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目録編製的選題、收録範圍、著録與編排方法，對其中的别裁與互著作了專門論述，最後還談了目録的序例與索引。
第一節 選題與範圍
從事學術研究，不但要善於使用目録，而且要學會編製目録。編製目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選題。
首先，選題要有明確目的。我國古代目録學家都一致强調目録的政治作用。這在劉歆《七略》及據《七略》編成的《漢書·藝文志》的略、種序文中表現得非常清楚。除群書目録之序外，在一書的叙録中，他們也很强調這一點。故劉向《别録》序論古籍，也往往從其可供統治者借鑒而加以肯定。其《荀卿新書》叙録云：“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録。”(1)即其一例。《舊唐書·經籍志·序》稱：“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但紀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後唐政權自認爲是唐政權的繼續，因此序文中的“我朝”顯指唐朝。這就説明了，劉昫等撰《舊唐書·經籍志》旨在爲後唐政權擴大政治影響。乾隆組織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政治目的尤爲鮮明，他一方面指出：將各類書“彙爲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擇《四庫全書》本指也”。(2)另一方面，他又强調：“朕輯《四庫全書》，當采有關世道人心者。”(3)“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4)康有爲、梁啟超等也曾利用目録爲戊戌變法做過思想準備。如梁啟超認爲：“國家欲自强，以多譯西書爲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爲功。”(5)所以他在變法前後專門編製了《西學書目表》《東籍月旦》介紹西方和日本的著作。
對於一般公私藏書目録來説，最直接的目的當然是爲了便於典藏和閲覽。如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題本》云：
本朝御製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回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聖旨移貯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
明代高儒《百川書志序》也談到他於書籍“鋭意訪求，或傳之士大夫，或易諸市肆，數年之間，連牀插架，經籍充藏，難於檢閲，閑中次第部帙，定立儲盛，又恐久常無據，淆亂逸志，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編。損益古志，大分四部，細列九十三門，裁訂二十卷”。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類型的目録，讀者對象也會不同，因此其編製目的會有所側重。明殷仲春《醫藏書目序》説他的目的是將醫書“列爲十數函，標爲函目，使仁人求其書，而廣濟於群生也”。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則云：“方今文學振興，戲曲列入同學專科，莘莘學子，不可無典麗之鉅製以資考鏡，爰爲條列作者世代先後，釐爲四十六卷。”學科目録往往注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自序》云：“顧每集讀畢，輒好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精深，各爲叙録一篇，妄欲附於校讎流别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興替。”
至於特種目録，也皆有其特定的目的。如鬻販目録，主要還是爲了推銷書籍。《生活全國總書目編例》云：
本書目……編纂旨趣約有以下數端：（1）供全國讀書界、圖書館采購書籍檢查之用；（2）供全國學術界、著譯界、圖書館搜集參考資料及研究目録學之用；（3）供全國書業界出版圖書及推銷圖書參考之用；（4）供外國圖書館及研究中國問題者蒐求中國新著作物參考之用。
爲古書、古書注、古類書編引用書目，主要目的則是爲了便於古籍整理。整理古籍需要接觸各種不同版本，而不同版本的字句可能是有所不同的，馬念祖《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序言》對此言之甚明：
因爲要解決這些不同的字句，就要做一番校勘的功夫，要是網羅現在没有存在的佚書，就要做一番輯佚的功夫。而要進行這些工作，首先得瞭解哪些書是在某幾種古籍中有引文的。爲此，我就有個打算，要把那幾種以繁引博證著稱的古籍，就其所引用的書目，匯編爲一個索引式的綜合目録。
其次，選題應當注意拾遺補闕，在保存和利用文獻方面做出貢獻。謝啟昆《小學考序》云：
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有功經學甚鉅，但止詳《爾雅》，餘並闕如……乾隆乙卯，啟昆官浙江按察使，得觀文瀾閣中祕之書，經始采輯爲《小學考》。後復由山西布政使移任浙江，從政之暇，更理前業，成書五十卷。卷首恭録敕譔，次訓詁，則續《經義考》《爾雅》類，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説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
再如清高宗組織人纂修《四庫全書》，借以消滅漢人的民族意識，鞏固滿洲貴族的統治，晚明清初的文獻受到嚴重摧殘，所以謝國楨專門編著了《晚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其《增訂晚明史籍考·前言》説：“我編這部書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搜輯明末的野史稗乘，以保存當時的文獻資料，供學者的研究。”從宋以來，學者們爲正史做了大量的補志工作，顯然也是爲了填補空白，我們曾在第五章第二節《史志》中做過介紹。爲了這個目的，有的學者還爲已經亡佚的古代目録做了不少輯佚工作。如趙士煒的《宋國史藝文志輯本》就爲我們查考宋代文獻提供了方便。其序云：
元以異族入主中華，其史官學識淺陋，故《宋史》疏略，而《藝文志》尤紕謬，重複顛倒不可枚數，《四庫》譏其爲諸史志中最叢脞者。上元倪氏有《宋藝文志補》一卷，功厪拾遺補闕，未曾是正訛舛。清世治史學者，考經籍者，均未顧及，余嘗爲之整比疏理，别爲新編，用徵一朝文獻，而彌兹闕陷。
再次，選題還應當注意藏書特點與專業特長。例如由中醫研究院和北京圖書館編輯《中醫圖書聯合目録》就發揮了這兩個單位的優勢，其《前言》云：“本目録根據北京圖書館徵集的各參加館所藏中醫圖書目録匯編成爲初稿，經各館核對，然後整理付印。編輯校訂工作，主要由中醫研究院擔任。”由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編輯《中國古代音樂書目》也非常恰當。個人編目注意這一點也容易奏效。如阿英編有《晚清戲曲小説目》，鄭振鐸序云：
如晦先生（引者案：魏如晦爲阿英筆名之一）。收藏晚清文史資料最富，余前輯《明清文選》，深資其助。嘗勸其將歷年搜訪所得，刊爲目録，公之於世。如晦先生深感余言，乃先將所藏晚清戲曲，編爲一目印行，每書均加説明，嘉惠後學，有功於我等研究近代文史者不淺。
再如傅惜華的碧蕖館，在戲曲方面的藏書特别豐富，他本人又是研究戲曲的專家，所以他編《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等，當然是勝任愉快的。而我們今天選題，理應考慮利用各級公立圖書館的藏書，因爲它們遠比私人收藏爲富。
題目選好後，還要確定收録範圍。收録範圍通常是由所編目録的性質決定的，譬如公私藏書目録，當然要以公私藏書單位的實際藏書爲收録範圍；個人著作目録當然要以個人著作的作品爲收録範圍。推薦書目録的收録範圍强調精，引用書目録的收録範圍强調全。
有些書目的收録範圍，還必須通過研究制訂一個統一的標準，否則將難以把握。譬如編寫中國古籍善本目録，必然要涉及到全國許多圖書館，如果對善本的範圍没有一個統一標準，要想編出一部完美的反映全國古籍善本收藏情況的目録是不大可能的。再如編地方志目録，山志、水志、寺廟志、書院志等算不算地方志，在編寫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時，就要對這個問題有明確認識，先規定一個收録範圍，否則就不能全面而準確地反映各參加館的館藏。
書目確定明確的收録範圍，也便於讀者瞭解書目的特點和價值。如趙明誠《〈金石録〉序》云：
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内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邦絶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盤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説，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爲二千卷。
可見《金石録》是北宋以前傳世的金石文獻目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收録範圍應當根據所編目録的性質來確定。譬如藏書目録應當全面反映藏書，盡量避免有目無書或有書無目現象。《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
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録，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録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
編者根據自己的標準將典籍分成三類，自有可商之處，但其力求全面著録歷代書籍還是可取的。
事實上清政府爲了鞏固封建統治，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對收録範圍也是嚴加控制的。首先是將那些對清政府不滿的書摒除在《四庫全書總目》之外，並加以銷毁。如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十一月十七日詔曰：“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爲采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别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毁之列。”(6)其次，將那些有可能對清政府造成危害的書也排斥在外，如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二月四日詔曰：“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最易淆惑人心，自未便存留在外，恐各省查辦未能搜查浄盡，著傳諭各省督撫，令其詳悉搜繳解京，並查明有無板片，一併解送銷毁。”(7)
即使被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收録範圍的書，也要受到區别對待。這些書基本上分爲兩類：一類是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書，有三四六一種，七九三〇九卷；另一類僅存其目，有六七九三種，九三五五一卷。(8)高宗於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五月十七日談到了兩者的區分標準：“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内現有各種詳加校勘，分别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録，匯繕成編，陳之册府。其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匯入總目，以彰右文之盛。”(9)其着眼點仍在於“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彰右文之盛”。紀昀等編製《總目》，遵旨照辦，將收録的書嚴分三、六、九等，得到了高宗的充分肯定。如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七月二十五日詔曰：“《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于經史子集内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搜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10)
《四庫全書總目》在收録範圍方面除考慮政治因素外，在學術領域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如《隋書·經籍志》設有“譜系”類，《舊唐書·經籍志》設有“雜譜牒”類，《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均設有“譜牒”類，其餘官私目録，絶大多數都設有此類，惟有《四庫全書總目》將該類去掉了。劉咸炘批評道：
譜牒之書，古今俱多，自昔著録，皆特立一門，而乾隆《四庫》則去之。年譜入于傳記總録，而《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辯證》《萬姓統譜》則皆入類書，此大謬也。其故不過意在選存，而私家之譜繁多猥濫，難於别擇，故竟置之……不悟著録以明學術，譜牒自是一家之學，體則史之支流，事則群之要領。近代譜學雖微，豈無精善之編，正當録存以爲模式。正使無可采録，猶當但録總譜以存其部次，況非無其書，乃以憚於閲攬，遂没此一門乎？(11)
唐以後，科舉制度盛行，門閥制度式微，官修譜牒幾乎絶迹，但是民間家乘一直在不斷地編寫着，此類文獻也頗有史料價值，將該類删去，使此類文獻無類可歸，顯然是不恰當的。《四庫全書總目》以後的各類古籍書目，包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都設有譜牒類。實踐證明《四庫全書總目》取消譜牒類是不正確的。
有些私人藏書目録正因爲全面而真實地反映了藏書，所以才顯示出了它們的價值。明徐《藏書屋銘》自稱“詩詞集説總兼，樂府稗官咸備”。(12)其《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子部小説類收小説、筆記五百七十六種，傳奇類收元、明雜劇和傳奇一百四十種。特别可貴的是作者在卷四集部《明詩選姓氏》部分共著録了三百十五位明代詩人，其中二百七十位都注明了生平簡歷，是研究明代文學的寶貴資料。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説《徐氏紅雨樓書目》“分類壹本四部，所收多明代藝文，其爲世所不經見者，無慮數百十種，雖不逮《千頃堂書目》之富，以之互勘，當得補苴什一也。又其所收刻本應皆啟、禎以前，在今日視之，不當與天水、蒙古本同珍耶？”(13)
某些學科目録、地方文獻目録、個人著作目録因爲求全，把亡書也列入收録範圍，如朱彝尊的《經義考》、謝啟昆的《小學考》、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等，都兼載亡佚了的著作。梁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序》云：“本篇依段著《年譜》（引者案：指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以著作先後爲次，無論已成未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爲著爲校，獨著共著，皆列入。”這對於從總體上瞭解戴震的學術成就顯然是很有用的。
總之，確定收録範圍，要注意目録性質，做到有針對性；要注意讀者對象，應具備實用性；還要力求完備，確保在提供資料綫索方面的參考性。
第二節 著録與編排
在第三章，我們已經着重分析了書名、篇卷、版本、著者、附注、提要及案語等有關中國古籍的目録著録項目。一部目録究竟選擇哪些著録項目，要根據書目的性質和任務來確定。
在封建社會，有的統治者把編製國家藏書目録當作發展文化、鞏固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所以不少國家藏書目録都有提要。如“劉向校理秘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14)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各書皆有論説。《四庫全書總目·凡例》説得尤爲分明：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
關於史志的著録項目，錢亞新《鄭樵校讎略研究》曾指出：
我國史志的著録項目，大抵可分爲書名、篇卷、撰人三者。以《漢書·藝文志》而論，約有六例：一爲先著書名篇數而後繫撰人者，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即是；二爲先著撰人而後繫書名篇卷者，如“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即是；三爲僅著書名篇卷而不録撰人者，如“《荆軻論》五篇”即是；四爲即以撰人爲書名，徑繫篇卷者，如“《陸賈》二十三篇”即是；五爲以撰人的官爵爲書名，徑繫篇卷者，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平原君》七篇”即是；六爲加文體於撰人後，即以爲書名而繫以篇卷者，如“《屈原賦》二十五篇”即是。《隋書·經籍志》的方法，却較《漢志》爲簡，僅分二例：即以書名篇卷爲項目，而以撰人爲注，如“《千字文》一卷”，而注以“梁給事郎周興嗣撰”，此其一。加文體於撰人後作爲書名，而繫於篇卷爲項目，如“《王祐集》一卷”，此其二。
由《漢書·藝文志》的六例，發展爲《隋書·經籍志》的二例，説明史志的著録日趨規範化。
各種學科目録，因爲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以除著録書名、篇卷、版本、作者外，還要加附注，撰提要，寫案語，以别存佚、辨真僞。如王重民在《老子考·凡例》中説：
本書體例，概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惟於存者著其有何種刻本或叢書本，爲朱、謝二氏所不及。又著存佚之法：存者稱“存”，殘缺者亦稱“存”；佚者稱“佚”，佚而有輯本者，亦稱“佚”；不知其存佚者，稱未見；近人稿本稱“未刊”。
本書内容，每書之下，首著其存佚、刻本，次自序，次他人代序，次題跋記、讀書記，次按語。
爲便於讀者查考，學科目録對版本的著録也很重視。如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例言》云：“所録劇目，有現存傳本，凡屬一書各種版本不同，不論其木刻影印，以及通行諸本，均爲序次臚列；即使是鈔本，或佚文散折，也都注明所見出處，以供研究者參考。”有些專科目録的著録項目還有一些特殊性。《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著録條例》規定：“地理類中地方志，原書名前有纂修時代的按原書名著録，原書無纂修時代應考出時代注於方括弧内。”因爲一地往往有數部在不同時間修成的地方志，而它們的書名又幾乎完全相同，在方志前標上纂修時代，就能使人一目了然，不致誤會。
各類特種目録，對著録項目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推薦書目録爲了更好地發揮導讀作用，就應當具有概括地闡述此書内容、特點、價值和讀法的提要。今以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爲例，其序例云：
目録家皆不著價值，蓋所重在收藏，無須乎此。今取便購讀，故從各省官書局之例，詳列價值。……
表下加識語，表上加圈識，皆爲學者購讀而設。體例不能雅馴，所不計也。
表後附札記數十則，乃昔時答門人問之語，略言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雖非詳盡，初學觀之，亦可以略識門徑，故竊取過而存之之義，附見末簡，名曰讀書法。
今録樣例如下：
續表
當然，這也要看對象。例如教育部爲大學文科各系開的學生閲讀書目，只包括書名、作者兩項。因爲讀者是本專業的大學生，所開的書目又都是基本的、有代表性的名著，而這些名著在大學的教科書中已有了更詳盡的介紹，因此無需再詳加著録。
善本目録一般地著録版本是不够的，還要注明行款、版式、印記、紙張、墨色、以及名人批校、題識等情況，並就序跋、牌記、前人著録情況等作必要的説明。如繆荃孫爲黄丕烈輯《蕘圃藏書題識》序云：“其題識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繙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而由於現代印刷術的發展，善本目録可以和善本書影互相參照，就更爲精密和方便了。
爲了保證善本書的著録質量，善本書提要勢必要走上程式化，確定一些編目條例與格式。繆荃孫在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志序》中説：
積餘此目，其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宋元本行數、字數、高廣若干，白口黑口，魚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叙校讎、考證、訓詁、簿録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兼及收藏家圖書，其標讀書之脈絡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循是而求，覽一書而精神、形式無不具在，不勝於《敏求記》倍蓰乎？(15)
繆荃孫本人編撰的善本書目也做到了這一點，陳乃乾將其編撰之書目提要的格式作了歸納與總結，我們在第三章《目録的著録事項》第三節《版本》已引用，請參看。
按照統一格式著録，能大大提高古籍編目的質量與效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在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特地制訂了《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著録條例》頗便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還專門制訂了《文獻著録總則》與《古籍著録規則》，當然更加科學。
此外，聯合目録要求著録收藏館代號，鬻販書目録要求著録定價，圖書館藏書目録要求著録索書號，都是一些特定的項目。總之，著録項目一般應根據目録性質與讀者對象來定，至少書名、卷册、版本、作者四項是不應缺少的。
當著録項目確定後，我們就要在卡片上或電腦中進行著録。新出古籍有版本記録頁，著録相對容易一些，而過去出版的古籍通常没有版本記録頁，所以著録古籍要困難得多。長期從事古籍編目工作者深有體會地説：“木版書籍則有書名不全、卷數殘缺者，有佚姓缺名者，有無刻本時期及處所者，故每遇一問題之發生，輒費若干之時間。且同一書也，序之題名與正文題名不同；同一著者也，或用别號，或用本名；同一刻本也，或係原刻，或經修補。”(16)在著録時遇到這些問題都要一一查考明白，然後再按照國家標準《古籍著録規則》，或自己擬定的著録條例所規定的格式，將每書逐一著録完畢，形成款目。還要將款目依照一定的順序將其編排起來，才能使之成爲一個完整的目録而便於使用。
我國的傳統目録絶大多數都是按分類編排的。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使讀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專門探討了分類編排的問題。他認爲圖書再多，都可以通過分類把它們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所以他説：“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又説：“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鄭樵還認爲分類的方法不僅可以用來部伍圖書，更重要的是可以用來剖析學術源流。其説本書第四章《目録的分類沿革》第三節《不守四部成規的分類法》已引。
章學誠的《校讎通義》進一步肯定了鄭樵的觀點，而且説得更加明確簡練。他指出：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録，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别，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禄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17)
他還强調道：“古人著録，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閲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18)鄭、章兩家所概括的理論，是我國古代目録編排以學術分類爲最基本最通行的方法的依據。
當然，按學術分類編制圖書目録也存在着局限性，因爲我們所制訂的分類表與層出不窮的圖書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某些圖書，特别是某些新出現的圖書依據分類表難以分類，譬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著録的應當是《春秋》經及其研究著作，該類小序所説明的也是此類著作而未及其他。但是該類後面卻著録了《國語二十一篇》等十一部史學著作，這是因爲在《七略》的分類表中尚無史部位置，只好采用變通的方法，將這些書附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之後。因爲春秋類書，除被尊爲六藝之一外，它們實際上也是史書。
再就是將一些不便分類的書附在某些大類或小類之後。例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在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的後面，還著録了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以上三類賦都有作者。而雜賦十二家，全都没有作者，難以歸到以上三類中的任何一類，因此以“雜賦”爲名，著録在賦類之末。其方法是將無名氏的賦作，先按同類或相近題材合併在一起，如《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等九家，再將上述九家無類可歸的無名氏賦作統統歸入第十家《大雜賦三十四篇》之中。後面還附有《成相雜辭十二篇》與《隱書十八篇》，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注曰：“成相，助力之歌。”是一種三言、四言、七言互用的韻文。《文心雕龍·諧讔》云：“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常采用歌呼的形式。可見《成相雜辭》與《隱書》都不是典型的賦，正因爲它們不好分類，所以附著在詩賦略賦類之末。
書目編纂者對某書究竟歸於何類往往有不同的認識，這也造成了分類的困難。譬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録《晏子》八篇，焦竑卻將《晏子春秋》十二卷著録在《國史經籍志》子類墨家，並説明道：“《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四庫全書總目》又將《晏子春秋》八卷著録在史部編年類，《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於該書提要云：“撰人名氏無考。舊題晏嬰撰者，誤也。書中皆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録》、李絳《論事集》之流，與著書立説者迥别。列之儒家，於宗旨固非；列之墨家，於體裁亦未允。改列傳記，庶得其真。”
除按分類編排外，還可根據目録的性質與資料的多寡，按主題、時間、地區、體裁、作者、版本、檢索方法等來編排。譬如個人著作繫年目録，只能按時間編排；地方志目録，當然應按行政區劃來編排；阿英《晚清戲曲小説目》按體裁來編排；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書目》按版本來編排；李儼《近代中算著述記》按作者姓名筆劃順序來編排；裘沖曼《中國算學書目彙編》按書名筆劃順序來編排。在編排時，可以一種方法爲主，而輔以其他方法。這樣，使用起來，就會更爲方便。
以上説的都是就簿册式目録而言，現在的圖書館爲讀者提供綜合性的卡片式目録，檢索起來更爲便利，但它只能與簿册式目録相輔而行，却不能代替簿册式目録，根據學術分類編排而成的簿册式目録始終是傳統目録的主要形式。現在各圖書館都編有館藏圖書目録數據庫，檢索起來非常方便。
第三節 别裁與互著
爲了充分發揮書籍的作用，使讀者能够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我國古代一些目録學家創造並運用了别裁和互著的方法。劉歆的《七略》已經出現了重複著録現象。《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再據兵權謀、兵技巧兩類後面的統計數據，可知因爲重複而被省去的是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等十家的軍事著作。其中《鶡冠子》一篇，既著録於諸子略中的道家類，又重複著録於兵書略中的兵權謀類。王重民指出：“《鶡冠子》只有一篇，經班固核對，兩處著録的内容完全相同，也‘省’掉了。但如果按互著法的正確意義來説，十種書中衹有這一種是符合的（但不是有意識的）；其餘九種，應該説是别裁而不是互著。”(19)
人們在編目實踐中早就運用了别裁與互著的方法，如盛宣懷《遂初堂書目》跋云：“復見之書，提要舉《大曆浙東聯句》，一入别集，一入總集。今考其中，如《焦氏易林》，一入周易，一入術數；《汲冢周書》，一入尚書，一入春秋；《天下大定録》，一入雜史，一入僞史；《皇祐平蠻記》，一入本朝故事，一入地理；《慶曆軍録》，一入本朝故事，一入兵書；《隋李文博中興書》，一入儒家，一入雜家；《瀨鄉記》，一入地理，一入道家……共十八條。”復見之書有十八種之多，顯然不是一時疏忽，而是有意爲之的。
明祁承《庚申整書略例》總結了整理圖書的四種方法：因、益、通、互。前兩種是分類方面的問題，後兩種即指别裁與互著兩種著録方法。他説：
通者，流通於四部之内也。……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别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會多者也。……而元美之《名卿迹記》、元敏之《寶善編》，即其集中之小傳者，是兩書久已不行，苟非爲之標識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爲分載，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内，以便檢閲，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20)
祁承 所謂“通”，實際上就是裁篇别出，也即别裁。他又説：
互者，互見於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時之著述，而倏爾談經，倏爾談政。有以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摭古，或以徵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書也，而於此則爲本類，於彼亦爲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中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者，有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正爲此也。余所詮次，大略盡是。(21)
祁承所謂“互”，實際上就是互著。祁承在他編的《澹生堂書目》中，就使用了這兩種著録方法。
章學誠在目録學上的突出成就之一是深入研究並大力提倡在分類著録時采用别裁、互著二例。别裁與互著這兩個術語，也是他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他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中就已談道：“夫篇次可以别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别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22)在其《校讎通義》卷一中，專門有《别裁》《互著》兩篇闡述了二者的重要意義。
關於别裁，章學誠説：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説，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説也），其所采之書，别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内，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别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23)
章學誠强調應自覺運用别裁法來反映學術源流，而且要附注别裁篇第的出處，否則不能算真正的别裁。他指出：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别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録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别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别，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24)
别裁法特别有助於編製專科目録，章學誠也談到了這一點。他説：
裁篇别出之法……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載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25)
關於互著，章學誠談道：
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録，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26)
他認爲采用互著法主要目的是便於讀者考鏡源流，所以他説：“部次群書，標目之下，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録之義而已。”他還特别强調：“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書之易混者”是指與兩類以上相關的書，如“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書之相資者”是指可以利用的異類之書，如“《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27)采用互著法，這些書確可充分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别裁、互著都是在分類著録中，遇到理有互通、書有兩用的情況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目中兼收並載。它們不同的地方是互著的兼收並載，是把一書同樣地著録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目中；别裁的兼收並載，則是把一書著録在某類中，而把書中與他類可以互通或兩用的某些部分裁篇别出，著録在相關的類目中。
章學誠編撰《史籍考》也運用了别裁與互著的著録方法，其《論修史籍考要略》中“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三例即説明這一點。今舉“子部宜擇”爲例：
諸子之書，多與史部相爲表裏。如《周官》典法，多見於《管子》《吕覽》；列國瑣事，多見於《晏子》《韓非》。若使鉤章釽句，附會史裁，固非著書體要；但如《官圖》《月令》《地圓》諸篇之鴻文鉅典，《儲説》《諫篇》之排列記載，實於史部，例有專門。自宜擇取要删，入於篇次，乃使求史學者無遺憾矣。(28)
章學誠關於别裁與互著的理論，爲許多目録所采用，産生了深遠影響。如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云：“《漢書·藝文志》有互見例，今於兩類相關者，間亦互見注其下。”(29)現代圖書館目録也普遍采用了這兩種著録方法。如施廷鏞《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凡例》云：
某書之一部分，而與某類有關者，則裁篇别出，如《漢書·藝文志》，原從《漢書》卷之三十裁篇别出是也。凡别出者，則載明見於某書之某卷，並注其書號，以便檢閲。
凡一書意兼兩類者，則互著之，並於書名之下，載明編入某類某號。
劉國鈞先生在《中文圖書編目條例草案》《中國圖書編目條例》中確立别裁、互著二例以後，這兩個著録方法得到了更廣泛的運用。
第四節 序例與索引
序例包括序言和編例，序言一般介紹目録的編製目的與經過，編例一般介紹編製目録所遵循的規則。讀者可以從序例中瞭解目録的特點和使用方法，因此序例也是目録不可缺少的部分。序言和編例可分開寫，也可合在一起寫。今舉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叙例》全文爲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録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録。方志書目，此其虇蕍；元明舊記，多沿兹作。厥後撰著漸繁，記載難悉，遂創專志，别帙單行。簿録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爲宏焉。温州自唐以來，魁儒瑋學，撰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僅具書名，不詳崖略，疏漏踳謬，研討靡資。今特爲補輯，勒成斯編，粗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備于斯，然唐宋而後，嘉道以前，耳目所及者，大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别録》，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録，率有解題。自汴宋之《崇文》，遝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孴迻叙跋，目録之外，采證群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創兹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恢郛郭。觀其擇撢群藝，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棷也。此書之作，意存晐備，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庶廣甄録，用備考稽。
劉《略》班《藝》，類分以六，厥後荀勖創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别部居，雜而不越。勝朝地志所紀藝文，多以人次，義類紛舛，實乖史裁。蓋經藝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于子目分合，古録多殊，惟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爲圭臬焉。
目録之别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弆臧未絶，購覓則難也。四者昈分，實便檢校。然存闕並憑目譣，不慮訛踳；惟未見與佚，雖著録有無，足爲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遝于國初。志録所收，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溯勝朝，尤爲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昔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没已久，傳播殆絶，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塙存者，如《四庫全書》，庋儲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不必經覽，即定爲存。分别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鑒臧，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朱氏《經義考》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爲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久無傳本者，苟著在前録，悉注行間。用楬采摭之本原，且證陯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繁偁，有類旒綴。然如經籍藝文，史家專志；晁陳鄭馬，儲臧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稡五史之闕文。並鈐鍵藝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宜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並爲詳注也。
古書流傳寖遠，遞更鈔梓，名淆于婁刻，卷異于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于見存之書，標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差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于亡編逸籍，叙録多歧，省易分並，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以溯厥初，證群籍以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校駮文，用資考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亦宜然。世俗崇飾人文，恒多假借。總其凡最，厥有二端：一曰僑寄，一曰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界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别特嚴。大抵自内出者，録父而删子，以父尚温産，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録子而缺父，以子已土著，父猶寓公也。至如僞作新編，嫁名前哲，研究既難，采録宜審。今凡遇鈔迻舊籍，塙有主名，並摉厥根荄，概從芟夷。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則姑爲綴録，以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疏證，别爲辨誤，庶知刊剗有由，異于逞肊棄取。
叙跋之文，雅俗雜粈，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録，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氐原流綜悉，有資考校；義旨閎眇，足共誦覽。凡此二者，並爲攈采。或有瞀士剿剽，雅馴既少；書林衒鬻，題綴猥多；則僅存凡目，用歸簡要。若編帙既亡，孤文僅在，則縱有疵纇，不廢迻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録舊文，不詳典據，沾省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讎勘，輒滋岐牾，今亦依張《志》之例。(30)（張氏《臧書志》于習見之書序跋，皆僅存目，今略仿其例）凡舊編具在者，並迻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其有名作孤行，散徵它籍者，則備楬根柢，並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于辨證之語，刺剟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某曰，尤爲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肊造，有删無改，亦殊專輒。
禄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説滋，剬緝藝文，别裁宜審。而《千頃書目》附制舉于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于别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從删汰，庶使野言佹説，不淆文史。至于譜諜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登官簿。自譜學陯廢，私書繁雜，前創後修，此分彼合，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立此目，分韻編姓，帙附類書。舊志于家牒，間登一二，今並削之。
詔定官書，雜成衆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僅題經進，理無專屬，達例未聞，況復斷地爲書，方隅攸限，凡在兹科，宜從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温《橘録》，萃永嘉之珍産。考徵所藉，捊輯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温州舊志，並與本郡著述相廁，尤爲無例，今别録爲外編一卷，以爲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考》凡所標楬，以氏繫名，例雖創立，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詁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並沿朱例。至朱《考》薈稡群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别，俾尋覽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並據科第生卒之年，略爲排比。其有義士逸民，身遘易姓，苟節崇肥遁，則仍係故朝，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至于姓氏久湮，事實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末，用竢考定，再爲叙次。
寫録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録，故叙跋繫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爲允協，今之寫定，輒爲更張。大抵每書之下，叙跋爲首，目録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繁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詳其事迹）。至于申證精奥，規檢訛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殿于末簡，以質大雅。
己巳之夏，屬稿伊始，寒暑再更，條緒粗立。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著于録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勼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恉，紕繆奪漏，懼弗克免，用竢方聞，理而董之。
目録之前通常有序言一篇，泛論經籍之功用，闡述文運之源流，辨章學術之異同得失。如果目録未另撰凡例，全目之序也要介紹目録之義例。這些，我們在第二章第四節《書目的序》中已加討論。《温州經籍志叙例》共十三段，首尾兩段相當於序言。作者在首尾兩段中結合《温州經籍志》的性質，總結了地方文獻目録的發展過程，並説明了該志的編製目的、經過及目録概況。其餘各段爲編例。第二段介紹本書的編製體例：每書有提要，其提要“遠軌鄱陽，近宗秀水”，采用輯録之體。第三段介紹本書的分類：奉《四庫全書總目》爲圭臬。第四段介紹著録之法，每書皆對其存、佚、闕、未見分别注明。第五段介紹著録各書的依據。第六段亦介紹著録之法，每書皆對其名稱與篇卷加以辨訂。第七段介紹對作者的收録範圍。第八段介紹提要輯録資料的原則。第九段及第十段介紹書籍著録的範圍。第十一段介紹書籍的編排次序；第十二段介紹提要内容的編排次序。孫詒讓不僅對編例作了明確介紹，而且還在理論上進行了探討。除不收小説、傳奇、譜牒有可商之處外，總的來説《温州經籍志》在目録序例方面堪稱典範。
從上例可知，一個較好的目録序例，除介紹目録的編製目的、經過及概況外，還應當説明目録的收録範圍、著録項目及編排方法。
在分量較多的目録中，無論用哪種方法來編排書目，都不能滿足讀者從不同角度檢索目録的多種要求，因爲任何一種編排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單靠目録正文的編排方式是不可能完全滿足讀者一系列檢索問題的需要的，因此編製各種相應的輔助索引來幫助讀者是非常必要的。
索引是將特定文獻範圍内的特定事項一一注明其所在文獻中的位置，並按一定次序編排起來的文獻檢索工具。索引同書目一樣，都是解決不斷增多的文獻同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矛盾的文獻檢索工具。兩者的區别在於目録是以文獻整體作爲著録和檢索單位，而索引則是以文獻内部的特定事項作爲著録和檢索單位。
我國索引出現甚早，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書目類著録《十三代史目》三卷，提要稱：“唐殷仲茂撰。輯《史記》、兩《漢》《三國》《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史籍篇次名氏。”此外，據《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的記載可知，南唐徐鍇撰《説文解字韻編》十卷是將《説文解字》中的字以聲韻爲序編成的索引。據此看來，唐五代已經出現索引當不成問題。
此外，《郡齋讀書志》書目類著録《群書備檢》十卷。《直齋書録解題》目録類著録《群書備檢》三卷，解題稱：“不知名氏。皆經、史、子、集目録。”宋鄭樵《通志·藝文略》目録類著録《群書備檢録》七卷。《宋史·藝文志》目録類著録“石延慶、馮至游校勘《群書備檢》三卷”。《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三稱石延慶爲宋紹興間進士，《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九稱馮至游宋紹興時任大宗正丞，則他們都是宋代人。可見宋人利用《群書備檢》之類的工具書來提高文獻檢索的效率已是較爲普遍的現象。
現存明代索引有《洪武正韻玉鍵》一册，該書爲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小學類著録，稱“張士佩《洪武正韻玉鍵》一卷”，附注：“萬曆甲戌（一五七四）叙，不知撰人。”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考證，知該書爲張士佩所撰，萬曆甲戌叙不知是誰寫的。《中國古籍善本書提要》所著録之北京大學藏本，爲萬曆十年南京刻本。現存明代索引還有傅山編的《兩漢書姓名韻》，此書末題“壬午（一六四二）八月傅山記”，則該書至遲在崇正十五年（一六四二）編成。全書分爲《西漢書姓名韻》與《東漢書姓名韻》兩個部分。太原山西書局曾於一九三六年出版過。
早在十八世紀，章學誠就對編索引的理論進行過探討，他説：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處、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31)
這段話最先談到了索引的標目選擇、編排方法、特徵及作用。
據今所知，最早爲目録編製索引的，當推清紀昀輯《欽定四庫全書目録韻編》五卷，及四庫館輯《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韻編》一卷。清范志熙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韻編》，有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藕香簃鈔本。同類書還有陳乃乾編的《四庫全書總目索引》，係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六年版。此外尚有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一九三二年編印的《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四庫全書總目》附有《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讀者可以從分類、書名、作者等角度來檢索。該索引前有《四角號碼檢字法》及《索引字頭筆劃檢字》，較便於使用。一九四九年後，古典文學出版社等出版的一批古籍目録皆編有索引。如《寶文堂書目索引》《虞山錢遵王書目匯編書名著者名綜合索引》等。
集合多種目録爲之編製綜合索引的，則有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一九三三年編印的《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今録其《藝文志二十種原名及略語對照表》如下（表中“同上”原作“同右”）：
續表
以上二十種圖書目録中的書名與作者均一一列目，用中國字庋擷法混合排列。只知書名或只知作者，均可從中查到出處。引得前附有《筆劃檢字》與《拼音檢字》，這爲不知使用中國字庋擷法的讀者提供了方便。該索引對查考歷代圖書著述情況是很有用的。
在爲叢書目録及叢書子目編製索引方面做出成績的，有浙江省圖書館金步瀛所編《叢書子目索引》，金陵大學圖書館曹祖彬所編《叢書子目備檢著者之部》，清華大學圖書館施廷鏞所編《叢書子目書名索引》。後者計收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叢書一千二百七十五種，子目四萬餘。書名以筆劃爲序排列，書名下注明卷數、時代、著者、所屬叢書、册次。朱自清的序文指出：“索引以檢查便利爲主，本書編者施鳳笙（廷鏞）先生在這上面費的心力最多。除《筆劃檢字表》外，並編了個《部首檢字表》，又定了許多互見的例。”既常見又便於使用的要算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録》第三册《子目書名索引》與《子目著者索引》。索引按《四角號碼檢字法》的順序排列。索引前附有《四角號碼檢字法》《索引字頭筆劃檢字》及《索引字頭拼音檢字》，極便讀者。陽海清編撰之《中國叢書廣録》也值得重視，其《編例》説：“本編所收，限於中國古籍叢書。凡《中國叢書綜録》已予揭示者不再收入，若有復出必定在書名、版本或子目多寡等方面有所不同。對於近四十年來，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影印或重新整理出版之古籍叢書，無分綫裝、平裝、精裝，盡量訪求收録。”可見該目恰可彌補《中國叢書綜録》之不足。該目分上、下兩册，上册爲總目，下册爲索引。包括《子目書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和《子目分類索引》，可從書名、著者、分類三個角度，檢索到上册所著録的叢書子目。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所附《書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書鋪號索引》。它們擴大了一般目録索引所確立的標目範圍，從而反映出了版本目録的特點，對我們充分利用《中國善本書提要》來做版本鑒定和其他科學研究工作都是極有幫助的。毫無疑問，爲分量較多的目録編製索引，可以提高檢索效率，爲科學研究提供一條捷徑。這是我們編製目録時所不應忽略的一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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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部叢刊》影印《古逸叢書》本《荀子》二十卷卷末。以下所引序文，凡見各書卷首者，不再注明。
(2)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諭。
(3)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上諭。
(4)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
(5) 《西學書目表》卷首《自叙》。
(6)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7)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第七十二頁。
(8)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出版説明》。
(9)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10)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11) 《目録學·部類第六》。
(12)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首《藏書屋銘》。
(13)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末《叙録》。
(14)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15) 《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二《積學齋藏書志序》。
(16) 《奮鬥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第一五五頁引施廷鏞《工作報告》。
(17) 《校讎通義》卷一《叙》。
(18) 《校讎通義》卷一《互著》。
(19) 《校讎通義通解》卷一《互著第三》按。
(20) 《庚申整書小記》附《庚申整書略例四則》。
(21) 《庚申整書小記》附《庚申整書略例四則》。
(22) 《文史通義》卷六外篇一《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23) 《校讎通義》卷一《别裁》。
(24) 《校讎通義》卷一《别裁》。
(25) 《校讎通義》卷二《焦竑誤校漢志》。
(26) 《校讎通義》卷一《互著》。
(27) 《校讎通義》卷一《互著》。
(28) 《章氏遺書》卷一三《論修史籍考要略》。
(29) 《書目答問》卷首《書目答問略例》。
(30) 張《志》指張金吾編《愛日精廬藏書志》。
(31) 《校讎通義》卷一《校讎條理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