲河内女子所得後出本所無，以證明這個本子出於僞造。如各古書所引之文原無篇目，就無從比勘，這是顯而易見的。
七是便輯佚。書散失了，有篇目在，也許可以知其大致内容，且便於從事輯佚工作。從宋朝到清朝，中國的文獻學或目録學有一個分支，就是輯佚學。輯佚就是輯録已經佚亡了的書，簡言之，就是使殘缺及佚亡了的古書還原。明祁承曾較爲具體地談過輯佚的方法：
如書有著於三代而亡於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於漢而亡於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於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檢閲，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證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即另從其書名爲録出。如《周易坤靈圖》《禹時鉤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於《太平御覽》間得之；如《會稽典録》、張璠《漢紀》之類，則於《北堂書鈔》間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謡》《會稽行賢傳》《渚宫故事》之類，則於《太平廣記》間得之。諸如此類，悉爲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9)
總之，從漢代開始出現的古書注釋中，從漢魏之際開始出現的類書中，從六朝時期出現的“合本子注”書中，都保留了大量古書片斷。此外，一些詩文總集、地方志，乃至筆記小説等等裏面，也都保存着一些散佚了的古書中的某些部分。把這些散在各書中的某一部書的殘餘部分集中在一起，使之復原，當然有利於古代文化的研究。
輯佚工作，可以説從劉向校書時就萌芽了。到了清朝則大規模地進行着，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最有名的是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得五百八十餘種；王謨的《漢魏遺書鈔》也輯得四百餘種，黄奭的《漢學堂叢書》輯有二百五十餘種。此外像湯球輯諸家晉史、任大椿的《小學鉤沉》、魯迅的《古小説鉤沉》等，專輯某類著作，也很有名。孫啟治、陳建華編有《古佚書輯本目録》可參看。
古書篇目有助於輯佚是很明白的。如東漢桓譚寫過十六篇《新論》，後來散失了，但這十六篇的題目却保留在《後漢書》本傳李賢注中。清人輯此書佚文，因爲它的篇目具存，據以復原，就較爲方便。
第二節 書目
書目指群書目録。它是目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我們説明群書目録的功用，也就等於説明目録學的功用。它主要有三點：
一是讀書治學的指南。唐代目録學家毋煚早就認識到不編目録、不懂目録學給讀書學習造成的困難。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節《什麽是目録學》中，已經引用過他的論述，可參看。清王鳴盛也説：“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10)近人汪辟疆明確指出：“目録學者，提要鉤玄，治學涉徑之學也。學術萬端，詎能遍識？亡書佚籍，無補觀摩。故必有目録爲之指示其途徑，分别其後先，使學者得此一編，而後從事於四部之書，不難識其指歸，辨其緩急。此目録學之本旨也。”(11)
讀書治學最好有良師指導，由於不是每人都有幸遇到良師，所以有的學者往往向初學推薦一些導讀書目。張之洞就曾極力推薦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
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疏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至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爲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即略知學術門徑矣。(12)
當然這些話現在看來也有不足之處：首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有錯，如余嘉錫就專門寫過《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以糾其誤，補其闕。其次，此書是十八世紀的産物，此後兩百年的學術成果未能吸收進去。第三，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紀昀重漢學輕宋學，學術觀點上有偏見。但即使如此，現在也還没有一部著作能够代替它。它仍不失爲一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入門著作。所以魯迅在開給許世瑛的書單中，也説《四庫全書總目》的節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13)
目録書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使我們能够瞭解學術的概況。卞孝萱引用吕思勉《自述》云：“至予之學術，則初能讀書時，先父即授以《四庫書目提要》。此爲舊時講究讀書者常用之法，俾於問津之初，作一鳥瞰，略知全體學科之概況及其分類也。”(14)我們還能從書目中找到自己所需要讀的那些書，並知道在我們所需要讀的那些書中，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應當先讀，哪些可供參考。比如《説文解字》是治語言文字之學的必讀書，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人也很有參考價值。清人研究《説文》的著作很多，有所謂《説文》四大家。在這些研究著作中，哪一種是最基本的，初學又應先讀哪一種呢？目録學著作會告訴我們：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最精詳，應看作研究《説文》的基本著作。他如桂馥《説文義證》，王筠《説文釋例》《説文句讀》，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等各有獨到之處，可供參考。而對於初學者，先讀王筠《説文句讀》比較易於入門。(15)
即使同一書籍，可能有很多種版本，有的版本經過精心校勘，錯誤較少；有的版本未經校勘，錯誤百出。目録書也會爲我們指出讀哪些本子好，讀哪些本子不好。譬如《書目答問》，有關《十三經注疏》列舉了“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同治十年廣州書局覆刻殿本、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明北監本、明毛晉汲古閣本”。並指出：“阮本最於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四川書坊繙刻阮本訛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明監、汲古本不善。”(16)
還是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説得好：“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録之學。目録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17)許多有成就的學者都將目録當成讀書治學的嚮導，並獲得了成功。譬如黄侃被譽爲乾嘉小學的集大成者，他就在閲讀與研究小學書目方面下過苦功，如他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日記中寫道：“閲謝藴山（啟昆）《小學考》（浙江書局），書計廿册五十卷，往者嘗翻檢之，兹擬點勘一過。”此後多日日記均有閲《小學考》的記載。直到二月十日至二月十四日的日記説：“皆閲《小學考》。十四日人定閲竟，共費十一日。”他在研讀史學著作時，則更加自覺地從目録學入手。如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的日記中寫道：“搜集讀正史參考書目録，别有草稿，明當迻録之。”二月十二日日記復云：“搜集正史參考書目略備，遂治全史。”他研究其他文獻大抵也是這麽做的，如他在一九二九年正月的日記中寫道：“宋人金石書予略備矣，擬依次閲之，次如下：《集古録》《考古圖》《嘯堂集古録》《金石録》《隸釋》《隸續》、王復齋《鐘鼎款識》《歷代鐘鼎彝器法帖款識》。”顯然，這是黄侃爲自己制訂的一份宋代金石文獻導讀書目，而且在這份目録中，絶大部分都是宋代金石目録。
著名目録學家余嘉錫也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在《四庫提要辨證序録》中説：“余至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他從十七歲開始研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過五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四庫提要辨證》這部九十多萬字的巨著。他深有體會地説：“目録之學爲讀書引導之資，凡承學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籬。”(18)
二是辨章學術源流。汪辟疆指出：“目録學者，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不僅爲綱紀群籍簿屬甲乙而設，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學術，與夫一家一書之宗旨，而後乃可以部次類居，無凌亂失紀、雜而寡要之弊。”(19)復云：“目録之學，與史相緯；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學術源流，及一家一書之宗趣。”(20)並指出：“目録者，綜合群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録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明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啟後世著述之規，方足以當之。”(21)
書目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分類來實現的。宋人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云：“類例既分，學術自明。”明胡應麟《經籍會通》二也説：“觀其類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見矣。”
首先，分類是學術發展狀況的反映。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凡例》所説：“文章流别，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關於這一點，詩文評類的逐步確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漢書·藝文志》中没有這一類，因爲當時没有這方面的專著。梁代出現了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因爲此類著作比較少，所以被附在《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唐代又出現了劉知幾《史通》等史評類著作，於是唐人吴競《吴氏西齋書目》特設文史類，兼收詩文評與史評著作，此後許多書目都照此辦理。直到《四庫全書總目》將文史類分爲史評與詩文評兩類，前者屬史部，後者屬集部，就相當科學了。朱自清《詩言志辨·序》指出：“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總集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爲詩文評類。著録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並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可見“詩文評”類的形成過程也是中國文藝理論不斷發展，人們的文藝理論觀念不斷明確、不斷完善的結果。
其次，學術變化了，分類也會隨之變化。孟子類圖書的分類情況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北宋前的書目，孟子類圖書都被列入子部儒家類。自從宋代元祐年間將《孟子》列入科舉考試内容，因此《孟子》的地位大爲提高，於是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將孟子類圖書附於論語類，這樣該類著作在書目中也就由子部升入了經部。稍後的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則乾脆將經部的論語類改名爲語孟類，這樣，孟子類書取得了與論語類書並列的地位。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在經部專門設立了孟子類，《元史藝文志》從之，這表明孟子類圖書在元代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朱熹替《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做了章句，替《論語》《孟子》做了集注，並且將它們合在一起稱爲《四書》。據《元史·選舉志·科目》可知，《四書》成了元代科舉考試内容，這對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産生了深遠影響。這樣，明代與清初的一些公私目録就進一步將經部論語類、孟子類，或語孟類，改爲四書類了。這一改變，也爲《四庫全書總目》所接受。孟子類圖書在目録分類中的變化，清楚地反映了《孟子》一書在封建社會越來越受到重視的過程。
再次，某類文獻在分類體系中的位置也能反映該類文獻的學術存在狀況。最突出的例子當然是六藝略，也就是後來的經部，始終處於首位，因爲這部分著作是專門用來培養統治階級接班人的。“六藝”原指統治階級接班人應當具有的六種技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劉國鈞分析道：“四庫分類序次之原理，一言以蔽之，即由六朝時遺傳來之衛道觀念。申言之則曰尊儒重道。經爲載道之書，故列之於首。其餘皆其支流也。”(22)因爲作者討論四庫分類法，所以追溯到六朝。其實《七略》將六藝略放在全目首位，將儒家放在諸子略首位，當然也充分體現了重儒衛道的觀念。
最後，類目名稱的變化也能反映學術的流變。如《漢書·藝文志》有詩賦略，因爲賦是漢代特别發達的文體，也爲漢武帝所愛好。武帝時還專門設立樂府以采歌謡，所以取名“詩賦略”來涵蓋這兩類文學作品是非常恰當的。但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得到了肯定，誠如曹丕《典論·論文》所説：“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體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即以梁代蕭統所編《文選》爲例，該書文體大分爲三十八類。而且作者們普遍將自己的作品編輯成集，希望能够流傳下去，以致出現了梁元帝所説的“家家有制，人人有集”(23)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書目再用“詩賦”爲名來指稱文學作品，顯然是不够準確的。於是南朝時宋人王儉的《七志》將之改爲文翰志，梁阮孝緒《七録》又將之改爲文集録。阮孝緒的《七録序》還作了解釋：“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爲傾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于名尤顯，故序文集録爲内篇第四。”(24)後來《隋書·經籍志》肯定了《七録》的做法，將文集録改爲集部，遂成定制。
再如，在《漢書·藝文志》中，兵書略爲一大類，下面還分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個二級類目。但是在梁阮孝緒編的《七録》中，將諸子略與兵書略合併成子兵録，而且還取消了原兵書略中的四個二級類目。《七録序》解釋道：“兵書既少，不足别録，今則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録，故序子兵録爲内篇第三。”(25)類名的變化鮮明地反映了兵書在新的時代不受重視的情況。從此以後，兵書不再成爲一級類目，在四部分類法中僅爲子部的一個二級類目。
書目的著録情況也清楚地反映了某個時期學術發展的狀況，與某類學術的發展變化。我們知道西漢前期盛行黄老之術，其關鍵人物，一個是曹參，一個是竇太后。司馬遷於《史記·曹相國世家》贊曰：“參爲漢相國，清静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外戚世家》復云：“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黄帝、老子，尊其術。”這種情況在《漢書·藝文志》中也得到了鮮明的反映。在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中都有許多托名爲黄帝的著作。據胡適統計：“黄帝一人名下有十二類，四百五十二篇書；又托名他的臣子的書八十七篇。黄帝的君臣共計五百三十九篇。”(26)漢代出現了許多托名黄帝君臣的書恰恰是漢代前期崇尚黄老之術的反映。
統計數據也很能説明問題，如果我們將目録中的相關類目所著録的文獻統計一下，也能反映該類學術的大致面貌。如《清史稿·藝文志》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書一三八部；《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書九六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書七六一部。三部目録共著録清代目録九九五部，可見目録學是清代的顯學。
如果我們將兩部以上的目録相關類目的著録情況加以比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某類學術的發展變化。例如我們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中所著録的縱横家圖書加以比較，就會發現縱横家急劇衰落的命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録“縱横十二家，百七篇”。而《隋書·經籍志》子部著録縱横家“二部，合六卷”。這兩部書，均爲《鬼谷子》。柳宗元云：“《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27)明胡應麟《四部正訛》中也指出：“《鬼谷》，縱横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可見，《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縱横家著作在《隋書·經籍志》中一部都不剩了。這説明秦漢以後，國家統一了，縱横家著作也就没有市場了。
書目所著録的資料也有助於我們對一些學術現象做全面而客觀的認識。譬如《隋書·經籍志》所著録的書雖然絶大多數已經亡佚了，但是《隋書·經籍志》本身却保存了大量文獻信息。就拿南朝人編的總集來説，我們現在見到的只有《文選》與《玉臺新詠》兩部，難道它們是孤立的現象嗎？我們查一下《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發現“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而這些總集絶大多數都出現於南朝時期。由此可見，《文選》與《玉臺新詠》正是在如此大量的總集的基礎上所産生的佼佼者。
此外，書名、篇卷數、作者、版本、附注、提要等著録項目也透露了大量信息，與學術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就卷數而言，例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注《史記》的只有三家，共九十五卷，而注《漢書》的却有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爲什麽會有這樣大的差别呢？原來《史記》行文偏用單筆，而《漢書》行文偏用複筆。因爲漢代以後寫文章的風氣是由單筆走向複筆，所以在漢魏六朝時，研究《漢書》的人多於研究《史記》的人。再如宋人鄭樵《通志·校讎略·闕書備於後世論》説：“《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陶淵明的詩在南朝時不甚受到重視，鍾嶸的《詩品》僅將其列爲中品，劉勰的《文心雕龍》甚至没有提到過他。但是從他的集子的卷數不斷增多可以清楚地看到，隨着時間的推移，陶詩的價值逐步被人們所認識，越來越受到讀者的喜愛。
在著録項目中，特别值得重視的是提要，因爲它往往會對圖書的學術思想與學術淵源作出評價。譬如有人將荀子定爲法家，而劉向所撰《孫卿書録》却説：“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能爲尊仲尼。”這些話對我們正確認識荀子的學術淵源顯然大有幫助。
提要除對某書某人進行學術評價外，往往也會對某種、某類學術或文化現象的源流進行梳理，如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於汪藻《浮溪集》提要云：
四六偶儷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强之態；而王荆公猶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楊、劉諸公”指北宋初年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此提要介紹了駢體文的發展簡史，改變了我們的一些習慣看法，作者爲宋人，於宋代駢體文的發展狀況，説得尤爲親切而透徹。
三是科學研究的良伴。由於書目具有指導閲讀，辨章學術源流的功能，這就決定了它同科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首先，編製高質量的目録本身就是極有價值的科研工作。通過書目，我們可以瞭解各個歷史時期文獻的著述、收藏、流傳、存佚的狀況，從而可以窺見各個時代文化學術的盛衰。所以范文瀾對《七略》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説：“《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産……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録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28)
其次，目録學同從事版本學、校勘學、情報學等學科的科學研究密不可分。例如《西諦書目》中，目録書就占二百九十五種之多。爲什麽鄭振鐸如此重視目録書的收聚呢？一方面因爲目録書可爲科學研究提供重要的綫索，如他在“《録鬼簿》二卷《續編》一卷”的跋中談到了他發現該書時的驚喜心情：“爲余輩所最驚心動魄相視莫逆於心者，乃是明藍格鈔本《録鬼簿》一書，後附無名氏《續録鬼簿》一卷，爲研究元明間文學史最重要之未發現史料。”(29)另一方面，檢索其書是否已有目録著録，乃是鑒定版本及其價值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鄭振鐸在《石倉歷代文選》二十卷的跋中説：“此《石倉國初文選》二十卷，未見諸家藏書著録。來薰閣主人陳濟川從鄞大酉山房林集虚處得之，我一見即驚爲祕笈，亟挾之而歸。價百金殊昂，然不遑計及之矣。”(30)校勘需要廣聚衆本，相互比較，没有目録學的知識就會寸步難行。此外，目録學同情報學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現在全國、全世界每年都要召開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科學討論會。討論會上所提交的各種論文，不少雖然是以手稿、打印本的形式發表的，也應編成目録供人們檢索、搜尋，如果等待出版社或報刊印出來，那就慢了，落後了。
再次，目録學是各門科學研究的輔助學問。科學研究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朝前邁進的。在自己所要研究的領域裏，前人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一定要心中有數，否則會鬧出第二次發現新大陸的笑話。爲了避免這樣的笑話，就必須借助於目録學知識，查閲有關的目録和索引。如果我們從事科研工作而没有一點目録學知識，那就會走彎路，事倍而功半。
四是文獻工作的基礎。目録學是開展與文獻有關的各項工作，如圖書館、圖書的出版與發行、博物館、檔案館等工作的基礎知識。施廷鏞先生説：“書目之於圖書，猶利濟之舟航也。故欲圖書館之克著其效，關於書目的纂輯，不可不求其周備。”(31)圖書館工作的每一個環節，如采購、編目、典藏、流通，無一項能離開群書目録和目録學知識。譬如有人拿一套《四聲猿》求售，本圖書館要不要買，首先應當查一下館藏目録，看一看本館是否已經藏有此書，以免重複收購此書。經查藏書目録，發現本館未藏該書單行本，再查《中國叢書綜録》，發現《誦芬室叢刊》二編等四種叢書裏收有此書。而這些叢書本館均有。如果購書經費緊張，這套書便可以不買了。如果想買，還應當對其版本加以鑒定。經與傅惜華所編《明代雜劇全目》核對，發現該書與該目所描述的明刻本《四聲猿》版本特徵一模一樣，因此可以斷定這套書爲明刻本，屬於善本的範疇。如果考慮善本難得，以免失諸交臂，應將該書買下來。對圖書如何著録、分類、編目，也可以參考已有書目進行。此外像檔案管理、圖書出版與發行、情報收集與利用，以及其他與文獻有關的工作，也都必須掌握和運用目録學知識。
第三節 書的叙録
叙録，或稱提要，或稱解題。目録中凡功用在於幫助讀者瞭解一書内容、價值及作者生平事迹等的介紹性文字都可稱爲叙録或提要。我們將在《目録的著録事項》一章對提要的體例與寫作方法作專門介紹。爲避免重複，此處將側重介紹提要的功用。因爲以《别録》與《四庫全書總目》爲代表的叙録體提要，内容比較全面，所以標題采用了叙録一詞。叙録約有以下功用：
一是介紹書的篇目。從劉向《别録》開始，叙録的一個重要内容就是條其篇目。如《孫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叙録云：“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賦篇第三十二。”(32)我們即使没有讀過《孫卿新書》，也會從篇目中瞭解到各篇的大致内容。一些書亡佚或部分亡佚後，我們也能從書目叙録所條列的篇目中，對其内容略有所知。如張爾田云：
吾讀《樂記正義》，又知向所條篇目與今本不同者，《正義》云：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别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案《别録》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秦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則向校定《樂記》尚有此十二篇。今無其目者，後儒所删也。(33)
有了這些篇目，我們不僅能較爲完整地知道劉向所校定之《樂記》的内容，也知道該《樂記》與今傳本《樂記》之間的差異，對我們科研工作當然是有幫助的。
條其篇目，作爲一書之目録，一般都置於卷首附書以行。後世書目提要，也有録其篇目的，如《郡齋讀書志》卷十《説苑》二十卷提要云：“漢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説》《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我們雖未讀過《説苑》，通過這些篇目，也就知道了該書的屬性。
後人在編目時，遇到一些稀見圖書，也會采用記載篇目的方式來揭示書的内容。如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説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説總目提要·凡例》稱：“内容提要後，附全書回目，不同版本回目稍有不同者，可在主要版本回目之後注明；差異甚大者，則應分録全目，以資對照。”該書卷首《編輯説明》復云：
比起内容提要之經過主觀加工提煉（不論撰稿人如何努力做到客觀、準確），小説之回目則是最爲確定、客觀的材料。根據回目，可見小説的内容、結構，與内容提要，可以相互參證，相輔相成。且回目之增删、歸併、分割，以及文字的更改，又可見不同版本之差異與流變，價值是很大的。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説書目》、譚正璧《古本稀見小説匯考》都有附全書回目之先例，學者稱便。本書名爲“總目”，除了小説之總目之外，又收録每一小説之總回目，似益名實相副。
可見，在叙録中記録一些珍稀圖書的篇目或回目，對讀者瞭解圖書的内容是有幫助的。
二是介紹書的整理情況。從劉向《别録》開始，就在叙録中介紹圖書整理情況。首先介紹版本收集情況。因爲這是整理圖書的必備條件，如《管子》書録云：“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於此可見，劉向等在收集一書的不同抄本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其次介紹除復重的情況。張爾田《劉向校讎學纂微·删復重》云：“劉向於《荀子》諸書，其序録中皆云除復重若干篇，固謂諸本之中有相同者，留其一而删其餘矣。吾謂一書之中苟有復重，亦必當删除之。”此外，漢代以前，人們著作權觀念淡薄，各書間相互傳抄也會出現内容重複現象。所以除去重複的内容，整理出一個定本來，是圖書整理的基礎工作。劉向在《别録》中往往對此作出交待，上面所引《管子》書録也説明了這一點。如果整理成定本後，還有内容重複現象，劉向也會在《别録》中加以説明，如《晏子》書録云：“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從中可見，劉向在整理圖書時所采取的謹慎態度。
此外，還要介紹圖書的校勘工作。劉向《别録》對此也舉例作了介紹，可貴的是往往還涉及到校勘規律。如《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叙録云：“臣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如《尚書古文經》五十八篇叙録云：“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所説顯然指因形近而誤現象。如《列子》八卷叙録云：“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所説顯然指因音近而誤現象。如《戰國策》三十三篇叙録云：“本字多誤脱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者多。”所説顯然指因壞字致誤現象。
後世目録也有在提要中介紹圖書整理情況的，如《郡齋讀書志》别集類於《沈亞之集》十卷提要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于端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予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誤，頗是正之。且裒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商隱三詩附于後。”《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總集類《文苑英華》一千卷提要談了該書的編纂過程：“太平興國七年，命學士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閲前代文學，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續又命蘇易簡、王祜等。至雍熙三年，書成。”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則明文規定其提要“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如集部别集類十三著録宋張鎡《南湖集》十卷，提要云：“其集久佚不傳，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雖載有張約齋《南湖集》一部五册，藏弆家亦皆未見。今檢《永樂大典》各韻中，收入鎡詩尚多。評其格律，大都清新獨造，於蕭散之中特見雋永之氣，以視嘈雜者流，可謂翛然自遠。詩固有不似其人者，鎡之謂歟？鎡又工長短句，有《玉照堂詞》，選本多見采録，而原本亦久散佚，謹裒集編次，以類相從，釐爲詩九卷，詞一卷，用存其略。《永樂大典》所載，多題曰《湖南集》，以諸書參考，知爲傳寫之誤，今亦並從改正焉。”這些提要對讀者瞭解圖書的整理情況及其内容與特點都是有幫助的。
三是介紹書的作者。《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我們瞭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對我們理解他的作品當然是有幫助的，所以從劉向《别録》開始，就十分重視介紹書的作者。如《雅琴趙氏》七篇叙録云：“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温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静，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雅琴趙氏》七篇雖然亡佚了，但是通過這段作者介紹，也可大致知道該書的形成時間，宫廷宴樂的情況、當時的審美觀點，以及趙定鼓琴的藝術成就。叙録間有考證，往往具有參考價值，如《墨子》叙録云：“太史公曰：墨翟，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案《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還有對作者作出評價的，如《别録》於《賈誼》五十八篇叙録云：“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後世書目提要也多有作者介紹，有些作者介紹還頗有史料價值。如不少人都不願意接受李清照改嫁的事實，但《郡齋讀書志》别集類《李易安集》十二卷提要稱其爲“皇朝李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趙誠之，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後適張汝舟，不終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由於晁公武與李清照都生活於北宋末、南宋初，他所説的情況是可信的。李清照的改嫁並離婚，正表現了她對封建禮教的蔑視與反抗，而不必諱言。
古代的戲劇家是没有什麽社會地位的，一般的史籍也不會爲他們作傳記，而元代戲曲家鍾嗣成所編《録鬼簿》及明初無名氏所著《録鬼簿續編》，不僅將元明戲曲作品編爲目録，還爲不少元明戲曲家撰寫了傳記。整理者於前者提要稱：“《録鬼簿》一書豐富的記載了中國戲曲最稱繁盛時的元代的書會才人、‘名公士夫’的戲曲、散曲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目録。全書包括作家小傳一百五十二人，作品名目四百餘種；這是今日研究古典戲曲與金元文學的寶貴的歷史材料。”(34)整理者於後者稱：“全書著録作家從鍾嗣成起，至戴伯可，共七十一人；雜劇作品七十八種；又失載名氏的雜劇作品七十八種。這些珍貴難得的記載，確是今天研究元末明初時北曲雜劇的發展的唯一重要史料。”(35)今録一例，睢景臣的《高祖還鄉》是著名的套曲，《録鬼簿》在提要中介紹了作者及其寫作情況：“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哨遍》製作新奇，皆出其下。”(36)可以説，這是有關該套曲唯一的原始資料。
四是評介書的内容。提要一個重要任務是介紹書的内容。如《别録》六藝略佚文於《世本》十五篇書録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録黄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於《戰國策》三十三篇書録云：“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後世目録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五《華陽國志》二十卷提要云：該書“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末卷爲《序志》，云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再如《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著録宋司馬光《家範》十卷，提要稱該書“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録《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采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説。與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略同。其節目備具，簡而有要，似較《小學》更切於日用，且大旨歸於義理”。所以，要知道一書之内容，讀一讀該書提要是個好方法。
從劉向《别録》開始就注意對書作出學術評價了。他當時特别注意區分學術流别，如《列子》八卷書録云：“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申子》六篇書録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
後世書目提要也有討論學術源流的，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詩集類下《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提要云：“陳師道無己撰。亦於正集中録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説，出于吕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后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寔豫章之所缺也。”“《詩派》”指詩歌總集《江西詩派》，《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總集類著録。吕本中字居仁，嘗撰《江西詩社宗派圖》，尊黄庭堅爲詩派之祖，又將陳師道列爲二十五名江西詩派詩人之首。“后山”爲陳師道號，“豫章”指江西，黄庭堅是江西人，“豫章之詩”指黄庭堅寫的詩。再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歌詞類《樂章集》十卷提要對柳永詞的評價：“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若其人則不足道也。”
五是介紹書的版本。如前所述，劉向《别録》注意對版本的記録。有所謂中書、中祕書、太史書、太常書等，顯然爲不同的官府抄本。有所謂臣向書、臣富參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尉立書等，顯然爲不同的私家抄本。後世的書目提要記録版本則更加深入，如《郡齋讀書志》卷十七别集類上著録《陶潛集》十卷，其提要云：
今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顔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録》、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吴氏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
該提要已經對版本的特徵進行了研究與描述，而且具有版本鑒定的成分，再如《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别集類中著録《劉綺莊歌詩》四卷，提要云：
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啟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曰“建鄴文房”，本内“密”字皆闕其畫，而“超”字不闕，蓋吴時所繕寫也。
作者從目録、紙墨、題識、鈐印、諱字等方面，對該抄本時代作了鑒定。“昇平”似爲“昇元”，爲南唐李昪年號。“建鄴文房”爲南唐徐鍇藏書室名。五代吴王追尊太祖武皇帝楊行密，“密”字闕筆當避吴諱。
清于敏中等於乾隆年間編撰而成的《天禄琳琅書目》是我國第一部官修善本書目。該目對版本的著録已趨向規範化。該書《凡例》規定：“每書首舉篇目，次詳考證，次訂鑒藏，次臚闕補，至考證於鋟刻加詳，與向來志書目者少異，則是體例宜然爾。”“至舊人題跋亦爲附録。其用印記，則仿《清河書畫舫》之例，皆用真書摹入，以資考據。”《四庫全書總目》於該書提要亦云：“每書各有解題，詳其鋟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今即以《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版經部《周易》提要爲例：
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字法圓活，刻手精整，且於宋光宗以前諱皆缺筆。又每卷末詳記經注音義字數，宋版多此式。其爲宋刊本無疑。琴川毛晉藏書類以甲乙爲次，是書於“宋本”印記之下，復加“甲”字印，乃宋槧之最佳者。（下略）
該提要通過字體、諱字、版式、藏書印等角度加以鑒别，斷定該書爲宋刊本無疑，頗有説服力。
此後，不少版本書目對版本特徵的著録日趨程式化，陳乃乾在《上海書林夢憶録·蠹魚篇》中曾總結並記載繆荃孫對版本著録的格式，今録之如下：
××××幾卷
××撰（撰人上有籍貫或官銜須照原書卷首抄寫）××刊本（何時刊本須略具鑒别力）每半葉×行，行××字，白（或黑）口，單（或雙）邊，中縫魚尾下有×××幾字，卷尾題××××（此記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幾年×××重刻序，後有××幾年×××跋。××字××，××人，××年進士，官至××××（撰人小傳可檢本書序跋或《四庫》提要節抄），書爲門人××所編集（或子侄所編或自編），初刻于××幾年，此則××據××刻本重刻者，×氏××齋舊藏，有××印。
此外繆荃孫在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等目録中，還依據當時的標準長度單位，清代工部營造所使用的營造尺來記録書籍版框的高廣尺寸。後來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采用公制長度計量單位記録版框的高廣，就更加精確、方便了。
六是辨别書的真僞。從《别録》開始，叙録中就有圖書辨僞的内容，如現存《晏子》書録云“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並且將其區别對待，編爲外篇。《漢書·藝文志》約有十五條附注涉及到辨僞問題，其辨僞資料顯然録自劉歆《七略》以及劉向《别録》。劉向父子的辨僞方法側重於内容與語言風格，主觀色彩較爲明顯。
後世書目提要繼承了劉向父子辨僞傳統，不過在辨僞方法上豐富多了，並加强了考訂工作。即以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爲例。作者注意利用目録著録情況來作辨僞工作，如卷一易類著録《坤鑿度》二卷，提要云：“右題曰包羲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晁氏還注意將一書的内容與他書相關内容加以對照來做辨僞工作，如卷十一道家類著録《鶡冠子》八卷，提要云：
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辭雜黄老刑名，意皆鄙淺，宗元之評蓋不誣。
晁公武往往通過對圖書作者的考訂來辨僞，如卷十三小説類著録《稽神異苑》十卷，所題作者爲南齊焦度。晁公武按曰：“焦度，南安氐也，質訥樸憨，以勇力事高帝，決不能著書。又，卒於建元四年，而所記有梁天監中事，必非也。”晁公武還注意通過對圖書内容的考訂來辨僞，如卷十八别集類中著録《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提要云：“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絶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没將逾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
當然，晁公武也注意從語言角度來辨僞，除語言的時代風格外，他還注意通過對謚號、諱字、地名的考證來做辨僞工作，如卷十儒家類著録《趙岐孟子》十四卷，晁公武認爲其中外書四篇似非孟子作，提要云：“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即稱謚。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晁公武往往還分析作僞的動機，這樣就更有説服力。如卷十五醫書類著録《脈訣》一卷，提要云：“題曰王叔和撰。皆歌訣鄙淺之言，後人依託者，然最行於世。”王叔和是西晉太醫令，著有《脈經》等醫書，影響很大，所以《脈訣》託名王叔和撰，當然有利於流傳。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在辨僞方面也頗有貢獻，他已注意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來作圖書辨僞工作。如該書卷一易類著録《子夏易傳》十卷，提要云：“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爲《周易析藴》，言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爲不見於《漢志》？其爲依託明矣。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無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作者綜合運用查目録、查體例、查引文、查語言、借鑒已有辨僞成果等方法，還是挺有説服力的。宋人的辨僞成果爲明胡應麟的辨僞目録《四部正訛》的産生創造了條件。對胡應麟及其以後的辨僞成就，我們將在下文《辨僞書目録》中作專門介紹，兹不贅述。
第四節 書目的序
叙録用以介紹一書之大要，書目之序則用以介紹群書之概略。今大分爲三種説明如下：
一、全目之序。這是介紹整個目録的説明性文字，通常置於書目卷首。書目普遍具有全目之序，如《漢書·藝文志》序、《七録》序、《隋書·經籍志》序等。後世目録如《四庫全書總目》，書前無序而有凡例，其凡例性質也與之略同。
全目之序起源於劉歆《七略》中的輯略。《七略》事實上只分六類，前面另有一個稱爲“輯略”的總論。故阮孝緒《七録》序云：“（向）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37)《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云：“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38)所謂總要，就是概論。後世目録，或無大、小類序，但多有全目之序及凡例，即本《輯略》。全目之序往往具有總述經籍功用、文運狀況、學術源流、編纂義例，以及編目緣起的功用。
先談談泛論經籍之功用。因爲是圖書目録，通常會介紹一下經籍的作用。如《隋書·經籍志》序云：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
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39)
從這幾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編目録，自有其政治立場，目的極爲明確。他們的工作是在正統的儒家思想支配下進行的，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
再談談闡述文運之狀況。圖書目録通常都是整理圖書的結果，與圖書收藏的情況息息相關。所以一些目録都會在全書之序中總結一下我國古代圖書事業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從中可以看出歷代文化學術的盛衰。《隋書·經籍志》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文長不録。今以《宋史·藝文志》序爲例：
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於五季，干戈相尋，海宇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睹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40)
有些全目之序還會介紹某類文獻的學術源流。如《七録》特别設了《佛法録》與《仙道録》作爲外篇，阮孝緒在序中解釋道：
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説諷味，方規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録》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録》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深淺也。(41)
“王氏”指王儉，他曾編撰了《七志》。阮孝緒的這段文字談了《七録》收録佛教著作與道教著作，以及“先佛而後道”的原因。蔣禮鴻還專門分析過《七録》收録佛教著作與道教著作的學術價值，指出：
學術流派錯綜複雜，隨社會與時代而異，這在目録書中就不能無所反映。好的目録學著作也就有學術史的作用。……如梁人阮孝緒的《七録》有佛、道兩録，這就是佛法東來和古代的道家演變成迷信的道教的反映，爲以前的目録書和《漢書·藝文志》所没有。《漢書·藝文志》裏的道家爲哲學家，而以後的目録書中的道家則有實指神仙家和道士者。(42)
有些全目之序還要介紹書目體例。也就是介紹所編目録，如何分類，有哪些著録項目，怎樣編排等。例如梁釋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序》中談到該目“一撰緣記，二銓名録，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録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
還有些目録專門設有《凡例》來交待書目的編撰體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其内容涉及到編目的各個方面，今以談款目編排順序一則爲例：
諸書順序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注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國朝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
有了這條凡例，在編排款目時就容易操作了。
全目之序通常還要交待編目緣起。這對我們瞭解與利用書目是大有幫助的。今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序》爲例：
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録。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即以廬山之下居焉。宿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書，甚祕惜之。顧子孫稚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爲貴者所奪；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舉以付子，他日其間有好學者，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讎校舛誤。終篇，輒撮其大旨論之。豈敢效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書則固自若也。倘遇其子孫之賢者，當如約。
“南陽公”名井度，字憲孟，嘗任四川轉運使，主持刊刻過眉山七史。此序讓我們獲知南陽公贈書佳話，顯然也成就了《郡齋讀書志》這部不朽的目録學傑作。
現代所編書目，往往既有序言，又有凡例。如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叢書綜録》卷首有《前言》一篇，論述了叢書、叢書目録，以及《中國叢書綜録》所要達到的目標與編纂情況。接着又有《編例》十四條，簡明扼要地介紹了《中國叢書綜録》的編纂體例。
二、大類之序。這是介紹目録中一級類目的説明性文字。《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均有大類之序。大類之序主要任務是介紹每大類書的學術發展歷史。如《漢書·藝文志》將所著録的書分爲六略，每略之後皆有一序。其《詩賦略》序云：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43)
此序扼要地叙述周漢詩賦流别。春秋時代，賦詩言志是一種外交禮節，又是一種外交手段。(44)戰國時代，這種外交禮節和外交手段逐漸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像蘇秦、張儀這樣一些人的長篇辯論。因爲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所以學《詩》之士逸在布衣。也就是王官之學流爲私門之學。他們既然具有這樣一種表達能力，又有失職不平的感慨，因此就由爲國家賦詩而變成自己的創作。接着序文談到楚辭變爲漢賦，同時還講了民間歌謡的徵集。總之，它概括了古代詩歌發展的過程。
再如《隋書·經籍志》經部序實際上是一部經學發展簡史，着重介紹了各時期經學的特點。文中談到西漢人搞繁瑣考證，東漢人喜歡以讖解經，晉人喜歡在經學中融入玄學的成分，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又不重視家法與師承，喜歡翻新出奇，所介紹各時期經學的特點都是缺點，可見一部經學發展史，實際上是人們爲了現實的利益對經書進行曲解的歷史，這對我們認識各時期經學的本質是很有參考價值的。這類例子大致足以顯示出大類之序是怎樣叙述的。
三、小類之序。這是介紹目録每小類（種、類）的説明性文字。《漢書·藝文志》於六略之下，又將所著録的書分爲三十八種，除詩賦略五種外，每種之後均有一序（後來也和大類之序一樣，移到前面）。小類之序針對性更强，也更有參考價值。小類之序注重説明該類學術之流别、特點與得失。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縱横家類小序云：
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這裏講了縱横家出於王官，介紹了孔子對外交提出了什麽要求和標準，然後據以評論了它的長處和短處。很短的一段話，就把縱横家基本的東西概括進去了。
後世一些著名的目録，小類之序不甚完整，如衢本《郡齋讀書志》二十五個類目之前有小類之序。現存《直齋書録解題》九個類目前有小序。《文獻通考·經籍考》於每個類目前均設有小序，雖多輯成文，但是頗有參考價值。《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稱其“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其餘書目我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編目者往往都是專家與學者，他們距離所評論的圖書時間較近，因此他們所寫小類之序頗有參考價值。譬如一提到道家，人們便很自然地將其與没落的奴隸主階級思想聯繫起來。任繼愈曾説過：“老子代表没落奴隸主利益，對新的封建制度的一切都感到不滿，妄想歷史向後倒退。他的社會思想和歷史發展潮流是背道而馳的，因而是落後的、反動的。”“針對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積極有爲的政治思想，老子提出‘無爲而治’，實際上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積極地從奴隸主手裏奪取政權，希望大家‘無爲’，從而爲奴隸主保留一定的地位。”(45)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小序的論述則大不相同：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禍亡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虚可以爲治。
應當説此序對道家的闡述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試以《老子》爲例，其三章云：“無爲則無不治。”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四十八章云：“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五十七章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可見强調無爲的目的還是爲了“治”，爲了“取天下”，爲了化民、正民、富民，使老百姓淳樸，好管理。可見《老子》研究的確實是統治術。應當説西漢前期運用老子的學術管理國家，實踐效果還是比較好的，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進入大有爲時期以後，西漢政權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該小類的學術内容發生了變化，編目者也會在小類之序中加以説明。如先秦時代諸子書很多，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子百家的書就很少了。後代目録家只好將一些書籍特少的家合併，統稱爲雜家。《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小序談到了這一點：
衰周之季，百氏争鳴，立説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絶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録。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横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别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説。
於此可見，從部類的分併中還可看出學術的盛衰。
總之，目録諸序每每論述了經籍功用，闡述了文運源流，討論了學術異同、目録義例，這使它成爲目録結構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 * *
(1) 《文史通義》内篇《繁稱》。
(2) 《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本《戰國策》卷首。
(3) 《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七略别録佚文》引自宋刊本《列子》。
(4) 《劉向校讎學纂微·謹編次》。
(5) 《師石山房叢書》本《七略别録佚文》。
(6) 《説文解字》第十五下《叙》。
(7) 《禮記注疏》卷三七《樂記》孔穎達疏引鄭玄《三禮目録》。
(8) 《尚書注疏》卷一一《泰誓》疏引。案：今本《尚書·泰誓》也與漢時發現的《泰誓》一樣，不是真《泰誓》。參看《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録·經學略説》、吴承仕《經典釋文序録疏證·注解傳述人·〈尚書〉·〈泰誓〉佚文》。
(9) 《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
(10) 《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條。
(11) 《目録學研究·目録與目録學》。
(12) 《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
(13) 《亡友魯迅印象記》第二十三節《和我的友誼》。
(14) 《現代國學大師記·吕思勉的自述》。
(15) 《汪辟疆文集·讀書舉要》下篇《文字學之部》。
(16) 《書目答問》卷一《經部》。
(17) 《十七史商榷》卷七《漢書叙例》條。
(18) 《目録學發微》卷一《目録學之意義及其功用》。
(19) 《目録學研究·目録與目録學》。
(20) 《汪辟疆文集·讀書舉要》上篇《綱領之部·校讎學纂微》。
(21) 《目録學研究·目録與目録學》。
(22) 《四庫分類法之研究》，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23) 《金樓子·立言》。
(24)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25)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26) 《胡適文集》第五册《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27) 《柳河東集》卷四《辯鬼谷子》。
(28) 《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二章第九節《史學》。
(29)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30)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31)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卷首《序》。
(32) 《師石山房叢書》本《七略别録佚文》，以下所引《别録》均出自該書，不再作注。
(33) 《劉向校讎學纂微·條篇目》。
(34)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録鬼簿提要》。
(35)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録鬼簿續編提要》。
(36)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録鬼簿》卷下《睢景臣》。
(37)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38)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
(39)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
(40)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
(41)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42) 《目録學與工具書·目録學·目録學涉及到學術流派問題》。
(43)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這段話開頭的“傳曰”應該在“不歌而誦謂之賦”的後面。因爲這裏的所謂“傳”是指《詩經》的毛傳。《詩經·鄘風·定之方中》的傳裏講到君子有九能，方可以爲大夫。九能之一是“升高能賦”，《詩經》毛傳裏卻没有“不歌而誦謂之賦”這句話，而《文心雕龍·詮賦篇》裏却提到“故劉向明不歌而誦”，可見這句大概是劉向《别録》裏的話，而劉歆將它用在《七略》裏面，班固把它保存了下來，傳寫時却顛倒了次序。所以，《漢書·藝文志》原文應該是：“不歌而誦謂之賦。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44) 關於這一點，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研究得比較詳備，可參看。
(45) 《中國哲學史簡編》第二章第四節《小國寡民的反動社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