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典藏單位

我國文獻典藏單位，大體可分爲國家、私人、學校、寺觀等幾種類型，清末受外來文化影響，又出現了圖書館。今分别簡述如下。

第一節　國家藏書

國家藏書包括宫廷藏書與官府藏書兩個部分，二者往往又密不可分。宫廷藏書機構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代表了當時國家藏書水平，因此本節主要論述宫廷藏書，並兼及官府藏書。

一　先秦

章學誠云：“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1)在各藏書單位中，以國家藏書爲最早。據文獻記載，夏代就已藏有典籍了。《國語·晉語第十》叙及晉文公二年（前六三五），南陽人猶“有夏商之嗣典”。韋昭注曰：“典，法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吕氏春秋·先識》亦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圖法略同今日的文書檔案，太史令終古當爲夏代末年管理文書檔案的官員。《左傳》昭公二年（前五四〇），記晉國韓宣子出使魯國，“觀書於大史氏”，孔穎達《疏》曰：“大史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2)王國維也認爲：“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從又從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爲事……史爲掌書之官，自古爲要職……史之本義爲持書之人。”(3)

商代已有相當規模的文獻典藏單位，不僅見於記載，而且已爲考古發掘成果所證實。

《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發現的大量甲骨文獻充分地説明了這一點。如一九三六年三月至六月，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在小屯北地一二七坑發現了一七〇八八片龜甲。這一坑龜甲都是武丁和武丁晚期的。陳夢家談道：

殷代卜官如何處置他們的檔案，到今天爲止我們尚無充分的知識。地下發掘到的比較有秩序的大量堆積的甲骨，只能説是儲積。一個穴窖，倘然只包含一個朝代的甲骨，才是真正的有意的儲積，不管它是歸檔、儲藏或是埋藏，它可能是在某一個時期把同期甲骨存入的。一個穴窖，倘然包含一個以上的朝代的甲骨，那末它可能是某幾個時期由不同時期甲骨累積的。在穴窖以外的版築中、灰土中或穴窖以内零散的甲骨，它們是和别的東西一道堆積，不是專門存儲甲骨的所在。

陳夢家將出土卜甲分成儲積的、累積的、零散的三種情况，並認爲小屯北地一二七坑出土的卜甲是有意儲積的。(4)

那麽，這些文獻是否有專門的機構加以整理和保管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機構是殷代的宗廟。一九七三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在小屯南地出土刻辭甲骨四五一一片，其中有十條關於在宗廟卜的記載，如：二七〇二號“在大甲宗卜”、三七六三號“在大庚宗卜”、四一五五號“在祖乙宗卜”。例中的“宗”字指宗廟。(5)占卜完畢，一些重要的甲骨卜辭就儲存在宗廟中。一九三二年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小屯北地發現了不少版築基址，基址之上或基礎的前邊，都有排列匀整的柱礎石。陳夢家説：“在小屯村北六百公尺的面積内，就有版築基址幾處，穴竇窖，散布其間。穴的形狀有渾圓、有橢圓、有心形、有長方形、有方形。有的有臺階可以上下。又有窖，可以深到七八公尺。這些地方，確爲殷代宗廟宫室的所在。”(6)

商代的典籍也由專人管理。胡厚宣曾指出小屯村北地一二七坑“甲骨中，又有一架踡曲而側置的人骨緊靠坑的北壁，大部分已被埋在甲骨中，僅頭及上軀還露出甲骨以外。這個人可能就是當時管理甲骨的人員”。(7)而甲骨卜辭也確實被編輯整理過。如在小屯村北地一二七坑出土的卜甲中，“又有背甲製成石刀的樣子，中間穿孔，上面刻辭的”。(8)陳夢家認爲：“這種鞋底形的改製背甲有一個不小的穿孔，可知連繫若干背甲穿扎起來，可能就是‘典册’之‘册’的象形。”(9)董作賓還論及卜甲經過編排的情形：

余整理龜骨，編號既竣，李濟之先生適來參閲，見有兩龜版猶粘著一處者，其間泥沙甚厚。蓋余將留之以存地下之原狀。李先生謂：“宜揭而視之，或有新辭奇字，亦未可知。”揭之，果得“册六”之文，吾等乃不禁狂喜，蓋所粘著之一版，爲“尾右甲”，例無文字，而不意竟有此新發現也。此版編號爲一，〇，〇四五四也。“册六”作，逼近尾甲之尖，上下左右，更無其他文字。稍上，斷處有孔，餘其半，知此甲全時，在一册中爲其表面之一版，其孔，所以貫韋編也。余既以比例算法，求得此坑（第三十六）所出之龜版，大小不同者凡十有九，則此十九版者，必與“册六”有關，蓋所謂“册六”者，猶今世書籍表面之書卷六矣。(10)

卜骨同樣也經過整理。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小屯西地殷墟重點保護區内進行發掘，於第一號深溝内發現一堆完整的牛胛骨卜骨，共二十一枚。這二十一枚卜骨重疊着堆放在一起，井然有序，骨臼大多向東，只有三枚向北，疊壓的情况大致分爲三組：西南一組三枚，東南一組六枚，北面一組十二枚。郭沫若一九三三年初纂述《卜辭通纂》曾擬議：“每卜用三龜，一卜不吉，則再用三龜，其用骨者當亦同然。”安陽卜骨出土後，他進一步分析道：

這一擬議距今已近四十年，由此次二十一枚卜骨出土情况看來，我四十年前的揣測，似乎已由出土實物而得到證明了。即是卜骨或卜龜甲是以三枚爲一組，一次卜用三龜或三骨，卜畢後儲存，在當初想必有帛以裹之，有繩以纏之，有篋以藏之，年代既久，帛朽，繩爛，篋毁，化爲灰土，便僅剩下甲與骨。(11)

爲便於檢索，管理者還在卜骨的突出處骨臼上刻上標識。郭沫若云：

今案骨臼所刻之辭雖與卜辭無涉，然其事必與卜骨有關。由其所刻之地位以覘之，其性質實如後人之署書頭或標牙籤耳。蓋甲骨既經修治以待卜用，必裹而藏之。由肩胛骨之性質而言，勢必平放，平放則骨臼露於外，故恰好利用其地位以作標識。其曰“王示”，曰“小臣某示”，曰“帚某示”，蓋其檢討時經王及王之代理者所省視。曰“自某川”或“川自某”，蓋言卜辭之内容乃自某人所卜或所録者蟬聯而下之意，川即取其貫穿不斷也。每辭末字乃陪觀者之署名，董氏謂爲卜人或史官，其説無可易。(12)

商代典籍由史官管理也爲書面資料所證明，如《吕氏春秋·先識》云：“殷内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周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比商代更多、更豐富，除甲骨、金石文獻外，還有竹木與帛書。

周代宫廷及諸侯國的卜甲卜骨以及其他典籍仍藏於宗廟。《孟子·告子下》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13)宫廷宗廟之守藏室也稱天府。《周禮·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周禮·地官·鄉大夫》云：“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鄭玄注曰：“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内史副寫其書。”(14)《周禮·秋官·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鄭玄注曰：“天府，祖廟之藏。”(15)一九七七年七至八月，周原考古隊發掘岐山鳳雛村甲組基址時，在該基址内西廂房第二號房間的一個窖穴裏，共出土甲骨一萬七千餘片，其中一萬六千七百餘片爲龜的腹甲，三百餘片爲牛的肩胛骨，已清洗出有字卜甲一百七十多片。該基址初步判定爲西周初年的宗廟建築。(16)

周朝宫廷藏書處也可稱爲盟府、策府、周府、周室等。如《左傳》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穆天子傳》卷二記載周穆王“北征，至於群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曰：“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所謂藏之名山是也。”《左傳》定公四年云：“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莊子·天道》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由於工作需要，不少官府也藏有典籍，正如章學誠所説：“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17)在這方面，《周禮》中有較系統的記載，如《周禮·天官·大宰》云：“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周禮·秋官·大司寇》云：“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隋書·經籍志》總序還對周代史官所掌典籍，作了概括的介紹，其説如次：

《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

應當指出，文中所提到的典、書、法、則、志、令，多爲文書檔案，而諸史實際上是政府各部門的文書工作者。《周禮·天官·小宰》云：“史掌官書以贊治。”鄭玄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18)章學誠亦云：“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19)

當然，周代的史官不但擔負着文書起草任務，而且也擔負着文獻保管任務，司馬遷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案：“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20)可以説老子是周代宫廷有名可稽的管理圖書的官員。諸侯國的文獻也有專人保管。《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了周景王關於晉國籍談祖上司職典籍的一段話就是例證：“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周代王室及諸侯國的文獻管理機構，已經做到了根據文獻内容進行分類收藏。例如天官大宰所掌典籍，共分六類：“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21)《左傳》哀公三年記載魯國宫廷發生火災，有的官員關心御書，有的官員關心禮書，有的官員關心象魏，可見魯國府内典籍也是分類保管的。

周代國家藏書除爲實際工作服務外，還可借閲。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國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皆可爲證。

二　秦

秦國在統一六國前，就已注意收集圖書。僞《孔子家語》孔安國《後序》云：“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22)秦始皇在焚書前也曾大量收集過典籍。在位之三十五年（前二一二）嘗云：“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23)焚書坑儒不涉官學，故秦宫廷官府仍保存着不少書。

秦代及其先輩收藏典籍的地方仍爲宗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明堂、石室均指宗廟。《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可證。《左傳》莊公十四年云：“典司宗祏。”杜預注曰：“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可見石室也是宗廟之稱。根據商周傳統，重要的文書檔案藏於宗廟。《史記·封禪書》云：“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漢揚雄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24)東漢應劭亦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25)這兒的府與室當指宗廟中收藏文獻的處所。

秦代負責管理宫廷藏書的官員爲御史，亦稱柱下史。《史記·張丞相列傳》云：“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史記·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這段話也説明，秦宫廷藏書爲御史負責管理。丞相府也藏有部分圖書。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語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則秦博士官府也藏有圖書。

三　兩漢

西漢統治者始終重視書籍的典藏工作。《漢書·藝文志》介紹了西漢政府收集圖書情况，詳見本書《目録編》第一章《目録與目録學》第二節《什麽是目録學》所引。據《七略》所載，漢宫廷藏書“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26)

關於西漢國家藏書機構，《隋書·經籍志》作過簡要的介紹：“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又，《漢書·百官公卿表》稱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漢書·儒林傳》稱：“曲臺在未央宫。”師古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則蘭臺、曲臺也是西漢内府藏書、校書處所。此外，還有石渠、天禄、麒麟等閣。《三輔黄圖·閣》云：“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天禄閣藏典籍之所”，“天禄、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注云：“天禄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唐六典》卷十亦云：“天禄亦尚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内庫書也。”西漢的一些政府部門往往藏有與自己職守有關的圖書，如《漢書·禮樂志》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顔師古注曰：“理官，即法官也。”桓譚《新論》亦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27)《歸藏》爲三《易》之一，爲太卜所藏，以便隨時取用，但《連山》何故不同藏太卜，則不詳。

西漢國家藏書由太常屬官太史令、博士，以及御史中丞等掌管。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太常掌宗廟、禮儀，諸陵、縣皆屬焉。太常屬官有太史令、丞。《史記·太史公自序》稱：“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可見太常、太史負責宗廟藏書處所金匱、石室的管理工作。博士，官名，隸太常。《漢書·儒林傳》稱：“博士論石渠。”内府各藏書所也有專人負責。《漢書·百官公卿表》稱：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西漢時已有蘭臺令史，劉攽《漢官儀》卷上云：“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此外，根據需要還調集部分專家學者專門從事圖書整理工作。故《歷代職官表》卷二十五《文淵閣閣職》云：“漢以麒麟、天禄閣爲禁中藏書之所，即後世秘閣之制所由昉，而劉向、揚雄等皆以他官典校其間，則今文淵閣閣職爲内閣翰詹諸臣兼銜，正其例也。”據今推古，其言可信。

西漢國家藏書的最大成就是對圖書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收集、整理、編目工作。劉向、劉歆父子主持編撰的《别録》《七略》雖已亡佚，但是從《漢書·藝文志》中仍可清楚地看出西漢國家藏書的盛况。《七略》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類。從藏書的數量與種類上看，西漢國家藏書同過去相比，都産生了一個巨大的飛躍。司馬遷利用豐富的國家藏書，作《史記》一百三十篇，也是我國藏書史上的重大成就。

東漢諸帝亦多重視國家藏書建設工作，《隋書·經籍志》序概括地叙述了東漢前期的宫廷藏書情况：“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此後國家藏書仍有較大的發展。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云：“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28)

東漢國家藏書處所較多，其著者爲蘭臺、東觀。《漢書·王莽傳》云：“讖書藏蘭臺。”顔師古注：“蘭臺，掌圖籍之所。”《魏書·釋老志》云：漢明帝“得佛經四十二章……其經緘於蘭臺、石室”。可見秘籍多藏蘭臺。東觀爲學者們經常讀書治學的地方，多藏一般圖書，影響則更大一些。《後漢書·黄香傳》云：“元和元年，肅宗詔黄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元《河南志》卷二引《洛陽記》云：“東觀在南宫，高閣十二間。”東漢李尤《東觀賦》云：“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道無隱而不顯，書無缺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29)

東漢前期沿西漢之舊，設蘭臺令史爲管理圖書的官員，唐杜佑稱東漢政府“於蘭臺置令史十八人”。(30)鄭樵稱：“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又曰：“傅毅爲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書。”(31)

新設的典校圖書的官職有校書郎與校書郎中。杜佑云：後漢“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爲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焉。”(32)鄭樵舉例道：“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楊終、竇章皆以郎爲之；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蔡邕、馬融皆以郎中爲之。”(33)這些官員也確實在做校書工作，如《後漢書·劉珍傳》談到永初四年（一一〇），鄧太后命劉珍、馬融等“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

東漢政府調整藏書機構的最大貢獻是成立秘書監，使藏書機構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宋程俱云：“東觀亦在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34)元馬端臨亦云：“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35)自東漢設秘書監專管典籍，歷代相因不改，官名則略有不同，或稱秘書監、秘書郎，或稱秘書丞、秘書令等。

東漢國家藏書有幾點值得稱道。一是東漢統治者自光武帝以下都一直重視典藏工作；二是歷朝都注意委派專家學者參預或主持典藏工作；三是國家藏書機構也是學術研究機構，留下了《白虎通義》《熹平石經》《東觀漢記》等重要作品。

四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時戰争頻繁，典藏事業受到了巨大影響，但魏、蜀、吴三國仍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典藏工作。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稱帝，建都洛陽，國號爲魏，開始即十分重視圖書的收集與利用工作。魏藏書機構承東漢之制爲秘書監。《隋書·經籍志》云：“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杜佑亦謂：“文帝黄初初置中書令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掌藝文圖籍之事。”(36)魏秘書監的主要成就是編了類書《皇覽》與藏書目録《中經》。《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云：“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王象爲撰修人之一，《魏略》云：“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萬字。”(37)王象領秘書監，他撰修《皇覽》當然充分地利用了秘書監的藏書。《隋書·經籍志》稱“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鄭默是鄭袤長子，《晉書·鄭袤傳》稱鄭默任職秘書監時“考核舊文，删省浮穢”，他編的這部藏書目録質量很高，故“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38)

蜀與吴亦承東漢之制，設東觀，置東觀令管理秘書。如《三國志·蜀書·郤正傳》稱郤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三國志·吴書·華覈傳》稱其“遷東觀令，領右國史”。這些官員也做了不少圖書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如《蜀書·許慈傳》云：“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吴書·韋曜傳》亦稱吴景帝孫休“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

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取代魏國建立了晉朝，自然也就承襲了魏國宫廷的全部藏書。西晉在魏國的基礎上也續有增加，在此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汲冢書的發現與整理。晉武帝咸寧五年（二七九），河内“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39)太康元年（二八〇）三月壬寅，西晉王濬攻建鄴石頭城，孫皓降，於是，王濬又“收其圖籍”。(40)西晉秘閣藏書，據梁阮孝緒《古今書最》所載爲一八八五部，二〇九三五卷。顯然，西晉國家藏書水平要遠遠超過三國，可惜這些書盡燬於西晉末年的戰亂，東晉國家藏書並無多大起色。《隋書·經籍志》云：“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晉代管理圖書的機構仍爲秘書監，其最大特點是將秘書之府從宫内移到了宫外，如杜佑云：“晉武帝以秘書併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别置秘書監，並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居於外。”(41)

西晉秘書監曾認真地做過圖書整理編目工作，《晉書·荀勖傳》稱泰始十年（二七四）荀勖“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荀勖《讓樂事表》亦云：“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復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42)正是在他的領導下，編出了《中經新簿》。東晉秘書監藏書不豐，先後也編出了《晉元帝四部書目》與《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録》。

同北方戰亂不已的局面相比，南朝是相對安定的，文化事業也有明顯的發展。劉宋政權除繼承東晉國家藏書外，還繳獲了後秦四千餘卷藏書。據梁阮孝緒《古今書最》記載，謝靈運編《宋元嘉八年四部目録》共著録圖書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43)齊、梁兩朝的國家藏書續有增加，《隋書·經籍志》云：“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此後，梁代圖書又有所增加，《隋書·經籍志》復云：“梁武敦悦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這些書後因戰敗而被梁元帝自己燒掉了。《隋書·經籍志》云：“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陳代國家藏書已經難以恢復到梁代的水平。

北朝國家藏書事業遠不及南朝，《隋書·經籍志》簡要介紹道：

其中原則戰争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尒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南北朝國家藏書處所多稱秘書閣或秘閣，如宋有秘書閣，《宋書·殷淳傳》稱其“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齊、梁均有秘閣，阮孝緒《七録序》云：“齊末，兵火延及秘閣。”(44)《梁書·蕭子顯傳》稱其“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梁另有文德殿、華林園，見《隋書·經籍志》，前文已引。陳有秘閣、壽安殿、德教殿、承香殿等以藏書。《隋書·經籍志》載有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録》一卷、《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録》四卷、《德教殿四部目録》四卷、《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録》二卷。北魏則有秘閣、東觀，《魏書·高湖傳》稱其第三子高謐曾被召入禁中，“專典秘閣”。《魏書·孫惠蔚傳》稱其“入東觀”，任秘書丞。北齊有秘府、麟趾殿，見《北齊書·樊遜傳》《隋書·經籍志》。北周有麟趾殿，見《周書·明帝紀》。

南北朝時期掌管圖書的機構爲秘書監或秘書省。如前所説，兩晉爲秘書監。鄭樵云：“宋與晉同，梁曰秘書省，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秘書監亦領著作監。”(45)其官職則有秘書監、秘書丞、秘書郎、校書郎中、秘書正字等。《隋書·百官志》述北齊秘書省官制，從中可窺見一般：“秘書省，典司經籍，監、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二人。”

南北朝時期，國家藏書水平雖然不高，但是也持續不斷地做了不少收集、整理、編目工作。如阮孝緒《七録序》云：“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録。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46)北魏的圖書整理工作也頗具規模，如《魏書·孫惠蔚傳》云：

臣今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

北齊也繼承了劉向的傳統，做過校讎工作，如樊遜云：“向之故事，見存府閤，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47)

五　隋唐五代

《宋史·藝文志》云：“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隋代結束了政治上的長期分裂狀態，使國家藏書事業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隋書·經籍志》對隋代國家典藏事業作了概括的説明：

隋開皇三年（五八三），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至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餘以實秘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蹟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蹟；西曰寶蹟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

隋代官府藏書仍由秘書省負責管理，《隋書·百官志》云：隋初，“秘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録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曆二人，監候四人”。煬帝即位以後，對各級官職進行了很多改革。秘書省置秘書監、增置少監一人，將校書郎减爲十人。其後又改秘書監、少監爲秘書令、秘書少令，置秘書佐郎四人，輔助秘書郎的工作，又“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掌抄寫御書”。(48)煬帝大量增加校書郎員、楷書郎員，顯然是爲了滿足大量校書、鈔書的需要。隋代較著名的學者，如牛弘、姚察、王劭、許善心、李文博、虞綽等都曾在秘書任職。

隋代國家藏書機構，雖然工作時間只有二十多年，但是成就突出。一是大規模地開展了文獻收集、整理、録副工作，使國家藏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並在此基礎上編出了一批國家藏書目録及佛經目録，如《開皇四年四部書目》《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香厨四部目録》《開皇二十年書目》《七林》《大業正御書目録》及開皇十四年《衆經目録》、開皇十七年《開皇三寶録總目》、大業初《大業衆經目録》等。二是對藏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寫出了一批著作，如王劭長期任秘書監，將校勘所得撰成《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49)現存類書《北堂書鈔》就是虞世南仕隋爲秘書郎時鈔輯而成的。(50)

唐代藏書事業較隋代又有發展，唐武德初繼承隋嘉則殿所藏，“有書八萬卷”(51)，武德五年（六二二），秘書丞令狐德棻奏請購募遺書，並增置楷書手，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略備”。(52)貞觀三年（六二九），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書，粲然畢備”。(53)據毋煚《古今書録序》稱，開元盛時，秘閣所藏，“凡四部之録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録》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録十卷，名曰《開元内外經録》”。(54)此外，弘文館、集賢院、史館等處藏書也相當豐富。如《唐會要》卷六十五《弘文館》稱：武德九年（六二六）“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闡文教，於弘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

唐代秘書省仍爲管理國家藏書的主要機構，唐代秘書省有監一人，少監一人，丞一人，秘書郎四人，校書郎八人，正字四人，主事一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典書八人，楷書手八十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筆匠六人。(55)高宗龍朔二年（六六二）二月，秘書省曾改稱蘭臺，秘書監改稱蘭臺太史，秘書少監改稱蘭臺侍郎，秘書丞改稱蘭臺大夫，秘書郎改稱蘭臺郎。咸亨元年（六七〇）十月，恢復原名。武后垂拱元年（六八五）二月，秘書省改稱麟臺，秘書監改稱麟臺監，秘書少監改稱麟臺少監，秘書郎改稱麟臺郎。至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二月，又恢復原名。(56)

唐代對後世産生較大影響的是新設的一些藏書機構，主要有弘文館、史館與集賢院。

武德四年（六二一）正月，在門下省設修文館，掌詳正圖籍，武德九年（六二六）三月改名爲弘文館。其後曾因避諱等原因改名爲昭文館、修文館，開元七年（七一九）九月仍定名爲弘文館。“自武德、貞觀以來，皆妙簡賢良爲學士。故事五品已上稱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並所置學士並無員數，皆以他官兼之。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貞觀初褚亮爲檢校館務學士，號爲館主。”“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義輕重得參議焉。”(57)可見弘文館是一個集文獻管理、教學、諮詢爲一體的機構。此外，尚有“校書郎二人，從九品上，本置名讎校，掌校典籍。開元七年，罷讎校，置校書四人。二十三年，减二人。典書二人，館中有經史子集四部之書，使典之”。另有搨書手三人，筆匠三人，熟紙裝潢匠九人。(58)

唐代專設史館來承擔原屬於秘書省著作局的史書編撰任務，分工的細密，體現了圖書管理工作的進步，因此對後世産生了一定的影響。鄭樵介紹了這一變化過程，略云：“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館屬秘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59)《舊唐書·百官志》指出史館的任務是：“掌修國史，不虚美，不隱惡，直書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興之政，皆本於起居注、時政記，以爲實録，然後立編年之體爲褒貶焉。既終藏之於府。”當然史館還肩負着撰寫前朝史的任務。爲了完成任務，史館必須保管有關的圖書檔案，如安史之亂前，史館就藏有“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録四十七卷，起居注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60)根據唐代規定的“諸司送館事例”，各部門還應將有關的資料送交史館，以供修撰史書之用。除由宰相監修國史外，史館尚有判館事、修撰、直館、令史、楷書、寫國史楷書、典書、亭長、掌固、熟紙匠等從事具體業務工作。唐代史館規制嚴密，成績明顯，先後撰成《周書》《五代史志》《晉書》，還有歷代皇帝的實録。

唐代的集賢院是在東都洛陽乾元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唐書·百官志》云：“開元五年（七一七），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領中官監守院門，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開元五年（七一七）十一月，乾元院更名麗正修書院。十三年（七二五）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院，據《舊唐書·職官志》，集賢院學士的任務是：“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于内，歲終則考最於外。”《新唐書·百官志》亦云：“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此外，集賢院還有校理、刊正、校勘、校書、正字等具體從事圖書整理的官員，與一些從事鈔書、裝書、造筆的工匠。開元後，集賢院成了唐代國家藏書的中心，在這裏積極開展着圖書的搜集、整理、繕寫、編目工作。如開元七年（七一九）九月玄宗詔曰：

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措，或須披閲，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録，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爲《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爲先後，以品秩爲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修補。(61)

經過這次認真的整理，“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九卷”。(62)此外，集賢院還編修了《唐六典》《初學記》《大唐開元禮》等書。王建《宫詞一百首》之十二也記録了集賢殿的藏書情况：“集賢殿裏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真蹟送來依數字，别收鎖在玉函中。”

唐代國家藏書機構的最大特點是在秘書省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弘文館、史館、集賢院等典藏單位，從而形成了新的國家藏書管理體制，對五代及兩宋的國家藏書事業影響甚大。

五代沿襲唐代制度，設秘書省、弘文館、史館、集賢院等管理藏書，但因政權頻繁更疊，國家藏書事業受到了很大影響。如宋吴處厚云：“梁祖都汴，庶事草創。貞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63)即其一例。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著作郎李超云：“秘書監空有省名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64)但是，五代國家藏書機構，特别是史館仍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唐天祐十九年（九二二），李存審收鎮州，“遣（郭）崇韜閲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65)後唐政府也做過徵集圖書的工作，如《五代會要》卷十八《史館雜録》云：

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四月，史館奏：四庫書自廣明年後散失，伏乞許人進納，仍中書門下降敕條件。敕：進書官納到四百卷已下，皆成部帙，不是重疊，及紙墨書寫精細，已在選門未合格人，每一百卷，與减一選，無選减者，注官日優與處分。無官者，納書及三百卷特受試銜。

後唐也對國家藏書進行過整理工作，如《册府元龜·學校部·刊校》云：“後唐楊凝式，明宗天成初爲給事中。凝式精選通儒，校定三館圖書。”《宋史·張昭傳》亦稱後唐清泰二年（九三五），張昭“加判史館兼點閲三館書籍，校正添補”。五代史館還撰寫了不少實録，後晉史館則完成了《舊唐書》的寫作任務。(66)

六　宋元

宋代特别重視文教事業，國家藏書機構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宋史·藝文志》載歷朝國家藏書卷數云：

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録，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録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雖然蒙受靖康之難，國家藏書蕩然無存。高宗建立南宋政權之後，“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67)

北宋前期的圖書管理機構，承襲了五代的三館制度，以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爲三館。《宋史·職官志》云：“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馬端臨云：“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路院别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自規劃。”(68)新三館成，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四部，爲史館書庫”。(69)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真本，並内出古畫、墨蹟等藏之”。(70)“淳化二年（九九一）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書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71)

《麟臺故事·官聯》介紹了北宋國家藏書機構管理人員的設置情况，今録之如下：

昭文館，在唐爲弘文館，隸門下省，建隆元年（九六〇），以避宣祖廟諱改爲昭文館。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讎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史館，舊寓集賢院。監修國史以宰相充。……直館以京朝官充。又有檢閲、編修之名，不常置，掌修國史、日曆及典圖籍之事。判館事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後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録，則别置國史、實録院。國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餘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館官爲檢討。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無定員，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掌同昭文；判院事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或差二人。

三館通爲崇文院，别置官吏。有檢討，無定員，以京朝官充；校勘，無定員，以京朝、幕府、州、縣官充。掌聚三館之圖籍，監一人，内侍充，兼監祕閣圖書。

秘閣……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掌繕寫、儲藏、供御典籍圖書之事；判閣一人，舊常以丞、郎、學士兼；秘書監領閣事，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後，以諸司三品、兩省五品以上官判。國初，又置秘閣校理，通掌閣事。咸平後者，皆不領務。

元豐五年（一〇八二），神宗實行新官制，恢復秘書省，改三館職官爲秘書省職官。馬端臨云：“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官歸秘書省，置秘書省職事官。”(72)如《麟臺故事》卷四《官聯》云：“元豐官制：秘書監、少監各一人，或少監二人；丞一人，秘書郎二人，通掌省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專修日曆；校書郎四人，正字二人，校對書籍。”

南宋仍以秘書省作爲國家圖書的管理機構。據《中興館閣録》和《中興館閣續録》，南宋秘書省的職事官有提舉秘書省、監、少監、丞、著作郎、秘書郎、著作佐郎、校書郎、正字等。南宋紹興年間設史館，下轄國史院、實録院，擔任國史、實録的撰寫工作。據《中興館閣録》卷七《官聯》可知，史館有史館修撰、直史館、史館校勘、史館檢討，以及修國史、同修國史、國史院編修官、國史院檢討官、實録院修撰、實録院同修撰、實録院檢討官等官職。宋代館閣官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如洪邁云：“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73)

兩宋國家藏書機構在圖書搜集、整理、利用方面成就突出。首先是編製了許多國家藏書目録，如《乾德新定書目》《太清樓書目》《崇文書目》《龍圖閣書目》《玉辰殿書目》《秘閣四庫書目》《大宋史館書目》《秘書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等。可見宋代三館、秘閣及各藏書處所均編有目録，藏書目録實際上反映了對藏書進行整理的成果。王應麟談及《崇文總目》的編纂情况時説：

景祐元年（一〇三四）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謬濫不全之書，辛酉命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籍看詳，定其存廢訛謬重複，並從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録。(74)

其次是充分利用藏書，具體承擔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神醫普救方》《文苑英華》《册府元龜》等大型類書、總集的編纂任務。如王應麟所記：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令日進三卷，朕當親覽焉”。(75)《麟臺故事》卷三《修纂》亦云：“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李維、石中立、王隨爲編修官、直秘閣事杜鎬爲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之。詔付秘閣。”可見這些巨著，雖由翰林學士等要員牽頭，而大量的具體工作則是由國家藏書機構的工作人員來承擔的。

再次是南宋初秘書少監程俱撰寫了《麟臺故事》，南宋秘書監陳騤撰寫了《中興館閣録》，以及佚名撰寫了《中興館閣續録》，對兩宋國家藏書事業，進行了一次系統總結，它不僅對規範國家藏書工作起了巨大作用，也爲我們研究古代的典藏學留下了豐富的史料。

宋代官府多藏有業務用書，如鄭樵云：“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之書，今官府有不經兵火處，其書必有存者。”(76)可以概見。此外，宋代學士院、司天監奉詔同訂《禁書目録》禁燬天文、圖讖方面的書，説明這兩個單位藏有該類圖書。(77)宋代州縣官府也有藏書，南宋初建康守葉夢得所建紬書閣即一例。其《紬書閣記》云：

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稍鏤板，漸多好事，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遍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别室，上爲重屋，以遠卑濕，爲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所藏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於學。(78)

又，《天禄琳琅書目》卷三著録之宋版六臣注《文選》中有宋寶慶寶應州印及“官書不許借出”牌記，可見宋代州縣官府藏書還不是個别現象。

元代統治者也很重視收藏圖書，並從宋代館閣中接受了大批圖書，元王士點、商企翁曾述及其具體情况：

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九月二十九日，皇城暖殿裏，右侍俸御忽都於思、做怯裏馬赤，秘書監焦秘監、趙侍郎一同奏：“臨安秘書監内有乾坤寶典，並陰陽一切禁書，及本監應收經籍圖書書畫等物，不教失落見數呵，怎生？”奉聖旨：“伯顔行道將去者。”又奏：“江南諸郡多有經史書籍文板，都教收拾見數，不教失散呵，怎生？”奉聖旨：“您問了歸附官員呵，伯顔行道將去者。”欽此。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十二月，今有樞密副使兼知秘書監事説道：今年六月十一日，内裏主廊裏有時分奏：“咱使的焦尚書江南收拾秘書省文字去來，聽得收拾聚也，教盡數起將來呵，怎生？”奉聖旨：“教將來者。”欽此。樞密院移諮南省取去來。見今焦尚書收拾到經籍書畫等物，解發南省，已運到中書省也。所據前項焦尚書收拾到一切經史子集禁書典故文字，及書畫筆墨紙硯等物，俱是秘書監合行收掌。當月初十日，樞密副使兼知秘書監事説道：近奉都堂鈞旨該欽奉聖旨：“教於大都萬億庫内分揀到秘書監合收拾經籍圖畫等物，可用站車一十輛，搬運赴監收貯。”(79)

元代國家典藏圖書的機構是秘書監。據《秘書監志》卷一《職制》可知，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十一月，世祖令“設立秘書監”，次年二月，焦友直被任命爲首任秘書監。據《秘書監志》卷十一《題名》可知，其職事官主要有秘書卿、秘書監、秘書太監、少監、監丞、管勾、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郎、校書郎、辨驗書畫直長、令史、譯史、回回令史、知印、奏差、典書、典史等。其藏書處爲秘書庫。秘書監在整理圖書方面似無建樹，值得一提的是編了部《至元大一統志》，計七百八十七卷。據《秘書監志》卷十一《題名》可知，王士點於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四月二十九日任秘書監管勾，商企翁於至正元年（一三四一）閏五月二十七日任秘書監著作佐郎。他倆合撰的《秘書監志》爲我們研究元代國家藏書創造了條件。

七　明

明代前期相當重視圖書的收聚工作，早在正式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就“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閲”。(80)“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大將軍徐達率軍破元大都（今北京），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致之南京。”(81)《明史·藝文志》云：

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帝御便殿閲書史，問文淵閣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餘貲，尚欲積書，况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致北京。宣宗嘗親臨文淵閣，親披閲經史，與少傅楊士奇等討論，因賜士奇等詩。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可見明代國家藏書也頗具規模。

明代國家藏書機構體制視前代有所變化，《明史·職官志》云：“洪武三年（一三七〇）置秘書監，秩正六品，除監丞一人，直長二人，尋定設令一人，丞、直長各二人，掌内府書籍。十三年（一三八〇）併入翰林院典籍。”《明會要》卷三十六《職官》亦稱：“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書監掌内府書籍。……十三年七月癸巳罷秘書監。所藏古今圖籍改歸翰林院典掌之。”從東漢末年形成的專門管理國家藏書機構秘書監（或稱秘書省）被取消，給明代國家藏書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因爲翰林院典籍祇有兩名，從八品，官卑人少，很難挑起管理國家藏書的重任。正如沈德符云：“此輩皆貲郎幸進，雖不知書，而盗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82)内府司禮監經廠庫藏書甚豐，但由宦官主持其事，所以管理也很差。如劉若愚云：“凡司禮監經廠庫内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静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貨賣。”(83)

在明代國家藏書的整理與利用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明初利用文淵閣藏書編成了《永樂大典》。(84)此外，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等對文淵閣藏書經過初步整理編成了《文淵閣書目》二十卷，其題本云：

本朝御製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回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聖旨，移貯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85)

該目體例簡單，朱彝尊批評道：“《文淵閣書目》有册而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至覽者茫然若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86)《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該書提要也稱：“士奇等承詔編録，不能考訂撰次，勒爲成書，而徒草率以塞責，較劉向之編《七略》，荀勖之編《中經》，誠爲有愧。”據《千頃堂書目》，明代國家藏書目録尚有馬愉《秘閣書目》二卷、《内閣書目》一卷、《新定内閣藏書目録》八卷、《御書樓藏書目》一卷、明《内府經廠書目》二卷、《都察院書目》、《行人司書目》二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藏書及整理圖書的情况。總的來説，明代國家藏書機構未對藏書做過深入細緻的整理工作，主要原因是明初秘書監撤銷後，没有專門的機構與得力的人來負責這項工作。對此，曹溶於鈔本《萬卷堂家藏藝文目》題詞批評道：“以二百七十年金甌無闕，而自楊文貞葺《文淵閣書目》外，未嘗一遣求書之使，設校讎之官，亦當時之闕典也。”(87)

八　清

清代國家藏書發展到了我國古代國家藏書的全盛時期。清政府首先承襲了明宫廷的全部藏書。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曾下詔求書，詔曰：“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務令搜羅罔遺，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並强調：“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説，概不准録。”(88)乾隆三十七年（一七六五）正月四日，清高宗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徵書運動，據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的不完全統計，各省採進本就有一萬一千零二十六種之多。

清代國家藏書管理機構承明制仍爲文淵閣。《歷代職官表》卷二十五《文淵閣閣職》介紹了其官職與職務，今節述如下：文淵閣領閣事，滿洲、漢人各一人，掌總領秘書，典司册府。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掌院學士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一人，掌率内務府官屬以綜理閣務；文淵閣直閣事六人，掌典守釐緝之事，以時與校理輪番入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經理之；文淵閣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點驗之事；文淵閣檢閲八人，掌排次清釐之事；文淵閣辦理事務，内務府司員四人，筆帖式四人，掌一切收發啟閉掃除及稽查宿直之事。《四庫全書》辦成後，首部藏弆文淵閣，又於圓明園建文源閣，避暑山莊建文津閣，盛京建文溯閣，分部庋藏。而全書中採擷精粹，别爲《薈要》萬二千册，於御花園之摛藻堂、圓明園之味腴書室各貯一部，以便省覽。復命續繕三部貯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宫之文瀾閣。(89)此外，内閣大庫藏有前明書籍、《八旗通志》、各省府州縣志書等，皇史宬收藏實録、玉牒等文書檔案資料，昭仁殿之天禄琳琅收藏宋、金、元、明善本圖書，武英殿是宫廷刻書處，藏有書版及殿本書籍，翰林院藏有《四庫全書》底本。

清代國家藏書管理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爲了完成一個巨大的文獻編纂項目，往往由王子、大學士等貴族高官主持，再從文淵閣、翰林院、内閣、經筵日講起居官中選調專家學者成立專門機構，如辦理《四庫全書》館等來實施。因此工作起來富有成效，先後完成了《淵鑒類函》《四庫全書》《明史》《續三通》《清三通》《大清一統志》等巨著，而内閣往往總負其責，如徐中舒云：

修書各館有些雖然不屬於内閣，如玉牒館屬宗人府，方略館屬軍機處，武英殿屬内務府，然各書修纂，内閣大學士例得派充監修總裁官。其餘的有些完全是内閣的附屬機關，如我們在内閣檔案中，往往看見“内閣實録館”“内閣三禮館”“内閣三通館”（《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内閣一統志館”“内閣明紀綱目館”“内閣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館”等稱，這都是明白屬於内閣的。(9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辦理《四庫全書》館編撰了《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這些工作大有補於對原書的檢索與利用。此外，于敏中等於乾隆四十年、彭元瑞等於嘉慶三年將昭仁殿所藏善本書編成《天禄琳琅書目》十卷、《天禄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也反映了清代國家藏書的水平與成就。

綜上所述，歷代國家藏書有如下一些特點：

首先，列朝都設有專門的機構來從事國家藏書的管理工作。《歷代職官表》卷二十五《文淵閣閣職》作了簡要説明，今録之如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列國亦各有典書之官，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而周景王亦謂籍氏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蓋簡策之藏，憲章所自，司存有在，不可不昭嚴重也。自秦火之後，經籍散亡，漢代建麒麟天禄諸閣，網羅遺佚，使光禄大夫劉向等校定群書，於是儲藏之地，典守之官制乃略具，歷朝沿襲，漸益修明。秘書監起於後漢，三館肇於唐時，無不簡召儒臣，廣置僚屬。至宋而三館秘閣咸寓於崇文院，後復改爲秘書省，設官頗爲詳備。……明初罷秘書之官，併其職入翰林院。凡書籍之職於内閣者，其篇目既不及前代，而楊士奇等所輯書目亦多舛漏，典守之事又僅委之典籍一官，不能稽核，正德以後遂多爲人盗竊，以及蠹侵鼠嚙，殘缺不完。

清代則主要由文淵閣來擔負日常的圖書管理工作，已如前述。

其次，國家藏書一般都繼承前朝國家藏書，並能采用徵集、收購、組織專人鈔寫等方法來迅速增加藏書量。藏書内容，秦代以前，多爲文書檔案，兩漢擴大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六類圖書，魏晉以後爲經、史、子、集四類，並通過部類的擴充與調整容納新出之圖書。自漢代以後，歷代多編有國家藏書目録，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國家藏書及管理水平。

再次，國家藏書事業受到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明顯，如果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統治者又重視，那麽國家藏書事業就會得到蓬勃發展，編出大型類書、叢書、總集，並撰寫出一批史學著作，如宋太宗、清高宗時期就足以説明這一點；反之戰争頻仍，經濟凋弊，統治者不重視，則國家藏書事業勢必無所建樹，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元、明兩代後期，就出現了這種情况。

國家藏書的普遍缺點是難以流通，終於不免散佚，洪有豐指出其弊端主要是限制了讀者：

不能公之於群衆無論矣，即貴族亦僅最少數得以閲讀之；實不啻當時帝王之絶對私有貨産也。昏庸之主，既無學問足言；其有賢明好學者，則臨民聽政之餘，觀覽之暇幾何？是深扃秘藏，徒供朽蠹而已。……其終於散佚也。國家傾覆，兵燹之間，豈暇顧念及此？典籍淪亡，大都靡有孑遺。迨至新朝繼起，廣徵民間進獻書籍，亦僅爲粉飾承平文治之具而已。(91)

第二節　私家藏書

我國私家藏書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歷史，由於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因此更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爲我國及全人類的文化傳播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現也略以時代先後，述之如下：

一　先秦

我國私家藏書出現於東周後期，章學誠云：“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92)這段話是説，周政權鞏固時期，學在官府，書在官府，官員只將學業傳給弟子，故私門無著述文字，也無藏書。這些觀點是比較符合古代文化知識只掌握在貴族手中的實際情况的。隨着東周王室的衰微，官司失守，官員們陸續分散到諸侯國，而諸侯國也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來爲自己服務。而且，社會的發展與需要更迅速地導致學業進入私門。私門大量地著書立説，積累與傳播文化知識，培養變革時代所需要的知識分子，因此私家藏書現象也就隨之出現。

春秋末期的墨子談及當時的私家藏書情况時説：“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93)戰國時代出現了百家争鳴、諸子騰躍的局面，私家藏書現象更爲普遍，如《韓非子·五蠹》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吴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韓非這段話是反對私家藏書的，恰恰反映了在戰國紛争的年代，知識分子們爲求得自身的前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藏書、讀書的情况。

先秦私家藏書的特點是多藏當時流行的諸子作品，以便學以致用。如《戰國策·秦策一》記載蘇秦游説秦國不成後，“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愧色。歸至家……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爲了便於隨時學習和參考，當時人士外出時，往往隨身携帶着圖書。如《墨子·貴義》云：“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莊子·天下》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用車來計算藏書量，可見當時的書皆爲簡策或方版，而人們外出則往往載書以行。

二　秦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了李斯有關焚書的一段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説明秦代禁書前，私家藏有《詩》《書》、百家語；禁書後，私家仍藏有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秦代私人藏書家的突出貢獻是，爲了對付秦代焚書政策，冒着生命危險，採用壁藏的方法，保存了不少珍貴的圖書。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就是這麽做的。據《孔叢子·獨治》記載，秦焚書前，“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欲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危，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所藏，漢武帝時終被發現，《漢書·藝文志》書類序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94)採用壁藏圖書方法的還有伏生。《史記·儒林列傳》云：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鄭樵亦云：“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95)可見，即使焚書坑儒之後，秦代仍有人收藏傳習儒家經典著作。

三　兩漢

兩漢統治者普遍重視典藏事業，由於在一定時期内政治鞏固，經濟繁榮，不僅國家藏書事業得到了迅速發展，而且私家藏書事業也獲得了比較大的成就。

漢惠帝廢止禁私人藏書的法律後，(96)私家藏書漸盛，至漢成帝時，不少官員都有豐富的私家藏書，如劉向等在整理圖書時就利用了“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97)“臣向書”等。(98)劉歆就談到過他家的藏書情况：“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藴藏於家，直不計耳。”(99)

漢代私家藏書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某些藏書家的典藏水平已相當高，在數量與質量兩方面都能和國家藏書相媲美。如《漢書·河間獻王傳》稱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進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張華稱：東漢末年，“蔡邕有書萬卷”。(100)

漢代藏書家已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河間獻王劉德比較注意收集先秦舊書，《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而樓護家世從醫，所藏則多醫書。《漢書·游俠傳》云：“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護誦醫經、本草、方技數十萬言。”

漢代藏書家已經認識到舊本的價值要比新本高，所以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好書，必新鈔一本還給人家，而保存其舊本。如果藏書家得到珍本秘籍，也會倍加愛惜，如《東觀漢記》卷十三云：“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

四　三國兩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雖然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破壞嚴重，但是由於紙開始得到廣泛運用，私家藏書事業仍然發展很快，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因爲紙墨筆硯容易辦到，不少藏書家都愛自己鈔書。如《南齊書·沈麟士傳》稱沈氏“先有書數千卷被火燒，復鈔成二三千卷”。《北齊書·祖珽傳》稱文襄多集書之人，常詭稱買書，將書挾回家中，“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周書·裴漢傳》稱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

有的私家藏書，不僅可與國家藏書媲美，甚至還能彌補國家藏書之不足。如《晉書·張華傳》稱張華喜藏書，“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梁書·任昉傳》云：“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遣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梁元帝蕭繹稱帝前亦頗好藏書，其《金樓子·聚書》篇自述云：

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賫《五經》正副本。爲琅玡郡時，蒙敕給書，並私有繕寫。爲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遣人至吴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爲揚州、荆州、入蜀，又寫得書。又遣州民下都市得書。又於江州江革家等得元嘉書，紙墨精良，可一千餘卷。……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

這一時期的藏書家相當重視對藏書進行校勘、整理、編目工作。如《三國志·蜀書·向朗傳》云：“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梁朝蕭静也愛校書，《梁書·太祖五王傳》云：“南平王偉孫静，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校讎。”《魏書·李業興傳》稱李氏“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南朝不少藏書家還對藏書做了編目工作，如梁阮孝緒云：“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101)此“名簿”當指私家藏書目録。前引《梁書·任昉傳》已明確説明任昉家有藏書目録。

這一時期的藏書家借書予人蔚然成風，我們將在本編第六章《圖書流通》中加以介紹，此外，藏書家們還注意利用私家藏書爲科學研究服務。南朝姚察就是一例，《陳書·姚察傳》稱其“父上開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而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察性至孝……終日恬静，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覩……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鈔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内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後主所製文章，卷軸甚多，乃别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並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如果自家書不够，還可利用其他藏書家的藏書，如《北史·李大師傳》談到李延壽之父少有著述之志，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而“（楊）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

五　隋唐五代

由於唐代曾出現過較長時間的安定局面，所以這一時期的私家藏書事業沿着原來的方向，繼續朝前發展。有些藏書家在藏書的數量，特别是在對藏書進行認真校勘方面，甚至超過了宫廷藏書，如唐代蘇弁“聚書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102)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103)

唐五代私家藏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許多人做了校勘工作，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其藏書質量，蘇弁、韋述二例已説明了這一點。此外如前蜀孫光憲“聚書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104)後梁孫隲，“雅好圖書，有六經、《史》《漢》，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定”。(105)後唐張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106)吴越林鼎，“比中年，讀書必達曙，所聚圖籍悉手鈔數過，即殘編斷簡，亦校讎補綴，無所厭倦”。(107)

這一時期的藏書家對圖書的保管工作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首先是建藏書樓藏書，如唐田弘正“起樓聚書萬餘卷”。(108)“張建章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閲清浄爲事。”(109)宋魏了翁《眉山孫氏書樓記》云：“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絶書，而爲樓以儲書則由長孺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啟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110)

唐代私家藏書還采用宫廷藏書的辦法，用不同顔色的裝幀材料來區分藏書的類别，如唐李泌起書樓，積書三萬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緑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111)有的藏書家爲了保護藏書，甚至採用複本的形式。如柳公綽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彩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參錯”。(112)唐代有些藏書家也爲自己的藏書編了目録，據《通志》卷六十六《藝文略四》，有吴競的《西齋書目》、蔣彧的《新集書目》、杜信的《東齋集籍》。《舊唐書·吴競傳》稱吴競家“聚書頗多，嘗目録其卷第，號《吴氏西齋書目》”。

唐人很重藏書，有的甚至反對子孫出售及借人。如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113)這段話反映了部分藏書家的共同心態，因此對後世産生了較大影響。當然也有將書無私地借給人閲讀的，如後晉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114)兩種態度形成强烈對比。

六　兩宋

兩宋統治者特别重視文教事業，當時雕版印刷術已經盛行，圖書大量出版，也爲私家藏書創造了條件，因此兩宋私家藏書事業空前繁榮。首先是人數多，見於文獻記載的，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六十人。(115)之後，范鳳書又編製了《宋代收藏萬卷以上藏書家簡表》指出：“據上表統計，宋代私家藏書達萬卷以上的大藏書家共計二百一十四人，約占宋代藏書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見當時私家藏書數量之大。”(116)有些人雖不出名，往往也有豐富的藏書，如謝肇淛云：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黄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游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彰，惜夫！(117)

其次是分布廣，除江浙爲藏書家集中的地區外，從中原到邊遠的地區皆有藏書樓。如趙安仁爲河南洛陽人，《宋史·趙安仁傳》云：“安仁嗜讀書，所得禄賜多以購書。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宋綬，趙州平棘（今河北省趙縣）人，《孫公談圃》卷下云：“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祁承云：“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林光朝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118)

兩宋藏書家已經特别重視把藏書傳給子孫。這也對後來有較大影響，如李畸實，字季侔，常州晉陵人，年三十，以布衣試有司不偶，然其志益堅，其學益進，購求群書，所聚萬餘卷。嘗曰：“遺子孫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親既以是遺我，我復以是遺子，子子孫孫用之不竭，况萬卷之多乎？庶幾我之富在此而不在彼也。”(119)《宋史·鄭樵傳》亦云：“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産矣。’”正因爲如此，宋代出現了世代藏書、綿延久遠的文化景觀。如高似孫稱：“晁以道家所藏凡五世，雖不及宋氏，而校讎最爲精確。”(120)晁公武亦云：“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爲業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焉。”(121)

兩宋藏書家在收書範圍方面，根據自己的專長與愛好，呈現出了較爲鮮明的個性，有的顯得廣，有的又顯得專，往往各具特色。如蘇過云：

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饑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122)

蘇振文爲蘇易簡九世孫，魏了翁稱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致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書，靡不搜羅”。(123)而李清照則云：“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124)

兩宋私家藏書在校勘方面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如《宋史·隱逸傳》稱張“閉户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葉夢得稱賀鑄“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脱誤”。(125)陸游亦稱賀鑄“喜校書，朱黄未嘗去手”。並記潘邠老贈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讎。”(126)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已開始采用題跋的形式來寫讀書、藏書的感受，比較突出的是陸游。今録其祖父陸佃與其本人《跋京本家語》二則爲例：

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胡騎南騖，州縣悉遭焚劫，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縱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舊收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齕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秩。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别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懶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日雙清堂書。

後五十有七年，復脱壞不可挾，子聿亟裝緝之，持以相示，方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熙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127)

陸游藏書題跋記得書經過，辨書籍真僞，評版本優劣，論校勘水平，談裝幀質量，内容十分豐富，對後世藏書題跋的寫作，産生了深遠影響。

兩宋私家藏書編目成風，張邦基云：“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宋初王文康多藏唐室舊本，至宋末書已散亡，而書目猶在，晁説之曾見之。”(128)兩宋私家藏書目録可考者約四十種，(129)現存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三種。其成就已經超過了國家藏書目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著録圖書豐富，有的爲國家藏書目録所無。如王象之云：“田偉，以燕人歸朝，得江陵尉，即占籍焉，建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政和中，詔求遺書，嘗上千卷，補三館之缺。”(130)其子田鎬撰有《田氏書目》六卷，袁本《郡齋讀書志·後志》卷一《坤鑿度》二卷提要云：“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衢本《郡齋讀書志》卷四《韓愈論語筆解》十卷提要云：“《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圖書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卷，比當時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録的圖書還要多。其次是這些書目往往有提要或附注，介紹書的作者、内容、版本等。由於《遂初堂書目》在不少款目中專門著録了版本，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故葉德輝云：“自鏤板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録，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爲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也。”(131)《郡齋讀書志》在提要中已言及版本，但是没有《遂初堂書目》這麽細密。私家藏書目録在分類上雖然也受到四部分類法的影響，但是不少藏書家根據藏書的實際情况，有的對大類有所突破，如《邯鄲圖書十志》共分八大類；(132)有的對小類有所調整，如《遂初堂書目》於史部國史類外，另立本朝雜史、本朝故事、本朝雜傳等類目，而將法、名、墨、縱横四家並入雜家。都對以後的目録分類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宋代藏書家總的傾向是主張並實行借書予人的，王明清云：“先祖早歲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於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133)陸游也稱：“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舍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134)這些軼事體現了當時學術文化界的良好風氣。

七　遼金元

遼金元三朝雖爲非漢族政權統治，但是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漢族與少數民族皆出現過一些藏書家。

遼代藏書家之尤著者爲耶律倍。《遼史·耶律倍傳》云：“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絶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

金代大作家元好問亦以藏書著名，其《故物譜》云：“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135)元好問藏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爲研究與著述服務。郝經《遺山先生墓銘》云：先生“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户張公府。及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紀録……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136)

元代私家藏書在宋代的影響下也頗具規模。如“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資，遍游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溯峽歸蜀，可謂富矣”。(137)元代藏書家生活在蒙古政權之下，功名利禄之心較淡，多以讀書、校書爲樂，因此收書範圍較廣。如張雯，字子昭，世居蘇州，喜游錢塘山川城邑。徘徊躑躅，感歎不能已，兼通聲律，家“臨市衢，構樓蓄書其上，上經傳子史，下逮稗官百家之言，無不備”。(138)元代藏書家對藏書也做了一些分類、整理、編目工作。如“莊肅，字恭叔，號蓼塘，居青龍鎮，仕宋爲秘書小史，宋亡棄官，浪迹海上。性嗜書，聚至八萬卷，手鈔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説，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至正間，修宋、遼、金史，詔求遺書，危素購於其家，得五百卷”。(139)再如陸友藏書也編有目録，元黄《陸氏藏書目録序》云：“吴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氾勝》《虞初》，旁行、般若、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别，爲之目録，以便覽者……”(140)可見，元代一些私家藏書也是可以供人閲覽的。

八　明

明代進入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已相當普及，圖書出版業十分興旺，爲明代私家藏書事業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

明代實行分封藩王的制度，朱元璋先後將其二十四子和一個從孫封爲親王，以後各代皇帝又陸續分封了一些親王。這些藩王一般都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爲了在政治上避嫌，多愛藏書。以藏書聞名的有周府、寧府、晉府、遼府、鄭府、蜀府、衡府、徽府等。藏書最多的當推周府，尤以周定王六世孫朱睦（字灌甫）最爲有名。錢謙益云：“海内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傾貲購之，竭四十年之力，倣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籤識别，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起萬卷堂，諷誦其中。”(141)此外，他還組織人鈔了不少書，錢謙益稱其鑒於古人經解失傳，特“訪求諸海内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叙而傳之”。(142)其《萬卷堂書目》共收録圖書四千三百一十部、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卷。能與周藩媲美的當推寧藩。張芳《徵刻唐宋秘本書例》云：“中州之西亭，豫章之鬱儀，兩王孫家藏與天府埒。”(143)《明史·諸王二》稱寧府後裔多煡、多煴“杜門却掃，多購異書，校讎以爲樂”。藩府藏書各有側重，頗多特色。其中鈔本，一般都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如《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載元刻《圖繪寶鑑》，卷首有“廬江王書畫記”印章，吴騫跋云：“此書雖未著王名，然其裝潢極精，外用磁青花緞包裹前後，以黄緞細標卷目貼於面，款式非民間藏書可比，又豈特所謂‘宣綾包角藏經箋’而已。”

明代藏書家逐漸形成了不同的類型與流派，是私家藏書事業鼎盛的標誌。胡應麟論藏書家流派云：“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却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144)明中葉以後，浙東地區與蘇州地區的藏書家分别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前者可以范欽的天一閣、祁承的澹生堂爲代表，他們並不特别注意收集宋元舊本，而是根據明代圖書出版的實際情况兼收並蓄，如天一閣閣藏精華在於明代的政書、官書、登科録、地方志書、當代詩文集以及金石碑帖，澹生堂則收集了大量的傳奇、小説、叢書、地方志等。而蘇州地區的藏書家特别注意收藏宋元舊本，太倉人王世貞不惜用一田莊購取宋本兩《漢書》，《天禄琳琅書目》卷二該書提要稱：

《漢書》，宋刻本，王世貞跋云：“余平生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三千卷，皆宋本精絶。最後班、范二書，尤爲諸本之冠，前有趙吴興象。余失一莊得之。”次頁繪象旁有小楷書“王弇州先生象”六字。(145)

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朱大韶曾用一美婢换取宋本《後漢紀》，吴翌鳳云：

嘉靖中，華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板。訪得吴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於壁曰：“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换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146)

此後，重視版本之風在錢謙益、毛晉、錢曾、黄丕烈等人中越演越烈。

明代藏書家還特别重視對藏書理論的研究，並寫出了一批理論著作。如萬曆間杭州人高濂所撰《燕閒清賞箋》内有《論藏書》一節，仔細地闡述了宋元本的價值、特點，以及書賈作僞的各種手段，爲言版本者所樂道。祁承《澹生堂藏書約》共分藏書約、讀書訓、聚書訓、購書訓、鑒書訓五則，作者對購書、鑒書的原則和方法進行了系統總結，在藏書理論上頗有建樹。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第四種《經籍會通》雖摭拾藏書故實而成，但是在論述收藏標準、藏書鑒定、印刷術的應用對私家藏書的影響等方面，均有參考價值。此外，姚士粦的《尚白齋秘笈序》專論藏書流通問題，頗有真知灼見。

明代藏書家還有一個突出優點是喜歡出版圖書。首先是藩府刻了不少書，潘承弼、顧廷龍云：

明時藩邸王孫襲祖宗餘蔭，優游文史，雕槧之業，邁軼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數家。蜀府最先，自洪武迄萬曆，傳本不絶。寧藩自號臞仙，所刊多道家養性保命諸籍。他如唐藩之《文選》、吉府之《賈子》，於今傳誦；餘則代、崇、肅三府，各有垂典，並爲世睹。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晉府最著淹雅。奕世載美，光啟前業。其所署有寶賢堂、志道堂、虚益堂、養德書院諸稱，循名可覘其實，其所刊有《文選注》《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初學記》諸書，浩瀚卷帙，爲諸藩之冠。次則秦藩之《史記》、德藩之《漢書》、趙府之《詩輯》、益府之《玉篇》，並得擅美濟武。而鄭藩之通音律，所刊《樂律全書》尤爲審音家所推重，不獨以雕板著藝苑也。其他諸藩，曰周、曰徽、曰沈、曰伊、曰魯、曰楚、曰遼、曰潞，一二精槧，更僕難數，河間、衡陽，無與爲盛。(147)

明代著名藏書家如朱承爵、袁褧、范欽、王世貞、曹學佺、安國、徐、毛晉等都刻了不少書。試以毛晉爲例，潘承弼、顧廷龍云：

汲古閣主人常熟毛晉藏書震海内，雕槧布寰宇，經史百家秘笈琳琅，有功藝林，誠非淺少。江左文獻所繫，有明十三朝無出其右者。雖云高資有賴，固亦篤好始能。起萬曆之季，迄順治之初，歷時四十餘年，成書六百餘種，自刻、代刻皆極精工。(148)

明代私家在圖書保管方面的一個新特點是訂立了一些規章制度，這對防止圖書散佚有明顯的效果，詳見本編第六章《圖書流通》第三節《流通的規章制度》。明代藏書家普遍編有目録，可考者有四十餘種，現存者有二十餘種。(149)不少目録著録了豐富的小説與戲劇作品，反映了文學觀念的變遷。

九　清

清朝統治者一面大興文字獄，以壓制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識，一面大力提倡文教事業，以緩和民族矛盾。在異族統治的背景下，漢族士大夫普遍重視學術研究，圖書出版業也十分興盛，因此清代私家藏書事業發展到了全盛時期，並形成了一些新特點。

首先，清代藏書家的愛好、特點更爲鮮明。如洪亮吉云：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吴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吴門黄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吴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150)

第一種爲專家學者，他們爲讀書治學而藏書，錢大昕可爲其代表人物。阮元云：“先生所著書，若《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金石跋尾》《潛研堂文集》，久爲海内學者所讀矣。别有《十駕齋養新録》廿卷，乃隨筆札記經史諸義之書。學者必欲得而讀之，迄刻於版。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151)錢大昕特别注意收藏金石文字，據其手編《竹汀居士年譜》，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年三十歲，五月授翰林院編修，“公事之暇，入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證以史事，輒爲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遂爲終身嗜好。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年六十二歲，“是冬重訂《金石録》，前後收藏，共得二千通，與趙明誠著録之數恰同”。錢氏復云：“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可證錢大昕在考訂著述方面的成就，與其所藏豐富的金石文字是分不開的。

第二種藏書家特别喜歡做校勘工作，可以盧文弨爲代表。嚴元照稱：“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説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黄者。即無别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152)錢大昕亦云：“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群書。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廪修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秘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録。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顔黄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153)

第三種藏書家特别重視收藏，並把豐富的藏書當作財産，希望子孫永久保存。這方面的成就當推范氏天一閣爲最大。沈叔埏《書天一閣書目後》云：“范氏之守世書也，余嘗求其故而不可得。或曰其家奉司馬公遺訓，代不分書，書不出閣。有借鈔者，主人延入，日資給之，如鄴侯父承休，聚書三萬餘卷，戒子孫，世間有求讀者，别院供饌是也。或曰閣扃鐍惟謹，司馬後人分八九宅，各司其管；一管不至，閣不能開，借書者以爲難，書得不散。”(154)

第四種藏書家可以説都是版本學家，他們特别注意收藏宋元舊本，並且特别善於做版本鑒定工作，此類藏書家可以黄丕烈爲代表。王芑孫云：“今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黄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帙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155)

第五種實際上爲富有經驗的書商，今人一般敬稱爲“書友”。錢景開即是一例。嚴元照《書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後》云：宋刻《左傳》四卷，“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貽”。“景開名時霽，湖之書估也，寓於蘇州。能詩，善鑒别宋元板刻並法帖書畫。”(156)顧千里《題清河書畫舫》：常熟錢遵王、毛子晉父子、席玉炤、陸敕先、馮定遠、曹彬侯“各家書散出，予見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隄老書賈錢聽默……能視裝訂籤題根脚上字，便曉屬某家某人之物”。(157)

清代藏書家還持續不斷地精雕細刻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書。如清吴修稱納蘭性德“康熙癸丑進士，選侍衛。愛才好客，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説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158)鮑廷博曾校刻《知不足齋叢書》計二百零七種，七百八十一卷，盧文弨云：“吾友鮑君以文者，生而篤好書籍，於人世一切富貴利達之足以艷人者，舉無所於中，而惟文史是耽。所藏弆多善本，並有人間所未盡見者。進之秘省之外，復不私以爲枕秘，而欲公之。晨書暝寫，句核字讎，乃始付之梓人氏。棗梨既精，剞劂亦良，以是毁其家，不卹也。”(159)張海鵬嘗輯刻《學津討原》一百九十二種，一千零四十八卷，《墨海金壺》一百一十五種，七百二十七卷；《借月山房彙鈔》一百三十五種，二百八十三卷。

值得一提的還有黎庶昌於光緒七年、十三年兩度出使日本，竭力搜訪遺文墜典，積成巨帙，翻雕行世，名曰《古逸叢書》。其《刻古逸叢書序》云：“古籍之僅存，兵燹腐蠹之無常，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何幸復見於異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予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詎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啟予贊其始也！……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刻隨所獲，概還其真。經始於壬午（一八八二），告成於甲申（一八八四），以其多古本佚編，命之曰《古逸叢書》。”(160)《古逸叢書》刻得與原本毫髮不爽，幾與宋槧元刊等視。

清代藏書家對藏書理論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明末清初的曹溶特撰《流通古書約》，專門探討了古書流通問題。作者首先對某些藏書家“以獨得爲可矜，以公諸世爲失策”的心理及不良後果進行了分析，接着提出了一個解决辦法：

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録，標出所缺者，先經注、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説，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换。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户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161)

此約雖然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如僅在藏書家之間進行，只采用代鈔互换的方法，書不出户。但是對增加圖書的複本還是大有好處的。

乾隆年間孫慶增所著《藏書記要》，對私家藏書的技術問題作了全面而細緻的闡述，有很大影響，我們在本編第一章第一節已經作了介紹，兹不贅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永年的《儒藏説》。建立儒藏，最早是由明代藏書家曹學佺提出來的。《明史·曹學佺傳》云：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周永年有感於此，特撰《儒藏説》云：

蓋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據，公之而不能久存者。然曹氏雖倡此議，採擷未就。今不揣譾劣，願與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務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日永無散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數處，而異敏之士或裹糧而至，或假館以讀，數年之間，可以略窺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豈不事半而功倍哉？(162)

顯然，周永年的《儒藏説》爲近代圖書館的出現，作了輿論準備工作。

清代藏書家在圖書整理編目方面的突出成績是寫了大量的藏書題跋，編了許多高質量的善本目録。我們在本書《版本編》第八章《對版本的記録和研究》第四節《題跋》中，對之已經作了較爲詳細的介紹。明末清初著名的藏書家錢曾對版本深有研究，輯有《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收録宋元刻本和其它珍貴圖書，其《述古堂書目》每於書名下多注明版本。特别值得人們重視的是他的一部有提要的目録《讀書敏求記》，爲我們提供了許多鑒定版本的手段和經驗，堪稱我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的目録專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異同，見聞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163)其優點是記述生動活潑，頗多真知灼見；其缺點是没有統一格式，缺乏規範。其後，著名藏書家多編有善本書目，如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楊以增的《楹書隅録》、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志》、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等，而其著録格式則日趨規範化。

綜上所述，中國私家藏書有着悠久的歷史，而且必將長期延續下去。同國家藏書相比，私家藏書也有一些鮮明特點。

首先，私家藏書强調實用，往往能根據藏書家的愛好與需求，形成一些特藏。如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不少漢簡，多爲兵家、陰陽、雜占方面的著作，可見墓主生前喜收兵書。(164)鄭樵稱其“嘗見鄉人方氏望壺樓書籍頗多。問其家，乃云先人守無爲軍，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盡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嘗見浮屠慧邃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是名臣及高僧筆蹟，無不備”。(165)可見該道士特别愛收唐人文集，該和尚特别愛收宋人墨蹟。鄭振鐸云：“物常聚於所好，山東于氏、李氏和清代的孔氏，都是藏曲的大家。今所見的許多重要曲本，殆多數源出於山東。”(166)藏書家集中保管了大量專題與罕見文獻，也就降低了圖書的散失率。

其次是能够認真地從事校勘整理編目工作，比較注意圖書的流通。這在以上的叙述中已各舉事例作了説明。

隨着時代的進步，出版業與圖書館事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現代私家藏書在藏書量、分類編目水平、借閲量，以及保管的持久性方面，都無法與圖書館相比，但是私家藏書已成了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購藏了自己所需要的圖書。可以説私家藏書的整體水平，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第三節　學校藏書

我國學校約有國子監、州府縣學、書院、私塾、新型各級學校等類型，它們都或多或少地藏有圖書，並且各有特色，今分述如下。

一　官辦學校

我國官辦學校起源甚早，《孟子·滕文公》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校自始即有藏書，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之言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博士的任務之一是在官辦學校中教授生徒，可見秦代的學校出於教學需要，是藏有《詩》《書》及諸子著作的。

兩漢教育事業得到了發展，班固嘗云：“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167)這些學校應有一定數量的藏書。劉歆曾稱西漢政府“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168)據《漢書·武帝本紀》知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掌教弟子，則博士之藏當指西漢太學藏書。《後漢書·儒林傳》提到東漢有“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熹平石經樹立在太學門前，可視爲太學藏書。

《宋書·禮志》稱：“晉武帝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南北朝各國承晉制，多設國子學。《隋書·百官志》稱：“煬帝即位改爲國子監。”唐以後各代因之。讀書當然需要課本，唐代國子監采用壁經的方式爲學生們提供了標準的讀本。如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云：“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169)《唐會要》卷六十六云：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九卷”。《舊唐書·文宗紀》亦稱：“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這些石壁經書也可視爲唐國子監藏書。

五代國子監的突出成就是雕印了大量經書，王國維云：五代監本經書，“或云九經，或云五經，實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外，尚有《孝經》《論語》《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成於晉漢之間”。(170)此外，後周顯德年間還刻了《經典釋文》。王應麟云：“周顯德中詔刻《序録》《易》《書》《儀禮》《周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又《古文尚書音義》，“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171)尹拙時任後周國子監祭酒，既然國子監的官員承擔了這些經書的大量校勘工作，國子監又存有這批經書的書版，可以推知五代國子監有相當數量的藏書。

兩宋國子監藏書事業得到迅速發展，據《宋史·邢昺傳》記載，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五月，“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南宋國子監也刻了不少書，如李心傳云：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九月，應尚書郎張彦實之請，“取舊監本書籍，鏤版頒賜”。(172)《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亦云：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所闕之書亦令次第鏤板，雖有重費亦所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兩宋國子監刻了大量經書、史書、諸子著作及醫書。據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共有一百四十種左右，實際上當不止此數。從中可以看出，國子監的藏書也是相當豐富的。宋代國子監專門設有書庫官，章俊卿云：“書庫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建炎三年省，紹興十三年復置一員，後省，三十二年詔學官兼書庫，乾道七年復置。”(173)

宋代地方官辦學校大量涌現，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在永康設立鄉校，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其他大郡也設立了學校，慶曆四年（一〇四四）詔令各州縣設立學校，並由本道使者選屬官爲教授，不足，再聘請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充任，同時規定不入官學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就大大促進了地方上官辦學校的發展。

宋代州學也有藏書。諸路州學藏書閣都以“經史”爲名，陸游指出：“大觀二年（一一〇八）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174)

地方學校的部分藏書是政府頒給的，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於《宋書》提要稱政和中，曾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等七部史書，“頒之學官”。(175)本書《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第二節《按地域區分》二《蜀本》已引。如前所述，政府頒給諸道郡學的圖書，不少是國子監刻本。也有地方官員刻書將書版置於學宫的，如尤袤《昭明文選跋》云：“貴池在蕭梁時實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袤因以俸鋟木，會池陽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宫，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176)葉德輝對宋代州軍郡學的藏書情况作過介紹，略云：

宋明國子監及各州軍郡學，皆有官書以供衆讀。今其事略可考見者，《天禄琳琅》一：宋版《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書中每間數紙，輒有真書木印，曰“鄂州學官書”、曰“鄂泮官書，帶去准盗”。考王應麟《玉海》，咸平四年六月，詔郡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賜《九經》書一部。大觀二年六月，州學藏書閣賜名稽古。則州郡學置官書，自宋初已然。李心傳《朝野雜記》載，王瞻叔爲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疏及《經典釋文》，貯郡縣以贍學，或省係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是南渡後猶重其事，且有准盗之條。(177)

《金史·百官志》稱金國子監官職有“國子校勘，從八品，掌校勘文字”。則金代國子監不但有藏書，而且還有對藏書進行校勘整理的專職官員。

《元史·百官志》稱元國子監官職有典書一人。元國子監藏書處名崇文閣，王獻唐介紹海源閣所藏善本《鈔本春秋權衡》云：

鈔本《春秋權衡》十七卷八册

依元大德刻本影鈔，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首頁有刻印題記，移録於次：

《春秋權衡》係宋板，中有書犯御名者，乃是構字。此高宗時所刻，有元崇文閣印。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札付准中書省文咨，置備國子監書籍奉上。依上令各學印完備校勘無差，合行申解者。

大德十一年五月　日　司吏王永(178)

吏目王勛

吏目趙雄飛

將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公舉

從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元代國子監的藏書不但可以借讀，而且已有相當嚴格的管理制度。

元代對地方教育事業也很重視，據《續文獻通考》卷五十《學校》記載，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有郡學縣學二萬四千四百所。這些郡縣學校有的雕印收藏了不少書，集慶路儒學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所藏書版有：

十七史書板計紙二萬三千張：《史記》一千八百一十九，《前漢》二千七百七十五，《後漢》二千二百六十六，《三國志》一千二百九十六，《晉書》二千九百六十五，《南史》一千七百七十三，《北史》二千七百二十一，《隋書》一千七百三十二，《唐書》四千九百八十一，《五代史》七百七十三。雜書板：《金陵志》四百八十，《貞觀政要》二百，《朱子讀書法》一百七十，《南唐書》一百八十，《禮部玉篇》七百七十，《集慶志》一百三十五，《修辭衡鑑》五十六，《農桑撮要》五十八，《救荒活民書》一百五十，《曹文正公詩集》二百八十五，《憲臺通紀》五百一十五，《陳子廉先生詩》二十，《魯齋先生詩解大學》一十九，《樂府詩集》一千三百八十，《厚德録》六十，《刑統賦》六十三。(179)

元代政府辦的地方學校的藏書，同樣可以出借，而且也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如葉德輝云：“陸《志》、陸《跋》：北宋刻大字本《資治通鑑》，卷中有‘静江路學係籍官書’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借官書，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明白登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省壞去失，依理追償，收匿者聞公議罰。’”(180)

明太祖、成祖都很重視文教事業，除創辦兩京國子監外，還在全國各地普遍辦起了府學、州學和縣學。明代國子監圖書的典藏與出版工作，具體由典籍廳的典籍管理。明郭鎜云：“典籍一人，從九品階，掌管監用書籍、書板。”(181)黄儒炳亦云：“典籍：掌書籍經史子雜，以類分櫝而謹藏之。刻板者貯於庫。呈代交盤，各書及各板一一檢驗。夏日督役匠曬曝、印刷各書，嚴防匠役，不許損失。”(182)郭鎜復云：“典籍别有廳，掌太學一應書籍板刻。藏書板庫相傳曰載道所，凡國朝御製書及頒降各經史子集，具以類分櫝而謹藏之。”(183)可見明代國子監藏書、藏版，有專人保管，藏書以類分櫝保管，還於夏日曝曬。

明代政府還常向地方學校贈書，如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184)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命禮部頒國子監印本書籍於北方學校”。(185)“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校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板給散天下學校。”(186)有些官員也爲地方學校的藏書建設作出了貢獻，如明瓊山（今海口）人邱浚（謚文莊）即一例。徐紹棨《廣東藏書紀事詩·邱文莊》云：“公復於瓊山縣學辟樓藏書，顔曰‘石室’，以餉士人。”

清代國子監也有專員專管典籍，《歷代職官表》卷三十四《國子監》云：“典籍廳典籍，漢人一人（從九品），掌藏弆經史以備諸生誦習，凡書籍之刻板於監者，則主其摹印之事，以廣流傳，員額順治元年定。”清代國子監藏書豐富，有些是官員們捐送的，如國家圖書館元刻本《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明補修元刻本《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均有“前分巡廣東高廉道歸安陸心源捐送國子監書籍”等印記。(187)

二　書院

書院是我國古代私人或官府辦的學校，出現於唐代，書院藏書現象也隨之産生，如義門書院在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唐義門陳衮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188)書院至宋得到了蓬勃發展，其名聲最著者爲應天府、嵩陽、白鹿洞、嶽麓四大書院，曾鞏云：“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言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應天府書院。”(189)元代對書院也采取鼓勵政策，《元史·選舉志》介紹各地興辦書院盛况云：“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瞻學者，並立爲書院。”元代的書院藏書可以西湖書院爲代表，黄溍云：

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甚，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版庫具在。至元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承旨徐文貞公治杭，以其建置之詳，達於中書，俾書院額，立山長，書庫之所掌悉隸焉。郡人朱慶宗捐宜興州田二百七十五畝歸於書院，别儲以待書庫之用。(190)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曾立洙泗、尼山書院，其後各地相繼建立了不少書院。清朝統治者鑒於書院影響巨大，難以壓制，於是轉而采取了公開提倡、加强控制的策略，以至全國各地都辦起了書院。清代書院藏書蔚然成風，即使一些偏遠地區的書院，往往也有豐富的藏書，如李坤《昆明經正書院藏書記》談到該書院“購書於滬、於粤、於楚、於金陵，先後凡數十萬卷，櫛庋之樓，縱人往觀。游其地者，如荒之得賑，饑之得食；又如窶人驟得珍饌，恣情啖嚼，不復計腹之彭亨也。”(191)

書院藏書的來源主要有以下途徑。其一是御賜。書院就其本質而言，是爲封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所以皇帝往往以御賜圖書的方法加以鼓勵。如王應麟云：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數千人，請賜九經書肄習，詔從其請”。復云：嶽麓書院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咸平四年（一〇〇一），李元則奏：“嶽麓山書院修廣舍宇，生徒六十餘人，請下國子監，賜諸經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廣韻》。從之。”(192)清代皇帝也曾多次頒賜圖書給書院，如班書閣《書院藏書考》云：

“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頒發《御纂日講解義》、經史諸書於白鹿、嶽麓二書院。”（《皇朝文獻通考》卷六十九）“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議准聖祖仁皇帝《律書淵源》應頒發直省書院。”（光緒《安徽通志》卷九十二）“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上諭，經史，學之根柢也。會城書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礪之，尤宜示之正學。朕時巡幸所至，有若江南之鍾山書院、蘇州之紫陽書院、杭州之敷文書院，各賜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資髦士稽古之學。”（《皇朝文獻通考》卷七十一）(193)

清代還允許地方官吏動用公款購買圖書頒發給書院，如“乾隆元年議准，各督撫於省會書院，應將《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購買頒發，令士子熟習講貫。其動用存公銀兩，仍報部查核”。(194)清末巡撫劉坤一頒發給瑞州府（治所在今江西高安縣）鳳儀書院的書籍有：《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書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詩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周官義疏》二十二卷、《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春秋傳説彙纂》三十卷、《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小學集解》六卷、《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八卷、《中庸衍義》十七卷、《二十二史佐治藥言》《學治臆説》《圖民録》等。(195)

私人贈書給書院也不乏其例，如朱熹《跋白鹿洞書院所藏〈漢書〉》云：“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196)地方志書所載此類甚多，如江西之成岡書院，“元邑人李幼常建以儲書”。(197)吉水縣仁山書院，“明洪武初，邑人劉惠庭建，聚古今圖書，以待來學者”。(198)廣東雷州府雷陽書院，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黄錦記曰：“雷郡地邊海徼，書籍未備。余捐俸購《二十一史》《十三經》及子集各書五千餘卷，貯於博文館，以資搜覽。”(199)

有的書院爲鼓勵人們捐書，還製訂了一些章程，如安徽省太平縣《初議公集圖書章程》云：

一、各省多設書局，所刻書籍，大率皆精要必備之書。而邑人在各省游宦者，既多士人，游學四方者，亦復不少。宜各就所便，集資商購書籍，寄置書院，院中不收代買書籍錢文，以免多勞往返。

一、書局刻書，各有斷限，此外精要未刻之書，未易更僕數。兵燹之餘，舊刻日愈寥落，如能購求寄送，尤當因罕見珍。

一、書籍到院，即於書目注明送書姓名。一俟書目積成卷帙，隨時刊佈，以示不忘培文重學之意。(200)

這個章程也對其他書院産生了一定影響，如《安徽于湖中江書院尊經閣記》所附《募捐書籍並藏書規條》云：

一、各處官紳諸公捐送書籍到皖，即於書目注明送書人姓名，仿仙源書院例也。一俟書目積成卷帙，隨時刊佈，以示不忘諸公績文勸學之至意。

一、各省大憲批准巡道禀並札行頒發各書局所刻經籍，由巡道出具領紙，派員弁往領歸，分庫庋藏。收書簿上即登明書共幾部，係奉某省大憲頒發，以志名公鉅德嘉惠士林之意。

三、遠近官紳頒發捐送書籍，隨到隨登簿。官則注明某省大憲頒發，或某省某官捐送。紳則注明某地某甫先生捐送。暫不分四部目次，祇論送到先後，以便隨時刊佈志謝。一俟積滿，四部十得六七，縹緗盈庫，油素分門，然後再按六略、七録分類重編，以示諸生分門肄習。(201)

購置當然也是書院增加藏書的重要方式，如元代四川的草堂書院就買了不少書，元李祁《草堂書院藏書銘》云：“蜀都阻於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阻，稽於版籍，詢於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吴，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肩赬，車遞牛汗，厥數惟何？廿有七萬，載之以舟，入於蜀江。”(202)浙江瑞安心蘭書院的藏書甚至是同人凑錢買的，陳虬《擬廣心蘭書院藏書引》云：“定議之初，人約二十家，家先出錢十五千，合三百千，購置書籍，續置有隔江塗田數十畝，歲近又可得息數十千，益務恢廣，自開辦以來，積二十一年矣，尋常文史，略可足用。饗遺甚夥，於是鄉里皆知有書社。”(203)

有的書院還專門訂了購書條例，如大梁書院所訂《購書略例》云：

書籍期於有用，上之研窮性理，講求經濟，次之博通考據，練習詞章，四者，其大較也。近刻種類日繁，備購匪易，先擇其最有用者購之。若此間書肆及津局暫時闕如，祇得異日續購。

所購各書，大半官局新印，紙質堅韌，可以經久。其遠年舊刊者，則紙多朽敗，擇購數種，聊補新印之闕。

各書偶有重出，或爲單行本，或爲叢刻本，或購自他處，艱於更易，故並存之。

醫卜星相及一切技藝之書，均未購置。間有一二種列入叢刻本，則未能剔除。

藏書家侈插架之富者，每種或多至十餘部，必一一注明某處刊本，藉資考證。兹則限於款項，無庸誇多鬬靡，故某處刊本大概從略。

此舉聊爲一簣之覆，殊慙簡陋，若有才力閎肆者起，增高繼長，蔚爲大觀，庶幾饜衆人之望。

捐款原啟及原購各書價值清單，皆彙存一總簿，在書院内，可隨時檢查。(204)

書院自己刻書也是補充藏書的一種方法。宋元書院刻書蔚然成風，據《四庫全書總目》《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書林清話》等書記載，宋代書院刻書略如下表：

續表

元代書院刻書之風超過宋代，所刻書難以枚舉，單是廣東東莞圓沙書院，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刻有董楷《周易程朱先生精義附録》二十卷、程頤《程子上下篇簡義》一卷、朱熹撰董楷輯《朱子易圖説》一卷、《周易五贊》一卷、《筮易》一卷、顧野王撰孫强增字《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陳彭年重修坿《玉篇廣韻指南》一卷；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刻有林駉、黄履翁《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别集十卷、林駉《皇鑒箋要》六十卷；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刻有《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刻有陳彭年等撰《廣韻》五卷、潘自牧撰《纂記淵海》一百九十五卷。(205)

明代書院往往也藏有書版，如江寧縣尊經書院，“明代曾貯《國學經濟》及《二十一史》板”。(206)此外如養德書院刻《文選》、東山書院刻《文選補遺》、白鹿洞書院刻《史記》、鰲峰書院刻《侯鯖録》、瀛山書院刻《金粟齋先生文集》、雲丘書院刻《雙江聶先生文集》、大梁書院刻《于肅愍公集》、義陽書院刻《何大復先生集》、正誼書院刻《鐵崖先生文集》。(207)

清代書院刻書的規模遠邁前代，如廣州的學海堂書院共刻印圖書二千三百三十四卷，其中《學海堂文集》共九十卷，收集了五百多人著作，廣州廣雅書院共刻印圖書五千七百四十六卷，江陰南菁書院共刻印圖書一千四百九十五卷。成都的尊經書院刻印的圖書行銷四川、云南、貴州等省。(208)

顯然，書院刻書，不僅充實了書院藏書，而且也促進了學術交流與文化傳播。

書院藏書在管理與利用方面水平較高，與國家藏書與私人藏書相比，書院藏書注重利用。它不僅對本書院的讀者開放，有的甚至對院外讀者開放。如興化文正書院《藏書凡例》云：

一、所藏諸書，須編目繕寫懸牌書院門首，通曉闔邑多士。

一、藏書之處，務須潔静。肄業諸生，不得擅入翻閲。

一、儲書非易，本不宜携書出院，因念寒士以館爲家，不克入院肄業。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從權，故有出院之議。但觀書不能作輟，須俟肄業諸生閲竣後方准出院。

一、每月肄業諸生所閲之書，須由齋長榜示門首，使借書者一覽便知，免致相左。

一、在院肄業諸生欲觀書者，須親筆書條爲憑，至齋長處登簿取給。

一、借書出院，須有保結呈縣，由縣付條至齋長處取書，還書時，憑齋長給條至縣銷結。

一、卷數繁簡不一，簡單准取全册，繁者每取十本，挨次取閲，閲畢即還。無論在院不在院，極遲以半月爲限。逾限者下次不准再取。(209)

書院藏書多由專人管理，並訂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如《白鹿書院志》卷十一云：“原有書目若干，其洞志書目若干，應補若干，查明造具收管。除現有四柱清册交洞中管幹收管。其書有缺失，當事及四方紳衿願送收藏者，仍入册注日月，收於新收項下。在洞生徒借讀者，寫一票於管幹處，領出以便稽考。繳書銷票，不許耽擱延捱，致誤後來借閲。損失者勒限賠補。”其借讀藏書票式如下：

某於　月　日借洞中藏書，某樣一部，計幾本看閲。繳書銷票，捐失賠還，不致久淹時日，此照。

今再録安徽于湖中江書院《募捐書籍並藏書規條》爲例，以見書院的管理水平，其規條略云：

一、尊經閣門平時出入鎖鑰，歸一人管理。每逢課期，或鈔古賦，鈔隱僻典故，（習見者不鈔，上千字者，午後貼出）或查出處注於題下，書若積多，則一人不能兼顧，須添一人分任其勞，派定正辦、副辦，事有專責，若有遺失，惟正副辦是問。

一、每年曬書，歸正副辦酌請精細人陸續收曬，務須親自檢點，年底邀各首事齊赴書院公同查驗。

一、尊經閣樓下置有桌椅，欲觀書或鈔書者，祇准在此閲鈔，限至遲十日必繳還。一概不許携帶出院，違者議罰。（無論官署、世家，皆不得循情面）

一、諸生借閲，掌書者先將書頁當面數清，如有脱頁，即於書頭上蓋戳記。收還亦須當面過數，倘有缺損，須借書補鈔。（恐有懶於照鈔，將書撕下，或有忌人知之者，會課時尤宜防）若妄加圈點批評，亦須面斥，以後不准借書。

一、借書但准平時。若課期前，即未逾十日限期，亦須送繳，以備出題時查考出處。出題日但准來查，自帶筆墨來鈔，不准借出。（緣書止一部，查者衆多也）

一、《史》《漢》《三國》及各種類書，祇准偶爾翻查，不准借出。四史局價甚廉，（金陵書局《史記》錢叁串貳百，兩《漢》錢陸串，《三國》錢壹串捌百）須各置一部，或數人分買傳觀亦可。若類書一查即了，不必借出。且恐常有人來查，至於孤本、鈔本，尤不准借。

一、院中書籍，公舉四人總理。另舉在院肄業生，或在院教讀者一人，專管借書，每年酌加薪水。如有遺失，總理查出，專管賠認。

一、院中書籍皆須蓋用學印，以昭信守。如有古刻珍秘之本，閲者不得以近刻之本换出，如有更騖，罰從奪牛。

一、每月，專管須開書厨晾風一二次。每年六、七月，專管者覓精細人曬書一次，曬後邀各總理清查一次。(210)

三　家塾

中國私人辦學起源甚早，孔子就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司馬遷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七十有二人。”(211)孔子之後，其風綿延不絶，不少家塾都有豐富的藏書。今舉數例如下。

宋釋文瑩云：“僞吴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昪爲之旌門閭，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别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212)南宋蔡瑞也爲族人讀書創造了條件。葉適《石庵藏書目序》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置石庵，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213)可見宋代家塾藏書供人閲讀，並已初步具有公共圖書館的性質。

宋代某些家塾還喜歡刻書。如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刻邵雍《擊壤集》十五卷、建溪三峰蔡夢弼傅卿家塾刻《史記》一百三十卷、建安陳彦甫家塾刻葉蕡《聖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刻《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尺牘》十六卷、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漢書》一百二十卷、建安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建安魏仲舉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等，建安曾氏家塾刻《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録》二十卷等，建安虞氏家塾刻《老子道德經》四卷等。(214)

元代家塾繼承傳統，也刻了不少書，如花谿沈氏家塾刻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録》一卷、古迂陳氏家塾刻《尹文子》二卷、雲坡家塾刻《類編層瀾文選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績集》十卷、《别集》十卷、商山書塾刻趙汸《春秋屬辭》十八卷等。(215)

有些書商借書塾爲名，使其所刻書取得購書者的信任，增加銷量。然而這也説明普遍建立書塾在宋元時期是一種社會風氣，某些家塾能刻書，當然與其藏書數量相關。

清代家塾也頗好藏書，且供人閲讀。丁申曾談到乾隆年間，杭州黄樹谷先世有官少參者，黄樹谷即用少參故居辦了座廣仁義塾。“義塾在武林門外東馬塍北，少參貞父先生故第，即其居開塾，聚書其中，供四方來學者閲誦。每書全部板心折縫處，斜蓋‘廣仁義塾’四大字爲記，使人不能巧偷豪奪。書多精本，亦藏書家之變體也。”(216)廣仁義學翻刻的《耕織圖》卷末有錢琦跋云：“廣仁義學，聚古今圖籍，以公願學之士。創之者錢塘善士黄樹谷，成之者新安善士程鍾也。又敬刻此書於義學者，則程鍾、同里葉生以仁也。”(217)

孫星衍將三萬多卷藏書置於族祠，以便在家塾就讀者借閲。他還特地編了部《孫氏祠堂書目》，其《序》云：“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兵燹，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爲己有。既經水患，卷帙叢殘，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携，懼爲蠹簡，是切遂初之志，因刊目録，略述淵源，以教家塾。”(218)

清代家塾藏書處所隨着時代的進步，正朝着學校圖書館方向發展，廣仁義學已初見端倪，晚清國英創辦的共讀樓則已相當成熟了。其《共讀樓書目序》云：

余早有購藏書籍之志，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勸同志諸君子共立崇正義塾。嗣屢蒙恩擢，廉俸所餘，獨以購書。光緒丙子（一八七六），於家塾構藏書樓五楹，顔曰共讀。其所以不自秘者，誠念子孫未必能讀，即使能讀，亦何妨與人共讀。成己成人，無二道也。兹以養疴在里，檢所成書，編成目録，除叢藏暫未列入，現計書三千餘種、二萬餘卷，法帖四百餘册。願嗜古者，暇輒往觀。果各就夫性之所近，諳練其才，擴充其識，將可以濟時局，挽頽俗，儲經邦，濟世安民，正俗之學，爲異日報國資，是則余之厚幸而切望也夫。(219)

總之，我國古代學校藏書規模不大，管理人員較少，内容側重於教學用書。其突出優點是可供士子借閲。此外，各類學校都出版過一些質量比較高的圖書，也爲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作出了貢獻。

第四節　寺觀藏書

除官府、私家、學校外，佛寺、道觀也是古代重要的藏書單位。

一　佛寺

佛寺藏書現象是伴隨佛教的傳入與寺廟的建立而出現的。漢明帝在東都建白馬寺，印度僧人攝摩騰等在此譯出《四十二章經》，説明白馬寺既藏有該書原著，又藏有其譯本，荀勗晉《中經簿》開始著録佛經，(220)可見當時的佛經翻譯事業已初具規模，譯本入藏秘閣，深受統治者的重視。西晉初期，洛陽、長安兩地約有佛寺一百八十所，證明已有不少佛教信徒，而這正是寺廟譯書藏書的群衆基礎。東晉太元初，名僧道安的弟子慧遠在廬山創東林寺，由於“經流江左，多有未備。遠乃命弟子法浄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還，皆獲胡本，得以傳譯。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221)這説明地方佛寺也翻譯、收藏不少佛經。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222)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君主都佞佛，寺廟藏書在整理編目方面又有所發展。如僧祐入建康（今南京）定林寺，曾“造立經藏，搜校卷軸”。(223)並在“總集衆經，遍閲群録”(224)的基礎上撰寫了《出三藏記集》。後來他的學生劉勰將鍾山定林寺四千餘卷藏經編爲《定林寺經藏目録》，《梁書·劉勰傳》云：“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别部類，録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武帝是有名的崇佛皇帝，《隋書·經籍志》稱其“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於天監十四年（五一五）詔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華林佛殿衆經目録》，但“未愜帝旨”，後來又命新安寺沙門釋寶唱重撰。釋寶唱撰成《衆經目録》“一帙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佚，皆令具足。備造三本，以用供上”。(225)

北朝寺廟藏經事業也頗興盛，魏宣武帝命舍人洛陽李廓撰藏經之目《衆經録》、北齊後主高緯武平年間，釋法上撰藏經之目《衆經目録》，姚名達嘗云：“綜觀廓、上兩《録》分類之精，遠勝南朝諸録，且爲隋代諸録之藍本，不意末世而有此作也！”(226)

隋代由於文帝、煬帝均崇佛，故隋代寺廟藏書事業達到了空前的水平。《隋書·經籍志》云：“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内；而又别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影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代釋法經撰《大隋衆經録目》、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彦琮撰《崑崙經録》、智果撰《衆經目録》，反映了隋代佛經整理水平。

唐代對佛教也相當重視，釋静泰云：“貞觀九年四月，奉敕苑内寫一切經。”“貞觀十一年四月，皇太子於延興寺造一切經。”(227)“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敕令於敬愛道場寫一切經典。”(228)“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取履味沙門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曇邃等，並選翹楚，尤閑文義，參覆量校，首末三年。又置官寮……敕使韓康、李充、盧行訥、鄭祖均等，精加檢覆。寫舊經論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又寫大唐三藏法師新譯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入藏。其有古來有目而無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隨訪隨寫。”(229)静泰還專門編了《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唐代佛經目録的編撰水平到釋道宣的《大唐内典録》與釋智昇的《開元釋教録》達到頂峰。《大唐内典録》卷三爲《歷代衆經總撮入藏録》，收現存之書凡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開元釋教録》卷十九爲大乘入藏録，卷二十爲小乘入藏録，末附賢聖集。皆標明經名與紙數，共收入藏經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當時佛寺藏經水平於此可見。

宋代統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隨着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兩宋在雕印佛經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們在本書《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第一節《按時代區分》三《宋本》中已作了介紹，可參看。宋代所刻多部大藏經多由寺院出面募捐雕梓。經版刻成後，當然允許人刷印以廣流傳。如宋釋居簡云：“近世蜀之昌州不動居士馮公，以無量壽願施五千四十八卷，凡四十八藏。《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合八百四十一卷。”(230)僅此一例，也可見宋代寺廟刻經藏經事業的興盛。

遼代統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曾官刻大藏經兩部，一部刻成於興宗重熙七年（一〇三八），並於該年建大同（遼西京）華嚴寺薄伽教藏，藏《藏經》五百七十九帙。重熙十三年（一〇四四），契丹貴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錢三百萬，印裝極精。不少佛徒信士籌款捐錢印刷佛經置於佛寺中，如重熙二十二年（一〇五三）中京道興中府安德州（今遼寧朝陽縣東南）靈巖寺有寺僧潛奥等，“鳩集浄財。購經一藏，用廣流通。二十四年（一〇五五）建九聖殿以龕置焉”。(231)乾統初年（一一〇一至一一〇三）有淶水縣董生罄其家産，“構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餘帙，在縣西北金山演教院中龕置”。(232)

金代寺廟藏書水平可以金藏的雕印爲代表，《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順天府七》云：

弘法寺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爲法珍受戒爲比丘尼。二十一年（一一八一）以經版達於京師。二十三年（一一八三）賜紫衣宏教大師。以弘法寺收貯經板及弘法寺西地與之。明昌四年（一一九三）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篆額。

金藏雕成後，有些寺院也前往刷印收藏，如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濟州（今山東省濟寧市）普照寺照公禪師“聞京師弘法寺有藏經版，當往彼印之，即日啟行，遂至其寺。凡用錢二百萬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歸”。(233)

元代所刻佛經今可知者有宋咸淳五年（一二六九）至元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杭州路餘杭縣大普寧寺刻普寧藏；宋紹定四年（一二三一）至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刻磧砂藏；元大德十年丙午（一三〇六），福州開元莊嚴禪寺住持沙門募緣刊補毗廬大藏經板一副；延祐二年（一三一五），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陳覺琳募衆雕刻過毗廬大藏；此外，福建平海道釋教總統印造龍龕法寶大藏六千二十卷，施於大顯聖寺。元時還刻有蒙文、藏文、西夏文大藏經。(234)元代還大量印刷過大藏經，如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元世祖“命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歸化方外，皆得瞻禮”。(235)文宗又敕印造《藏經》三十六部，散施禪刹，江南亦有賜者。(236)另有佛慧圓鑒雪堂禪師（名普仁），本許昌張氏子，嘗購二十藏，給河南鄭州一帶的佛寺，時間在成宗元貞二年（一二九六）。(237)由此可見元代寺廟藏經的盛况。

明太祖朱元璋微時曾當過和尚，即位後，於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在應天府（今南京）蔣山召集衆僧校刻《大藏經》，約於永樂元年（或洪武三十一）告成，(238)稱爲《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簡稱《南藏》。

明成祖於永樂庚子十八年（一四二〇）刊刻《大藏經》，於正統庚申五年（一四四〇）刻成。卷首冠有正統五年十一月御製序，稱：“《大藏》諸經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畢刊印，式遂流布。”後來萬曆皇帝的母親慈聖皇太后又增刻四百十卷，稱《續入藏經》，總稱爲《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簡稱《北藏》。

這兩部大藏經都曾廣爲傳播。如《南藏》經版藏於大報恩寺，民間請印甚易，萬曆間廣爲印行，每年約印造二十藏，以致經板模糊。著名航海家鄭和也曾印造十部，捨於南京靈谷寺、鷄鳴寺、北京皇后寺、牛首山佛窟禪寺、天界禪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鎮江金山寺、静海禪寺。其家鄉雲南五華寺則捨有兩藏。鄭氏願文云：

累蒙聖恩，前往西洋等處公幹，率領官軍寶船，經由海洋，托賴佛天護持，往回有慶，經置無虞，常懷報答之心。於是施財陸續印造《大藏尊經》，舍入名山，流通誦讀。(239)

《北藏》印本也廣爲傳播，如正統十二年，工部右侍郎王祐言：“刊造大藏經，頒賜天下寺院。臣原籍山陰縣，柯橋禪寺乃臣家供奉香火者，伏乞賜經，俾寺僧朝夕唪誦，以祝聖壽。”英宗從之，“江南諸刹所有，皆景泰敕賜物也”。(240)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又敕造《大藏經》，布賜天下名山，其中單是五臺山一處先後派太監送去的就有十藏。(241)

清雍正皇帝曾組織人刻過一部《大藏經》，俗稱《龍藏》。校刻地點在北京賢良寺，自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開始，至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結束。乾隆四年敕印一百部。經版原存武英殿，後因請印不便，移儲柏林寺。今日全部經版仍在該寺，爲北京圖書館保管。印本爲梵夾裝，半頁五行，行十七字，字體楷書精美，浙江圖書館有一部，藏南潯嘉業堂。此外，清政府還刻過藏文、滿文、蒙文大藏。(242)清代民間刻經也十分盛行，以江蘇爲例，就有金陵刻經處、江北刻經處、無錫萬松院恒記經房、揚州衆香庵法雨經房、上海頻伽精舍、蘇州瑪瑙經房、蘇州洞庭西山祗樹庵刻經處、常州毗陵刻經處等。(243)這些刻經處多設在寺廟，爲清代寺廟藏書事業創造了條件。

民國期間，各地佛寺仍藏有不少佛經，這從當時山東省所作的調查中可以略窺一斑，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五月七日《申報》載：

佛藏經在山東各地藏者不少，而全本則綦鮮。據官方調查，所知者如下：

一　掖縣海南寺有明版佛藏經半部，已運到濟南省立圖書館整理。

二　掖縣千佛寺有明版佛藏經半部，現尚由彼保存。

三　濟陽縣釋迦寺有明版佛藏經全部，該處所存者，既係全豹，又且經清初大儒張爾歧手閲，最爲珍貴。省教育廳已令濟陽教育局調查，尚未呈復。

四　濟陽東關浄居寺，有新版佛藏經全部，係潘復所捐贈。

五　濟陽舜井街宅某私家，藏明佛藏經半部。

六　青島蟧山太清官，據丁伯弢君調查，亦有佛藏經一部。

寺廟除收藏佛經外，往往也收藏世俗圖書。白居易藏文集於寺院世所共知，其《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云：“其集家藏之外，别録三本：一本置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置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置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内。”(244)《白氏長慶集後序》復云：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禪林寺經藏内，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245)

儒士常與釋子交往，也常寄居寺院讀書，故不少寺廟藏有世俗圖書，文士也往往把自己的圖書寄藏在佛寺之中。如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246)李公擇藏書佛寺的做法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南宋洪咨夔也取法於他。魏了翁《洪氏天目山房記》云：“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247)這種現象在明代也不乏其例，如山東省博物館藏鈔本《玉軒新纂古今書目》彭輯五題記云：

明初劉懷遠先生藏書極富，輯有《玉軒書目》二卷，都一千五百餘種，其名目多罕見，十有六七皆吾人所不知者，即各家書目亦未列舉者甚多。至於每種之版本，最晚者亦明初刊，此不必待言也。劉氏，山東德州人，書藏州城某寺内，其收藏之富爲歷代藏書家之冠，勝於天一閣、海源閣等，不過世無知者。民國紀年，不幸遭於火，其焚餘之殘篇斷簡，尚有卅餘種，經友人雪蓬君檢出藏之，亦不幸之幸也。僅將始末略志數語於端。時民國二十二年，冀南彭輯五識於濟南聚文齋。(248)

再如謝兆申，字耳伯，邵武人，萬曆中貢生，有《謝耳伯先生詩集》八卷。朱彝尊云：“晉江黄監丞明立序《耳伯集》，稱其喜交異人，購異書，摭異聞。自墳典丘索，經緯流略，稗官瑣語，靡不甄録。交游既廣，橐中裝，半以佞佛，半以市書。有三十乘留僧舍，已散佚。予嘗入閩，購其手鈔《張伯雨詩》，與世所傳者迥别。惜乎三十乘者，悉蕩爲煙塵矣。”(249)

此後，阮元於清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在杭州靈隱寺立書藏，並撰《杭州靈隱書藏記》及《書藏條例》；(250)復於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在鎮江焦山立書藏，並撰有《焦山書藏記》及《書藏條例》。(251)阮元所立之靈隱書藏、焦山書藏，所藏均爲世俗圖書，阮元《焦山書藏記》云：“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裒之。”可見其所有不限佛典。

綜上所述，寺廟藏書也源遠流長，面廣量大，藏書來源渠道多。首先，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官譯、官鈔、官刻、官頒了大量經書；其次，寺廟采用募捐的方式譯、鈔、刻、印了大量經書；再次，一些善男信女們捐鈔、捐刻、捐印了大量經書；此外，一些官員或知識分子也捐贈或寄存了不少圖書。由於佛寺多在僻静之地，普通讀者甚少，又有專人管理，故能藏之久遠。今録阮元《杭州靈隱書藏記》所附《書藏條例》如下，以見佛寺書藏之規制及管理水平。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厨，再收“嶺”字號厨。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厨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翻閲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携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唐人詩内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静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252)

二　道觀

道教爲我國漢族的固有宗教，道士們的修道之所曰觀、曰館、曰宫、曰殿、曰堂、曰廟、曰廬，不一而足，而以觀最爲流行。今略依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對道觀藏書情况作些介紹。

道教徒藏書見於著録，當以葛洪《抱朴子·遐覽》爲最早。《晉書·葛洪傳》云：洪字稚川，句容人，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葛洪自稱：“《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253)鄭隱藏道書甚富，葛洪録其書約一千二百卷。葛洪復云：“道書之出於黄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254)可見當時道教徒著書、藏書已有相當規模，並做了編目工作。

南朝宋明帝迷信道教，曾於泰始三年（四六七）詔廬山太虚觀道士陸修静入都，泰始七年（四七一）敕令陸修静上《三洞經書目録》，陸氏稱：“道家經書並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宫。”(255)此目反映了南朝宋代官修道觀藏經的情况。

北周武帝天和五年（五七〇）玄都觀道士上《玄都經目》，云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建德中，更令王延校定道書，凡八千三十卷。延並作經目《三洞珠囊》七卷。大體反映了北朝北周武帝天和、建德年間道觀的藏經水平與編目情况。(256)

唐代弘揚道教，道觀藏書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先天、開元間，敕京太清觀主史崇玄及京太清觀、玄都觀、東明觀、宗聖觀、東都大福唐觀、絳州玉京觀大德，昭文館，崇文館學士修《一切道經音義》。其《序》云：史崇玄等奉敕“集見在道經，稽其本末，撰其音義。然以運數綿曠，年代遷易，時有夷險，經有隱見。或劫初即下，劫末還昇。或無道之君，投以煨燼。或好尚之士，秘之巖穴。因而殘缺，紊其部伍。據目而論，百不存一。今且據京中藏内見在經二千餘卷，以爲音訓，具如目録。餘經儀傳論疏記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詳備。其所散逸，佇别搜求，續冀修繕，用補遺闕。而經且久遠，字出靈聖，梵音罕測，雲篆難窺。或爲無識加增，或爲傳寫妄誤。或持浮訛之説，竊揉真文。或採菁華之言，將文釋典。不可齊其所見，斥以靈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經目與舊經目録，都爲一百一十三卷。”(257)開元年間，除對道經做過認真的校勘注釋工作外，也大規模地開展過整理編目工作，如馬端臨引《宋三朝國史志》云：“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伎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别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258)安史之亂，兩京秘藏，多遇焚燒。肅宗上元年中所收經籙六千餘卷。至代宗大曆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監申甫海内搜揚，京師繕寫，又及七千卷。穆宗長慶之後，至懿宗咸通年之間，兩街所寫，才五千三百卷。(259)此外，唐代各處道觀也有收藏道教經典的。如《茅山志》卷二十四著録唐檢校尚書彭瀆奉敕撰《經藏碑》，是唐代茅山道觀當藏有道家經書。又《天台山志》引徐靈符《小録》云：“道士陳寡言嘗隱居玉屑峰，號華琳。有經鐘一樓。經皆咸通十一年書。後題云：上清三洞弟子葉藏質，爲妣劉氏四娘造，永鎮玉霄藏中。”

五代道觀藏經可述者有以下數事。杜光庭曾談及他在蜀中重建道藏，略云：“真宫道宇，所在凋零。玉笈琅函，十無二三。余屬兹艱會，漂寓成都，扈蹕還京，淹留未幾，再爲搜捃，備涉艱難，新舊經誥僅三千卷。”(260)吴越王錢俶也曾在天台桐柏崇道觀建有道藏，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二十四云：“天台桐柏崇道觀，乃五代之末，吴越王錢氏所建。藏中諸經，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衆共鈔録，以實其中。碧紙銀書，悉成卷軸。”一些民間道士往往也聚書甚多，如《舊五代史·梁文矩傳》稱梁氏“喜清静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天福八年以疾卒”。

宋代爲道藏的整理出版收藏做了大量工作，不少官員參預其事，使整理道藏的水平大爲提高。如《混元聖紀》卷九云：“初，太宗嘗訪道經，得七千餘卷，命散騎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校正，删去重複，寫演送入宫觀，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宋真宗時宰相王欽若也領校過道藏，《混元聖紀》卷九復云：“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詔左右街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典。至三年，又令崇文院集館閣官僚詳校，命宰臣王欽若總領之。”“欽若沿舊《三洞四輔經目》增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撰成篇目上進，賜名《寶文統録》，帝親製序。”《宋史·王欽若傳》亦稱：“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又有張君房修撰了《大宋天宫寶藏》與《雲笈七籤》。大中祥符初年王欽若等領校道藏，然其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王欽若等共薦海寧謫官張君房主其事。五年冬，張君房除著作佐郎，俾專其事。君房於時盡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録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詮次之，始能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宫”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題曰《大宋天宫寶藏》。至天禧三年春，寫録成七藏以進之。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卷。(261)

宋徽宗尤崇道教，自號道君皇帝，復重校並刊刻道藏。南宋彭耜云：“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262)李壁序《四十九章經》云：“至崇觀間，大藏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263)《宋史·徽宗本紀》云：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宋梁克家云：福州閩縣九仙山巔，崇寧中建有天寧萬壽觀，庋“《政和萬壽道藏》：政和四年黄尚書裳請建廢（陳國符按：當作“飛”）天法藏（陳國符按：即輪藏），藏天下道書，總五百四十函，賜今名，以鏤板進於京。”(264)

北宋因朝廷特别尊崇道教，各地道觀藏書甚夥，如宋范鎮《道藏記》云：

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玉清昭應宫、景靈宫、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裒其書，是正謬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宫觀，以廣其傳。獨劍南一道，未遑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烏縣道士朱知善慨然欲盡讀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上清太平宫，慶成軍之太寧宫，又東至於亳州之太清宫，明道宫，凡得書二千餘卷。……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遍滿州縣，而道家所録，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爲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静之風。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將益其書爲五本，藏於成都之天慶觀、郫縣之崇道觀、青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烏縣之洞靈觀、綿州之洪德觀。(265)

南宋曾重建道藏，孝宗淳熙二年，令福州閩縣九仙山巔報恩光孝觀以所庋《政和萬壽道藏》五百四十函送行在所。太乙宫即鈔録一藏，四年成。其後敕寫録成數藏，六年成，尋分賜道觀。(266)

各地道觀也往往有道藏。據陳國符考證，臨安府的太乙宫、佑聖觀、龍翔宫、宗陽宫、四聖延祥觀、天慶觀、洞霄宫，以及武康縣昇玄報德觀、鄞縣蓬萊觀、仙居縣凝真宫、茅山元符萬寧宫、崇禧觀、毗陵州天慶觀、宜興通真觀、新建縣建德觀、奉新縣昭德觀、廬山太平興國宫、龍虎山上清正一宫、崇仁縣善修觀、武當山五龍靈應宫、紫雲山崇仙觀、龍溪縣玄妙觀等處均藏有道藏。(267)

金代朝廷曾讓孫明道主持刊印過《大金玄都寶藏》，魏博霄《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云：

十方大天長觀（舊址在今北京白雲觀西）新作《玄都寶藏》，提點冲和大師孫明道……曰……國家定都永安（陳國符按：《金史·地理志》，海陵王貞元元年定都燕京，改號爲中都），迄今四十餘年。天長觀實奉香火。舊貯藏經，缺而未完。住持道士，繼承非一，因仍苟簡，莫有以補綴爲意者。大定丙午（一一八六），明道始奉詔提點觀事。……後二年，會有詔以南京（今開封）道藏經板付觀。又易置玉虚觀（陳國符按：同治《畿輔通志》卷一百七十八，玉虚觀在罐兒衚衕，已頽敗）經於飛玄之閣，以備觀覽。天長舊經，還付玉虚。其舊有名籍，而玉虚不具者，聽留勿還。……其北宫第一區，並以賜觀，俾搆屋列槴，以貯經板。仍置文臣二員，與明道經書參訂。即補綴完成，印經一藏。既又命選精勤道士一員住持，須及五年，若職事修舉者，賜紫衣德號。仍歲度支服勤道童二人以爲常。明道奉詔，不遑居處，分遣黄冠，訪遺經於天下。且募工鳩材。有趙道真者，願以板材自任，丐化諸方，不二年間，勝緣俱辦。瓌材會珍，良工萃巧，槴庋屹立，鏤槧具完。凡得遺經千七十四卷，補板者二萬一千八百册有畸，積册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明道於是倡諸道侣，依三洞四輔，品詳科格，商較異同，而詮次之，勒成一藏，都盧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秩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268)

此外，金代一些地方的重要道觀也藏有道藏。如（光緒）《鹿邑縣志》卷十下載金胡筠《續修太清宫記》談及亳州太清宫庋有道藏。《甘水仙源録》卷二載元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談及金代山東登州府棲霞縣太虚宫藏有道藏。元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銘》談到管州（今山西静樂縣）藏有道藏。

元初披雲真人宋德方於太宗九年（一二三七）倡刊道藏，令其弟子通真子秦志安於平陽玄都觀總領其事，乃設經局據管州所存金藏，搜羅遺逸道經，校讎付刊。元好問《通真子墓碣銘》云：

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校書平陽玄都觀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録》《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一二三七），盡甲辰（一二四四）。(269)

元代各處道觀所藏道藏情况，陳國符曾作概括的介紹，略云：元代北方道藏，多罹焚經之禍。南方道藏，頗多由南宋流傳至元代者。蓋南宋末年，南方道觀，多未經兵燹；暨元末始燬於兵火。其道藏經或道經亦得傳至元代。如天台山桐柏宫吴越王所建道藏、杭州佑聖觀、茅山、廬山太平興國宫、新建建德觀、閤皁山崇真宫、盧陵玄妙觀、南豐紫霄觀、武當山五龍靈應宫、龍溪玄妙觀道藏是也。(270)

明永樂中，成祖敕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校《道藏》，如《皇明恩命世録》卷三載《命編進道書敕》云：“敕真人張宇初：前者命爾編修道教書，可早完進來，通類刊板。故敕。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就在所編道藏快要完成付梓時，因成祖去世而耽擱了下來，仁宗、宣宗相繼嗣位而置之未理。暨英宗正統九年始刊版成功。北京白雲觀正統十三年許彬碑云：

臣彬仰惟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嘗命道流合道藏諸品經，纂輯校正，將鋟梓以傳；而功未就緒，奄忽上賓。肆今皇上，以至聖之德，統承天位。體皇曾祖之心，以天下生民爲念，追尊先志，於是重加訂正，增所未備，用壽諸梓。(271)正統道藏刊成後，曾印施各處宫觀，如《皇明恩命世録》卷六載《頒賜藏經旨》云：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兹以一藏安奉龍虎山大上清宫，永充供養。聽所在道宫道士，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祗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漫褻瀆，致有損壞遺失。違者必究治之！諭。正統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同時還將道藏賜給了三茅山元符宫、南京獅子山盧龍觀、長壽山朝真觀等處。(272)其後明代皇帝曾繼續印造道藏經頒賜宫觀，如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以一藏安奉南京朝天宫，以一藏安奉南京方山洞玄觀。神宗萬曆二十七年頒賜三台縣雲臺觀一藏，龍虎山大上清宫一藏，西嶽華山西嶽廟一藏，恒山北嶽廟一藏。(273)萬曆三十五年，明神宗還詔令校刊續道藏經。如《續道藏經》壁字號《漢天師世家》卷四末附識語：“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五十代孫國祥奉旨校梓。”

自正統道藏刊就後，明清歷朝，印施各處宫觀道藏甚多，據陳國符統計，明清各處藏有道藏的寺觀有：北京白雲觀，順天府通州元靈觀，保定府唐縣清虚宫，定州曲陽縣總元觀，宣化府赤城縣靈真觀，宣化府延慶州藏經閣，山東勞山太清宫，兖州府鄒縣白雲宫，登州府寧海州昆侖山神清觀，山西省太原府陽曲縣玄通觀，渾源州恒山九天宫、岳廟，澤州府陽城縣紫微宫，蒲州府永濟縣通元觀，河南省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嶽廟，河南省陝州靈寶縣道聖宫，陝西省西安府盩厔縣東南樓觀，同州府華陰縣華山太虚庵、萬壽閣，江蘇省江寧府城朝天宫、獅子山盧龍觀，江寧府上元縣長壽山朝真觀、方山洞玄觀、都城外中和橋玄真觀、郭城外東城黄鹿觀，江寧府溧陽太虚觀、泰清觀，江寧府句容縣青元觀，茅山元符宫、乾元觀，蘇州府城外西鄉穹窿山上真觀，蘇州府嘉定縣集仙宫，揚州府儀徵縣玄妙觀，浙江省杭州府城三茅寧壽觀、錢塘佑聖觀，寧波府鄞縣冲虚真觀，安徽省太平府當塗縣希彝觀，寧國府宣城縣玄妙觀，江西省南昌府南昌縣逍遥山萬壽宫，江西省南昌府新建縣建德觀，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大上清宫，湖北省襄陽府均州武當山玄天玉虚宫，湖南省衡山縣南嶽廟，四川省潼川府三台縣佑聖觀，盛京奉天府承德縣太清宫，上海白雲觀。(274)由此可見，明清道觀藏道藏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關於道藏的保管方法，《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二《寫經品》云：

科曰：夫經皆須作藏。有二種：一者總藏，二者别藏。總藏者，三洞四輔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後作重級，各安題目三洞寶經藏。别藏者，三洞四輔各作一藏。凡有七種：一者大洞真經藏，二者洞玄寶藏，三者洞神仙經藏，四者太玄經藏，五者太平經藏，六者太清經藏，七者正一經藏。皆明題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若各藏如並藏，法皆安經臺或天尊殿當陽左右間，左三洞，右四輔，每藏皆作臺舉之，不得正爾頓地。巾帕帙藴如法。置几案香爐龍璧，燒香明燈存念，並須得所。藏之大小，皆在時之所制，不復爲常。

卷三《法具品》還對道藏的裝幀形式與藏書器具、處所作了介紹：

科曰：凡經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須著帙。凡帙有五種：一者錦綺，二者織成，三者綉作，四者純綵，五者畫繪。皆安裏及帶如法。皆書題曰某經。

科曰：經函凡有十二種：一者雕玉，二者純金，三者純銀，四者金鏤，五者銀鏤，六者純漆，七者木畫，八者彩畫，九者金飾，十者寶裝，十一者石作，十二者鐵作。大小任宜。

科曰：凡經厨有六種：一者寶裝，二者香飾，三者金銀隱起，四者純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任時。

科曰：凡經架有十種：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銀作，四者沉木，五者紫檀，六者白檀，七者黄檀，八者名木，九者純漆，十者金銀隱起。或金玉珠綵裝校。皆須作函藏舉，勿得隨意頓地。

科曰：凡造經藏，皆外漆内裝沉檀，或表裏純漆，或内外寶裝，或表裏彩畫，或名木純素，各在一時，大小多少，並隨力辦。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並别三間，或七間，安三洞四輔，使相區别。門上皆置鎖鑰。左右畫金剛神王。悉須作臺安，不得直爾頓地。

還有的寺觀采用輪藏的方式藏道藏經典。元虞集《龍虎山道藏銘並序》記元代龍虎山清正一宫輪藏云：

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圍經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上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輪令其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275)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七《受經營十事訣》第二十五也較爲詳細地談到了道藏的典藏情况，今録之如下：

受經之身，應營十事：

一者經箱，法用檉柏，在所或無，聽用桐梓。高六寸，廣九寸，長一尺三寸，厚四分。新浄完密。洗拭盛經。登涉須輕，竹笈可用。或並合衆經，須嚴如法，小大相容，不限度數。

二者經案，局脚各五，亦七亦九。梓柏隨宜。脚亦可鐵摽釘。鏢漆素咸通。脚之小大，疏穊令調。高應九寸，面廣一尺三寸，長二尺四寸，厚四分。以擎經箱。又檠香須一，法式皆同。

三者經過，以竹爲帙。黄繒裝之，大小取適，計容卷軸，不須廣長。裏及緑帶，亦用黄繒，無者糊紙，帶用紵麻，務存素浄，不假粉華。錦繡七寶，幸有作之；不可滯着，以爲必是。是權教之末耳，慎勿經營苟爲。

四者經巾，大略須三：覆帙箱中，常應用一。出經案上，蓋覆須二。皆以玄黄絳碧及紫絹練裌裏，紋縵隨時。廣極其幅。長可五尺。直合縫之，亦可四緣。無煩綺結珠玉，莊嚴鈴佩，奢長起彼盗心。遏惡之路，用開善之門。莫過簡素，幽顯俱通矣。

五者經帊，當當（疑衍）有三兩幅，作之如巾。所用：行時須一，以帊經箱。齋時須一，以覆經箱。壞則易治，無致襤縷。周事而已，不得盈長。故敗火浄，勿雜用之。凡諸法物皆依此例。

六者經帳，皁絳爲之。横繞四方，周極其幅。幅下安緣，緣用絺，象乎宸蓋。不須垂裙，亦不假帶。無事金銀寶飭奢麗，義同巾袟。材竹爲竿，漆素適意，高下相稱，員斗隨人。

七者高座，宜有三：一以安經，一以轉讀，一以講議。材以槻楠，亦可檉柏，俱高五尺，其方亦然。亦可四尺，又加五寸，亦得六尺。高下相副，側咸隨時染素，無在華麗。若有妙畫之能，可摹存思之象。帳單及複，豐儉如前。

八者香橙，高與座齊，長亦如之，廣數局脚，略與案同，釘鏢漆素，不限其制。

九者香爐，奩合嚴浄。瓦木金銀銅鐵，隨時製宜。高座之前，各備其一。又自隨行止，常須一具，小大精粗，無定制例。香燈爐奩，各依高座。高座蓆，蓆皆令厚浄。法師塵尾，都講經格，几巾壺籠，四周牀席，悉使素整，慎勿闕如。貧未能備，隨急先營。

十者齋堂，法應南向。三間五間，隨所能辦。四面間架，巡繞得通。南北二户，各有兩窗。東西兩頭，窗又各一。關閉以時，不得妄敞。一間之製，大較象兹。

總之，道觀藏書雖不若佛寺藏書之盛，但是也源遠流長。道經的整理編目工作雖不若佛經整理編目工作那麽廣泛，有系統，有條理，但是也持續不斷地做了不少工作，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

第五節　近代圖書館

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的藏書樓急劇地朝近代圖書館方向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一些主張維新、變革的先進人士，在圖書典藏事業的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　近代圖書館産生的背景

甲　圖書館觀念的引入

鴉片戰争與甲午戰争的炮聲唤醒了中國當時的一些先知先覺者，使他們充分認識到了中國落後挨打的現狀，而要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圖書館，交流信息，開啟民智。如鄭觀應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曾向清政府建議：

宜飭各直省督、撫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凡外國未譯之書，宜令精通西文者譯出收儲）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至於經費，或由官辦，或出紳捐，或由各省外銷款項、科場經費，將無益無名之用度，稍爲撙節，即可移購書籍而有餘。仍常年儲備專款，分派員役管理稽查所有新書，隨時添購。果能認真經理，數十年後，賢哲挺生，兼文武之資，備將相之略。或鉤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書；或達化窮神，造中外所無之利器，以範圍天地，籠罩華夷，開一統之宏規，復三王之舊制。(276)

再如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五月二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摺》，提出興辦學校以勵人才而資禦侮的五項措施，其目爲：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游歷。其論藏書樓一節云：

好學之士，半屬寒畯，購書既苦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高宗純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設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備庋秘籍，恣人借觀。嘉慶間，大學士阮元推廣此意，在焦山、靈隱起立書藏，津逮後學。自此以往，江浙文風甲於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諸國頗得此法，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衆，亦由於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板及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製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爲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明價值，徐行購補。其西學書陸續譯出者，譯局隨時諮送。妥定章程，許人入樓觀書，由地方公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爲棄才矣。(277)

鄭觀應、李端棻强調廣搜中外圖書，選派專人管理，許人遍讀群書，可見他們所提倡的藏書樓，已經具備了圖書館的含義。

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五月一日發表《論圖書館與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一文，列舉了圖書館八點功用：

一、圖書館使現在學校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知識之利也。

一、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

三、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考也。四、圖書館有使閲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

五、圖書館有使閲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

六、圖書館有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

七、圖書館有使閲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况之利也。

八、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使養成人才之利也。(278)

羅振玉、王國維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四月創刊《教育世界》，常有翻譯文章介紹歐美圖書館的實况，如創刊號登載《日本文部大臣宫彦圖書館事務分掌規則》，二十七年五月登載《關於幼稚園圖書館等及私立小學校規則》，二十八年九月登載《歐美書藏紀要》，二十九年四月登載《美國輪閲圖書館》，同年五月登載《記美國少年圖書館》。(279)光緒二十八年，羅振玉更提出新教育制度，倡導“一種全國民衆圖書館及博物館的系統”，(280)建議在全國普設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院，除在京師及各省省會設立圖書館外，並在每一府、廳、州、縣亦得設立。每一所圖書館應蒐藏中日西文書籍，並開放供民衆閲覽。

爲了更有力地實現社會改革，康有爲、梁啟超等還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七月初成立了强學會，此後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也紛紛仿效，組織學會、創辦報刊、開辦學堂。這些學會無不呼吁並致力成立圖書館。如《上海强學會章程》云：

此會擬宏開區宇，廣集圖書。……今之聚書，務使海内學者知中國自古有窮理之學，而講求實用之意，亦未遽遜，正不必驚望而無極，更不宜畫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書樓，即中國圖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國四庫圖書，購鈔一份，而先搜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281)

有些學會還對如何購書、分類、編目、保管、借閲，以及賠償作了明文規定，如《蘇學會簡明章程》云：

一、購買書籍由經理會同協理等，量會費之多寡，核要開單，公同議定。

一、書籍當依類編目，易於檢尋。寫書目三份，一存經理處，一存會中，一存管理處。俟藏書既多，再刊書目單分送同人。

一、書籍每日由協理輪查一次，如有損壞遺失等情，須由管書人追根賠補。

一、每逢五逢十爲發書之期，以五日爲一限期，能多閲者每期發書兩本，少者一本，上期取去，下期繳换。

一、會友欲看何書，須先向管書處掛號，以先後爲序，不得争執。本會發有取書印摺一扣，各人每逢發書之期，持摺取書。第一期發書幾本，第二期收回前期之書，再發書幾本，均注明摺上，鈐以管書人私印，以後準此，一期不繳，以後不發。

一、看書借書如有塗抹缺失等事，在會中本人罰繳書值，本數少者倍之，不繳者將名除去。(282)

可見，各學會不僅爲建立近代圖書館大造輿論，而且也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具體辦法。

乙　新聞出版業的發展

鴉片戰争以後，我國新聞出版業勃興，這也爲近代圖書館在拓寬典藏内容、滿足讀者需求方面創造了條件。一八四〇年以後，香港、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都相繼出版了不少報導新聞時事的報刊，如《香港新聞》《申報》《時務報》《中國日報》《國聞報》《蘇報》等。隨着新聞出版業的發展，爲了滿足各類讀者的不同需要，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專業性報刊，如一八九七年出版的《實學報》《農學報》，一八九八年出版的《格致新聞》《商務報》，一九〇〇年後出版的《外交報》《東方雜志》《教育雜志》等。此外，專刊文藝小説的有《新小説》《小説林》等，專談婦女問題的有《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等，專以兒童爲對象的有《蒙學報》《蒙學畫報》等。還有供一般民衆閲讀的白話報刊，幾乎遍及各省，成爲白話文運動的先聲。辛亥革命後，報紙、雜志更是風起雲涌，難以枚舉。

近代出版業一個鮮明特點是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對這段時間的譯書活動的意義及成果作了總結，略云：

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爲第一義，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録，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略三百種。……今以西人聲、光、化、電、農、礦、工、商諸子與吾中國考據、詞章、貼括家言相較，其所知之簡與繁，相去幾何矣。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人方日日營伺吾側，纖悉曲折，虚實畢見，而我猶枵然自大，偃然高卧，匪直不能知敵，亦且昧於自知，坐見侵陵，固其宜也。故國家欲自强，以多譯西書爲本的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爲功。此三百種者，擇其精要而讀之，與世界藩變之蹟，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所聞矣。

中日甲午戰争的失敗，使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日本自維新以來學習西方的成功道路，於是將視野轉向日本。同時，日文與我國文字本有淵源關係，也便於我國人士學習。而且，西方許多重要著作都有日譯本，通過習日文、譯日籍也可以達到學習西方的目的，所以當時也翻譯了不少日文書，其中社會政治書比自然科技書翻譯得要多些。

清末統治者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後，爲了“端吏治而正人心”，(283)在各省省會及部分大城市普遍設立了官書局。官書局刻書的目的主要在於鞏固封建統治，所刻幾乎是清一色的國學圖書。由於官書局經費充裕，有專家主持其事，在底本的選擇和校勘方面都比較可靠，而且書價低廉，所以雖然不合潮流，但對保存發揚傳統文化却不無補益。

近代新聞出版業的發展，在報刊與中外圖書方面都適應了近代圖書館的需要。同傳統的藏書樓相比，近代圖書館在收藏方面有着明顯的特點，對圖書報刊一般都兼收並蓄，並且特别重視采購新出版的譯本。如梁啟超《論學會》云：“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份，以備儲藏。八曰盡購已翻西書，收庋會中，以便借讀。九曰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别類，以資翻譯。十曰廣翻地球各報，散佈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284)《揚州醫時學會章程》云：“會中以廣購書籍爲第一要義。”“本會除購買書籍外，各種報章皆宜廣搜博采，以新耳目而開智慧。”(285)《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亦云：“一，本樓購置圖籍，凡屬有益經世之學，無論古今中外，均須隨時增購，以供衆覽，庶備講求實學轉移風氣之用。二、本樓圖籍之外，旁及各報，無論旬報、日報，但非淺鄙狂妄之説，均當全年訂閲，免蹈知古昧今之弊。”(286)可見近代出版業與近代圖書館事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爲推動我國社會的進步，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丙　大力興辦新式學校的需要

鴉片戰争以後，爲了向西方學習，新式學校發展很快。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總理衙門在北京創立同文館，招收滿族學生學習英、法、俄文；一八六三年，上海設立了廣方言館；一八六四年，廣州設立了廣州同文館。一八八〇年，在天津設北洋水師學堂，一八八五年設天津武備學堂，一八八六年設廣東陸師學堂，一八八七年設廣東水師學堂，一八九〇年設南京水師學堂，一八九三年設湖北自强學堂等。甲午戰争後，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摺》，對洋務派興辦學校的舉措進行了總結，並建議廣泛推廣。略云：

夫二十年來，都中設同文館，各省立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强學堂，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而有……臣請推廣此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臣查各省及府、州、縣，率有書院，歲調生徒入院肄業，聘師簡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積習日深，多課帖括，難育異才。今可令每省、每縣，各改其一院，增廣功課，變通章程，以爲學堂。(287)

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明確指出：“變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力，在變科舉。”(288)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詔令所有書院改爲學校。而學校附設圖書館又成了客觀的需要。如清光緒二十四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一章第六節云：

學者應讀之書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盡購。乾隆間，高宗純皇帝於江浙等省設三閣，盡藏四庫所有之書，俾士子借讀，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國於都城省會皆設有藏書樓，亦是此意。近張之洞任廣東，設廣雅書院，陳寶箴任湖南，所設時務學堂，亦皆有藏書。京師大學堂爲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覽而廣天下風氣。(289)

二　近代圖書館概况

隨着圖書館觀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各種學校紛紛建立，近代新聞出版業又得到了蓬勃發展，各類圖書館也隨之産生。

甲　公共圖書館

我國第一所官辦的公共圖書館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由時任湖南巡撫龐鴻書奏建，正式在長沙成立。其奏文云：

查東西各國都會，莫不設有圖書館，所以庋藏群籍，輸進文明，於勸學育才，大有裨益。湘省各屬學堂，經已次第建設；然科學未備，教員所編講義，又皆各以意取；亟應詳加校訂，參酌通行教科書，及東西洋已譯各科學善本，薈萃成帙，頒行通用，以收一道同風之效。其各省新編新譯，與夫從前官私著述，苟可裨益教育，皆宜旁搜博引，以備調查編輯之需，建設圖書館萬不可緩。前撫臣趙爾巽在省垣漢長沙定王臺創設，由各紳捐置圖籍，款項無多，規模尚隘。上年撫臣端方始委員赴日本調查，並購求書籍，延訂素有名望、學識兼長者分任纂集各事，飭善後釐金局籌開辦費一萬兩，再撥常年款一千二百兩，辦理甫有端倪，適值交卸。臣接任後，疊與學務處司道籌商，以定王臺原址狹隘，非購民房另造，不足以壯觀瞻。添撥開辦費五千兩，造就藏書樓一所，計三層，縱横面積四十丈，閲覽四所，縱横二十四丈。外更有買卷繳卷處，領書處等屋，現已一律告竣。所購日本圖書，亦經運到。當飭編明書目，擬定章程，遴委監督，以董其成。添派分校繕校收掌提調各紳員，薪水銀均由善後局核實開支。刊發木質關防，文曰“湖南圖書館之關防”，俾昭信用。湘省始基初肇，仍應寬籌長款，以圖擴充。(290)

其後，各省相繼成立公共圖書館，(291)其中北京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的建立尤爲重要。羅振玉曾發表《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一文提倡此事，略云：“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畫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292)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二十五日，遂由學部奏設京師圖書館，並派繆荃孫充監督，徐坊署副監督，楊熊祥任提調，原奏稱：

伏查本年閏二月，臣部奏陳預備立憲，分年籌備事宜，本年應行籌備者，有在京師開設圖書館一條，奏蒙允准，欽遵在案。自應即時修建館舍，搜求圖書，俾承學之士，得以觀覽。惟是圖書館爲學術之淵藪，京師尤繫天下觀聽，規模必求閎遠，蒐羅必極精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該衙部暨各省督撫，遵照辦理。並督飭該館監督、提調等迅速籌辦，冀得早日觀成。(293)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即有《學部奏擬定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摺》公布。原件如次：

第一條　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閲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爲宗旨。

第二條　京師及各直省省治，應先設圖書館一所。各府、廳、州、縣治應各依籌備年限以次設立。

第三條　京師所設圖書館定名爲京師圖書館。各省治所設者，名曰某省圖書館。各府、廳、州、縣治所設者，曰某府、廳、州、縣圖書館。

第四條　圖書館地址，以遠市避囂爲合宜。建築則取樸實謹嚴，不得務爲美觀。室内受光通氣，尤當考究合度，預防潮濕霉蝕之弊。

第五條　圖書館應設藏書室、閲書室、辦事室。

第六條　圖書館應設監督一員、提調一員。（京師書籍浩繁，得酌量添設，以資助理）其餘各員，量事之繁簡，酌量設置。京師圖書館呈由學部核定。各省圖書館呈由提學使司轉請督撫核定。各府、廳、州、縣治圖書館呈由提學使司核定。（各省治暨各府、廳、州、縣治圖書館，事務較簡，圖籍較少，祇設管理一人，或由勸學所總董、學堂監督、堂長兼充）

第七條　圖書館收藏圖籍，分爲兩類：一爲保存之類，一爲觀覽之類。

第八條　凡内府秘笈、海内孤本、宋元舊槧、精鈔之本，皆在應保存之類。保存圖書，别藏一室。由館每月擇定時期，另備券據，以便學人展視。如有發明學術堪資考訂者，由圖書館影寫、刊印、鈔録，編入觀覽之類，供人隨意瀏覽。

第九條　凡中國官私通行圖書、海外各國圖書，皆爲觀覽之類。觀覽圖書，任人領取翻閲，惟不得污損剪裁及携出館外。

第十條　中國圖書，凡四庫已經著録及四庫未經采入者，及乾隆以後所有官私圖籍，均應隨時采集收藏。其有私家收藏舊槧精鈔，亦應隨時假鈔，以期完備。惟近時私家著述有奉旨禁行及宗旨悖謬者，一概不得采入。

第十一條　海外各國圖書，凡關係政治學藝者，均應隨時搜采，漸期完備。惟宗旨學説偏駁不純者，不得采入。

第十二條　京師暨各省圖書館得附設排印所、刊印所。如有收藏秘笈孤本，應隨時仿刊發行，或排印發行，以廣流傳。

第十三條　京師圖書館書籍鈐用學部圖書之印。各省圖書館書籍由提學使鈐印。各府、廳、州、縣圖書館書籍，由各府、廳、州、縣鈐印。無論爲保存之類、觀覽之類，概不得以公文調取，致有損壞遺失之弊。

第十四條　圖書館每年開館閉館時刻收發書籍，接待士人各項細則，應由館隨時詳擬。京師圖書館呈請學部核定，各省圖書館暨各府、廳、州、縣圖書館，呈請提學使司核定。

第十五條　圖書館管理員均應訪求遺書及版本，由館員隨時購買，以廣搜羅。惟須公平給價，不得藉端强索。其私家世守不願出售者，亦應妥爲借出，分别刷印、影鈔、過録，以廣流傳。原書必應發還，不得損污勒索。

第十六條　海内藏書之家，願將所藏秘笈暫附館中擴人聞見者，由館發給印照，將卷册數目、鈔刻款式、收藏印記，一一備載。領回之日，憑照發書。管理各員尤當加意保護，以免損失。其借私家書籍版片鈔印者，亦照此辦理。

第十七條　私家藏書繁富，欲自行籌款隨在設立圖書館以惠士林者，聽其設立，惟書籍目録、辦理章程，應詳細開載，呈由地方官報明學部立案。善本較多者，由學部查核，酌量奏請頒給御書匾額，或頒賞書籍，以示獎勵。

第十八條　京師圖書館經費，由學部核定籌撥，撙節開支。各省由提學使司核定籌撥，撙節開支。各府、廳、州、縣由地方公款内籌撥，撙節開支。

第十九條　京師及外省各圖書館均須刊刻觀書券，以便稽察。凡入館觀書，非持有券據不得闌入。

第二十條　圖書館辦事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應隨時增訂。在京呈由學部核定施行。在外呈由提學使轉詳督撫核定施行。(294)

此章程較爲全面地反映了清末公共圖書館在采購、編目、典藏、流通、閲覽、組織管理等方面所達到的水平。

民國初年，爲了滿足普通讀者讀書看報的需要，北京及其他城市曾興辦了不少通俗圖書館。一九一六年《教育公報》第三卷第十期載有《京師通俗圖書館成立之經過》一文，介紹了北京首建通俗圖書館的情况：

通俗教育以啟發一般人民普通必需之知識爲主，故通俗圖書館之設，實關緊要。其中採集之圖書，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曉者爲宜。京師地面遼闊，雖由京師學務局設立公衆閲書處十餘所，然均附屬於各宣講所内，圖書無多，規模甚小。且當時各省對於此項圖書館均未設立。本部因於民國二年創設京師通俗圖書館一所，爲各省倡。委任社會司科員經理於宣武門大街租房一區，計二十一間，蒐集圖書，撰擬規程。凡三閲月，至十月下旬成立，開館閲覽，並附設公衆體育場、新聞閲覽處各一所。惟因當時國家財政困難，一切組織均極簡樸。自開辦迄今，已二年有餘。中間因經費稍裕，添設兒童閲覽室一處，續租本館後院房屋一所，計十二間，陸續增購圖書至一千四百餘種。其地既當要衝，閲覽者尚稱繁盛，計每日平均閲覽人數約六百二十餘人。民國四年一月，委任主事王丕謨兼充該館主任。由該館復修訂規則十四條，詳部批准在案。該館經費、預算每年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元，經財政部核减爲八千元。現每月祇領五百元，尚不及核减之數。所有薪資、房租、購書及雜費等項，均儘此數開支。此該館之大略情形也。(295)

在京師通俗圖書館的影響下，各省紛紛建立了通俗圖書館，據《教育公報》第三年第十期所載《各省通俗圖書館調查表》，一九一六年直隸、奉天等二十一省共有通俗圖書館二百三十七處，每日平均閲覽人數約八千人。可見通俗館受到了民衆的熱烈歡迎。林傳甲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呈教育部請整頓圖書館以廣社會教育文》云：“前年，傳甲在黑龍江兼任通俗教育社社長，創辦通俗圖書館，比之省立圖書館，用款不及什一，閲書人數則多至數十倍。”(296)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出魯迅先生也經常赴通俗圖書館看書，如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後同徐吉軒、許季上至通俗圖書館檢閲小説”。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下午又至通俗圖書館訪王仲猷，假書數册而歸”。

乙　學校圖書館

成立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培養翻譯外文人才的同文館，由於教學需要，即附設有圖書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刊《同文館題名録》所載《同文館書閣藏書》云：

同文館書閣存儲漢洋書籍，用資查考，並有學生應用各種功課之書，以備隨時分給各館用資查考之書。漢文經籍等書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種功課之書、漢文算學等書一千本。除課讀之書隨時分給各館外，其餘任聽教習、學生等借閲。注册存記，以免遺失。

成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京師大學堂所設藏書樓實即圖書館，《京師大學堂章程》論及此事，本節前文已引，可參看。同年成立於上海的南洋公學也設有圖書館。《南洋公學章程》第六章有藏書、譯書二節，略云：

第一節，公學設一圖書院，調取各省官刻圖籍，其私家所刻及東西各國圖籍，皆分别擇要購置庋藏，學堂諸生閲看各書，照另定收發章程辦理。第二節，學生本有翻譯課程，另設譯書院一所，選諸生之有學識而能文者，將圖書院購藏東西各國新出之書擇要翻譯，陸續刊行。(297)

在京師大學堂圖書館的影響下，北京及各地紛紛建立學校，並附設了圖書館。美國人韋棣華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 1862—1931）在武昌籌辦的文華公書林（Boone Library）影響尤大，嚴文郁叙其事云：

韋女士於光緒二十五年來華探視在武昌傳教的兄弟，正巧文華大學師資缺乏，遂受聘爲該校英文教授。而文華大學圖書館規模甚小，館藏貧乏，不敷教學需要，女士有鑒於此，除極力争取房舍，擴充館藏外，並返美就讀紐約普萊特學院（Pratt lnstitute）及波士頓西蒙斯學院（Simmons College），專攻圖書館學，以爲實際的助力。二度來華，即正式創設公書林於武昌。取名公書林，已深寓“公之於衆”的意義。該館將文華大學的中西文圖書期刊，公開陳列，凡武漢地區各機關及學校及一般民衆均可使用。同時打破舊式貯之高閣的藏書樓觀念，採取開架式，供人自由閲覽。(298)

又，《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一覽》中之《記武昌文華公書林》一文也作了具體介紹：

文華公書林於光宣年間，經韋女士一手經營，其始僅少數書報散置於文華校院東區之一小八角亭内而已。現有館舍於辛亥起義時落成，民國十年間更擴大三分之一。其内部佈置有編目室、參考室、閲覽室、報紙雜誌室、書庫、孫公紀念室（專藏商學書籍）、羅瑟紀念室（專藏關於中國情事之西文書籍）、司徒氏紀念廳及各辦公室、本校課堂、實習室、圖書館學研究室及辦公室等亦在本館内。文華公書林雖爲文華中學、文華大學、華中大學之學校圖書館，同時亦對其他學校機關與個人服務。(299)

丙　私人圖書館

隨着時代的進步，一些藏書樓也向公衆開放，從而具備了圖書館的性質，並爲近代圖書館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貢獻。鄭觀應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嘗云：“近日則吴興陸氏之皕宋樓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閣，請於大府，奏於朝廷，供一郡人士觀覽，其大公無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讓！”(300)此後安徽、浙江兩省紳士亦約集同志，創建藏書樓，以供讀者閲鈔。當時私人創辦圖書館影響最大而又最成功的當推浙江紹興徐樹蘭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捐資創辦，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正式開放的古越藏書樓。光緒三十年，徐樹蘭《爲捐建紹郡古越藏書樓懇請奏咨立案文》云：

近來東南各省集貲建設藏書樓者亦復接踵而起。紹興統轄八縣，綴學之士，實繁有徒。當此科舉更章之際，講求實學，每苦無書。職不揣棉薄，謹捐銀八千六百餘兩，於郡城西偏購地一畝六分，鳩工營造，名曰古越藏書樓，以爲藏書之所，參酌東西各國規制，擬議章程，以家藏經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書，悉數捐入，延聘通人，分門排比，所有近來譯本新書以及圖書標本，雅馴報章，亦復購備，共用銀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兩。大凡藏書七萬餘千卷，編目三十五卷。建屋凡四層，前三層皆係高樓，分藏書籍，以中層之廳事爲閲書所，桌椅器物皆備，綜共用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又每年助洋一千元，禮延監督一人，總董其事，司事三人，分司其書。規模粗具，以備閤郡人士之觀摩，以爲府縣學堂之輔翼。所需開辦經費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及常年經費，每年捐洋一千元，均由職自行捐備。(301)

其藏書宗旨與典藏範圍同傳統的藏書樓相比也有明顯的變化，如《古越藏書樓章程》云：“本樓創設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開新。”“學問必求貫通，何以謂之貫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詳古略今；現在士夫之弊，漸趨於尚今蔑古。其實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故本樓特闡明此旨，務歸平等，而杜偏駮之弊。”(302)

此外，近代天主教會和一些機關團體也辦過圖書館，如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北京教育部圖書室等，我們就不再詳加論述了。

三　近代圖書館的特點

近代圖書館與古代藏書樓相比，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

首先，近代圖書館具有明確的辦館宗旨，即把圖書館當作傳播知識、教育民衆、造就人才的重要機構。如《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摺》第一條云：“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閲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爲宗旨。”(303)《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第三章《宗旨》亦云：“本館以保存國粹，輸入文明，開通智識，使藏書不多及旅居未曾携帶書籍者，得資博覽，學校教員學生得所考證爲主義。”(304)

其次，藏書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改變，通常是古今兼容，中外並蓄，文理俱收，日報期刊皆在陳列保藏之列。如《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摺》云：

第九條　凡中國官私通行圖書、海外各國圖書，皆爲觀覽之類。觀覽圖書，任人領取翻閲，惟不得污損剪裁及携出館外。

第十條　中國圖書，凡四庫已經著録及四庫未經采入者，及乾隆以後所有官私圖籍，均應隨時采集收藏。其有私家收藏舊槧精鈔，亦應隨時假鈔，以期完備，惟近時私家著述有奉旨禁行及宗旨悖謬者，一概不得采入。

第十一條　海外各國圖書，凡關係政治學藝者，均應隨時搜采，漸期完備。惟宗旨學説偏駁不純者，不得采入。(305)

一些地方圖書館的人士思想更加解放，選書標準更加切合實際，更加緊跟形勢。如《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云：

一，本樓購置圖籍，凡屬有益經世之學，無論古今中外，均須隨時增購，以供衆覽，庶備講求實學轉移風氣之用。

一，本樓圖籍之外，旁及各報，無論旬報、日報，但非淺鄙狂妄之説，均當全年訂閲，免蹈知古昧今之弊。(306)某些學會還特别注意自然科學著作，如湖南《常德明達學會章程》云：“西國都邑，皆設大藏書樓，庋書數千萬卷，隨人縱覽，故異才日出，學術日新。本會擬擇中國書籍，先購其經世有用者，製造局、同文館所譯西書甚多，均採購之。然書中義理非圖不明，圖中用度非器不顯，今並購中外各種輿圖，動物、植物圖，測量、藝學各器，以資試驗而收實功。”(307)

第三，近代圖書館都主張並實行圖書流通。如京師圖書館於一九一二年七月製訂的《京師圖書館暫定閲覽章程》第八條規定：“學校職員、教員、學生有編輯參考之急需，由各校長函請寄贈特别普通券，俱免取券資。但每校以五卷爲限，入門時，向購券處驗明，换取領書證，與前條同。惟交證時，仍將原券領還。”第十六條規定：“本館無論士農工商軍界暨女學界，皆得入覽，限定每星期及二、三、四、五等日。”(308)《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第四條規定：“本館所藏各種圖書報章，凡有志嚮學者，皆得照規例入館參閲。”(309)《雲南圖書館章程》第一章第十一款云：“本館所藏圖書、報紙，凡政界、學界、實業界、軍事界之人，勿論本省客籍，皆得照規則入館參閲。”(310)

至於學校圖書館，當然更是直接爲老師與學生服務。例如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閲覽室置漢籍，第二閲覽室置雜誌，第三閲覽室置各種日報，第四閲覽室置東西文籍。此外各學系均設有分閲覽室，可以隨時調取圖書館之書籍，於一定期間存置該室，以供研究之用”。(311)近代學校圖書館已實行圖書借閲制度，如清華學校圖書館一九一七年製訂的《圖書館規則》云：

七、職教員及學生，除中等科第一、二年級學生一科不得取書外出外，每次准取書籍雜誌共二本。如教員爲教授上取用者，不在此例。

八、取出書籍雜誌之期限，以兩星期爲度。倘取出之書籍雜誌，適值校中需用時，雖期限未滿，亦得向取書人索還。(312)

一些機關團體圖書館的藏書也供借閲。如一九一三年九月製訂的《教育部圖書室規則》第一條云：“圖書室庋藏圖書雜誌，專供本部職員閲覽之用。但本京各學校及各學會之職員或學生，持有該機關介紹書者，亦得請求閲覽。”(313)

第四，近代圖書館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圖書館通常均有專人分工負責管理。如《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第二條規定：“本館設館長一人，由省長遴選碩學通儒充任。管理員一人，編纂員一人，文牘一人，庶務一人，掌書四人，繕録一人，均由館長任用，並存報省長。”(314)學校圖書館的組織機構也相當嚴密。如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校之圖書館，除主任（對外負責）、副主任外，下設：

參考部　職員一人，由副主任兼理。

購置部　職員一人。

編目部　職員二人，用“杜威分類法”及“字典目録”。

出納部　職員二人，及學生助手一人。

登録部　職員一人，仿美國“紐渥克（Newask）借閲制度”。

裝訂部　職員二人。

除職員外，復有館役六人。(315)

此外，近代圖書館的各項規章制度都已相當健全。僅以京師圖書館爲例，就有《京師圖書館暫定閲覽章程》《京師圖書館暫行圖書閲覽規則》《徵求書籍簡章》《交换閲覽圖書簡則》《閲覽互借圖書暫行規則》《鈔閲書籍特許券規則》《印書免費契約》《修正京師圖書館藏書流布暫行規則》等。這些規則使圖書館工作有章可循，是圖書館工作逐步走向規範化的標誌。

近代圖書館普遍做了整理編目工作，沈紹期一九一八年三月製訂的《中國全國圖書館調查表》，在所統計的三十三個圖書館中，有二十九個圖書館編了目録。圖書目録的分類方法多種多樣，有的仍按傳統分類法分類，如北京京師普通圖書館依《四庫全書》體例，附新書目録；有的在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作了一些改進，如河南普通圖書館目録分經、史、子、集、叢書、時務六門；有的目録改進得多一些，如無錫天上市普通圖書館目録分經、史、子、集、叢書、文學、理學、法學、醫學、教育、實業、叢書、日文等類。有的圖書館圖書目録兼用中外圖書分類法，如金陵大學校圖書館，漢文仿《四庫全書》分類法，西文按美國杜威十類法分；也有用自編的分類法的，如北京通俗圖書館目録，分經學、歷史、傳記、地理、教育、政法、軍事、實業、算術、經濟、理科、宗教、醫藥、小説、雜誌、文牘、講演、詞曲、新舊劇、圖畫、體育、報告、雜書等類。(316)

所有這些特點都充分反映了我國由古代藏書樓向現代圖書館過渡時期的真實情况。近代圖書館在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占有輝煌的一頁。

* * *

(1)　《校讎通義》卷一《原道》。

(2)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二。

(3)　《王國維遺書》本《觀堂集林》卷六《釋史》。

(4)　《殷虚卜辭綜述》第一章《總論》第二節《甲骨的種屬及採用的部分》。

(5)　參見陳邦懷《〈小屯南地甲骨〉中新發現的若干重要史料》，載《歷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6)　《殷虚卜辭綜述》第一章《總論》第四節《甲骨出土地的確定與展延》。

(7)　《殷墟發掘》六《第十三、十四、十五次的“平翻”工作和完整的甲骨坑及古建築的遺存》。

(8)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載一九四九年《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册。

(9)　《殷虚卜辭綜述》第一章《總論》第二節《甲骨的種屬及採用的部分》。

(10)　《商代龜卜之推測·庋藏第十》，載一九二九年《安陽挖掘報告》第一期。

(11)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一《安陽新出土的牛甲骨及其刻辭》。

(12)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一《殷契餘論·骨臼刻辭之一考察》。

(13)　《孟子注疏》卷一二下。趙岐注曰：“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

(14)　《周禮注疏》卷一二。

(15)　《周禮注疏》卷三四。

(16)　參見新華社《陝西周原地區發現一萬多片西周甲骨》，載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光明日報》；陳金方《陝西周原考古的新收獲》，載《文物與考古》第一〇七期；王宇信《周代的甲骨文》，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陕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17)　《校讎通義》卷一《原道》。

(18)　《周禮注疏》卷三。

(19)　《文史通義》内篇《史釋》。

(20)　《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

(21)　《周禮注疏》卷二。

(22)　《孔子家語》多源於先秦舊籍，此語所出待考。

(23)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4)　《全漢文》卷五二《答劉歆書》。

(25)　《風俗通義》卷首《序》。

(26)　此據《全漢文》卷四一《七略佚文》，其他輯本所載略有不同。

(27)　《北堂書鈔》卷一〇一《藝文部》引。

(28)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29)　《全後漢文》卷五〇。

(30)　《通典》卷二六《職官八》。

(31)　《通志》卷五四《職官四》。

(32)　《通典》卷二六《職官八》。

(33)　《通志》卷五四《職官四》。

(34)　《麟臺故事》卷一《沿革》。

(35)　《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十·秘書監》。

(36)　《通典》卷二六。

(37)　《三國志》卷二三《楊俊傳》裴松之注引。

(38)　《晉書》卷四四《鄭袤傳》。

(39)　《晉書》卷三《武帝紀》。

(40)　《晉書》卷三《武帝紀》。

(41)　《通典》卷二六《職官八》。

(42)　《全晉文》卷三一。

(43)　《廣弘明集》卷三。

(44)　《廣弘明集》卷三。

(45)　《通志》卷五四《職官四》。

(46)　《廣弘明集》卷三。

(47)　《北齊書》卷四五《樊遜傳》。

(48)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

(49)　《北史》卷三五《王慧龍傳》。

(50)　衢州本《郡齋讀書志》卷一四。

(51)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

(52)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53)　《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54)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

(55)　《唐六典》卷十《秘書省》。

(56)　參見《唐會要》卷六五《秘書省》。

(57)　《唐六典》卷八《門下省》。

(58)　《唐六典》卷八《門下省》。

(59)　《通志》卷五二《職官二·中書省第四》。

(60)　《唐會要》卷六三《國史》。

(61)　《唐會要》卷三五《經籍》。

(62)　《唐會要》卷六四《集賢院》。

(63)　《青箱雜記》卷三。

(64)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65)　《舊五代史》卷五七《唐書·郭崇韜傳》。

(66)　詳見《五代會要》卷一八《前代史》《修國史》。

(67)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

(68)　《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

(69)　《宋史》卷一六四《職官四》。

(70)　《宋史》卷一六四《職官四》。

(71)　《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

(72)　《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十·秘書監》。

(73)　《容齋隨筆》卷一六《館職名存》。

(74)　《玉海》卷五二《藝文·慶曆崇文總目》。

(75)　《玉海》卷五四《藝文·太平興國太平御覽》。

(76)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求書之道有八論》。

(77)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

(78)　《建康集》卷四。

(79)　《秘書監志》卷五《秘書庫》。

(80)　《明太祖實録》卷一六。

(81)　《萬曆野獲編》卷一《訪求遺書》。

(82)　《萬曆野獲編》卷一《先朝藏書》。

(83)　《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經書紀略》。

(84)　參見《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鈔永樂大典記》。

(85)　《文淵閣書目》卷首。

(86)　《經義考》卷二九四《明文淵書目》。

(87)　《藏書紀事詩》卷二《周定王橚、朱睦灌甫》補正。

(88)　《東華録》卷一三。

(89)　參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一及施廷鏞《故宫圖書記》，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90)　《再述内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

(91)　《清代藏書家考》，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92)　《校讎通義》卷一《原道》。

(93)　《墨子·天志上第二十六》。

(94)　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95)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秦不絶儒學論》。

(96)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云：“惠帝除挾書之律。”

(97)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管子》卷首劉向《管子書録》。

(98)　《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晏子春秋》卷首載劉向《晏子春秋書録》。

(99)　《全漢文》卷四〇《與揚雄書從取方言》。

(100)　《博物志》卷六。

(101)　《廣弘明集》卷三。

(102)　《新唐書》卷一〇三《蘇弁傳》。

(103)　《新唐書》卷一三二《韋述傳》。

(104)　《宋史》卷四八三《荆南高氏世家》。

(105)　《舊五代史》卷二四《孫隲傳》。

(106)　《舊五代史》卷六九《張憲傳》。

(107)　《十國春秋》卷八六。

(108)　《新唐書》卷一四八《田弘正傳》。

(109)　《北夢瑣言》卷一三《張建章泛海遇仙》。

(110)　《鶴山集》卷四一。

(111)　《山堂肆考》角集卷二八。

(112)　《南部新書》卷丁。

(113)　《清波雜志》卷四。

(114)　《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傳》。

(115)　參見方建新《宋代私家藏書補録》（上），載《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116)　《中國私家藏書史》第二編第一章《宋代的私家藏書》。

(117)　《五雜俎》卷一三。

(118)　《澹生堂藏書約·聚書訓》。林光朝，孝宗隆興元年進士及第，則方漸當爲宋朝初期人。

(119)　《道鄉集》卷三六《李季侔墓志銘》。

(120)　《史略》卷五《東漢以來書考·本朝》。

(121)　衢本《郡齋讀書志》卷首自序。

(122)　《斜川集》卷四《夷門蔡氏藏書目叙》。

(123)　《鶴山集》卷八四《蘇伯起振文墓志銘》。

(124)　《李清照集校注》卷三《金石録後序》。

(125)　《建康集》卷八《賀鑄傳》。

(126)　《老學庵筆記》卷八。

(127)　《渭南文集》卷二八。

(128)　《墨莊漫録》卷五。宋宣獻名綬，畢文簡名士安，王原叔名洙，錢穆父名勰，王仲至名欽臣，荆南田氏名田偉，歷陽沈氏名沈立。

(129)　參見汪辟疆《目録學研究·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録》附《四朝目録存佚統表》。

(130)　《輿地紀勝》卷六五。

(131)　《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版本》。

(132)　參見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九《邯鄲圖書志十卷》。

(133)　《揮麈後録》卷七。

(134)　《老學庵筆記》卷一。

(135)　《元遺山集》卷三九。

(136)　《陵川集》卷三五。

(137)　《豫章漫鈔》卷四。

(138)　《僑吴集》卷一二《張子昭墓志銘》。

(139)　（嘉慶）《松江府志》卷五〇《古今人傳二》。

(140)　《黄文獻公集》卷五。

(141)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周藩宗正中尉睦》。葛氏當指葛澗，李氏當指李開先。

(142)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周藩宗正中尉睦》。

(143)　《徵刻唐宋秘本書目》卷首。西亭爲朱睦號。鬱儀爲朱謀字。

(144)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145)　趙吴興指趙孟頫，王弇州指王世貞。

(146)　《遜志堂雜鈔》庚集。

(147)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四。

(148)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七。

(149)　參見汪辟疆《目録學研究·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録》附《四朝目録存佚統表》。

(150)　《北江詩話》卷三。

(151)　《十駕齋養新録》卷首《序》。

(152)　《悔庵學文》卷八《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153)　《潛研堂文集》卷二五《盧氏群書拾補序》。

(154)　《頤綵堂文集》卷八。

(155)　《淵雅堂全集》卷七《黄蕘圃陶陶室記》。

(156)　《悔庵學文》卷六。

(157)　《思適齋書跋》卷三《清河書畫舫十二卷》。“聽默”亦爲錢時霽字。

(158)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成德》。

(159)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五《鮑廷博以文》引。

(160)　《古逸叢書》卷首。

(161)　《知不足齋叢書》本《澹生堂藏書約》附録。

(162)　《松鄰叢書》甲編。

(163)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七《讀書敏求記四卷》。

(164)　參見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載《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165)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收書之多論》。

(166)　《西諦書話·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于氏指于慎行，李氏指李開先，孔氏指孔廣林。

(167)　《文選》卷一《東都賦》。

(168)　《太平御覽》卷六一九引《七略》。

(169)　《全唐文》卷六〇六。

(170)　《王國維遺書》第十一册《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

(171)　《玉海》卷四三《藝文·開寶尚書釋文》。

(172)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四。

(173)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後集卷二六。

(174)　《渭南文集》卷二〇《婺州稽古閣記》。

(175)　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五《宋書一百卷》。

(176)　《梁溪遺稿·補遺》。

(177)　《書林清話》卷八《宋元明官書許士子借讀》。

(178)　《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第一種《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蕘圃藏書題識》卷五《宋刻顔氏家訓七卷考證一卷》、卷七《姚少監文集六卷》也記載了上述印鑒，可參考。

(179)　《金陵新志》卷九《學校志·路學》。

(180)　《書林清話》卷八《宋元明官書許士子借讀》。陸《志》、陸《跋》指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

(181)　《皇明太學志》卷一。

(182)　《續南雍志》卷一一《職官表下》。

(183)　《皇明太學志》卷八。

(184)　《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185)　《南雍志》卷一《事紀》。

(186)　《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卷六《經籍總部》。

(187)　見《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春秋類、經部小學類。

(188)　（同治）《九江府志》卷二二。

(189)　《隆平集》卷一三《侍從》。

(190)　《松鄰叢書》甲編《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卷首《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191)　《思亭文鈔》卷一。

(192)　《玉海》卷一六七宫室部《嶽麓書院》。

(193)　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三期。

(194)　（光緒）《安徽通志》卷九二。

(195)　（同治）《瑞州府志》卷五。

(196)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一。

(197)　（光緒）《江西通志》卷八一。

(198)　（光緒）《江西通志》卷八一。

(199)　（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七二。

(200)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仙源書院藏書目録初編》。

(201)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安徽于湖中江書院藏書目》。

(202)　《雲陽集》卷十。

(203)　《治平通議》卷八。

(204)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大梁書院藏書目》。

(205)　參見談運澤《宋元書院刻書簡析》，載《湖北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第十卷第五期。

(206)　（嘉慶）《江寧府志》卷十六。

(207)　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明代書院本》。

(208)　參見楊建東《古代書院藏書概述》，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209)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興化文正書院藏書目》。

(210)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安徽于湖中江書院藏書目》。

(211)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212)　《湘山野録》卷上。

(213)　《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二。

(214)　參見《書林清話》卷三《宋私宅家塾刻書》。

(215)　參見《書林清話》卷四《元私宅家塾刻書》。

(216)　《武林藏書録》卷下

(217)　嚴寶善《私人藏書爲公讀——記清代廣仁義學》，載《博覽群書》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218)　《孫氏祠堂書目》卷首。

(219)　《共讀樓書目》卷首。

(220)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附《古今書最》。

(221)　《出三藏記集》卷一五。

(222)　《全唐詩》卷五二二杜牧《江南春絶句》。

(223)　《高僧傳》卷一三《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224)　《出三藏記集》卷首自序。

(225)　《續高僧傳》卷一《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

(226)　《中國目録學史·宗教目録篇·分類甚精之李廓與法上》。

(227)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卷一。

(228)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

(229)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

(230)　《北磵文集》卷四《江東延慶院經藏記》。

(231)　《遼文匯》卷八《興中府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銘》。

(232)　《遼文匯》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記》。

(233)　《金文最》卷一一一《濟州普照寺照公禪師塔銘》。

(234)　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元代刻本内容·宗教書》。

(235)　《釋氏稽古録》卷四。

(236)　《鈔定日下舊聞考》卷五〇引《析津志》。

(237)　《金石萃編補正》卷四《鄭州滎陽縣洞林大覺禪寺藏經記》。

(238)　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明代印本内容·宗教書》。

(239)　見《骨董瑣記三記》卷六《鄭和印造大藏經》。

(240)　《明英宗實録》卷一五〇。

(241)　（康熙）《清涼山新志》卷三《崇建》。

(242)　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清代印本内容·宗教書》。

(243)　參見李安《楊仁山和金陵刻經處》，載《中國哲學》第三輯。

(244)　《白氏長慶集》卷七〇。

(245)　馬元調本《白氏長慶集》卷末。

(246)　《蘇東坡全集》卷一一。

(247)　《鶴山集》卷四九。

(248)　又見王獻唐《雙行精舍書跋輯存》二三五頁。

(249)　《静志居詩話》卷一八《謝兆申》。

(250)　《揅經室三集》卷二。

(251)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焦山書藏書目》。

(252)　《揅經室三集》卷二。

(253)　《抱朴子内篇》卷四《遐覽第十九》。

(254)　《抱朴子内篇》卷二《釋滯第八》。

(255)　《法苑珠林》卷六九《破邪篇妄傳邪教第三》。

(256)　參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北周玄都觀經目》。

(257)　《一切道經音義》卷首序。

(258)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五十一》

(259)　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安史之亂兩京秘藏被焚》。

(260)　《太上黄籙齋儀》卷五二。

(261)　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張君房修大宋天宫寶藏雲笈七籤》。

(262)　《道德真經集注雜記》卷上。

(263)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五十一》。

(264)　《淳熙三山志》卷三八。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政和刊萬壽道藏》。

(265)　（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八。

(266)　參見《淳熙三山志》卷三八。

(267)　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修纂與鏤板·南宋各處新建道藏》。

(268)　《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金孫明道刊大金玄都寶藏》，碑銘録自《宫觀碑記》。

(269)　《遺山文集》卷三一。

(270)　《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元代各處道藏》。

(271)　《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正統刊道藏》。

(272)　參見《茅山志》後編及《金陵玄觀志》卷三、卷七。

(273)　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正統刊道藏》。

(274)　參見《道藏源流考·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明清各處道藏》。

(275)　《龍虎山志》卷一六。

(276)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四《藏書》。

(277)　《變法自强奏議彙編》卷三。

(278)　《清議報》第十七期。

(279)　張錦郎《清末的圖書館事業》，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六卷二期。

(280)　裘開明譯《世界民衆圖書館概况專號——中國》，載《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六卷二期。

(281)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國聞報》第三一六號。

(282)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國聞報》第三一六號。

(283)　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一《設立蘇省書局疏》中語。

(284)　《時務報》第十册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十月初一日。

(285)　《國聞報》第三六三號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九月十九日。

(286)　《匯報》第二七六號，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

(287)　《變法自强奏議彙編》卷三。

(288)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變法通議》。

(289)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國聞報》第二四八號。

(290)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〇一《學校考》八《圖書》。

(291)　詳見教育部調查之《各省圖書館一覽表》，載《教育公報》第三年（一九一六）第十期。

(292)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第三章《近代圖書館的産生》第一節《清末關於創設圖書館的建議》。

(293)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政治官報》第六七六號。

(294)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一一三期。

(295)　亦載《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

(296)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四年第四期。

(297)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國聞報》第二五四號。

(298)　《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第三章《萌芽時期的圖書館事業》第一節《光緒末年》。

(299)　亦載《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

(300)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四《藏書》。

(301)　《古越藏書樓書目》卷首。

(302)　《古越藏書樓書目》卷首。

(303)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學部官報》第一一三期。

(304)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學部官報》第一二期。

(305)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學部官報》第一一三期。

(306)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匯報》第二七六號。

(307)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二月二十一日《湘學報》。

(308)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京師圖書館檔案》。

(309)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學部官報》第十二期。

(310)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雲南圖書博物館一覽·規章》。

(311)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圖立北京大學概略》。

(312)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清華學校一覽》。

(313)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七年第十二期。

(314)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五年第三期。

(315)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清華學校一覽》。

(316)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