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

著录第一

著录之事，官府则始于汉，私家则始盛于宋。书籍源自上古，而著录之事无闻，《隋书·经籍志》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益有目录以为纲纪。《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引《周官》太史掌六典，藏约剂之贰诸文，为官府藏书之始，然皆政事之守，如后世之档案耳。盖三代以上，固无私家著述，文书之始，本止治事之规条与记事之簿籍。《庄子》称老聃为守藏史，所藏盖亦此类。及官学变为私学，诸子争鸣，著作始多。秦从李斯之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及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校之。向卒，子歆卒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艺文志》。此官录之始也。自是以降，代代有之，私家之簿，则始梁阮孝绪，然其时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叶梦得《避暑录话》。及唐、五代始有雕版，得本较易。宋初士大夫乃多藏书，如荆州田氏、邯郸李氏，皆有书目，此私录之始盛也。

将明著录之义，先辨簿目之体。明胡应麟《经籍会通》曰：书之有目，体制虽同，详厥品流，实分三种。吴、尤诸氏，但录一官之藏者也；按：唐吴兢《西斋书目》、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是家藏。正下文所谓鸠集者，非官藏，此语有误。隋、唐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书录》《群书会记》，并收往籍之遗者也。雅士鸠集，以广见闻；馆阁校雠，以存故实。目录之纂，例不可无。近人周贞亮、李之鼎同编《书目举要》，罗列现在簿目，凡分十一类：一曰部录，二曰编目，三曰补志，四曰题跋，五曰考订，六曰校补，七曰引书，八曰版刻，九曰未刊，十曰藏书约，十一曰释道目。今按：胡氏所举三例虽略，而明周氏所分则有未析，部录与编目二名颇嫌相滥。按其所收，不过部录较广而整，编目则较简略而已。既非以官私分，亦不以现藏与否为别，考订校补中多收札记，非簿目之伦。其所收录亦每互相混滥，今分为四类稍较明晰。一曰总目：总录现存之书，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也。二曰藏目：仅就一时所有录之，公如《七略》及宋之《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阙书目》(1)、明之《文渊阁书目》，私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是也。其记一时所见，如浙江采进书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亦入此类。三曰专目：如宋高似孙《史略》《子略》，近朱彝尊《经义考》、王国维《曲录》及释、道二《藏》目录之专一门，郡邑志篇之专一方，近人补史《艺文志》之专一代，皆是也。四曰选目：以意别择，或主学之门径，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或专记佳本，如毛扆《汲古阁秘本书目》(2)是也。若《四库提要》则本是藏目，而兼选目，又别立存目，则总目之例也。至周氏所谓题跋，乃选目之支流，诸类亦皆有解题。解题得失，说在第九篇。考订、版刻皆然，不关簿录之大体，引书限于一书，所引用与未刊书，皆当附四类之后，而性质实与选目近。校补则校勘记也，与藏书约及论藏书故实法式之书。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皆目录学之书，而实非簿目也。至于史、志，则有当辨者。《汉书·艺文志》全本《七略》，增入一二而已。《隋书·经籍志》亦据当时官藏录之，皆是藏目。《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四部目》书之，亦是藏目。《新唐书·艺文志》增加《旧志》所未收。及《宋史·艺文志》，则全录一代所有，竟是总目矣。唐刘知几《史通》始议史志录所藏之非，谓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繁互出，何异以水济水。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雠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著，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近代修《明史》，止录明人著述，其序谓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皆其时柱下所有，明季秘书既亡，焦竑《经籍志》不可凭，前代陈编无从记载，是非用刘说也。而论史者遂多称之，以为可法，然识者皆不以为然。杭世骏《千顷堂书目·跋》云，黄俞邰征修《明史》，为此书，以备《艺文志》采用，横云山人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四朝，刺取其中十之六七为史志。史馆重修，仍而不改，失俞邰初旨矣。元修三史，独阙艺文，全在《明史》纲罗。如《后汉》《晋》不列此志，《隋志》独补其阙，不必定在其朝也。又曰：其中宋人著作，系《宋史·艺文志》所未取，非复出也。此《跋》见《拜经楼题跋》。按：康熙初修时，倪灿分修《艺文志》，亦兼载四代，而被删去。后卢文弨抄出三代，为《宋史·艺文志补》及辽、金、元《艺文志》。乾隆重修《明史》时，全祖望亦移史馆，札子争之。大要谓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汉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数或较前志而少，则书之阙可知，或较前志而多，则书之搀改失真可知。《鲒埼亭集》。彭元瑞亦谓《元史》不立《艺文志》，《明史》仅载明人著述，而五百年古经籍存亡之可见者，惟《文渊阁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此二论较杭氏尤精。杭氏止论史志续补前代之法，全、彭则明其于存佚之关系，然此论明胡应麟已发之，其《经籍会通》曰：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于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刘知几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志》之非者。疏卤之谭，匪综核之论，即《后汉》一书艺文无志，而东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此论尤明。一代史志，本记一代所藏，非记一代所著，是以谓之《艺文志》《经籍志》。六艺群经，后世岂有所作邪？宋孝王之书，限于一地，固非一代之例。以此知方志、经籍、艺文志当改名《著述志》。若近世考据家所补诸《艺文志》，如钱大昭、侯康、曾朴之于后汉、三国，金门诏之于辽、金、元，此自旨征一代，非遂可以补史篇之阙也。由此以言，则史志乃总目，而补志乃专目也。

前人簿目多藏目，而总目、专目、选目则少，故类次任意，体例不整，校雠之学，日以芜秽。章学诚《乙卯札记》曰：隋《众经目录》，乃合沙门及学士等撰，极有条理。观其分别五例，后世著录之儒，不能及也。一曰单本。二曰重翻。是一书而传写或刊刻不同，应在(3)别本之例也。三曰别生。是裁篇别出之例也。四曰疑伪。是伪书应别著之例也。五曰阙本。是佚书存目之例也。后世别本之书，文字苟无大歧，不复别为著录，抄本犹可言也。版本流传，一书数刻，而著录不与分明，则印本优劣无从辨矣。疑伪之书，众所共知，而一体与正书同著，亦少分别之义。至于前代逸书，后录一概删去，则亡书再出，或伪造逸书，后人鲜所依据，皆不可不慎也。隋、唐之际，《七略》《别录》诸书具在，故二氏著录，犹得依仿为之。自唐以后，校雠之学失传，而著录之法遂失古人之指矣。按：专门之目，类例必精，郑樵之论，于此而验，固不必《七略》而始能也。所举伪书、逸书、异本、别裁四例，下文分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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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后脱“到四库”三字，当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全书注释均为编者所加。）

(2) “阁”后脱“珍藏”二字。

(3) “在”，《乙卯札记》作“载”。

存佚第二

著录者，所以保全书籍也，故必先议藏与求。

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彼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此论谓守于专门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引申而论治书之法，其《校雠条理篇》曰：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征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波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于求书之前者也。

又《藏书篇》曰：孔子欲藏书周室，说虽出于《庄子》，然藏书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匮之书，成百三十篇，则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则书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谓《道藏》《佛藏》已也。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于《道藏》，小学之书，往往出于《释藏》。夫儒书散失，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于洞天，而《佛藏》必于丛刹，然则尼山泗水之间，有谋禹穴藏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按：明曹学佺已言二氏有藏，吾儒无藏，欲修《儒藏》，与之鼎立。近世阮元沿此意创焦山、灵隐两书藏，规制甚详。

书之不能无佚，势也。隋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述自秦至梁书经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二为莽末之烬，三为后汉迁都之散亡，四为刘、石乱晋之失坠，五为梁元帝失江陵时之焚烬。胡应麟谓六朝之后，复有五厄：一为大业广陵之烬，二为天宝安史之灰，三为广明黄巢之乱，四为靖康女真之祸，五为绍定蒙古之师。古今藏书数目大略，胡氏《经籍会通》考之最详。

收拾散亡，乃有求书之法，郑氏论之最详。其言曰：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疡之方多，外医家或有之；紫堂之书多亡，世有传紫堂之学者；九曜之书多亡，世有传九星之学者。《列仙传》之类，《道藏》可求。此之谓即类以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玄贞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迻《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且如邢璹《周易略例正义》，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京口记》者，润州记也。《东阳记》者，婺州记也。《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迹》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钱氏庆系图》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言》虽亡，君俞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如此之类，可因家以求。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求之公。书不存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1)，此则沈家旧物也。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此谓因人以求。胡旦作《演圣通论》，余靖作《三史刊误》，此等书卷帙虽多，然流行于一时，实近代之所作。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之人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谓因代而求。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训约藏书训略》第二条略曰：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书有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2)，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书之中，自宜分析，《水经》一书，《注》乃侈于其《经》，后人但知郦《注》，而桑《经》之名反隐。又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刘孝标《注》援引精核，可与《世说》各为一本，以称快书。如此之类，析而为两，使并存于宇宙间，是亦一道也。若夫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难兼收，况粤有刻而吴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海内通行之书，大都此数十百种耳。倘一概求之，千里邮至，重值市归，乃开箧已有，有不索然者乎？余谓梓行之书，其叙往往载于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异本日集，重复无烦，又是一道也。按：郑氏八求，前四甚精，中三亦周，末一条则人人皆知不足为一法也。祁氏三说，第一为辑佚，第二则止著录之法，不得为求书法。至于旁考别集，据叙列目，此则可以补簿录之疏，亦因地因人之细目也。

郑樵《亡书出于民间论》曰：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计哉，求之之道未至耳。胡应麟《经籍会通》曰：渔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集《左传》卜筮事为之，《甘氏星经》要亦天官家后人所补，《正训》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3)补之，而谬题以陆机，盖藏书者好事之过，务多得以侈异闻，而伪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辨。按：胡说甚核。大抵散落人间，亦必有传授端绪，若都无所见，则其伪不疑。严可均《辑典语叙》曰：孙观察族子枉的者，言绍兴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携有宋写《典语》残本二卷，其言信否，无以知之。古书佚而复出，如《大唐郊祀录》之类，非三十年前人所得见。而余尤希冀者，阎百诗校《困学纪闻》，引傅山(4)云：谢承《后汉书》，永乐中有刻本传。不谩言也。杨用修、王元美集，屡引《修文殿御览》，钱受之《书目》亦载之。邢佺山语余云：汉中府张姓有藏本。邢不谩言也。汤球校《十六国春秋》，纂录《自叙》云以《修文御览》校。吴翊寅跋汤书，引用严氏此语，且曰是嘉、道间尚有传本。汤先生时当承平，歙士大夫家多藏书，或得借校，故叙目中深以为幸。自经兵火，此本岂复在天壤间邪？《太平御览》即据《修文御览》增订而成，然鲍刻《御览》与此本多有异同。按：严、汤之说，皆未可信，吴淑注进《事类赋》，在淳化时已云谢书遗逸。《困学纪闻》原《注》亦云谢承书见《文选注》，是宋时已无传本。王谟辑本《序》、孙志祖辑本《自序》及汪辉祖《叙》、严元照《复杨传九书》，皆据此谓世传明永乐间有刊本，方从哲以内阁本携归德清。又潞庄王氏曾藏元大德本，青浦许氏有写本者，皆不可信。西北少文人，古书易沉晦，傅、邢言似可信。若流至东南，则藏书校书者，宁无一人见者？汤氏之友，不过俞正燮、汪文台诸人，而皆略不道及是书，何也？吾疑汤氏即本《太平御览》，当时自有一本，溯源而称此名。钱氏所藏亦然，其与鲍刻不同，自是版本之殊耳。

郑樵《亡书出于后世论》曰：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按：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按：晋之《故事》即汉之《章程》也，有《汉朝驳议》三十卷、《汉名臣奏议》三十卷，并为《章程》之书，至隋、唐犹存，奈何阙于汉乎？刑统之书，本于萧何《律令》，历代增修，不失故典，岂可阙于当时乎？又况兵家一类，任宏所编，有韩信《军法》三篇，《广武君(5)》一篇。岂有韩信《军法》犹在，而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则无之？此刘氏、班氏之过也。孔安国《舜典》不出于汉而出于晋；《连山》之《易》不出于隋而出于唐。应知书籍之亡者，皆校雠之官失职矣。按：此说亦未审。奏议、章程，体本迥殊。叔孙通所定《礼仪》，《七略》本未收，《汉书》明言其与《律令》同，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可知本非中秘所有。向所校只据中秘，故无之耳。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正是一类。韩信《军法》则以军府藏之，而校兵书者，乃步兵校尉任宏，故得录耳。若《舜典》《连山》则伪迹昭著，何可信也？务求不择，民受作伪之欺，郑氏亡书复出之论，不可据也。

祁氏又曰：书籍，与代日增而亦与代日亡之物也。概按籍而求，固已有虚用其力者矣。乃有实同而名异者，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如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也，李绰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也，刘轲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也。此所谓实同而名异者也。如蔡蕃节《太平广记》之事而为《鹿革事类》，《广记》在，《鹿革事类》即湮轶，可也。如司马温公之编《资治通鉴》也，先具丛目，次修长编，删削成书，《通鉴》行，则丛目、长编废，弗录可也。此所谓名亡而实存者也。又如汉人之谈经在训诂，读注疏，而汉之释经可概也。晋人之词旨尚隐约，阅《世说》而晋之谈论可想也。所谓得其一而概可见其余者也。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悉据《太平广记》之所载，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谓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弘景之《真诰》，而析以诡秘之目，又如近日偶从友家借得《比事摘录》一卷，中所引用如毕辜、厉陬等录，初不晓其何书，及按其文，乃知即《余冬序录》，所以分别卷帙者也。此所谓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按：祁氏此论，有得有失，实同名异及析名，说详后《名目篇》，散见凑合即辑佚之说，亦说见后。概见之说，甚为疏谬，推其言，则读史及类书已足，书皆可不求矣。名亡实存，说始郑樵，稿本可废，而重编节抄，则不可概废也。郑樵《书有名亡实存论》曰：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可以不求者(6)。《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常宝鼎(7)《文选著作人名目录》虽亡，可取诸《文选》。孙玉汝《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开元礼目录》虽亡，可取诸《开元礼》。《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春秋括甲子》虽亡，不过起隐公至哀公甲子耳。韦嘉《年号录》虽亡，不过起汉后元至唐中和年号耳。《续唐历》虽亡，不过续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犹《续通典》续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诗虫鱼草木图》盖本陆玑《疏》而为图，今虽亡，有陆玑《疏》在，则其图可图也。《尔雅图》盖本郭璞《注》而为图，今虽亡，有郭璞《注》在，则其图可图也。张频《礼粹》出于崔灵恩《三礼义宗》，有崔灵恩《三礼义宗》，则张频《礼粹》为不亡。《五服志》出于《开元礼》，有《开元礼》则《五服志》为不亡。有杜预《春秋公子谱》，无顾启期《大夫谱》可也。有《洪范五行传》，无《春秋灾异应录》可也。丁副《春秋三传同异字》可见于杜预《释例》、陆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见于杜预《地名谱》、桑钦《水经》。李腾《说文字源》，不离《说文》。《经典分毫正字》，不离《佩觽》。李舟《切韵》乃取《说文》而分声。《天宝切韵》即《开元文字》而为韵。《内外转归字图》《内外传钤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书评、书论、书品、书诀之类，无不见于《法书苑》《墨薮》。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天文横图》《圆图》《分野图》《紫微图》《象度图》，但一图可该。《大象赋》《小象赋》《周髀星述》《四七长短经》《刘石甘巫占》，但一书可备。《开元占经》《象应验录》之类，即《古今通占鉴》《乾象新书》可见矣。李氏《本草拾遗》《删繁本草》，徐之材《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证类本草》收之矣。《肘后方》《鬼遗方》《独行方》《一致方》及诸古方之书，《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尽收之矣。纪元之书，亡者甚多，不过《纪运图》《历代图》可见其略。编年纪事之书，亡者甚多，不过《通历》《帝王历数图》可见其略。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也。章学诚曰：郑论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余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之于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邪？章氏之论精矣，益著述之事，贵在宗旨，若其文辞，固多相类。章氏《文史通义·说林篇》三军将帅、舟车乘者、品物工师、金石炉锤、财货良贾、药毒医工，六譬详矣。班固取司马迁之文而自成其《汉书》；朱熹节司马光之书而自成其《纲目》。岂得谓孙玉汝《实录》即与官修实录同邪？抄书各有弃取，则《三礼义宗》虽存，而《礼粹》仍亡也。编书有义例，则《说文》虽存，而《字源》仍亡也。《文言略例》重在略例，岂得徒执本文而谓其存邪？今传之《尔雅图》多不可信，则止据郭璞《尔雅注》，未遂可见《尔雅图》也。今之取《说文》而分声者有数家而各不同，则止据《说文》，未遂可见李舟《切韵》也。

书诚有名亡而实不亡者，有二类焉。一则他书中全载之。如吕祖谦《古周易音训》之在朱氏《本义》中，吴棫《诗补音》之在王质《诗总闻》中是也。金履祥《尚书说》在其所著《通鉴前编》中，而人乃惜《表注》之略。《岳飞遗文》十卷，全载于其孙珂所作《金陀粹编》中，而后人知各掇辑而未已，皆疏也。一则因徒、友而存。古书师徒之说不分，《文史通义·言公篇》已言之。《关尹》《列子》之宗旨，恃《庄子》以见。今《列子》乃伪书。今传《鬼谷子》，即苏秦之书也。不特古书为然，后世亦有之。唐啖助、赵匡之说《春秋》，在其徒友陆淳书中。元黄泽之说《春秋》，在其徒赵汸书中。又有因敌而存者，王安石之《字说》已亡，而杨时集中有《辨》一卷，可见其略。李觏《常语》非《孟子》之文，今本不存，而余允文《尊孟辨》中具录之。此亦求书者所当知也。

章氏曰：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有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于《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于《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于《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按：辑佚之事，近代为盛。始自惠栋之治汉经义，后乃覃及四部，章宗源且专以此为业。上溯其原，实不始于王应麟。叶德辉据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相鹤经·跋》，云从《意林》《文选注》抄出，大略谓辑佚当以此为鼻祖，然实不止此。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数，多与原书不合，校以他书引，往往遗而未录，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也。今传唐人小说多本《说郛》，而《说郛》中本多辑古佚书，吾疑此类多是辑本，此语若信，则陶宗仪当为辑佚大家矣。胡应麟曰：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拾抄类书得之。此说可证也，但皆不著明为辑耳。

辑佚者所取资最多者，曰三注、四大类书。三注者，《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也。四大类书者，《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顾此举其著者言之耳，因类以求，取资者广。孙诒让于《春秋集解·纂例》赵匡说中，得《竹书纪年》遗文七事，缪荃孙于《苏诗》施注《天中记》中，得《意林》逸文二条。皆他人辑本所未采，盖又出于因类以求之外矣。赵圣传辑《左传》服《注》，谓《公羊》《周官》《仪礼》疏皆六朝旧本，所引《左传注》多是服《注》。此则得间于无形，尤为巧矣。

据类书以辑佚，又有当知者，胡应麟曰：《意林》所引书，考《隋志》存者不过十之三，自余皆梁世所有。马氏所录，自是从庾仲容《子抄》纂出。《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大率晋、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迹则得之本书者也。此说是也。《四库总目》徐铉《稽神录》下曰：《读书志》载百五十事，今本反有一百七十四事，又《拾遗》十三事，疑是录全载《太平广记》中，后人录出成帙。而三大书征引浩博，所列诸书(8)凡一名叠见者，《太平御览》皆作又字，《文苑英华》皆作前名字，《广记》皆作同上字。其间先后相连，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缘此多录数十条也。按：此弊《御览》尤甚，盖其书失校已久，讹舛甚多，条件颠倒，则此书之又曰移于彼书矣。吾读诸家之辑佚书，每见引自《御览》者词意不类，时代不合。后因检寻道教故事，翻《御览》道教类，则见所引道经，乃有记道士之事者，所引传记复有道经之文，始知又曰之讹，不可复理。此亦辑佚者所当知也。

吾旧撰《辑佚书纠缪》，具录于下。

辑书非易事也，非通校雠、精目录，则讹舛百出。近世此风大盛，而佳者实少。有最多者为章宗源、马国翰、黄奭。世称马窃章，而黄书亦多取孙星衍本，然章氏《隋志考证》今存者颇审备，马、黄则多疏矣。摘而论之，以明辑书之弊。

第一曰漏。此弊人皆知之，而能免者实少。如马辑颜延之《庭诰》，泛采逸文，而不录本传所载长篇。辑《古今乐录》，于《乐府诗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则不可解者也。

第二曰滥。凡有二端(9)，一曰臆断附会。此弊最易犯而最隐，如马骕《绎史》载《吕览》《农书》四篇，谓盖古农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词，马氏遂据采以当《野老书》。《别录》称《尹都尉书》有种瓜、芥、葵、蓼诸篇，马遂采《齐民要术·种瓜》诸篇为《尹都尉书》。因《汉书·律历志》引《易传》有辰有五子之语，遂录其文，以当《古五子》且并录其下文《易》九厄、《传》九厄之说，实与推五子无关也。因《汉书·天文志》载十八妖星有五残，遂录其文当《五残杂变星书》，余星固非五残也。因邹衍论五德相胜，遂取《吕览·应同》言五德语为邹书，不知论五德者不胜取也。又如录匡衡疏说《孝经》为《后氏说》，古经说本师、弟不别，后说不必为后著文，此固可通。至于《孝经》邢《疏》所引旧说与诸家说，则本无主名时代，而悉以当《安昌侯说》，何也？又《通典》所引六朝诸人论礼之文，多出何承天所辑《礼论》，故止标名，马氏则概取以充其所著书，谯周则入《然否论》，束皙则入《五经通论》，袁准则入《正书》，此名实不相符也。《易》，孟、虞二氏各有异文，《释文》所载甚明白，以虞氏本皆为孟氏本，亦未可也。宓子有书，《景子》亦说宓子语，以古书记宓子言行皆为《宓子》，而独取《韩诗外传》《淮南》二条入《景子》，又不知何以别之也。又如《韩诗》有《故》，有《内传》，有《说》。诸引《韩诗》者多未分别。马氏所辑《内传》犹限于明标传者，《故》《说》则全为臆断矣。又《鲁诗》悉归于《故》，黄氏则悉归《传》。安知其无《说》文？《齐诗》悉归于《传》，安知其无《故》文？《吕览》引《李子》，安知不为悝，而必以当《李氏春秋》？马氏所辑太多，徒充种类，此弊最甚。黄氏差少，然如颜真卿《韵海镜源》逸文无存，黄氏乃以《干禄字书》分韵以当之。二人虽叔侄，而《字书》《韵书》已各成体，宁得断为彼此相同？且即以《字书》分韵列之，而全无训说，则辑如未辑耳。

二曰本非书文。《国策》《说苑》本辑群书古子之文，非辑者自撰。《贾子新书》本其疏草，贾、徐、二严对策，即其书，以之当逸文，犹可说也。至于朱建说籍闳孺寥寥数语，而以当《平原君书》，已觉未安。东京以后，书皆自作，乃以《魏志》所载王肃对问当《正论》，王基对问当《新书》，此皆随口之语，非如他书答问之成文，以当书篇，殆不可也。其尤可笑者，《三国志》裴《注》引陆氏《异林》载一怪事，云从父清河太守说如此。谓口说耳。而马氏遂以入陆云《新书》，直欺人矣。又有本非专书，目录不见，而徒夸多种，遂妄立名目者。如束皙校《汲冢书》，撮叙大略，而马氏名之为《汲冢书抄》，并以诸书引古文纪年者皆入之。常景《鉴戒象赞》、李谧《明堂制度论》、元行冲《释疑论》，俱本非一书。虞溥《厉学》，虽见《御览》引用书目，彼目固兼数单篇也，尽列为书，无乃太张皇乎？

第三曰误。此弊生于不考。凡有二端：一曰不审时代。《史记索隐》引《鲁连子》，下云：共，今卫州共城县。乃司马贞加按。《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尹都尉书》有《种葱篇》，下云曹公既与先主云云。显系又引一书，而马氏遂连抄入《鲁连子》《尹都尉书》。《宋书·州郡志》连引称《太康地记》。王隐云盖合二书言之。而黄氏辑《太康地记》，悉抄入之，遂使太康三年之书，而有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为宁浦之事。《续汉志·注》引《博物记》，即张氏《博物志》佚文。杨慎误连读上文《蜀都赋·注》唐蒙所造为句。马氏据辑唐蒙《博物记》，以为是汉武时之唐蒙，不悟所引诸文乃有曲城相刘洪及中兴以来都官从事多出之河南之语。又如邯郸淳《笑林》之后，复有一《笑林》。《御览》《广记》及殷芸《小说》引《笑林》，乃有吴沈珩、张温二条，非淳所及也，不可据为淳书。又有云汉人适吴。亦似三国末语。孙星衍谓汉、唐之律纲目本于李悝，因以《唐律》条文抄充《法经》，不悟纲目虽沿而条文已改，遂使李悝书中有制使、刺史、天尊、菩萨之名，此尤可笑者也。《阴阳书》者，本是统名，诸书甄引多不详著，马氏乃以诸称阴阳书及历法者统为一编，而冠以唐吕才所定。诸篇之序，亦太混矣。

二曰据误本、俗本。《意林》《傅子》与杨泉《物理论》互讹，孙氏、黄氏辑《物理论》，据而不察，则《傅子》入之矣。《御览》传写多讹，尤不可恃。如《古今乐录》，陈沙门智匠撰，而《御览》引其文，称隋文帝云云。若此之类，所在有之。

第四曰陋。此弊生于无识，凡有三端：一曰不审体例。《艺文类聚》引董仲舒说上重粟语，阎若璩《困学纪闻笺》以为是《春秋决狱》遗文。马氏从之。不悟《决狱》遗文皆设甲乙之事，此自《繁露》诸篇之佚耳。又如马辑何承天《礼论》，以《通典》所载承天驳难入之，又辑荀万秋《礼杂抄略》，以《通典》所载万秋议奏入之。按：《礼论》乃是纂录旧说，非自定己文，以此当彼，殆不免误。乐资《春秋后传》，本纪事之书，《玉海》引《春秋后传》，皆说经语，必别一书，而黄氏牵入乐书，亦非也。

二曰不考源流。马辑谯周《五经然否论》，以诸书所引谯周《礼祭集志》及诸论礼之文入之，不知谯周曾继蔡邕、董巴而撰《汉志》，诸文或是彼文，不尽《然否论》也。

三曰臆定次序。马辑《韩氏易传》谓盖宽饶引五帝官天下一语，当是《系词》苟非其人二句下说。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以褚少孙引《春秋大传》说社语属庄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下。按：古传说多依经起义，不必专说某句，强配者不知体例也。余书此弊尤甚。马辑《圣证论》，置五色帝及孟子字、火浣布三事于末，云不知于经何属，附载于后。不悟《圣证论》本非依经之作也。汪继培辑《尸子》，严可均辑桓谭《新论》，皆望文而定其属何篇，亦未安也。上说诸弊皆其大者，至于复异不删，剪裁未当，尤其易见者，汪继培辑《尸子》，别录《存疑》一卷。叶德辉辑《傅子》，别为《订误》一卷，最为慎密，能以为法，庶几可免于诸弊矣。

郑樵《编次必记亡书论》曰：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遗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集(10)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及唐人收书，只记其书，不记其亡，以致后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尤甚焉。又曰：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所以得书之多也。此处原文阙字。下诏并书目一卷，惜乎行之不远，一卷之目，亦无传焉。臣今所作《群书会记》，不惟简别类例，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按：郑氏所见甚当，而引王、阮以为例，则欺人之言也。王、阮之书，宋世已亡，樵不得见。王志《目录》，今存《隋书·经籍志》叙中，阮录《叙目》，今存《广弘明集》中，何尝有阙书之录邪？自刘氏《七略》以降，皆据现存著录。《隋志》本通五代，名曰《五代史志》，故取阮《录》之书，注为梁有，实非记亡书也。记亡书固可行，然当视其体。总目、藏目本据现存，专目、选目则兼记佚，自昔皆然。如郑氏言，当云总目、藏目皆宜用专目之例耳。但此当别为一目，不宜混杂于存书。郑氏所作《艺文略》直抄《唐志》与《崇文目》，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又并抄旧目，皆兼收佚书，而不著佚字，遂若宋世已亡之书，至明犹存。后人因不信其书，是欲使佚者如存，而反使存者如佚矣。胡应麟曰：马氏《通考》独记存书，而异时阙佚之篇，靡从考究。郑氏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代之有无、家之藏蓄反不可知。是也。

时至今日，欲并记亡书，固甚难矣。古目之存者，何须复录？其不见于目者，群书浩瀚，又采录难周。故识者多画境为专门之目，朱氏《经义考》实创斯例，谢氏《小学考》、章氏《史籍考》踵之。《经义考》分存、佚、未见、阙四例。《史籍考·释例》曰：存佚，必实见而著存，知其必不复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经目见，而述者称见其书，确凿可信，则亦判存。又有其书久不著录，而言者有征，则判未见。如后汉谢承之书，宋后不复录，而傅山谓某家有藏本，曾据以考《曹全碑》，虽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为非，则亦判为未见，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书已亡，或丛书刻其畸篇残帙，本非完物，则核其著录而判阙。亦有其书情理必当尚存，而实无的据，则亦判为未见。他皆仿此。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曰：目录别存佚，自唐《开元释教录》始。朱氏沿厥旧规，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阙者，简篇俄空，世无完帙也。有曰未见者，弃藏未绝，购则难也。四者分，实便检斠，然存阙并凭目验，不虑讹踳。惟未见与佚，虽著录有无，足为左契，而时代迁易，未可刻舟。朱书之例，原始明代，还于国初，志录所存，若偶未见，并不注佚。今去朱氏几二百年，上溯胜朝，尤为辽邈，岂无玮篇珍帙，晦而复显，昔艰寻购，今则通行。而隐秘之书，湮没已久，传播殆绝，无事存疑。故此篇未见之书，所据藏目，断自昭代，明人所纪，并入佚科。原注：凡明时有刊本者，虽国朝诸目未经著录，亦注未见。又黄氏《千顷堂书目》所收明人书至博，然多存虚目，不必真有藏本。故虽时代匪遥，其不详卷帙者，并注曰佚。更有书非目睹，而传帙确存。如《四库全书》庋储天府释、道两家，各有专藏，不必经览，即定为存。此二说皆甚密，可为专目之法。张之洞《书目答问》于今人未刊之著述，确知已成书者，亦附录其名，以便寻求，且冀有好事者刊行之，亦选目之良法也。

群书之中有逸书，存书之中有逸文，经、子有逸篇，史或有录无书，人知之矣。唐人小说及六朝、唐人文集，以类书校之，多有遗篇零条，在今所传本外者，此由今本原是辑成，抑或原集本有所弃也。至于版刻既盛之后，子、史专行之书，宜若不当有逸矣。而书之有足本、不足本之异者，犹为不少，盖篇简有完阙，版刻有先后，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据残书，必凭多本，乃克补完。又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马光《涑水记闻》、苏辙《龙川略志》校以《八朝名臣言行录》，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此则徒凭异本，不足为功，更当广采，以期完备。若夫篇卷之阙，有旁求他书以补之法，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谓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可以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之阙卷。浙江局刻《续通鉴长编》，据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以补哲宗，虽不复旧观，要为胜于俄空矣。至于诸书序跋，则刻本佚脱尤多，盖宋、明一书重刻必有序跋，陈言累积，人多厌而删去。然其于版刻源流，或有序述，刊落则难稽考。至于郑氏《诗谱》之《序》、杜氏《春秋集解·后序》，《续汉书·志》刘昭《注》之《序》，宋本已多阙之，其重要不下于书文也。

* * *

(1) 《通志》“匹”后有“两”字。

(2) “羽”，《澹生堂藏书训约藏书训略》作“毛”。

(3) “目”，《经籍会通》作“自”。

(4) 《铁桥漫稿》“山”后有“子”字。

(5) 《通志》无“君”字。

(6) “可以不求者”，《通志》作“不可求者”。

(7) “常宝鼎”，《通志》作“常鼎宝”。

(8) “书”，《四库提要》作“事”。

(9) 《辑佚书纠缪》有三端，“三曰臆定次序”，于此归入“第四曰陋”一节。

(10) “集”，《通志》作“记”。

真伪第三

胡应麟《四部正讹》曰：凡赝书之作，情状甚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有缀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鹏(1)而有《鹖冠》是也。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按：辨伪之书，惟胡氏能挈纲要，所举例有小误，不足为病。此所论约为缀古事、挟古文、传古人名、蹈古书名四例，是其体别也。惮自名、耻自名、假重、祸之、诬之五例，是其意别也。意又有二，胡氏未举。一曰求利，如隋刘炫伪造《连山》《鲁史》以应当时之购求《北史》是也。一曰济私。如汉儒造谶，窜于纬中，以为当时之符命。王肃因攻郑康成，遂窜乱《家语》，以助其自立之说是也。

胡氏又曰：有本非为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之类是也。又曰：《元经》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丛》出宋咸，人以即宋咸也。朱紫阳以《麻衣》出戴师愈，黄东发以《文子》出徐灵府，宋景濂以《关尹子》出孙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张昇。独《三坟》亡谓出毛渐者，余知其渐出无疑也，渐作《三坟序》，其词实浅陋与书合，故核伪书者，核所出之人，思过半矣。又曰：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大率秦、汉以还，书若三《易》、《三坟》、《六韬》、《七纬》、《关尹》、《子华》、《素书》、《洞极》、《李靖问答》、《麻衣心法》、武侯诸军法、王氏诸经，全伪者也。《列御寇》《司马法》《通玄经》，真错以伪者也。《黄石公》《鹖冠子》《燕丹子》，伪错以真者也。《管仲》《晏婴》《文中》，真伪错者也。《元包》《孔丛》《潜虚》，真伪疑者也。《鬻熊》，残也。《亢仓》，补也。《繁露》，讹也。皆不得言伪也。《素问》《握奇》《阴符》《山海》，其名伪也，其书非伪也。《穆天子传》《周书》《纪年》，其出晚也，其书非伪也。即以伪乎，非战国后也，余无足辨矣。按：胡氏所定真伪，虽不皆当，而八核之说则甚明。惟第一、二、三、四，可并为“核之著录”“核之他书”二条。核人之说，亦未可凭。所举宋咸、徐灵府诸例，皆无证之冤狱也。至于托之而伪、补之而伪、伪而非伪、非伪实伪及真错以伪、伪错以真、真伪疑与残补讹晚诸说，皆分析至细，为近世辨伪者所未审。虽然，犹未畅也，吾撰《伪书谳绪论》，明辨伪之法尤详析，具录于下。

考伪书之事，盛于近二百年，自《七略》著依托之名，众经目录，有疑伪之目，柳子厚尝辨诸子，韩退之亦有识古书真伪之言。特著录家考证尚未详悉，学人亦罕致力，其专著一书，则始于明胡应麟之《四部正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而此事始重。姚际恒依附阎氏，因撰《古今伪书考》，世多称之，然未见胡书，详亦不逮，尤多武断未究之说。及《四库提要》出，而此事始大明，审定之功多矣。当时古文家，如姚姬传辈，沿韩之论，习柳之体，亦喜辨伪书，而多以词气为断，迨今文经学家之末流，谓六艺皆孔子所造，孔子遂为作伪之宗，居今日而按古书，几于无书不伪矣。夫经说固偏畸，而词气亦虚幻，皆不如考证之可凭，然考证者不皆详慎，又不皆有校雠之识，往往于不伪者疑所无疑，而于实伪者亦证非其证，故在前代则患误伪为真，在今日反患诬真为伪，在前代失在考证太疏，在今日反失在考证太密，此不可不亟辨也。

夫欲辨伪书，当先明伪书二字之义。伪者，不真之称。伪书者，前人有此书而已亡，或本无此书，后人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实非其人之作也，苟于此例有不具，则不在伪书之科。而昔之论者多囫囵不析，往往以非伪为伪。章学诚《淮南洪保辨》曰：古人有依附之笔，有旁托之言，有伪撰之书，有杂拟之文，考古之士当分别观之。依附之笔，门人弟子为其学者，辗转附益，或得其遗，或失其旨，或离其宗，各抒其所见也。旁托之言，诸子著书，因寄所托，标其风旨，有所称引，人即传为其人自著。《艺文》所著诸子九流，刘、班《注》谓似依托者，多不出此二种，皆非有心于造伪也。伪撰之书，后世求书悬赏，奸人慕赏造伪，与上二者不同。杂拟之文则始于文人托兴寓意，其后词科取士，因以命题，古人所无，始于六朝，非惟与伪造不同，亦与前二者迥不类也。按：此说犹止大略，今更详之。凡非伪而疑于伪，昔皆误以为伪者，有六类焉。

一曰事之乖谬。古史不详，传闻多异，子家寓言，尤多失实，严可均《书说苑后》曰：向所类事，与《左传》及诸子间或时代抵牾，或一事而两说、三说兼存，《韩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浅学之徒少所见，多所怪，生二千载后而欲画一二千载以前之人之事，甚非多闻阙疑之意。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亦曰：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重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或且虚造伪事，如巢、许洗耳、挂瓢之类，乃借以讥战国攘夺之风，并非实事，故太史公于许由事深致疑词，庄生所谓寓言十九也。后世为词章者亦多此体，至刘子政作《新序》《说苑》，欲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此论是也，吾于《考信论》已详之。此于前例，仅当一造字而已，然事虽伪而书则非伪也，苟以所言之误而疑其人之非，则乖矣。

二曰文有附益。凡一书流传写刊，经历固非一手，注识之语，每误入于正文，续书之事，常延及于后代。如《史记》续书之事，后世犹有。如州县志书，常有续刻数叶加入者，若注识则古书皆写本，故易混于正文，后世刻本则不易混矣。又或原本残逸，笃古者缀舍而误入他书之文，如《尹文子》。好事者改窜而妄加一己之意，如《列子》。其心虽异，乱真则同。此于前例，仅当非其人之所作而已，然书中有伪，而书固不尽伪也，倘因一节而概疑全体，则过矣。

三曰传述。章学诚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自战国而始专。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氏所著述也。《文史通义·诗教》。又曰：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论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耳。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又曰：汉初经师，师授渊源，专于宗支谱系。《公》《穀》之于《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词，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言公》。孙星衍亦曰：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晏子春秋序》。诸子之文皆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孙子略解叙》。严可均亦曰：古书不必手著，《鬻子叙》。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书管子后》。此之所论汉前之书皆然。后世亦偶有之，如啖助、赵匡说在陆质书中，黄泽说在赵汸书中是也。虽有主名，而本非所作，无所谓冒，本成家言，则传述师说，无所谓造，此不当以伪论。而论者以时事词气绳之，则犹认家谱为始祖之著述矣。

四曰依托。章学诚曰：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书教》。又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有《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老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词而断其伪托也。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诗教》。此之所论求数家言尤多，至今犹然，他书则无，然如袁康之《越绝》托于子贡，亦此类也，特不多耳。虽本无其书，而旨有所出，言有所承，无所谓造，亦无所谓冒也。此亦不得为伪，而论者以时事词气绳之，则犹认词状为告者之亲笔矣。

五曰补阙，惜古书之阙而以己意补之，岂惟书非其书，亦且旨非其旨，此宜无所逃于作伪之罪矣。然明称曰补，补者有人，既非冒名，亦不自讳。如白居易补《汤征》，王士元补《亢仓子》，董汉策补《计然子》。此而为伪，则束皙乃《笙诗》之黎丘矣。

六曰托古。己意不自抒而托古人以言之，岂惟本无此书，抑且本无此说，此宜无所逃于作伪之罪矣。然自说不嫌造说，借名非同冒名，如宋濂《燕书》、徐渭《于陵子》。此而为伪，则《盗跖》为庄周之失主矣。章氏论李陵《答苏武书》、鬼谷子《与苏张书》即此类，见《言公》下。

凡此六类，最宜详察，知附益则知真中有伪，知依托则知伪中有真，辨析及此，斯为善读书矣。一、二两类，人所共知，五、六两类，知而多忽，三、四两类，则章氏特发，孙、严略窥，外此诸人皆不了也。而世之称为伪者，此二类乃独多，其误在不明古人著述之情状。古所谓某人之书，止是某人之说，即称某作，抑或止是某所发明，详拙作《补言公篇》。非即某属其词而书之简也。后世著述，乃定主名，自书己意，负其责而不可假借，既习于此，乃执以例推古人，而疑伪遂多矣。上观汉、隋二《志》于子、集诸书，多止以人冠书名，或下注人名，亦不加编撰之字。后之读书者，既误执某书为某人作，而编目录者，又必注某书为某撰某编，于是《管子书》有西施，不能著管仲撰，《商鞅书》有孝公，不能著商鞅撰矣。《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出自宾朋，与者非一，不能著吕不韦、刘安撰矣。乃创为疑伪之题，曰旧本题某人撰，实则旧本焉有此题？题自明，人之亡，何足为据？既已费此周章，又不能充其类，幸而六经、《语》、《孟》以昭著而不题名，倘用此例，必曰旧本题孔某撰、孟某撰，其不爽然自失、咥然自笑乎？明乎口耳竹帛流传之故，乃破书名人名拘泥之非。言伪书者，子部最多，而纷纷之辨，几若古子无非伪本，皆此某人撰一题误之耳。于此豁然，则辨书之道，思过半矣。

盖凡论古书，必以辨宗旨体例为先，而时事词气次之，不独古子为然也。考据家以核时代为良方，而不知辨宗旨；古文家以审词气为长技，而不知辨体例。夫徒核时代，徒审词气，则同时之书，固可以互淆，伪古之作，亦足以售眩。何怪《尹文子》杂田骈之说，无人致疑，贾谊《书》较孟坚所删，反如不及邪？如前所举一、二两类，已不可专辨时代，三、四两例，更不可凭词气，五、六则自当视同自作，诸法皆不可施矣。又有考据家尝以为证而实不足为证者，凡有三端：一曰史志不载。自《七略》校雠，止据中秘，虽叔孙之《礼》、萧何之《律》，亦不在也。马怀素亦言《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论。《旧唐书》。唐、宋以后，遗阙尤多，岂得以修史者一时所见为备哉？二曰篇卷不同。《七略》多止数其篇，《隋志》每别数其录，如云某书几卷，录一卷，后来书目目录或入卷，或竟不数。唐行卷，子卷短而多，宋后叶装卷长而少，详《日本访书志》。或分或并，歧异多矣。此固无关于真伪也。三曰他书文同。诸子传记，每多互存，或传述同源，或裁证己说，杂家本属兼收，古言不私一己。韩非、太史，且以互异之事并载一篇，先后莫分，盗主莫辨，奚可据以定真伪乎？

若夫以一己之好恶，而臆定其人，不当有此，如《提要》辨《群辅录》。以一己之从违而臆定其人，不当说此，如沈涛辨《论语》孔《注》。是乃以是非高下混为真伪之准，如行南北而计东西，尤不足论。至乃以辑本为伪书，如《十六国春秋》。以抄本为伪书，如《英雄记》。伪之名愈滥，面伪之义愈迷，是则凡所不取，悉归之伪可矣，复何辨乎？

胡氏所谓非伪而实伪者，乃冒名之事。冒名有二，一为窃人之书以为己有。如郭象窃向秀之《庄子注》，此已非窃，别有辨。宋齐丘窃谭峭之《化书》，人所咸知也。近世如秦嘉谟窃洪饴孙之《世本辑》，李调元窃屈大均之《广东新语》而改其名为《南越笔记》。至任大椿《小学钩沉》之窃丁杰、戴震《水经注校》之窃赵一清、严可均《全上古至隋文》之窃孙星衍、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之窃李兆洛，则事涉疑似，有辨其诬者，姚大荣辨严之诬，文见《中国学报》。盖或为同学相资，或为后袭前说也。一为假人之名，则胡氏所谓假重祸人诬人者也。近张时为《界轩集》，有拟奏疏，请凡假名著书，视杀人之罪加等，即谓此类。然假名固不皆如是，近代有势者多属其宾客著书，而自居其名。如纳兰成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实陆元辅撰。方苞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实徐倬撰。郑元庆说。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实徐善撰。朱彝尊说。傅泽洪之《行水金鉴》，郑元庆为之也。黎世序之《续行水金鉴》，俞正燮、董士锡为之也。松筠之《新疆识略》，徐松为之也。谢启昆之《小学考》《广西通志》，胡虔为之也。毕沅之书，大抵其宾客所为，不似阮元之《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明著分修之人也。非独著述如是，校勘亦然。钱熙祚所刻之书，顾观光、张文虎所校也。伍崇曜所刻之书，谭莹所校也。叶树藩所刻之《文选》，朱子培所校也。此校者皆不止正文字，且为考纂题跋，而钱、伍书之校勘记、跋语，则不署张、顾、谭之名，仅伍书记谭校一行而已，朱之事则知者少矣。凡此皆如吕不韦、刘安之例，非魏泰之类也。又有异者，归安吴兰庭，平生著书皆不居名，而以假人，且尝以己说署其友之名，严元照说。是岂可以杀人之罪科其假名者邪？私书独撰，犹且如是，况在官集众之作乎？集众修史，始自东汉，班固与修《东观汉记》，而《汉记》劣于《汉书》，亦不辨孰为固之笔。不似唐修《晋书》，犹知《列传》出颜师古、孔颖达，天文、律历、五行《志》出李淳风。宋修《唐书》，犹知《纪》《表》《志》出欧阳修，《传》出宋祁也。与修《明史》者，多存其稿于集中，而今本《明史》何人删成，则不可考矣。集众编书，始于唐武后，近世所编书首，具列衔名，虽著录者皆用总裁之名，犹可知《周易折中》出李光地，《诗义折中》出孙嘉淦，《三礼义疏》出方苞、吴绂辈。然纂修之人不一。《通鉴辑览》杨述曾之力为多，则非观其墓志不知矣。《四库》分纂则衔名类列，不知何类属何人，惟正史类出邵晋涵，礼类出任大椿，子部出周永年，佚见他说耳。私撰之书，虽集众力而无衔名，仅秦蕙田《五礼通考》所列参订者即撰人，尚可考耳。此皆类于假者也。私人之书，又有同学互资之例。如彭元瑞、刘凤诰之《五代史记注》，俞正燮之功为多，正燮自言。黄汝成、严可均之诬，即由是也。又有因人之书而又有变易者。如《明史稿》实万斯同书，而王鸿绪复加删窜以刻之。《十三经注疏·正字》实浦镗书，而沈廷芳复加审订以刻之。虽失真加精，功罪不同，要不得遂以窃科之也。夫著书自有责任，同学者止同其所究，集众者但以财势合，其意见尤多不同，非若古者专门师说之可相合也，故主名重焉。而其变异难考，若此著录者，不可不知也。

胡氏又曰：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2)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祁承爜曰：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子。按：经之《易》为盛者，以《易》流为术数。而术数之书，本多传述、依托之体也。史之杂传记为盛者，以其挟恩怨也。子之道为盛者，子本多传述依托，而道家之流最广也。大抵经有传授，史本实事，皆不易伪。为子家多古书术数，止重所言之法诀，而二类又本传述依托之体，说理之文，可恣己意，故伪者独多。至于文集，则人人可为，不必作伪，然亦有伪者，则书贾假本，以应搜求。宋以后文集繁多，熟悉者稀，故其欺易售。如卢文弨所说以《刘过集》为《苏过集》，以《吴师道集》为《苏舜钦集》，此类甚多，颇难察觉，然止改名冒充而已，固非作伪之例也。

群书之中，有非本真之书，一书之中有非本真之文。颜之推《家训·书证篇》曰：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何也？答曰：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等郡县名。《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仓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马后及梁夫人，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按：此所说尚当分别，所谓禹、益、神农、周公作者，本不知古书体例者所定，《左氏》续《经》及《列女》续《传》，人知为续。《仓颉》《世本》，汉人屡续，亦甚昭著。独《列仙传》虽非刘向所著，实出东汉人手，《序》中之文，乃六朝僧徒所益，此乃真有意为伪也。乃唐以来之书，亦有窜乱错入之文，但多是编刻之讹，非如窜古书者之别有私计耳。近世辑佚书者，往往连抄他书之文，四库馆自《永乐大典》辑出之宋人文集尤多，此弊劳格《读书杂识》曾屡纠之。世行本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四库提要》指出中有李绰《尚书故实》之文，吾细案之，又有刘《隋唐嘉话》之文，盖是书本宋人自《太平广记》抄出。《广记》引二书皆出《刘公嘉话》，故致混耳。至若商维浚《稗海》以《齐东野语》之半入《癸辛杂识》中，则由所得本阙佚而混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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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鹏”，《四部正讹》作“”。

(2) “璅”，《四部正讹》作“琐说”。

名目第四

章氏《文史通义·繁称篇》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诸家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初非著书之人自尚新奇为吊诡也。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老子》本无经名而书尊《道德》、《庄子》本以人名而书著《南华》之类是也。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刘安之书本名《鸿烈解》而《汉志》但著《淮南》内外、蒯通之书本名《隽永》而《汉志》但著《蒯通》本名之类是也。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屈原》二十五篇《离骚》其首篇而后世竟称《骚赋》之类是也。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史记》为书策记载总名而后人专名《太史公书》、《孙武》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孙子》之类是也。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又《校雠通义·辨嫌名篇》曰：《太史》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辞》，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于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已。又曰：欲免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之故，而笔之于书。又曰：郑樵精于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二人矣。晁公武善于考据，然《郡斋》一集，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字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按：考定书名，自非易事，即章氏所说，已有未精，《淮南》之书只名《鸿烈解》之一字，乃高诱《注》名。《七略》著录从质，以其出于淮南，故题《淮南》。其书非出一人，故不曰淮南王，而章氏乃谓但称淮南，不知为人名、地名。见《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篇》。夫人可名书，地不可名书乎？至称《淮南子》，乃宋后之误，淮南非号也，系之以子，殊不可通，亦非从简之例也。《白虎》之书，本名《通义》，《通德论》者，宋后之讹，详刘师培《白虎通义源流考》。章说亦是失考。至于《世说新语》，则旧名《世说新书》《四库提要》。以刘向已有《世说》，故以《新书》别之。昔胡应麟言：陆贾有《新语》，顾谭亦有《新语》；贾谊有《新书》，虞喜亦有《新书》；桓谭有《新论》，夏侯湛、华谭、刘昼各有《新论》；崔寔有《政论》，王肃亦有《政论》。以为六朝好学汉，此亦误也。当时子家名《新书》者尚多，凡谓《新书》，皆谓新出之书，犹今书坊言新著耳，非标其书之义也。故《贾子新书》《刘子新论》必当以人连称，后世著录者，去姓而独存《新书》《新论》之名者，误也。异名不明，非特易重复，且有因而致伪作之疑者。如《七略》之《别字》十三篇，即今《方言》钱大昕说。《苏秦书》即今《鬼谷子》，唐乐壹《注》说。《宰氏》即今《范子计然》，马国翰说。不详考者，遂以《七略》所无而斥今书为伪矣。

刘向校书，多定其名，由古书多本无名，如《国策》。歧异不得不定。若后世书名，皆本其作者自定，著录者自当从其本号，辄灭辄增，皆非所宜。宋以来坊刻诸书，多冠以新雕、新修、校正诸字，繁冗诚属可厌，然如重言、重意、纂图、互注、增广、详注等字，皆关书之体例，所以异于他本，固不可得而灭。故近世版本家书目，皆具录原题，乃至并新雕、新修等字而亦录之，亦详慎之道也。常见书肆中簿记、笺题、书名皆为三字本，四字以上者则减之，本两字者，则加纸色地名一字以足之，割裂不通，殊堪笑噱，因知《白虎通》《风俗通》之称，正是此类。坊贾固不足责，乃著录家亦不免此弊，如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本无旧字，与班固《汉书》之本无前字正相同也。班氏不能预对范《书》而为前称，人皆知之，乃于薛《书》则仍留旧字，正使欧阳所撰亦名《五代史》，亦可以薛修、欧修别之，况欧书本名《五代史记》乎？马永卿《真子录》减去录字，谭献遂讥其冒子之称为夸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四库提要》录为《洞天清录》，则减而且讹矣。《越绝》本无书字也，《太玄》本不称经也，加之似无害，然已失其本意矣。

书名有本不定者，文集是也。陈士廉《子集流别考》曰：标立集名，始于齐、梁。张融有《玉海集》《大泽集》《金波集》；谢朓有集，有逸集；梁武帝有诗赋杂文集、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王筠有《中书集》《临海集》《左佐集》；江淹有前集、后集；江总亦有前、后集。唐、宋以下，名目愈杂：或以年名，如《长庆》《元丰》之类；或以地名，如杨炯《盈川集》、独孤及《昆陵集》之类；或以官名，如《阮步兵集》《陈拾遗集》之类；或以干支名，如《樊南四六甲乙》《钱希白甲乙集》之类；或以职掌名，如崔嘏《制诰集》、令狐楚《章奏集》之类；或以丛书名，如陆龟蒙《笠泽丛书》、韦庄《幽居杂编》之类；或以所历之地名，如李德裕《姑臧集》、杨亿《武夷集》之类。倾异标新，莫可穷诘。他若王勃(1)之《雕虫集》、温庭筠之《握兰集》、司空图之《一鸣集》、徐夤之《探龙集》、沈颜之《聱书》、卢稹之《曲肱编》，诙诡纤巧，无足取焉。按：陈氏所论，多未明究，谢朓、梁武、梁元、江淹、江总止是一集，分名制诰、章奏，正如诗赋、杂文，非以职掌也。姑臧自标郡望，武夷乃其里居，非所历也。盈川、昆陵乃所官之地耳。盖唐以前之集，正如周、秦诸子，自张融、王勃、白居易诸例外，大抵皆本无集名，故《隋志》所录，及唐人集序之题，皆云某代某官某名集而已。若曹子建、阮步兵诸号，皆后人所称，非其本所定。宋以降始皆定名，然犹多以官谥字号封国里居为名，质朴无华。斋堂亭馆之称，起自南宋末。故人之称之，亦往往不一。《韦苏州集》亦云《韦江州集》，《吕衡州集》亦称《吕和叔集》，《徐骑省集》亦曰《徐文公集》，《李盱江集》亦曰《李直讲集》，此皆沿自宋本，非近人所意改。《四库》著录皆依史志，聊取画一耳，非皆原定而不可改也。

叶德辉《书林清话》曰：明人刻本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换头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谓叶梦得。《岩下放言》，商维濬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意造，不知其意何居。按：明以来刻书改易，名目极多，且谬者此尚未举。《四库提要》所言伪归有光《诸子汇函》，屈原谓之玉虚子，宋玉谓之鹿谿子，陆贾谓之灵阳子，贾谊谓之金门子；伪徐一夔《艺圃搜奇》所收《醴泉笔录》即江休复《嘉祐杂志》，苏轼《格物粗谈》即《物类相感志》，俞琰《月下偶谈》即《席上腐谈》；胡文焕《格致丛书》摭王应麟《困学纪闻》论诗之语，即名曰《玉海纪诗》，又摭马端临《经籍考》论诗数段，即名曰《文献诗考》；闵景贤《快书》所收《会心编》改名《秋涛》，《醒言》改名《光明藏》。凡此皆由明人好短书而不考证，故刻书者以此射利耳。书贾射利，亦有改换名目之事，如抄《元文类》中《经世大典》为《皇元征缅录》《招捕总录》，阮元且受其欺矣。

古今著录于书名大抵参差，惟《四库全书》为齐整，然讹者犹多。《平津馆鉴藏记》载洪颐煊谓《后汉书·方术传注》引《汉武外传》文，俱作内传，外传即内传下卷，编《道藏》者误分题耳，此得之他书者也。推此例而审之，书名之当正者，殆犹不少也。

章氏《校雠通义·汉志·兵书篇》曰：书有同名而异实者，必著其同异之故，而辨别其疑似焉，则与重复互注裁篇别出之法，可以并行而不悖矣。兵形势家之《尉缭》三十一篇与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阴阳家之《孟子》一篇与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师旷》八篇与小说家之《师旷》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与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与杂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录之家，皆当别白而条著者也。若兵书之《公孙鞅》二十七篇与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号虽异，而实为一人，亦当著其是否一书也。按：此或为别裁，或为互著，在别录中自必分明。后世书同名甚稀，惟断代纪传之书，如诸家《后汉书》，诸家《晋书》，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宋世官爵封号之集，如王珪、张纲之《华阳集》，刘挚、傅察之《忠肃集》，吕本中、吕祖谦之《东莱集》。偶有同者耳。一书有统名、分名，著录者亦当详核。如：陈氏《三国志》本名《魏书》《吴书》《蜀书》，毛本犹题《魏书》，殿本乃悉改作《志》；元王桢《农书》三种，曰《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四库》止称《农书》，则与秦氏《农书》相混矣。

郑樵《见名不见书论》曰：编书之家，多是苟且，亦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2)类。按《汉朝驳议》《诸王奏事》《魏臣奏事》《魏台访议》《南台奏事》之类，隋人编入刑法者，以隋人见其书也，若不见其书，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法意乎？按《唐志》见其名为奏事，真以为故事也，编入故事类。况古之所谓故事者，即汉之章程也，异乎近人所谓故事者矣，是之谓见名不见书。按《周易参同契》三卷、《周易五相类》一卷，炉火之书也。《唐志》以其取名于《周易》，则以为卜筮之书，故入《周易》卜筮类，此亦谓见名不见书。今按兵家、杂家皆有《尉缭》，章氏疑本非一书，是也。况今《尉缭》又是伪书，《隋志》之因班《志》，正由见真本杂家之《尉缭》耳。其余所论，则是著录家望名隶书，正如诂训家之望文生训，文字有假借，书名亦有隐晦，文字有讹谬不正，书名亦有乖错不安也。著书者已不尽明通精密，况重以歧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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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雕虫集》作者实为王勃之弟王助。

(2) “书”，据《通志》补。

篇卷第五

叶氏《书林清话》曰：称书为一册，由简策而来。古书以众简相连而成册，今人则以线装分订而成册。宋世装订有以一卷为一册者，有以数卷为一册者，视其书之厚薄为之。卷子因于帛，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为之几卷。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卷之心必转以圆辊，如车轴然，故一书谓之几轴。以上撮叶氏语，其文考证甚详，今不具录，以其无关校雠也。

章氏《文史通义·篇卷篇》曰：《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非有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可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于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于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至于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固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今则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后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巨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于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于离合之外，又无关于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按：此论最为精详，虽版本家不及也。篇卷之参差，乃文义起讫与物质起讫之参差也。篇、卷、册，皆物质起讫之名。若文义起讫，则本无定名，惟所谓首者，乃为适合，章则为大起讫中一小起讫之名。而古人罕用，皆借用篇字，盖依文之起讫以定物之起讫也。然是二者固不能无参差，即彼时殆亦不尽相符，此有数证。《诗》三百，每诗文甚少，一联简止写一诗，则三百短联无乃太烦，孔子止言《诗》三百，汉人乃言三百篇，《七略》则止记卷，不知在竹简时究分几联。一也。方策每联不能太多，帛每轴亦不能太长，而文之一起讫，则有时颇长。如《士礼》十七篇，《春秋》襄公、昭公二篇，《周官》六篇，以一简二十余字计之，见后《文字篇》。当有数百简，毋乃烦重难胜耶？二也。此类长文固亦不多，如《尚书》、《戴记》、《论语》、诸子书，则一联不过繁，不过少，然《论语》、《戴记》、诸子皆零条，每条多不过数百字，其分篇止是计简策之能胜而为之，非依文义，是乃物质起讫包文义起讫，亦非相符也，后人读诸子者，每直以一篇为一文，强贯串之，由不审此。三也。古人写书不易，而文亦简，故文义起讫超于物质起讫者究少。后世刻印装折，可以多容，文字亦日长，则物质起讫亦恒包文义起讫矣。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叙录》曰：古书著之简册者为篇。写之绢素者为卷。《汉志》录书，篇、卷并存，裴松之《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注》引《中经簿》，《孔子三朝记》八卷、《目录》一卷，余者所谓七篇，范《书》《方术传注》引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师旷》六篇。据此，则《中经》《七志》亦皆有篇有卷，至《七录》而后始有卷无篇。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曰：《玉篇》《太平御览》卷页数少，盖沿卷子本之旧，以卷子本不过长也。古书分合，以唐、宋为一大关键，盖由卷子改折子之故。今存北宋本尚多旧式，南宋则面目全非。此唐、宋《志》所以违异，而《崇文总目》又多不同于《读书志》也。按：此说甚是，由此可知古书之卷，宜后减于前，并卷固不始于明人，若卷增于前，必是后人所妄析也。刘向校书，合众本而定著篇数，盖古书零散，向之校乃兼编辑之事，故别定次第，除其重复。后世著录，不可沿以为例。

数目之字，最易讹误。三脱一画，则为二矣，十四之倒，便为四十。簿目之书，徒列名数，又人所厌观而易忽者，故历代簿目篇卷多有歧异，必须目检本书，互相校正。《四库》所录，于此颇详。若悬据旧文，妄生异论，大不可也。

郑樵《阙书备于后世论》曰：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而复有多于梁者，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如此者甚多，孰谓前代亡书不可备于后代乎？章学诚曰：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残缺，则恐不可尽信也。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此说是也。陶潜之集，今所传固北齐阳休之定本，唐以来所同也，安得有二十卷耶？郑氏此语，正由未审卷册变易及数目易讹之故。且如郑氏所撰《通志·艺文略》，大抵抄写《唐志》及《崇文总目》，非皆目睹，而今所行《通志》所载书之卷数与《唐志》《崇文》不同处甚多，使执此而谓郑氏所得较前有减有增，郑氏能信之乎？卷帙之多寡，不足以定书之存佚，至今日而尤甚，盖刻书者于卷数多有并省析增。宋、明以来，于书又有节删，如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刻《春渚纪闻》，止其前半五卷，此固望而知其不足者也。商维濬《稗海》中之《云溪友议》十二卷，反不及三卷本之足，此岂易知乎？《孔丛子》七卷并为三卷，《易林》十六卷并为四卷，卷大减而文固无损也。朱氏《八朝名臣言行录》世传宋本乃李衡纂要，文大减而卷固无损也，此岂易知乎？卷既不足以检，则惟恃篇，而杂记之书、零条之体，本不成篇，则其完阙，非多本比较，无由知矣。《世说新语注》，人知明袁氏本之异于王世贞所删矣，乃杨守敬言日本古抄残本，其《注》较明本为尤多。今之《文选》李《注》亦本自《六臣注》录出。书有节抄之本，始自六朝，直至宋世，犹有似丛书而实书抄者，如晁氏《谈助》、陶氏《说郛》是也。明人刻书，往往删减其文，如陈继儒《秘笈》中之《野客丛书》是也。批点之风，起于宋世，因取警要每与删节相连，如刘辰翁所批点《王荆公诗注》是也，节抄、批点本属体类之事，亦考篇卷者所当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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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第六

部类一事，于目录学中最为重要，盖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诸群学，此为最大。中有原理，辨论所聚，非如他件之仅有考证成例而已也。部中分类，类分子目，明揭之中，复有暗叙，支条流派，繁密比于律例。而前世官私著录，各用己意，离合分并，亦颇烦乱。欲以一章一段详之，势所不能，校雠专家之业，废晦有年，亦无专书尽其条贯。鄙蒙于此，夙尝究心，尝撰《续校雠通义》二十篇，上溯刘氏父子、郑、荀、王、阮，中正历代史、志，纠郑匡章，斟酌纪、张。于诸部目，一一质定，然犹未敢以为定论。今兹讲述，仅能叙其源流及部类大略而已，若欲专究详及细目，则吾书具在，或有取也。《续校雠通义》二册，上海书坊有代售。

郑樵《编次必谨类例论》曰：十二野者，所以分天地之纲，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纪，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又曰：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又曰：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又曰：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又曰：《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

刘歆《七略》：《别录》一曰《辑略》，乃诸类之序。二曰《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三曰《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四曰《诗赋略》，赋分三类，又杂赋、歌诗，凡五种。五曰《兵书略》，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六曰《术数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七曰《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别录》之文已佚，而目在《汉书·艺文志》中。魏郑默制《中经》，荀勖又因著《新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书子家、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宋王俭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梁普通中，阮孝绪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以上俱见《隋书·经籍志·叙》。诸书今俱亡佚，惟阮氏《目录》在《释藏·广弘明集》中。唐修《隋书·经籍志》，则沿李充以降四部之目，经分十种，史分三十种，子分四十种，集分三种。道、佛二家，录其大纲附四部之末。自此以降，官目史志皆沿四部，但细目分合多寡不同。直至乾隆修《四库全书提要》，乃稍齐整，其《例》曰：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其善而从。又曰：焦竑《国史经籍志》多分子目，颇以饾饤为嫌。今酌乎其中，琐节概从删并。所定经分十类，史分十五类，子分十四类，集分五类。其中如礼、小学、地理、诏令、奏议、传记、政书、目录、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皆于类中更分子目。此目一定，世之言著录者多遵用之。光绪中，张之洞作《书目答问》，以是选目之体，又稍变通，然大体无改也。

今论部类，不能细数古今同异之故，仅列《七略》至《隋志》变迁，为表如下。

《隋志》以后，《四库》以前，亦有不用四部法者。宋初李淑《邯郸图书志》于四部之外，更立艺术、道书、书、画四类。郑樵《通志·艺文略》则分十二类：一经、二礼、三乐、四小学、五史、六诸子、七星数(1)、八五行、九艺术、十医方、十一类书、十二文。郑寅《书目》则分七类：一经、二史、三子、四艺、五方技、六文、七类。此皆有独见而实未安。明人所立则尤疏谬。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首《庚申整书略例四条》，前二条曰：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多寡适均，惟荀氏之四部称焉。陆文裕公之藏书分十三则，一录经，次录性理，又次录史，录古书，录诸子，录文，录诗，录类书，录杂史，录杂录(2)，录韵书，录小学、医药，录杂流，而以宸章令甲别为制书。沈少司空稍为部署，而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谟，三曰经，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别。别者，道其所道，非圣人之所谓道也。八曰志，九曰类，十曰韵字，十一曰医，十二曰杂。虽各出新裁，别立义例，然而王制之书，不能当史之一，史之书，不能当集之三。多者则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总不如经、史、子、集之分简而尽。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本无也。而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十许卷之中，约千万之事，既非正史之叙述，亦非稗史之琐言，故益以约史者一。性理诸儒论学之语，皆六经之注脚，岂可与诸子并论？故于经解之后，益以理学者二。代制出于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经筵关乎主德，非讲义之所例观。然两者皆无专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载，而特附其名目于制诏、经解之内，故益代言筵者三。丛书之目，既非旁搜特采，以成一家之言，复非别类分门，以为考览之助，合经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并集焉，断断非类家所可并收，故益以丛者四。文有滑稽，诗多艳语，搜耳目未经见之文，摘古今所共赏之句，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余也，益余集者五。按：此所引陆树声(3)《江东书录》最为无理，古书不知何指，史外复有杂史，小学外复有韵书，至以小学、医药并为一类。其说曰：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此真太任意矣。茅元仪《白华楼书目》分九学十部。九学者，一经学、二史学、三文学、四说学、五小学、六兵学、七类学、八数学、九外学。十部者，即九学而加以世学。其说曰：世学不可以示来世，然时王之制，吾先人以兹名于世。茅氏所学甚博，而所列与沈节甫略同，而较沈氏为明整。祁氏仍依四部，固是，然止以多寡适均为言，则大谬矣。部类自有大小，定位不可以书多而增、书少而减也。其所议益，自第四外，皆非无归者，止别细目可也。诸家之同病，在尊王制，而其可取者，则在别出类书。然大体皆不周备，可见明世此学之荒，无惑乎《四库提要》一出，而人皆遵之也。

《提要》之后，亦有不用四部法者。孙星衍《孙祠书目》分十二部：经学第一，小学第二，诸子第三，天文第四，地理第五，医律第六，史学第七，金石第八，类书第九，词赋第十，书画第十一，小说第十二。强汝询《佩雅堂书目》分三十类：一《易》、二《尚书》、三《诗》、四《仪礼》、五《周官》、六《礼记》、七《春秋》、八《四书》、九《乐》、十《尔雅》、十一正史、十二编年、十三儒家、十四农家、十五法家、十六兵家、十七道家、十八名家、十九天文、廿地理、廿一六书、廿二九数、廿三医书、廿四卜筮、廿五目录、廿六谱系、廿七小说、廿八文集、廿九诗集、卅词集。其意皆有可取，而其法皆不可用。

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曰：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陋，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于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于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于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裒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无本，斯求助于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抄。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宫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合乎？故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原《注》：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4)，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诸家，相去逾远。其后方技、兵书合于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于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原《注》：四部创于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于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借口于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于职官、故事之书，谱牒、记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于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原《注》：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辩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原《注》：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敝，可以稍歇。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抄、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著录之道，通于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校雠通义·宗刘篇》曰：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今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有补于古人矣。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始终发明耳。故刘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乎其继《春秋》而作也。他如《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于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凡此类者，即于史部叙录申明其旨，可使六艺不为虚器，而诸子得其统宗，即《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邱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渊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例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原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原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抄书始于葛稚川，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抄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抄一条，亦不得已也。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抄撮之工，其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抄名目，附之史抄之后可矣。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自别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然其书具在，不得不(5)尽废之也。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于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众事(6)《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于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辨流别之义耳。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原委，亦治书之要法。

《续校雠通义·通古今第一》曰：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复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于四部中，诚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艺文书》，一用七略旧法，而以史部诸目七略所无者，别为纪载一目。又强编文集于儒、杂二家，仅能胜于郑樵，而不能弥其偏缺。又其所收书少，门目不备，未有折衷。夫七略经数变而后成四部，同异纷然，四部之势已成，万不能复于七略，章先生之所定，未可用也。若仍用四部法，但于叙录略加数语，而不问四部分目之当否，七略旧法之何在，则又空言而已矣。吾今用四部而治以七略，所以通之者，明四部之无异于七略耳。七略之大义明，即以为四部之大义，而吾之四部乃真与七略合，而非俗之四部矣。七略之大义云何？六艺统群书，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别出为小宗，诗赋则诗之流，而以书多别出者也。六艺，干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支也。诗赋，附干之小支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出干为支，犹之旁宗，别立门户也。诗赋则附干之支，犹之正宗之中，有一室焉，人繁而异宫也。班孟坚可谓知刘氏意矣，名志曰艺文。艺者，六艺也。文者，该诸子以下，凡著述皆统名为文也。加艺于文，见文之皆本于艺也。《隋书·经籍志》以经易艺，以籍易文，其犹知班氏意乎？四部之大义云何？以史、子为干。六艺者，干之根也。别为经部，但收附经之传记，六艺之流，则归之史焉，别出则子焉。文集者，由诗赋一略而扩大之，兼收六艺之流者也，则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于人居，史为大宗，子为小宗。经则庙也，集则小宗而又杂居者也。经、史者，七略之六艺；子者，七略之诸子；兵书、术数、方技、集者，七略之诗赋。如此，则四部犹七略也，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诸目，强编文集，而后为七略肖子哉？要之，昔之视四部为平列，今之视四部则史、子为主，经在上而集在下。盖天下之文，以内容分，不外三者：事为史，理为子，情为诗。以体性分，则不外记载与著作。史，记载也。子、诗则著作也。诗不关知识，知识之所在，则史与子而已。天下之学惟事理，故天下之书惟史、子矣。集则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经则三者之源也。此四部之大义也。六艺者六部最古之书耳，何以能统群书邪？盖后世之群书，六艺已具其雏形。六经皆史，古人不离事而言理。史之于经，如子之于父。子之于经，如弟之于师。吾于《中书》申章先生之说已详矣。《书》《春秋》《礼》之流，为史甚明。《易》虽言理，而意在藏往知来。《诗》虽言情，而意在观风俗。其用皆与史同。若论其体，则《易》之流为术数，《诗》之流为诗赋，别为一略，以情文与事理并立也。术数与方技、兵书不与诸子同编者，固由专门各校，亦以其体实微与诸子殊也。章先生谓为虚理、实事之分，其立名不甚显白，且易与史、子之别相混，此当借西方之名以名之曰通理与应用之分。盖诸子皆言大理，举一义以贯众事，即阴阳家亦非止言术数之理。兵书、方技、术数则局于一事者也。故六艺外之五支，凡分三类焉，而皆统于六艺，此七略之大义也。

《治四部第二》曰：七略、四部之大义既明，则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经，二曰广史，三曰狭子，四曰卑集。何谓尊经？经既以尊而别出为部，部中所收，当限于经之传说，人人所知，奈何自《隋志》以后，皆以律吕之书入于乐也。宋郑寅《七录》，经部不收乐书，曰：仪注、编年不附《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此论甚卓。既为四部，凡六艺之流，皆入史、子部，而独存律吕于经部，亦可谓不善学七略矣。譬之伯仲皆析居，而季独守宗祠，此得为平乎？《四库提要》又以私仪注概附《礼经》，名曰通礼、杂礼书。此又非《隋志》所有矣。《隋志》仪注一门在史部，惟说三礼者乃附于经，彼虽不明于乐，而犹明于礼也。《提要》乃曰：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是太诬矣。《提要》又曰：朝廷制作，事关国典，隶史部政书。私家仪注，无可附丽，汇为杂礼书，附礼类，犹律吕书皆得入乐类也。此真妄也。凡书当论其体，同为仪注，何分公私？必若所言，兵家者，司马之流；法家者，司寇之流。兵、政、律例既入政书，何不竟以兵家、法家附于《周礼》，曰此私也邪？仪注之体，非诡异也，何谓无可附丽邪？故去礼、乐之妄附，而经尊矣。何谓广史？六经之流，皆入史部，苟非诗赋、子兵、方技、术数，无不当入史部。许慎曰：史，记事者也。记实事者皆史也。何为乎谱录、杂记乃入子部邪？《隋志》史部纯洁无淆杂，而门目未备，条而别之，极其精，则史广矣。或曰：昔人皆谓史部自《春秋》一类而充大之，今谓六艺之流入史，章先生未之言也。曰：谓史出《春秋》，特见史部首纪传，而迁《书》，《七略》附《春秋》耳。官礼流为政书，《礼经》流为仪注，《军礼》《司马法》流为军政，《尚书》入于《春秋》而为杂史之源，何一不入于史？使就《七略》之书，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艺所附，无一不在史部也。独《易》流为术数，《乐》流为乐律，《诗》流为词赋，下流浸广，别为专部耳。故明乎六艺之流，而史广矣。章先生撰《和州志·艺文书》，全用七略法，以诏令、奏议入《尚书》，琴调谱入《乐》，仪注入《礼》，年历、纪传入《春秋》。而别立纪载一门，分地理、方志、谱牒、目录、故事、传记、小说、传奇八目。其言曰：后世仪注入史，是以《仪礼》为虚器。荀勖、阮孝绪分出史传，不得统纪。地理、方志以下，《周官》各有掌故，尽归六艺，则部次繁而难条别。《春秋》家学不可亡，马、班以下不得别立史部。特立史部，则全夺六艺，传业无复源流。或曰：章先生此法，可谓能存古而不戾今矣，何不从之，而必治四部乎？曰：章法未可从也，既不欲源流分裂，则纪载类诸书，莫非源于六艺而成家学，何又别之邪？仪注之于《仪礼》，军政书之于《司马法》，工政书之于《考工记》，类也。仪注附《仪礼》，则军政、工政皆当附官礼，何又别为故事乎？若用七略，则纪载类中皆当条归六艺。若别立纪载，则年历、纪传、仪注、琴调皆当离六艺，二者不可兼。今既患概归之繁，而又偏举此数者以附于六艺，是为小六艺，非为表六艺也。《七略》盖以《军礼》《司马法》与《仪礼》并矣，但见《仪礼》遂附仪注，不见五礼之全，遂别故事于六艺，此可为通论乎？从吾之法，经部为源，史部为流，申明源流，众知史部之皆出六艺官守，奚必附六艺为一部而后明，又何至如章氏所谓全夺传业乎？金石一类，资考实迹，专立史部，自可附入。章氏别立纪载，反无所归而别为一类殿末，使与六艺、诸子诸类大小不称，前无所系，亦可见不通今之弊矣。故曰四部万不能复为七略，不得不治四部也。何谓狭子？子者能成一家言者也。九流既衰，成家之学已少，兵书、术数、方技合并，后世子部已广，何为乎谱录、杂记类书皆入子部乎？杂记非有宗旨，而多记事，岂得为子？此章先生所谓纷然以儒家、杂家为龙蛇之菹也。小说者扬厉多风，非质实记事，以传记为小说，而小说之义亡矣。若夫谱录之书，自昔入史部无异辞。尤袤妄分门目，遂与史部目录歧而为二，何可从也？凡若此类，剔而去之，则子狭矣。夫史、子之别甚显也。盖实事与虚理，记载与著述之分也。

章先生于六艺、诸子二略，得官师二义，此以子、史之源言也。子、史之体，则不以是分。盖后之史，已不必为官书，而儒家中或有官撰功今之书矣。然即实事、虚理、记载、著述之分，亦有史、子相出入者，如政书中之议论及前所谓应用之术是也。刑法，制度也，而有律学。如近世绍兴人之传。礼，制度也，而有礼学。六朝与玄、文、史并立。至于今则有生计学、政治学，此皆与兵书相类者也。乐亦制度，而流为乐律专门，正如《易》之流为术数专门也。六经虽皆史，而《易》《乐》之传则别矣。依四部之成例，推上文之大义，则律学、礼学、乐学之书当入制度，而兵学、术数则又入子部，是非同类而歧出邪？虽六经为史、子之宗，足以统之，而子、史二干，不已淆乎？《四库》刑法、兵制在政书，而律学入法家，兵学入兵家，典礼在政书，而礼学又附经部，是两歧也。乐制不入史部而入经部，而俗乐又入子部艺术，则三部皆混矣。将全入制度欤？则兵书、术数、方技莫非官守，皆当移入史矣。将入诸学于子部欤？则诸制度又不可入子，是一类书而分两部矣。郑樵尝于经、史、子外，别立礼类、乐类、食货类，而星数、五行、艺术、医方亦皆别为类，此可从邪？礼、乐、兵立类，则刑、工亦当立类，是将取国之制度悉分立之。如《通典》《文献通考》之例，以是与经、史、子、集并立，伦邪？不伦邪？章先生谓诸子与兵、术、方三略有虚实之分，合之者为非，当仍分之，此可从邪？于此三类，则得之矣。于礼、乐、刑又何以处之邪？四部法之败缺，盖在是矣。虽然，此无伤也，四部之法，不必更张也。盖世间诸事端，罔非官有制而私有学，而言事不离理，言理不离事，史有宗旨亦似子，子须征实亦资史，犹之记载之文，或参议论，议论之中亦有记载，固不可以严划者也。《书》《春秋》之流以记实为主，九流之流以陈大旨为主，固纯乎其为史、子矣。彼礼学、律学虽有专家之业，而其说固依于制度，未有舍制度而空陈大理者。且亦无技巧之相传，如兵、术、方之类也，是以制度为主者也，固当入之史。兵书虽与兵制出入，而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与编制营伍之法终不相同，是固可分别入两部也。术数、方技虽有官守，而皆专门技术，民间传用，官书特因而定之耳，固与礼、刑之为儒者通讲者不同矣。是以技巧为主者也，固当入之子。乐有制度，然其状实与兵、术、方同，而不与礼、刑类，是亦当入之子部。由是以谈，礼学、律学附礼、乐(7)而入史部，乐与兵、术、方及诸艺术书画、篆刻之类。并立于子部，仍次九流之后，以示纯理、应用之分。兵之制度在史，乐之制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不必更张四部而别立门目也。何谓卑集？汉、隋二《志》时，集中无子、史专书，后世文集之滥，章先生详言之矣。然既有此部，已成万不可反之势，知其为下流所归可也。章先生欲条其能成家者，著于《叙录》以杜滥，其意善也。而其撰《和州志·艺文书》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余入之杂家，自谓能明古者立言之旨，而不自知其谬也。九流既衰，后世皆貌儒术，不成家者十之八九，非兼儒、墨，合名、法，如古之杂家也。其成家者亦未易别其为儒、道、法、纵横也。必强定之，及皮相而以为儒，难名而以为杂，固必然之势，以儒、杂二家为龙蛇之菹，非自言之而自蹈之乎？且后世文集虽甚杂，诗赋之流究犹多而为主，既用七略，而不得不列诗赋专集，而诗赋多者，反以为文集而溷入杂家，其不可从明矣。章氏又谓宋郑寅《七录》去集之部目，所见过于郑樵。此亦误也。寅与樵俱变集称文，徒更其名耳，何优何劣邪？要之，集本卑名，非复《七略》诗赋之旧。既已卑矣，多容何害？必附诸子，不至于强凿不止也。

《外编第三》曰：七略义例所有，虽七略无其书，亦可治也。七略义例所无，强编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芜，七略以乱，此则不可治也。

收之不可，弃之不能，惟有别为外编，使与四部离立。亦如章氏之修方志，三书之外，别为丛谈，不使混于经要也。章氏举四部之不能反七略者五端，而各为之计。一曰史部不能悉隶《春秋》。二曰名、墨后世无支别。三曰文集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曰抄辑之体非丛书，又非类书。五曰评点诗文，似别集而非，似总集而又非。夫史之所包本广，文集不可强分，已说于上。名、墨无传，然尚有其书，可分立部目也。所患乎不能复古者，在增古所无，难于位置耳。若减古所有，固不足病，不必如章氏以考证书释道家附会名、墨也。所患者，抄辑、类书、评点三者耳。尚不止此，吾为增之。一曰杂记，二曰考证书，三曰蒙求。除评点可如章氏说，其余五者，当统为外编，以附于四部。类书一门，章氏谓有原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无原委者，如《艺文类聚》，当附集部总集，或择其近似者，附于杂家之后。胡应麟已有此说，然未尽也。《文献通考》意主典章，固可入之故事。《艺文类聚》意在辑文，固可入之总集。然类书不特此两种也。类书源于《皇览》《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皆非有意于辅史辅文也，其所立门类，兼该甚广，非专于典章与艺文也，则将何归乎？小小摘比，尤不可殚举。或主益词章，搜求秀艳；或取便翻检，纲罗数名。其体甚大，不比抄摘之短书；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谱录。若不别立一门，强配必滋弊矣。抄书与类书不同，章氏别之甚当，此有数例：抄辑群书，删为简本，如《说郛》之类，一也。纂录杂记，依类分编，二也。摘比华采，略分门类，抄一书，如洪迈(8)《两汉博闻》；抄群书，如《俪府字锦》(9)；限一体，如诗赋、四六之类，三也。此三种，六朝已有，《隋志》附之杂家小说中，其纯取格言、小说，自当归于儒家、小说，而又不尽然也。《四库提要》以一者入之丛书，不知抄辑删简，非合刻之比也。三者入之类书，则又非分隶群书也。二者列之杂家，为杂纂，则彼记事纂言，又非有宗旨也。章氏谓当别立一门，名曰书抄。书抄之名，亦出《隋志》，举以该此三种，甚为允当。若谓附之史抄，则又未是。史抄，隋前已有之，《隋志》附之杂史，《叙例》所谓抄撮旧史，自为一书，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者，此乃后世纲鉴之流，非《两汉博闻》之例，彼自勒成首尾，其高者亦有意旨，书抄既未可比之，而复不专于史籍，何可因抄而混之邪？评点之书，明以来为盛，间亦论事，或加考证，非可尽附文评也。宜取专论文者附之，而兼考证者则仍各归其部，以其体虽卑，而于本书固未始无裨益也。杂记者，札记随笔之书，纪事论文，考古谈今，大或关于经、史，细或涉于市井，盖以宋为盛。唐人之书，或专记事，自为传记，或专考订，其体犹纯，虽间有出入，无此瞀乱也。自宋以来，此类始不可方物矣。目录家强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记事者入史部。《四库提要》于杂家中立杂考、杂说二目，又以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小说，皆从其多者强分之。其实杂家兼儒、墨，合名、法，虽不纯而成家，非杂说也。杂史之目，乃以目纪传、编年二体外之成体者，小说者扬厉多风，意存讽劝，皆非此类之体。盖有此类之体，而子、史二部皆乱，出此入彼，虽别于毫厘，终不齐也。有质实记事而误入小说者矣，有多考证而误入杂说者矣，考证多则入之杂考，记事多则入之杂史。小说亦考证，亦记事，无可归，则驱而放之杂说焉，意已苦矣。乃又援《论衡》《风俗通义》为源。彼二书固杂家也，质定世疑，自有宗旨，夫岂随手札记之伦哉？类书、书抄虽混入四部，犹聚一处，易于剔出，此类出入诸门，散处如流寇，故不别之于外编，四部难理也。杂记之专考订者，昔人援《风俗通义》《独断》《古今注》为始。《独断》者，记典章之书；《风俗通义》自有宗旨，宜归杂家；《古今注》专主辨名，旨无旁及。皆非后世考订书也。唐人始多考订之书，然《匡谬正俗》辨别文字，自是小学支流，惟李涪《刊误》、邱光庭《兼明书》乃真考证书耳。《四库提要》列之杂家，为杂考，不知其无宗旨，不得为杂家。张氏《书目答问》列之儒家，则又过张考据之习气。考据之书，四部兼该，既非立言之体，又非儒者之能事也。章氏入之名家，则未周知其体。古之名家，所谓命物、毁誉、况谓三名，虽涉于小学之书名，实以质世事之名实，岂考订群书之比哉？近世校勘学兴，且以校勘为一书，版本目录，汇题跋以成编，校补审正，分群书而成卷，既难割裂以属于群书，更不可混同而归之诸子，列之外编，以作《四库》之副，犹《六艺略》之附《尔雅》，集部之附诗文评，则善矣。蒙求之书，排列名数，或为韵括，谓为谱录，则略说而非专门，谓为类书，则顺列而非分隶。天地人物，浅而言之，不得以为故事也。周、秦、汉、魏，简而数之，不得谓为史抄也。对偶者，非诗非颂；直达者，非史非子。以为书抄，则自以己意为联缀；以为考证，则仅取陈迹于简编。李氏《蒙求》昔入类书，何尝分门类事？六艺纲目，昔附小学，何尝自有发明？别之外编，一切蒙学之书，有所归矣。或曰：何不立丛书一门邪？曰：丛书者，汇刻之书，簿录卷帙，则当别为一目。条别种类，则当散归各门，不宜蹈《汉志》。刘向所序、扬雄所序，苟以人聚，不加分别也。《四库提要》立杂编一目于杂家，以收丛书。杂编、杂纂相次，究何分别立名？已为不当。丛书中大部悉入《存目》，盖其书已散归各类矣。则此门本不可立。既立矣，而所收乃仅《俨山外集》《古今说海》《少室山房笔丛》《钝吟杂录》而已。外集、杂录种类虽多，皆杂说也，笔丛则皆考证评议也。《说海》与《说郛》同，抄摘不全书抄也，皆非合刻之丛书，彼自都一人之作，与专辑小说，岂得谓之杂哉？或曰：章氏以文集与类书、书抄并论，今诸门皆属外编，何不并文集而外之，愈完七略法乎？曰：文集出于诗赋一略，当《七略》时，词赋已不能附于诗，四部既分，词赋愈不得不别为一部。今之文集虽滥，而词赋专家之余意不入子、史之正体，固犹末泯也，即子、史专家之散入文集者，尚可别而出之也。类书、书抄、评点、蒙学，其体卑，不足论矣。考证之书，尚考文集，何可与文集并？杂记之书，其中容有近于子、史专家，然本为文集之绪余，其体亦不及文集之完整。零碎之作，固不得与可单行之篇抗矣。

张氏《书目答问》于四部后，别立丛书之目，例甚善也。《四库总目》亦存丛书之目，但入之杂家，不当耳。盖丛书所收，别其种类，散归各部，非有总目，不便寻检。惟经、史大部合刻在一类中者，乃可省录丛刻之名耳。此当斟酌其当，苟一丛刻而所收类别分歧，虽一卷亦必别之；苟一丛刻而所收皆为一类，虽大部成书，亦可依丛目列之也。

《四库》以道、释二家列于子部，而又收其传记，是大谬也。佛藏有经律论，道、释二家有经戒、符箓、法诀，与四部约略相当。且又有传记，是固未可混编四部之中，抑亦不能总居子部。齐末别集释氏经论于华林园，不与四部同编。阮《录》曰：释氏之教，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未是所安，故序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为外篇第二。《隋志》因之，亦附二家总数于末，但取传记列于史部。《开元四部书录》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箓，亦别为目录十卷，此例甚善。刘《略》时二教未兴，止房中、神仙二术，故列医家耳。宋李淑《书目》尚以道书别于四部。自《旧唐志》始收二家书于道家中，而又不别其体，不可从也。说详下文所录《定体篇》。

类分细目，始于郑樵。其《编次必谨类例论》曰：《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图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诂训，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以啖、赵杂于《公》《穀》可乎？乐虽主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离。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按：樵之所举，皆是类中小别，汉、隋二《志》于此多止于叙次之间，暗分节段，而不明区。踵事分详，自可类中分目。然此所举当分三类，若《仪礼》、《周官》、《公》、《穀》、啖、赵及字书、韵书，三命、元辰、九宫、太一，自是各为大族，不可混淆。若图音与谱，止体之异，而家不别。乃其小者，且多相连属，不可严划。凡著述严论体义，则支别滋多。著录类例，固贵分明，而立目亦不宜太碎，反致繁眩。其可分者当分之，分之太小者，则宜用暗分之法，其至于不可分者，则解题自明，不必分也。《旧唐书·经籍志》及郑氏《艺文略》，或分或不分，详略多失所宜，今此讲授，不能备述。小目但略举数条，以示其例，至于编年之先后，自属一类中次序之事，别说于《次第篇》中。

姑以经部言之。如经之经本家法，当别者也。郑樵《编次有序论》曰：《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求类。《唐志》不然，三《传》《国语》可以浑而杂出，四家之学，犹方圆冰炭也。不知《国语》之文，可以同于《公》《穀》，《公》《穀》之义，可以同于《左氏》者乎？按：《四库》于三《礼》则分，而三《传》不分，盖以六朝家法之书已少，唐后不复分宗，而后来专家之书，又尚未出，故从略耳。然于专说《论语》《孟子》，与总说四书，亦不分次，则太简矣。经之单篇专说与注说、音图之体别，则不必别，而宜暗分者也。郑氏又曰：《隋志》于礼类有《丧服》一种，虽不别出，而于《仪礼》之后，自成一类。以《丧服》一种者，《仪礼》之一篇也，后之议礼者，因而讲究。虽成一家之书，尤多于三《礼》，故为之别异，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今《唐志》与三《礼》杂出，可乎？《续校雠通义·四库经部篇》曰：朱氏《经义考》即分单篇于后。《四库提要》于《洪范口(10)义》，乃谓《隋志》已杂置不别编，不知《中庸》别出，《七略》已有前例，《隋志》列单篇于注后疏前，亦非杂置也。

《续校雠通义·汉志余义篇》曰：先汉经说，有章句，有训故，有内传，为一类，随经明诂，其体径直。有外传，有微，则依经立义，其体旁通。又有说，则在二者之间。或述大义，或申旁说。《七略》先传、故、章句，而后外传与微，具有次第。《隋志》尚能用其遗法。自唐以来，但依朝代，不复条别其体，郑樵有意焉，而考之不精，多立门类，重复讹舛，不可法也。又《四库·经部篇》曰：《尚书大传》，述事之传也。《韩诗外传》，古外传也。《春秋繁露》，微也。今之经说惟存章句故训，于古传例不备，独三书仅存。《提要》各置之附录，谓与纬相类，是直不辨古经说之体矣。又《明隋志篇》曰：经部次第，略仿《七略》，《易》类先注，次一篇注，次音，次杂论义，中该微体，次疏，终以谱。《书》类先注，次一篇注，次序及逸篇，次音，次疏与杂义。《诗》类先《韩诗》，存古也。次注，次音，次谱，次杂义及序说，次疏，终以业氏诗。《礼》类，一、《周官》。先注，次音，次杂义，次疏，次图。二、《仪礼》。先注，次疏，次《丧服》一篇《注疏》，次《丧服别记图》与杂说。三、《大戴记》。四、《小戴记》。先注，次《月令》，次音，次杂说，次疏，次杂义，次杂礼论义。五、三《礼》总说。附注一节之说，次图。《春秋》类首经文，一、《左氏》。先注，次音，次条例杂说，次序说，次疏。二、《公羊》。先注，次条例杂说，次疏。三、《穀梁》。先注，次条例杂说。四、《公》《穀》二家合及三家合。五、土地名外传。《孝经》类先注说，次疏及杂义。《论语》类先注，次杂说，次疏。家法分明，体裁详晰，间有杂乱，或由写杂，大体固可寻也。岂惟考经义者不惑，考传说体裁，亦得大略矣。又《四库经部篇》曰：张氏《书目答问》经部各属之中，类次加墨段，暗分子目，甚为明当。《易》类先汉学，而卦气及焦循之申王弼者附焉，次纬及支流，次非汉之学，次辨图及占筮书，次音。《书》类先汉注，次天文、《禹贡》，次焦循之申孔，次单篇统论，次撰异之考文字，次中候。《诗》类先注说，次名物、地理、氏族，次音，次毛、郑外古说及通考、重言、双声、叠韵，次三家。《周礼》类先注读，次禄田、军赋、考工、车制，而以任氏《肆献祼馈食礼纂》附焉。《仪礼》类先注图例疏校读，次宫室、弁服、丧服，次不纯宗汉之说，而《读礼通考》终焉。《礼记》类先注说，次《月令》《深衣》《燕寝》《明堂》禘诸专说，次《大戴》，而《夏小正》《三朝》附焉。三《礼》总义类先汉学(11)，次郊社、禘祫、宗法，而《钓台遗书》之四种及《五礼通考》附焉。《左传》类先杜书，次贾、服古《注》，次补注疏，而事纬附焉，次历谱、地理、氏族、名物、乡党。图考之单篇则在《论语》诸注说后，《大学》之单篇则在总说四书之末。诸经总义类先纬，次集古，次古训语词，次杂解，次宫室、天算。诸经目录类则先经说目录，次经师。凡此皆秩然有条。

类目之名，立之须安，亦举数端，以示其例。《续校雠通义·溯郑荀王阮篇》曰：阮曰：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按：军字本义仅指营屯，王徒好异，纠之诚当。或谓省诸子而单言子，似不词，不知《说文》云：子，人以为称。子家之称，由来久矣。阮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按：王之名翰，主于翰藻，阮时之集，亦止词章，子、史专家，未尝羼入，不得以后世文集为讥也。阮曰：王以术数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术数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按：王氏所改，朝三暮四耳，阮纠甚当。又《四库史部篇》曰：政书一门，旧称故事，乃因古者有律，有令，有故事，无六典总括之书，但有琐细章程。所谓故事者，非如律令之早定，皆临事斟酌以成之，犹后世之事例。今总合职官、典要、仪注、刑法，则故事二字以小贯大，不能该矣，不特易与传记混也。章氏仍从旧称，未之思也。章氏于《和州志·艺文书》驳郑樵故事、职官易淆之说，谓职官全重官秩品令，或职掌大纲，故事文则通于沿革，指仅明其专司，二者如凫鹄之弗可同。其言明白矣，何于此收职官而反以故事概之邪？《四库》改为政书，较妥矣，而亦前无所见。古者政官主军，虽有为政之语，乃随文之称。《周官》称典称礼，不云政也。典章之名，差为合宜。然私门议论，间入其中，亦有所妨。今拟改为制度。制度之名，凡制皆该，时令、乐律，亦不出此。《四库提要·五经总义类叙》曰：《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然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斥其不通，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该之矣。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驳《提要》曰：此类中各书往往论解多经，断非五经二字可该。若谓《孝经》《论》《孟》均五经之流别，则苟非二氏，何一书非五经之流别乎？况功令明称十三经，岂可以五经二字统乎？不如采《文心雕龙》以群经为号，乃《提要》谓其不见为训诂之文，此语颇可骇怪。《易》类、《书》类、《诗》类所录，何一非训诂之书，其名何一见训诂之文乎？按：徐说五经不该，是也。而谓诸类皆不见训诂之文，则未是。诸类中实当先录经之本文，《四库》自失之耳。总义类则无本文也，经文虽有合刻本，为总目者自当分著之也，张氏《书目答问》称诸经总义是也。

《续校雠通义·镕异域篇》曰：部类既定，尚可增减乎？曰：所贵乎部类者，为其不可增减也。章氏常言，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以书籍之多寡而增减部次，是乱部次也。夫部类因书而立者也，有是书即当有是类，古无今有，人事之常，现在无增，安保将来之无增？《七略》之时，地理书无多，乃附于刑法。《隋志》之时，书抄、谱录未多，乃附于杂家小说，后世则不可从矣，此当增者也。然所增者，皆于大体中自有位置，非增之以破大体也。故细目易增，而类不易增也；类可增，而部不可增也。自《唐志》以降，则多妄增所不必增矣。章氏之于七略，可谓精矣，然惟知推原官守之义，于其统系犹未明白，故尝谓《七略》书类不全，而增纪载一门。《旧唐志》序言昔之七录、四部，部类多有所遗，此则后世著录家通有之谬语。核《唐志》之所增，曷尝果为不可不增者哉？不明部类，不知统系源流之何属，姑妄增之，求无不可收，不知本有所归，而以为前无此部，乃自来著录家之通病，由是而七略、四部不能通合，部类乃多重复滥乱之弊矣。

自来著录家精于类例者希，书稍异常，便不知所措，彼方患门类之少而增之，宁肯于旧有者有所减乎？故增之病多，而减之病少，然而竟有减者，则其谬尤易见。《续校雠通义·四库史部篇》曰：谱牒之书，古今俱多，自昔著录，皆特立一门，而乾隆《四库》则去之。年谱入于传记总录，而《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万姓统谱》则皆入类书，此大谬也。其故不过以意在选存，而私家之谱繁多猥滥，难于别择，故竟置之，如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例》所谓篇帙日增，不可殚究而已，不悟著录以明学术。谱牒自是一家之学，体则史之支流，事则群之要领，近代谱学虽微，岂无精善之编，正当录存以为模式，正使无可采录，犹当但录总谱以存其部次，况非无其书，乃以惮于阅揽，遂没此一门乎？又《四库子部篇》曰：名、墨、纵横旧目书少而仍存其目，不没九流也。而《提要》以为拘泥门目。夫以部次治书，不以书增减部次，此校雠之大义，何为拘泥哉？《明史》只限一代，无此类书，故省之耳。统合著录，不当省也。墨家尚存《墨子》，纵横家尚存《鬼谷子》，赵蕤《长短经》亦近纵横，苟不至于无书，即当存其目，况名家尚有《公孙龙》《尹文子》《人物志》三部邪？杂家自与名、墨、纵横殊，今以名、墨、纵横并入之，此如张族微而并之于李，其可通乎？且诸子佚文，近有辑本，分别录之，不患少也。

古今著录，固有有其书而失其类、有其类而失收其书者，此又非并省之患，乃疏漏之患也。郑樵《编次失书论》曰：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按：《唐志》于天文类有星书，无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按：《崇文》书有风云、气候书，无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四库》书并无此等书。射覆一家，于汉有之，时有其书，《唐志》《崇文目》无，何也？轨革一家，其来旧矣。世有其书，《唐志》《崇文目》并无，《四库》始收入五行类。医方类自有《炮炙》一家书，而隋、唐二《志》并无。何也？人伦之书极多，《唐志》只有袁天纲七卷而已。婚书极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库》全不收。按：此诸书所以失载，盖所藏偶无是书，自是搜访未周。数术之传，其僻微者自有无书不著之时，然要未遂绝也。

《续校雠通义·收俗书篇》曰：夫衰微之学、隐僻之书，不传失载，固其宜也。乃有盛传于时、充溢于市，而为著录家所不取者，则俗书是也。讲章乃经解之流，平话乃小说之变，曲乃乐、诗之再传，制艺亦文之一体。《四库提要》于讲章、时文及曲亦论其源流，而讲章则于揣摩举业而作者，概从删汰，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不录。时文则悉斥不录，而只录钦定《四书》文，以为标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亦不收《琵琶记》及时文，谓使野言诡说不淆文史。此之所见，亦隘甚矣。讲章之中，岂无发挥精义之作，其意虽陋，其言安可概非？至于时文、平话、曲词，尤为一代之文。以体论之，小说为杂记所滥，佳平话反为真小说。诗体为牵率所坏，反不如佳曲之能道情。炜烨谲诳之体，广博易良之教，在此而不在彼。以时论之，则元之曲，明之时文，乃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为一代菁华之所萃，其境广，其词精，足以知人论世，犹过其时之古诗古文。故王圻《续文献通考》收《西厢记》《琵琶记》，《千顷堂书目》以制举时文附于总集，高儒《百川书志》以传奇入于别史，皆知其体之重，不可没也。即使其体未宏，于时未重，而既有此体，即有源流，有工拙。而一时之意指事实，亦即有寓于其中者，如六朝以来之谜语、宋以来之尺牍、明以来之楹联、近世之诗钟，以及俚曲村歌，罔非天地间一种文字，不可得而废也。《提要》谓讲章如浮沤，随起随灭，不可胜数。其实著作关乎风气，即宋之诗话、杂记，明之小品、玩赏书，近世之考证书，亦何非浮沤哉？亦为慎择之而已，不闻没之也。《提要·凡例》曰：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补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凛遵谕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词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指示，命从屏斥。观此则削除诸作，乃由徇一时之上意，固非著录之通裁矣。夫家藏目，自可随所好恶，选目自可任其弃取，若总目、专目，则当无所不收，不容有所废置。盖著录学术之公，即使其书乖谬至极，犹当如曾巩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使人皆知其不可从。况《琵琶记》为古今奇作，传奇乃温郡特长，而孙氏竟弃之，其暗于大理甚矣。

《续校雠通义·镕异域篇》曰：今所定之目，固以华夏之书言也。若异域之学，统系与吾不类，将何以处之邪？西洋目录部类，以勃郎、杜威为有纲目条理。今观其部类，勃郎氏所分：一、宗教及哲学，二、历史及地形，三、传记，四、辞典、丛书，五、社会学，商学在内，即生计学。彼之生计以商为主也。六、科学，七、美术及娱乐，建筑学在内。八、应用技术，建筑法、工农家政均在。九、语言及文字，图书馆学，书目提要附。十、诗及戏曲，十一、小说。集合著作、杂志之不在他类者附此。杜威氏所分：一、总记，目录、图书馆、百科全书、丛书，杂志、新闻纸均在。二、哲学，心理、伦理均在。三、宗教，四、社会学，有风俗。五、语学，六、自然科学，七、应用技艺，八、美术，园艺学在内。九、文学，小说在内。十、历史。地理、游记在内。以比观于此土之七略、四部，则此土所有者，彼皆有。而彼所有者，此土多无之。于是人多欲改此之部类以从彼，以为彼以义分，此以体分。体分承七略，乃一国之私，义分据自然之标准，乃天下之公，故彼之类足以该此，而此之类不足以该彼。此论似是而实非也。彼亦有史传与文艺，是亦以体分也。若以义分，则彼史家、文家所持之主义，固非一矣。至谓义分，乃天下之公，则事理情之殊，记载与著述之别，又何非天下之公邪？且审观之，史、诗二类，固彼此之所同，彼之史体，正《尚书》之类也，文字、语言、小说、戏剧，亦皆此之所有。所不同者，乃在此之子与彼之诸学耳。此少而彼多，此统于经，而彼不然，此不足以该彼，而彼足以该此者，专在于是，是自有故焉。明乎其故，则知彼固不能用此之法，吾亦不能弃此而从彼也。盖书籍之部类，依于学术之系统，而彼此之学术，有根本之异。彼之学由物起，各别而究之，始于自然，中及社会，近乃及于心理，其统系之立甚迟，至孔德始有学术统系。其大体由分而合。此之学则由心起，一贯而究之，举一宗旨，则论人生如是，论政亦如是，乃至生计、艺术罔不如是，其统系之成甚早，其大体由合而分。由此而一一比观之，宗教之经与佛经同，而不与六经同，盖专记教者之言行，而非事理之总纪也，其仪式则整邪。美学在哲学中，而艺术皆以为原理，自然科学之于应用技术，应用技术之于美术，皆互有出入，而哲学家书亦常有贯论社会问题，与吾华同者。诸科专史之当互注，史、子又相类也。盖学术系统固有牵连，而记载著述亦不可严划，吾固屡言之矣，乌有截而齐之目录哉？

既定部类，当议配隶，夫立部即所以隶书，似二事而实一事。不知世有何书，而虚立部类，势固不能。不知书有何类，而意为配隶，理所不许。立部之不当，由见书之不广不明；隶书之失宜，由立部之不精不析。故部类既定，而配隶仍有疑惑者，是仍立部之疑惑，有所未解也。《续校雠通义·定体第四》曰：凡分类，必有标准。若标准歧出，则类例不通，此人所共知也。然介在两歧，出入二类之事，则恒有之，虽物质科学归纳所成之类例亦然，况于著录之事。书籍之质素本多混合，而著录者以一书为单位，又不能如治物质之隔离分析。其所分类例，不过论其大体而已，故又有别裁、互注之法以济之。且以一文论之，叙事之文，岂无议论之语，抒情之作，亦有记述之辞，然而事、理、情之大别，固不以是破也。是以部类之标准，配隶之界画，不能极其严明，固势之必然，而非学者不精之咎也。然而非无标准也，非无界画也，特不能极其明严耳，非不明严也。明乎此，则配隶之惑，可以解矣。所谓标准者何？曰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也；义者，学术之统系也。既以体、义为主，则自著述、体裁、学术统系而外，一切分类之标准，皆不可用甚明。而昔之著录家往往歧据他端以乱部类，此最当先戒者也。如《四库提要》以官定仪注入政书，私仪注则附经部，是以作者之官私为断也。律吕之学入乐类，讴歌弦管则入艺术、词曲，是以论者所定之雅俗为断也。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传记、小说，是以事之大小为断也。别传在传记，而《明高皇后传》则入杂史，是以人之贵贱为断也。《建康实录》以载宋、齐、梁、陈事入别史，而《华阳国志》则以载公孙、二刘、李氏事入载记，是以论者所定之正伪为断也。章氏《史籍考》以家传、家训、家仪附谱牒，云同行于家，是以群之范围为断也。《四库》传记之中分圣贤、名人二目，而存目之安禄山、黄巢事迹，遂不得不别名为附录，非自扰乎？条别著述，虽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四部之分，以大体，史与子与集是也。史、集之小类以体分，其细目或以义分，然亦其所究而非其所立，兵书、术数、方技亦然，惟九流乃以所立之旨义分耳。然子部虽以义，而子之为子，其体固异于史、集矣。迁、固之书，其义岂遂合《春秋》哉？《太玄》拟《易》，用七略法，自当附于《易》，特四部既分，又非官书，不得不归于子家耳。苟以其义，则六艺同出于圣人，亦无庸分为六门矣。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如子部之所收是也。诸子之书，皆立言者也，非言专门之道器，不得入子部，人人所知也。天文、算法之法诀固子矣，《畴人传》则传也；艺术之法诀固子矣，《印人传》则传记，记书画之书，则目录也；兵家固子矣，《名将传》则传记也。而昧者以其言算、言印、言书画、言将略而归之子家，则史、子淆矣。释、道二家，尤为不可解。释家有经律论，道家有经戒、科箓、语录、丹诀，固子类矣。《佛祖通载》，杂史也，《释家谱》《三藏法师传》，别传也。《高僧传》《列仙传》《神仙传》，汇传也。《众经音义》，小学也。《法苑珠林》，类书也。《弘明集》，总集也。《开元释教录》《道藏目录详注》，目录也。乃皆归之于子部，谓之外邪？释、道之邪正姑不论，岂遽不若名、墨、纵横、方技、术数？设名、墨、纵横之家，记其同流者之事为汇传，将亦归之于子家乎？释、道二家，自古本别为录，不入四部。《隋志》附之集后，但存总数，而录高僧、名僧诸《传》于杂传，录《内典博要》《因果记》诸书于杂家类书之次，此乃所谓能辨体也。晁公武谓《神仙》《高僧传》应系传记，以其犹列女、名士，其见卓矣。法显《佛国记》，游记也，昔入之地理。张氏《书目答问》谓其书意主佛教，入之佛家。彼固地理，何可以意而出之？如以意，则《文士传》意在辞章，可入总集乎？《良吏传》意在政绩，可入政书乎？《七略》《山海经》附于形家，特以无其类耳。《山海经》非相地之法也，不可援以为例。《战国策》，纵横诸人之传记也，而《七略》附之《春秋》。当刘氏时，释、道未兴，艺术、算法尚无传记，独存《战国策》一书，可以推见其辨体之微意。而后之著录者，瞀然不知，好学深思之士，由吾言而推之，然后知后世著录家之以义混体者不少也。或曰：条别著述，惟其义耳，所以使学者能尽专家也。今惟依体，则因体而裂义，何用条别著述哉？曰：唯唯否否，体之与义，固每成经纬之形，然分部当以体，若以义，则一子部足矣，何七、四之纷纷乎？马迁宗道，班固宗儒，未闻有入之儒、道家者也。惟依体，则求义或不便，故有互注之法以济之。章先生尝言《战国策》当互注纵横家矣，《印人》《畴人》之传，所以明术艺，互注术艺，使专门者得以深求，是固七略之意，凡专门学史，皆当用此例也。虽然，互注非本类也，本类固以体定，互注乃以通其义耳。章先生发明七略，特重学术统系，故发别裁互注之义，然其言互注已不免多失本与通之辨。吾续其书，则重著述体裁，所以补阙而防弊也。然先生于《和州志·艺文书》，列《名僧传》于传记，而互注释教，其史考释例，辨体尤严，固非执义而忽体矣。互注之当限别，说详《匡章篇》中。或曰：子谓隶书当依体不依义，而子自编书目，又沿前人，以王十朋《会稽三赋》、徐松《新疆赋》入地理，吴淑《事类赋》入类书，吴骞《论印绝句》入艺术，张行简《人伦大统赋》入术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入传记，不自相矛盾乎？曰：凡一文体，各有其正用，或假作他用，非其本职，则不当。依诗赋之体，本非征实，而张氏之作则以为歌括之用，本非赋之正体。王、徐、吴之作，所重亦在注，注皆长详，且多溢出正文之外，是不啻以注为重。叶氏之诗，每首咏人至二三人，注皆详其爵里、行事，不专注诗之文，其体实与传记近，但惜不直为传记耳。若《畴人》诸传则固传记正体，与诸赋之变体不同矣。《晏子春秋》，高祖、孝文之《传》，《七略》入于儒家，以传记书少，故未附《春秋》，且其载言为多故也。今传记既有专门，而诸传记又非其比，不可援古以自戾也。

能辨其体，又知互注之法，则介在两歧之书，无不可治矣。不知辨体，不知互注，见两歧之书而反咎部类为本不明白者，疏也。配隶之多惑，仍由部类之未精耳。郑氏《编次之讹论》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按：此诸类固不相滥，特自昔相沿，未正其体耳。杂史者，《尚书》之流，自成首尾，非如故事、传记之零条也。故事者，专记章程，非如传记之记人事也。传记者，专主记事，质实纯粹，非如小说之谲诳寓言也。小说者，宗旨无定，取以喻俗，非如杂家之兼合众流而成一家也。杂家者，虽无纯主，而自具宗旨，非如传记之纯为叙述也。杂史，故事。传记，史也。小说、杂家，子也。杂史与传记、故事以文体大小别，故事之与传记，以所记之事物别，小说之与杂家，以宗旨别。史与子之别体也，史之小别体也，子之别则义也，划然分别，无可疑者。自《隋志》首以传记入故事，《新唐志》更以传记入杂史。自是以降，传记限于记人之别传、汇传，而记事之书滥于杂史、小说，其真杂史则别称为别史，分入于载记。又因杂记之书言事兼有，遂又以兼言者入杂家，模糊混乱，不可究诘。至《四库提要》乃强为之说，曰具一事始末，非一代全编，述一时见闻，只一家私记，为杂史。述朝廷军国者入杂史，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入小说，似甚分明而实不堪究。盖自《四库》杂家分立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目，其说谓杂之为义，无所不包，于辨之不精不能分隶者，悉以归之，乃成龙蛇之菹、逋逃之薮矣。四部类目中，此为最乱，吾书已详辨之，兹复略论以例其余。因配隶不明而乱部次，其故仍由部次之未精，欲部次之精，故莫先于核析文体，此事繁深，亦几于自成专门之学也。凡今所议部类，乃为总目而言，藏目及限于一代一方之专目，则苟无其书，门目可省。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用《四库》门目，其或温州著述所无者，则依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例，标曰某类无是也。又藏书间依卷、册，经、史合刻，同在一类者，不妨混列，不必如著录通裁，严区时代，选目以意别择，更不必备门类。张氏《书目答问》因告学者，故以正经合刻、分刻冠于经部，正史合刻、分刻冠于史部，周、秦诸子冠于子部。《说文》《通鉴》《三通》皆特立子目，地理惟分古志、今志，政书惟分古制、今制，而书末别录合刻丛书，一人自著丛书及读本初学诸书，皆非著录通裁而为学者所便。至于专门之目，则以不能如《四部总目》之互为详略，故须牵连他部，章氏《论修史籍考要略》所谓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者，则其部类又不能无增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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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数”，《通志》作“天文”。

(2) “杂录”，《澹生堂藏书训约》作“志”。

(3) 《江东藏书目录》为明人陆深所作，此误为陆树声。

(4) 原本脱“集”字，据《文史通义》补。

(5) “不得不”，《文史通义》作“亦不得而”。

(6) 《文史通义》无“众事”。

(7) “乐”，《续校雠通义》作“律”。

(8) 《两汉博闻》为北宋杨侃所编。

(9) 《俪府字锦》，疑《韵府字锦》之讹。

(10) “口”，《续校雠通义》作“目”。

(11) “汉学”，《续校雠通义》作“通说”。

互著别裁第七

章氏《校雠通义》之最精者为互著、别裁二义，《互著篇》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中）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于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金石略》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巨篇鸿制，不免抵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烈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抵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诰、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说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于卜筮，《洪范》藏于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原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于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别裁篇》曰：《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容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于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于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耳，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又《焦竑误校汉志篇》论《弟子职》曰：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于此篇，及《孔子三朝记》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目，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以次列为类焉。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员》《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类列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者，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必欲归之《管子》而后已焉，甚矣，校雠之难也！或曰：裁篇别出之法行，则一书之内，取裁甚多，纷然割裂，恐其破碎支离而无当也。答曰：学贵专家，旨存统要，显著专篇，明标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乃掇取于全书之中焉。章而之，句而厘之，牵连名义，纷然依附，则是类书纂辑之所为，而非著录源流之所贵也。且如韩非之《五蠹》《说林》，董子之《玉杯》《竹林》，当时并以篇名见行于世，今皆荟萃于全书之中，则古人著书或离或合，校雠编次本无一定之规也。《月令》之于《吕氏春秋》，《三年问》《乐记》之于《荀子》，尤其显焉者也。然则裁篇别出之法，何为而不可以著录乎？

按：此二义，明末祁承爜《澹生堂书目》已发之，章氏盖未见也。祁书《整书略例四条》后二条曰：一曰通。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古人解经，存者十一，如欧阳公之《易童子问》、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丰之《洪范传》，皆有别本，而今仅见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类，使穷经者知所考求，此因少而会多者也。又如《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此杂史也，而载于李忠定公之《奏议》。宋朝祖宗事实及法制人物，此记传也，而收于朱晦翁之《语录》。如罗延平之集，而《尊尧录》则史矣，张子韶之集而《传心录》则子矣。他如琐记、稗史、小说、诗话之类，各有成卷，不行别刻，而附见于本集之中者，不可枚举。即如《弇州集》之《艺苑卮言》《宛委余编》，又如《冯元敏集》之《艺海泂酌》《经史稗谭》，皆按籍可见，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迹记》、元敏之《宝善编》，即其集中之小传，是两书久已不行，苟非为之标识其目，则二书竟无从考矣。凡若此类，今皆悉为分载，特明注原在某集之中，以便简阅，是亦收藏家之捷法也。一曰互。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一时之著述，而倏而谈经，倏而论政；有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事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如《水东日记》《双槐岁抄》，陆文裕公之别集，于文定公之《笔麈》，虽国朝之载笔居其强半，而事理之铨论亦略相当，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备考镜。故往往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正为此也。

《续校雠通义·匡章篇》曰：一曰主张互著太过，失体义之轻重也。互著之例固善，然不可太零碎，今《汉志》明著省刘者，固是互注。其仍复见者，篇卷不同，非必一书也。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也。刘《录》互著，惟兵家类有十种，与儒、道、墨、纵横、杂家彼此互见，盖刘向校九流，任宏校兵书，同一书而有两本，各有司存，因两著之，未必别有深意。《汉志》记掌故，而辄为省并，此班氏之疏也。此说是也。章氏此义因书有易混与相资，为用而发，夫易混而混，自是辨体不明耳。相资亦当有限制，若广言无限，则群学固莫不相资，安能一概互注？学者类求，自当旁通，又岂能于一类之中，备其所资哉？盖书有体、有用，二者或不相符，而本用之外，复关涉于他类，互注之法，乃以济此。其于旁涉，当限于本，具二用者，不当广言相关。章氏于此，殊未明析。如云《列女传》当互注于《诗》，夫群书引《诗》断事者何限？皆互注之，无乃太滥乎？又谓贾谊《书》当互见法家，因论儒与名、法相资，儒不为荣，法不为辱，其论甚美。然二家固根柢绝异，贾生乃兼此二家者，非二者本相资。若沿此而广言相资，则九流同出官守，何非相资者邪？《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虞氏春秋》《新序》《说苑》乃经说，诸子之兼取属辞比事之教者，非本《春秋》之体。司马迁专论《春秋》家学，故旁及吕、虞，不可为著录之法。诸子之书固多衡论古事，庸可一概互注邪？章氏谓诸书皆当互注，《春秋》已稍泛滥，乃又谓班氏未习史迁叙例。按：班不言并省，是刘本未互注，何可妄诋邪？夫体自体，用自用，著录自当依体，以定其本类，互注者于本类之外，他类复存其名耳，本类为主，存名为宾，是有轻重焉。存名者但注云见某部而已，如吕、虞诸书，本诸子也，《春秋》类中但存其名，今章氏不曰入之诸子，而曰吕、虞之书，当附之《春秋》而互见诸子，一言之间，失其轻重矣。

又曰：二曰主张别裁太过，致似编类书也。昔之裁篇别出者，大都本是单行。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也。《史记索隐》引《别录》：《三朝记》并入《大戴礼》。《三国志·注》《艺文类聚》引《别录》，又云今在《大戴礼》。是知《三朝记》旧有单行本，非刘氏裁出也。然刘氏自有裁出者。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本《注》云后世所加。此为《别录》原文，盖旧与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为一书，刘氏以为后世所加，故归小说。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黄帝说》四十篇，本《注》云迂诞依托。此二书旧亦并附于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杂黄帝》五十八篇之内，为刘氏裁归小说家，与《鬻子说》例同，此皆章所未详也。此说虽似臆揣，而实有理。章氏所举别裁之例，多裁所不当裁。如《尔雅·释天》《释草》，记名物之书，非天文、农家专门也。若《释草》可入农家，农家固不止草，《释木》亦可入矣。医家亦需《草》《木》二篇，又可入医家也。邹子说阴阳乃虚谈，非实测，未可入之天文专门。《无逸》者，周公告成王重农之意，《豳风》者，歌咏农事。《小正》《月令》不专为农言。皆非专门农家，不可别裁。惟《吕览·辨土》《任地》等四篇，乃真古农家遗言，可仿《戴记》之例裁出耳。要之，别裁一例，当以专门本可单行为主，其为全书一类者，不可轻议裁出。若如章氏之说，虽自辨为非类书，其弊不至似类书，不止割《尔雅》之分篇，冠专门之首简，不似类书而何似也？

《校雠通义·辨嫌名第五》曰：部次有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者，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耳。欲免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之弊，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于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按：此亦济互注之法。

张祖廉所编《龚定庵自珍年谱外纪》曰：尝写《公孙龙子》、《穆天子传》、《灵枢经》、《黄庭经》、屈原赋《九歌》、汉唐山夫人《房中歌》、《汉郊祀歌》、《礼运》、《考工记》、《梓人》、《弓人》、《越绝》、史游《急就》、《管子·地员》、《司马法》、《保傅篇》、《商子》一篇、《鼎太仆盘楚夜雨雷钟镜刚卯文》一事、《焦山鼎附》、《春秋元命苞》《保乾图》、二纬《逸文》，辑《汉官仪逸文》，辑《都二十有六事》，题曰《龚自珍好写古籍之不繁重者》。既写屈原赋以下如干事，写《弓人》《地员》竟，客献疑曰：是可以别行乎？告之曰：可。自七十子而降至先秦著书者之例，往往采古篇入其书，不必作者自造，或一子造而诸子述之，或一子述古篇而诸子尽述之，不相避其号。采馔群书，如大、小戴之伦，亦不相避。然则凡所为篇，皆各为一书者也。如《弟子职》在班《志》孝经家，《保傅》《劝学》二篇，其最显然者，《淮南》《宾客》二篇亦然，其知古之例矣。汉文帝召窦生献其书，乃《大司乐章》，然则周、秦时《周礼》每官皆别行，子故刺取《弓人》。蔡邕章句《月令》，道家取《庄子》半篇，定为《广成子》，朱文公之《大学》《中庸》，王伯厚之《践阼篇》，近世则《夏小正》《曾子》十篇之在《戴记》，《弟子职》之在《管子》，《小尔雅》之在《孔丛》，皆别有注本，子故刺取《地员》。按：古书本篇篇单行，周官本各守其书，例固甚明。近汉学家以宋人别出《大学》《中庸》为非古，拘狭之论也。宋仁宗以《中庸》《儒行》赐近臣，不自程、朱始。再上溯之，则汉昭帝读《保傅》矣。但如道家之为，则割裂古书，妄立名字，开明人之风，不可为别裁之法耳。

后世之当别裁者，文集也。古之文集，本承诗、赋，史、子专家不入焉。嵇康《养生论》固别行，不入集。至唐而史、子二流皆入集。至宋而集成一人之丛书，一切著述之成书者皆入矣。若《刘宾客集》之《因论》、《皮子文薮》之《春秋决疑》《鹿门隐书》、《李直讲集》之《周礼致太平论》《礼论》《易论》、《司马温公集》之《迂书》、《南丰集》之《金石录跋》、《嘉祐集》之《权书》《衡论》，虽本混编集中，皆当裁而出之。明人或取入丛书，是也。至其本附集以行，如《昌黎集》之《顺宗实录》、《河南集》之《五代春秋》、《刘诚意集》之《郁离子》，并皆别有单行之本。而定《四库》者，不但不知别裁，乃于明人所已抽出，及本有单行本者，皆以已在集中而止存其目，有《孔丛子》遂无《小尔雅》，人几疑《小尔雅》之已亡。徒省重写之繁，乃使源流不备，是大谬也。

后世著录家既不知别裁互著之法，而其所著录，每已有别裁互著之本，彼则以未详考而不觉也。吕本中之《童蒙训》，本与《杂说》《诗话》《官箴》合而为一，当时其家传之，合称《家训》或《童蒙训》，虽《诗话》《官箴》已择出别行，而统名如故。故朱氏《名臣言行录》及《语类》所称引《童蒙训》，多为今本所无。《四库》以《童蒙训》《杂说》《官箴》分列，此实不异于互著矣。元费著《修成都记》中《岁华纪丽》《笺纸》《古器》《锦》《成都氏族》五谱，为杨慎录入《艺文志》。《费记》既亡，明人自《志》中抄出五谱别行，《四库》亦分录之，而不知其为记之一篇，此实无异于别裁矣。

次第第八

一部之中，有部类。一类之中，有次第。部类横依于统系，次第纵依于时代。

郑樵《编次必谨类例论》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按：纵观不独可以知学术，且可以见时风。齐、梁词章盛，故类事、抄词之书多。北朝及唐释教盛，故鬼怪、报应之书多。记赏玩、饮食之书始于唐，偷逸之风也；论南北兵事之书盛于南宋，恢复之说也。

《四库提要·凡例》曰：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礼。《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宦侍之作，虽不宜侧士大夫间，然《汉志》小学家尝收赵高之《爰历》、史游之《急就》，今从其例，亦间存一二。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亦随代编入焉。孙氏《温州经籍志叙例》曰：《千顷堂书目》别集一类，悉以科第先后分别著录，然乡解与会试错出无绪，遂多重复，今悉依举人题名为次，庶可较若画一。又曰：其有义士、逸民，身遘异姓，节崇肥遁，则仍系故朝，谨遵《四库总目》例也。按：著录之事，论书不论人。簿目之书，既非国史，又非官品，既非一门谱系，又非九等人表，一切男女流品，教别国别，皆可勿论。且其次第所以明学术传承，自当通以时代先后为次，《汉志》是而《隋志》非也。自昔编书者，多以女子居末，《七略》则唐山夫人、中山孺子仍与男子合编，无所别也。登第年代亦编书者所通用。盖以生卒年月不易周知，往来唱和难定行辈，然簿目之书，本非同年之录，唐、宋以上，安有年科士举？况硕士不皆贵显，晚达偏为老成，概依科第，必至师居弟后，幼在长先，总集之书，每有此病，但求齐整，而所害实多。吾谓达尊之三齿为通贵，著作之家，亦自无多，即录其书，应考其事，即使不得生卒之年，亦可略识老幼之迹。苟能不惮寻讨，无考者当亦甚希。《提要·凡例》所举三者，自当互考，不宜偏重科第也。《提要》于此，可谓致详。其升龚诩于解缙之前，用意亦善。而录宋人文集，乃曾巩、曾肇及王安礼集皆隔列于欧阳修、王安石之前，殊为可怪矣。

《提要·凡例》曰：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所注之人。如儒家类，明曹端《太极图述解》以注周子之书，则列于《张子全书》前。国朝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张子之书，则列于《二程遗书》前是也。他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之类，亦同此例，以便参考。至于汪所辑之《曾子》《子思子》则仍列于宋，吕楠所辑之《周子抄释》诸书则仍列于明，盖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按：以注人时代为次，实始《新唐书·艺文志》。《礼》类二《戴》先于《周官》《仪礼》，《春秋》类《繁露》先于三《传》，《提要》正之，是也。乃其于四书一类，不复分次《论语》《孟子》，于是《孟子》赵《注》反居《论语》何《注》之前，是自戒之而自蹈之矣，其弊乃由不知分录正文与注。经传古本别行，引传就经，始于汉末，注与疏亦本单行。合注于疏，始于南宋黄唐，见《日本访书志》。《史记索隐》明犹有单行本。此当分别著录，祁承爜已言之矣。见《存逸篇》。

题解第九

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为一录。荀勖《中经簿》则但录题作者之意，无所论辨。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隋书·经籍志》。其后刘法不传，胡应麟谓毋煚《开元群书目录》乃至二百余卷，按：煚《序略》云《书录》四十卷，胡说误。盖各书之下，必有论列，惜今不传。宋《崇文总目》亦用王法，而郑樵非之，其《泛释无义论》曰：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说不及此意，但以谓博采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不知《御览》之与《广记》又何异？《崇文》所释大概如此，举此一条，可见其他。又《书有不应释论》曰：实录自出于当代。按：《崇文总目》有《唐实录》十八部。既谓《唐实录》，得非出于唐人之手，何须一一释云唐人撰？凡编书，皆欲成类，取简而易晓。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类，宋朝人所作，自是一类，但记姓名可也，何须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人撰？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如郑景岫作《南中四时摄生论》，其名自可见，何用释哉？如陈昌胤作《百中伤寒论》，其名亦可见，何必曰百中者取其愈乎？又《书有应释论》曰：《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睹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按：郑氏所纠《崇文》之泛冗无谓甚当，而其所作《通志·艺文略》全删子注，反致复乱不明，后人因诋其删释之非。吾谓郑氏之论固未当，后人之诋亦疏也。目录专书，自当详释，史、志则不胜具载，止列其目，体各有宜。刘氏《别录》书二十卷，何尝泛冗？班《志》删之，有释有不释，严密过于《隋志》，郑氏何不言邪？《崇文总目》自是专书，当法刘《录》、王《志》，不当法班《书》《隋志》。《通志》自是通史，当法班《书》《隋志》，不当法刘《录》、王《志》。不能分别，而混识皆非也。《崇文》之病在释之泛冗耳，岂可概谓目录不当篇篇释乎？胡应麟惜郑氏《通志》于昔人著作之旨无所发明，是也。

《四库提要·凡例》曰：刘向校书秘文，每书具奏。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书，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衷。今于所列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按：宋人好为题跋，别集中多有之，本属偶然涉笔，不为整理一书。晁、陈二书未脱题跋之习，故不详明。但晁颇及著述风习，陈间能评书之得失，尚多可采，胜于《崇文》。

明世著录，称为苟简，有解题者，惟高儒《百川书志》，较之晁、陈，又下之矣。至于专目，则高氏子、史二略，详而不整，所及亦隘。朱氏《经义考》则用马氏之例，详录序跋，而考订语少。《四库提要》之作，诚为前无古人，然语涉名物，则毛举旁证，缕不休；语涉理学，则曲讥巧诋，偏恣无节，批评之识，犹多未足。自后版本学盛，著录题跋者大抵偏重于此，详书行款，辨叙抄刻，或罗序跋，以证源流。至于批评，尤为疏略，或偶书己见，如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或抄袭旧文，如丁丙《善本书屋藏书志》。校之《提要》，又不及焉。夫解题之职，盖有二端：一为考证，存佚真伪，名目篇卷，当详征具说，不献缛繁，爵里行事自不待论。一为批评，推明旨意，核定体例，务求完其面目，又须横知统类，纵知源流，乃能定其位置，必如是已，然后可以论断同异得失，论断不可轻先也。自昔著录之书，能考证者已少，能批评者尤稀，粗具二长，可为楷式者，惟庄述祖《历代载籍足征抄(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耳，惜皆残缺不全。近世文集中，单篇之作颇有精者，如孙星衍《晏子春秋叙》、严可均《鬻子叙》、龚自珍《最录穆天子传》、黄以周《范子计然略叙》、刘师培《周书略说》，皆可为模范。专目之书及近世著录之偏重版本源流者，多备录叙跋，兼征他传、志书，此于解题为长编之体。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曰：篇题之下，移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郛郭。信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薮也。此书之作，意存赅备，故辄道轨鄱阳，近宗秀水。又曰：叙跋之文，雅俗杂糅，宋、元古帙，传播浸希，自非缪悠，悉付掌录。明氏以来，略区存汰。大抵源流总悉，有资校考；意旨闳眇，足共诵览。凡此二者，并为捃采。或有瞀工剿剽，雅驯既少，书林眩鬻，题缀猥多，则仅存凡目，用归简要。原注：张氏《藏书志》，习见之书，序跋皆自存目，今略仿其例。若编帙既亡，孤文廑在，则纵有疵类，不废移謄。复以马、朱两《考》，凡录旧文，不详典据，沾涂窜，每异本书，偶涉雠勘，辄滋歧牾。今亦依张《志》之例，凡旧编具在者，并移写原文，不削一字，年月系衔，亦仍其旧。其有名作孤行，征他籍者，则备楬根柢，并著卷篇，庶使览者得以讨原，不难复检。至于辨证之书，刺丛残，实难稽核，朱氏标目某曰尤为疏略。今则直冠书名，用征臆造，有删无改，亦殊专辄。又曰：写录之次，马、朱互异，贵与殚心旧录，故叙跋系晁、陈之后。锡鬯博综佚闻，则传状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条，未为允协，今之写定，大抵每书之下，叙跋为首，目录次之，评议之语又其次也。其有遗事丛谈，略缀一二。苟地志已具，则无贵繁征。

《隋·经籍志》论簿录源起，即称引《诗》《书》之《叙》。盖古者簿目未兴，序即为解题、目录之用，故恒言谓善读书者先读叙，即今目录、版本之学，尚以叙跋为要资。版本家重在传刻经历，故虽短题小引，罔敢疏忽。目录家因其多陈因泛滥，不免略置，且谓直考本书，无容事此。然有稍不详审，而遂致巨谬者。如王荆公诗李璧《注》，张氏所刻本，是刘辰翁评本，注经删简，刘将孙叙，固详言之。《四库》忽焉不言，删注又不题须溪评本。其后鲍廷博、严元照得宋刻残本，见其注多于张本，遂诧以为怪矣。朱氏《名臣言行录》世所行，与李幼武《续集》《别集》合者，并经李衡删简，名为《纂要》，引题甚明。乃自来著录家皆不知，不题《纂要》之名。及近日朱氏原本出，条文增多，人知彼本之不全，而但谓明刻不全，仍不知为李删也。此皆《四库提要》所未审，而近始得之于叙跋，可知叙跋之不可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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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抄”，当作“录”。

版本第十

书之刻本，盛于五代。历时既久，传贸弥繁。而抄写之本，亦犹未已。校勘之风既盛，较量之业以兴。列异本始于宋人，贵宋本则著于明季。沿至近世，乃成专门之学。然其所以成学者，以其名目多，源流长，难于博识，必须勤笃耳。若其理法，固自无多，根柢资借，仍在于群学，未可画疆而自治也。故言版本之书，其内实大半罗故实而已。题跋零散，讨贯为难，叶德辉《书林清话》晚出，最为详整。兹且撮其概略，偶有沾益，止期明其例式。若欲详征，自可求之彼书也。

书籍传布，论者分为三期：一为写录，二为刻印，三为活字。写录之质为竹木与帛，刻印之资为石与木。而考古者上溯荒远，则及于封禅刻石、彝器勒铭，以及甲骨之制。然此皆止刻文字，未成书编。石文考证，别有专家。活字近起宋人，盛行未久，校勘之学，尚罕及焉。今皆不谈。专言纸抄木刻，上溯其原，至竹帛而止。亦只述其大略，以考订名物，无关校雠也。

古书止有竹简木牍，以丝编之。曰汗简，曰杀青。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其书之以漆与铅。帛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改帛为今之纸，始于后汉。舍竹帛而专用纸，当盛于六朝。帛与纸多装为卷子。隋、唐之间有旋风叶，至宋有蝴蝶装，后遂变为绵缝。故程大昌《演繁露》谓改卷为折叠之册，始于唐人。叶德辉谓书本之称，见于六朝。折本当始秦、汉间。又据《晋书》称若干帙合数卷谓之折叶，以证折叶晋已通行。其说未是。本之为称，原不限于折叠。帙用缣竹，皆以成卷也。装潢源流，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最详。

木版之始，论者甚多，以叶氏《书林清话》为最当。其言曰：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据唐柳《家训·序》云，薛《五代史·明宗纪·注》引。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是为书有刻版之始。特当时所刻印者，非经典四部及有用之书，故世人不甚称述耳。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朱氏亦谓刻版实始于唐矣。近日本岛田翰撰《雕版渊源考》，据陆深《河汾燕间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之语，谓雕版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版。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版。不思经可雕版，废像亦可雕版乎？岛田翰又历引《颜氏家训》称江南书本，《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皆依书本。宋晁公武《古文尚书训诂传》引隋刘炫《尚书述议》曰四隩既宅，今书本隩皆作墺。谓书本是墨版，为北齐以前有刻版之证。上虞罗振玉作《鸣沙山石室秘录》，既于雕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经》下亦从其说。吾以谓雕版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录》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版始于两汉乎？按：岛田氏《春在堂笔谈》记俞樾驳岛田说，与叶氏说同。又曰：雕版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薛《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汉书·隐帝纪》：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版，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周广顺六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传》云：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贯休《禅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昙域《后序》称，检寻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可见其时刻版风行，举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若其时诸书刻本，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光绪庚子，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版刊本，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又曰：日本水野梅晓行笥中有《文选·归去来辞》，卷尾刻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余杭龙兴寺沙门无远刊行字一行。德清傅云龙纂《喜庐丛书》中刻有此种残本，黎庶昌《跋》盛称之。据岛田翰云：是彼国大坂西村某赝刻三种之一。按：岛田所举五代本，有李鹗本《尔雅》及阙名字本《左传》。叶氏又曰：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宋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重文异本也。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凡二十三本。知辨别版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明毛《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当时丰道生为华夏撰《真赏斋赋》，亦(1)专叙宋、元版书。江阴李鹗《得月楼书目》，亦注宋版、元版、抄字本。国初季振宜《季沧苇书目》、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首均别为宋版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号为赏鉴家。《四库存目提要》谓其但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缙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分别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等，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是为官书言版本之始。按：此节叙版本学源流，稍有疏误。丰道生生于嘉隆间，非毛氏同时。其时虽重旧刻书，止视之如旧墨古器，为清玩之具而已。至于稍加考证，明其贵重，关于学术，则实始于钱谦益。毛晋、钱曾实其门人，是开虞山版本学一派，旁及苏州各县，承传勿替。乾、嘉校勘之风，虽由小学考证之盛，亦自冯班及何焯、陈景云师弟等开之。班固谦益门人，而焯则谦益再传也。源流皎然，不可诬没。特谦益名败书禁，其裔流讳言之耳。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书籍刊镂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共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胡应麟曰：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版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于校雠，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抄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黄丕烈亦尝言，向来以旧抄书为贵，今右观诸书抄本，最为难信。按：二说皆是实情，而实不相背。刻似郑重，而翻则轻易；抄似率略，而非秘不抄，反多郑重。故胡氏又言，凡木刻者十不当抄一，抄者十当宋之一。可知抄虽逊于古刻，自较坊刊为胜也。孙庆增《藏书纪要》曰：书之所以贵抄录者，以其便于诵读也；所以有刻本，又有抄本，有底本。底本便于改正抄本，定其字画，于是抄录之书比之刊刻者更贵且重焉。况秘本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此乃谓藏家之抄本耳。抄本鉴别殊易，孙氏已略言其源流，法式无多，故今不详也。

顾广圻跋《蔡中郎文集》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必谓书无庸讲本子。噫，将自欺邪？欺人邪？叶名沣《桥西杂记》曰：邵君蕙西居京师，购书甚富，拳拳于版本抄法。名沣与之言曰：彭文勤尝诋《读书敏求记》染骨董家气习，我辈读书，当用力于其大者，未可蹈此蔽也。后阅钱氏《曝书杂记》引郑康成《戒子书》：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康成大儒，不应出此语。考元刻《后汉书·康成本传》无不字，与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今本乃传刻之误，此校书之有功于先贤者。名沣始悔前言之陋。此二说可见版本之重。其所以重者，曰古与善，而古之重亦以其善也。

古抄卷子，中土已不传，惟日本尚有之。其体制详岛田氏《装潢考》。涩江全善、森立之所撰《经籍访古志》曰：清人所采，未有出于宋椠元抄之外，至皇国所存古本，原之李唐，其文字多存六朝俗体。又云：旧抄卷子，诸概取原于隋、唐古本，间有依宋椠传抄，装为卷轴者，盖当时传书谨重至装潢之事，能守旧式，故虽依宋本抄，不辄仿其制装为册子。岛田氏亦曰：皇国旧抄本虽依唐、宋人所著者，书之多用六朝奇字，而其依宋、元本传抄者亦颇改今字以成古字，盖抄者目惯旧本，以意改之。近日人动称唐前遗卷，岛田已力辨之。

宋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叶氏曰：宋陈骙《中兴馆阁续录》云：秘书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版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是宋时士大夫以刻书为风尚，司郡刻者皆可支领公使库钱。又曰：宋时坊本雕镂不如官刻之精，校勘不如家塾之审。岛田氏《访余录》曰：宋时有监本，有坊本。监本即国子监校定，对勘少讹，坊本即徒为射利计。宋初蜀书为最，汴末蜀微衰而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杭本、蜀本皆大字阔版，刻亦不减监本，但不精加雠校。刻书莫盛于闽，建阳之麻沙、崇文二坊，及临安之陈解元书棚，凡书入刻，三坊必先，故其书旁行于天下，而滥恶亦莫过焉。后遂有麻沙本之禁，此说亦止大略。详见叶氏书。

岛田翰曰：宋本诸经大抵以《开成石经》为蓝本，而编注之用贞观定本。所贵乎宋本，盖独在于诸史与子集耳。尝怪宋初古籍如此其多，而无一言及于刻别本。盖是时雕书始盛，技拙费巨，刻书者非官司即书肆。官有一定之规，书肆专于射利。降而绍兴、庆元书弥鲜，刻益多，则已无及。故以岳倦翁之精力，不能过于晋天福铜版本；尤延之之博，以不得淳化监本《史记》为憾。使宋初君臣刻定本外，别分南北古今刻习本。不然，则仿《释文》制点勘记，或不至于若此蔑如也。故刻书之精自宋，旧本之佚亦在宋。

岛田曰：宋公私刻本虽多，书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因循至元，仪型既远，书坊私利家塾读本，意在锱铢，或密行密字，或细书粗校，或一行之间讹夺错出。叶氏曰：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

叶氏曰：今世刻书，字体有一种横轻直重者，谓之为宋字。一种楷书圆美者，谓之为元字。世皆不得其缘起。吾谓北宋蜀刻经史及官刻监本诸书，其字皆颜、柳体，大都笔法整齐。南宋书棚本，字画方版，已开今日宋体之风。光宗以后，渐趋于圆活一派，已近于今日之元体字。而有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之所滥觞也。前明中叶以后，于是专有写匡廓宋字之人。杭世骏《欣托斋藏书记》曰：宋刻两汉书，版缩而字密，字画活脱，注有遗落，可以补入，此真所谓宋字也。元大德，版幅广而行疏，锺人杰、陈明卿稍缩小。今人错呼为宋字，拘版不灵。又岛田翰曰：元刻非瘦陋失妩媚，即郛郭廓阔大。字画失之太圆钝，以学赵书之面貌故。又钱泳《履园丛话》云：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

叶氏又曰：王端履曰：或谓余曰：宋人刻书，每行字数如其每叶行数。此亦不尽然。钱竹汀《日记》所载：每页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按：王氏云云，门外语也。宋本行字两较，不甚参差。以全版计算，行多少二字，似觉相悬。以半版计数，则出入仅一二字而已。于形式无损也。宋版书行少者每半叶四行，行八字。行多者每半叶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吾友江建标有《宋元行格表》二卷。

叶氏《书林余话》曰：书边四围之阑为线，版中上下处为口，版心形为鱼尾，边阑上有小框附著两旁者为耳子。线有单有双，四围边阑内重出一细线纹者，是谓双线。若仅有边阑而无内线，是谓单线。黑口有大有小，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细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因之，亦偶有两歧者。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他书则罕见。若释、藏之所刻支那本，则每半页一方围，中无版心、直线、黑口等。明时径山寺、云寺所刻释典为多，不知其何所仿。按：此说言版式最浅明，然亦有小疏。耳子之设，盖由昔日装书，长编不折，版边在书口，易翻检也。今折装则无用矣。近世刻书亦偶有耳子，然止以识本页字数耳。若支那本式，则明人所为释藏书本，是折叠装，即所谓梵夹本者，其版较寻常书为长。盖沿自册子，亦有版心，但止记页数，以折处不在版心，故皆白口。明人改刻作线订之册，亦沿用白口，其所刻乃此土著述，故标支那撰述四字于口。昔之目录家不悉佛藏类别，见版心上支那二字，遂相沿呼为支那本，其实误也。行式宋、元之辨，明叶盛《水东日记》、近人孙庆增《藏书纪要》、《清稗类钞》引赵慎畛语、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及《书林余话》皆尝言之，但不详整。今综为三条说之。一曰版框边线。宋本四周单线乃沿，卷子本或有左右双边。旧说谓宋本无四周双边，岛田谓南宋已有之。二曰版中折口。宋本多白口，南宋麻沙本多黑口。元沿之。明初沿元，嘉靖间多翻宋本，故尚白口。白口及小黑口者，上鱼尾之上记本页字数。南宋以楷，宋末乃用行草。其下则书名，止一字，非全名。首末叶则无之。明末乃全刻书名下。鱼尾之上或下则记页数。书名、页数皆多行书，非真书。下鱼尾下则刻工姓名。杨绍和、岛田翰常以此定年代。元本无之。三曰卷首卷末。卷首正文前空二行，为小题撰入。卷末书名隔正文一行，皆沿卷子本。宋末元初往往空二行以上，又或不空行。其无空白则不题书名，下或书终字，皆非宋本旧式。又卷末记卷中字总数，亦沿自卷子。宋末、元本无之。

明高濂《遵生八笺》曰：宋版遗在元印或元补欠缺，时人执为宋刻。元版遗至国初补欠，人亦执为元刻。然而以元补宋书，犹未易辨。以国初补元，内有单边双边之异，且字刻迥然别矣。《藏书纪要》曰：元刻字脚、行款、黑口一见便知。

以上皆鉴别宋本之法。至于宋本纸墨之佳，高氏论之甚详。以其为骨董家法，故未具录。

叶氏曰：自宋本日稀，收藏家争相宝贵，于是仿古射利，往往作伪欺人。总之不出以明翻宋版，剜补改换之一途。或抽去重刻书序，或改补校刊姓名，或伪造收藏家图记，钤满卷中，或移缀真本跋尾题签，掩其赝迹。就《天禄琳琅》所辨出者，已有十余种之多。又曰：藏收固贵宋、元本，以资校勘，而亦何必虚伪？近人以皕宋名楼者，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误元刻为辽、金本，有宋版明南监印本，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按：有作伪之事，即有辨伪之法。高氏已论辨纸墨之法，叶氏更申言之。且曰：人取之于形色，吾取之于神理。此直与辨书画无异，几至不可言传矣。寻常题跋簿录之定宋本，于无年月者则书其讳字，然此实不足专据。严元照《悔庵学文》曰：予所见宋刻书，凡大字工整者，避讳缺笔唯谨。其小字本出坊刻者，往往不尔。而世之翻宋刻，反谨于避讳。世人不能辨识宋刻真赝，唯核阙笔之字，失之远矣。此论是也。元、明人翻宋本，固多仍存讳字。避南宋讳者，必非北宋本；而不避南宋讳者，不必是北宋本。昔人每不审此，故多轻断。黄绍箕《古文旧书考跋》谓卢文弨据曹之毅正德抄本校《方言》，顾观光据张佳允刻本校《华阳国志》，皆以明人而误认为宋人。卢、顾且有此失，则矜言宋本者可不谨乎？顾广圻《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曰：宋、元本距今日，远者甫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已万不存一。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日之年何穷，竟将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名可得而闻，形不可得而见。然则为宋、元本计当奈何？曰：举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无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按：自顾氏此论出而翻刊宋本者遂多。至黎庶昌刻《古逸丛书》，而工妙已极，不惟摹镂精工，即纸墨印靪亦尽选择之能事，此则意存玩赏，不专为书文计矣。

学人之讲版本固不为赏鉴也，所贵于宋本者，为其古也；所贵于古者，谓其善而不失真也。然宋本果遂皆善而不失真乎？杭世骏《欣托斋藏书记》曰：今挟书求售者动称宋刻，不知即宋亦有优劣。《青云梯》《锦绣段》皆成于临场之学究，而刻于射利之贾竖，皆坊刻也，不谓之宋刻不可也。钱大昕《养新录》曰：今人重宋椠本书，谓必无错误，却不尽然。陆放翁跋《历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无误矣。张淳《仪礼识误》、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举各本异同甚多，善读者当择而取之。若偶据一本，信以为必不可易，此书贾之议论也。俞正燮《校文选李注识语》曰：《文选李注》宋本，今通行者二本：一为汲古阁仿宋本，嘉庆甲子见其正本于德州粮道署；一为鄱阳胡氏仿宋本。二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见《东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极可喜，五臣至浅。谢瞻《张子房诗》苛慝暴三殇，言上殇、中殇、下殇。五臣乃引泰山侧妇人事以父与夫为殇，真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阁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侧妇云云，则北宋时苏氏所见之李《注》与此不同。是宋本之别有三也。又见《西溪丛语》，言潘岳《闲居赋》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未详。今汲古阁宋本李《注》引《荆州记》：房陵县有朱仲者，家有缥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窃房陵好李。则南宋时姚氏家传之李《注》，又与此不同。是宋代之别有四也。凡古人写本、刻本多歧出，校者存其异同，以俟采择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语》言有教官出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检福建本《易经》果有坤为金，盖脱釜上二点，乃为金也。又秋试题《井卦》何以无《彖》。检福建本《易经》，《井卦》果脱《彖传》。是亦真宋本也。然则藏真宋本者可不详校乎？萧穆《敬孚类稿》记《韩集考异》原本曰：韩公之《集》至宋犹未甚久，诸本尚多讹谬。若此则宋刊古籍，今人必一一笃信为无误，岂笃论哉？叶氏曰：王士祯《居易录》二云：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版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谓不特此也，如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所跋《白虎建德论》，宋刻二卷本，开卷即讹通德为建德。陆氏《藏书志》载宋刻任渊注《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二十卷。《前序》称绍兴鄱阳许尹叙，绍兴下脱年月，均为可笑。又陆氏题跋宋本《王右丞集》十卷云：卷六末有《跋》，凡七十余字，为元以后刊本所无。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与《敏求记》所记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脱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类，岂仅微瑕？实为大谬。钱竹汀《日记》载宋蔡梦弼刻《史记》目录后题识称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七月月字为年之讹。缪氏《藏书续记》载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无窒碍，误作室。此虽小误，其校雠不善可知。且又安知书中如此类者，不为佞宋者所讳言乎？古今藏书家奉宋椠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陆志有《管子》二十四卷，为陆敕先贻典校宋本。其后《跋》云：古今书籍，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然则前辈校书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当取法矣。叶氏《读书志》曰：戴表元《剡源集·题孙过庭书谱》云：杭州陈道人印书，书之疑处，率以己意改令谐顺，殆是书之一厄。则南宋坊本之谬，复何异于明人？世人贱众贵希，一闻宋本之名，遂若帝天之不可议，岂非梦呓哉？以上所录诸家之说，皆谓宋本不可尽信也。顾宋本之贵者，非以其无讹也，以其近古，多可取正耳。即如叶氏所举卢氏所跋之《白虎通（建）德论》，卢《跋》云：书之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伪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此本开卷即已错讹，然余字字比对，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与近本迥异而实胜者。即一二误书，尚可循形与声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则不加思索而径改矣。又此本虽分上下两卷，然篇目上作圆围者十，仍不失十卷之旧。近世本最后三篇，此本在《爵》《号》《谥》之次，实第二卷也。严可均《书宋本后周书后》曰：右《周书》盖宋监本，大版厚纸，有漫漶损缺处，非余所爱重者。偶检《贺兰祥传》，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余字；《杜杲传》迁温州下缺八字，今本仅刺史赐三字，史赐中间盖有加衔，以难臆补，辄挤接之。全部余未通检，仅检两《传》，而胜处已如此。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

自宋本贵而书贾遂重，版本家每传述老贾之言，谓曾见宋本。其所言固多当者，然亦不可尽信。题跋尚不免收伪本，况口传乎？如严元照《蕙櫋杂记》谓唐诗十叩柴门九不开。书贾钱景开见宋本云：小叩柴门久不开。今按：元曲常用此句，皆同今本，钱氏所言殆书贾欺人伎俩耳。明钱允治自言据宋本补《文心雕龙·隐秀篇》脱叶，而其文不类，亦伪宋本之一征也。

宋本贵而明本则贱。所以贱者，以其多讹也。顾炎武《日知录》曰：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玄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叶氏曰：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视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又曰：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按：此与顾说万历间人好改窜古书，皆征之而信，非诬辞也。然明本固不皆如是。宋翔凤曰：明代间有精刻，如震泽王氏重刻《史记》，寒山赵氏重刻《玉台新咏》，与宋本无毫发异。以钱少詹之精审，犹以赵刻《玉台》为宋版。叶氏亦曰：藏书家贵宋、元本，于近刻则奴仆之，此大惑也。如明人胡维新《两京遗编》、顾元庆《四十家小说》，在明刻本中，其精较胜于吴琯《古今逸史》及商维濬《稗海》等书。按：胡氏固书贾，而其刻正万历间者也。至万历以前，尤不可轻矣。黄丕烈记书贾钱景开言，明初黑口版亦可贵，与宋、元版同。盖其去宋未远，犹多精刻。其翻宋者亦仍旧式而不加改窜。今日视明正、嘉以前，正如明之视宋耳。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曰：十二曰版刻宜详。朱氏《经义考》后有刊版一条，不过记载刊本原委，而惜其未尽善，未载刊本之异同也。版刻之书，流传既广，讹失亦多，其所据何本，校定何人，出于谁氏，刻于何年，款识何若，有谁题跋，孰为序引，版存何处，有无缺讹，一书曾经几刻，诸刻有何异同，惜未有人仿前人《金石录》例而为之专书者也。如其有之，则按录求书，不迷所向，嘉惠后学，岂不远胜《金石录》乎？顾广圻《石研斋书目·序》曰：由宋以降，版刻众矣。同是一书，用校异本，无弗夐若径庭者。每见藏书家目录，经某书、史某书云云，而某书之何本，漫尔不可别识。然则某书果为某书与否？且或有所未确，又乌从论其精粗美恶邪？按：二说出后，版本学盛，专记版刻之书乃日多。不惟详叙源流，且有兼校异文者矣。如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

书之贵多，本以文字不同，可以互相校正，人皆知之矣。乃有书本异而其文乃迥殊者，如明顾元庆、陈继儒所刻吕祖谦《卧游录》。《四库提要》以其全抄《世说》及苏轼杂著而疑其伪，乃近胡氏《金华丛书》所收一本，则与顾本迥殊，而与陈振孙所谓录史传所载古今人境胜处者适合。于此益见版本之不可不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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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书林清话》作“不”。

校勘第十一

张之洞《题潘郑庵勘书图诗》(1)曰：良庖炊饭先择米，读书须从校勘始。卢文弨《群书拾补·序》曰：黄君云门谓余曰：人之读书求己有益耳。若子所为，书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誉而实讽也。友人有讲求性命之学者，复谓余此所为，玩物丧志者也，子何好焉？斯两言也，一则微而婉，一则简而严，余受之未尝也，辍之遂觉阙然有所失。

缪荃孙《艺风藏书记》曰：毛氏刻书，改换行款，喜易古字，异本标一作于下。迩时参合各本，择善而从。后来卢抱经、孙渊如墨守此派。陆敕先则据一宋本笔笔描似，即讹字亦从之，缩宋本于今日，所谓下真迹一等者。后来黄荛圃、汪阆源墨守此派。两派一属校雠，一属赏鉴，均士林之宝笈也。叶德辉《藏书十约》谓此二派为死校活校。且曰：此二者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

凡刻书，未有不校勘者。而刻有优劣者，校有工拙也。苏轼《仇池笔记》上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蜀本《庄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记》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顾炎武《日知录》曰：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佩，并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义，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按：宋彭叔夏校《文苑英华》，作《辨证》，最为详慎。谓书不可以意轻改。顾广圻称其书乃校雠之模楷。北齐邢子才读书不甚校雠，曰日思误书，亦是一适。顾广圻取以名斋作记，有曰：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又《礼记考异·跋》曰：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遇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窃不自量，思救其弊，每言书当以不校校之，毋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严元照《书明刻仪礼后》曰：明人喜刻书，刻书之人不必皆有学者，故未尝知校雠之事。然去宋犹近，善本犹多，照本翻刻，不复措意其得其失，皆出于古人中间。小小讹错，不过传写失真，循其形声而求之，不难反其真。迩来学士大夫刊行古书，必先之以校，其用意诚美。然求之过深，或且由臆见而改易之。顾其所改易者，必有说以处之，读者且不觉其误。故其本真一失，遂不可复校。不可复校之病，与不校之病相衡焉，则宁弗校矣。日本伊泽澹甫亦曰：书有讹字，则知其为佳本。如万历后刻本，整齐可爱，其字多以意改，则我不知其可。

惩误校之失，因多主翻书本而不改其讹字。学者持论多同。而俞正燮非之。其《校文选李注识语》曰：近人刻书，喜仿旧本，存其误字，而后载校勘语，以为古雅。而旧本不误之字，仿本多转写致误。是未能仿旧而反诬旧本也。自汉至唐，校书者盖不如此。按：俞氏此说未尽然。章学诚《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曰：古人读书不惮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传、注、训故，其先皆离经而别自为书。至于校雠书籍，则自刘向、扬雄以还，类皆就书是正，未有辨论同异，离本文而别自为书者。郭京《周易举正》自为一书，不以入经，此尊经也。其余则绝无其例矣。至宋人校正《韩集》，如方氏《举正》、朱子《考异》，则用古传注例，离文别自为书。是皆后人义例之密，过于古人。窃谓校书必当以是为法，使后之人不惮先后检阅之繁，而参互审谛，则心思易于精入。所谓一览而无遗，不如反覆之核核也。此论甚精，足以正俞。然俞氏所谓仿本反误者，固非虚诬。缪氏刻宋本《太白集》，多改易。陆心源已举。黄氏重刻嘉靖本《周礼》，孙诒让纠其臆改。又重刻宋本《易林》，丁晏至特著《释文》以纠之。黄刻皆顾氏所校者也，犹且如此。至如陆心源所重刻宋、元本，讹谬甚多，叶昌炽尝言之。此则心源刻书原不暇细校，又多无校勘记，无惑其然矣。宋《王氏谈录》曰：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注为一云一。一字已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卢文弨《周易注疏辑正题辞》曰：夫校书以正误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误为误。山井氏考文于古本、宋本之异同，不择是非而尽载之，此在少知文义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读之，往往有义似难通，而前后参证，不觉涣然者，则正以其不持择之，故乃得留其本真人于后世也。观此说则知校勘记之多载异文，不没原本，正其慎也。

俞樾《丁葆书读书识余序》曰：往时读《墨子》书，怪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之类，皆分上、中、下三篇。词句小有不同，实无大异。古人著书，何为若此之不惮烦哉？既而思之，此乃古《墨子》之书，各本之不同也。盖墨子之后，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时《墨子》之书必有三本。相里有相里之本，相夫有相夫之本，邓陵有邓陵之本。后人抄合而一之，故一篇而三也。推之《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引鲁哀公问孔子事，又载一曰晏婴聘鲁哀公问曰；《外储说·左篇》引孟献伯相鲁事，又载一谓孟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如此之类，皆古书各本不同之证。按刘向校书，《序录》中多云除复重，盖本合众本也。其文有异者，则仍录之。如《晏子》以重而异者为《外篇第七》是也。《韩非》之一曰，顾广圻以为是向校语。《隋志》《汲冢纪年》后附《竹书异同》一卷，亦校勘记之类。《四库提要》曰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碑末有而在于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于一行，是考异之鼻祖。按：贾逵《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多列异文，更在蔡邕之前矣。

校书不独宜存异本，且当博采他书。此例之精开于近世唐、宋类书校诸古书所通据也。以《太平广记》校《唐人小说》，以《群书治要》校诸子，以《医心方》校《古医书》，此各以类者也。《说文》古本于《玉篇》求之，钮树玉所发。陆氏《释文》宋本于《集韵》求之。陈奂说。《古今韵会》可校《说文系传》。王桢《农书》可校《齐民要术》。礼失求野，反胜本书，至如魏了翁《九经要义》可校经疏，王益之《西汉年纪》可校《汉书》，吕祖谦《十七史详节》、洪迈《南北史精语》可校诸史，此即本无大用之书，反因资校勘而重者也。盖本书讹脱，他书或犹存真。宋、元人所著即可当宋、元本也。然亦有不可用者。如《北堂书钞》原本所引古书多与今本不同，而明陈禹谟重刊乃加删易，悉据时本以转改之，此例发觉而校勘者之质定，乃益难矣。

他书止可为证，而未可偏据，昔人于此颇致戒焉。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正字·跋》曰：是书凡引用他经传者，必据本文以正之。此令读者得以参考而已，非谓所引必当尽依本文也。盖引用他书，有不得不加增损者。又《与丁小雅论校正方言书》曰：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偏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便以为是，疑未可也。桂馥《札朴》曰：古人引经，略举大义，多非原文。如《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引《诗》：兄弟虽阋，不废亲也。引《书》：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说文》引《书》：洪水浩浩。此岂《诗》《书》之本文哉？今人多据书传所引以增改经文，虽曰治经，实乱经也。又曰：李善所引《仓颉篇》《三仓》《声类》《字林》诸书，多依随《文选》俗字，非本书原文。或据为本书左证，则因误而误矣。俞正燮亦谓引书当分义与文，是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一条，又有“据他书而误改”一条，举证甚详，兹不具述。类书选集，删削尤其常事。而古类书以帙重文烦，多失校正，讹误尤多。俞正燮《文选自校本·跋》曰：选家例有甄别，增删其本，有视他本增多者，《西都赋》《东都赋》诗、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东方朔《答客难》均视《汉书》多，盖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赋》注引薛综《东京赋》注曰：高昌、建城，二观名也。有《注》而《赋》文无此观。今所得《后汉宫殿图》亦无此二观。则《赋》文昭明删之。《九章·涉江》删去乱曰以下五十三字。锺士季《檄蜀文》据《魏志》末有其详择利害云云。今《文选》删去。任彦升《为褚蓁让代兄袭封表注》云：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词多冗长。《奏弹刘整》注云：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是亦昭明删之，而李崇贤复补。唐僧《辨正论》内《九箴篇》引古诗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寄语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无寄语十字，亦昭明删之。其增改字者，据《注》则颜延年《宋文皇后哀册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陆佐公《石阙铭》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铭》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约改二字。然则《文选》不当以拘牵元稿评说是非也。又唐本不必是梁本，《奏弹刘整》明非梁时旧录。王简《栖头陀寺碑》石刻凭五衍之轼，齐建武时文也。昭明录入《文选》，以梁武名避改四衢之轼。《注》当明了，而今文及《注》语意相反。按：今本正文作五衍。《注》曰：今碑本以为凭四衢之轼。盖梁代讳衍，故改焉。则唐人传写者，以其时不讳，改文中四衢为五衍，而写《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四衢、五衍互误。是唐本已再改易。其中为昭明所移改者，曹子建《与吴质书》注所引别题，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下，与季重之书相应也。朱浮《与彭宠书》注云：《后汉》载此书，《东观汉记》亦载此书，大义虽同，词旨全别。盖录事者取舍有详略矣。录有取舍，选亦必有取舍。校者详其异同，以见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见，凡书皆然，况其为文辞选集本也？按：俞氏之说可谓致详慎矣。中尚有一条误者。唐时沙门道士相诟，俱造伪书，窜羼古文，其所称引都不足据。吾已别有专考。《辨正论》之引古诗末二句，正是僧徒所加耳。汉时安有道士之称？僧徒欲诋道士，反为道士证成其早立之夸言，殊为可笑。俞氏颇知释、道诟争本末，而独于此复为所欺，亦可见考证之难矣。俞氏又尝言校书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则格论也。

近世小学大明，校书者不徒恃异本，而沿汉儒读若读为之法，以字例文例通之，始于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而俞樾、孙诒让继之。此派之功，实是读释，非以二本比雠，已不得为校，特以校正连文，从其广义，故相沿称之耳。诒让作《札移》，樾序之曰：余尝谓校雠之法出于孔氏。子贡读《晋史》，知三豕为己亥之误，即其一事也。《吕氏春秋·察传篇》：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昭公十二年《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谓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是则读书必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汉儒本以说经，盖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礼》，每曰：字当为某。即校字之权舆也。自是以后，是正文字，遂为治经之要至。后人又以治经者治群书，而笔针墨炙之功，遍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田观，《尚书·君奭》：割申劝宁王之德。《礼记·缁衣》引作：周田观文王之德。郑《注》曰：古文作割申劝，似近之。而肆赦为内长文。《汉书·武帝纪》诏曰：内长文所以见爱也。《困学纪闻》曰：古写本内长文作而肆赦。刘昌诗《芦浦笔记》引鲁氏自备载章子厚家藏古本《汉书》。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诒让《自序》曰：窃谓校书如雠，例肇西汉。都水《别录》，间举讹文，若以立为齐、以肖为赵之类，盖后世校字之权舆也。晋、唐之世，束皙、王劭、颜师古之伦，皆著书匡正群书违谬，经疏史注，咸资援证。近代巨儒修学好古，校刊旧籍，率有记述。而王怀祖观察及子伯申尚书、卢绍弓学士、孙渊如观察、顾涧文学、洪筠轩州倅、严铁桥文学、顾尚之明经，及年丈俞荫甫编修所论著尤众。风尚大昌，覃及异域。若安井衡、蒲阪圆所笺校，虽疏浅，亦资考证。综论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于他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钤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凿形声，捃摭新异，凭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惟王氏父子至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有。然其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沾溉不穷。我朝朴学超轶唐、宋，斯其一端与。诒让学识疏，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尝谓秦、汉文籍，谊旨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如荀卿书之案，墨翟书之唯毋，晏子书之以敚为对(2)，淮南王书之以士为武，刘向书之以能为而。骤读之，几不能通其语，复以竹帛梨枣抄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按：此二《叙》于校正源流，颇为明白。然其所举，则据本校勘，与以例读正合言不分。王虽间据旧刻，而多凭诂例。卢虽亦下己意，而偏详异本。孙氏兼师二人，而王法为多。俞氏则全用王法矣。

校二书须明本末，然后可以决定从违。校一书须明体例，然后可以决是非。钱泰吉《曝书杂记》曰：荀悦《汉纪》，自宋时已鲜善本。荀《纪》虽出班《书》，时有改易，况今所见班《书》与荀所见当有不同。但据所见班《书》以改荀《纪》，弥失荀氏之旧。所以校荀《纪》倍难于班《书》。严可均《书北堂书钞后》曰：所抄之书，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最晚者《宋书》《三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魏书》(3)。其诗、赋、颂，则鲍、谢为最晚，陈、隋只字不抄。抄者今亡其本，十盖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写变，残缺误讹，不为典要。故《书钞》可略校，不可统校。此所谓明本末者也。至于体例，则短浅者一核而知，宏深者旷日乃究。必如顾广圻之校《释名》撰《略例》，王筠之校《说文》作《释例》，则可谓精矣。

李慈铭《越缦堂笔记》曰：乾、嘉以来，诸儒专心考订，周、秦古籍，粲然具明，一洗明刻之陋。其最以校勘名者，卢抱经、顾涧两家，盖非六朝以后人可及。他若惠松崖、江叔沄，则坚守古义，微失之拘；孙渊如、洪筠轩，则喜搜僻书，微失之杂；王石渠、伯申父子则喜为通论，微失之专。然亦百纯而一疵。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曰：一以故书正新书，依准宋刊，不敢轶其上。其一时据旧籍以正唐、宋木石之书。相提而论，据旧籍者宜为甲，及其末流淫滥，憙依《治要》《书钞》《御览》诸书以定异字。《治要》以下，其书亦在木，非无讹乱，据以为质，此一蔽也。前世引书，或以传注异读改正文经典。古今文既异，今文有齐、鲁之学，古文有南、北之师，不得悉依一读凌杂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时出胸臆，谓世所见者悉流俗本，独己所正为是。其是者诚诸师所不能驳，而亦有错牾。按：此所评亦约略言之耳。熟于版本者每诋卢氏为凭臆。顾氏最好影摹，而亦不能无妄改。校勘之事，固不能万得而无失也。近人校勘记，有附书与别行二种。附书之本精于顾广圻，《文选考异》最为整栗；别行之本则始于卢文弨《群书拾补》。

孙志祖据《魏书·刘芳传》改《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作四郊。宋本《礼记·祭义》天子设四学，《注》谓：周四郊之虞庠。顾广圻谓四郊当作西郊。段玉裁作《礼记四郊疏证》，申孙黜顾。顾作《学制备忘记》以辨之。二人遂相水火。陈鳣调停之而未能。集其书为一编，目曰《段顾校雠编》。洪亮吉笑之，谓可比《朱陆异同辨》。

* * *

(1) 《广雅碎金》题作“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

(2) “晏子”至“对”，《札移》作“公孙龙之正举”。

(3) “魏书”，《书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后》作“后魏书”。

格式第十二

书之须校勘，非独文字当是正也，格式亦当是正。格式之于书，似为小节，而实关于大体。故论校勘之功，宜先及焉。兹分论之。

一、题目

卢文弨《钟山札记》曰：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如《周南·关雎·故训传第一》，此小题也，在前。毛诗二字，大题也。在下。陆德明云：按：马融、卢植、郑康成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盖古人于一题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纷乱如此。今人率意纷更，凡疏及释文所云云者，并未寓目。题与说两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汉书》《三国志》毛氏汲古阁版行者，犹属旧式。他本则不尽然。按：殿本《三国志》因改小题为大题，遂并篇名而失之。张照按语乃云《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亦无《列传》之目，乃陈寿之微意。今悉遵原书之例，不书纪、传，岂非大可笑之事哉？岛田氏谓在竹简时，首简本止小题，大题则在别一赘策后。改卷子，故移写于下，俞樾谓即《唐六典》所谓签。

卢氏又曰：《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及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謷本书者。夫《孟荀列传》以两大儒总括之，何尝齿淳于髡、慎到、驺奭于其列哉？《货殖》等传以事名篇，与八《书》差相类，固未尝一一标姓名也。乃讥《汉书》者谓范蠡、子贡、白圭非汉人，而入《汉书》，以为失于限断。其实班氏何尝为范蠡诸人立传？即彼蜀卓、宛孔闾里猥琐之流，亦岂屑屑为之标目，与夫因人立传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记集解》，葛氏梓《汉书》正文，其前即据《自序》《叙传》为目录，亦为便于观者，而尚不失其旧，在诸本中为最善矣。按：此论甚是，但谓淳于、卓、孔为不屑齿则误耳。妄标目录，不独《史》《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五代史目录”条曰：唐庄宗子继潼等、晋高祖叔父万友等、周太祖子侗等、世宗子谊等，皆杂序成文，初非各自为传，而目录一一列之，殊非史例。欧《史》止有传名，后之读史者增注姓名于目录之下，以便检寻，非欧《史》本文也。按：《后汉书》人各为传，每篇首标姓名，刘子玄已讥为文案孔目。今本《后汉书》目录，则又非蔚宗之旧。有附书甚详而不标名者，有止数句而亦标名者，即备翻检亦不足也。

二、次第

《钟山札记》曰：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旧，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于一篇之中，颠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欧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桥公庙碑》，以颂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汉元公。此为其孤作也，故称列考，即烈考也。颂后公讳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官簿次第，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以昭光懿。此是第二段。下云桥氏之先出自黄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仪也已，为第三段。终焉即所谓碑阴也。其四铭即附此篇之后。自明张天如刻《百三名家集》，于《蔡集》以赋为首，次以疏、表、书、论议、对问、设论、连珠、颂、赞、箴、铭，而后及于此碑。则以桥氏之先云云，公讳某云云连为一段，于末妄增铭曰二字，然后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宪万邦终焉。四铭则别入铭类，不系此碑之后，则全与篇中所云不相应。篇中所云书于碑阴者，即桥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则所云碑阴又何所指乎？本朝康熙年间又有华(1)莘野、刘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为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与张本同，但不加铭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桥公碑》一篇，乃为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吴整作者。刘本则移之于四铭之前，不知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之语，自在前篇。今乃系于后篇，不亦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为能传古书，则古人之面目反隐矣。

刘向校书，即多厘正篇次。但是以意编次，非为完其旧本。至于篇次杂乱，虽无异本可校，亦可移正。如卢文弨、孙诒让之校《越绝书》。按：据篇名最为精核，吾尝因而完整之。俞樾作《左传古本分年考》一书，谓今本前年末文与次年首文文义连属者，原本连于次年首，为后人误分置前年末，其说曰：事必有其缘起，不容一例冠以年月。如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学者以为当然，未尝谓每篇必当从某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年之与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碍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于是文义之不通者多矣。此说虽无旁证，实能窥见史书大体，亦可信也。

三、分注

《四库提要》“赵一清《水经注释》”条曰：郦道元《水经注》传写舛讹，其来已久。诸家藏本，互有校雠，而大致不甚相远。欧阳玄、王祎诸人，但称《经》《注》混淆而已，于《注》文无异词也。近时宁波全祖望始自称得先世旧闻，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全混作大字，几不可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考沈约《宋书》称《汉铙歌》本大字为词，细字为声。后人声词合写，是以莫辨。是传录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齐民要术》，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一条；崇祯中刻《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微，国名，子爵”五字，间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时有之。至于巨帙连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夹注悉误写为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2)补注《战国策》，范成大作《吴郡志》，并于注中夹注，前人尝举以为例。而自宋以来，未尝有举及《水经注》者。按：《题要》但不信全氏夹注之说耳。《经》《注》混淆，殿本已正之矣。《史通·补注篇》谓：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也。今本《伽蓝记》乃无注文。《四库提要》谓不知何时佚脱。顾广圻则谓原是大小字分别书之，今混注入正文。欲如全氏治《水经》之例，改定一本。后吴若准、唐晏即用顾氏之说，然其所分正文甚少，注文甚多，乃似《朱子纲目》，与《史通》所谓除烦意吝，毕载言妨者不合。吾尝属门人熊生重定之，以其言支出除去而前后文相接者，定为子注，然亦注文甚长，不知究能合原本否。且即不除去其文，仍不见大有妨害。又疑《提要》脱佚之言为是也。

岛田氏曰：古卷子本有旁记，有背记。历世既久，又经传写，于是有旁记搀入正文者，有背记误成注文者。

古书又有朱墨别书之例。陆氏《经典释文》原本，音经者墨书，音注者朱书。陆淳《春秋微旨》、郭京《周易举正》亦别以朱墨。今皆已混而为一。惟陶弘景定《本草》，本经以朱字，增补者以墨字。宋大观《本草》改朱文为白字，墨白即俗称阴阳文。犹存其旧耳。木刻分阴阳不为甚难，今复有朱墨套印之法，则古本未始不可复也。

四、行款

《钟山札记》曰：《史》《汉》数人合传，自成一篇，文字虽间有可分析者，实不尽然。盖数人同一事，彼此互见，自无重复之弊。自范《书》以下，虽有合传之名，实皆专传之体。致有一事而再三见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讲史法故也。即如《史记·廉蔺列传》，首叙廉颇事无几，即入蔺相如事独多。而后及二人之交欢，又间以赵奢，末复以颇之事终之，此必不可分也。《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皆为御史大夫者，始叙张苍，次周昌、赵尧、任敖，其后苍复为御史大夫，迁丞相，则又详叙其始末，及终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记》之旧。惟申屠为可分，余皆不必分也。后世史成于众人，若删彼传以入此传，则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汉》之法不可复睹耳。按：卢氏此论诚知史家篇体之言。马、班列传有《尚书》因事名篇之遗意，虽以人标目，实以事为主，非为一人具始末。故诸人之事错综于其中，合传之名，乃后人所拟，非马、班本意。本无所分，安可言合？陈、范以降，人具首尾，识者有卯册之讥。后史沿之，人习见此体，反以马、班书为合传，为变体。其甚者，则强分节段，称为某传某传。今二书刻本，一传之中皆屡提行分段。《酷吏》《货殖》诸篇提行愈多，而愈不可通。说者据此刻本，遂有谓某传中带叙某人，某传末复叙某人者。重陛谬，皆刻本提行分段误之。今之史本，实沿两宋。提行分段之妄，当始宋人，且不独《史》《汉》为然。《后汉书》虽各为传，而亦有附书。今本乃于每段之首加某人传三字。《刘永庞萌》本是一篇，而划为二传；《华佗传》末附书之人悉割为某传，某传末之总叙遂不可通。范《书》虽本可提行，而《郭泰传》中十一人事，亦每人提行，则非其旧。孙志祖《读书脞录》曰：朱明镐《史纠》谓《北史》张景仁以八体进身，不当厕诸《儒林》。按：景仁非儒林中人，史附见于《马敬德传》后，非专传也。《北史·儒林传》多此类。如冀、赵文深之附黎景熙、萧该，包恺之附何妥。目录俱当小字分注，今刻本俱提行别传，非也。此传写之失，不当以咎本书。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宋椠明修《魏书》”条曰：《韦阆传》末，又有武功苏湛云云。此史家附传通例。校刻北监本者，误以苏湛提行别起，而以又有武功连属燕郡太守下，则不可通矣。《刁雍传》附其子纂、遵、绍、献、融、肃(3)。肃后复叙遵事，而后叙遵之子十三人。汲古本《遵传》末《注》云遵字疑皆作肃，谬甚。然可见收书于附书诸人，本不提行。其提行者，嘉祐诸人校刊之失也。按：此乃显然不通者，人皆能知之，马、班书之大体，则知之者罕矣。一易行款，而史体遂亡，卯册之式，竟为通例。行款之关系，顾不重哉。

《后汉书》卷五十二末《云台功臣次第》，《殿本考证》曰：罗点《闻见录》曰：后汉二十八将名次不可晓。薛季宣常州云旧本《后汉书》作两重排列。谓上一重邓禹居首，次吴汉，次贾复，次耿弇；下一重马成居首，次王梁，次陈俊，次杜茂。后人重刊，遂错讹。此极有理。范蔚宗论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宫、李通、马武、窦融、卓茂为序，则将上下重，误合而为一，明矣。臣承苍按：《小学绀珠》载二十八将名次，正与薛常州所言符合，较今本《后汉书》所引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数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数十四人，名俱在后。其末别载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合为三十二人。盖王伯厚所见《后汉书》犹是未误刻时本也。按：监本作一排，毛本则分两排。

卢氏《钟山札记》曰：古书两重排列者，皆先将上一列顺次排讫，而后始及于下一重。自后人误以一上一下读之，至改两重为一列，亦依今人所读，而大失本来之次第矣。《后汉书·马武传》后附载云台二十八将，昔人颇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移而正之，后人并晓然于其故，今可不论。惟《史记正义》所载《谥法解》亦本两重，改为一列，文多间杂，亦当移正。但其中颇为讹脱，与《逸周书》亦不尽合。今虽分之，未能如云台之一转移即是也。末三十余谥，美恶杂糅，似为后人所乱。云：

民无能名曰神　　　　一德不懈曰简

靖民则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简

德象天地曰帝　　　　尊贤贵义曰恭

仁义所在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周书》作制。及众曰公　尊贤敬让曰恭

下略

以上皆两排读法。墨经文未明注旁行，今已复其旧矣。

* * *

(1) 《钟山札记》无“华”字。

(2) “宏”，当作“弘”。

(3) “肃”，《魏书》作“书”。

文字第十三

宋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古今校书例之善本。其书凡分六类：曰字画，曰注文，曰音释，曰句读，曰脱简，曰考异。其于字画，以古本正俗讹，而于古之甚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此沿张参、唐玄度之法，不似明人之好作古体。人称其通。其于注文脱误，据他本外或据疏以改补。然于诸本皆然，及疏义已误者，则不改。于脱简，则后人更定者别写附后，而不辄改原文。此皆校古书之法。至于音释句读，则以己意斟酌，不尽从释文、注、疏，辨正甚细，此则自定一书之法也。

文字之当正者，于字则曰误，曰倒，曰脱，曰衍，于篇章则错。

《乐记》简错，郑康成但记其说于《注》，而不辄改正文。宋兴国于氏刊本乃直改之。岳珂刻本犹止附于氏本于末，而仍存原文，是其慎也。宋儒说经，乃好言脱简。后来相沿，各以意定。如《洪范》《武成》及《大学》，聚讼纷然，而未有定。《四库提要·存目》“宋王柏《书疑》”条下云：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见所作《东原录》。改定《武成》，自刘敞始。见《七经小传》。其并全经而移易补缀之者，则自柏始。考《汉书》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此言脱简之始也。然向既校知脱简，自必一一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则其余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一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余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书，乃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何简脱若是之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可知矣。按：《提要》惩宋人纷纭之弊耳。宋人所改，大都文义本通而逞其己见，若文义本不通，自当移正。如张惠言之校《春秋繁露》，所改最多，而皆确不可易，亦何尝如宋人之纷纭无定哉？

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曰：昔之善读书者，匪直晰其文义音释而已，其于简策之尺寸必详焉。郑康成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服虔传《春秋》，称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而说书者谓每行十三字，括苍鲍氏以定正《武成》，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范》。予尝至太学摩抄石鼓文，验其行数，据以驳成都杨氏之作伪。按：后来校勘家尚有用简策字数以订正脱文者，然此实未可凭信。《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一尺二寸，《论语》八寸，见《论语》郑《注》引《钩命决》。《尧典》二尺四寸，亦见《后汉书·周磐传》。《论语》八寸亦见《论衡·正说篇》。律二尺四寸亦见《盐铁论·诏圣篇》。每行造字数则仅郑注《尚书》二十字一简之文。服注《左传》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汉志》：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尚书》，古文简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是同一二尺四寸之简，而字数已不同，何由悬定邪？胡一中之订正《洪范》，《四库提要》已驳之曰：一中既称一行十三字，何以于厥庶民锡汝保极以七字而错一简？五皇极曰皇建其有极，以九字而错一简？曰王省惟岁以下复以八十一字错简也？盖竹简每行字数未必即有定规，而古书之传由简而帛，由帛而纸，皆在堂前。其有错乱，岂必皆在简时？据简而说，特校勘家之巧取证据耳。

钱谦益《跋王右丞集》曰：《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多与今行椠本小异。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并以《英华》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盖言其风土。崔颢诗：寄语西河使，知余报国心。《英华》云：余知报国心。如俗本，则颢此句为求知矣。如此类甚多，读者宜详之。

卢文弨《题贾长江诗集后》曰：明海虞冯钝吟评本，其字句盖远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今本作谁有不平事。钝吟云：谁为不平，便须杀却，此方见侠烈之概。若作谁有不平，与人报仇，直卖身奴耳。一字之异，高下悬殊。旧本之可贵类若是。余得其本，因临写之，令后生知读书之法。

顾广圻《孙可之集·跋》曰：《龙多山录》樵起辛而游，洎甲而休。此用《书》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阴》云：独谓武侯治于燕、奭。此用《左传》管夷吾治于高傒也。见宋刻而后知正德本之谬。校定书籍可不慎哉。按：明本误作起耒而游，洎车而休；武侯之治，比于燕、奭。日本古抄经注多有虚字语助，为中本所无。阮元《校勘记》疑是彼国人妄增。杨守敬谓：通观其抄本，知实沿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犹可寻。然亦有连写六七字不可通，乃出抄胥之取整齐，岛田氏已言之。按：颜之推《家训》云：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是古本有无虚字者，盖版刻未兴，传习之书多为俗士删简，以便记诵、省抄录。如《说文解字》之说解，唐前人所引每较今本字多。王筠以为是唐习明字科者所删，理有可信。删节之事，固不始于明人。虚字助词所系犹小，若《论语集解》引诸家说，日本正平本皆备标姓名，而华本皆止云某氏，此则所关大矣。

叶氏《书林余话》曰：今刻书阙文处用白框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逸周书》《穆天子传》中多方白框，《大戴记·武王践阼》机铭：皇皇惟敬，□生，□戕□。卢辨《注》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口能害口。此犹不识□为阙文，而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锺惺云：读□戕□三字，竦然骨惊。谭友夏云：口字叠出，妙语。则尤为可笑矣。墨块之本，自南宋时已有之。用白框者必出古书抄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框之已无从补也。按：此说是也。明人刻书多臆补空阙，如钱曾所举杨君谦抄《元氏长庆集》，行间多空字，以宋本藏久漫灭，不敢益之。东吴董氏翻雕，以己意妄填空字。杨守敬所举黄刻《中论》，原本有空格。何氏《汉魏丛书》臆补之。钱氏守山阁刻遂沿何误。应据《群书治要》校正。他尚有之。《逸周书》向有阙文，而朱骏声传有补阙之本，所补颇近似而不言所据，未敢信也。

顾广圻《焦氏易林·后序》曰：读此书之法又有三焉：以复见求之也，以所出经子史等求之也，以韵求之也。如《比》之《震》，扶杖伏听，误。《无妄》之《中孚》，扶下无杖字，听下有命字者是。《兑》之否扶作俯亦非。扶伏者，匍匐也。此可得之于复见者。如《乾》之《咸》，反得丹穴，女贵以富。贵当作清。本《史记·货殖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大畜》之《讼》，哀相无极。哀相当作衷。此皆可得之于所出经、史、子等者。如《讼》之《损》，更相击剑。剑当作。《明夷》之《临》，不误。《大畜》之《家人》作询，亦非。以与下走为协，此可得之于韵者。

文字之异，非独两本为然，乃有注本所据正文与今本正文已不同者。卢氏《钟山札记》云：《左》《公》《穀》三传，经文多有互异，后人别白注明。今《史记》三家之注亦多异同。今若不依“三传”之例，于正文先注明，则必有改易迁就之失。即如《五帝本纪》旸谷，《正义》作阳谷；南讹，《索隐》作南为。《殷本纪》羑里，《正义》作里。《周本纪》居易无固(1)，《索隐》作居易。其他义同而字异者尤多。后若重梓此书，宜有以别白之。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也。《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贾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矣。然则本有二，下者是与？不者是与？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两相当。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牙。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依今《疏》作下迤，而贾不受也。依贾作不迤以改经，而《考工》经不受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曰：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学者但见已改之本，以为注、疏、《释文》所据之经已与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尝同也。

龚自珍《王文简公引之墓志铭》曰：闻于公曰：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俞樾《群经平议·自叙》曰：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圣人之言，岂有不明且清者哉？其诘为病，由学者不达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按：此二文于王氏一派读释之学最为明白。盖其功不在正书本，而在通训义；其志不在完前人之著作，而在通古人之言语。其所施用，专在三代、两汉之书，而唐以下不及焉。引之撰《经义述闻》，阮元序之曰：昔郢人遗燕相书，夜书，曰举烛。因过书举烛。燕相受书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也。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误会举烛之义，幸而治；误解鼠璞则大谬。凡误解古书者，皆举烛、鼠璞之类也。《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樾作《古书疑义举例》，《自序》曰：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惑所以日滋也欤。观上数说，则此学之重，与其异于寻常校勘家者明矣。此学之例未易略言，学者读王氏《经义述闻·通说》下卷及俞氏《古书疑义举例》足以知之。一曰正讹文，此属于文字，二曰明假借，三曰明语词，四曰明文例，皆属于训诂。

龚自珍《王文简公墓志铭》曰：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工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此说得其大要。《经义述闻·通说》有一条曰：经之衍文，有至唐《开成石经》始衍者，亦有自汉儒作注时已衍者。又有旁记之字误入正文者。又有上下相因而误写偏旁一条，与旁记之说同为其正误之要例。又一条云：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改之则怡然理顺。此皆归之写官而不尽从汉注者也。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所举，其属于字者，则有两字义同而衍，两字形似而衍，涉上下文而衍，涉注文而衍，涉注文而误，以旁记字入正文，因误衍而误删，因误衍而误倒，因误夺而误补，因误字而误改，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重文作二画而致误，重文不省而致误；阙字作空围而致误；本无阙文而误加空围，上下两句互误；字以两句相连而误叠；字因两句相连而误脱；不识古字而误改；文随义变而加偏旁；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两字平列而误倒；两文疑复而误删；误增不字诸例。其属于句者，则有上下两句易置。其属于篇章者，则有分章错误，分篇错误。又有字句错乱，简策错乱二例，是皆正讹文之事也。

王氏一派之功，校改为小，而读正为大。校改者一切校勘家之所同，读正则此派之所独。读正者，即汉儒读为之法，所谓通假借者也。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自叙》曰：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已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某者，字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自叙》曰：诂训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画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经义述闻·通说》曰：《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假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词。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以上所说，所谓明假借者也。

《通说》又曰：经典之文，字各有义。而字之为语辞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语词而以实义解之，则扞格难通。余曩作《经传释词》十卷，已详著之矣。按：自王氏发此，继起者有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俞氏书亦有助语用不字，也邪通用，句尾用故字，句首用焉字，古书发端之词，古书连及之词，误读夫字诸例，皆申释词者也。

训诂义例有文字学专书论之。其施于读书，则依文义而定。王氏《通说》有四说：一曰古文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一曰经文数句平列上下不当歧异。此皆绳以文法而整齐之也。又一条曰：经文上下两义不可合解。则又防其牵合也。又有增字改(2)经一条，尤为精要。其言曰：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俞氏书中如上下文异字同义，上下文同字异义，两句似异而实同，两字一义而误解，两字对文而误解诸例，皆以文例定字者也。俞氏又有重言释一言(3)，语急，语缓，大名冠小名，大名代小名，小名代大名，以双声叠韵字代本字，以读若字代本字，美恶同词，实字活用诸例，则属于文字学矣。

其属于文例之句例者，则俞氏所举有倒句，倒序，错综成文，参互见义，两字(4)连类而并称，两语似平而实侧，倒文协韵，变文协韵，蒙上文而省，探下文而省，举此以见彼，因此以及彼，语词叠用，语词复用，文具于前而略于后，没于前而见于后，句中用虚字，上下文变换虚字，反言省乎字诸例。其属于章节者，有古人行文不嫌疏略，古人行文不避繁复，一人之词而加曰字，两人之词而省曰字，叙论并行诸例。

王氏之法，人称为前无古人，然宋金履祥注《尚书》，说自周有终，相亦有终。周当作君，形近而讹。袁文《瓮牖闲评》论多、只二字通用。元俞成《萤雪丛说》述王虚中《解书诀》曰：辞之内不可减，辞之外不可增。此皆王氏之先觉也。特推例不如其密，小学不如其深耳。然王氏之学，既明以来学者更相传习，亦遂不能无弊。求整齐太过，于并列之本可异义者，必改读僻字，以使之同说。假借太滥，于本义之已无扞格者，必辗转牵附以使之通。其例甚多，兹不列举，亦学者所当戒也。

以上所说限于文字诂训，盖校读古书之难，正在于此。至于考证事实，自有考据家法。推求宗旨，更无法例可言。俞氏所举，亦有两义传疑而并存及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二例。然如此之例，已在校雠范围之外，兹不能及。若夫经史家法，子集流别，自有专门，更非此课所宜粗述也。

* * *

(1) “居易”，徐广以为“居阳”。

(2) “改”，《经义述闻》作“解”。

(3) “字”，《古书疑义举例》作“事”。

(4) 《古书疑义举例》“重”前有“以”字。

末论第十四

编述既竟，更有进言者二焉。一则目录学中诸事当互资兼备，不可偏恃。若精于一而忽于一，则其所得亦不为得。熟版本者，可谓尽目录之工细。然但讲版本，虽不流为赏鉴，亦不免有横通之弊。章氏《文史通义》有《横通篇》，谓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而道听途说，根柢之浅陋，亦不难窥。周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黄丕烈据宋陈氏《吟窗杂录》校锺氏《诗品》，于殷仲文下补晋谢琨三字。不悟时无谢琨，惟有谢混，已具评于中品。此三字乃后人因此条有谢益寿而旁注其名，又误混为琨耳。此但讲版本之陋也。精类例者，可谓见目录之深宏。而但言类例，往往忽于考证，适足来夸枵之讥。章学诚长在通识，而短于专精。论及古书，常有疏误。如以尹文三名概名家，不知田俅为墨徒，而与尹佚并称，云在墨前。不知《世本》有《居篇》《作篇》，而曰当入历谱。不知《成相》乃曲词而拟之连珠。此但言类例之缺也。至于熟版本者不尽娴考证，则惟知珍异，不能抉择；工考证者常不究类例，则一涉体义，便多踳违，尤是恒情，不须举例。不知则缺，善取诸人，非学者之当务乎？一则目录学止是学之锁钥门径，不可即以是为足。叶德辉论版本之学，谓自乾、嘉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此固一时之实情。然此果遂可视为身心性命之事乎？部类之学，进而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以成批评之学，则固不止于编目而已矣。然但能通论而无专精，犹不免如谚所云：腰无半文钱，口数他家宝。况版本之学，若甘止于此，则不侪估人，上亦不过为玩赏，此岂学人之所当志乎？积财本以供用，而守财虏反不肯用。初为衣食而求钱货，继乃宁减衣食以完钱货，反若所求本为钱货者。以工具为目的，积习生常，乃人之通弊，不可不警也。

教科书末，例有习题。今录旧文二篇于末，能答上篇之所问，则目录学有成矣；能注下篇之出处，则版本学有成矣。

龚自珍《家塾策问》一道

问：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单行，若《夏小正》《弟子职》，不待言矣。汉世征窦公献其书，乃《大司乐章》也。然则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单行。凡采辑群书而纂录之者，古来几家？以何家为首与？古籍有一篇而数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壶》《劝学》是也。能一一举之与？古籍在册府者，真者三四，伪者六七。其灼然伪如东晋《书古文》、王肃《家语》，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书？能疏证之与？诸子伪者益多，真书《老》《庄》《列》《管》《韩非》《荀》《墨》《孙》《吴》而外，不难一一偻指，能扬之与？有文甚古而实无此书者，后人刺取《庄》《列》中语为《广成子》，为《亢仓子》是也。尚有类此者与？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实无精言大义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举之与？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汉之俗儒已依托孔门问答矣。然亦颇有所本，传授或有微绪，未可以尽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与？即以汉后伪书而论，除极诞极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训相沿，稍存义例者，为何等与？古书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马法》是也。能言各书之遗憾与？又有古人作伪，并其伪而亡之，后人又伪伪，如唐张弧作《子夏易传》，今则并非弧书是也。尚有类此者与？古书沦亡，后人掇拾他书所引，辑为一书，近人为此学者众矣。卷帙孰为最富？钩稽孰为最密？编收校雠孰为最善与？古书自有旧式，凡叙目皆当一篇，不可以后世坊刻俗式乱之也。能言其要例与？叙目或在前，或在后，依《史记》《说文》则目在后。诸书有目在前者与？诸子书凡刘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几通与？医卜、日者、种树、堪舆之属，下至相牛相马，今世杂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问者与？《汉书·艺文志》与隋、唐《经籍志》(1)互相出入者有几事与？晁公武、陈振孙两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胜吾曹者几大端与？二人识议，孰优劣与？元明丛书，真伪杂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纠者几事与？抑更有问焉者。近儒学术精严，十倍明儒。动讥明人为兔园、为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书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设明人无刻本，其书必亡，何与？或曰，明人学术虽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没。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与？昔之士大夫何其从容而多暇日，商及刻书。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与？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杨凤苞《与许青士书》

承询宋刻书籍，前时仓猝，未有报也。缅夫熹平一字，以刻石肇端，长兴诸经，实刊本始作。开运乃其继起，显德又为后时。昔陈鹗工率更之法，梓本多其所书；振孙宝元度之编，《字样》存其初造。《宋史·艺文》志始于周；《十国春秋》归美于蜀。非定论也。逮《释文》继雕于开、宝，《易》《书》重梓于祥符。景祐定两汉之书，嘉祐刊七朝之史。凡杜镐等之复雠，赵安仁之留写。曾、王存校上之文，余、宋察馆中之本，经史大备矣。故景德库藏漆版逾亿(2)。天禧降诏，书价禁增。或看议(3)于秘省，乃充坊行；或下诏于临安，再令雕造。此宋刻之可贵也。夫正脱简，订讹字，存旧式，其所长也。字或臆改，注多妄增，又其短也。《礼记》诸篇疏多阙失，《诗谱》弁首，文竟佚亡。脱杜预之《叙》，昧发冢出书之由；灭郭璞之辞，失就注作音之例。《史记》乱守节之旧次，《正义》复《集解》皆删；《后汉》去刘昭之《序文》，范《书》与司马相混。此脱简之失也。《士冠》讹建作捷，误读夫德明音注之文；《天官》乱玉于王，研辨于倦翁校经之例。《檀弓》之子路、子贡，过泰山者似两人；《释草》之卷旆、卷施，解拔心者有二物。修翛字异，《诗》则蜀、越之体殊；尸户形疑，《传》惟淳熙之本正。至于亚文谬亚，韦贤之传从疑；娄县讹安，吴郡之名难考。误尾作危，误轸作井，分野之度失而《地理志》鲜通；以宣为宁，以平为年，封国之号殊，而《百官表》失读。此讹字之失也。南宋始行兼义，则先时疏乃别行。古籍皆首小题，则开卷发端已失。《货殖传》失于跳行，而班掾以滥载贻讥；《律历志》失于排列，而刘歆之遗法难考。《释文》附经，不两读者，必至牵改；《索隐》合《史》，其更定者难考本来。《年表》删徐广之字，而史公以甲子纪年，是当以后表正之；列传有郭泰之称，而范氏以家讳载笔，是当于分注求之。此旧式之亡也。不得最先之本，孰正后来之失？然而向壁虚造，妄正是非者，谬也。专己守残，不能别白者，又固也。苏子瞻谓近人以意改书，鄙浅之人从而和之。陆放翁谓近世喜刻书版，略不校雠，错本散满。观张淳《识误》之编，岳珂《沿革》之例，所举各本未尽同原，而况搜遗于麻沙市中，访旧于睦亲坊下。经或别为纂图，史每珍为详节。又宋本之至下者乎？夫若纲在网，田敏不无妄改；未死而，伯厚犹滋误读。《汉表》始元，明允见为元始者，非善本也；武王十乱，原父疑为称臣者，循衍文也。况乎壶矢壹关，师古存疑；宝力宝刀，之推致诮。谇讯不辨，惨同音，《释文》之谬也；雍互更，殴失考，《石经》之舛也。以及箕子滋，见疑于孟喜之传；柳谷昧谷，驳难于虞翻之书。《酒诰》俄空，《彼都》志佚。汉、魏已前，尚难遍信。而必执建宁之遗刻，据宋世所刊行，秘在枕中，奉为圭臬，则必金根白及，字字可遵；淮别银铛，孜孜必究。是执削者之长，非操觚者之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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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唐《经籍志》”，《家塾策问》作“《隋书·经籍志》”。

(2) “亿”，《与许青士书》作“万”。

(3) “议”，《与许青士书》作“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