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是圖書保管與利用的先决條件，本章着重探討圖書收集的標準、方法，以及如何鑒定圖書的收藏價值。
第一節 收集的標準
圖書浩如煙海，任何一個藏書單位都不可能毫無選擇地收集一切圖書加以典藏。人們在收集圖書的時候，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執行着一定的標準。
收集圖書以適用爲最基本的標準，而一本書是否適用是由藏書單位的性質與藏書目的决定的。
如宫廷藏書的目的，一方面顯示文運之盛，而主張兼收並蓄；另一方面則爲了鞏固封建統治，而大肆焚禁對其不利的圖書。清高宗的觀點尤爲鮮明，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詔曰：“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爲搜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所有進到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内現有各種詳加校勘，分别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録，匯繕成編，陳之册府，其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匯入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輯《四庫全書》之本旨也。”(1)同時，他也要借此機會禁燬一切對清政府不滿、不利的圖書。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詔曰：“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字違礙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毁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2)顯然，詔令搜訪遺書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與詔令銷燬抵觸清政府的書籍，似相反而實相成，其共同目的都是爲了鞏固其政權。
封建社會的學校是爲培養統治階級接班人服務的，所以特别注重收藏經學著作。如《安徽于湖中江書院尊經閣記》云：“經之所以薰陶萬士，涵養德性，磨礲器業，别黑白而定一尊也。然經者所以立天地之心，正群倫之命，揣物輕重若權度，灼知吉凶若蓍龜，抉衆理之精義以入神，操萬事之要領以應務，猶之布帛菽粟，百姓日用衣食而不可須臾離也。”“諸不在三物六藝四術之科，孔門七十子之微言大誼，凡涉歧旁邪經，曲學阿世，紛紜雜出者，宜絶其術，勿使並進。”(3)而對於離經叛道的著作則嚴加排斥。如清末梁鼎芬序《豐湖書藏書目》云：“書藏意在搜羅往籍，於國朝人文集尤所加意。然如袁枚之素行無恥，得罪名教，淫書讕語，流毒海内，三五成群，成爲盗賊，成爲風氣，不可救藥；龔自珍心術至壞，生有逆子，敗亂大事，文字雖佳，不與同中國。凡此二人著述，永遠不得收藏，以示嫉惡屏邪之意。諸生其懔守之！如有違背，非吾徒也。”(4)都是明顯的例子。
隨着時代的進步，有些學校的負責人接受了新思想，其擇書標準也就發生了變化。如謝元洪《興化文正書院藏書序》云：“昔嘗怪漢宋兩家門户之見，鑿枘不相入，今國家中外互市，異言蜂午，則又别其目曰中學，曰西學，維新守舊，齗齗如也。竊謂學無判中西，擇取有用而已。烏喙有毒起沉痼，螣蛇有毒療拘孿（攣），西學有毒藥儒緩。吾獨太息於今之阿附西學者，適中西學毒也。去其毒，集其益，析邪正，斠純雜，決自先辨義利始。然懼其尠見寡聞也，使之瀏覽載籍，上下千百年，猶懼其泥古未通今也，使之旁涉時務書，兼采西學，以補所不足。元洪自慚譾陋，於學術曾未窺萬一，而提倡之責，竊願與諸君子起而任之。”(5)
我國近代圖書館收集圖書的標準起了很大變化，特别强調實用濟時。如《蘇學會簡明章程》云：“本會所購之書分爲六門：曰史學、曰掌故學、曰輿地學、曰算學、曰農商學、曰格致學，其餘訓詁詞章概不備。”(6)《皖省藏書樓開辦大略章程十二條》亦云：
一、本樓購置圖籍，凡屬有益經世之學，無論古今中外，均須隨時增購，以供衆覽，庶備講求實學轉移風氣之用。
二、本樓圖籍之外，旁及各報，無論旬報、日報，但非淺鄙狂妄之説，均當全年訂閲，免蹈知古昧今之弊。
三、本樓藏書概求實用，除理學爲儒學正宗，詞章亦文人要技，此項書籍，自應備辦外，其餘瑣碎之考據，猥鄙之詞曲，古董之書畫，概不羼入。偶有捐贈，亦當璧謝，以昭劃一，而免紛歧。(7)
再如奉天（今遼寧）圖書館“開辦伊始，以奉省款項支絀，除撥款三千餘金購辦藏書外，復將前省學堂、前學務處購辦之書盡行撥入，上溯周秦，下迄昭代，凡承學之士所通行瀏覽之書，燦乎略備。歐美日本之譯籍及旁行斜上之原文，一切關於法治、文史、數理、農工商各科學者，亦復羅布棋列，略具概要。奉省人士，家無藏籍者，多每日至館閲覽，藉此以爲求學地，亦教育輔助之一端也”。(8)
私家收藏圖書的目的彼此間有很大差别，所以其搜集圖書的標準也相當複雜。
一般士子都視參加科舉博取功名爲正途，而按照封建統治階級接班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藏書也偏重正經正史。如孫慶增云：“藏書之道，先分經史子集四種，取其精華，去其糠秕，經爲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所以書籍首重經史，其次子集。”(9)葉德輝亦云：“置書先經部，次史部，次叢書。經，先十三經；史，先二十四史；叢書，先其種類多、校刻精者。初置書時豈能四部完備？於此入手，方不至誤入歧途。”(10)
也有一些知識分子不以功名爲意，而以讀書、治學、寫作爲樂，他們收集圖書的標準往往突破正統觀念，或兼綜四部，或各有專藏，而這恰恰是私家藏書的特點與價值所在。如宋代藏書家蔡致君之子云：“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饑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11)明代著名藏書家祁承也主張收書眼界欲寬，指出：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書立言，不求聞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覽，便恐妨正業，視爲怪物。即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經校讎探討，尤人所難；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略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12)
有的藏書家則偏重收集某類圖書，形成專藏。文學作品常常是許多藏書家收藏的對象。如宋宋次道收唐人詩集頗多。徐度云：“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既爲擇之，因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良可嘆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視此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13)明末清初的曹溶則收集了大量的宋元人文集。王士禎云：“曹侍郎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静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14)
還有的藏書家專門收藏某一類型文獻，譬如地方志。謝興堯曾談及我國現代對方志的收藏情况：“各省地方志，最初無人注意，民國十五六年間，如地方志之最佳者（明季清初及少見者），不過五角一本，大約一部四册六册，價僅二三元，普通者每部不過一元餘。猶憶某次於隆福寺書店，見人買方志書，不論部册，以手杖量其書堆之高矮，爲省手續，其賤可知。後因外人欲明中國各地版圖、山川、産業、風物等情，乃大購方志，國人亦漸知其重要，價值因扶摇直上。”(15)我國私家收藏方志可以任鳳苞、張國淦爲代表。王謇云：“任振采（鳳苞），宜興人。專收集方志，以數十年之精力，所積孤本甚多，爲南北第一。有《天香園方志目》。去秋悉以捐獻天津市文化局，時任氏年八十二矣，未幾即歸道山。任氏有老僕爲司典籍，於方志版本頗能辨别。每至書肆，娓娓而談，聞者多目爲學者。”(16)張國淦，湖北蒲圻人，所藏方志至一千六百九十八部，一萬八千餘册。一九五二年售歸國有，藏於湖北省圖書館，撰有《中國古方志考》。
還有人特别注意收集鄉邦文獻，（民國）《福建通志·文苑傳》卷八云：“鄭杰字昌英，侯官人，乾隆間貢生。父庭涖……積書三萬卷。……杰自弱冠爲諸生，即潛心稽古。……喜博覽肆搜，於閩中文獻，尤寶貴勿失。每獲一碑版卷軸有標題可識者，曰：‘此吾鄉先輩物也。嗚呼，幾亡之矣！’每獲一詩文集，或版漫漶不恒見，或稿完具而未鋟者，曰：‘此吾鄉先生之著述也。嗚呼！幾湮没矣！’由是什襲珍藏，唯恐廢墜。”所輯《國朝全閩詩録》初集二十一卷、續集十一卷，均有刻本。
專家學者往往根據讀書治學的需要來收集圖書，嚴可均曾説：
余家貧，不能多聚書。顧自周秦漢，以逮北宋，苟爲撰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來，南游嶺海，北出塞垣，遇希有之本，必倩精寫；或肯售，即典衣不吝。今插架僅二萬，不全不備，以檢近代諸家書目，如世善堂、天一閣、萬卷樓、世學樓、傳是樓、曝書亭及同時同好如魯孔氏、閩張氏、漢陽葉氏、陽湖孫氏、績溪方氏，以及石刻之本、異國之本、道釋之藏，彼有而余無者多矣，彼無而余有者亦不少也。黄氏丕烈聚書多宋本，余與之交，不敢效之。書非骨董，未得宋本，得校宋本，足供撰述可耳。(17)
近人陳垣也持這種態度，他常對劉乃和説：“我不是藏書家，不重藏宋、元等版本，也無力購買，只藏我閲讀、實用的書籍。”(18)正是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問題，顧頡剛認爲“以前人收集圖書，目光所注，至爲狹隘”。指出：
我們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能够用了搜集的觀念去看圖書館的事業，我們現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圖書是載聖人之道的，讀書是要學做聖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書的目的是要勸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標準的。現在我們的目的是在增進知識了，我們要把記載自然界和社會的材料一齊收來，無論什麽東西，只要我們認爲是一種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並且要壞的。這没有什麽奇怪，研究動植物的人，不但要采集翠鳥奇花，並且要采集毒蛇惡草，態度正和我們一樣。
他提出以下十六類文獻，均在搜集範圍之内：一、經史子集及叢書；二、檔案；三、地方志；四、家族志；五、社會事件之記載；六、個人生活之記載；七、賬簿；八、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九、基督教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十、宗教及迷信書；十一、民衆文學書；十二、舊藝術書；十三、教育書；十四、古存簡籍；十五、著述稿本；十六、實物的圖像。(19)顧頡剛的見解打開了我們的眼界，而中國古代的藏書家當然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學者們爲編纂著述需要而藏書的例子甚多，如張金吾云：“月霄十年來小大彙收，今古並蓄，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卷。又念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著作之家，乘時蔚起，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以補一朝之闕，故於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注》，與吴宏道之《中州啟札》，皆當世絶無僅有之書也。”(20)
鄭振鐸可算得上現代學者兼藏書家的典型，嘗云：“我不是藏書家，我從來没有想到爲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爲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需要的。”(21)趙萬里曾詳盡地介紹過鄭振鐸收書的範圍與重點，指出：
西諦對於歷代文學作品，總是按照中國文學發展過程，大力進行搜訪工作。從《詩經》《楚辭》，到戲曲、小説、彈詞、寶卷，面面具到，齊頭並進，四十年如一日，他不但重視作家的别集，還特别强調總集和地方藝文類書籍所起的作用。他認爲總集類書籍不但可和各家别集互相比勘，取長補短，而且還可看出各個歷史時期文學流派的特色和選家對文學批評的傾向。在解答具體問題時，兩者之間，更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22)
這些藏書對鄭振鐸撰寫《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無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有的學者往往結合自己的個人愛好與研究課題，專門注意收集某一種書的各種版本，如倫明云：“定州王鐵珊（瑚）好讀《老子》，凡《老子》異本，收之殆備。”(23)盧弼有《水經注》各種版本數十部。(24)我國現代著名詞曲專家吴梅嘗謂：“吾十八歲即喜曲子，遇書肆中有傳奇即購歸。”(25)平生藏曲甚富，多明嘉靖善本，遂題藏書處曰百嘉室。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吴梅》云：“嘗見師手寫《百嘉室藏書目》，有元刊温公《切韻指南》、《歐陽公文集》、楊朝英《太平樂府》等三種，明永樂經廠巨本《佛曲》、弘治本《參同契》等八十餘種，清内府套印本《（欽定）曲譜》等五十餘種，别有元、明、清本曲目一百二十九部，四百七十六種，均百嘉室上駟。”(26)還有喜歡收藏小説的，陳繼儒説：“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藏稗官小説，與吴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簽，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陳繼儒《晚春堂集》卷二《藏説小萃序》。
有些藏書家在確定收集標準時，側重形式。不少人酷愛收集宋元善本。明末清初常熟大藏書家錢謙益的藏書樓名曰絳雲樓，編有《絳雲樓書》，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辭》稱其“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録中”。(27)其族孫錢曾亦有同好，嘗云：
竭予二十餘年之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當家資，悉藏典籍中。如蟲之負版，鼠之搬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驅雀時，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逮壯有志藏弆，始次第訪求，問津知塗，幸免於冥行摘埴，然生平所嗜，宋槧本爲最。馮定遠每戲予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與一笑，而不能已於佞也。(28)
黄丕烈也是一位突出的宋元古本愛好者，嘗云：“余喜蓄古籍，苟宋元舊刻，雖方伎必收焉。”(29)“余素不諳醫，而喜蓄醫書，非真好醫書也，好醫書之爲宋元舊刻者。”(30)他對宋刻本情有獨鍾，自稱：“予喜聚書，必購宋刻，昔人佞宋之譏有同情焉。”(31)“余以求古名其居，爲藏宋刻書籍也，因自號佞宋主人。”(32)
與黄丕烈百宋一廛同時而又相匹敵的尚有吴騫的千元十架。《海昌備志》卷十八云：“吴騫字槎客，號兔牀，家新倉里。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坐樓中展誦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其風致如此。”《東湖叢記》卷六《藏書印記》亦云：“黄蕘圃主政百宋一廛，吴兔牀明經以千元十架相敵，故老風流，猶令聞者色飛眉舞。”
還有以印書紙張爲收藏標準的，近人陶湘即有此愛好。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陶湘》云：
武進陶蘭泉（湘）不重宋、元本，所藏明閔氏套印本、汲古閣刻本、武英殿刻本，俱完全不缺；又搜明刻附圖諸書、五色紅格醫書、《匯刻書目》所載大小叢書，各甚備。不問何類，凡開花紙所印皆收之，一時有“陶開花”之稱。其《程氏墨苑》五色本最罕見。
現代著名藏書家周叔弢收書也是從形式精美着眼的，其子周珏良説：
許多文章都提到他藏書有“五好”的標準。所謂“五好”就是：一、版刻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强健；二、紙張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三、題跋好，等於一個人富有才華；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裝潢好，像一個人衣冠整齊。(33)
傅增湘也談到了周叔弢藏書的這一特點：
顧君之收書也，與恒人異趣，好尚雖摯而懸格特嚴。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務求其精湛；尤重昔賢之題識與傳授之淵源。又其書必爲經子古書、大家名著，可以裨學術，供循誦者。至鈔校之書，審爲流傳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迹，必精心研考以定其真贋。不幸有俗書惡印，點污塗抹之累，則寧從割舍，不予濫收。設遇銘心絶品，孤行秘本，雖傾囊以償，割莊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後又亟繕完補綴，存其舊裝，襲以金粟之箋，盛以香楠之匣，牙簽錦帙，芸芬麝馥，寶護周勤。故其藏書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34)
有的藏書家由於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往往以廉價實用爲標準。如明中葉藏書家陸深《江東藏書目録序》云：“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覶覶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游兩都，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缺。缺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録·自序》也説：“余性迂拙，無他嗜好，獨甚愛書。每遇貨書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復來也。顧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闕，必手自訂補，以成完帙。”近人范祥雍則明確提出“買舊書，少買新書；買廉價書、特價書，少買高價書、實價書；逛冷攤，少跑大書鋪”。(35)
有的藏書家在實踐中也體會到，用廉價收得不全之書，只要留心搜訪，往往由不全變全。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云：
内城隆福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於全。蓋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36)
還有的達官貴人附庸風雅，以藏書爲擺設，因此專門搜集形式華美的圖書，如大軍閥張勛即一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張勛》云：
辛亥後，武人擁厚貲大治宫室，以圖書供點綴。惟張少軒將軍（勛）自有宗旨，所收書以殿本爲限，殿本書又及百册者爲限。書坊覬其值，就不百册者，每頁中墊以紙，一册可分裝二、三册，張亦不細審也。自是遂成風氣。其始猶用細潔之紙，漸且用粗劣者代之矣；其始但施於貴重之書，漸且普通之書亦爲之矣。購者亦知其弊，吝不增價；而積習牢不可破，今滬、浙盡效顰。甚矣，壞習之易移人也！
可見，收集圖書的標準雖然多種多樣，然而都反映了各自的藏書目的，體現了適用的原則。
第二節 收集的方法
鄭樵對收集圖書的途徑作過較爲系統的總結，指出：“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當不一於所求也。”(37)下面就引申鄭説，陳述如次。
一 鈔録
鈔録是圖書最原始、最基本的復製方式。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我國的圖書是靠鈔録來傳播的；在雕版、活字排版印刷術發明以後，鈔録仍然被廣泛采用。這是因爲並非所有的圖書都能够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廣泛傳播。有時鈔録比購買印本圖書更方便、更經濟，而且鈔書也是一種學習方法，所以鈔録始終是中國古代公私藏書的一種重要收集方式。故孫慶增云：
書之所以貴鈔録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劃，於是鈔録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况書籍中之秘本，爲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録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爲至寶也。(38)
葉德輝亦云：“居今日而言收藏，可以坐致百城，琳琅滿室矣！而猶有待於傳録者，蓋其書或僅有鈔本，不能常留，過目易忘；未存副録，校刻則有不給；久假復不近情。有彼此借鈔，可獲分身之術。”(39)
古人還把鈔書當作學習的一種方法，如東晉范汪“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40)南齊蕭鈞“好學，常手細字書《五經》，一部爲一卷，置之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何須此蠅頭細書，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經》，檢閲且易，一更手寫，則永不忘。’”(41)
先秦至清，鈔本在國家藏書中占有較大比重。其特點是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鈔寫。如《新唐書·藝文志》云：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内庫，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録。及還京師，遷書東宫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簽皆異色以别之。
兩宋國家藏書機構也開展過大規模的藏書活動，如高宗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五月二十八日秘書省復置補寫所，招聘書手數十人。爲便於管理，還對書手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據《宋會要輯稿·崇儒四》記載，“楷書課程舊制每日寫二千字，遇入冬書寫一千五百字，並各置工課手歷，每日抄轉書勘點檢，月終結押。”明、清雕版印刷、活字排版印刷事業雖然十分盛行，但是《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均爲鈔本。如《四庫全書》共鈔正本七部、副本一部，每部十億字。鈔寫者是從參加科舉考試的落榜生中挑選出來的，條件是字畫匀浄，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前後有六百餘名，後來增加到一千名。《四庫全書》館規定：“在館諸生每日限寫一千字，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42)後來又要求每人每天寫兩千字。(43)爲便於考核，還要求謄録者在所鈔書的尾頁上寫明姓名。(44)
鈔録也是私家收集圖書的重要方式之一。藏書家通常采用自己鈔的方式。如《梁書·袁峻傳》稱：“袁峻字孝高，早孤，志篤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舊唐書·柳公綽傳》介紹了柳公綽之子柳仲郢的鈔書情况：
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内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厩無名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肆筆。
司馬光在六十八歲時還鈔成《微言》三卷，“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45)明代藏書家錢穀及其子允治均愛鈔書，錢謙益云：
錢穀，字叔寶，少孤貧。游文待詔門下，日取架上書讀之。以其餘功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强起，匍匐請觀。手自鈔寫，幾於充棟，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子允治，酷似其父。年八十餘，隆冬病瘍，映日鈔書，薄暮不止。(46)
明末藏書家顧華亦好鈔書，彭士望《長洲舊文學顧君生壙志》稱其：
性獨好書，甚於饑渴飲食。其有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所及，輒展轉窮搜之，必購得之爲快。或書裒重及未板行而隱秘者，求之益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爲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閲校讎，精審不訛一字，稍涉疑義，則盡記之，舉其辭問晰乃已。(47)
有條件的藏書家爲了節省時間，提高效率，還請人傳鈔。有讓家裏人鈔的，如宋代的尤袤，其《家譜本傳》云：“公平居無事，日取古人書録之，家人女稺莫不識字，共録三千餘部，建萬卷藏書樓，又闢書堂於錫山之麓。”(48)清代藏書家陸烜常命侍妾沈虹屏鈔書，葉昌熾叙其事云：
八月十一日，又爲翰怡作張懷瓘“紛紛欣欣，心開目明”。内有《尚書義》一部，平湖陸烜子章撰。全帙皆侍妾沈虹屏所書，小楷娟秀。裝池者觀其小印，亦釵而非弁，誠爲玉臺之佳話，鎮庫之尤物。既勸翰恰藏之，亟先録之，共十二册。所見爲首尾二册，乾隆五十一年正月自序，序後署侍史沈彩書。《堯典》後有題識云：“主君作《書義》，皆命彩手鈔，故嘗贈彩詩有‘傳經可有粲花舌，詰屈聱牙記伏生’，又‘妙筆簪花非玩物，藉傳皇極答蒼生’之句。此三易稿也。始寫於乾隆丙午十二月十七日，爲立春日。時連朝雨雪，江梅初包，天寒手顫，僅免呵凍云。胥山蠶妾沈彩識。”下鈐“沈采”印。《舜典》後題“侍妾沈彩繕寫”，下鈐“沈采”、“繡窗餘暇”二印。《吕刑》後題“女史沈彩虹屏鈔”，下鈐“簪花格”、“虹屏”二印。《文侯之命》後題“女史沈彩寫”，有“希衛”印。《費誓》後題“侍史沈彩書”。……末一葉鈐“飄香手裝”方印，飄香亦似侍兒小名也。(49)
有命僮僕鈔書的，如：“《困學齋雜録》，汝南袁表命工徐堂録於陶齋。毛汲古影宋本，有家人劉臣、斧季甥王乃玉。黄蕘圃藏書甲於海内，門僕張泰善於鈔書，有‘入門僮僕盡鈔書’一印。”(50)
有命下屬鈔書的，如《新五代史·楊邠傳》稱後漢楊邠官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明代藏書家葉盛，謚文莊。錢大昕云：“文莊藏書之富，甲於海内，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携鈔胥自隨。每鈔一書成，輒用官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51)明代藏書家項篤壽字子長，朱彝尊云：子長“性好藏書，見秘册，輒令小胥傳鈔，儲之舍北萬卷樓”。(52)而朱彝尊本人也曾命下屬鈔書，並因此而丢官，嘗云：“（予）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見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録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53)
還有冒險犯禁託人代鈔的，如錢曾云：“天啟乙丑（一六二五），牧翁削籍南還，託錦衣胡錦山於内閣典籍鈔《昭示姦黨三録》……繕寫者摇手咋舌，早晚出入閣門，將鈔書夾置褲襠中而出，丁卯（一六二七）四月始卒業，鈔寄之難如此……牧翁據此考定《開國功臣事略》。(54)
當然，出錢請人鈔書更爲普遍，以至有人專門以鈔書爲業。這種現象起源甚早，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内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55)漢代以後，傭書現象更爲普遍，如《後漢書·班超傳》稱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南史·朱異傳》稱朱異“以傭書爲業，寫畢便誦，遍覽經史，尤明《禮》《易》；涉獵經史，兼通雜藝”。《北史·劉芳傳》稱劉芳“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他爲僧人“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爲此數年，賴以頗振”。陸游《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云：“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56)明范欽從子范大澈亦好聚書，鄭梁稱其“月俸所入，輒以聚書。聞人有鈔本，多方借之。長安旅中，常雇善書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57)葉德輝對清末民初湖南藏書家花錢請人鈔書的情况述之頗詳，其言云：
傳録之法，多倩傭書者，以别舍處之。以工貲計，湘省最廉。善書者一日可書五千字。凡字一千，不過七、八十文内外；若至百文一千，則謀者蠅集矣。故鈔一書，字至十萬，僅費錢七、八千，較之千金買《漢書》、貂裘賄侍史，其廉爲何如耶！鈔寫之紙以日本、高麗繭紙爲上，其紙吸墨而滑筆，但使寫手輕匀，易於增色。其次中國之潔浄花胚（即官堆之高者）。杭連雖白，至爲不佳。墨乾則筆澀，墨濕則字毛，一遇積霉，或沾鼠溺，則腐碎不可觸手。此余二十年所親歷，故能言其害也。(58)
爲了提高鈔書的質量，一般要在鈔書紙上預畫行格。馬衡云：
古時鈔書，必以墨畫直格，唐時謂之邊準，宋時謂之解行。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引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原注：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注：‘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而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三）曰：“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爲準，故國朝試童行誦經，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爲行，二十五行爲一紙。”據程氏、趙氏所説，行數、字數各有定式，今所見唐以前之卷子本，似不盡相符，惟釋氏寫經則以每行十七字爲準耳。(59)
鈔書預畫行格的傳統一直保持到清代，如清蔣衡曾用十二年時間鈔成十三經，其自跋云：
余矢志力書，計全經八十餘萬言。於是先其難者，以《春秋左傳》二十萬言始，凡五年訖工；繼以《禮記》十萬言，又二年；其餘《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又五年，共歷一紀乃畢。以碑洞石經爲式，用東洋紙，界烏絲欄書之。(60)
爲了提高鈔書的速度，做到整齊美觀統一，明清公私鈔書往往印有專用的鈔書紙，《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皆如此。張忱石云：
《永樂大典》在裝幀上也别具一格。全書采用上等白宣紙，印有朱絲欄，每半頁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鈔成雙行，行二十八字，用極爲端正的楷書鈔寫，墨色黝黑，微發古香。對於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皆繪有圖形。所繪之圖，全用白描手法，形態逼真，精麗工致，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佳品。凡徵引書名和圈點，全用朱筆，相當醒目。版心亦爲朱色，上魚尾内標有“永樂大典卷××”，下魚尾内記每卷頁碼。每册高營造尺一尺五寸六分、寬九寸三分。書面硬裱，用粗黄布連腦包過，顯得格外莊重樸實。每册三十至五十餘頁不等，有一卷一册的，亦有二卷或三卷一册的，但以二卷一册者居多。每册外封左上有一長方框，内題“永樂大典”四字，其下用雙行小字注明卷幾至卷幾。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題該册所屬韻目，又低一字再注明這一册又是該韻目之第幾册。這樣“考索之便”真是“探囊取物”了。(61)
明清私家鈔書用自己印製的統一的鈔書紙，也十分普遍，如明吴寬鈔本，用紅格紙，版心有“叢書堂”三字；祁承鈔本，用藍格紙，版心有“澹生堂鈔本”五字；清錢曾鈔本，用墨格紙，格欄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62)
還有一種影鈔法，即將紙蒙在珍本上，照式摹寫。毛晉的影鈔本最有名，孫慶增《藏書記要》第三則《鈔録》云：“汲古閣影宋精鈔，古今絶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
鈔録也會出現一些弊端，顧炎武曾撰《鈔書八弊》，指出：“書手粗率，捲腦折角；墨汁蠅矢垢汙；衆手傳接，揉熟紙本；開卷不收；分手鈔謄，折釘散亂；鈔寫有誤，恐被對出，反將原稿塗改；欲記起止，輒將原稿加圈加勾；粘補錯字扯用書角片紙。”(63)當然，鈔本最普遍的問題是由於所依據的底本有好壞，鈔書者的能力與態度有不同，因而導致鈔書水平參差不齊，各鈔本之間的文字差異較大，因此鈔本普遍存在着校勘問題，而且工作量相當大。
二 購買
購買圖書是豐富館藏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我國早在東漢就有了書肆，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書肆之緣起》專門介紹了書肆發展簡史，本書《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第三節《按刻書單位區分》三《坊刻本》引用過，可參看。
宋代由於雕版印刷術的蓬勃發展，圖書的出版發行工作也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元吴澄云：“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授之艱，無唐以前手鈔之勤，讀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64)北宋首都開封就是當時的圖書銷售中心，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畫書鋪前有“發兑古今書籍”字樣。開封城内相國寺東門大街尤多書籍鋪，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三云：“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時果……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之類。”北宋文學家穆修就曾在這裏賣過書，魏泰稱其“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65)今傳宋本《抱朴子》内篇《祛惑》卷末有牌記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66)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與眉山、福建的建安與建陽也是圖書的出版與銷售中心，正如魏了翁所説：“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遍天下。”(67)
宋代雖然雕印本盛行，但傭書銷售鈔本的現象依然存在，如陸游《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云：“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68)是一例。
明代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術更爲普及，書商的活動範圍因而更加廣泛，圖書市場的規模也更大更方便。正如曹溶所説：“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資入賈肆，可立致數萬卷。”(69)全祖望稱顧炎武在游歷中，“偶有遺忘，即於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70)胡應麟曾記載明代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書肆情况，今録之如下：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税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税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内，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游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内外及吴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檇李、吴興，皆間值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71)
清代的書肆可以北京的琉璃廠爲代表，葉德輝嘗云：“京師爲人文薈萃之區，二百餘年，廠甸書肆如林。”(72)琉璃廠地處北京南城，東西長二里許，明清兩代在其地設窑燒製琉璃瓦件，故名。琉璃廠書肆的發展時期，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組織編纂《四庫全書》之後，當時《四庫全書》館的館臣多寓居宣武城南，琉璃廠位置適中，且小有林泉，故他們經常到那裏訪求自己所需要的書。琉璃廠附近有不少外地會館，大批赴京趕考的考生寓居其中，琉璃廠也是他們常去的地方，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琉璃廠圖書、古玩、字畫等行業的發展。琉璃廠書鋪的購書環境與服務態度也頗受顧客歡迎。郁默寫道：
書店門面雖然不寬，而内則曲折縱横，幾層書架，及三五間明窗浄几之屋，到處皆是棐几湘簾，爐香茗碗。倦時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煙談心，恣無拘束。書店伙計和顔悦色，奉承恐後，决無慢客舉動。買書固所歡迎，不買亦可。給現錢亦可，記賬亦可。雖是買賣中人，而其品格風度，確是高人一等。無形中便養成許多愛讀書之人，無形中也養成北京之學術空氣。所謂“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琉璃廠之書肆是矣。(73)
國家藏書除鈔録、徵集外，也要購買。今略舉數例。
武德五年（六二二），隋末唐初的戰争已平息，於是令狐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之間，群書略備。”(74)“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内庫，以宫人掌之。”(75)“安禄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76)
南唐烈祖李昪頗好購書，劉崇遠云：“高皇（李昪）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或有贄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繒帛副焉。由是六籍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77)
兩宋國家藏書也采用過購買的方式來豐富館藏，如：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上一卷，給千錢”。(78)名爲徵集，實乃購買。李心傳云：“高宗始渡江，書籍散佚。紹興初，有言賀方回子孫鬻其故書於道者，上命有司悉市之。”(79)復云：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80)
明初朝廷也積極采取購買的方式收集圖書，如《明太宗實録》卷五十三云：
永樂四年夏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閲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閲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而當時派人買書也留下了記録，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著録《古列女傳》一卷、《續列女傳》一卷，提要云：“牧翁亂後入燕，得於南城廢殿，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當時采訪書籍，必貼進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81)黄丕烈《百宋一廛賦注》亦稱殘本任淵《山谷大全詩注》“末葉有黏籤一條云：‘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抱沖道人得南城廢殿本《古列女傳》有此，即載於《敏求記》者，其外未聞更見於他書也。予嘗攜就小讀書堆驗之，字蹟正出一手”。(82)又，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卷三著録元至元刻本《析疑論》，提要稱：“卷末有條記曰：‘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一行。”(83)皆可驗證。
私家藏書主要靠購買。藏書家爲了購書往往節衣縮食，如李清照《金石録後序》談到她與趙明誠購書情况時説：“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中百家，字不刓闕，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
有些藏書家遇到好書，往往不惜破産購之。明萬曆間胡應麟即一例，王世貞云：“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脱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餘歲，而盡毁其家以爲書，録其餘資，以治屋而藏焉。”(84)明末祁承也如此，其《澹生堂藏書約》云：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庋卧樓上，余每入樓，啟鑰而觀閲之，尚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樂於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下樓，繼之以呵責，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即内子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凡試事過武林，遍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即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
書商的經營方法是十分靈活的，他們經常出入藏書之家，或收購或銷售圖書，而有的藏書家爲了招徠書商，往往熱情接待，酬以善價。元代藏書家沈景春就是一例，干文傅跋《嘯堂集古録》云：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游可邨賀先生之門。平生寡嗜欲，惟酷好收書。有别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數里，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食之，酬之善價，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録》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予五百金，踰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景春嗜書何以異哉！元統後元十一月。(85)
明代藏書家沈節甫也有同樣感受，其《玩易樓藏書目録自序》云：“余性迂拙，無他嗜好，獨甚愛書。每遇貨書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復來也。顧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闕，必手自訂補，以成完帙。”(86)明末清初藏書家毛晉爲了吸引書商，甚至在門口貼出廣告，表示以高出别家百分之二十的價格購書，已見前引。(87)
當然，在書肆購書則是更爲普遍的方式，不少藏書家都喜歡在書店裏淘書。清初王士禎即有此愛好，朱彝尊云：“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書，借觀輒録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翫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88)王士禎亦自稱：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崑山徐尚書健庵（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鬻銅玉器，則曰“此經商邱宋先生鑒賞者”，謂今冢宰牧仲（犖）也。士大夫言之輒爲絶倒。(89)
孔尚任《燕臺雜興》詠其事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裏尋。”注曰：“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於慈仁廟市購書，乃得一瞻顔色。”(90)王士禎還談到他嗜書達到了如醉如癡的程度，自稱：“嘗冬日過慈仁寺，見孔安國《尚書大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荀悦、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侵晨往索，已爲他人所有。歸來怊悵不可釋，病卧旬日始起。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何如？自知翫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孫知之。”(91)
乾隆間倪模藏書頗豐，王引之稱其“性嗜古書，每得秘本，手寫口誦，夜以繼日。校讎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游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至於質衣以償。嘗應禮部試，不第，載古書五千餘卷以歸。其好學如此。”(92)
這些書癡爲購得一部善本往往念念不忘，必得之而後快，如黄丕烈題宋本《鑒誡録》云：
顧千里爲余言，有宋刻《鑒誡録》，爲程念鞠豪奪去，此事已逾二十年矣。念鞠秘不示人，余雖識念鞠，亦未便借觀也。近念鞠宦游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惟此書尚保藏，余謀諸書賈之數與往來者，久而始得其書。索白鏹三十金，余愛之甚，易以番銀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題跋一葉，以葉論錢，每葉四錢六分。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絶矣。時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正月丁巳日。(93)
采用購買的方法收集圖書的優點是能够迅速增加館藏，所購圖書一般都經過精心挑選，比較實用。
三 繼承
繼承也是藏書建設的方法之一。大致有兩種情况：一是新朝繼承前朝的國家藏書，一是晚輩繼承前輩的家藏。先説第一種情况。
《史記·高祖本紀》云：“高帝元年（前二〇六）冬十月，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又《蕭相國世家》稱：“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建安五年（二〇〇）官渡之戰，曹操打敗袁紹，“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可見其早就注意到圖書也是戰利品。
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云：“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代承之，文籍尤廣。”(94)西晉除繼承了魏國的藏書外，也接受了吴國的圖籍。《晉書·王浚傳》稱咸寧六年（二八〇）晉滅吴，王浚進入建康，先“收其圖籍”，並運至洛陽。
劉裕取代東晉，接管了東晉藏書，劉宋軍隊占領姚秦首都長安後，也“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95)
關於隋收陳代圖書、唐收鄭國圖書的情况，詳見《隋書·經籍志》。此後各朝在繼承前朝國家藏書方面，收獲甚多，如宋程俱《麟臺故事·書籍》云：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九六三）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開寶八年（九七五）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吕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元代也掠奪了宋代的國家藏書。據《元史·世祖紀》可知，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伯顔在受宋降後，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圖籍。又命秘書監焦友直“括宋秘書省禁書圖籍”。三月，伯顔入臨安，又命郎中孟祺籍“秘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太常寺圖書”。是年冬，秘書監、“兩浙宣撫使焦友直以臨安經籍、圖畫、陰陽秘書來上”。另據《元史·董文炳傳》，當伯顔命董文炳入臨安，收禮樂器及諸圖籍時，董文炳説：“國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王，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其典禮。”當時收得宋史及各種注記共五千餘册。正如錢大昕所説：
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徙置京師，改名弘文院。九年置秘書監，掌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及大兵南伐，命焦友直括宋秘書省禁書圖籍。伯顔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南宋秘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圖書，由海道舟運至大都。秘書所藏，彬彬可觀矣。(96)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建都南京後，大將軍徐達破元大都，朱元璋“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97)並“致之南京”。(98)
清代宫廷也繼承了明代内閣藏書，如清代掌管内閣典籍的官員葉鳳毛所撰《内閣小志·内閣署》云：“内閣亦謂内院，因國初内國史院、内秘書院、内宏文院之稱也。在午門内東廊之南，門西向。……稍北向東小屋爲館銀庫、向南小屋爲典籍廳。由滿票簽北去爲内閣後門，正對文華殿，出後門迤東紅牆内爲内閣藏書籍紅本庫。庫皆樓，其樓甚長，東爲儀仗樂器庫，前明書籍畫像醮檀鐘鼓諸物皆在内閣庫中。”
私家接受前輩圖書遺産，也是其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後漢書·列女傳》記載，曹操接見蔡文姬時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蔡文姬答道：“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此事人所共知。
正因爲後輩繼承前輩藏書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以世代藏書而著名的文化景觀。如宋周密嘗云：“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庋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99)
明代崑山葉盛及玄孫恭焕、六世孫國華，皆以藏書聞名。葉盛《書厨銘》云：“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斅，借非其人亦不孝。”(100)（乾隆）《蘇州府志》卷二十八《第宅園林》談及其世代藏書情况云：崑山“葉文莊公盛，宅在東城橋西。公生平嗜書，手自讎録至數萬卷，嘗欲作堂以藏之。取衛風《淇澳》學問自修之義，名曰‘菉竹’。至公之玄孫恭焕，堂乃克成，太倉王世貞爲記。恭焕又於宅東作繭園，其孫工部國華，拓地增葺……嘗掘地得泉，味甘色白，因自號‘白泉’云。恭焕曾孫，本朝刑部侍郎方藹猶居此”。王欣夫曾見舊鈔本《中吴記聞》有毛扆跋云：“中元前四日，訪崑山葉九來，以一册贈之。九來爲文莊公後人，文莊書甲天下，所傳《菉竹堂書目》者也。……葉文莊子孫不啻數世，尚能守而勿失，健羨之餘，感慨繫之矣。”(101)（同治）《蘇州府志》卷九十六《人物》：“葉奕苞字九來，國華次子。”葉奕苞嘗自稱：“書之難難於説部，太腐則俚，太艷則妖，然而寧腐無艷。如《御覽》《廣記》卷帙最爲浩博，不免流於蕩佚。山園藏書無幾，經史子集而外，擇唐宋以來名人雜志有助見聞者，庋置翻閲，若猥褻鄙陋之詞，未嘗寓目。敢告無坊刻小説。”(102)看來葉奕苞也是一位目的明確、自有主張的藏書家，葉盛菉竹堂藏書至少流傳八代。
明代以圖書傳世最久者，當推范欽天一閣。全祖望云：
天一閣肇始於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道生晚得心疾，樓上之書爲門生輩竊去，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産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别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103)
天一閣後由范欽子孫及建國前後的政府出資修葺過，至今還妥爲保存着，並且擁有豐富的藏書。陳登原《天一閣藏書考》、蔡佩玲《范氏天一閣研究》，駱兆平《天一閣叢談》《天一閣藏書史志》，均論之甚詳，可參看。
明末藏書家祁承也繼承了他父親的藏書，並傳給了後世。其藏書銘曰：“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104)其子祁彪佳、其孫祁理孫皆爲著名藏書家。(105)
清代藏書家數世綿延不絶者當推常熟瞿氏。《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人物志·藏書家·瞿鏞》云：
瞿鏞字子雍，罟里村人。……父紹基。……性喜購書，收藏稽瑞、愛日及士禮居諸家宋元善本，不吝重值。鏞承先志，搜羅不懈，積十餘萬卷。有齋曰恬裕，其書室也。……子秉淵字敬之，秉清字濬之，並諸生。當粤寇之難，邑中藏書大半毁失，秉淵兄弟獨不避艱險，載赴江北。寇退載歸，雖略有散亡，而珍秘之本保護未失。乃繪《虹月歸來圖》，乞人題詠以志幸，並刊《書目》十卷。
秉淵兄弟之後，瞿鏞之孫瞿啟甲頗能慎守藏書，張之洞、端方、繆荃孫等曾試圖將瞿氏藏書購歸京師圖書館庋藏，但均遭到了瞿啟甲的拒絶，故繆荃孫云：“鐵琴銅劍樓巋然獨存，爲吴中第一大家。而瞿良士兢兢保守，不爲勢屈，幸而得存。”(106)
晚清丁申、丁丙也繼承了父祖藏書而發展之，張濬萬《嘉惠堂八千卷樓記》云：
錢塘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樓者，松生先生築以藏書者也。丁氏世孝友，先生之祖掌六公慕先世聞人名顗者，藏書八千卷。有言曰：吾聚書多矣，必有能讀書者爲吾子孫。遂作小樓於梅東里，梁山舟學士題其額曰八千卷樓。考曰洛耆公，嗜學，於書無不讀，又嘗往來齊、楚、燕、趙間，遇善本輒載以歸。先生與其兄竹舟先生踵繼之，於是八千卷樓之名已巋然聞於時矣。(107)
采用繼承的方法獲取圖書的優點是能够迅速獲得成批圖書，從而爲自己的藏書奠定雄厚的基礎。晚輩不僅繼承了前輩的豐富藏書，而且還繼承了前輩收集、整理、利用藏書的經驗與傳統。
四 徵集
國家藏書機構、近代圖書館，往往采用徵集的方法來搜求圖書。由於利用行政力量，並輔之以獎勵措施，這種方法是卓有成效的。下面我們就以宋代、清代、近代圖書館的徵書活動爲例，了解一下徵集圖書的具體措施及其效果。
宋太祖乾德四年（九六六）曾開展了徵書活動。李燾云：乾德四年閏八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具以名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108)
同兩漢、隋代相比，北宋國家徵書活動有所發展。首先是編出了闕書目録，有目的地開展徵書工作；其次是明確公布獎勵措施和標準，使徵集者與應徵者，均有章可循。如程俱云：“太平興國九年（九八四）正月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閲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於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館闕者，許詣官進納。及三百卷以上者，其進書人送學士院引驗人材書札，試問公理，如堪任職官者，與一子出身；親儒墨者，即與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據卷帙多少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畢，却以付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出焉。”復云：淳化四年（九九三）三月，“詔三館所少書有進納者，卷給千錢，三百卷以上量材録用”。真宗咸平四年（一〇〇一）十月又下詔曰：“國家設廣内、石渠之署，訪羽陵、汲冢之書，法漢氏之前規，購求雖至，驗開元之舊目，亡逸尚多。庶墜簡以畢臻，更懸金而示賞，式廣獻書之路，且開與進之門。應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到一卷，給千錢。仰判館看詳，委是所少之書，及卷帙别無差誤，方得收納。其所進書如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酬獎。如或不親儒墨，即與班行内安排。宜令史館抄出所少書籍名目，於待漏院張懸，及遞牒諸路轉運司，散行告示，申太平興國之詔也。”(109)北宋朝廷還主動派人赴外地徵集圖書。如“至道元年（九九五）六月，命内品監、秘閣三館書籍裴愈使江南兩浙諸州，尋訪圖書。如願進納入官，優給價值；如不願進納者，就所在差能書吏借本鈔寫，即時給還，仍賚御書石本所在分賜之。……先是，遣使於諸道，訪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迹，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數年之間，獻圖書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又募得者數倍。”(110)北宋國家徵書還充分地利用了私家藏書目録。如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閏三月，“上謂輔臣曰：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庶家有聚書者，朕皆令借其目録，以參校内府及館閣所有，其闕少者，借本鈔填之，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也。”(111)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由於朝廷徵集，故臣下每有獻納。如袁褧云：“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書萬七百五十四卷。”(112)程俱云：“（天禧）二年五月，長樂郡主獻家藏書八百卷，賜錢三十萬，以書藏秘閣。”(113)王象之云：“田偉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黄魯直與其子游，曰：‘文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政和中，詔求遺書，嘗上千卷，補三館之闕。”(114)
北宋前期的幾位皇帝持續不斷地下詔徵書，促成了國家藏書事業的興盛。南宋雖已偏安，仍十分重視圖書典藏事業，並且相當廣泛地做了圖書徵集工作。馬端臨云：
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爲多。艱難以來，網羅散佚，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送上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115)
高宗十三年（一一四三）詔求遺書對當時影響較大，詔曰：“朕雖處干戈之際，不忘典籍之求。雖下令於再三，十不得其四五。今幸臻於休息，宜益廣於搜尋。夫監司總一路之權，郡守寄千里之重，各諭所部，悉上送官。苟多獻於□□，當優加於褒賞。”(116)此詔貫徹頗力，如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十二月詔：紹興府陸寘家藏書甚多，今本府取睦（引者按：當爲“陸”）録繳申秘書省，據現闕數，許本家投進，仍委帥臣關借謄寫繳奏。陸寘子孫散居它州，令守臣依此施行。”(117)孝宗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也大規模地開展過徵書活動。《中興館閣續録》卷三《儲藏》云：
秘書郎莫叔光言：“國家崇建館閣，文治最盛，太上皇帝再造區夏。紹興之初已下借書及分校之令，至十三年詔求遺書，十六年又定獻書推賞之格，圖籍於是備矣。然至於今又四十年，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爲重，凡縉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爲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秘書初不相關，則未必其書秘府之所遺者也。臣愚欲乞詔諸路監司，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秘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復移文本處，取索印本，庶廣秘府之儲，以增文治之盛。”有旨，令秘書省將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元明兩朝在徵集圖書方面的措施較少。至清代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時，發動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徵書活動。高宗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一月四日下詔徵書，不僅有佈置，而且有檢查。當他發現時逾九月無一人將書名奏進，又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要求：“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匯送備采，俟卷帙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録，附摺奏明，聽侯甄擇移取。”(118)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又特地點名向江浙著名藏書家徵書，詔書指出：
遺籍珍藏固隨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别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亦指不勝屈，並有原藏書目至今尚爲人傳録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爲他姓所有，第須尋原竟委，自不至湮没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爲之蹤求，亦不難於薈萃。(119)
高宗還采取了一些獎勵措施。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詔云：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册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别校勘，應刊應録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令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爲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録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閲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内府《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裨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又如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吴玉墀、孫仰曾、汪汝瑮，及朝紳中黄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内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寶，以示嘉獎。(120)
乾隆皇帝的徵書活動收效甚大，如汪啟淑云：“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四庫館徵訪天下遺書，武英殿移取九百種，在京各官進呈九百八十三種，直隸總督進呈二百三十八種，奉天府尹進呈三種，兩江總督進呈一千三百六十五種，安徽巡撫進呈五百二十三種，江蘇巡撫進呈一千七百二十六種，浙江巡撫進呈四千五百八十八種，福建巡撫進呈二百五種，江西巡撫進呈八百五十九種，河南巡撫進呈一百十三種，山東巡撫進呈三百七十二種，山西巡撫進呈八十八種，湖南巡撫進呈四十六種，陝西巡撫進呈一百五種，湖北巡撫進呈八十四種，廣東巡撫進呈十二種，雲南巡撫進呈四種，兩淮鹽院進呈一千五百七十五種，共采訪得書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一種。”(121)
近代圖書館也大力采用徵集圖書的辦法來擴大藏書量，並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如京師圖書館成立不久，即請求實行呈繳本制度。一九一六年二月，《京師圖書館呈請教育部規定全國出版圖書在内務部立案者應以一部交國立圖書館庋藏文》云：
英、法各國出版法中均規定全國出版圖書報部立案者，應以一部交國立圖書館存貯。日本自明治八年（一八七五）設立帝國圖書館後，亦即沿用此制。現值本館籌備進行之時，擬懇鈞部援照各國成例，奏請於前歲所頒出版法内，酌增此項條文，以蒐圖書而彰文化，實感德便。至於離經畔道之書，有礙風俗治安者，出版法中本已懸爲厲禁，必不致羼雜其間，反滋流弊也。上陳各節，是否有當，理合詳請鈞部鑒核施行。(122)
此項請求得到了當時政府教育部的支持。
京師圖書館對私家藏書也做了大量徵集工作。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京師圖書館呈教育部謹擬徵集圖書簡章文》云：
呈爲徵集圖書，謹擬簡章，陳請鑒核施行事。竊維中國書籍自清初建設四庫搜採之後，迄今二三百年，公家久未徵求，散佚之虞，匪可縷舉。私家爲圖書建築館宇者，實屬寥寥。一遇刀兵水火之災，無力保全，最易燬滅。絳雲之禍，前車不遠，一也。私家藏書最久者，海内獨推寧波范氏，然天一閣之書今亦散佚，蓋子孫不能世世保守勿失，二也。海通以來，外人搜求中國善本孤本之書，日盛一日，售主迫於饑寒，書估但圖厚利，數年之後，勢必珍篇秘籍盡歸海外書樓，中國學者副本亦難寓目，三也。名人著作及校本未刊行者，指不勝屈，亦有子孫無力刊行尚知保守者，但數傳之後，或漸陵夷，心血一生，空箱飽蠹，四也。且當四庫搜採之時，佚書尚多，加以二百年來名臣學士項背相望，著述之多，尤當及時徵集。敝館雖限於經費不能放手購求，但鈔録校讎，或者尚易爲力。况熱心之士苟知公家保存可以長久，或且樂意捐助，亦未可知。總之，在館中能多一册書，即學術上多受一分利益，倘或再稽時日，竊恐異時徵求更屬不易。爲此謹擬簡章，仰乞鈞裁。如蒙核準，並請一面由部通咨京内外各機關，一面由本館函達各省圖書館及海内藏書家，以便廣爲搜輯。所有擬具徵書簡章各緣由，理合備文呈述，伏候訓示遵行，謹呈。
附 徵求書籍簡章
一 本館徵求之書籍如下：
甲 公家私家所藏書籍目録。
乙 名人未刊之著作。
丙 善本及名人校本。
丁 近時木刻及石印鉛印書報。
二 前條前三類書籍，有願其流通而或未印行，或係孤本，不便捐入本館者，可函知本館録副庋藏。其抄録方法臨時酌定。
三 第一條第四類書籍，無論叢書單本，皆可捐贈。譯本、講義、小説、雜誌、日報亦在此列。能捐至數份，尤所欣企。
四 凡捐助本館書籍者，當永記姓名於書籍目録之内，並彙集登報，以酬高誼。
五 捐助大宗書籍，價值甚鉅者，可援照教育部捐貲興學褒獎條例分别呈部，給予褒獎。其不願援照捐貲給獎者，並得另案陳明，特予名譽褒獎。(123)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京師圖書館呈教育部謹擬變通捐助圖書褒獎辦法文》復云：“除捐助書籍有價可計，自願依褒獎條例分别核獎者，仍予照例辦理外，凡遇捐助善本藏書及卷帙較多，不願計貲給獎者，准予另案陳明，酌給獎章、匾額。其捐贈尤多，裨益學術教育尤鉅者，並得呈請大總統特予褒獎，庶以見大部徵求文獻之苦心，即以助國内圖書館之發達。”(124)此外，京師圖書館還向全國徵集過地方志、金石搨本，《京師圖書館檔案》有一九一六年十月四日《京師圖書館呈教育部請徵集全國地志金石搨本文》、一九一六年十月五日《教育部咨各省區徵求各種著名碑碣石刻等搨本文》。
地方圖書館也積極開展過徵集圖書的活動，如《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雲南省圖書館章程》皆有徵集圖書的條款。書院和學校也常用徵集的方法搜集圖書，我們在本書第二章《典藏單位》第三節《學校藏書》中，已作了介紹，可參看。
采用徵集的方法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補充圖書館所缺乏的珍貴藏書，藏書單位也能節省部分經費。
第三節 圖書收藏價值的鑒定
在研究了圖書收集的標準和方法之後，還要對圖書收藏價值作出正確的判斷，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條件，收集、保管、利用有價值的圖書，下面試對鑒定圖書收藏價值的幾個主要方面作些探討。
一 適用性鑒定
判斷一部書的收藏價值，首先要看它是否適用。胡應麟云：“有裝印紙刻絶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125)黄丕烈亦云：“夫書之貴賤以有用無用爲斷，並以名實相副者爲重。”(126)
從采購的角度來衡量一部書的價值，或是否實用，主要看該書是否符合自己搜集圖書的標準。由於人們搜集圖書的標準不同，所以購買同一部書的迫切程度也有差别。正如胡應麟所説：“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子所急者，宋世諸書。”(127)即指購書的人，各有偏重。但其文人、詩流、舉子之别，似有未當，至多亦不過指胡氏所處時代某些士人群體的觀念而已。
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張金吾的意見代表了傳統觀點，他説：“藏書不易言矣，著録貴乎秘，秘籍不盡可珍；槧本貴乎宋，宋槧不盡可寶，要在乎審擇之而已。夫所謂審擇之者，何也？宋之舊槧，有關經史實學，而世鮮傳本者，上也。書雖習見，或宋元刊本，或舊寫本，或前賢手鈔本，可與今本考證異同者，次也。書不經見，而出於近時傳寫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學術治道者爲之斷。”(128)由於讀書治學的需要，一位藏書家恰好遇到了與自己的課題關係密切的書，那麽他可能志在必得。如鄭振鐸跋《萬首唐人絶句一百一卷》，稱其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於北京中國書店，“見有嘉靖本唐人萬首絶句，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糧購之。此書常見者爲萬曆趙宧光刊本，然多所改易，與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本是從宋本翻雕者，最爲罕見。近來影印本即借北京圖書館所藏此本付照。予方從事唐詩版刻考證，乃不能不收入之”。(129)
黄丕烈自號佞宋，遇到宋元舊刻自然戀戀不捨，千方百計收購。他曾藏南宋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跋云：“此《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也，書僅十二葉耳，索白銀八金，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决，稽留者數日矣。至是始許以五番售余，可云快甚。而後乃令‘百宋一廛’又添一名書，好事之譏，余竊自哂。”(130)又，陳鱣記丕烈事云：“《周易集解》十卷，影宋寫本。……考毛扆斧季《汲古閣祕書目》，以此居首。注云宋版影鈔，定價銀五兩，以呈潘稼堂，不識幾易主後，爲漢川吴氏所有。嘉慶十一年十月，吴閶陶氏五柳居書肆，持以相視，直索十兩，余正擬購得。黄君蕘圃，已先知之。急遣人來，携首册而去。未幾，蕘圃卧病，然猶持書不釋。余欲其速愈也，因讓之。乃竟如其值買之，病果起。遂以香楠製櫝而藏。”(131)這些佚聞，至今爲人樂道。
有的藏書家爲了博聞多識，開闊眼界心胸，則特别注意搜集新異之書，而對書籍裝潢的好壞倒不在意。如高濂云：“藏書者無問册帙美惡，惟欲搜奇索隱，得見古人一言一論之秘以廣心胸，未識未聞，致於夢寢嗜好，遠近訪求，自經書子史、百家九流、詩文傳記、稗野雜著、二氏經典，靡不兼收。故常景躭書，每見新異之典，不論價之貴賤，以必得爲期。”(132)這當然又是一種標準。
人們判斷圖書是否適用也可能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如倫明云：“夫價之有貴賤，常也。大率舊者貴而新者賤、精者貴而粗者賤，罕者貴而多者賤，今也不然，同是一書，適時則貴，過時則賤，而‘時’之爲義又至暫。例如辛酉（一九二一）以前，宋元集部人所争得也，乃過此則竟無問之者矣；又如辛未（一九三一）以前，明清禁書人所争得者也，乃過此亦幾幾無問之者矣。”(133)
此外，人們還應當全面地長遠地看待書的適用價值，我們研究一個課題，與之相關的書都會程度不同的具有一定的適用價值；一部書現在看起來適用價值不大，而在未來却可能用得着，當然它也就具備了潛在適用價值。書的適用價值也是多方面的，可以用來讀書治學，也可以用來點綴昇平、附庸風雅、銷售營利、提高自己的收藏水平等等，在考慮其適用價值時，人們也應將這些方面計算在内。
二 真僞鑒定
我們在權衡了書的適用程度，並打算購買之後，還要對書的真僞作出鑒别，祁承所謂“辨真僞，覈名實”(134)指的就是這項工作。
書的真僞問題也就是書上所署的作者、製作時間與書的實際作者、製作時間是否相符的問題，如完全相符則真，完全不相符則僞，部分相符則有真有僞。關於書籍的真僞問題，我們在本書《目録編》第七章《特種目録》第七節《辨僞書目録》中，已經作了論述，而如何辨别書籍的真僞，我們在本書《版本編》第五章《雕印本的鑒定》、第六章《非雕印本的區分與鑒定》中，也有所論及，均可參看。在這裏僅將在收集典藏圖書時所采用的辨僞措施，略加叙述，以見梗概。
首先要細察書的形式。書賈作僞通常在書的形式上做手脚，如蔣光煦所云：“舊刻舊鈔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劃以就諱，刓字以易名，染色以僞舊，卷有缺，剗他板以雜之，本既亡，録别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以枚舉。”(135)因此，我們應當從形式入手，找出書賈作僞的蛛絲馬迹。“如無錫市圖書館藏朱載堉撰《樂律全書》十四種四十二卷，明萬曆刻本，此書流傳較多，售價不高，書賈爲了僞作成罕見本，把書名挖改爲《皇明樂學大成》，著者挖改爲‘臣無錫王瑛’，把鄉飲詩樂譜序後的《靈星小舞譜》序後半頁割去，重新刻印一版接上，以欺騙藏書家，挖補處，因怕被人發現馬脚，均加蓋‘蔡映之印’、‘小漁吴郡太守’等藏書印。”(136)
接着應詳審書的内容。在形式上發現書賈作僞的痕蹟後，還應當認真研究書的内容，找出與僞造的作者、書名、書籍製作時間相矛盾的地方，作爲辨僞的依據。如果僞書出於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之手，那麽更需要通過對書籍内容的辨析才能識破。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零九著録《靈城精義》二卷，舊本題南唐何溥撰。提要稱其説“大抵因《皇極經世》而推演之。其法出自明初寧波幕講僧，五代時安有是説。其非明以前書確矣。其注題曰劉基撰，前列引用書目凡二十二種，如《八式歌》之類，亦明中葉以後之僞書，則出於贋作，亦無疑義”。
第三要進行必要的考證。當我們從形式和内容兩個方面發現僞書的破綻之後，必須通過考證加以證實。而目録學則是我們進行考證的鋭利武器。如葉德輝云：“鑒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録始。目録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阮文達元《揅經室外集》（原注：即四庫未收書目，兹從全集原名）爲途徑，不通目録，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僞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録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137)現舉無錫圖書館鑒别僞書一例如下：
館藏《東京實録》一百三十卷，曰梁溪尤袤著，查《大公圖書館捐贈書目録》，載爲宋刻本。然細加研究，書商作僞處畢現：
（一）書名：每卷原書名皆已剜去，另用紙補貼剜空處，紙張與原書不一。書名題字，是後來補上的，字體也與原書不一。如卷首“東京實録目録”六字，剜去了原書名四個字，存“目録”二字，用紙補貼剜空處，復用毛筆補寫“東京實録”四個字。書名上再鈐蓋朱色假印“御史之章”，以飾作僞痕蹟。
（二）著者：同書名剜補一樣，每卷原著者皆盡剜去，另用紙補貼，紙張與原書不一，所謂“梁溪尤袤”四個字，則是刻印在補貼紙上的，此四個字下面的“上進”二字，是原書原刻原印，故上下兩者字體不一。
觀此書序，卷首有王偁的序，卷首目録末有雙行文字版記：“眉山程舍人刊印，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十六個字。書中缺筆至“敦”，乃避宋光宗名諱。刻書字體，係清人書法筆意，與明代影宋刻本字體不同，爲清影宋刻本。
循王偁序言之綫索，查王偁，字季平，宋眉州人，曾旁搜九朝事蹟，著《東都事略》。循《東都事略》查《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二紀傳類，有《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王偁撰，清振鷺堂影宋刻本，吴騫跋，朱允達校。再查《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别史類》，有《東都事略》，宋眉山程氏五峰閣刻本。於是知道，此書有宋代眉山程氏刻本，與書中版記、卷數相符。再核書中内容，遂知原書確係《東都事略》，《東京實録》乃作僞書名，原書著者是宋代眉州人王偁，而非宋代無錫人尤袤。原書應有清代著名藏書家吴騫（字槎客，海寧人）的跋，現卷末不全，吴跋被書商抽掉，以清除讓人看出是清代刻本的佐證。
那麽，書商何以改换書名，托僞宋代“梁溪尤袤”所著呢？此疑不難解。“梁溪”即無錫之别名，尤袤是南宋詩壇四大家之一，無錫名流，有萬卷樓和《遂初堂書目》聞於史。大公圖書館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民族資本家榮德生先生於一九一六年創辦，在江南地區頗負盛譽。書商如此這般一番手脚，便以“宋代無錫名流著作”和“宋代蜀中刻本”兩條，向榮氏獲取高價。(138)
作者首先發現館藏《東京實録》的書名與作者經過剜補，是一部僞書，再細審書中的牌記與諱字找到了考證的綫索，又通過目録發現了作僞對象《東都事略》，經過比勘内容，從而證實僞書《東京實録》確係清影宋刻本《東都事略》，作者還分析了書賈作僞的動機，應當説其辨僞方法具有參考價值，其辨僞結論也是令人信服的。
三 質量鑒定
當我們對圖書的適用性、真僞作出鑒定以後，還要對圖書的質量作出判斷，質量不同，其收藏價值也就不一樣。
我們首先要注意圖書的原始性。如原稿，或接近原稿的舊鈔本、初印本，文獻價值自然要高一些；反之，文獻價值則要低一些。如黄丕烈將宋元舊刻作爲選購圖書的主要目標，主要是因爲宋元舊刻更多地保存了書的原貌。他深有體會地説：“校勘群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爲庸妄人删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爲佳也。”(139)復云：
夫書之言宋槧，猶導河言積石也。……宋代官私所造遍於四部，《玉海》及馬氏《經籍考》等詳其事焉。就中即有利病，究之，上承轉録，此其嫡脈，故曰：貽於後而留其真，以於先而襲其蹟也。及今遠者千年，近者猶數年，所存當日千百之一二耳，幸而得之以校後本，其有未經改竄者鮮矣。夫君子不空作，必有依據。宋槧者亦讀書之依據也，故比之以司南，謂指南之車。(140)
出於同樣原因，他對舊鈔本也注意收藏，曾明言：“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焉。”(141)“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142)圖書代有作者，無論爲明爲清，我們都要注意文獻的原始性。
其次要注意書的完整性。孫慶增《藏書記要·鑒别》云：“凡收藏者須看其板之古今，紙之新舊好歹，卷數之全與缺，不可輕率。”復云：
各種書籍，務於舊刻、秘鈔、完全善本爲妙，又必於《稗統》《稗海》《百川學海》《眉公秘笈》《文焕叢書》《漢魏》《唐宋叢書》《夷堅志》《津逮秘書》《邱林學山》《顧氏四十小説》《皇宋四十家小説》《皇明小説》等書，擇其卷數完全刻本，與宋本、舊鈔、秘鈔本，對明卷數字句同與不同，一一記清，以便檢不全而未備者棄之，見有全而精美者收藏之。
殘本的價值當然不如足本，但是在足本難求的情况下，舊刻本、舊鈔本雖然不全，也仍然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故《藏書記要·鑒别》又稱：“宋刻本書籍流傳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吉光片羽，無不奇珍，豈可輕放哉！”事實上，有些藏書家也注意收集殘本。如祁承《庚申整書小記》云：“慨遺書之難遇，殘闕必收，念物力之不充，鼠蠹並採，或補綴而成鶉結之衣，或借録而合延津之劍，此又吾之收散合奔而轉弱爲强者也。”(143)黄丕烈亦稱：“余生平喜購書，於片紙只字皆爲之收藏，非好奇也，蓋惜字耳。往謂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矣，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戲自號曰抱守老人。”(144)
藏書家收殘本還有個目的是希望今後能將殘本補全。如黄丕烈云：“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爲讎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145)明徐于家藏本《藝文類聚》跋云：“此書一百卷，余家所藏者缺四册，每有查考，輒恨其摧殘非完書也。數年前偶於官賢坊内小書鋪中見有數册混入雜書之内，將爲糊壁覆瓿之需，予以數十錢易之，正可補予之缺，然尚歉六十卷至六十六卷也。俟之數年，無從覓補。今歲，余偶從南都歸，林志尹乃拾一册見餉，遂成全書，篝燈把玩，喜而不寐，因重加裝訂，收之篋中。曾憶陸儼山先生有云：殘書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正謂此也。”(146)也確有不少殘本被藏書家補全了的。錢謙益收全宋版《後漢書》即一例。《虞陽説苑》甲編《牧齋遺事》云：
初，牧齋得此書，僅出價三百餘金。以《後漢書》缺二本，售之者因减價也。牧翁寶之如拱璧，遍囑書賈，欲補其缺。一書賈停舟於烏鎮，買麵爲晚飡，見鋪主人於敗簏中，取書二本作包裹，諦視，則宋版《後漢書》也。賈驚，竊心喜，出數文錢買之，而首頁已缺，賈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頃爲對鄰裹麵去，索之可也。”乃並首頁獲全，星夜來常，錢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其書遂爲完璧。其紙質、墨色，炯然奪目，真藏書家不世寶也。
黄丕烈也補全了不少書，如其於明本《六朝聲偶集七卷》題識云：“物無重輕，以全爲上；事無巨細，以合爲奇。此徐獻忠《六朝聲偶集》不過總集中之一種耳，因不習見，殘帙亦收之，偶舉示書友之常所往來者，冀其或有配頭也，仲冬七日果獲殘帙五六七卷，合諸前一二三四卷，適合全書七卷，是可謂巧遇矣，喜而識其緣起於卷端。”(147)
再次要注意書籍文字的可靠性。這主要看書籍的復製、保存者是否認真地做過校勘工作。出版者不同，其可靠程度是有差别的。古代的出版單位大致可分爲官府、私家、書坊三種類型。官刻本因爲財力雄厚，雕印精審，一般來説質量較高。如從國子監刊本的校勘經進銜名中可以看出，其職務有勘官、詳勘官、都勘官之分，其工作也有書版、校勘、再校、都校之别，經過反覆校勘，提高了宋國子監刊本的可靠性。當然官刻本的質量也是不平衡的，明代的經廠本、書帕本就不能盡如人意。家刻本多由學者或藏書家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爲了流傳善本，保存自己或親友的著作，而不是專門爲了贏利，刻印的書一般都校勘詳確，質量較高。書坊刻書以贏利爲目的，質量難以保證，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他們也出版過精刻本。
無論鈔本、印本，凡經學者與藏書家認真校勘過的書，收藏價值均大爲提高，孫慶增《藏書記要·校讎》云：“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葉德輝《藏書十約·鑒别》亦云：“有經名人手鈔手校者，貴重尤過於宋元。”例如經黄丕烈校勘過的書，就特别受到人們重視。傅增湘嘗云：“其手校之書尤爲世貴，稗書小集一卷，懸值百金，肆賈挾以居奇，而人且惟恐或失。甚至以藏書自鳴者，若家無蕘圃手校之書，百城爲之失色。”(148)王欣夫在《大藏書家黄蕘圃》一文中也稱：“他自己和代友人所刻的書籍，一向被學者們認爲最標準、最正確的善本，稱爲‘清朝宋版’而不止一次的翻刻，至今還是盛行著。凡是經過他收藏或校勘的書籍，又一致認爲比較可靠而據來付印出版。這都説明對科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價值。”(149)當然有的人在校勘時亂塗亂改，而且又不能堅持到底，這樣不但不能提高書的文獻價值，還破壞了書品，降低了書的收藏價值。故孫慶增《藏書記要·鑒别》又云：“古人尊重宋刻，弗輕塗抹，後世庸流俗子不知愛惜書籍，妄自動筆，有始無終，隨意圈點，良可嘆也。”
同樣，書中有名家題跋、藏印，也提高了書的可靠性與收藏價值。許多藏書家都充分認識到藏書題跋、校語、印記的價值。如黄丕烈於《鑒誡録十卷》題識云：
其書索白鏹卅金，余愛之甚，且恐遇此機會難以圖成，遂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並題跋一葉。以葉論錢，當合每葉四錢六分零。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絶矣。時有解事者在座云：此書之可貴，不僅在宋刻而並在題跋。蓋書畫碑版往往以名公題跋爲重，其於書籍亦猶是云爾。余不覺撫掌稱快，以爲知己之言。時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正月丁巳日，黄丕烈書於百宋一廛。(150)
所以，有的藏書家還特地請名家題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即一例，每書之尾常有鄉先輩題跋及觀後記。如黄廷鑑《書洪武蘇州府志後》云：“此本錢唐何上舍元錫得之浙中，以贈稽瑞陳氏，後歸恬裕齋，今秋子雍明經鏞出以見示。余爲詳其源委，著其存佚，見此本爲佚而幸存之書，允爲鎮庫重寶。異日郡志重修，徵吴中文獻者，舍是編將奚以橐筆從事哉。道光庚子秋九月，七十九叟黄廷鑑跋。”(151)顯然，此跋不僅揭示了洪武《蘇州府志》的文獻價值，而且也增加了它的文獻價值。
此外，圖書的紙張、墨色、印刷、裝訂情况，也都與圖書的質量密切相關。胡應麟嘗云：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152)
他還認爲：“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吴中五，吴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吴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爲差。凡印有朱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吴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153)
除胡應麟上述經驗之談外，還有一些藏書家也談到了古書的質量問題。當然，他們的有些説法並不完全符合我們今天的標準和要求，如謝肇淛云：“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顔，瘦者學歐，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154)葉德輝云：“最要者，無論經、史、子、集，但係仿宋元舊刻，必爲古雅之書；或其書有國朝考據諸儒序跋題詞，其書亦必精善。明刻仿宋、元者爲上，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評閲者陋，有圈點者尤陋。”(155)
孫慶增還對如何鑒定鈔本的質量，談了自己的看法，略云：“凡書之無處尋覓者，其書少，必當另鈔底本，因無刻本故也。若鈔録精工，則所費浩繁，雖書寫不工，亦必珍之重之，留爲秘本。前輩鈔録書籍，以軟宋字小楷顔、柳、歐字爲工，宋刻字更妙，摹宋版字樣，筆墨匀均，不脱落，無遺誤，烏絲行款，整齊中帶生動，爲至精而備美。序跋圖章畫像，摹倣精雅，不可呆板，乃爲妙手。鈔書者，要明於義理者，一手書寫，無脱漏差誤，無破體字，用墨一色，方爲最善。若鈔底本，大部書，以行書爲上，草書亦可，但以不差落爲主。若字好而不明文理者，僅可印抄而已。”(156)
四 版本鑒定
采購收藏圖書，除對圖書的適用性、真僞、質量作出鑒别外，還要對圖書的版本作出正確的判斷。孫慶增《藏書記要·鑒别》云：“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藕香零拾》本注云：“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
如何鑒定圖書的版本，可參看本書《版本編》第五章《雕印本的鑒定》、第六章《非雕印本的區分與鑒定》。需要補充説明的是，有些人長期同古書打交道，積累了豐富的鑒别版本的經驗，如有可能，公家應當請他們做圖書采購工作，或者在鑒定版本時傾聽他們的意見。
不少藏書家都是鑒定版本的專家，如曹溶稱錢謙益於“每一部書，能言舊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間差别幾何，驗之纖悉不爽，蓋於書無不讀，去他人徒好書束高閣者甚遠。”(157)翁廣平稱鮑廷博“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訛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閲，見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訛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158)因此人們在采購圖書時，往往“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鈔本者，或偕之閒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159)又謝肇淛云：“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即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160)不少書賈挾書求售之前，常請有經驗的藏書家先行鑒定。如何堂《顧步巖小傳》云：“君諱階升，字步巖。家故素封，獨無所慕，惟以圖籍、法書、名畫自娱。樂書齋之内，縹緗插架者萬餘卷。遇一編，實能挹其精華，並識其刊刻、鈔録、收藏所自。賈客挾册至門者，君爲審真贋、品高下，判若黑白，無不相顧愕眙以去。”(161)
還有一些書商由於成年累月與書接觸，往往也成了鑒定版本的專家，如南宋杭州的陳思，陳振孫云：“都人陳思，儥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儥，久而所閲滋多，望之輒能别其真贋。”(162)所以不少藏書家與一些書商關係密切，依靠書商鑒别版本、購藏圖書。如鴻山翁云：“余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人陳思多爲余收攬，叩其書顛末，輒對如響。”(163)孫星衍介紹清代乾隆年間北京書商陶正祥，亦云：
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庵。……家貧，無以爲養，遂以儥書爲業，與吴中名下士交接，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板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删除正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鉅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諧君，車轍滿户外。會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秘書，能稱事焉。(164)
陶氏書鋪即五柳居，蘇州書商以乾隆間錢景開爲最有名，晚清侯念椿也頗爲藏書家所器重，緣裻嘗云：“余幼時，侯念椿，短而僂，貌寢行賤，日登壟斷以售黎丘之技，然頗曉事。多識簿録，舊鈔、舊刻，何年何人收藏，何省何地裝訂，寫槧先後，題跋真僞，一見紙墨，輒能言之不爽，老友劉泖生丈蒿隱前輩，皆與往還，蒐遺獵忘。四方收藏家至吴門訪古者，亦無不造世經堂。”(165)
總之，對圖書收藏價值作出科學的鑒定，是我們采購、保管、流通、利用圖書的重要依據，也是典藏工作不可缺少的環節。
* * *
(1)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2)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
(3) 《安徽于湖中江書院藏書目》卷首。
(4) 見徐紹棨《廣東藏書紀事詩·豐湖書藏》引。
(5) 《興化文正書院藏書目》卷首。
(6) 載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七月二十日《國聞報》第三一六號。
(7) 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匯報》第二七六號。
(8)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第三章《近代圖書館的産生》第四節《各地區圖書館的創立：奉天圖書館簡史》。
(9) 《藏書記要》第二則《鑒别》。
(10) 《觀古堂藏書十約·購置》。
(11) 《斜川集》卷四《夷門蔡氏藏書目叙》。
(12) 《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購書》。
(13) 《却掃編》卷中。
(14) 《池北偶談》卷一六《宋元人集目》。
(15) 《中國出版史料補編·書林逸話》。
(16) 《續補藏書紀事詩·任鳳苞》。
(17) 《鐵橋漫稿》卷八《書葛香士林屋藏書圖後》。世善堂主陳第、天一閣主范欽、世學樓主鈕石溪、傳是樓主徐乾學、曝書亭主朱彝尊，孔氏指孔昭焕，張氏指張祥雲，葉氏指葉名澧，孫氏指孫星衍，方氏指方大治。
(18) 《陳垣與北京圖書館》，載《文獻》第十四輯。
(19) 《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載《文獻》一九八一年第八輯。
(2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首序。
(21) 《鄭振鐸文集》卷七《劫中得書記》卷首《新序》。
(22) 《西諦書目》卷首《西諦書目序》。
(23)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鐵瑚》。
(24) 《民國人物小傳》第六册《盧弼》。
(25)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録《吴梅戲曲題跋》上《四聲猿四卷》，載《文獻》第十二輯。
(26) 千帆附識：吴先生書後歸國家圖書館，鄭西諦斡旋之力也。
(27) 《絳雲樓書目》卷首。
(28) 《述古堂藏書目》卷首自序。
(29)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史載之方二卷》。
(30) 《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卷二《洪氏集驗方五卷》。
(31) 《蕘圃雜著·百宋一廛書録序》。
(32) 《蕘圃雜著·求古精舍金石圖序》。
(33) 《我父親和書》，載《文獻》第二十一輯。
(34) 《自莊嚴堪勘書圖·序》，載《文獻》第二十一輯。
(35) 《續補藏書紀事詩·范祥雍》。
(36) 《南澗文集》卷上。
(37)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求書之道有八論》。
(38) 《藏書記要》第三則《鈔録》。
(39) 《觀古堂藏書十約·傳録》。
(40) 《晉書》卷七五《范汪傳》。
(41) 《建康實録》卷一六。
(42)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三十六頁。
(43) 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九十六頁。
(44) 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下册三十七頁。
(45) 《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微言三卷》。
(46) 《列朝詩集》丁集卷八。
(47) 《樹廬文鈔》卷九。
(48) 《梁谿遺稿》卷末《附録》。
(49) 《緣督廬日記鈔》卷一六。
(50) 《骨董瑣記》卷八《鈔書僮僕》。
(51) 《潛研堂文集》卷三一《紅雨軒集跋》。
(52) 《曝書亭集》卷五三《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53) 《曝書亭集》卷三九《鵲華山人詩集序》。
(54) 《讀書敏求記校證》佚文《昭示姦黨三録三卷》。
(55) 《太平御覽》卷六一九引。《拾遺記》是僞書，蘇、張事不可信，然亦見傭書之事出現甚早。
(56) 《渭南文集》卷二七。
(57) 《藏書紀事詩》卷二《范欽堯卿·從子澈子宣》。
(58) 《觀古堂藏書十約·傳録》。
(59)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論書籍制度》。
(60) 錢泰吉《曝書雜記·蔣氏自跋十三經字册》。
(61) 《永樂大典史話》一《〈永樂大典〉的修纂起因及經過》。
(62) 參見本書《版本編》第六章《非雕印本的區分與鑒定》第二節《鈔本》。
(63) 《亭林先生遺書彙輯·菰中隨筆》。
(64) 《吴文正集》卷三四《贈鬻書人楊良甫序》。
(65) 《東軒筆録》卷三。
(66) 《中國版刻圖録》圖版十二。
(67) 《鶴山集》卷四。詳見本書《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第二節《按地域區分》。
(68) 《渭南文集》卷二六。
(69) 知不足齋本《澹生堂藏書約》附刊《流通古書約》。
(70) 《鮚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71)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72) 《書林清話》卷九《都門書肆之今昔》。
(73) 《琉璃廠書業煙雲録》，載《中國典籍與文化》一九九二年第三期。
(74)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75) 《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
(76) 《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
(77) 《金華子雜編》卷上。
(78) 《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79)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四《中興館閣書目》。按方回賀鑄字。
(80)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一。
(81) 牧翁指錢謙益。錢謙益號牧齋。
(82) 顧之逵字抱沖，藏書處名“小讀書堆”。
(83) 詳見冀淑英《明代宫廷的圖書采訪》，載《文獻》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84) 《弇州續稿》卷六三《二酉山房記》。
(85)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
(86) 《吴興藏書録·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録》。
(87) 參見本書《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第一節《按時代區分》五《明本》。
(88) 《曝書亭集》卷六六《池北書庫記》。
(89) 《古夫於亭雜録》卷三。
(90) 《藤陰雜記》卷七。
(91) 《居易録》卷一四。
(92)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倪教授行狀》。
(93)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卷下。
(94)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95)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96) 《補元史藝文志》卷一。
(97) 《國史經籍志》卷首《序》。
(98) 《萬曆野獲編》卷一《訪求遺書》。
(99) 《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
(100) 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菉竹堂書目》。
(101)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二《葉文莊盛》。
(102) 《經鉏堂文稿·賓告篇》。
(103)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天一閣藏書記》。
(104) 《藏書紀事詩》卷三《祁承爾光》。
(105) 祁彪佳有八求樓，所藏戲曲作品甚多，著有《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録》。祁理孫有奕慶藏書樓，並有《奕慶藏書樓書目》。
(106) 《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三。
(107)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末《附録》。
(10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
(109)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110)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111)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112) 《楓窗小牘》卷下。
(113)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114) 《輿地紀勝》卷六五《人物》。
(115) 《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
(116) 《中興館閣録》卷三《儲藏》。
(117) 《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四》。
(118)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三頁。
(119)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一三頁。
(120)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121) 《水曹清暇録》卷五。
(122)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京師圖書館檔案》。
(123) 《教育公報》第六年第三期。
(124) 《教育公報》第六年第三期。
(125)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126)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棠陰比事一卷》。
(127)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128)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首自序。
(129)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130)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131) 《經籍跋文·宋本周易集解跋》。
(132) 《遵生八箋》卷一四《燕閒清賞箋》上。
(133)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卷首自序。
(134) 《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鑒書》。
(135)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末跋。
(136) 何槐昌《明清書籍作僞的種種手段及其識别》，載《圖書館研究與工作》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137) 《藏書十約·鑒别》。
(138) 陶寶慶《僞書鑒别二例》，載《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139) 《蕘圃藏書題識》卷三《武林舊事六卷》。
(140) 《百宋一廛賦注》。
(141) 《蕘圃藏書題識》卷二《草莽私乘一卷》。
(142)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
(143) 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澹生堂書目》卷首。
(144) 《蕘圃藏書題識》卷十《陽春白雪十卷》。
(145) 《蕘圃藏書題識》卷八《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146)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藝文類聚》。
(147) 《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録》卷三。
(148) 《思適齋書跋》卷首序。
(149) 載《復旦大學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150) 《蕘圃藏書題識》卷六。
(151) 《第六絃溪文鈔》卷三。
(152)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153)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154) 《五雜俎》卷一三。
(155) 《藏書十約·鑒别》。
(156) 《藏書記要》第三則《鈔録》。
(157) 《絳雲樓書目》卷首《絳雲樓書目題辭》。
(15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一《鮑廷博》。
(159) 《藏書記要》第一則《購求》。
(160) 《五雜俎》卷一三。興公指徐。
(161) 《藏書紀事詩》卷四《顧階升步巖》。
(162) 《寶刻叢編》卷首《序》。
(163) 《寶刻叢編》卷首《序》。
(164) 《孫淵如先生全集·芳茂山人文集·五松園文稿·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165) 《藏書紀事詩》卷七《侯駝子》引《異説披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