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权的最后一天。”俄罗斯劳农革命已经彻底的推翻这个“昨天”。我们在那“大欺罔时代”尚且看见艺术里放些光明——俄国大文学家诚挚隐痛的心灵之巨烛。难怪到了那世界史中斡天旋地的一天。——一九一七年十月——“劳动贫民的作家”高尔基要大声疾呼的说出这句隐痛久忍后的快心话来。他接着说道：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报复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平民久忍之后的爆发力毁灭了那腐败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再也不能恢复他的旧形式了。一切旧东西都已杀尽了么？还没有！那末，明天总是要杀尽的。”（高尔基之《昨天和今天》，一九一九年。）
一切旧的都已经过去，样样发露新的气象。文学艺术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着那“可怕的”日子：自从柴霍甫以后，自从一九〇五年的高尔基以后，俄国文学的纤妙空灵，如象征派等类的作家，固然还有；然而他的“伟大”似乎已经损失了——也许就只科洛林科的“广爱”，足以略比前辈而已；新文学，在战时战后枉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改革”，其实往往只拘泥于形式方面。虽然，新的精神实在已经隐隐潜伏，乘着咆哮怒涌的社会生活的瀑流而俱进——我们可以看见那时的怪僻的“填补字典的”诗人，那时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未来主义”（Futurism）后来竟能助成新写实派的缜密活泼亲切的文体，助成歌颂创造力的社会的超人。
俄国劳农时代的作家之中，足以继那光荣的俄国文学，辟这光荣的俄国时代——且将创造非俄国的，而为世界的新“伟大”的，有如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如谢美诺夫（S.A.Semenov），如劳工派（Proletarian Writers）。
马霞夸夫斯基
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然而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他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大才。未来主义创造新的韵格，破毁一切旧时的格律，制作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运用活的言语，然而这不是马霞夸夫斯基所独有的，如珀斯台尔纳克（Posdemak）于此亦有很大的功绩。这仅是文学之技术的方面。马霞夸夫斯基的才却在于他的神机——他有簇新的人生观。“蔑视物质是不足以自豪的。只因自己没有理智的能力，没有驾御特质的能力，那才故意闭着眼睛从‘心灵’上想出一个‘超人’来，自己骗骗自己。然而‘人’——有几万年的进化，几千年的‘集合创造’，以至于现代的文明——而已决不能纯粹为物质所支配；正惟能知此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方能支配此物质，正惟能集合而生创造力，方能使个性得其相当的充分的发展。”马霞夸夫斯基是超人——是集合主义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个性主义的超人。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积极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最足以表显这种人生观的：如《国际》（又题作《第四国际》，最初见一九二二年九月俄国《真实报》——“Pravda”），如诗集《人》（一九二〇年）。诗集《人》之中有《归天返地》一篇，歌颂自由的“人”俯视一切，嘲笑一切。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
谢美诺夫
谢美诺夫在文学界中还是很新进的后辈。他的集合派的写实主义纯粹是十月革命的产儿。近时最有名的杂志如《赤新》（ Kr a sn aya N o vj ）《我们的时代》（ N a sh y Dni ）等，常常有这派文学非常之好的作品。谢美诺夫所由而得名的一部小说就是《饿》，描写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俄国的苦况——托名一十八九岁的小女郎所做的日记，写得非常之缜密活泼，文学上也是用极简单明白的俗语，真真读之闻如其声——比之于未来派或劳工派用字之僻奥杜撰大不相同——所以非常之通俗；然而文句宛如口语而又谨饬短峭，充满了“平淡中的真艺术”之神味。（他这部小说已经译成德文。）他同派的人已经很多，其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斯德朴诺衣（Stepnoj），曾著一小说《家》，亦有同样的好处。此种集合派的写实主义，不但“写实”而已，不但善于描写群众而已，他们的作品里客观的能表示人类共同劳作的乐生主义，有“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精神：
“我们走到街上。天气很晴朗，太阳旺旺的。工人和红军打着旗帜走，唱着《国际歌》。似乎因为他们唱着，天都格外清朗些；太阳也更温暖些。他们的面色这样的愉快强壮。连我父亲都挺起他那干瘪的胸膛。他沿着路旁的行人道走，鼻子里也哼起《国际歌》来了。忽然我觉着，我自己也在唱着呢。好像我们这些人里面，谁也不曾挨饿。
“吃完了饭之后，（译者注：平时都领很少的面包，饿得不得了；到这一天五一节，他们父女二人方到公共食堂吃饭的。）父亲很亲切的问我道：
“——唔，怎么样——饱了？
“——啊，爸爸，饱极了。
“他的眼睛微笑着，还尽着哼哼的唱《国际歌》呢。……”（《饿》五月一日的日记）
劳工派
“诗人是预言家”，这句老话确实不错的。欧战以前的诗文界里，早已觉着文学的旧形式旧内容不适宜了。那时安德娄·皮莱（Andrey Byely）就说是“文字之穷”（Crisis of word）——文字已不够表现现代生活的内容。实在说起来，不是“文字之穷”，不是诗的内容穷乏；诗的内容本是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要看得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穷，必须重新变革他的形式——不但形式——还要变更他的内容，他的重心。譬如形式方面，未来派也曾非常注意，然而他对于内容上的有价值的供献，仍旧很少。再则，向来文学的对象，往往为两性问题及恋爱问题占据大半；何以几百万人，几百万劳工农民的生活意义——“劳动”，竟没有丝毫“诗意”？“明月，回廊；才女，情郎。”——滥调的滥调！这是因为与“劳动”接近的人，向来受“文明社会”之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压迫愚弄，所以不期然而然离着文学的创造和享受很远很远。等到革命后，劳工派的文学方得开始发展。皮莱曾经对一劳工派诗人波列塔叶夫（N.Poletaev）说道：
——“你的诗，嘉晴（Kazin），格腊西莫夫（Gerasimov），亚历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rovsky）的诗里，确有些新意义。一切都是新的，韵律格调……”
劳工派的文学尚在幼稚时代——诗多，而散文小说还没有巨人的著作。虽然如此。
“我们总是要得胜的；我们这里——
各地的无产阶级。——精力已跃跃欲试；
几世纪来的潜伏力已经沸动，
火焰熠熠的飞涌，像火山似的。”（格腊西莫夫）
劳工派的机关杂志是《铁炉》（Kuznitsa 译音：《库兹尼错》）；他们的发展为时不久。除上述几人外还有萨笃费叶夫（Tlia Sadofiev）、迦斯铁夫（Gastev）等。劳工派诗文的成就，还不能算邃远。譬如他们于形式上，间或釆用“自由诗”的体裁，也有仍用普希金式的“律诗”的，也有简直无韵的；他们的散文小说只有短篇，非常谨饬严紧，然而也往往因篇幅过短内容太复而显得晦涩。然而他们的动机、文调和内容，确与俄国的世界的文坛以极大的希望。他们每每可以一个字也不谈到“工作”“劳动”，而其韵脚声调之间，都有强固健全的“劳动诗意”在内。
“文字之穷”已经过去，文字复活了，而“劳动文化”的清晨亦已来了。
除上述三派以外，派别还非常之多，（关于诗的，可以参看《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耿济之君译的布利乌莎夫之《俄国诗坛之昨今和明日》。）此外则革命的文学评论家郭冈（Kogan）和歌谣家狄美央倍德纳衣（Demiyan Bednyj）在现时亦负有盛名，然而他们在俄皇时代之革命的报章杂志里，早已占有特殊的位置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