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種目録是依據特定目的或用途而編成的目録，它們是多種多樣的。現將一些最主要的特種目録介紹如下。
第一節 推薦書目録
推薦書目録，亦稱舉要目録或導讀目録，是針對一定的讀者對象，圍繞一個專門目的，對有關文獻加以選擇，推薦給讀者的一種目録。
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湖北學政龍啟瑞爲指導諸生參加科舉考試所編撰的《經籍舉要》是一部現存最早的、成熟的，以獨立形式出現的推薦書目。他在《復邵蕙西書》中談到該目的編撰情況：“某今擬一書目，凡學者應看之書，皆爲分門别類，使之欲從何處用功，便有何等書可讀。爲目百有餘種，凡過于浩博者及無關正業者不録。此爲鄉曲秀才開一用功之路，凡考居優等及新進諸童，各給一本與之。楚北書肆，可因此生色矣。”(1)龍啟瑞於該書卷末跋云：“右所舉各書，皆於諸生有益，所宜置之案頭，以備觀覽。其爲目多而不繁，簡而不漏，由此擴而充之，可進於博通淹雅之域，即守此勿失，亦不至爲鄉曲固陋之士。”
《經籍舉要》作爲推薦書目的特點，也體現在分類方面。作者考慮到培養人才的實際需要，大膽突破了四部分類法的藩籬，除經史子集外，還設立了約束身心之書、擴充學識之書、博通經濟之書、文字音韻之書、詩古文詞之書、場屋應試之書等類。新增類目都有很强的針對性，爲了束縛學生們的思想，他推薦了約束身心之書十一種，並在案語中説：“右十一種書常置案頭，可以束身寡過，雖不能遽至于聖賢之域，而不流于不肖決矣。”爲了拓寬學子們的知識面，他特設“擴充學識之書”一類，推薦了《四庫全書總目》《困學紀聞》《日知録》《十駕齋養新録》等七種圖書，其案語稱：“學者讀書最忌見聞荒陋，用以作文必無精彩，安能出人頭地，苟于此融會貫穿，庶可無村秀才之誚矣。”
《經籍舉要》的收録範圍依據推薦書目的性質與特點，貫徹了少而精的原則。僅收一百四十二種書，對每一種書都作了精心挑選。如場屋應試之書僅收三種，他在該類案語中解釋道：“諸生今日莫不以場屋應試之功爲急務，而所載之書止于三種者，以根柢之學在經史之中，經史既明則醖釀深厚焉。有用以爲應試之學而無不工者，故登此數者以爲學業之準繩。”
就著録項目而言，《經籍舉要》最有成就，最能體現推薦書目特點的當推附注與提要兩項。其附注項往往對書的作者、版本、内容、分類作了補充説明。其中附注版本頗能給讀者以參考，如於《説文解字》條下注明：“汲古本、朱刻本、藤花榭本、五松園本”，並在提要中説：“讀書而不讀《説文》，是雖識字而不識字也。以孫淵如氏《平津館叢書》内仿宋刻本爲勝。”
該書提要從指導閲讀出發，着重評價了書的内容、特點、價值與學習方法，成績尤爲突出。如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的提要云：“《説文》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於讀經有益也。段氏此書，於經義融洽貫串，而講求聲音形體之處，亦爲精確得當，在《説文》家可爲空前絶後之作。特好以意擅改，恐終失許氏之舊，是其一病耳。”有的提要還談到了學習方法，如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提要説：
愚謂今日諸生，讀史必須手邊置一劄記，隨其所得，分類記之。記古人之嘉言懿行，則足以檢束其身心；記古人之善政良謀，則足以增長其學識；以至名物象數，片語單辭，無非有益於學問文章之事，當時記録一過，較之隨手繙閲，自當久而不忘，且偶爾憶及與蓄疑思問，其檢查亦自易易。此爲讀史要訣，諸生所宜盡心。
龍啟瑞的《經籍舉要》雖有時代局限，仍不失爲一部成功的推薦書目，爲以後推薦書目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影響很大又非常典型的推薦書目録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書目答問》是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張之洞就任四川學政時，仿龍啟瑞《經籍舉要》而作，繆荃孫爲撰寫該書初稿做出了貢獻。張之洞的學生，繆荃孫的同學，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貴陽版《書目答問》的校訂者王秉恩嘗云：
藝風京卿爲余五十餘年成都舊友，時余爲諸生，與君同受業陽湖湯秋史師門下，君時即爲目録版本學。丁卯，君寄籍華陽，中式後改歸江南。吴勤惠公督川，延君入幕。吾師張文襄公督學川中，君乃執贄，文襄知君熟于目録版本，命君草創《書目答問》稿。(2)張舜徽談道：“蓋《書目答問》屬稿之始，乃謬氏秉筆；迨稿成，由之洞審定訂正，成爲定本；終題之名以刊布之。此種事古代多有，不足怪也。”(3)
《書目答問》初刊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一九二九年，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跋》説《書目答問》“書成以來，繙印重雕不下數十餘次。承學之士視爲津筏，幾於家置一編”。
《書目答問略例》談了該書的編纂目的：“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偏舉既嫌絓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録此以告初學。”
在書籍的收録範圍上，編者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其《略例》云：
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雜者不録，古書爲今書所包括者不録，注釋淺陋者、妄人删改者、編刻訛謬者不録。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行者不録。舊槧舊鈔偶一有之，無從購求者不録。經部舉學有家法、實事求是者；史部舉義例雅飭，考證詳核者；子部舉近古及有實用者；集部舉最著者。
《書目答問》在收録標準方面約有以下特點：
首先是實用性。《書目答問略例》題下注云：“此編爲告語生童而設。”因此所選擇的書都要切合學生們的實際需要。《書目答問》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録·經濟家》題下注强調指出：“士人博極群書，而無用于世，讀書何爲？”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還明確談道：“凡所著録，並是要言雅記，各適其用。”“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雜者不録。”針對被收録的某些具體的書，《書目答問》往往也是從是否有用的角度進行評價，如史部詔令奏議第九《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附注云：“此書最切用。”
其次是厚今薄古。《書目答問略例》云：“此編所録，其原書爲修四庫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可見張之洞非常重視新的研究成果。就各類而論，如其《經部序》云：“經學小學書以國朝人爲極，於前代著作擷長棄短皆已包括其中，故於宋元明人從略。”其《史部·地理類序》云：“今人地理之學詳博可據，前代地理書特以考經文、史事及沿革耳。若爲經世之用，斷須讀今人書，愈後出者愈要。”也同樣可以看出這一點。再如子部兵家類著録《新譯西洋兵書五種》，説明編者對國外學説的新近譯本也很重視。
第三是不科學者不録。如經部《列朝經注經説經本考證第二》附注云：“空言臆説，學無家法者不録。”經部《書》之屬附注云：“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録。”經部《爾雅》之屬附注云：“講《爾雅》不通小學者不録。”子部兵家第三附注云：“兵者，人事。《太白陰經》《虎鈐經》之屬，詭誕不經不録。《登壇必究》《武備志》多言占侯，所言營陳器械，古今異宜，不録。《握奇經》《三略》《心書》《李衛公問對》僞書，不録。《武編》《兵法百言》，多空談，不録。”
第四是僞書基本不録。編者於經部《詩》之屬附注云：“《子貢詩傳》《申培詩説》，皆僞書，不録。”復於經部《孝經》之屬附注：“《知不足齋叢書》有《古文孝經孔傳》一卷、《今文孝經鄭氏注》一卷，皆僞書，不録。”對於僞書也依據具體情況作了具體分析，並未一概排斥。對於那些出現時代早，僞而近古的書也還是收了不少，如《六韜》《關尹》《鄧析》等。
《書目答問》也非常重視對版本的選擇與著録。《書目答問略例》多次談到了版本問題，如論版本重要性的：“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其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該目對版本的收録標準也貫徹了可靠性與實用性原則，“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多傳本者舉善本；未見精本者，舉通行本；未見近刻者，舉今日見存明本。”
《書目答問》在具體著録版本時也體現了這些原則，並作了分析與評價，如《十三經注疏》，著録了“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同治十年廣州書局覆刻殿本，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明北監本、明毛晉汲古閣本”，並評價道：“阮本最于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書坊翻刻阮本，訛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明監、汲古本不善。”
有些版本殘缺不全也會加以説明，如子部儒家類著録《群書治要》五十卷，附注：“連筠簃本。闕三卷。”該類還著録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二十卷、《餘録》三卷，附注：“潛研堂本抽印單行，阮刻無《餘録》。”
某些書雖未著録版本，往往也會指明檢索途徑。如集部别集類唐至五代部分附注：“唐之詩家，如高適、岑參之類，文家如李華、蕭穎士之類，今無單行本，詳《全唐詩》《文》中。”再如集部别集類南宋部分附注：“此外宋人集，若吕陶、劉摯、彭龜年，聚珍本有之。宗澤、吕祖謙，在《金華叢書》内。永嘉四靈，在《南宋群賢小集》中。”《書目答問》的附注主要任務就是著録與推薦版本，因此《書目答問》可算作有選擇的版本目録。
《書目答問》的附注項除著録與評介版本外，也涉及到其他内容，充分體現了推薦書目的特點，現也略作介紹如下：
首先是指示讀書治學的門徑，如經部小學類的附注説：“此類各書爲讀一切經、史、子、集之鈐鍵。”再如史部譜録類書目之屬的附注云：“此類各書，爲讀一切經、史、子、集之涂徑。”他如集部别集類國朝詩家集首先著録吴偉業《梅村集》四十卷，附注云：“欲詳知國朝詩家集者，具鄭方坤《國朝詩鈔小傳》、王昶《湖海詩傳》、張維屏《詩人徵略》中。”
其次是評介圖書内容。附注同書異名者如集部别集類南宋部分著録《李忠定公集》，附注：“原名《梁谿集》。”附注作者者如總集類文之屬著録《金元明八大家文選》五十三卷，附注：“元好問、姚燧、吴澂、虞集、宋濂、王守仁、唐順之、歸有光。”附注圖書内容者如集部詩文評類著録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附注：“此書采北宋詩話略備”；著録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二十卷，附注：“此書采南宋詩話略備”。
再次是對圖書作出評價。如經部石經之屬著録《國朝石經》，附注云：“乾隆五十八年敕刊，嘉慶八年敕改定。國子監石本。十三經皆備，文字多依古本，與通行本多異，極精核。”
作者在分類上不盡用前人書目體例，其《略例》云：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爲分别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録，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弇陋者當思擴其見聞，汎濫者當知學有流别）
基於這種理解，他便仿祁承之例，於四部之外，别立叢書一部，成爲五部，並説明道：“叢書最便學者，爲一部之中可該群籍，蒐殘存佚，爲功尤鉅，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别爲類。”他還附立《别録》，分群書讀本、考訂初學各書、詞章初學各書、童蒙幼學各書，使《書目答問》成爲一部完整的推薦書目録。
此外編者於類目下加注，多有灼見。如其把目録分爲藏書家所貴與讀書家所需兩種，臚列了讀書家應掌握的書目，並於譜録類書目之屬下注曰：“此類各書爲讀一切經史子集之涂徑。”
《書目答問》在二級類目的設置上也作了一些探索，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只設四書類，而《書目答問》於四書類外又設了論語類與孟子類，並於論語類的附注中解釋道：“《論語》《孟子》，北宋以前之名。《四書》南宋以後之名。若統于《四書》，則無從足十三經之數，故視注釋家分合别立之。”“十三經”的概念深入人心，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非常流行，如果取消了論語、孟子兩類容易對“十三經”造成誤解，所以《書目答問》同時在經部設立論語、孟子、四書三類，不無道理。
多分三級類目也是《書目答問》在分類方面的顯著特點。如在經部小學類將《爾雅》單獨立類就是一例。《漢志》《隋志》將《爾雅》附在經部《孝經》類，顯然不恰當。《舊唐書·經籍志》將《爾雅》類著作調整到經部小學類顯然是恰當的。而《書目答問》不僅將其歸于小學，而且還單獨立爲一類，顯然是考慮到它是十三經之一，又是生童們必須學習的文獻。再如史部金石類下分金石目録、金石圖像、金石文字、金石義例四個三級類目，就非常清晰。
《書目答問》對具體圖書的歸類問題，也有一些值得借鑒的地方。首先是爲一些容易混淆的類目確定了收録範圍。如史部别史類附注云：“别史、雜史，頗難分析，今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爲整齊，關係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紀録中多雜事者入雜史。”
其次是能够依據圖書的實際情況進行分類。如經部三禮總義之屬著録《白虎通義》四卷，附注：“此書皆言禮制，故入此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分在子部雜家類。再如史部政書類歷代通制之屬著録《通志》二百卷，附注：“《提要》入别史類，今附于此，以便尋檢。”
再次，自覺地運用互著方法。《書目答問略例》云：“《漢書·藝文志》有互見例，今于兩類相關者，間亦互見，注其下。”如集部别集國朝詩家集提到“王昶《湖海詩傳》，互見總集類。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互見詩文評類”。
對於一些難以歸類的書也作了説明，以便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如子部法家著録了《龍筋鳳髓判》四卷，附注：“名似法家，實則詞章，無類可歸，附此，其目藉可考唐時律令公式。”再如子部藝術家著録《藝舟雙楫》六卷《附録》三卷，附注：“此編實是雜文，因内有論書二卷，附此。”
書後還附載《清代著述諸家姓名略》，雖僅列舉著名學者的姓名籍貫，從中也可窺見清代學術流别，對於指導讀書也是有意義的。故其序云：
讀書欲知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莫如即以國朝著述諸名家爲師。……知國朝人學術之流别，便知歷代學術之流别。胸有繩尺，自不爲野言謬説所誤。其爲良師不已多乎？……凡卷中諸家即爲諸生擇得無數之良師也。果能循途探討，篤信深思，雖僻處深居，不患冥行矣。
如編者列舉了二十九位校勘學家的姓名，指出：“諸家校刻並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據，戴、盧、丁、顧爲最。”這對我們讀書時選擇版本就有指導意義。戴指戴震，盧指盧文弨，丁指丁傑，顧指顧廣圻。
但《書目答問》畢竟是光緒初年的書，時間越久，越覺其不足，范希曾因此撰《書目答問補正》五卷。它糾正了《書目答問》原來在書名、作者、卷數、版本著録上的一些錯誤，對原書漏記及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以後新刊的版本進行了補注，還補收了一些和原書相近的書。這些書絶大部份是後出的，直到一九三〇年止，都記録了作者、卷數和版本。凡《書目答問》所稱的“今人”，也一概補足姓名。一些書名下面，還加了案語，稍陳利弊。所以今天我們檢查《書目答問》，非用補正本不可。
來新夏、韋力、李國慶之《書目答問匯補》，二〇一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堪稱《書目答問》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問世一百三十多年來的傳播校補工作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搜集到《書目答問》的四十九種版本，匯補了葉德輝、倫明、孫人和、趙祖銘、范希曾、蒙文通、邵瑞彭、劉明陽、高熙曾、張振珮等名家的批校本以及李笠《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及吕思勉的《經子解題》的相關資料。書末所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經增訂後，讀之可當清代學術小史。此外還附録了不少相關研究資料，以及《書目答問匯補綜合索引》。顯然能更加充分地發揮其指導閲讀的作用。魯迅説：“我以爲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4)這句話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
一九二三年，《清華周刊》記者請梁啟超與胡適選擇要籍，指示讀法。胡適寫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説是“最低限度”，但内容太雜，收羅過多。梁啟超當時就對它提出了批評，並另寫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其優點不在書目而在讀法。此外還有李笠《三訂國學用書撰要》等書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汪辟疆一九二五年寫的《讀書舉要》，作者在《導言》中説：“載籍極博，遍讀實難；提要鉤元，是爲急務。梁胡論列，可謂備矣；鄙意尚嫌過多，非今日學子所能盡讀。”他針對梁啟超、胡適推薦書目數量過多的缺點，只推薦一百三十種書。胡目僅分三類：（一）工具之部；（二）思想史之部；（三）文學史之部。梁目分五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丙）韻文書類；（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戊）隨時涉覽書類。顯然都缺乏推敲，不够科學。汪辟疆將綜合性圖書分爲上篇：一、綱領之部；二、叢載之部；三、稽考之部。將專科性圖書分爲下篇：四、哲學之部；五、史學之部；六、文學之部；七、文字學之部。其類名簡潔明了，含義明確，頗便檢索，顯得科學多了。
其最大特點是爲每部書撰寫了提要，不僅告訴我們應當讀哪些書，還着重介紹讀書的方法、步驟與版本。如《詩經》提要云：
此書爲古代詩歌總集之第一部。訓詁名物，以陳奂《毛詩傳疏》爲最詳；詮釋要義以宋朱子《詩集傳》爲獨到。清人方玉潤有《詩經原始》，頗多新解。上海有石印本。三書可任取其一讀之，若能比較互閲，尤爲有益。
對一些版本衆多的書，該書目還注意推薦應讀的版本。簡單一點的在標目中就作了説明，如《杜樊川集》（清馮集梧注）、《玉谿生詩注》（清馮浩注），實際上告訴我們，讀杜牧的詩文集應當用清馮集梧注本，讀李商隱的詩集應當用清馮浩的注本。複雜一些的則要在提要中加以説明。如《杜工部詩集》提要稱：“杜注最多，有仇兆鰲、楊倫、錢謙益諸家注本，皆可閲。大抵仇注最繁富，楊注頗簡要，錢注多獨到。此外注本尚多，讀者但取其體例大雅者觀之可也。”在衆多的杜詩版本中，汪辟疆只推薦了三種，並指出了各自的特點。研究杜詩當然不能只讀三家注本，還得要把其他體例大雅的版本找來看看，但那已是下一步的事了。
《讀書舉要》還注意對圖書内容進行評價，雖寥寥數語，卻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如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以地域爲經，而緯以史迹，最爲有系統之書。各省及州域序論，兵機地勢，了如指掌。凡讀史地書，或感枯燥，閲此書真有自得之樂矣。魏叔子稱爲數千年絶無僅有之書。”
作者還在提要中道及自己的治學經驗，這對初學當然具有指導意義。如汪先生在提要中反復强調要讀全集而不能只讀選本。如《讀書舉要》於陶澍《陶靖節詩注》云：“陶詩雖有選本可讀，其全集究不能不看。”其於《白香山集》提要復云：“香山詩不免輕率，實有時代精神，光氣究不可掩。其《與元九書》云：‘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皆香山詩歌立足點也。選本多不能見其真面目，故全集必讀也。”
此外，章太炎、黄侃依據自己的治學經驗均爲青年學子開過一些必讀書目，徐復介紹道：
章先生指示青年必讀二十一書，先生以爲尚有未備，增益爲二十五書。二十五書是：經學十五書，爲十三經加《大戴禮記》《國語》；史學四書，爲《史記》《漢書》《資治通鑑》《通典》；子部二書，爲《莊子》《荀子》；集部二書，爲《文選》《文心雕龍》；還有小學，爲《説文》《廣韻》。以上青年必讀書二十五種，包括四部中最重要的典籍，可以囊括一切，也是治各門學問的根柢。當時社會上盛行梁任公、胡適之開列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先生認爲泛濫不切實際，没有揭示出重點，故提出二十五書以糾正此偏向。(5)
一九四九年後，推薦書目也受到了重視，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提出和修改制定了一批專業教學方案，每個方案都附有一個學生閲讀書目。一九七八年六月召開高等學校文科教學工作座談會，討論制定各專業學時制或學分制教學方案時，都重新附立了各專業的學生閲讀書目。這些書目基本上以一九六一年編制的專業閲讀書目爲基礎，補充了一些有價值的新書。在教學上起着較好的輔助作用。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有提要的推薦書目。中國青年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六月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題解》就是其中的一部。該書《内容提要》説：
本書所介紹的二百五十多部作品，都是兩千多年來流傳廣泛，影響較大的名著：它們起自先秦，迄於近代，包括詩、詞、賦、文、戲曲、小説、神話等各種文體的原著，以及有關的選注本、今譯本和匯編本。除了概述作者生平及創作成就以外，用主要篇幅着重介紹這些名著的内容或故事梗概，對它們的思想意義和藝術特色也一一作了分析。通過閲讀本書，廣大青年讀者可以利用較爲經濟的時間，對浩如烟海的我國古典文學有個基本瞭解；文學愛好者也可由此擴大古典文學的知識領域，獲得進一步自學的綫索。
上述這些推薦書目録都可供初學者參考。但由於學術不斷發展，新書不斷出現，這個工作今後還應當繼續做下去。
第二節 禁燬書目録
統治者爲了政治原因常銷燬或禁止某些書籍。爲被銷燬或禁止的書所編製的目録稱爲禁燬書目録。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6)
宋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學士院言：奉詔詳定陰陽禁書，請除孫、吴子，歷代史、天文、律曆、五行志，並《通典》所引諸家兵外，餘悉爲禁書。從之（學士院、司天監定係禁書籍十四門爲目録一卷）。”(7)《宋史·藝文志》載《禁書目録》一卷，注云：“學士院、司天監同定。”(8)這是我國禁書目録見於記載之始。
禁書目録以清代爲最多。滿洲貴族建立清朝以後，對文化實行統治政策，乾隆時代修《四庫全書》，一方面做整理工作，另一方面也對他們認爲“違礙”的書，分别加以删、改、燒、禁。他們將這些書編成目録．發到各地去執行。這樣，就産生了許多禁燬書目録。如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月二十六日詔曰：“前經各省將查出應燬違礙各書陸續送京，經該館開單行知各督撫一併實力查辦。”(9)文中所謂“開單”即指編禁燬書目。像《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收録的《撤换各書單》《應銷燬各書清單》《全燬書籍清單》，皆爲禁燬書目。根據高宗要求，此類書目越編越多。現分别説明如下：
《銷燬抽燬書目》：此目包括《全燬書目》與《抽燬書目》兩部分。卷首有四庫總裁英廉奏摺二通，末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日刊發”字樣，故知其目即爲當時英廉奏准頒發各督撫應行銷燬、抽燬的書目清單。英廉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二月二十一日奏云：
將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後各書，逐一覆加檢閲，詳細磨勘，務將誕妄字句，删燬净盡，不致稍有遺漏。兹據各該纂修等已全行閲竣，共看出應行銷燬書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燬書一百八十一部。臣同該總纂紀昀等逐加覆核，理合開具略節清單，同原書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一併繳進，請旨分别銷燬。(10)
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奏摺復云：
恐外間未奉明禁，尚有留存，臣現在開繕清單，行知各該督撫，令其遵照嚴查，解京銷燬，毋使少有遺留。其應行抽燬之本，亦將應抽各條，詳悉開明知照，令其將應燬篇頁，嚴行查抽封固，一體解燬。如有原板者，將板内一併查明鏟燬。(11)
《全燬書目》全爲明人著作，這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恐懼。《抽燬書目》也多係明人著作，書目下每條皆附注抽燬章節及其被抽燬的原因。如《蜀國春秋》四本條下注曰：
查《蜀國春秋》，係明荀廷詔撰。書内毛鳳彩序一篇，語極狂悖。書内紀年中，“明玉珍”一條，卷十三内十一頁前一行，卷十四内第十四頁前七、八行，亦俱有偏謬處，應請抽燬。
《禁書總目》：此目卷首有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五月初四日上諭一道及浙江巡撫羅琅覆奏一通，故知爲浙江省所彙刻應行查繳違礙書目録的清册。書目分八類：
（一）四庫館奏準頒發各省進到遺書内查出干礙全燬抽燬各書目（即上面提到的《全燬書目》《抽燬書目》）。
（二）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七百四十九種。
（三）軍機處奏準抽燬書目，四十種。
（四）專案查辦應燬各書，二百三十一種。
（五）浙江省查辦奏繳應燬書目，一百五十四種。
（六）各省移咨應燬各種書目，三百三十七種。
（七）有違礙謬妄感憤語句應請銷燬，十三種。
（八）有錢謙益、沈德潛序文並列龔鼎孳、金堡諸人姓氏應請抽燬，五種。
此目前有説明云：
查浙省地廣人稠，藏書紳士繁富，其中或有遠宦幕游，筐笥無人查檢，或有僻壤窮鄉，見聞未能周悉。一切干礙不經之書，恐尚有留存之本，合將前奉四庫館頒發各省進到遺書内，查出干礙、全燬、抽燬各書，並軍機處頒行各省查辦違礙書目，及浙省歷次奏解前册未載各書名目，再行彙刻，印刷成本，發交各府州縣，各省儒學教職，委員傳齊紳士、地保、坊鋪、書賈人等，廣爲散給，遍布通行，使遐陬僻壤，咸得周知。凡有存留書目開載各書，即日呈出，該州縣學委員即日備文解交省局，以憑委員解京銷燬。各該紳矜士庶，務各詳細檢查舊篋行笥，斷編零帙，盡數呈繳，不使稍有遺匿，致干罪譴，其各凜遵毋違。
於此可見，清代文網密布，幾無脱漏。
《違礙書目》：此目卷首有河南巡撫署録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十一月初四日上諭一道，後有“河南布政使榮柱敬刊”字樣，故知爲河南省所編應行查繳違礙書籍之清册。書分五類：
（一）應繳違礙書籍各種名目六百八十種。
（二）王錫侯逆書十種。
（三）徐述夔逆書七種。
（四）程嘉燧逆書一種。
（五）續奉應禁書目五十種。
以上清代禁書目録三種，均見清姚覲元《咫進齋叢書》。姚氏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跋云：
覲元曩在東川曾刊《銷燬抽燬書目》一册，蓋先大人舊藏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庫奏進本也。嗣同縣吴刺史文昇、會稽章大令壽康、江陰繆編修荃孫各以藏本郵視。吴本題曰《禁書總目》。……維時舍弟凱元方承乏大官，因走書京師屬其搜訪。已而凱元果以一編至，其體式略如今行臺省例册，首録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諭一道，而以應繳違礙書籍各種名目暨續奉應禁書目序列於後，署曰“河南布政使榮柱敬刊”，較之館本、浙本互有詳略，因備録而並刊之。
光緒末年，鄧實得江寧官編《違礙書籍目録》一册，其中《江寧本省奏繳書目》及《各行省咨禁書目》爲姚本所無，因補遺合刊，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出的《清代禁燬書目附補遺》即爲此書。
此外尚有江西、湖北、廣東各省《奏繳書目》及《分次奏繳總目》，爲陳乃乾所得。陳氏删併重複，校補缺失，編爲《索引式的禁書總録》。據該書統計，全燬書二千四百五十三種，抽燬書四百零二種，共二千八百五十五種，而《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圖書也祇有三千四百七十種（不包括存目）。對比之下，禁書數量之多是相當驚人的。此外，孫殿起還編有《清代禁書知見録》。其《略例》云：“本書以海寧陳氏《索引式的禁書總録》爲底本，取其較爲完備，亦少重複。”孫殿起有憾於陳《録》“僅載書名、人名，至其各書卷數、刊本、年代均付闕如”(12)，所以他的《知見録》“於卷數、作者、籍貫以及刊刻年代等，力求詳確”。(13)
國民黨政府查禁進步書籍，也有禁燬書目録，現略述如下：
《國民黨反動政府查禁二百二十八種書刊目録》(14)，該目原載一九三一年九月國民黨湖南長沙市黨務整理委員會所編的《工作報告書》中。著録項目有書報名稱、著譯者、内容及備考、出版地點。例如：
《兩種不同的人類》，蔣光慈編 爲普羅文學短篇作品，詆燬黨國，鼓吹階級鬥争。 北新書局(15)
《國民黨反動派查禁一百四十九種文藝書目録》，該目原載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曾引用過。對於這批被查禁的文藝書，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别市執行委員會批文説：
查此案業準中央宣傳委員會公函並決定辦法五項：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種，早經分别查禁有案，應切實執行前令，嚴予禁燬，以絶流傳。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三十種，内容宣傳普羅文藝，或挑撥階級鬥争，或詆燬黨國當局，應予禁止發售。三、《浮士德與城》等三十一種，或係介紹普羅文學理論，或係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確意識者，頗有宣傳反動嫌疑，在剿匪嚴重時期内應暫禁發售。四、《創造十年》等二十二種，内容間有詞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應删改或抽去後，方準發售。五、《聖徒》等三十七種，或係戀愛小説，或係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無礙，對此三十七種書籍之禁令，準予暫緩執行。(16)
《國民黨反動派查禁文藝書目補遺》，張静廬編，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序云：
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黨反動派一次查禁普羅文藝一百四十九種的書目，已刊入本書乙編；現在再從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六年抗日戰争前夕僞國民黨中宣部的各項反動密件中，搜録先後被查禁的革命文藝書目續得三百零九種，補録於後。(17)
《國民黨反動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種社會科學書刊目録》，這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印發的秘密文件，有凡例、目録和索引。著録項目有書刊名稱、查禁及查扣緣由、查禁及查扣日期。例如：
《列强在華經濟的政治的勢力及其外交政策》 宣傳共産鼓吹暴動 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令各地郵檢所扣留焚燬(18)
《國民黨反動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種書刊目録》，這份目録是根據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一九四一年七月所印發的《取締書刊一覽》鈔録的。該目《説明》云：“本《一覽》輯録書刊，起自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本會成立之日，迄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止。”其著録項目有書刊名稱、著譯者、出版者、取締理由、取締日期、取締辦法。例如：
《一年間》 夏衍 生活書店 故不審原稿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五月 查禁(19)
禁書目録是文網史的重要史料。從某個時代的禁書目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個時代的文化政策。
第三節 鬻販書目録
鬻販書目録是爲推銷圖書而編製的一種書目。這種目録多爲出版商人或發行單位所編。例如明汪諒在其所刻《文選注》的目録後面，即附有一篇這種目録：
金臺書鋪汪諒，見居正陽門内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今將所刻古書目録列於左，及家藏今古書籍，不能悉載，願市者覽焉。
翻刻司馬遷正義解注史記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選一部
翻刻黄鶴解注杜詩一部，全集
翻刻千家注蘇詩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機微義一部，係醫書
翻刻武經直解一部，劉寅進士注
俱宋元板
重刻名賢叢話詩林廣記一部
重刻韓詩外傳一部，十卷，韓嬰集重刻潛夫論，漢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遺音大全一部
重刻臞仙神奇祕譜一部
重刻詩對押韻一部
重刻孝經注疏一册
俱古板
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臺汪諒古板校正新刊(20)
清代鬻販書目的編製水平有明顯提高。如乾隆時代的大藏書家黄丕烈在蘇州玄妙觀西開了一家滂喜園書籍鋪。爲了方便顧客，該書鋪略以出版時間爲序編了個《士禮居刊行書目》，著録内容有書名、册數、書價、刊年四項。今録之如下：
《國語》五册，一兩二錢，庚申
《汲古閣書目》一册，八分，庚申
《國策》九册，二兩，癸亥
《博物志》一册，一錢六分，癸亥
《百宋一廛賦》一册，六分，乙丑
《季滄葦書目》一册，一錢二分，乙丑
《梁公九諫》一册，六分，丙寅
《焦氏易林》四册，一兩，戊辰
《宣和遺事》二册，二錢六分，庚午
《輿地廣記》七册，二兩四錢，辛未
《藏書記要》一册，六分，癸酉
《三經音義》（《論》《孟》《孝經》）一册，三錢二分，癸酉
《儀禮》三册，一兩二錢，甲戌
《船山詩選》二册，四錢四分，丁丑
《周禮》九册，二兩，戊寅
《洪氏集驗方》二册，四錢四分，己卯
《夏小正（附集解）》一册，二錢，辛巳
《傷寒總病論》三册，一兩二錢，癸未
《汪本隸釋刊誤》一册，四錢四分，丙子
書目前有“書價制錢七折”六字，後有“滂喜園黄家書籍鋪”、“蘇州圓妙觀察院場”兩印。(21)就著録項目而言，《士禮居刊行書目》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一是注明册數，便於稽核，這對儲存、陳列、銷售都是大有好處的。二是標明售價，以示毋欺，避免了討價還價，贏得了顧客的信任，還標明“書價制錢七折”，這顯然是促銷的一種手段。三是注明出版年，爲讀者瞭解圖書的版本情況，提供了重要依據。
鬻販書目録至晚清得到了蓬勃發展，最突出的要算各地官書局編印的銷售書目。清末統治者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後，於省會城市普遍設立官書局大量出版圖書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如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江蘇書局編印的《江蘇書局重訂核實價目》，著録經書三十六種、史書六十五種、子書三十二種、集書三十六種，末附寄售書籍十三種。經部主要是諸經讀本、群經要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一類書。史部除正史、諸史會要、《通鑑匯刻》外，還有吏治之書。子部多醫書、算術書、儒家啟蒙書。集部則以《唐文粹》《宋文鑑》《金文雅》《元文類》《明文粹》等總集爲最有名。可見官書局出書主要目的是爲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每書著録書名、本數、紙張、書價，如：“《四書讀本》，每部六本。連史紙，陸百陸拾陸文；毛邊紙，每部足制錢，伍百陸拾柒文；毛太紙，肆百陸拾捌文。”是十分典型的鬻販書目録。
一九三〇年，朱士嘉曾將江南書局、淮南書局、江楚編譯局、江蘇書局、浙江書局、山東書局、尚志堂、山西官書局、湖北官書局、廣雅書局的書目輯成《官書局書目彙編》，並於一九三三年由中華圖書館協會出版。該書所收書目大體上反映了清末官書局的出版與銷售水平，如江蘇官書局出版的書，著録二百一十種，山東官書局銷售的書，著録一千三百五十七種。江楚書局出的書，著録七十種，其中涉及自然科學的有二十三種，如《化學導源》《生理教科書》等；社會科學的有十種，如《英國警察》《政治學》等。其中值得注意的還有《欽定各學堂應用書目》一册。對清末學堂購買教科書與教學參考書，無疑會産生較大影響。
一些書商也在晚清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南京的李光明莊可作爲代表。盧前嘗云：“金陵三山街爲明代刻書者所聚，如宋時之臨安。富春堂等，則猶陳氏書棚，皆卓然有聞者也。近百年刻書業則始於洪楊事變之後，隨曾、左而起者曰李光明，江南官書局所刻皆出李氏。”(22)李光明莊也注意用鬻販書目來推銷圖書，它常將所出版的圖書編成目録裝訂在一些書的卷首。如所刻《三家經注解備要》《書經集傳》《春秋左傳杜林》即附有這樣的書目。李光明莊的鬻販書目，除經、史、子、集外，還有啟蒙類、閨範類、雜學類、善書類。爲了維護摇摇欲墜的封建統治，各地官書局的出版物絶大多數爲國學圖書，李光明莊的出版物絶大多數也是國學圖書。而官書局出版的多爲大部頭的正經正史，這就爲李光明莊大量出版童蒙讀物留下了廣闊的餘地。從李光明莊的鬻販書目中，可以看出李光明莊所出版的，主要就是這類讀物。另外還出版了一些醫書、善書之類民間需求量較大的圖書。其著録項目僅有書名、定價兩項，如“《注釋千家詩》一百二十文”。
掃葉山房也是晚清負有盛名的私家書鋪，在上海棋盤街、上海彩衣街、漢口四官殿、蘇州閶門外、松江馬路橋，均設有分號。現存《漢口掃葉山房書目》的書口有“民國十年重訂”六字，可見此前也編印過書目。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掃葉山房作爲清末民初鬻販書目所達到的水平。該目卷首《啟事》談了書目定價的原因：“至售書價目，本號自前清宣統三年起，定爲一律，照碼七折，並無二價。一以期價值公平，購閲必衆；一以期誠信相見，則受欺無虞。”《外埠函購書籍章程》對郵購圖書的具體辦法作了明確規定，因文長不録。該目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爲重點圖書撰寫提要，其提要有廣告性質。兹舉一例：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精裝四十八册，本紙定價十八元，洋紙定價十二元。提要在介紹了該書内容、特點、影響後，指出：“本號覓得汲古閣初印善本，復敦請名儒，悉心讎校，付諸石印，早已出版，請即購取爲荷。”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振鶴編的《晚清營業書目》，收有兩家官書局、十五家民營書局的營業書目，附録的《上海書業公所書底掛號》還收録了上海晚清五十七家民營書店的營業書目。前者著録項目有書名、作者、册數、紙張、定價。後者只有書名一項。這些書目真實地反映了晚清圖書出版與閲讀的實際情況，頗有史料價值。該書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於二〇〇五年出版。
值得一提的還有近代譯書目。一八四〇年，鴉片戰争的炮火摧毁了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統治者逐步認識到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於是産生了洋務運動。一八六五年，曾國藩支持李鴻章在上海成立了江南製造局。一八六八年六月，在局内設立翻譯館專辦譯書之事。爲便於讀者瞭解、購買圖書，江南製造局還編了幾個目録。如現存《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録》二卷，分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學、船、學務、工程、農學、礦學、工藝、商學、格致、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學、地學、醫學、圖學、地理等類，共著録圖書一百七十三種，此外附刻各書三十種，總計譯印圖書二〇三種。呈現出了全新面貌。著録項目有書名、册數、紙張、定價，體現了鬻販書目的特點，如工藝類著録“《照相鏤版印圖法》一卷，一本，連史，二角；賽連，一角五分”。(23)
此外，《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作爲鬻販書目的特點更加鮮明。卷首有廣告詞云：“本會夙以振興新學，開通民志爲己任，創辦以來譯印各書千百餘種。此乃泰西名士奉爲寶笈，人人必讀之要書也。擇其尤佳者詳録於後。”全目分天文、地理、史類、醫學、通考、政學、理財、律法、格致、電學、算學、植物學、蒙學、小説、雜著、圖畫、道學、質學、性理、礦物學、化學等類。顯然是依據譯著圖書的實際情況來分類的。著録項目有書名、裝幀形式、册數、定價，不少書還有提要。如《電學須知》提要云：
格致學内有一電學焉，精微甚細，奥妙無窮。小之可以試以玩娱，大之可施諸實用。如鍍金也，飾器皿以美觀；達電信也，縮千里如覩面。燃作燈燭，發光如日，照夜似晝。至於放電燃炮，有用於軍武；運機代織，有用於工藝；製針指南，有用於航海；造鐵引電，有用於防電。是皆由電學考究而出者。一册，價洋八分。(24)
卷末稱：“如購以上書籍，望照價匯下，無不隨到隨寄，空函恕不奉覆。此致。上海河南路四百四十四號廣學會謹啟。”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編輯出版了《近代譯書目》，除上面提到的兩種譯書目録外，還有王韜編撰的《泰西著述考》，徐維則輯、顧燮光補輯的《增版東西學書録》，顧燮光編撰的《譯書經眼録》，佚名編《馮承鈞翻譯著述目録》。這些譯書目録，對於我們研究西學東漸，以及出版與鬻販書目録均有參考價值。
鬻販書目録至現代才盛行並趨於完備。朱遂翔説：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上海有古書流通處之創設，主人爲海鹽陳立炎，頗有閲歷，初出書目，但無定價，仍以討價還價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書目，各書始有定價，凡同行或熟人及圖書館訂購，可打九折，門市則無折扣。如是經營，營業大盛，購者亦稱便利。外埠郵寄往來，殆無虚日。各省内地讀者亦可購到喜愛之書。……杭州出書目最早者，爲余所設之抱經堂書局，開始即逐部標明售價，以示毋欺。……抱經堂書局尚有一種臨時書目，藉補正式書目之不足。各同業以利之所在，亦皆紛出書目，從事競争。……此後因各店均有書目，營業均好，無上門送售之必要。(25)
此類鬻販書目有《漢口掃葉山房書目》《上海受古書店舊書目録》《北平文奎堂書目》等。其中編得最好的現代書籍鬻販目録，當推平心的《全國總書目》。其《編例》説：
編纂旨趣約有以下數端：（1）供全國讀書界、圖書館搜購書籍檢查之用（本書目内所戴書籍除臨時絶版、禁售者外，生活書店均可照最經濟而便捷之辦法代辦，圖書館另有優待辦法）；（2）供全國學術界、著譯界、圖書館搜集參考資料及研究目録學之用；（3）供全國書業界出版圖書及推銷圖書參考之用；（4）供外國圖書館及研究中國問題者搜求中國新著作物參考之用。
在收録範圍上，《編例》强調：
所收書籍以最近尚在發售者爲主，但有價值之絶版書間或可以購到者（如上海水沫、金星、新月等書店若干出版物），亦酌量收録。編定後禁售之書則在校樣時於書名後加注“禁”字。凡在書名之後加*符號者，則表明爲難以購到之書。
在著録方面，除書名、作者外，還包括了定價、出版者、代售者、册數等項目。此外，《編例》説：
本書按所收書籍内容深淺分别繫以各種符號。加梅花符*者，爲初級讀物；加星花符★者，爲高級專門讀物；加三角符△者，爲中級及初高級通用之讀物……凡屬世界名著，書名前加有圓點●；内容有問題者，書名前加▲符。
爲了便於檢查，該目還有多種索引。
平心編《全國總書目》共收録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五年間出版的新書兩萬種，堪稱出版者之總廣告，售書者之總簿録。該目在編纂目的、收録範圍、著録項目乃至索引的編製方面都體現了鬻販書目録的特色。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版本圖書館編的《全國新書目》《全國總書目》也具有鬻販書目録的特點，我們在第五章第一節已經作了介紹。版本圖書館還專門編了《古籍目録》，它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至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各類古籍。除著録書名、作者、版本、定價等外，還有提要。如：
癸巳類稿 （清）俞正燮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五七·十二·三十二開 三六三千字 精裝一點九元 印一次 四千册
[本書因輯成於清道光十三年癸巳，故題爲《癸巳類稿》，是一部考據學著作，内容包括經、史、子、集、醫理、天文、釋典、道藏等方面以及古代的名物制度和社會風俗的考證。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初刻於北京，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重刊於湖北。本書以重刊本爲底本，據初刻本改正訛誤。]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還專門編了《古籍整理圖書目録（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一）》，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後對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包括點校注釋）、有關古籍的工具書。該目録按圖書的出版時間順序編排，從中可以瞭解各階段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概況。
一九四九年前，各私營出版機構均有出版目録，如商務印書館的《圖書彙報》等。一九四九年後，各出版社也都編有單獨出版或聯合出版的書目供人采購，報紙上還登載新出書目的廣告。所有這些均含有鬻販書目録的性質。
這種目録除了提供讀者以選購的方便之外，還有兩個用處：一是鬻販書目録係知見目録，因此可以確知某書雖然罕見，並未佚亡；否則即是書商改頭换面，以假亂真。二是鬻販書目録作爲歷史資料保存下來，往往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販書偶記》。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關於該書的《出版説明》説：
《販書偶記》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以來的著述總目，其作用相當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續編。著者孫殿起先生，在北京設通學齋書店，經營古籍販賣事業數十年之久，勤勞不息地將他所目睹手經的書册逐一做下了詳細的紀録，一般地包括書名、卷數、作者的姓名、籍貫、刻版的年代等項目，如果卷數和版刻有異同，作者姓氏需要考訂以及書籍内容有待於説明的，也偶有備注。
孫殿起在《販書偶記·略例》中説：“非單行本不録，間有在叢書中者，必係初刊單行之本，或是抽印之本，非汎及也。”“凡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概不録，有之必卷數互異者。”“書中著作者籍貫，刊刻年代，俱詳注本書下，以備忻慕鄉哲者之甄擇。”可見《販書偶記》也是一部在收録範圍和著録版本、作者各方面都很有特色的目録。
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販書偶記續編》，其《出版説明》説：
著者孫殿起在《販書偶記》於一九三六年初版刊印以後，又於販書過程中，根據目睹手經的書册，逐一做了詳細記録，積得資料六千餘條，由於著者已於一九五八年去世，近年來由他的助手雷夢水同志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整理，現以《販書偶記續編》名義出版，供查閲參考。
因爲《販書偶記》及其《續編》所收古籍的單刻本一萬五千種左右，彌補了《四庫全書總目》與叢書目録的不足，所以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古籍目録。
第四節 闕書目録
我國古書的亡佚現象非常嚴重，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云：“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爲了記録圖書的變化情況，爲了便於求書，中國不少傳統目録還反映或著録了古書的存佚情況，甚至專門編有闕書目録。鄭樵云：
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逸篇具載，王儉作《七志》已，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魏中經簿》所闕之書爲一志；阮孝緒作《七録》已，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魏中經》《晉四部》所亡之書爲一録，隋朝又記梁之亡書。(26)
現存最早的群書目録《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已有三處對亡書佚篇的記載，如春秋類著録《夾氏傳》十一卷，附注：“有録無書。”同類著録《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注：“十篇有録無書。”小學類著録《史籀》十五篇，附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王儉的《七志》還專門附了一個闕書目録。梁阮孝緒《七録序》指出：“其外又條《七略》及兩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並方外之佛經、道經，各爲一録。”(27)可見《七志》中的闕書目録是以附録形式出現的見於文字記載的最早的闕書目録。
鄭氏所提到的王儉《七志》與阮孝緒《七録》今已亡佚，但梁釋僧祐著《出三藏記集》尚存，大抵能反映南朝人所編目録記載闕書的情況與成就。
《出三藏記集》常用附注來記載圖書闕失情況，如該書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著録《七法經》一卷，附注：“今闕此經。”有時也附注“闕”、“闕本”、“今闕”等詞語。此外，該書卷五《新集疑經僞撰雜録第三》著録《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一卷、《六通無礙六根净業義門》一卷，均附注：“未得本”，顯然也等於附注闕本。
還有將幾部具有共同點的闕書著録在一起而附注“闕”字的，如該書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分别連續著録了五部闕書、三部闕書、兩部闕書，除每條款目都附注“闕”字外，還分别在小結中解釋道：“右五部，凡二十八卷。宋明帝時，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出，並未至京都。”“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僞延興二年，共僧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此三經並未至京都。”“右二部，齊武皇帝時，外國沙門大乘於廣州譯出，未至京都。”這些説明文字談到了譯書的時間、地點、翻譯者，以及致闕的原因，史料價值更高。
《出三藏記集》還將一定數量的某類闕書編纂在一起，實際上就是比較典型的闕書目録了，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卷二的序中談到了編纂闕書目録的意義：“至於律藏初啟，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於上録。若經存譯亡，則編於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孚，聞道之心無惑。敬貽來世，庶在不墜焉。”譬如該書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第一》卷下開頭明確説：“條新撰目録闕經，未見經文者如左。”卷末又總結道：“右合四百六十部，凡六百七十五卷。詳校群録，名數已定，並未見其本。今闕此經。”
還有在目録中連續著録數十部闕書，實際上也具有闕書目録的性質。如該書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第一》，從《等目菩薩經》二卷至《菩薩齋法經》一卷，除首目外，均未附注“闕”字，但是有小結云：“右六十四部，凡一百一十六卷。經今闕。”類似的例子還有該書卷三《新集安公失譯經録第二》，其中《打犍椎法》一卷的附注云：“從《七車經》至《打犍椎法》凡五十部，今並闕此經。”可見這五十部佛經也具有闕書目録的意思。
《出三藏記集》還有一種情況，是將存佚佛經編纂在一起，其中現存佛經較少，也具有闕書目録的性質。如該書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録第一》可分爲兩部分，第二部分，從《道地經中要語章》一卷至卷末《誓佛經》一卷。卷末小結云：“右九十二部，凡九十二卷，是古典經。”該小結指的就是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開頭《道地經中要語章》一卷的附注中説：“今有此卷。自此已下，不稱有者，並闕本。”而在這九十二部佛經中，附注“今有此經”者只有十一部，剩下的八十一部佛經，均未收藏，所以這一部分也可視爲闕書目録。類似的例子還有該書卷三《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録第三》，其小結云：“右五十九部，凡七十九卷，是涼土異經。”其中注明“今有此本”者共六部七卷，其餘五十部七十二卷，均無藏本，所以卷三《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録第三》也可視爲闕書目録。
可見，《出三藏記集》十分注意附注存佚情況，並重視編纂闕書目録。從中也可大致瞭解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附注存佚，以及編纂闕書目録的情況。
唐人編纂的《隋書·經籍志》。也是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附注存佚的目録。首先，《隋志》對照阮孝緒的《七録》等梁代書目，隋代已亡佚的書便在附注中標明，然後通計每類的亡書，並在叙録中説明了原因。如經部讖緯類著録：
《孝經内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元命包》一卷，《孝經古祕援神》二卷，《孝經古祕圖》一卷，《孝經左右握》二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内事圖》二卷，《孝經内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論語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並統計道：“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其叙還談到了兩漢至隋讖諱盛衰的原因：
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説。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内，亦多散亡。今録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説。
《隋書·經籍志》著録《魏闕書目録》一卷，這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闕書目録專書。《隋志》序云：“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則此録可能是北魏孝文帝向南齊明帝借書而令人編寫的。《宋史·藝文志》著録《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序云：“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唐四庫搜訪圖書目》或即爲唐文宗時所製。唐代佛經目録特别注意闕書目録的編製，例如道宣《大唐内典録》卷十即有《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録》，其提要云：“勘本則無，校目便有，後獲者據現録無，便委棄之同於疑僞，是以尋閲古今諸録，校定經本有無。有則依而入藏，無則題目擬訪。庶有同舟之士，懷斯而廣集云。”(28)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十四、十五亦爲“有譯無本録”。
宋代爲了求書也編有闕書目録，如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九八四）正月詔曰：“宜令三館所有書籍，以《開元四庫書目》比校，據見闕者特行搜訪，仍具録所少書，於待漏院榜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館闕者，許上之。”(29)真宗咸平四年（一〇〇一）四月，也曾下詔編闕書目録求書，詔曰：“驗開元之舊目，亡逸尚多……宜令史館抄出所少書籍名目，於待漏院張掛，及遣牒諸路轉運司，嚴行告示。”(30)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六月也曾下詔求書，詔曰：
朕聽政之暇，無廢覽觀，以今祕府之所藏，比唐開元舊録，年祀未遠，遺逸何多。宜開購賞之科，以廣獻書之路，應中外士庶之家，有收館閣所闕書籍，許詣官送納。如及五百卷，當議與文武資内安排，不及五百卷，每卷支絹一疋。令進奏院遍牒四京並逐路轉運司，指揮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委自知州通判等，多方采訪。(31)
當時所編《嘉祐搜訪闕書目》尚見於《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玉海·藝文》《山堂群書考索》《通志·藝文略》等書著録。
北宋末年，館閣之書，蕩然無存。宋南渡後，國家藏書得到了一些恢復。《宋史·藝文志》序云：“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紹興十三年十二月，曾詔令編纂闕書目録求書，略云：
二十五日，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固言：“比降旨，令祕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據所闕者，榜之檢鼓院，許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項之書投獻。尚恐遠方不知所闕名籍，難於搜訪抄録。望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從之。(32)
高宗紹興年間所頒闕書目録有三部，一爲《唐書藝文志》見闕書目，此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玉海·藝文》《山堂群書考索》著録，如《郡齋讀書志》書目類著録《藝文志見闕書目》一卷，提要云：“右《唐書藝文志》。近因朝廷募捐遺書，刻牘布告境内，下注書府所闕，俾之訪求。”頒刻此目是爲了搜訪唐代以前的圖書及唐人著作。二爲《崇文總目》見闕書目一卷，此目現存，爲寧波天一閣所藏，有目無釋，部分圖書附注“闕”字。通行本有《四庫全書》本，分爲十二卷；錢東垣等《崇文總目輯釋》本，分爲五卷。《四庫全書》本實際收書三四一二部，其中闕書一八二三部。頒刻此目是爲了搜訪北宋慶曆以前館閣藏書。三爲《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此目現存，葉德輝據所得丁氏遲雲樓抄本，並取宋代公私書目進行了考證，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刊入《觀古堂所著書》第一集，復又收入《觀古堂書目叢刊》，較爲通行。此外尚有一些舊抄本。該目共著録書籍三四七二部，其中有一九八二部下注闕字。葉德輝《刊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序》稱：
（宋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祕省所頒闕書目録，集爲《求書闕記》七卷，《外記》十卷。”(33)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云：“《祕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此紹興改定祕書省闕書目之始末也。(34)
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著録《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一册，提要云：“鈔校本。題下有‘紹興十五年改’六字，此從元人鈔本傳録。”如前所述，向子固請求編纂闕書目録搜訪圖書的時間是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鄭樵已於紹興十七年按祕書省所頒闕書目録，集爲《求書闕記》七卷、《外紀》十卷了，所以説《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爲紹興十五年改定還是可信的。而《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據以改定的底本當爲徽宗政和末年下詔編纂的《祕書總目》，宋王應麟云：
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覿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覿及著作郎倪濤、校書汪藻、劉彦適撰次，名曰《祕書總目》。(35)
《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録了《大觀學制敕令格式》等書，也符合《祕書總目》的收録範圍。頒刻此目的目的是爲了搜訪北宋元豐改制以後祕書省所收藏的典籍。
明人也利用書目搜訪過圖書，如南明王夫之《識小録》云：“翰林名讀中祕書，而實無一書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目所無者，多至數册，少亦必一册，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曬，故行人司藏書最富云。”(36)《千頃堂書目》史部簿録類著録《行人司書目》二卷又《續書目》一卷，可見明代行人司是將藏書目録當作闕書目録來使用的，看來這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四庫全書》編成後，鄭文焯撰《國朝未刊書目》、朱記榮撰《國朝未刊遺書志略》、劉世瑗撰《徵訪明季遺書目》，也是著名的闕書目録。
此後注重記録圖書存佚情況的還有清初朱彝尊的《經義考》，其卷首《自叙》云：“此書初撰原名《經義存亡考》”，後又據“諸目所藏及同人所見，世有其本者，列未見一門，又有雜見於諸書，或一卷，或數條，列闕書一門，於是分存、佚、闕、未見四門，删舊名之存亡字，而名之曰《經義考》”。該目在著録存佚方面，增加闕、未見二門，並且爲所著録的每一部書都明確注明存、佚、闕、未見的情況。
晚清顧實的《漢書·藝文志講疏》卷首《例言》云：“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間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顧實所述與朱彝尊之四門是一致的，但是他就《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書，注明存、亡、殘、疑，還是很有特點的。
著録存佚首先可以反映圖書變動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學術的盛衰變化。如《隋書·經籍志》共著録存書三一二七部，三六七〇八卷；佚書一〇六四部，一二七五九卷。亡佚書目下，注明“宋有”“梁有……今亡”等字。這樣既反映隋朝一代藏書，又表明了六朝時代書籍變動情況。什麽時候國家興盛，典籍就豐富；什麽時候國家喪亂，典籍就散亡。哪些書由於學術的昌盛而保存，哪些書由於政治的影響而亡佚，都可以從著録存佚知其大概。譬如《隋書·經籍志》經部孝經類著録：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傅。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
其孝經類序云：
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文孝經》的流變。
書目對圖書存佚情況的記録，還爲我們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如果我們將兩部以上書目的同一類目的著録情況加以比較，就會更加清楚的瞭解學術的發展變化情況。如我們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與《隋書·經籍志》子部加以比較，就會發現諸子著作亡佚甚多，他們的學術逐漸衰落了。如《漢志》著録名家共“七家，三十六篇”，《隋志》還保留了《鄧析子》一卷、《尹文子》二卷。此外新著録魏文帝撰《士操》一卷，劉邵撰《人物志》三卷，而梁有《刑聲論》一卷、《士緯新書》十卷、《九州人士論》一卷、《通古人論》一卷均亡佚了。此外，法家、墨家、縱横家、農家、小説家著作，大抵都出現了類似情況。這表明，文獻的自然淘汰率是非常高的，真正有價值的文獻才獲得保存。西漢采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當然也導致諸子之學遭到冷落，以致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被淘汰。東漢末年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也給文獻造成巨大損失。
著録存佚還會對藏書建設産生直接效果。鄭樵説：“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魏人求書，有闕目録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所以得書之多也。”(37)宋代在藏書建設方面也是這麽做的。如前所述，宋高宗曾於紹興十三年十二月讓人編闕書目録求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也談到了這件事。其《藝文志見闕書目》條下有云：“右《唐書·藝文志》，近因朝廷募遺書，刻牘布告境内，下注書府所闕，俾之訪求。”(38)
著録存佚的直接目的，就是便於收聚圖書。直到現在，我們也還利用闕書目録來做藏書建設工作，例如有的圖書館將自己的複本地方志編了一個目録，將自己所缺的地方志也編了一個目録，從而可以用自己所餘的同其他圖書館交换自己所無的，效果很好。個人收聚圖書往往也會利用闕書目録，《黄侃日記》中頗有這方面的記載，如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日記：“鈔所欲買書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記：“與鷹若書（内附所欠書目）。”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日記：“與榆生書，令求予所鮮書，列有詳目。”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日記：“馮賈來，以所求叢書目示之。”“馮賈”指南京文海山房書店的老版馮培基。正因爲黄侃充分利用目録學知識選購圖書，所以他讀書治學需用之書做到了大致完備。如其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日記：“晡遷書訖，將細檢插架，三樓計有廿七架，十二箱，吾儕需用之書，亦粗備矣。”
館藏目録記録亡佚對開展流通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由於各種原因，館藏圖書祇能儘量求其少散失，却無法杜絶這種現象。所以有目無書的現象在圖書館中是常見的，如果針對這種情況隨時編寫闕書目録（待訪書目）就可以及時采購彌補損失，從而更好地爲讀者服務。一時采購不到，也可以向讀者解釋原因，以便通過其他途徑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書。
闕書目録在科學研究中也可以利用。有人將自己未見到的文獻列目，或附於其著作的引用書籍目録之後，或另行公布，這既便於别人向自己提供搜求的綫索，也可使别人知道，哪些資料是比較罕見的，應當注意搜訪、保存和流傳。
怎樣著録書的存佚呢？朱彝尊的《經義考》創造性地運用了四柱法。“四柱法”原爲錢糧賬簿所使用的術語。“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各衙門造册，必歸四柱，則收放可稽。”(39)文獻編目中的四柱法指於每書之下分存、佚、闕、未見四類加以注明。孫詒讓説：“目録之别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弆藏未絶，購覓則難也。四者昈分，實便檢斠。”(40)如前所述，目録著録存佚起源甚早，孫氏對闕與未見的解釋尚有參考價值。章學誠在《史籍考釋例》中對朱氏四柱法作了進一步的具體説明：
存佚：必實見而著存，知其必不復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經目見，而見者稱述其書確鑿可信，則亦判存。又有其書久不著録，而言者有徵，則判未見。如《後漢》謝承之書，宋後不復録，而傅山謂其家有藏本，曾據以考《曹全碑》，雖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爲非，則亦判爲未見，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書已亡，或叢書刻其畸篇殘帙，本非完物，則核其著録而判闕。亦有其書情理必當尚存，而實無的據，則亦判爲未見。他皆仿此。(41)
在四者之中，存是説書存在，能看到；闕是説書還在，但闕少了一部分。這都是容易斷定的。但闕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書已經著成，但有一部分内容在流傳過程中散佚了，目録學中所講的闕，就是指這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是書本身原來没有做完，就完成的這一部分來説，已經完全印出。譬如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和《白話文學史》，都祇完成了上卷，這在目録中就不必注闕了。
不好辦的是佚同未見。某書没有看到，它究竟是還存在，我們没有看到呢？還是已不存在了，我們無從看到呢？這是很難判斷的。譬如相傳章學誠做過一部《史籍考》，當時學者畢沅、謝啟昆等還向他提供了物質援助，和他同時的許多人也曾看過他的稿子。三十年代盛傳這部書稿被美國人收購了，藏在國會圖書館裏，我們在著録的時候似乎應當算作未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重印姚名達的《中國目録學史》，王重民在該書《後記》裏證實《史籍考》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燬於火災，這才確定《史籍考》確係亡佚了。與此相反，明末王嗣奭所著《杜臆》，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引用了許多，但其後再也没有人看到過，似已亡佚了。一九四九年後，國運昌隆，它竟奇迹般地出現了。所以佚同未見，區别較難，著録時應當特别審慎。
無論怎麽説，目録著録存佚是必要的，是有利於讀書治學和開展圖書館采購與流通工作的。
第五節 引用書目録
引用書目録是將某一著作或其注中所引用的書籍彙編而成的目録，藉以考見其史源。這種目録，有爲自己的著作編的，也有爲他人的著作編的。
引用書目録宋代就已出現。今傳宋本《太平御覽》卷首所載《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乃該書在宋代已有，故宋人洪邁云：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録，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42)
如果包括詩、賦、銘、箴、雜書在内，《太平御覽》約“引書二千八百餘種”(43)，其中大部分今已失傳。後來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看不到原書，還可以從它那裏尋找斷篇殘簡。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的許多古書，《太平御覽》是其主要來源之一。但《太平御覽》的引用書目，似非《太平御覽》成書時即有，聶崇岐《太平御覽引得序》云：
《綱目》之作，當在何時，後世頗少定論；唯其中並列《唐書》及《舊唐書》之名，則頗使人疑其非修書時所擬進，乃仁宗以後好事者所撰輯者。蓋修《御覽》時，《唐書》僅有劉所修一種，初無舊與不舊之别；至仁宗嘉祐五年歐陽修等重修《唐書》成，劉書始被冠以“舊”字，而歐書或冠“新”字，或直稱《唐書》也。
後來周生傑又發現在《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中，除新《唐書》外，還有《周易文言》《詩箋音義證》等十三種圖書在《太平御覽》中找不到引文。(44)這也表明《綱目》非《太平御覽》原有。但是洪邁已經見到《綱目》，則《綱目》爲宋人所編則是毫無疑問的。
《太平御覽》引書字句往往與流行的原書不同，此外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在利用其引用書目録時加以注意：
（一）引用的書名往往前後不一致。如劉澄《宋永初山川古今記》就有“宋永初山川記”、“永初山川記”、“山川古今記”、“劉澄山川記”等五種不同的名稱……；（二）書名與篇目往往相混。如卷四十二之“滑州白馬山開山圖”，卷四十五之“土地十三州志”……乍一看幾乎不知道它是什麽書，這分明是把所據類書的篇目、段節和書名都給混在一起了；（三）標列的書名往往有誤。如卷三百一十六引《論語》：“太公曰，《陰謀書》，武王伐殷，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既不見於《論語》也絶對不是《論語》的佚文，可能是緯書裏的東西。(45)
明談愷刻本《太平廣記》也附有引用書目一卷，鄧嗣禹《太平廣記引得序》云：
細查原書，有書目所有而書中無者十五種，有書目所無而書中實引之者，約百四十七種；合而計之，現存《太平廣記》引用之書，實有四百七十五種。……謹案原引書目，有《唐史》一書，《宋志》别史類有孫甫《唐史記》七十五卷。《宋史·孫甫傳》曰：“著《唐史記》七十五卷。”又曰：“《唐史》藏祕閣。”是《唐史記》亦可稱《唐史》。然孫甫，宋仁宗時人，遠在太宗修《廣記》之後。又有《海録碎事》一書，宋葉庭珪撰，珪爲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進士，亦遠在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修《廣記》之後。……由是知《廣記引用書目》，脱云原來所有，亦經後人陸續增補，蓋無疑也。(46)
南宋初，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卷首即按書目、雜考私書、全國諸録三類著録了引用書目録。《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
所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録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焉。史所言者殊未盡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爲詮次本末……。其徵引皆全録原文，無所去取，亦無所論斷。蓋是非並見，同異互存，以備史家之采擇，故以《會編》爲名。(47)
這個目録的出現，顯然受了《御覽》和《廣記》的影響。
在宋以後，清代學者也很重視編製引用書目録，如朱彝尊編《明詩綜》，同時也編了《明詩綜采摭書目》，收書一百三十九種。馮登甫跋云：“《明詩綜采摭書目》不知何人手鈔，乃先生所改定者，亦係老年筆也。”(48)朱氏所編《兩淮鹽筴志》，也附有《兩淮鹽筴書引證書目》，收書一百六十九種。馮登甫跋云：“先生年譜：康熙乙酉（一七〇五）秋之揚城，訪曹通政寅，爲輯《兩淮鹽筴志》，至戊子（一七〇八）八月告成，共二十卷。此稿當爲成書時手草，先生年八十歲矣，書法老境，有自得之意。”(49)但這些書目的著録項目僅書名與作者兩項，比較簡單。
近人所編引用書目則精益求精。如唐圭璋編的《全宋詞》一共引用了五百三十八種著作。作者將這些著作分爲詞叢編、詞别集、詞總集、詞話類、詞譜類、史部、子部、話本小説類、類書類、釋道類、别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曲類等十八類，編成引用書目録。於鈔本、校本、校鈔本、罕見的刊本、活字印本皆注明收藏處。從中可以看出《全宋詞》所采用的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爲主。一書同時引用多種本子的也一一注明。如詞總集所著録的宋黄大輿輯《梅苑》十卷，下注曰：“汲古閣景宋抄本、趙萬里先生照片、又楝亭十二種本、又武進李氏聖譯樓排印本。”唐氏續編《全金元詞》，其引用書目又進了一步，在不少條目下加了附注。如：磻溪集 丘處機撰 據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補朱本。周泳先據鳴鶴餘音又補七首，原補尚有黑漆弩一首，乃白賁詞，不録。丘詞除補七首外，尚有鳴鶴餘音一首，西游記七首，金蓮正宗記一首，清河書畫舫一首。
附注説明了所據版本，不足之處又據什麽本子補充、校勘。
有的引用書目録稱爲參考書目，在説明資料來源方面，兩者性質相同。還有不少引用書目録采用了注釋的形式指出資料來源。這樣做的好處是更細緻，更便於當下檢索，單篇論文多采用這種方式。缺點是一部著作究竟引用了多少文獻資料，難以給讀者一個總的印象。因此有的著作既加注釋，又附引用書目。
爲古書注釋作引用書目録，在引用書目録中佔有重要地位。南宋高似孫即撰有《世説注引書目》，其序云：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説新語》，極爲精絶，而猶未奇也。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吴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録、文章，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今采於後。(50)
高氏此目共采録一百六十七種，僅著書名，其有異書同名的，則兼及作者，以資分别。如：“朱鳳《晉書》”、“沈約《晉書》”等，頗爲簡略。
至清沈家本，始在爲古書注編製引用書目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他撰有《三國志所引書目》，其序云：
裴松之《三國志注》纂於宋元嘉（四二八至四五三）中，古書目之可考者，此爲最古矣。張氏《書目答問》言其目載在趙翼《廿二史劄記》中，乃檢《劄記》所列僅五十餘種，遺漏實多，而舛錯亦不少。……今重加編輯，依《隋書·經籍志》之例，分爲四部。計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二十三家，集部二十三家，凡二百十家。……今觀其徵引，繁富之中時寓矜慎之意，並非蔓引濫登。且所引事迹首尾完具，不似他書之割裂翦裁，六朝舊籍賴此以存，循斯目以求之，正不勝望古遥集之思焉。(51)
該目每書撰有提要，注明出處、前人目録著録情況，並有案語。如：
衛恒《四體書勢》《武紀》 案《隋志》：《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恒撰。二《唐志》同。《晉書》本傳：牛巨山爲《四體書勢傳》全載其序。裴注所引亦序文也。(52)
沈氏還撰有《世説注所引書目》，其序云：
古書之存於注釋家者，裴世期爲最先，稍後即爲劉孝標之劉義慶《世説注》，其所引之書，今存者十不及一，賴之以傳。《書録解題》載汪藻云：“叙録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是此注之書目，古人曾有輯本，惜其書久佚。……今所輯之目：經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又釋氏十家，凡四百一十四家。(53)
沈目不僅在數量上比高似孫《世説注引書目》多出二百四十七種，而且每書撰有提要。其體例與作者的《三國志注所引書目》同。他還爲梁劉昭的《續漢書八志補注》編了引用書目録，其序云：
昭注所引多古籍，《漢官》爲最詳，張衡之《靈憲》《渾儀》，惟見此書。所引《堯典》六宗之説，梁以前各家罔不采入，各有論斷，至爲詳悉，自來考古籍者多忽略而鮮稱述之者。今輯爲第三編，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以備古書目之一家焉。(54)
沈家本爲古書注編的引用書目録合稱《古書目四種》，但其中《文選注所引書目》未刊。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該書稿本。(55)
清汪師韓撰《文選理學權輿》，卷二爲《注引群書目録》，其自序云：
（《文選》李善）注所引書，新、舊《唐書》已多不載，至馬氏《經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經之三十六緯，史之晉十八家，每一雒誦，時獲異聞。其中四部之録：諸經傳、訓，且一百餘，小學三十七，緯候圖讖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别傳、譜牒、地理、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四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三十二；若所引詔、表、箋、啟、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即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
《文選注引群書目録》總計引書一千六百多種。
近人馬念祖撰有《水經注引書考》四卷。其叙云：
酈道元《水經注》博徵繁引，盡六朝以上之載籍，其原書今多不存，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殆相伯仲。且裴注限於時代，未能廣采。李注則在唐之初葉，舊籍亡佚已多。以此言之，則酈《注》實更貴於裴、李注也。……《水經注》引書至三百數十餘種，時當北魏，古籍古本，多可寶貴。(56)
《水經注引書考》每書均撰有提要，頗資考證。如：
東方朔《十州記》《隋志》著録一卷。又州作洲，水旁乃淺人所加。今本又題爲《海内十洲記》。其書皆神仙恍惚之説。按《漢書》朔傳歷叙朔所撰述，言凡劉向所録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則其書乃依託爲之者。而《四庫》提要謂爲六朝人所作，今以班書及善長所引觀之，則其僞當在六朝前矣。(57)
一九五九年，馬念祖編《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出版，其《凡例》云：
凡輯八書所引之書，計《水經注》三七五種，《三國志注》二〇三種，《世説新語注》三九五種，《文選注》一五五一種，《藝文類聚》一四三一種，《一切經音義》七八〇種，《太平御覽》二五七九種，《太平廣記》五二六種。總計七八四〇種。除去相互間重複之名，實存六〇〇一種。
該書是幾部重要古籍的索引式綜合性引用書目録，極爲有用。
引用書目録的優點是顯示了著作的資料來源，便於讀者查檢，同時也爲讀者作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綫索。引用書目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研究該專題方面所占有的資料的廣度和深度，也體現了作者在版本學和目録學方面的知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著作的學術水平，往往是學術著作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有些古書、古類書、古書注引用了大量的古書，由於其中很多原書已經亡佚，因此它們就成了古籍整理，如校勘、輯佚工作的資料淵藪，爲這些書編製的引用書目録，給我們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附帶説一點，古人著書没有注明史料來源的習慣，要瞭解其依據，就需要進行專門研究。如楊樹達撰《漢書所據史料考》、金德建撰《太史公所見書考》。後者《自序》云：“我在這《太史公所見書考》裏所探討的旨趣，是把西漢時候司馬遷的《史記》所依據的典籍和他對於這些典籍所作的評論，加以申述闡發；也就是對司馬遷著作《史記》時所憑借的各種典籍，加以探討。”可見它們雖並非嚴格的書目，但在某種程度上，却具有引用書目録的性質。
第六節 版本目録
版本是指一部書在寫作、製作、傳播、收藏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形態的本子。因此人們在從事圖書整理編目工作時，不可避免地要注意版本問題。劉向《别録》已注意對版本的記録。如《北齊書·樊遜傳》談到天保七年（五五四），遜議刊定祕府書籍，稱：“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復稱：“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
梁釋僧祐著《出三藏記集》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佛經目録，同時也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版本目録。“出”是翻譯的意思，總體來説，《出三藏記集》是一部佛經譯本目録。其中卷二爲《新集條解異出經録第二》，所謂“異出經”即同本異譯的經典，可見該卷是專門記録佛經不同譯本的目録。僧祐在該卷卷首序中説：
異出經者，謂胡本同而漢文異也。梵書複隱，宣譯多變，出經之士，才趣各殊。辭有質文，意或詳略，故令本一末二，新舊參差。若國言訛轉，則音字楚夏；譯辭格礙，則事義胡越。豈西傳之踳駁，乃東寫之乖謬耳。是以《泥恒》《楞嚴》重出至七，《般若》之經，别本迺八。傍及衆典，往往如此。
再如《無量壽經》，共著録五種譯本：“支謙《阿彌陀經》二卷、竺法護出《無量壽》二卷、鳩摩羅什出《無量壽》一卷、釋寶雲出《新無量壽》二卷、求那跋陀羅出《無量壽》一卷。”
《出三藏記集》卷三著有《新集安公古異經録第一》。“安公”指東晉釋道安，著有《綜理衆經目録》。僧祐在該録序中説：“古異經者，蓋先出之遺文也。尋安録自《道地要語》迄《四姓長者》，合九十有二經，標爲古異。雖經文散逸，多有闕亡，觀其存篇，古今可辨。或無别名題，取經語以爲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該録最後有結語云：“右九十二部，凡九十二卷，是古典經。”可見這一部分是古舊譯本的目録。
《出三藏記集》卷三著有《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録第三》與《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録第四》。“涼土”指涼州，“關中”指長安。“異經”異在既不知譯者，又不知譯自何經。僧祐於前者小結道：“右五十九部，凡七十九卷，是涼土異經。”可見這部分是流傳在涼州地區的不知譯者與原經名的譯本。僧祐於後者小結道：“右二十四部，凡二十四卷，是關中異經。”可見這部分是流傳在長安地區的不知譯者與原經名的譯本。
《出三藏記集》卷四著有《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第一》。該録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序中對同書異名現象進行了總結：“或一本數名，或一名數本；或妄加游字，以辭繁致殊；或撮半立題，以文省致異。”作者在附注中對同書異名現象也予以説明，如《泥洹後諸比丘經》一卷附注：“或云《小般泥洹經》，或云《泥洹後變記經》，或云《泥洹後比丘世變經》，或云《佛般泥洹後比丘世變經》。”在通常的情況下，不同的書名就代表了不同的版本。
該録還集中著録了大量失去譯者的節抄本，其序云：“其一卷已還，五百餘部，率抄衆經，全典蓋寡。觀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賢愚》及《譬喻》《生經》，並割品截偈，撮略取義，强製名號，仍成卷軸。至有題目淺拙，名與實乖，雖欲啟學，實蕪正典，其爲愆謬，良足深誡。今悉標出本經，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顯，使沿波討源，還得本譯矣。”如《大力士出家得道經》一卷，附注：“一名《力士跋陀經》，抄《雜阿含》。”在節抄本中也有裁篇别出現象，如《佛入甘露調意經》一卷，附注：“從《第一四門》至《甘露調意》凡四品，並是《大十二門經》一部，後人逐品寫出，遂分成四經。《生經》一部亦如此。”
《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録第一》中還著録了三十六部齊竟陵文宣王抄本，該部分小結云：“從《華嚴經》至《貧女爲國王夫人（經）》凡三十六部，並齊竟陵文宣王所抄。凡抄字在經題上者，皆文宣所抄也。”該録序言還對我國節譯節抄佛經的歷史與特點乃至缺點作了簡要的論述：“抄經者，蓋撮舉義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爲大道地經》，良以廣譯爲難，故省文略説。及支謙出經，亦有《孛抄》。此並約寫胡本，非割斷成經也。而後人弗思，肆意抄撮，或棊散衆品，或苽剖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令學者逐末。竟陵文宣王慧見明深，亦不能免。”
《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録第四》還集中著録了釋道安二十三卷注本。該録開頭所録釋道安原序云：“佛之著教，真人發起，大行於外國，有自來矣。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爲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衆經浩然，難以折中。竊不自量，敢預僧數，既荷佐化之名，何得素餐終日乎？輒以灑掃之餘暇，注衆經如左。”
總之，《出三藏記集》作爲現存的第一部佛經譯本目録，專門著録了佛經的不同譯本、古舊譯本、涼州譯本、關中譯本、節抄本、齊竟陵文宣王抄本、釋道安注本等不同版本，稱其爲現存第一部版本目録是適合的。
雕版印刷盛行以後，特别注意著録雕印本的版本目録當首推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尤袤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曾對楊萬里説：“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匯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58)由於他所收藏所見聞的書甚多，意識到在目録中注明版本是必要的，所以在其《遂初堂書目》中，兼載各種不同的版本。如《雜史類》著録：
舊杭本《戰國策》
遂初先生手校《戰國策》
姚氏本《戰國策》
鮑氏注《戰國策》
《戰國策補注》
前人對《遂初堂書目》記録版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清陸心源指出：
此書所載有杭本《周易》《周禮》《公羊》《穀梁》，舊監本《尚書》《禮記》《論語》《孟子》《爾雅》《國語》，京本《毛詩》，高麗本《尚書》，江西本《九經》，川本《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嚴州本《史記》，吉州本《前漢》，越州本《前漢》《後漢》，湖北本《前漢》，杭本《舊唐書》《後唐書》，川本《大字通鑒》《小字通鑒》，校本《戰國策》，羅列版刻，兼載校本，爲自來書目創格，延陵季氏、傳是徐氏宋元刻本書目之濫觴也。(59)
我們在第三章《目録的著録事項》第三節《版本》中對《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在版本的記録與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論述，可參看，兹不繁述。
明嘉靖間晁瑮撰《晁氏寶文堂書目》也常於書名下注明版刻，從中可考明代版刻源流、出版情況。其所著録按出版時間則有宋刻、元刻及明刻，明刻中又分永樂刻、宣德間刻、景泰五年刻、成化刻、弘治刻等。按出版地點分，則有京刻、順天刻、易州刻、保定刻、山西刻、太原刻、陝西刻、秦刻、武功縣刻、臨洮刻、南安刻、南京刻、蘇刻、揚州刻、無錫刻、常州刻、松刻、高郵刻、江陰刻、徽州刻、杭州刻、嘉興刻、湖刻、蕭山刻、閩刻、建刻、江西刻、饒州舊刻、河南板、南陽舊刻、楚刻、湖廣刻、惠州刻、常德府舊刻、蜀板、廣西刻、桂州刻、貴州新刻、雲南刻等。按出版者分，則有内府刻、監刻、南監本、經廠本、禮部刻、御馬監刻；王府、趙府、宣府刻、寧府、伊府、唐府刻、蜀府刻、晉府刻、靖王府刻、周府、瀋府刻；賴太監刻、沈石田家刻、劉弘毅板、張含刻、邃庵解刻等。按書籍形式分，則有宋巾箱本、元巾箱本、巾箱板、大字刻、活字大刻、蜀大板、廣西大刻、小刻、常州活字刻、華家銅板、華家大銅板、華家小銅板、常州銅板、方册、石刻、鈔本等。一書多本的也一一注明，如《文獻通考》書名下注曰：“内府刻一、閔刻一、南監舊刻、新刻一。”(60)
晁瑮對版本的著録相當慎重，如《洪武正韻》下注曰：“似南京刻，又類陝刻。”(61)《曆占纂要》下注曰：“改名之書，再查對。”(62)《四庫全書總目》云：“其著録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每書下間爲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見明人版本源流。”(63)正因爲如此，所以該書目爲明清藏書家所重視。
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錢曾，對版本深有研究。其所編《述古堂書目》於書名下多記版本，如卷一的《鄭夾漈六經奥論》六卷一本，下注“宋板”；《晦庵改本大學》一卷，下注“抄”；《何晏論語集解》十卷十本，下注“高麗抄本”；《王肅注孔子家語》下卷四本，下注“宋本影抄”；《孔子集語》二卷，下注“吴方山藏舊抄本”；《洪景伯隸續》七卷一本，下注“元板”；《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八本，下注“牧翁批”；《司馬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百本，下注“顧伯欽校正”等等。由於此類著録較多，對研究版本自有價值。此外，他又著有《讀書敏求記》。這是一部有提要的目録。它除評介作者和書的内容外，重在研究各書的版本。書中從序跋、印章、牌記、版式、行款、字體、刀刻、紙張、墨色、裝幀、校勘等方面來確定版本的年代和價值，同時還注意到了祖本、子本、原板、修板的不同。今略舉數例：
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
此北宋槧本之精絶者，故附釋文於經傳後。若南宋人鏤刻，便散入逐條注下矣。(64)
顔氏家訓七卷
是書爲宋人名筆所録。淳熙七年，嘉興沈揆取閩本、蜀本互爲參定，又從天台故參知政事謝公所校五代和凝本，辨析精當，後列考證二十三條爲一卷。沈君學識不凡，讎勘此書，當時稱爲善本，兼之繕寫精妙，古香襲人，置諸几案間，真奇寶也。(65)
三辰通載三十四卷
《通考》云：“錢如璧撰集。”此是南宋槧本，有南京解元唐寅印記並題字，知爲伯虎所藏也。(66)
錢曾而後，黄丕烈也十分重視版本目録，著録比錢曾更爲細密。黄丕烈鑒定古書的題跋，有一八八二年潘祖蔭編輯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一九一七年孫祖烈編輯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五卷，一九一九年繆荃孫編輯的《蕘圃藏書題識》十卷、《蕘圃刻書題識》一册，一九二九年冷雪庵叢書收有李文綺《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録》一卷，以及一九三三年王大隆編輯的《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四卷與一九四〇年王大隆復輯的《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録》三卷。今人屠友祥以繆荃孫《堯圃藏書題識》十卷爲骨架，將諸家所輯題跋以撰寫時間爲序，插入繆本内，並作了校注工作，已於一九九九年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王芑孫《陶陶室記》云：
今天下好宋版書，未見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帙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67)
這段話不僅形容了黄丕烈對古書的嗜好，而且也概括了他藏書題識的内容。繆荃孫《蕘圃藏書題識序》稱黄丕烈“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非《敏求記》空發議論可比”。(68)版本目録出之以題跋這種形式，不但可查，而且可讀，經黄丕烈運用以後，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書目中以分類形式著録不同類别雕印本的，明代就已出現了。明趙用賢所編《趙定宇書目》分類比較雜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專門設有“内府板書”、“宋板大字”、“元板書”三類，這表明明代一些藏書家對雕印本的版本已經十分重視。但是其著録項目過於簡單，除書名外，少數款目著録了册數。
清乾、嘉時，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後奉命編撰《天禄琳琅書目》及《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將宋版、元版、明版、影宋本、鈔本共一千零九十三部，各從其類地分别叙列。每書均撰有提要，刻於何時何地，何人收藏，蓋有何印，都一一記載，加以考證。這兩部目録成爲官府藏書目録講究版本的開端，同時也使版本目録的編撰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極有用的書，但是它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版本的著録上食古不化，采取了劉向在書録中標明“臣向書”、“臣參書”、“中書”的成法，在每書提要前祇寫明“江蘇巡撫采進本”、“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等，即祇記載某書所從來，而不記載其究屬何本。這就給後來學者使用此書時增加了不少麻煩，從而促使後人專門從事《四庫全書》版本的研究。由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帙浩繁，所以當時就將其壓縮，編爲《四庫簡明目録》以便讀者。邵懿辰開始把每本書有些什麽版本都寫在《四庫簡明目録》的有關條目下面。很多有名的學者如孫詒讓等也都將自己所見到的不同本子加批其上。直到邵懿辰的孫子邵章才把該書的各家批語補充整理，編成《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一書，後來又出了增訂本。要知道《四庫全書》中所著録的某書有些什麽刻本，從中均可查得。
類似的書還有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莫友芝，貴州獨山人，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考取舉人，曾長期爲曾國藩的幕僚，太平天國失敗後，遍走江南，搜訪在戰亂中散佚了的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的藏書，生平所見古籍善本甚多，他將所見古書的不同版本標注在《四庫簡明目録》上，又將《天禄琳琅書目》所著録的清内府所藏善本，黄丕烈、汪士鐘、張金吾等著名藏書家的藏書目録中所著録的善本，以及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中所著録的版本，也一一迻録在他的《四庫簡明目録》中。其子莫繩孫將其《四庫簡明目録》箋注本整理成《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凡經部，四庫存目者三，四庫未收者百十八；史部存目者二十八，未收者二百有十；子部存目者十四，未收者百九十八；集部存目者一，未收者二十一。”(69)可見該書在收録範圍方面已突破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界限。接着傅增湘又對《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做了訂補工作，惜未撰述成書。其孫傅熹年用了六年時間，從傅增湘十七種有關著述、手稿、日記、札記以及通信中，摘出有關諸書版本文字，依據傅增湘生前確定的體例，一一增補進了《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之中，補訂後的内容約爲莫氏原書的三倍半。傅熹年《整理説明》云：
這個訂補本收納了先祖四十餘年間所見、所藏、所校、所跋的全部書籍、既包括本世紀以來國内及日本公私所藏善本精粹，也收入了大量目前尚未劃入善本範圍的明清重要學術著作和詩文集，前人關於改進擴編《郘亭書目》，使之更全面而切於實用的願望可以基本上得到滿足。此書雖以補《郘亭書目》所未備爲主，但也兼有對其校勘、訂正之處，故定名爲《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70)
此外，專門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版本的還有兩部書：一部是葉啟勳的《四庫全書目録板本考》，可惜未能全部完成。(71)還有一部是胡玉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它補正的不完全是版本方面的問題，但也有關於版本的。
在古籍版本目録中，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和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注重比較常見的書，對一般讀者尤爲方便，我們在《推薦書目録》中已作介紹，兹不贅述。
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現存宋人别集版本目録》，是一部斷代版本目録。曾棗莊在該書卷首《得門而入，事半功倍——現存宋人别集版本目録序》中，談到該書有以下特點：第一，宋人别集收録較爲完備，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國内外現存宋人别集的情況。由於廣采博收，可以説本書是迄今爲止收録現存宋人别集最完整的資料。第二，著録現存宋人别集的版本較全。第三，對現存宋人别集做了必要的考訂工作。第四，盡量反映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第五，本書編排也較合理。全部條目按作者生年或大約生年編排，使讀者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宋人别集和宋代文化的發展情況。書後附引用叢書及藏書單位，藏書單位及簡稱，主要引用書目及簡稱，著者四角號碼索引，頗便檢索。今録一例：
鄭樵
夾漈遺稿三卷
清初刻本
北京
清抄本 清趙宗建校
上海
清抄本 清鮑廷博校並跋
北京
清抄本 莫棠題識
上海
清抄本 清丁丙跋
南京
張立人抄本 張立人校
日本静嘉堂文庫
夾漈遺稿不分卷
清抄本 清鮑廷博校
北京
夾漈遺稿三卷
四庫全書（抄本、影印本、縮印本）
函海（乾隆本、道光本）第九函
藝海珠塵全集（甲集）
叢書集成初編
案：據藝海珠塵本排印
夾漈遺稿一卷
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
夾漈遺稿
一九四一年長沙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善本目録也是一種版本目録，而且是版本目録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不過它的收録對象僅爲善本。什麽是善本？歷史上許多學者和藏書家的看法很不一致，今天各圖書館和博物館對善本的選擇標準也不平衡。一九七八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在南京召開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工作會議通過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録範圍》認爲：
《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録範圍應從古籍的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等多方面進行考察。在現存古籍中，凡具備上述三方面特點，或雖不全備而具備其中之一、二者，均可視爲善本，收入《善本總目》。
一、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寫的圖書（包括殘本與零頁）。
二、明代刻印、抄寫的圖書（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殘本與零頁），但版印模糊，流傳尚多者不收。
三、清代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抄本。
四、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衆説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五、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有名人學者親筆批校、題跋、評論的刻本、抄本。
七、印刷上能反映我國古代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技術水平的各種活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插圖的刻本。
八、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刊行的圖書。
九、印譜，明代的可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的印譜，有特色又係足本，或有親筆題記的收，一般不收。
準此以談，則下列諸家目録，都可算是善本目録：
于敏中等《天禄琳琅書目》
彭元瑞等《天禄琳琅書目後編》
錢 曾《讀書敏求記》
毛 扆《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
曹 溶《静惕堂書目》
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録》
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
黄丕烈《求古居宋本書目》《百宋一廛書録》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補遺、續編）、《廉石居藏書記》
孫從添《上善堂書目》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
瞿 鱅《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葉昌熾《滂喜齋藏書記》
楊紹和《海源閣宋元祕本書目》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
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
丁 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
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録》
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録》《寒瘦山房善本書目》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
善本書目録比較注意對書籍版本特徵的描述，今舉《寶禮堂宋本書録》集部一則爲例：
韋蘇州集十卷 三册
唐韋應物撰。書凡十卷。卷首太原王欽臣序，序後爲目録。卷末附《拾遺》，有目記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二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全書鎸印俱精。卷六第一葉紙背，有墨書“二十七日准升縣冀萬才所關爲前事”，硃書“當日行下象山縣，並下台州寧海縣”各一行，蓋爲當時官紙，惜無年月可考。或定爲南宋書棚刊本，然棚本均有某地某鋪刊行一行，此即未見。按是書刊於寧宗時，距乾道辛卯不過二十餘年，則此或爲最後校添之第一刊本。卷九《石鼓歌》“喘逶迤相糺錯”句（别本喘字下有墨丁），《白鸛鵒歌》“日夕夜仁全羽翼”句（别本“夜仁”作“依人”）疑有訛奪，其他亦尚有誤字，然後來刊刻均從此出，雖有小疵，固是珍本。版式 每卷首行題書名，次行題蘇州刺史韋應物。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闌，版心白口、單魚尾，書名題韋幾，上記字數，但七卷以下不記。刻工姓名，僅記“余同甫刁”及“同甫刁”等字，尚有余、何、應數單字。宋諱，玄、絃、泫、朗、悢、殷、筐、恒、禎、貞、徵、樹、桓、完、構、搆、慎、敦、暾、廓等字闕筆。
鄭振鐸《西諦書話·西諦題跋·寶禮堂宋元本書目》稱：“潘氏寶禮堂書録四卷，收宋刊本一百有七部。經部自周禮鄭注以下凡二十一部，史部自蜀本史記以下凡二十六部，子部自纂圖互注荀子以下凡二十一部，集部自陸士龍集以下凡三十九部；末附元刊本戰國策、南海志等六部。已溢出百宋一廛畢生所得之數矣。書録出張菊生先生手。”説《寶禮堂宋本書録》的提要爲張元濟所撰，在張元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正因爲如此，所以該善本目録的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一九四九年前後各大圖書館也多編有善本書目，如《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故宫所藏殿本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等。現行重要而實用的善本目録爲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所收國内外藏弆的古籍善本有四千四百餘種。傅振倫《序》云：
綜覽全書的特點：第一，收録之書，凡《四庫全書總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編寫，惟於所缺略者補充之，錯誤者釐正之。此書提要還側重於著録圖書版刻或文字增删的學術價值。第二，每書詳其卷數、册數，每半葉的行數，每行字數，板框的高下大小。第三，書卷首葉詳記作者姓名、籍貫、别號、編者、校者以及子孫、友好與刊印主人的姓名、籍貫、字號、堂名之牌記，牌記之剜改者亦記之；書口刻工姓名亦詳列。第四，每書經一次再印或翻刻，則歷詳其編者、校者、刊印主人及刻工。第五，詳記收藏家的印章及校語。第六，歷次版本必詳作者、編校者、翻刻者的序跋、題識，重要者則録其全文或摘要。
從以上六項特點，讀者可以考知圖書刊刻經過，流傳情況，並可考知一書的原本或翻刻本、鈔本、影鈔本，孰精孰劣，何去何從。我們可以肯定這部提要能以達到目録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要求。它誠然是一部現在極有參考價值的善本書録。(72)
該書卷末還附有書名索引及人名（包括作者、編集者、校者、刻工、刊刻鋪號等）索引，以便檢索。後來又出版了《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補收史部書提要七百七十餘篇，子部書提要十篇。
此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古籍善本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現録其《編例》三則如下：
本編所録，包括全國各省、市、縣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管會、文獻館、高等院校、中國科學院及所屬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單位等所藏古籍善本。
各書之著録，先書名、次卷數、次編著注釋者、次版本、次批校題跋者。
本編各卷條目下均有編號，卷後附有藏書單位代號表和藏書單位檢索表，藏書單位檢索表首欄爲書名編號，次欄爲該書收藏單位代號，讀者須知某書在某單位，一索可得。(73)顯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輯的規模最大的古籍善本聯合目録。它既是一部大型的工具書，又是一部學術性著作。它反映了我國古籍版本鑒定、著録、分類及編輯出版的最新水平。
爲了幫助人們充分利用古書題跋與版本目録，羅偉國、胡平專門編了《古籍版本題記索引》。該索引的文獻範圍包括有關古籍版本的書目、題跋記、讀書志、書影等類圖書一〇二種。
刻書目録也是一種版本目録，它又可細分爲兩類：一類是爲了擴大銷售量，由刻書單位自編的；另一種具有研究性質，往往由他人編撰而成。鄭樵《通志·藝文略》所載《國子監書目》一卷，很可能就是國子監刻書目録；《川本書籍目録》三卷，很可能就是四川地區的刻書目録。由於明代圖書出版發行業的蓬勃發展，出版了一批出版發行目録。如北京金臺書鋪刊《文選注》目録後附録的所刻古書目録，以及《酌中志·内板經書紀略》《經廠書目》《古今書刻》等。
梅鷟撰《南雍志·經籍考》著録書板三〇六種，對每種書板的情況都作了介紹，是其中最典型、水平最高的出版目録。作爲圖書出版目録，《南雍志·經籍考》附注了所著録的每一部書的書板的完缺好壞情況，以及書板的數量，體現了出版目録的特徵。因爲這樣做便於統計與保管，可爲能否刷印提供依據。如果書板完好無缺，則附注“完”字，如史類著録《前漢書》一百卷，附注“完”字。如果經過修補做到完好無缺的，也做了説明。如文集類著録《歐陽居士文集》五十卷，附注：“存者四百四十七面，今補八十六面乃完。”如果有破損殘缺，也一一加以説明，如史類著録《宋史》四百九十一卷，附注：“好板七千七百零四面，裂破模糊板二千零四十三面，失者一百二十七面。”
南京國子監的書板，有來自元集慶路儒學的，有南京國子監自刻的，有其他單位或個人捐送的，《南雍志·經籍考》均作了記録。如史類著録《前漢書》一百卷，案曰：“集慶路儒學梓，計二千七百七十五面，見《金陵新志》，嘉靖七年重刊。”子類著録《近思録》十四卷，提要云：“祭酒汪偉、司業景暘校，正德十四年刊。”如子類著録《武經七書》七卷，附注：“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兵部奉旨刻完《武經七書》送監。”文集類著録《懷麓堂稿》一百二十卷，附注：“板完，計二千一百零五面，有模糊，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撰，徽州張昕所刻，正德十年（一五一五）以板送監。”這些記録對於我們認識圖書的版本源流與演變，無疑是大有幫助的。
《南雍志·經籍考》往往通過附注、案語、提要的方式介紹與評價書的内容。有介紹書名的，如經類著録《論語旁解》二卷，提要稱：“首載何晏等序，後於本文之旁注細字以解之，故曰旁解。”有介紹圖書寫作方法的，如類書類著録《東萊先生讀書記》四卷，提要云：“吕祖謙撰。乾道、淳熙家居，日閲書，隨意筆之，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感發，或以備遺忘者。”有介紹圖書寫作緣起的，如制書類著録《稽古定制》一卷，提要云：“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我太祖以大臣多不遵定制，特命翰林斟酌唐宋制度，定到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禄之家興販禁例，編類成書。”從中可見，朱元璋是如何利用制定禮儀來鞏固政權的。有評介圖書内容的，如經類著録《孟子節文》二卷，提要云：“校《孟子》一書，中間辭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其餘一百七十餘條悉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條之内，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可見，朱元璋爲了樹立自己的絶對權威，甚至連影響巨大的經書也敢於删節。
《南雍志·經籍考》在圖書分類方面也做了新的探索，其中最突出的是將制書單獨列爲一類，並置於首位，這就充分反映了南雍出書編目爲政治服務的鮮明特點。四部分類法確定之後，成了中國古代目録分類的主流，但是該分類法没有采用統一標準，還存在着一些缺點。所以也有人不斷衝破四部分類法的藩籬。譬如南宋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不受四部分類法約束，在大類中設有小學與類書兩類。明正統六年（一四四一）楊士奇編撰的《文淵閣書目》也在大類中設了韻書類與類書類，而《南雍志·經籍考》專設韻書類收小學類著作，專設類書類收《玉海》《東萊先生讀書記》等綜合各類知識的圖書，也是值得稱道的。
綜上所述，南京國子監的出版事業在中國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雍志·經籍考》也是一部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都很高的明代圖書出版目録的代表作。
明代毛晉自編的《汲古閣校刻書目》，詳記書名及版片葉數。其中多大部頭書，如《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津逮祕書》十五集、《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盛唐三大家》《唐人選唐詩》八種、《樂府詩集》《陸放翁全集》《詞苑英華》《列朝詩集》《宋名家詞》六集、《六十種曲》等等。其書版總計在十萬片以上。該目體現了刻書目録的性質，同時也反映了汲古閣刻本的内容、規模與特點。
含有研究性質的刻書目録，專門記録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區出了些什麽書，則爲研究版本學與出版史提供了資料。明朝周弘祖的《古今書刻》就屬於這一類。《古今書刻》上編記載明代官私出版的書籍總計二千五百三十餘種。該目所保存的版刻資料，爲研究版刻源流、圖書存佚，以及明代的出版事業提供了依據。近代學者王國維所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及《兩浙古刊本考》更爲精密，開闢了用考證方法研究古代板刻的路子。今舉一例：
周易正文 尚書正文 毛詩正文 周禮正文 儀禮正文
禮記正文 春秋正經 左傳正文 公羊正文 穀梁正文
孝經正文 論語正文
右見景定《建康志·書籍類》，皆冠以“本監”二字，此南宋監本也。然北宋冑監固已有單經本。《直齋書録解題》載《春秋經》一卷，每事爲一行，廣德所刊古監本也。古監本爲汴都監本，是汴監已有，但兼及他經與否，殊無可考。宋南渡以後則編刊諸經。不獨國學，即州郡亦然。《建康志》所載九經正文，尚有蜀本、建本、婺本。新定《續志》所載書板亦有六經正文，則監中有單經本固不足怪也。(74)
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編的《一九一一至一九八四影印善本書目録》，是一部頗有特色而又相當實用的出版目録，收書一〇四九種，爲讀者利用這批影印善本書提供了方便。現摘兩目如下：
周禮十二卷 漢鄭玄注 唐陸德明釋
一九三四年北京文禄堂影印宋建安刻本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
圖書館所珍藏的古籍善本，借閲比較困難，而古籍善本的影印本借閲起來就容易多了，該目爲我們充分利用古籍善本的影印本提供了方便。
第七節 辨僞書目録
史料真僞的含義是什麽呢？如果史料所署的責任者與該史料的實際責任者相符，則真；如果所署的責任者及形成時代與該史料，或該史料中的一部分的實際責任者不符，則全部爲僞，或部分爲僞。如下面這首樂府古辭《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裊裊，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西京雜記》卷三云：“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此後不少人都把這首《白頭吟》當做卓文君的作品，但是也有人認爲此詩非卓文君所爲，如清陳沆《詩比興箋》卷一指出：
《玉臺新詠》載此篇，題作《皚如山上雪》，不云《白頭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書》他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同之，亦無文君作《白頭吟》之説。且《西京雜記》僞書，始傅會文君，然亦不著其辭，未嘗以此詩當之。及黄鶴注杜詩混合爲一，後人相沿，遂爲妒婦之什，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絶，溝水東西，文君之于長卿，何至是乎！蓋棄友逐婦之詩，非第《小星》“逮下”之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忠厚之至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慷慨之思也。
陳沆從詩的流傳過程、思想内容、卓文君同司馬相如之間的深厚感情，以及《西京雜記》是一部僞書等方面，有力地説明了《白頭吟》的著作權歸之於卓文君是不真實的。而我們説它是一首無名氏創作的樂府詩，則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
確定了史料的責任者，也就確定了史料的形成時代。當史料的責任者難以確定時，如果史料所説的形成時代與該史料的實際形成時代相符則真，不相符則僞。
張之洞曾説：“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75)因爲我國文化積累的時間長，古書中作僞的情況也比較多，比較複雜。爲了確保著録及使用古代文獻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使讀者能够正確地認識和運用，有的目録還在附注或提要中進行了辨僞工作。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有《文子》九篇，其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周平王是東遷的第一位天子，而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人。如果文子與孔子同時，那麽周平王就不可能去問他，所以班固根據《七略》説：“似依託者也。”像這樣的例子在《漢書·藝文志》裏約有十五個。如諸子略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雜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等等。
佛經目録對辨僞也很重視，並且將疑僞經書編纂在一起，成爲佛經目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疑僞經録已是辨僞書目録的雛形，但還不是獨立存在的辨僞書目録。如東晉釋道安纂《綜理衆經目録》，其中專門有一卷《疑經録》。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專門有《新集疑經僞撰雜録》，其小序云：
昔安法師摘出僞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爲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閲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别所疑，注之於録，並近世妄撰，亦標於末。(76)
從他們開始，後來編佛經目録的都很注意僞書。譬如隋沙門法經《大隋衆經録目》有《疑惑》《僞妄》二録。唐釋道宣《大唐内典録》有《歷代所出疑僞經論録》，釋智昇《開元釋教録》有《疑惑再詳録》《僞妄亂真録》等。
宋代晁公武所著《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所著《直齋書録解題》都能够在提要中進行辨僞工作。例如晁公武對王通的《文中子》提出了質疑：“仁壽四年（六〇四），王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文中子》有德林請見之語。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四七七）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五八四），已一百零七年，而書謂問禮於關子。”(77)此處從時間的矛盾上揭露《文中子》之爲僞書。又如陳振孫對《關子明易傳》一卷也發生了疑問，指出其爲“後魏河東關朗子明撰，唐趙蕤注。隋、唐志皆不録，或云阮逸僞作也。”(78)此處從前人目録未嘗著録指出其流傳之可疑。《四庫全書總目》在評論《直齋書録解題》時説：“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79)利用目録以辨古書的真僞，當然也包括利用這些目録已從事的辨僞工作在内。
明胡應麟的《四部正訛》可説是一部較早的辨僞目録，同時也是一部辨僞專著。此書成於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書的開頭談到了僞書的情狀和來歷：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絶》，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録》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黄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80)
清人姚際恒曾作《古今僞書考》對九十一種古籍進行了辨僞，顧實又作了《重考古今僞書考》翻姚的案。後來，黄雲眉又作了《古今僞書考補正》，支持姚的論點。經過反復辯論後，許多問題明確了。以後搜集比較齊備的是張心激的《僞書通考》。其書以書名爲綱，對於某一部書的辨僞之説，先集中起來，然後廣徵博引其他各書中的有關材料，匯編成一部集大成的辨僞目録，共收書一千一百零四種。引文一一注明出處，或注明轉引自某書，編者案語則列於各説之末，考證内容相當豐富，是一部很有用的辨僞工具書。
其後，鄭良樹又編成《續僞書通考》，從該書《凡例》可知，作者擴大了辨僞資料的輯録範圍：“一、散見學報、學術期刊之辨僞論文，皆盡可能悉爲編入。二、新刊之古籍，書前書後涉及辨僞之序、跋等，亦盡可能悉爲編入。三、各專書内涉及辨僞之章節，或著録其書名、作者及主要之結論，或略爲剪裁編入。”該書還編了《僞書通考正續編考訂古籍索引》與《僞書通考正續編徵引資料索引》，這對我們瞭解僞書及已有辨僞成果當然是大有幫助的。
胡應麟《四部正訛》還談到了辨僞的方法：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群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兹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81)
這些經驗之談告訴我們辨僞方法主要有以下數端：一要查目録。這種方法的主要任務是查一下書的源流。葉德輝《藏書十約》云：“鑒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録始。”“不通目録，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僞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録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二要查稱引。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查前人有没有見到過某書。如果無人稱引；所稱引的内容與傳本不合，或傳本没有；所稱引的詩文别題作者；書中稱引後人作品，可定其書爲僞或可疑。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二著録《詩格》一卷，陳振孫指出：“題魏文帝，而所述詩或在沈約後，其爲假託明矣。”三要查史實。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作者是否有可能遇到。如果不可能遇到則其書或書中的某一部分爲僞或可疑。如宋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此方法可以從書中提到的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入手。四要查語言。這種方法的任務是從文字、詞彙、音韻、語法、語言風格等角度查一下書中的語言是否符合其時代特徵。如馬叙倫《列子僞書考》指出：“《周穆王》篇記儒生治華子之疾，儒生之名，漢世所通行，先秦未之聞也。”僅抓住“儒生”一詞，就把僞書《列子》的時代之限斷在漢代以後了。
到了近代，梁啟超根據前人對古籍進行辨僞的經驗，進一步總結了十二條方法，並且舉例作了説明，今全録如下：
（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録，或絶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僞。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名，雖見《左傳》；《晉乘》《楚檮杌》之名，雖見《孟子》；然漢、隋、唐藝文經籍諸志從未著録，司馬遷以下未嘗有一人徵引。可想見古代或並未嘗有此書；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後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謂《三墳記》《晉史乘》《楚史檮杌》等書，凡此類書，殆可以不必調查内容，但問名即可知其僞。
（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録，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内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僞。例如最近發現明鈔本《慎子》一種，與今行之四庫本、守山閣本全異；與隋、唐志，《崇文總目》《直齋書録解題》等所記篇數，無一相符，其流傳之緒又絶無可考。吾儕乍睹此類書目，便應懷疑，再一檢閲内容，則可定爲明人僞作也。
（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例如漢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皆因來歷曖昧，故後人得懷疑而考定其僞。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據張湛序言由數本拼成，而數本皆出湛戚屬之家，可證當時社會絶無此書，則吾輩不能不致疑。
（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爲不確者。例如今所稱《神農本草》，《漢書·藝文志》無其目，知劉向時決未有此書，再檢《隋書·經籍志》以後諸書目，及其他史傳，則知此書殆與蔡邕、吴普、陶弘景諸人有甚深之關係，直至宋代然後規模大具。質言之，則此書殆經千年間許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書不惟非出神農，即西漢以前人參預者尚極少，殆可斷言也。
（五）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僞。例如古本《竹書紀年》，有夏啟殺伯益、商太甲殺伊尹等事，又其書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書初出土時諸人所親見，信而有徵者。而今本記伯益、伊尹等文，全與彼相反，其年代又託始於黄帝。故知決非汲冢之舊也。
（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迹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僞，或一部份僞。例如《越絶書》，《隋志》始著録，題子貢撰；然其書既未見《漢志》，且書中叙及漢以後建置沿革，故知其書不惟非子貢撰，且並非漢時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書》，《漢志》皆著録，題管仲、商鞅撰；然兩書各皆記管、商死後之人名與事迹，故知兩書決非管、商自撰，即非全僞，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亂也。
（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迹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别。例如《史記》爲司馬遷撰，固毫無疑義，遷自序明言“訖於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漢以後事，且有宣、元、成以後事，其必非盡爲遷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竄亂，則他部分又安敢保必無竄亂耶？
（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僞。例如今《道藏》中有劉向撰《列仙傳》，其書《隋志》已著録。書中言諸仙之荒誕，固不俟辯。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佛經至後漢桓靈時始有譯本，上距劉向之没，將二百年，向何從知有佛經耶？即據此一語，而全書之僞，已無遁形。
（九）兩書同載一事絶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僞或兩俱僞。例如《涅槃經》佛説云：“從今日始，不聽弟子食肉。”《入楞伽經》佛説云：“我於《象腋》《央掘魔》《涅槃》《大雲》等一切修多羅中，不聽食肉。”《涅槃經》共認爲佛臨滅度前數小時間所説，既《象腋》等經有此義，何得云“從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後所説經，《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僞，或兩俱僞也。
以上九例，皆據具體的反證而施鑒别也。尚有可以據抽象的反證而施鑒别者：
（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僞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僞者。例如東晉晚出《古文尚書》，比諸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故知其決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關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語，此種純是晉唐繙譯佛經文體，決非秦漢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絶者，即可斷爲僞。例如《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自注云：“六國時諸子託諸神農。”此書今雖不傳，然《漢書·食貨志》稱晁錯引神農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錯所見《神農》書之原文。然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等等情狀，決非神農時代所能有。故劉向、班固指爲六國人僞託，非武斷也。
（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爲僞。例如今本《管子》，有“寢兵之説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説勝則士卒不戰”等語，此明是墨翟、宋鈃以後之思想。當管仲時，並寢兵兼愛等學説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評反對者？《素問》《靈樞》中言陰陽五行，明是鄒衍以後之思想，黄帝時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於鑒别僞書之法，雖未敢云備，循此以推，所失不遠矣。(82)
前人總結的辨僞方法也不是絶對可靠的，譬如查目録當然是重要的辨僞方法，但是任何一部目録，都不可能著録所有圖書。劉咸炘曾指出過這一點：
自《七略》校讎，止據中祕，雖叔孫之《禮》、蕭何之《律》，亦不在也。馬懷素亦言《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論（《舊唐志》）。唐、宋已後，遺闕猶多，豈得以修史者一時所見爲備哉？(83)
就拿《漢書·藝文志》來説，它確實著録了很多古書，但是並没有把先秦所有古書都記録下來，張舜徽指出：“傳記有明文可據，而《漢志》失載之書多至三百餘種。”(84)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就補了很多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法經》《十大經》等帛書，在《漢書·藝文志》裏也没有記載，所以單憑查目録來確定真僞就不一定可靠。胡應麟本人就談到過這個問題：
南渡以還書多端臨《通考》所未載者，余所見小説家如《西溪叢語》《癸辛雜識》等不下數十種。蓋馬氏所據，大率本晁、陳二家。自餘宋末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通考》雖成於元世，其時兵革劻勷，無緣掇拾。今承平日久，故漸出人間，不得以爲僞也。(85)
所以，我們在文獻辨僞時，要充分考慮文獻辨僞的複雜性，綜合使用各種辨僞方法。
辨僞的目的是要確定某些文獻的價值，確定怎樣使用這些文獻。我們稱並非出自某人而僞託爲其所著，或並非出自某代而假稱著於其時的書爲僞書，但並不認爲它們全無價值。某部書經過考證，確定了它的時代乃至作者，就仍然是很有用的文獻。例如今本《列子》，經過多人考證已可斷定決非先秦之作，而是出於晉人之手。這一點確定之後，它就仍然是研究魏晉思想的重要資料。舊題牛僧孺撰的唐人小説《周秦行紀》，文學價值不高，故事也非常荒唐。經過考證，現已知道這篇東西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寫的，嫁名於牛僧孺，目的是爲了誣陷他。它在文學史上提供了一個利用文學反對政敵的例子，也是唐代黨争史很好的資料。所以我們在著録工作中，不能不注意辨僞。這正是爲了讓讀者更好地使用文獻資料。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史料真僞的程度是有差别的。有全僞，如宋代曾出現過一部《老杜事實》，説是蘇東坡所作，在當時就有人指出它是一部僞書。宋人郭知達指出：“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傅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可爲浩歎。”(86)宋陳振孫肯定了郭知達的論斷，指出：“《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剿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87)
有部分僞，明胡應麟稱：“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别什借名竄匿甚衆。”(88)如《全唐詩》中一詩兩見、一詩多見的重出互見現象相當普遍。在通常情況下，一首唐詩的作者只有一位。顯然，這些重篇唐詩屬於某些詩人的作品是真的，而對於另一些詩人來説則是假的。需要指出的是有的集子可能竄入相當多的他人作品。例如《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錢考功集》就混入了不少錢起曾孫錢珝的詩。最突出的是其卷九《江行無題一百首》皆爲錢珝所作。明胡震亨已清楚地指明了這一點：
錢珝，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珝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絶句百首，正赴撫詩途中所作也。珝有他文載《英華》中，云夏六月獲譴佐郡，秋八月自襄陽浮舟而下。今其詩有“潤色非東南，官曹更建章”、“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峴山回首望，如别故鄉人”，及“好日當秋半，九日自佳節”等句。其官、其謫地、其經途、其時日，無勿與珝合者，起無是也。後人重起名，借篇貽厥，爲起增美耳。(89)
胡氏的觀點已爲後人所接受，《全唐詩》卷七一二即據《唐音癸籤》將《江行一百首》歸在錢珝的名下。
所以，我們還要注意圖書真僞的程度問題，不要疏忽真書中的虚假成分，因而導致誤會，給科研工作造成損失。
第八節 個人著作目録
個人著作目録是反映個人全部著作或部分著作的目録。個人著作目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時期。《晉書·曹志傳》曰：
武帝嘗閲《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90)
南宋鄭樵有《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於《圖書志》一卷條下云：“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志者，蓋述其著作之意也。”(91)這樣看來，鄭樵不僅有個人著作目録，而且還爲其著録的作品撰有提要。
隨着學術研究的發展，個人著作目録越來越多。有自己做的，如晚清俞樾著書一百三十多種，他給自己的著作編了一個目録，叫做《春在堂全書録要》。其自序云：“世有未見全書而願知其目者，余亦不能悉舉以告也，因仿《四庫全書》提要之例，每種各撮舉大意或節録原序成此一編，不敢襲提要之名，古樂工進曲必録其要者曰録要，因亦以《録要》名之。”(92)今舉一例：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第一樓叢書》之五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是古人之真本，此疑義之所以日滋也。余因刺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凡爲例者八十有八，每一條各舉數事以見例，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不至少所見而多所怪，或亦讀書之一助焉。
也有他人做的，例如趙萬里就給他的老師王國維編了兩個書目：《王静安先生著述目録》及《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後者頗有特色，能使人看到王國維研究學術的過程，趙萬里識語云：
静安先生逝世後，里與其公子等整理遺書，共檢得先生手校手批書一百九十餘種，録目如右，實皆先生畢生精力之所在也。蓋先生之治一學，必先有一步預備工夫。如治甲骨文字，則先釋《鐵雲藏龜》及《書契前後編》文字。治音韻學，則遍校《切韻》《廣韻》。……其他遇一佳槧，必移録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間有心得必識於書之眉端。自宣統初元以迄於今，二十年間，無或間斷。(93)
例如：
廣韻五卷 張氏澤存堂刻本
宋陳彭年等奉敕撰
校海鹽張氏藏宋刊本；（即《四部叢刊》本）又録烏程蔣氏藏黄蕘圃臨段茂堂校本於眉端。又據唐寫本《切韻》《唐韻》及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校之，得補訂《廣韻》誤字及可兩通者數百處。《切韻》《唐韻》、王《韻》所有字，爲《廣韻》有者，則識之於其側；其所無者，則散注於眉端，先生亦時出己意以折衷之，此當爲校本書中之最精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我國學術界曾編撰我國學術發展史上有影響人物的著述考。如梁啟超撰《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顧頡剛撰《鄭樵著述考》、王重民撰《楊惺吾先生著述考》，當然亦得視爲個人著述目録。(94)即以梁氏所撰爲例。作者云：
本篇依段著年譜（引者案：謂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以著作先後爲次，無論已成未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爲著爲校，獨著共著，皆列入。仿朱氏《經義考》例全録原序。有應考證論列者，則綴以案語。
例如：
原善三卷 乾隆十八、九年至二十八、九年，先生三十一、二歲至四十一、二歲著。段輯《文集》本、《遺書》本。有自序。
自序云：“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含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振兹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啟超案：此書失著作年月。據段《譜》推定爲先生三十至四十，約十年内所作也。《文集》（經韻樓本）與《遺書》兩收之，而其文不同。《文集》本即序所謂始爲三章也，别有《讀易繫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兩篇，不入正文。《遺書》本則修改之本，序所謂成上中下三卷者也。每卷各冠以《文集》本之三章，而雜引群經之文爲左證。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其每卷之首章，雖即《文集》本，而語加詳。其以下各章所引經證，亦不限於《繫辭》《孟子》。合兩本讀之，可以見先生著述之謹慎與進德之綿密也。
個人著作目録，大致有按專題排列、按著作體制排列、按時間排列三種。其中按時間先後順序著録某人著作的目録，也稱個人著述編年書目，或某人著述繫年。這種目録特别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爲個人著作編年目録，向讀者提供了一個作者的簡歷和著述活動的綫索，有助於讀者瞭解作者思想的發展和變化，有助於研究一個作者在某個歷史階段上的地位和影響，當然更有助於深入地理解和研究作者的作品。
清浦起龍著《讀杜心解》的目録是按詩歌體裁，即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絶、七絶排列的，但是其卷首所附《少陵編年詩目譜》則是一個典型的個人著作編年目録。作者在小序中還談到了他作《編年詩目譜》的原因：
往近體裁，卷分各種，既不病其奪倫；遷流人事，義取互相，或頗嫌乎離立。將以還詩史之面目，厥惟寓年譜於篇題，若網在綱，其比如櫛。爲便讀計，則古、律、絶六集，居然案部就班；爲尚論資，則玄、肅、代三朝，從此發凡起例。作《編年詩目譜》。
我們認爲歷代作家别集凡按作品創作年代爲序的編年本，均具有個人著作編年目録的功用。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其《杜詩凡例》“杜詩編年”條云：
依年編次，方可見其平生履歷，與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興衰。今去杜既遠，而史傳所載未詳，致編年互有同異。幸而散見詩中者，或記時，或記地，或記人，彼此參證，歷然可憑。間有渾淪難辨者，姑從舊編，約略相附。
不少年譜都在譜主的詩文繫年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因此它們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個人著作編年目録。如張采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今舉一例：
開成元年丙辰 義山二十五歲
[編年詩]《有感二首》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臟罪致不辜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東還》《箋》曰：下第東歸，借學仙寄慨。義山自太和二年應舉，至此將十年矣，故云“十年常夢采華芝”也。《五松驛》驛在長安東，《白香山集》有《自望秦赴五松驛詩》，義山東還過此所賦也。《夕陽樓》自注，“在滎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滎陽日作矣。馮氏云：“自慨，慨蕭，皆在言外，悽惋入神。”(95)《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箋》曰：此未第時，故不稱肱爲同年。詩云：“是時方暑夏，座内若嚴冬。”蓋是年夏作也。《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
[編年文]《上令狐相公狀三》《上令狐相公狀四》《别令狐絢拾遺書》《上崔華州書》(96)
這種著作如以考訂作品年代爲主則亦可稱詩文繫年，如詹瑛的《李白詩文繫年》。
與個人著作目録關係密切的是個人研究書目。它一般包含兩大部分：一爲個人著作目録，一爲個人著作研究資料目録。例如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其上輯爲魯迅著譯及有關書録，中輯爲有關魯迅著譯的一些原始資料目録，下輯爲關於魯迅研究資料繫年目録。該目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方面是把魯迅生前與死後的有關資料，盡量搜集起來，按年編排分類，使讀者可以看出魯迅研究工作是如何隨着時代的變化而進展着。另一方面也爲進一步開展魯迅研究工作提供了資料的綫索。一九四九年後，《古典文學資料彙編·陶淵明卷》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接着中華書局又陸續出版了《杜甫卷》《白居易卷》《柳宗元卷》《黄庭堅和江西詩派卷》《李清照資料彙編》《楊萬里范成大卷》《陸游卷》《紅樓夢卷》等。這些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的目録及所附引用書目，實際上即是一種個人著作研究目録。
第九節 目録之目録
我國古代目録都采用了簿册即書籍形式，目録書多了，它本身也需要目録以便檢查。將各種目録按一定的方法編纂起來，就成了目録之目録。
凡綜合書目多有目録一類，它實際上就是目録之目録。邵瑞彭《書目長編》序云：“《七録》列簿録一類，則目録之目録也。”(97)《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録類著録經籍目録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案：其中《書品》二卷、《名手畫録》一卷、《正流論》一卷或爲書畫目録）。其類序云：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别録》、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别，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録》，並皆别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録，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爲簿録篇。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史部皆有目録類，《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的目録類還有提要。今舉一例：
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案《宋史·藝文志》作四卷
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榮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二十一年也。其所發明，有足觀者。南陽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憲孟也。(98)
宋、元時期著録目録最多的，當推《通志·藝文略》目録類，該類分總目、家藏總目、文章目、經史目四種，共著録書目七十七部，八百一十四卷。其後《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目録類及其存目共著録經籍之屬目録二十五部，四百六十二卷（内二部無卷數）。《販書偶記》史部書目類收一百一十九種，《販書偶記續編》史部書目類收三十七種。此外《清史稿·藝文志》目録類著録較多，計一百二十三種。彭國棟《重修清史藝文志》目録類著録四百部。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目録類著録七百六十一部。三者共著録清代目録書九百九十五部，實際上當不止此數，從中不難看出目録學是清代的顯學。
目録之目録的專書首推周貞亮、李之鼎編的《書目舉要》。這是一册自漢至清末的各種書目的匯編，共收書目及有關書籍二百七十餘種，分爲部録、編目、補志、題跋、考訂、校補、引書、板刻、未刊書、藏書約、釋道目等十一類。每種書目，首先列出書名、卷數，其次是編撰時代和作者姓名，之後是知見的傳本和所據的書名，間附案語。如：
直齋書録解題二十二卷 宋陳振孫
明萬曆間武林陳氏刻本 武英殿聚珍版本 閩贛杭三省覆聚珍本 蘇州局本 江陰繆氏藏舊鈔殘本尚是陳氏原書
按邵《目》云：盧氏抱經堂有訂正此書五十六卷，次序與聚珍版本不同，係從元刊重爲校訂，似未刊。吴槎客後又增校，陳仲魚有跋。(99)
陳鍾凡在《書目舉要》的基礎上又纂《書目舉要補》，增自著書一類，補目一百五十餘條。但所補不盡屬於書目，有的是一些金石目録、古器物目録。
邵瑞彭、閻樹森等編了《書目長編》二卷，附補遺，補校。該編輯録的書目，有的根據知見的傳本，有的引自史志中有關各種書目的著録和一些書中的記述，共得一千三百餘條。比上列兩目超出兩倍以上。分爲貯藏、史乘、徵存、評論四大類，每類再分若干小類。每種書著録其書名、卷數、編者；知見的注其版本，徵引的，則注明所依據的書名。如：
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 宋紹興中官
昭文張氏藏舊鈔本 長沙葉氏刊考證本 京師圖書館藏鈔本 江南圖書館藏鈔本
按《直齋書録解題》有《祕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100)
反映館藏，可備查檢的有施廷鱅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目録類》。該目是一九三一年以前該館所藏書目的匯編，收録七百餘種。每目著録書名、卷數、編者、版本、册數、書號等項。叢書本，則注叢書名稱和書號册次；載在期刊上的，則注刊名卷期。分類序列。卷首寫有類叙，説明分類大義，卷末附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今舉一例：
清朝經籍志 六卷 清黄本驥輯
在《三長物齋叢書》第四册。
還有蕭璋編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録類》，這是以該館收藏及寄存在該館的書中，關於圖書學、圖書目録、圖書館學三部分書籍匯編而成的。所收目録書，以獨自成帙者爲限，其他如正史、類書、方志中之藝文志，雜志、文集中的目録，論文的引用書目概不采録。收録的書目共八百九十餘種，分爲三部。圖書目録部，復分爲著録與收藏兩類，每類又分若干小類。著録類有書録、叢書目録、藝文志、著述考、學術總目、學科專目、存燬書目、刊行書目、題跋及讀書記；收藏類有公藏、圖書館書目、私藏。每種書的著録項目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鈔本書目原未標其書名者，根據書的内容酌補，並加案語説明，一書兩名者，也加説明。一書有幾種版本，包括叢書本，都分别加以詳注。一書如屬兩種或兩種以上性質者，則用互著參見之法加以處理。前列分類表，後附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今亦舉一例：
全唐詩未備書目 清朱彝尊編
清宣統元年番禺沈宗畸刻《晨風閣叢書》中《潛采堂書目四種》本 一册（與《明詩綜采摭書目》等合訂） 互見叢刻 互見引用(101)
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馮秉文編的《全國圖書館書目匯編》，這是全國圖書館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所編的各種書目和索引的匯編。包括正在編輯和計劃編輯的，共兩千三百餘種，基本上按照《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分類編排。每種書目或索引的著録，有書名、編者、刊印年月、册數或葉數等項，間或附注收書種數。後附主題索引、館名索引。如屬正在編輯的書目索引，則在書名前標以*號；如屬計劃編輯的，則標以〇號。需要注意的是這兩類書目，有的以後並未編成。
來新夏主編的《清代目録提要》爲有提要的斷代目録之目録，由齊魯書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共收録清人所編目録三百八十餘種，爲清代目録中較完整、較優秀者。均爲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州各大圖書館所收藏，頗便借閲。所選目録反映了各種書目類型，具有代表性。每一作者均繫以三百字左右之小傳。内容提要則詳於篇卷、版本、流傳情況、編輯緣起、成書經過、收録特點、類目沿革、續補情況，以及影響等，對研究目録學史與目録學理論，較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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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德堂文集》卷五外集《書十七首》。
(2) 《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史部續三《竹汀先生日記鈔》。
(3) 《愛晚廬隨筆》之一《學林脞録》卷十《繆荃孫與書目答問》。
(4) 《魯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讀書雜談》。
(5) 《師門憶語》，載《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6) 《史記》卷六《始皇本紀》。
(7) 《玉海》卷五二《嘉祐編定書籍》。
(8)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
(9)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册五〇五條《寄諭各省督撫訪查周乃祺所撰〈歷志〉一書送京銷燬》。
(10)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册八五三條《大學士英廉奏遵旨派員檢閲各省解送明以後各書情形摺》。
(11)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册八六五條《大學士英廉奏覆核各省應行抽燬各書情形並開單行知各省遵辦摺》。
(12) 《清代禁書知見録》卷首《自序》。
(13) 《清代禁書知見録》卷首《略例》。
(14) 該目及以下幾種國民黨反動政府禁書目録的標題均係《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的編者張静廬所擬。
(15)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第一七七頁。
(16)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第一九六頁。
(17)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第一四四至一四五頁。
(18)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第二〇七頁。
(19)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第一七三頁。
(20) 見《中國版刻圖録》圖版四〇六。
(21) 見范鍇《花笑廎雜筆》卷三《士禮居刊行書目》，又見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六《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後》。
(22) 《東山瑣綴·書林别話》。
(23) 《近代譯書目·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録·工藝類》。
(24) 《近代譯書目·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電學類》。
(25) 《杭州舊書業回憶録》，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
(26)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
(27)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28) 《大藏經》卷五五。
(29)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遺書》。
(30)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遺書》。
(31) 《宋大詔令集》卷一五八《求遺書詔》。
(32)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遺書》。
(33) 《玉海》卷五二《藝文·書目·紹興求書闕記》。
(34) 《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首《序》。
(35) 《玉海》卷五二《藝文·元祐祕閣書目·政和祕書總目》。
(36) 《船山遺書·識小録一卷》。
(37)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
(38) 《郡齋讀書志》卷九《藝文志見闕書目》。
(39) 《曆算全書》卷三四《錢糧四柱法》。
(40) 《温州經籍志》卷首《叙例》。
(41) 《章氏遺書》外編《補遺》。
(42) 《容齋五筆》卷七《國初文籍》。
(43) 《書目答問補正》卷三《太平御覽》一千卷。
(44) 《〈太平御覽〉研究》第四章《〈太平御覽〉基本面貌》第一節《〈綱目〉考察》。
(45) 《重印太平御覽前言》卷首聶崇岐《太平御覽引得序》。
(46) 《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卷首鄧嗣禹《太平廣記引得序》。此外，北京大學研究所曾編《藝文類聚引用書目》，載《北京大學二十五週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也是類書的引用書目，但不出於編者而出於後人之手。
(47)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48) 《晨風閣叢書·潛采堂書目四種》之二《明詩綜采摭書目》馮登甫跋。
(49) 《晨風閣叢書·潛采堂書目四種》之三《兩淮鹽筴書引證書目》馮登甫跋。
(50) 《緯略》卷九《世説注引書目·序》。
(51) 《沈寄簃先生遺書》卷三一《三國志所引書目·序》。
(52) 《沈寄簃先生遺書》卷三一《衛恒〈四體書勢〉〈武紀〉》。
(53) 《沈寄簃先生遺書》卷三二《世説注所引書目·序》。
(54) 《沈寄簃先生遺書》卷三三《續漢書八志補注所引書目·序》。
(55) 《沈家本與〈古書目四種〉》，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56) 《水經注引書考》卷首《叙》。
(57) 《水經注引書考》卷一《東方朔〈十州記〉》。
(58) 《文獻通考》卷二〇七楊萬里《遂初堂書目序》。
(59) 《儀顧堂題跋》卷五。
(60)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類書類《文獻通考》。
(61)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下韻書類《洪武正韻》。
(62)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下陰陽類《曆占纂要》。
(63)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七《寶文堂分類書目》三卷。
(64) 《讀書敏求記》卷一《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
(65) 《讀書敏求記》卷三《顔氏家訓》七卷。
(66) 《讀書敏求記》卷三《三辰通載》三十四卷。
(67) 《淵雅堂全集》卷七王芑孫《陶陶室記》。
(68) 《蕘圃藏書題識》卷首繆荃孫《蕘圃藏書題識序》。
(69)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首莫繩孫識語。
(70)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首《整理説明》。
(71) 《四庫全書目録板本考》，載《圖書館學季刊》七卷一、三、四期，《金陵學報》三卷二期發表過一部分。
(72) 《中國善本書提要》卷首傅振倫《序》。
(73)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首《編例》。
(74) 《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下（南宋監本）。
(75) 《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
(76) 《大藏經》卷五五。
(77) 《郡齋讀書志》卷三上《文中子》。
(78)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關子明易傳》。
(79)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直齋書録解題》。
(80)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〇《四部正訛》上。
(81)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〇《四部正訛》上。
(82) 《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節《鑒别史料之法》。
(83) 《目録學·真僞第三》。
(84) 《廣校讎略》附録《漢書藝文志釋例》。
(85)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經籍會通三》。
(86) 《杜詩詳注》附録《校定集注杜詩序》。
(87)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
(88)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部正訛》。
(89) 《唐音癸籤》卷三二《集録三》。
(90) 《晉書》卷五〇《曹志傳》。
(91)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目録類《圖書志》一卷。
(92) 《春在堂全書·俞樓雜纂五十卷·春在堂全書録要一卷》卷首《序》。
(93) 《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
(94) 梁《考》載《飲冰室文集》卷六五。顧《考》載《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二號。王《考》載《文字同盟》第九至十一期。
(95) 馮氏指馮浩。著《玉谿生詩集箋注》。乾隆庚子重刻本馮注卷一此文作“孤鴻比蕭，末更自慨，悽惋入神”。
(96) 《玉谿生年譜會箋》卷一。箋文有删節。
(97) 《書目長編》卷首《序》。
(98)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99) 邵《目》指邵懿辰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100) 《書目長編》卷下。宋王應麟《玉海》卷五二云：“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祕省續編四庫闕書。”又云：“十七年，鄭樵按祕省所攽《闕書目録》集爲《求書闕記》七卷，《外記》十卷。”
(101)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録類》學科專目（十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