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第一
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复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于四部中，诚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艺文书》，一用七略旧法，而以史部诸目七略所无者，别为《纪载》一目。又强编文集于儒、杂二家，仅能胜于郑樵，而不能弥其偏缺。又其所收书少，门目不备，未有折衷。夫七略经数变而后成四部，同异纷然。四部之势已成，万不能复于七略，章先生之所定，未可用也。若仍用四部法，但于《叙录》略加数语，而不问四部分目之当否，七略旧法之何在，则又空言而已矣。
吾所以通之者，明四部之无异于七略耳。七略之大义明，即以为四部之大义。而吾之四部，乃真与七略合，而非俗之四部矣。七略之大义云何？六艺统群书，干也。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支也。诸子出干为支，犹之小宗别立门户也。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附干之支，犹之正宗之中有一室焉，人繁而异宫也。班孟坚可谓知刘氏意矣，名志曰《艺文》。艺者，六艺也。文者，该诸子以下，凡著述皆统名为文也。加艺于文，见文之皆本于艺也。《隋书·经籍志》以经易艺，以籍易文，其犹知班氏意乎？
四部之大义云何？以史、子为干。六艺者，干之根也。则为经部，但收附经之传说；六艺之流，则归之史焉，别出则子焉；文集者，由诗赋一略而扩大之，兼收六艺之流者也，则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于人居，史为大宗，子为小宗，经则庙也，集则小宗而又杂居者也。经、史者，七略之六艺；子者，七略之诸子。兵书、术数、方技、集者，七略之诗赋。如此则四部犹七略也，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诸目，强编文集，而后为七略肖子哉！
要之，昔之视四部为平列，今之视四部则史、子为主，经在上而集在下。盖天下之文，以内容分，不外三者：事为史，理为子，情为诗。以体性分别，不外记载与著作。史，记载也；子、诗，则著作也。诗不关知识，知识之所在，则史与子而已。天下之学惟事理，故天下之书惟史、子矣。集则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经则三者之源也。此四部之大义也。
六艺者，六部最古之书耳，何以能统群书邪？盖后世之群书，六艺已具其雏形。六经皆史，古人不离事而言理，史之于经，如子之于父；子之于经，如弟之于师。吾于《中书》申章先生之说已详矣。《书》《春秋》《礼》之流为史甚明。《易》虽言理，而意在藏往知来，《诗》虽言情，而意在观风俗，其用皆与史同。若论其体，则《易》之流为术数，《诗》之流为诗赋，诗赋别为一略，以情文与事理并立也。术数与方技、兵书不与诸子同编者，固由专门各校，亦以其体实微与诸子殊也。章先生谓为虚理、实事之分，其立名不甚显白，且易与史、子之别相混，此当借西方之名以名之，曰通理与应用之分。盖诸子皆言大理，举一义以贯众事，即阴阳家亦其止言术数之理。兵书、方技、术数则局于一事者也。故六艺外之五支，凡分三类焉，而皆统于六艺，此七略之大义也。
治四部第二
七略、四部之大义既明，则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经，二曰广史，三曰狭子，四曰卑集。
何谓尊经？经既以尊，而别出为部。部中所收，当限于经之传说，人人所知。奈何《隋志》以后皆以律吕之书入于乐也。宋郑寅《七录》经部不收乐书，曰仪注、编年不附《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此论甚卓。既为四部，凡六艺之流，皆入史、子部，而独存律吕于经部，亦可谓不善学《七略》矣。譬之伯仲皆析居，而季独守宗祠，此得为平乎？《四库提要》又以私仪注概附《礼经》，名曰通礼、杂礼书，此又非《隋志》所有矣。《隋志》仪注一门在史部，惟说三礼者乃附于经。彼虽不明于乐，而犹明于礼也。《提要》乃曰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是太诬矣。《提要》又曰：朝廷制作，事关国典，隶史部政书。私家仪注无可附丽，汇为杂礼书，附礼类，犹律吕书皆得入乐类也。此真妄也。凡书当论其体，同为仪注，何分公、私？必若所言，兵家者，司马之流，法家者，司寇之流，兵政律例既入政书，何不竟以兵家、法家附于《周礼》？曰此私也邪。仪注之体，非诡异也，何谓无可附丽邪？故去礼、乐之妄附，而经尊矣。马端临亦谓自有《四库》之目，而后世之书入史门，诗入集门，独礼、乐则俱以为经，因以后世仪注、乐、律书，别列经解之后。此所见与郑寅同，而止别列目，则与郑樵同。明祁承爜《澹生堂书目》谓一代之礼乐犹刑政，当附之史，此乃得之。
何谓广史？六经之流，皆入史部，苟非诗赋、子兵、方技、术数，无不当入史部。许慎曰：史，记事者也。记实事者皆史也，何为乎谱录、杂记乃入子部邪？《隋志》史部纯洁无淆杂，而门目未备，条而别之，极其精，则史广矣。或曰：昔人皆谓史部自《春秋》一类而充大之，今谓六艺之流入史，章先生未之言也。曰：谓史出《春秋》，特见史部首纪传，而迁书、《七略》附《春秋》耳。《官礼》流为政书，《礼经》流为仪注，《军礼》《司马法》流为军政，《尚书》入于《春秋》而为杂史之原。何一不入于史？使就《七略》之书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艺所附，无一不在史部也。独《易》流为术数，《乐》流为乐律，《诗》流为辞赋，下流浸广，别为专部耳。故明乎六艺之流而史广矣。
章先生撰《和州志·艺文书》，全用七略法，以诏令、奏议入《尚书》，琴调谱入《乐》，仪注入《礼》，年历、纪传入《春秋》。而别立纪载一门，分地理、方志、谱牒、目录、故事、传记、小说、传奇八目。其言曰：后世仪注入史，是以《仪礼》为虚器。荀勖、阮孝绪分出史、传，不得统纪。地理、方志以下，《周官》各有掌故，尽归六艺，则部次繁而难条别。《春秋》家学不可亡，马、班以下，不得别立史部。特立史部，则全夺六艺，传业无复源流。或曰：章先生此法可谓能存古而不戾今矣，何不从之，而必治四部乎？曰：章法未可从也。既不欲源流分裂，则纪载类诸书莫非源于六艺而成家学，何又别之邪？仪注之于《仪礼》，军政书之于《司马法》，工政书之于《考工记》，类也。仪注附《仪礼》，则军政、工政皆当附《官礼》，何又别为故事乎？若用七略，则纪载类中皆当条归六艺，若别立纪载，则年历、纪传、仪注、琴调皆当离六艺，二者不可兼。今既患概归之繁而又偏举此数者以附于六艺，是为小六艺，非为表六艺也。《七略》盖以《军礼》《司马法》与《仪礼》并矣。但见《仪礼》遂附仪注，不见五礼之全，遂别故事于六艺，此可为通论乎？从吾之法，经部为源，史部为流，申明源流，众知史部之皆出六艺官守，奚必附六艺为一部而后明，又何至如章氏所谓全夺传业乎？金石一类，资考实迹，专立史部，自可附入。章氏别立纪载，反无所归，而别为一类殿末，使与六艺诸子诸类大小不称，前无所系，亦可见不通今之弊矣。故曰：四部万不能复为七略，不得不治四部也。
何谓狭子？子者，能成一家言者也。九流既衰，成家之学已少，兵书、术数、方技合并，后世子部已广，何为乎谱录、杂记、类书皆入子部乎？杂记非有宗旨，而多记事，岂得为子？此章先生所谓纷然以儒家、杂家为龙蛇之菹也。小说者，扬厉多风，非质实记事，以传记为小说，而小说之义亡矣。若夫谱录之书，自昔入史部无异辞。尤袤妄分门目，遂与史部目录歧而为二，何可从也？凡若此类，剔而去之，则子狭矣。
夫史、子之别甚显也。盖实事与虚理、纪载与著述之分也。章先生于六艺、诸子二略，得官师二义，此以子、史之源言也。子、史之体，则不以是分。盖后之史，已不必为官书，而儒家中或有官撰功令之书矣。然即实事、虚理、纪载、著述之分，亦有史、子相出入者，如政书中之议论，及前所谓应用之术是也。刑法，制度也，而有律学。如近世绍兴人之传。礼，制度也，而有礼学。六朝与儒、玄、文、史并立。至于今，则有生计学、政治学，此皆与兵书相类者也。乐亦制度，而流为乐律专门，正如《易》之流为术数专门也。六经虽皆史，而《易》《乐》之传则别矣。依四部之成例，推上文之大义，则律学、礼学、乐学之书，当入制度，而兵学、术数则又入子部，是非同类而歧出邪？虽六经为史、子之宗，足以统之，而子、史二干不已淆乎？《四库》刑法、兵制在政书，而律学入法家，兵学入兵家，典礼在政书，而礼学又附经部，是两歧也。乐制不入史部而入经部，而俗乐又入子部艺术，则三部皆混矣。将全入制度欤？则兵书、术数、方技莫非官守，皆当移入史矣。将入诸学于子部欤？则诸制度又不可入子。是一类书而分在两部矣。郑樵尝于经、史、子外，别立礼类、乐类、食货类，而星数、五行、艺术、医方亦皆别为类。此可从邪？礼、乐、兵立类，则刑、工亦当立类。是将取国之制度，悉分立之如《通典》《文献通考》之例，以是与经、史、子、集并立，伦邪？不伦邪？章先生谓诸子与兵、术、方三《略》有虚实之分，合之者为非，当仍分之，此可从邪？于此三类则得之矣，于礼、乐、刑又何以处之邪？四部法之败缺，盖在是矣。虽然，此无伤也，四部之法不必更张也。盖世间诸事端，罔非官有制而私有学，而言事不离理，言理不离事。史有宗旨，亦似子。子须征实，亦资史，犹之记载之文，或参议论，议论之中，亦有记载，固不可以严划者也。《书》《春秋》之流，以记实为主，九流之流以陈大旨为主，固纯乎其为史、子矣。彼礼学、律学虽已有专家之业，而其说固依于制度，未有舍制度而空陈大理者，且亦无技巧之相传，如兵、术、方之类也。是以制度为主者也，固当入之史。兵书虽以兵制出入，而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与编制、营伍之法，终不相同，是固可分别入两部也。术数、方技虽有官守，而皆专门技术，民间传用官书，特因而定之耳，固与礼、刑之为儒者通讲者不同矣。是以技巧为主者也，固当入之子。乐亦有制度，然其状实与兵、术、方同，而不与礼、刑类，是亦当入之子部。由是以谈礼学、律学，附礼、律而入史部。乐与兵、术、方及诸艺术书、画、篆刻之类。并立于子部，仍次九流之后，以示纯理应用之分。兵之制度在史，乐之制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不必更张四部而别立门目也，惟当知其相类而已。
何谓卑集？汉、隋二《志》时，集中无子、史专书。后世文集之滥，章先生详言之矣。然既有此部，已成万不可反之势，知其为下流所归可也。章先生欲条其能成家者，著于《叙录》以杜滥，其意善也。而其撰《和州志·艺文书》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余入之杂家，自谓能明古立言之旨，而不自知其谬也。九流既衰，后世皆貌儒术，不成家者十之八九，非兼儒、墨，合名、法，如古之杂家也。其成家者，亦未易别其为儒、道、法、纵横也。必强定之，则皮相而以为儒，难名而以为杂，固必然之势。以儒、杂二家为龙蛇之菹，非自言之而自蹈之乎？且后世文集虽甚杂，诗赋之流，究犹多而为主。既用七略法，则不得不列诗赋专集，而诗赋多者，反以为文集而溷入杂家，其不可从明矣。章氏又谓宋郑寅《七录》去集之部目，所见过于郑樵，此亦误也。寅与樵俱变集称文，徒更其名耳，何优何劣邪？要之，集本卑名，非复七略诗赋之旧。既已卑矣，多容何害？必附诸子，不至于强凿不止也。
外编第三
七略义例所有，虽七略无其书，亦可治也。七略义例所无，强编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芜，七略以乱，此则不可治也。收之不可，弃之不能，惟有别为外编，使与四部并立。亦如章氏修方志，三书之外，别为丛谈，不使混于经要也。
章氏举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端，而各为之计。一曰史部不能悉隶《春秋》；二曰名、墨后世无支别；三曰文集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曰抄辑之体非丛书，又非类书；五曰评点诗文似别集而非，似总集而又非。夫史之所包本广，文集不可强分，已说于上。名、墨无传，然尚有其书，可分立部目也。所患乎不能复古者，在增古所无，难于位置耳。若减古所有，固不足病，不必如章氏以考证书释道家，附会名、墨也。所患者，抄辑、类书、评点三者耳。尚不止此，吾为增之。一曰杂记，二曰考证书，三曰蒙求。除评点可如章说，余五者当统为外编，以别于四部焉。
类书一门，章氏谓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当附集部总集。或择其近似者，附于杂家之后。此说未尽也。《文献通考》意主典章以辅史、志，固可入之故事；《艺文类聚》意在辑文以辅《文选》，固可入之总集。然类书不特此两种也。类书源于《皇览》，如《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皆非有意于辅史辅文也。其门类所该甚广，非专于典章与艺文也。小小摘比，尤不可殚举，或主益辞章，摉求秀艳，或取便翻检，纲罗数名。其体甚大，不比抄摘之短书；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谱录。若不别立一门，强配必滋弊病矣。自宋郑樵、郑寅，明陆树声、胡应麟、沈节甫、茅元仪、祁承爜，皆以类书别于四部，盖类书之非四部所可该，固显然也。类书体别甚多，说详《四库子部篇》。抄书与类书不同，章氏别之甚当。此有数例：抄辑群书，删为简本，如《群书治要》《说郛》之类，一也。纂录杂记，依类分编，如潘永因《宋稗类钞》之类，二也。摘比华采，略分门类，抄一书，如洪迈《两汉博闻》；抄群书，如《俪府字锦》；限一体，如诗赋四六之类，三也。此三种六朝已有。《隋志》附之杂家、小说中，多取丽字为名。其书不传，亦不能辨为何体矣。其纯取格言、小说，自当归于儒家、小说，而又不尽然也。《四库提要》以一者入之丛书，不知抄辑删简，非合刻之比也。三者入之类书，则又非分隶群书也。二者列之杂家为杂纂，则彼记事纂言，又非有宗旨也。章氏谓当别立一门，名曰书抄。书抄之名，亦出《隋志》，举以该此三种，甚为允当。若谓附之史抄，则又未是。史抄隋前已有之，《隋·经籍志》附之杂史。《叙例》所谓抄撮旧史，自为一书，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者，此乃后世纲鉴之流，非《两汉博闻》之例。彼自勒成首尾，其高者亦或自有意旨。书抄既未可比之，而复不专于史籍，何可因抄而混之邪？祁承爜亦谓杂纂当附四部后。
评点之书，明以来为盛，间亦论事，或加考证，如纪昀所评《史通》《文心雕龙》之类，其用与注等。黄钺《韩诗增注正讹》亦批点体也。此岂可尽附文评邪？专论文者，宜附文评。兼考论者，宜仍依本书。各归其部，以其体虽卑，而于本书有裨也。
杂记者，札记随笔之书。记事论文，考古谈今，大或关于经、史，细或涉于市井，盖以宋为盛。唐人之书，或专记事，自为传记，或专考订，其体犹纯。虽间有出入，无此瞀乱也。自宋以来，此类始不可方物矣。目录家强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记事者入史部。《四库提要》于杂家中立杂考、杂说二目。又以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小说，皆从其多者强分之。其实杂家兼儒、墨，合名、法，虽不纯而成家，非杂说之比也。杂史之目，乃以目纪传、编年二体外之成体者。小说者，扬厉多风，意存讽劝，皆非此类之体。盖有此类而子、史二部皆乱，出此入彼，虽严辨，终不齐，有质实记事而误入小说者矣，有多考证而误入杂说者矣。考证多则入之杂考，记事多则入之杂史。小说亦考证，亦记事，无可归，则驱而放之杂说焉，意已苦矣。乃又援《论衡》《风俗通义》为原彼二书者，固杂家也。质定世疑，自有宗旨，夫岂随手札记之伦哉？类书、抄书虽混入四部，犹聚一处，易于剔出。此类出入诸门，散处如流寇，故不别之于外编，四部难理也。其中有较纯者，意存考证，别为一目，意主记事，可入传记，在乎善别择而已。
杂记之专考订者，昔人援《风俗通义》《独断》《古今注》为始，《独断》者记典章之书；《风俗通义》自有宗旨，宜归杂家；《古今注》专主辨名，旨无旁及。皆非后世考订书也。唐人始多考订之书，然《匡谬正俗》辨别文字，自是小学支流。惟李涪《刊误》、丘光庭《兼明书》乃真考证书耳。《四库提要》列之杂家，为杂考，不知其无宗旨，不得为杂家。张氏《书目答问》列之儒家，则又过张考据之习气。考据之书，四部兼该，既非立言之体，又非儒者之能事也。章氏入之名家，则未周知其体。补阙拾遗，审音正读，校讹字，证佚文，洵为有益。艺文并非主辨名物，古之名家所谓命物、毁誉、况谓三名，虽涉于小学之书名，实以质世事之名实，岂考订群书之比哉？近世校勘学兴，且以校勘为一书，版本目录，汇题跋以成编；校补审正，分群书而成卷。既难割裂以属于群书，更不可混同而归之诸子，列之外编，以作《四库》之副，犹《六艺略》之附《尔雅》，集部之附诗文评，则善矣。
《四库》杂家中，有杂品一类，所收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诸书，皆为家常日用而辑，或抄格言，或集医方，或陈器物，或述技术，出入史、子，不可分划，亦宜归之外编，标为日用书，置杂记之后。
蒙求之书，《唐志》与类书同附杂家，其体排列名数，或为韵括。谓为谱录，则略说而非专门；谓为类书，则顺列而非分隶天地人物。浅而言之，不得以为故事也；周、秦、汉、魏简而数之，不得谓为史抄也。对偶者，非诗非颂；直达者，非史非子。以为书抄，则自以己意为联缀；以为考证，则仅取陈迹于简编。李氏《蒙求》，昔入类书，何尝分门类事；六艺纲目，昔附小学，何尝自有发明。别之外编，而一切蒙学之书有所归矣。张氏《书目答问》于四部之后为别录，列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辞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虽不以体分为学者言，而幼学一种，实开我先。盖如六艺纲目，王、李《蒙求》《仪礼韵言》《三才略》，皆不可归之类书经说者也。类书、书抄分划，说详《四库子部篇》。今定外编五类：一曰考证书。二曰杂记，附日用书。三曰类书，分总类、句隶、类考、专类、策括五目。四曰书抄，分为删要、类编、摘藻三目。五曰蒙求。
或曰：何不立丛书一门邪？曰：丛书者，汇刻之书。簿录卷帙，则当别为一目；条别种类，则当散归各门。不宜蹈《汉志》刘向所序，扬雄所序，苟以人聚，不加别择也。《四库提要》立杂编一目于杂家，以收丛书，杂编、杂纂相次，究何分别立名，已为不当。丛书中大部悉入《存目》，盖其书已散归各类矣。则此门本可不立。既立矣，而所收乃仅《俨山外集》《古今说海》《少室山房笔丛》《钝吟杂录》而已。《外集》《杂录》种类虽多，皆杂说也。《笔丛》则皆考证评议也。《说海》与《说郛》同，抄摘不全，书抄也。皆非合刻之丛书，彼自都一人之作，与专辑小说，岂得谓之杂哉？
或曰：章氏以文集与类书、书抄并论，今诸门皆属外编，何不并文集而外之，愈完七略法乎？曰：文集出于诗赋一《略》。当《七略》时，诗赋已不能附于诗。四部既分，辞赋愈不得不别为一部。今之文集虽滥，而诗赋专家不入子、史之正体，固犹未泯也。子、史专家之散入文集者，亦尚可别而出之也。类书、书抄、评点、蒙学，其体卑不足论矣。考证之书尚考文集，何可与文集并？杂记之书，其中容有近于子、史专家，然本为文集之绪余，其体亦不及文集之完整，零碎之作，固不得与可单行之篇抗矣。
定体第四
凡分类必有标准，若标准歧出，则类例不通，此人所共知也。然介在两歧，出入二类之事，则恒有之，虽物质科学归纳所成之类例亦然，况于著录之事。书籍之质素本多混合，而著录者以一书为单位，又不能如治物质之隔离分析，其所分类，例不过论其大体而已，故又有别裁互注之法以济之。且以一文论之，叙事之文，岂无论议之语；抒情之作，亦有记述之辞。然而事、理、情之大别，固不以是破也。是以部类之标准，配隶之界画，不能极其严明，固势之必然，而非学者不精之咎也。然而非无标准也，非无界画也，特不能极其明严耳，非不明严也。明乎此，则配隶之惑可以解矣。所谓标准者何？曰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也；义者，学术之统系也。
既以体、义为主，则自著述体裁学术统系而外，一切分类之标准，皆不可用甚明。而昔之著录家往往歧据他端，以乱部类，此最当先戒者也。如《四库提要》以官定仪注入政书，私仪注则附经部，是以作者之官、私为断也；律吕之学入乐类，讴歌、弦管则入艺术、词曲，是以论者所定之雅俗为断也；记事大者入杂史，小者入传记、小说，是以事之大小为断也；别传在传记，而《明高皇后传》则入杂史，是以人之贵贱为断也；《建康实录》以载宋、齐、梁、陈事入别史，而《华阳国志》则以载公孙、二刘、李氏事入载记，是以论者所定之正、伪为断也；章氏《史籍考》以家传、家训、家仪附谱牒，云同行于家，是以群之范围为断也。《四库》传记之中，分圣贤、名人二目，而《存目》之安禄山、黄巢事迹遂不得不别名为附录，非自扰乎？
条别著述，虽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四部之分，以大体，史与子与集是也。史、集之小类，以体分其细目，或以义分，然亦其所究，而非其所立。兵书、术数、方技亦然。惟九流乃以所立之旨义分耳。然子部虽以义，而子之为子，其体固异于史、集矣。迁、固之书，其义岂遂合《春秋》哉？《太玄》拟《易》，用七略法，自当附于《易》。特四部既分，又非官书，不得不归于子家耳。苟以其义，则六艺同出于圣人，亦无庸分为六门矣。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如子部之所收是也。诸子之书，皆立言者也，非言专门之道器，不得入子部，人人所知也。天文、算法之法诀固子矣，《畴人传》则传记也。阮元撰。艺术之法诀固子矣，周亮工《印人传》则传记。记书画之书，则目录也。兵家固子矣，《名将传》则传记也。而昧者以其言算、言印、言书画、言将略而归之子家，则史、子淆矣。释、道二家尤为不可解。释家有经、律、论，道家有经戒、科箓、语录、丹诀，固子类矣。《佛祖通载》，杂史也；《释迦谱》《三藏法师传》，别传也；《高僧传》《列仙传》《神仙传》，汇传也；《众经音义》，小学也；《法苑珠林》，类书也；《弘明集》，总集也；《开元释教录》《道藏目录详注》，目录也。乃皆归之于子部，谓之外邪？释、道之邪正姑不论，岂遽不若名、墨、纵横、方技、术数？设名、墨、纵横之家，记其同流者之事为汇传，将亦归之于子家乎？释、道二家，自古本别为录，不入四部。《隋志》附之集后，但存总数，而录高僧、名僧诸《传》于杂传，录《内典博要》《因果记》诸书于杂家类书之次，此乃所谓能辨体也。晁公武谓神仙、高僧传应系传记，以其犹《列女》《名士》，其见卓矣。法显《佛国记》，游记也，昔入之地理。张氏《书目答问》谓其书意主佛教，入之佛家。彼固地理，何可以意而出之？如以意，则《文士传》意在辞章，可入总集乎？《良吏传》意在政绩，可入政书乎？《七略》，《山海经》附于形家，特以无其类耳。《山海经》非相地之法也，不可援以为例。《战国策》，纵横诸人之传记也，而《七略》附之《春秋》。当刘氏时，释、道未兴，艺术、算法尚无传记，独存《战国策》一书，可以推见其辨体之微意。而后之著录者瞀然不知，好学深思之士，由吾言而推之，然后知后世著录家之以义混体者不少也。
或曰：条别著述，惟其义耳，所以使学者能尽专家也。今惟依体则因体而裂义，何用条别著述哉？曰：唯唯。否否。体之与义，固每成经纬之形，然分部固当以体，若以义则一子部足矣，何七、四之纷纷乎？马迁宗道，班固宗儒，未闻有入之儒、道家者也。惟依体，则求义或不便，故有互注之法以济之。章先生尝言《战国策》当互注纵横家矣，印人、畴人之《传》所以明术艺，互注术艺，使专门者得以探求，是固七略之意。凡专门学史皆当用此例也。虽然，互注非本类也。本类固以体定，互注乃以通其义耳。章先生发明七略，特重学术统系，故发别裁互注之义。然其言互注，已不免多失本与通之辨。吾续其书，则重著述体裁，所以补阙而防弊也。然先生于《和州志·艺文书》列《名僧传》于传记，而互注释教。其史考释例，辨体尤严，固非执义而忽体矣。互注之当限别，说详《匡章篇》中。
或曰：子谓隶书当依体不依义，而子自编书目又沿前人，以王十朋《会稽三赋》、徐松《新疆赋》入地理，吴淑《事类赋》入类书，吴修《论印绝句》(1)入艺术，张竹简《人伦大统赋》入术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入传记，不自相矛盾乎？曰：凡一文体，各有其正用，或假作他用，非其本职，则不当依。诗赋之体，本非征实，而张氏之作，则以为歌括之用，本非赋之正体。王、徐、吴之作所重亦在注。注皆最详，且多溢出，正文之外，是不啻以注为主。叶氏之诗，每首咏人至二三人，注皆详其爵里行事，不专注诗之文，其体实与传记近，但惜不直为传记耳。若畴人诸《传》，则固传记正体，与诸赋之变体不同矣。《晏子春秋》，高祖、孝文之《传》，《七略》入于儒家，以传记书少，故未附《春秋》，且其载言为多故也。今传记既有专门，而诸传记又非其比，不可援古以自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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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修著有《论画绝句》，未考见《论印绝句》，疑《论画绝句》之讹。
《汉志》余义第五
《七略》义例，章氏发之详矣。有所未及或误加驳斥，补正于左。先汉经说有章句、有故、有内传为一类，随经明诂，其体径直，有外传、有微，则依经立义，其体旁通。又有说，则在二者之间，或述大义，或申旁说。《七略》先传、故、章句，而后外传与微，具有次第，《淮南道训》即微体也。龚自珍《六经正名》分别传、记甚明，特其大略耳。《隋志》尚能用其遗法。自唐以来，但依朝代，不复条别其体。郑樵有意焉，而考之不精，多立门类，重复讹舛，不可法也。
《古杂》八十篇，沈钦韩谓即《乾凿度》《稽览图》之类，是以纬之属于《易》者附经也。《七纬》皆言神事，可通附之《易》，于此可推其义。
刘向、许商《五行传记》附于《书》者，以伏《书》五行，依《洪范》为《传》，此又依《传》为记也。章氏泥认，遂谓凡言五行者，皆宜属于《书》。夫书之有《洪范》，犹《尧典》之言天文也，可谓凡天文书皆当附《书》乎？《七略》无地理专门，而《山海经》不附《周官》，岂以五行之学属之《书》哉？以此例之，知章氏之言谬矣。又章氏谓历谱当附《春秋》。夫《春秋》资历谱以为用，非历谱出于《春秋》。历谱自是专门之学，其纪录事实，不言法式者，乃可附《春秋》耳。《世本》者，系谥名号，《居篇》《作篇》创表、谱、书、志之体，而章氏亦以为历谱，失之不考矣。
马端临谓封禅秦、汉之事，难厕其书于礼经。此与郑樵之误同，皆全不知《六艺略》体例之言。晁公武谓《战国策》记事不皆实录，虽尽信，盖出学纵横者，当列纵横家。焦竑本之，其说诚有理，然未知周、秦间传记固多不实，岂能尽剔而归之子家乎？
秦大臣奏事兼有刻石记事之文，附之《春秋》，未为失旨。况无故事专门，愈不得不附《春秋》。郑、章之说，皆过疑也。
《五经杂议》，王先谦曰：此经总论也。《尔雅》《小尔雅》《诸经通训》《古今字》《经字异同》皆附焉。《弟子职》缘《孝经》而入者也。《尔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经义、经字，故并附于此。此说是也。晁公武谓《尔雅》不当附《孝经》，非也。《孝经》本记也，六艺之附庸，以立学官，不得不别为一目耳。故凡经训、经字，皆附入之《尔雅》者，经之训诂，因经而作，非字书之体，入之小学固可，出之小学，亦未为不可也。既专以六书为小学，则《弟子职》不得不附《孝经》。焦、章之说，皆未当也。小学一门，亦以字书居前，字书传故居后，与诸经同。
《晏子春秋》乃传记书，《四库提要》辨之甚明。古之传记，本出入于子、史，晏子事乃儒家所记，故入之儒家，但恨未互著《春秋》耳。其书偶有不纯，乃后人所羼，不得因而出之，柳说本不足信。章氏乃以《檀弓》《梁惠王》为比，夫《晏子》书记晏子一人之言行，岂《檀弓》《梁惠王》之偶取名篇者比邪？
《六弢》，沈涛曰：今之《六韬》，乃兵战之事，而此列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乃大字之误。《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当为弢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此即所著。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颜以为《太公六韬》，误矣。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此说是也。章氏误疑，《注》称惠、襄间，又曰周史，岂太公书邪？
《周官》而外，不闻别有言政之书，周政、周法与河间周制相次，盖儒家者流追论拟议之辞，如贾谊之《五曹官制》，徒托空言，通论政理，未见实事，非记实制者也。入之儒家甚当，何可附之《礼经》？章氏之论，太不察矣。既有《官礼》可附，何待立史部？以刘、班之识，岂因不立史部，而以可附者归之儒、杂邪？
《高祖传》注曰：高祖述古语及诏策。《孝文传》注曰：文帝所称，及诏策所称，即述古语。严可均谓《魏相传》相表奏引高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即十三篇之一，盖即诏策所称也。按：此二书乃二帝称述先王，故入儒家，诏策亦以述古而附之。章氏欲附之《尚书》，泥于诏策耳。河间献王对三雍宫不附《礼经》，是其例也。
《管子》书实兼道、法二家，前后诸变之说，入于道家，从其原耳。焦氏乃沿陈振孙之说。章氏亦于诸子未审，故沿其说。至高似孙谓《邓析》义出申、韩，不当列名家，则又据今书，而不考《邓析》宗旨之误也。郑樵谓《尉缭》当入兵家，诋刘氏为看名不看书。不知兵家固有《尉缭》，而郑氏所见之今本，又伪书也。
公梼生《终始》在邹子《终始》之前，《墨子》亦在《田俅》《我子》诸为墨学者之后。章先生疑其误。田俅乃墨徒，章谓在墨前，亦误。黄绍箕谓《向意》七十一篇多弟子所论纂，亦有蔽者增附之，其本师之说，不尽如是。此说似通而实非。诸子书何莫非弟子论纂邪？
于长《天下忠臣》，王应麟曰：《忠臣传》当在史记之录，而列于阴阳家，何也？刘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何焯曰：长书不传，其列阴阳家也，必有故，无取横加诋斥。陶宪曾亦曰：后人不见其书，无从臆测。吾谓奸臣未有明抑忠臣者，抑之何必于阴阳家。王氏所讥，本不情也。
《子晚子》，《注》：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云好议兵，非必全书皆议兵也。章氏谓当入兵家，固矣。
章氏又谓尸子为商鞅师，当入法家。尸、商授受，后世不能详。观鞅说孝公，次第进帝王伯之术，则其所学固杂。今存《尸子》书，明是杂家，非专任法术，章氏可谓凭臆悬断矣。又谓《申子》当入名家，则不知《申子》实主术非名，辨循名责，实固名、法之所同也。
章氏又谓《吕氏春秋》当附《尚书》。《吕氏》虽意主政治，而空言非实迹也。但见十二《纪》，遂谓为兼存典章，亦太疏矣。其于《春秋》，特得属辞比事之意耳。史公虽取法焉，其书固非史体，不得竟附《春秋》也。章氏既知诸子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则彼固诸子而取《春秋》之意者也。体既不同，何可混邪？
《荆轲论》亦称《赞》。论、赞通名，无以定为有韵之文。章氏谓当互注诗赋，殆非也。
小说与史，迥乎不同，史质实，而小说扬厉以寓意。《周考》《青史子》二书，必多扬厉不实，故入小说。古之辨小说与史甚严，非如后世视其所记事之大小以为别也。《臣寿周纪》固不同于本纪矣。章氏乃谓记事当入《春秋》，若然，则小说皆记事，皆可附《春秋》，何为别立一类哉？《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记》，汪中疑青为王字之误，似可信。即使是《青史子》，亦止一条，无由概全书为史类也。
章氏疑《淮南群臣赋》《秦时杂赋》何不入杂赋，亦似非也。总集类编，与别集合刻，本不相侔。淮南群臣及秦杂赋必是合本，与诸杂赋之类编者异。后世著录家误以别集合刻入总集，不意章氏亦有此陋也。
赋、颂通名也。屈原赋有《橘颂》，董仲舒有《山川颂》，马融《长笛赋·序》云作《长笛颂》。其《广成颂》则《上林》《长杨》之流也。《孝景皇帝颂》当亦是赋而称颂耳，章氏疑之未当。
杂赋分九类，《昭明文选》之所祖也。一曰客主，假设客主之辞；二曰行出及颂德者，《文选》之述行与颂也，如诗歌之出行、巡狩也；三曰四夷及兵，诗歌之兵所诛灭也；忠贤失意，整理者按：忠贤前当脱四曰二字。则《文选》之志，如《士不遇》《九叹》之类也；五曰思慕、悲哀、死，《文选》之情与哀伤也。《鼓琴》以下，则《文选》之物色也，而以人事天地、动物、器械、植物分为四类。《成相》者，弹辞之体；《隐书》者，谜之类。以书少而附此。章氏谓当别出，泥矣。拟《成相》于《连珠》，亦误也。
章氏又疑失载《秋风》、《瓠子》、苏李《河梁》，亦未审也。沈钦韩谓上所自造赋二篇，当是《伤李夫人》及《秋风辞》。王先谦谓《瓠子》、盛唐《枞阳》等歌及《铙歌》《上之回》等，当在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中。二说皆是也。《河梁》之篇，昔已疑其伪矣。纵令非伪，诗歌一略，既以风、雅、颂分体，安得复标主名邪？
诗歌一门，《泰一》《宗庙》二条，颂也；《兵所诛灭》《出行巡狩》二条，大雅也；《临江王》以下三条，后妃、王子、宫妾之作，小雅也。《吴楚汝南》以下八条，以地分编，风也。《黄门倡》以下三条，有名杂诗也。《洛阳》以下四条，中州之诗，周之遗也。附以《声曲折》，即歌声之谱也。惟《高祖》二篇以特尊居首，末《诸神歌诗》四条，当是续补，入二颂、二风，亦自不紊。此四条及《有名》《杂诗》三条，亦容是写倒。大体明白如此，而章氏讥其不诠次，何邪？
蓍龟皆用以卜，与杂占不同，自可并为一类。章氏乃以为未析，过矣。若犹须分列，则五行中，刑德、六甲、孤虚、羡门当各立一门。杂占中占梦、变怪、祷祠、候岁、农占又当各立一门。形法中相地、相人、相物又当分三门。其今不可详，无由分者，尚不知凡几。章氏乃仅以蓍短龟长为说，陋矣。
《医经类叙》云：原人血脉、经络。所收有《扁鹊内经》，则脉书固在医经中矣。《经方类叙》云：本草石之寒温。所收有《神农黄帝食禁》。孙星衍谓禁乃药之误，《周礼疏》引正作药。叶德辉据康赖《医心方》引《本草食禁》谓古本《食禁》附《本草》后，则药书固在经方中矣。经脉，虚理也；方药，实用也。经必诊脉而明，故经可该脉；方必资药而成，故方可该药。章氏漫不细省，遽谓不载脉书、药书为缺略。李柱国，侍医也，岂有医而忘脉与药哉？
溯郑荀王阮第六
魏郑默、晋荀勖相继著《中经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其目子承经后，犹不失《汉志》之意。惟合术数于诸子，已开后来之法。其立丙部，盖以史记故事之书渐多，不知归诸《春秋》《官礼》。而《皇览》为类书之始，于六艺、诸子皆无当，无可位置，故并而别为一部也。图赞入于诗赋，以其为有韵之文，《汲冢书》附焉。斯二人者，盖已不识刘氏之意，然不妄附入而别聚为类，犹不没古人之旧。其《叙录》今不可见，于丙部当有所申明也。
王俭既造《四部目录》，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时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道、佛附见，合九条。阮孝绪博采王公之家，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前五为《内篇》，后二为《外篇》。阮氏书亡，大略存于《隋志》而有增省。其《叙录》具存《广弘明集》中。王氏一用向、歆之法，其识高于郑、荀，增立图谱，尤为有识。虽不能条图归于六志，而总存于末，不使无传，意良善也。阮氏折衷王《志》，颇具斟酌。变七略之法，开四部之先，不得谓为功，亦不得谓为过。其《叙目》论王氏立名之意及己折衷之说甚详。学者罕见，撮录于右而论之焉。
阮曰：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按：六艺之称，本出汉儒，治经取官，譬之树艺，改之无害也。王《志》经典一部，全用《汉志》之法。加一典字，殆以该六艺之流，史记杂传之类也，源出典章，立名颇当。
阮曰：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按：后世四部，史继经而先子，使六艺诸子相承之意不明，实始于此。然观阮氏之言，非不知刘氏之意，其分门目有职官、仪典、法制诸目，则其意亦以此《录》当《汉志》六艺诸附书也。援诗赋为例，明白无可疵。知此意，则七略、四部固相通也，其命名记传，殆取对经为称乎？古书经外，皆为传记。凡六艺之流，统用此称，职官、仪典不出此也。以此立名，洵精当矣。
阮曰：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占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按：军字本义乃指营屯。王徒好异，纠之诚当。或谓省诸子而单言子，觉不辞，不知《说文》云：子，人以为称。子家之称，由来久矣。
阮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辞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按：王之名翰，主于翰藻；阮时之集，亦止辞章。子、史专家，未尝羼入，不得以后世文集为讥也。
阮曰：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按：王氏所改，朝三暮四耳。阮纠甚当。子、兵既合，此亦合为一录，则刘之四略并而为二，《隋志》再合之，则成子部矣。刘氏本意诸子虚理，兵书、数术、方技乃实用。兵家书少，后世犹然，数术、方技亦本相近，特以分属三人，故别为三略耳。后世虽入子部，仍各立一门，专门分校之法，仍可用也。
阮曰：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按：分属诸图，超乎主矣。既知谱体为注记之类，出于《春秋》，又知刘《略》历谱与今谱有异，其视章氏欲以历谱附于《春秋》者，岂不胜哉？
阮曰：释氏之教，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未是所安，故序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为《外篇第二》。按：后世目录，以释、道附入子家，而传记、目录杂在其中，已详说于《定体篇》矣。刘《略》时仅有神仙家，无后来道家。科法之繁，齐末别集释氏经论于华林园，故王氏不以入《七志》。《隋志》犹但录总数于四部之末，若收入四部，则当别其门类也。
究观四家之递变，可知七略之为四部，有由来也。虽渐趋详整，未尝乱七略之法，讲明其义，且可救后世四部之失。后世泥于四部而不知七略，未究其源也。知其迁变之由，则四部固未尝背于七略明矣。定其门目，叙其源流，安在七略之不可复也。
明《隋志》第七
《隋志》因《七录》以成书，犹《汉志》之因《七略》也。昔人谓《志》中附注梁有之书，即据《七录》固已。今以阮《叙目》校之，门类有所增减，其次第周密，叙录精详，附注亡书，依类依时，皆有条理。以阮《目》种数卷数校之，增入不少。即如乐类，阮《录》止五种，而《隋志》多至四十二部。梁有唐亡者三种附注，散于前后，相距甚远。以此推之，必多所更变，非如班因刘《略》，但稍有并省出入，且明注之也。《总叙》谓《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又云今考现存旧录所取文义，浅俗者删去之，旧录所遗辞义，可采者咸附入之，异同之故，概可知矣。后世于此《志》义旨罕所推求，著录家以己见定门类，不复寻原。考证者又不留心门类，章宗源作此《志》考证，搜佚文，考体例，为用甚宏。而增本《志》所无之书，则妄为分隶，失其本旨。谈七略者，又以此《志》首定四部，弃不复究，但以考古书存亡名目而已。夫七略、四部变迁，不得不然，而此书实为中权。四部之体初成，七略之意未失，必于此焉求之，不求于此，而徒言七略，则是校雠之学不通于今，但空言存古而已，其可乎？
《总叙》首举六艺，详述史官，见著述之原于史，亦见史官职司典籍史志，所以有经籍也。中叙著录源流，特举《史记》《七略》。末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以马与班并举，盖见马书列传之条别著述，同于班书之志艺文也，皆与章氏所发明者合。叙尾数语，约说六艺、方技、数术、诸子文章，亦七略旧次，而四部各类序，皆推原《周官》，不失七略官守之义。章氏撰《和州志·艺文书》诸类序目，推原《周官》，皆同于此而逊其详，不知章氏何以不言《隋志》是非。至其书本名《五代史志》补前史之阙，其叙汉事，亦犹《班志·地理上》援《禹贡》，刘知几讥其失断限，误矣。
经部次第，略仿《七略》。《易》类，先注，次一篇注，次音，次杂论义，中该外传微体，次疏，终以谱。《书》类，先注，次一篇注，次序及逸篇，次音，次疏与杂义。《诗》类，先《韩诗》存古也，次注，次音，次谱，次杂义及序说，次疏，终以业诗。《礼》类，一《周官》，先注，次音，次杂义，次疏，次图；二《仪礼》，先注，次疏，次《丧服》一篇注疏，次《丧服别记图》与杂说；三《大戴记》；四《小戴记》，先注，次月令，次音，次杂说，次疏，次杂义，次杂礼论议；五三《礼》总说，附注一节之说，次图。《春秋》类，首经文，一《左氏》，先注，次音，次条例杂说，次序说，次疏；二《公羊》，先注，次条例杂说，次疏；三《穀梁》，先注，次条例杂说；四《公》《穀》二家合及三家合；五《土地名》《外传》。《孝经》，先注说，次疏及杂义。《论语》，先注，次杂说，次疏。家法分明，体裁详断，后世著录家所不及。间有杂乱，或由写讹，大体固可寻也。岂惟考经说者不惑，考传说体裁，亦得大略矣。
《礼》类之杂礼、论议答问，皆依经立义，非后世四部目录之通礼、杂礼书也。通礼、杂礼书别入史部。《隋志》分明不谬，后世乃混之耳。惟乐类全收，后世之作谱记、声调、曲簿、乐名，当入子部，而仍列于此，则不善学《汉志》也，说详《治四部篇》。
阮《录》《孝经》次《论语》，《后汉志》之旧也。《隋志》以《孝经》居前，而以《尔雅》、五经附《论语》。《论语》固群经之钤键，孔子讲论六艺之言也。易之未为无义。《尔雅》不入小学，《五经总义》不别立部，犹存《七略》之遗。《广雅》《方言》《释名》附之《尔雅》固当。其体例固同于《尔雅》，而非字书也。
《白虎通义》入诸经总义中，此非后人所及也。后世著录，入之杂家固谬，张氏《书目答问》入之三《礼》总义，近似矣。然其书所包，实不止三《礼》，十四博士之说具在焉。
《谥法》《江都集礼》当入史部仪注，而附之《五经总义》之末，未安也。晁公武、焦竑纠之是也。《江都集礼》者，隋炀自定之书，非依经立义者也。在《隋志》不过以《谥法》本《周书》《集礼》，亦释经文，故附于后唐之后。谥法之书相沿而入，则滥矣。焦竑又谓制旨革牲大义，不当入礼，此则其书已亡，无由悬断。至又谓《夏小正》不当入礼，当入时令，则谬矣。《礼记》中固多制度，岂能尽裁入史乎？
纬谶一类，王《志》在阴阳，阮《录》在术伎，此附之于经，已开《四库提要》之先。纬之立名，本与经对，后儒拘说，《提要》正之详矣。纬非六艺之体，不可入之史部，附之于此，不背七略法也。
小学一门，先幼学字书，所以明小学之本义也，《三仓》至《千字文》是也。次字书而《说文》在焉，此类兼形声义者也。次音类，次俗字、俗语、夷音，俗字多音变也。次字体势，次石刻，所以证字体势者也。《会稽刻石》亦附焉，其时无金石专门书也。其分别字书与形、声、义三统甚明，不似后世之混也。而首列幼学，附列刻石，尤有深旨。后世幼学字书已少刻石，别在专门，故不能效之耳。观其《序》云附体势之下，附音韵之末，固于一类之中，兼包子目矣。
阮《录》但云国史，此以纪传、编年为古史、正史，有深意焉。后世沿其正史之称，而改古史为编年，误也。章先生《史籍考释例》辨明之，录于《四库·史部篇》中。观《叙录》云，世有著述，皆拟马、班以为正史。又叙汲冢《竹书纪年》出，学者因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此说正、古二者之所由立，甚显白矣。
杂史一门，《隋志》创立，体例甚严，非若后世为龙蛇之菹也。章宗源《考证》乃以别传编年之书补入之，妄矣。后世不明《隋志》杂史之例，而所称为杂史者，乃混乱不可究诘，今特为明之。杂史者，异于纪传、编年而自成一体者也。《尚书》因事命篇之遗在此矣。杂之为名，与正、古鼎立而三者也。《唐六典》列秘书省书录门类，一仍《隋志》。其杂史曰：以纪异体杂记。异体二字，最为明确。首列《周书》，其义已明。《叙》先详标《国策》《越绝》《楚汉春秋》《吴越春秋》为准，《国策》乃国别体，源于《国语》。《国语》已入《春秋》，故未举。《楚汉春秋》殆亦分篇。《越绝》《吴越春秋》则分篇。称传略似纪传而无经绎之义。而曰：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此数语亦甚明。章先生言《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所谓简质，即率尔也。下文乃举各记闻见以备遗忘者，又抄撮旧史自为一书者，及迂怪妄诞以其帝王之事备而存之者，盖所谓各记闻见者，颇近于后世之以传记为杂史。然《山阳公载记》《灵献二帝纪》《九州春秋》诸书皆自有体例，勒成一书，不入编年、纪传之家者，非后世偶记一事，条记杂事者之比也。抄撮旧史及迂怪妄诞，特附录耳。抄撮旧史，即后世之史抄。然后世史抄，徒编类辞章典故，此所收乃删简前史以成一书，故附之杂史。《叙》中分别正、附，至为精晰。自《周书》至《陈王业历》，皆所谓异体者也。中推《吕布本事》乃别传。六朝别传多称本事。晋诸公赞乃汇传，皆当入杂传而误入此。自《史要》至《历代记》，则抄撮旧史者也。《拾遗记》所谓怪迂妄诞者也。传记又重出，焦竑谓当入传记。按：此实当入小说。王劭《隋书》用《尚书》体，故附于末。观其首末，可知杂史之本体矣。后半可考者，如鱼豢《典略》《汉皇德纪》亦称《汉皇德传》。《帝王世纪》，皆近后世实录之体，而异于纪传。编年之家，正与《路史》同，则虽附录，犹与杂史正体相近，可知其精于别择矣。后世目录不知《隋志》三门鼎立之意，而以杂传记书叙事大者，混入杂史之中，又妄立别史一门，反取《隋志》所收异二体之杂史入之。而传记之书，本非勒成史体者，反据杂史之席，数百年无人知之矣。阮《录》立为史一门，在法制之后，杂传之前。《隋志》改为霸史，而升居起居注之前，尤为精密。盖阮《录》惟有国史，今以其体分为正、古、杂三门。正为纪传，古为编年，杂为杂体。三门既鼎立，而中有僭霸之国，其臣用正、古之体者，难于收入正史、古史也，则别之为霸史。霸史者，霸国编年、纪传之书也，非概谓纪霸国事者也。后世为史一门，大失《隋志》之意，又妄称载记。其所收者，异二体之杂史，及短书小记，皆入其中。夫著录不过论体，《隋志》辨体甚严，后世不解，乃泥于杂、霸二字。凡杂记者入杂，凡纪偏霸者入霸。于是传记、小说出入混淆，此非不知论体之弊邪。刘子玄夙恨官修之史，乃妄加诋毁，谓《蜀王本纪》《越绝》《江表传》《后梁史》咸是伪书，而讥《隋志》不收为陋。岂知所举之书，乃异体之杂史，在《隋志》之例，固不当入霸史，子玄不辨，又并诋阮《录》，亦太妄矣。《三十国春秋》入编年，《十六国春秋》入霸史，盖一以中朝为纲，而用编年法，一各自为书，用纪传法。两书分录，其意已显。若如子玄之说，则当移者多矣，岂但所举之四书哉？所收惟《华阳国志》当入杂史，此后皆承其误，章氏辨正之，见《四库史部篇》。
阮《录》有注历一门，次国史后。《隋志》既分国史为正、古、杂三类，升霸史继之，以完史体，乃以起居注次其后。盖起居注记注也，史则撰述也，二者迥乎不同，章先生《书教篇》中言之详矣。观本《志·正史序》曰：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是其于二者之分，已先章氏而明之矣。后世以起居注入编年中，非皮相乎？《叙》末曰：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观此足证霸史之立，乃以收伪国二体之史，非凡纪伪事皆入之也。霸史既分伪国之撰述，此亦当分伪国之记注，故特申明之。若传记诸目，则固不分正伪也。刘子玄之妄讥，后世目录之妄收，其皆未读此四语乎？《穆天子传》不过后人入小说，其识远矣。
阮《录》有旧事之名，《隋志》沿之。而所收殊溷，所谓旧事者，即后世之故事，章程之书也。《叙录》援《周官》甚为明白，乃其中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汉魏吴蜀旧事》《交州杂事》《八王故事》《四王遗事》《陶公故事》《桓玄伪事》《沔南故事》《天正旧事》《开业平陈记》皆传记书，不可入杂史者。别之不入杂史，固严杂史之体，然奈何溷之于章程邪？岂但见故事之名，遂合之邪？章氏《和州志·艺文书》讥之，宜矣。观杂史之严，不应如是之溷。阮《录》旧事，多至八十七种，而此只二十五部，又无亡书附注，则移阮《录》之书于别门者不少，岂阮《录》即已滥收乎？不可知矣。传记之义，后世目录家多不详，故收之太狭而阑入杂史。此诸故事，皆后世所谓杂史。《隋志》既知不可入杂史，何不入之传记，岂亦如后世目录家狭视传记乎？
职官一门亦阮《录》本名，先官制品格，次官名簿，惟末三种当移前，盖续收也。《叙录》以御史数从政，解《汉书·百官公卿表》。官制品格，《汉表》上卷之遗法也；官名簿，《汉志》下卷之遗法也。冢宰御史，两职分掌，源流精晰，章氏不得自负其独得也。
阮《录》曰仪典，《隋志》改典为注合矣。此诸书皆称仪注，无称仪典者也。先仪注，次一端杂说及图簿，次私家书仪，秩然不紊。私家仪注亦入于此，以其皆出礼经也。后世失之，说详《治四部篇》。《叙录》末云：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章先生言史志，但总大要，而掌故别具专书，其言反复详尽，而此已先言之矣。
刑法一类，阮称法制，混于凡制度矣，改之甚当。《叙录》言有律，有令，有故事，分别详晰。律，常行者也，令，随时所增也，故事，则旧所行之例案也。所收先律，次令，次议奏驳弹，次杂制。杂制者，为刑法而设，非一切章程也。六条五服，犹今律例之吏律、礼律也，非官制礼仪也。
古书经外皆为传记，则记事之书，凡非勒成一史者，皆当为传记。目录家误限于别传、汇传，于是传记之书混入杂史矣。杂传一门，亦阮旧名，《叙录》尤为精美，先推本史官、闾胥、族师、党正、乡大夫之职，次论穷居侧陋之有传，是史外有传记之原也。次举志尚一例，郡国一例，而附以神怪。所收先郡国之书，以合于闾、族、党、乡之义也。次圣贤、高隐、孝友、忠臣，下至阴德悼善，皆自具宗旨。以品为类者，所谓志尚也。次别传、家传，次杂述童子、访来、怀旧、知己、全德，皆随其见闻以寓情感，非有宗旨也。故不与圣贤等为类，而同姓名录附焉。次妇人，次释、道。既举阮仓、刘向之书为志尚之原，而二者不与圣贤为类，又收别传入焉，岂外之邪？抑从释、道二《藏》中录出，故聚为一处邪？然条理固秩然矣。次以祥异、神怪、杂记，此有见于记之广矣。后世以此诸书入之小说，固无不可。然古小说皆自具宗旨，而扬厉其辞，此等书特事怪耳，质书闻见，其体实传记也。阮《录》杂传后有鬼神一门，此并入之，亦当。所散诸书，惟《高僧传》六卷杂入《志尚》之中。
阮《录》曰土地，此改为地理。所收就陆任之书分录，未加诠次，补收陆任所无，亦略有次第，而不甚明晰。大略先分记，次外国，次行记，作二节观之，差可寻耳。《叙录》推原司险、诵训、保章、职方、司徒，而不引外史四方之志、行人五物、太师风诗，盖其时方志未兴，专门地理书不备文献故也。首举《班志》夷险风俗为主，而谓末学但记州县之名，其分别地理专书，可谓甚严。挚虞乃记及事业、民物、先贤旧好，此即《太平寰宇记》之所祖。自挚虞而后，地志之书渐多，旁及文献。方志渐兴，乃同古之国史，不与地理专书同矣。阎百诗欲删《一统志》人物之门，以严地理专书之体。章先生引外史、行人、太师，以立方志之体，谓不同于地理专书。观于此《叙》，而其故了然矣。后世乃以方志入于地理类中，何邪？阮《录》谱状，《隋志》改为谱系，状乃当时之名也。《竹谱》《钱谱》，以其为谱体而附之。盖此类书少，未别立一门耳。若后世列之子部，则大谬也。《世本》一书，实兼表、志之体，未宜入此。而此但云王侯大夫谱，岂已不全，仅存谱系，故入此乎？然唐人犹有引《居篇》《作篇》者，何邪？刘向、宋衷所撰之不同，则不可考矣。
簿录一门，亦阮旧名也。名物、文章、书画目录，皆入于此，过后人远矣。后世不知论体，文章目录入于总集，书画则入于艺术，混史、子、集之体，皆不究《隋志》之故也。
簿录叙目，引《诗》《书》之序，为别录之源。又谓古之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向、歆之书疑即古之遗制。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此亦先章氏而发者也。史部、子部叙录，无不推本《史官》《周官》，此亦何让向、歆哉？故事、仪注之叙，章氏《方志掌故叙例》之所本也；职官之序，章氏《职官表序例》之所本也；杂传之叙，章氏《列传人物表叙例》之所本也；谱系之序，章氏《氏族表叙例》之所本也。地理一类，既举众官，又总之曰分在众官。而冢宰掌六典，实总其事，太史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展转推溯，必归于史。盖以明史官司典籍，而史体无所不包。《子部·总叙》曰：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章氏非即由此而得之乎？而其书中略不言《隋志》，岂讳其所出邪？
《晏子》《太玄》皆入儒家，沿《七略》也。儒家末附训诫，则后世格言之祖也。
老、庄书亦先注，次音，次杂义，次疏。《叙录》以《周官》之师配道家，则强附矣。
观诸家专篇、别传之入史部，《去伐论》《守白论》《养生论》《摄生论》诸书之入子部，可知隋前文集，未尝混入子、史专家也。
阮《录》道家之后，有阴阳一部，所收只一种，一帙一卷，不知何书也。空论阴阳以成一家者，六朝已无其实。衍数术者，自当入数术家矣。
名、墨、纵横虽数种，亦立一门，不没其源流也。后世乃谓名、墨书少，难立门类，曷视此乎？《邓析》《尹文》《人物志》《墨子》《鬼谷》，今固尚在也。
杂家自《博物志》以下，杂记、书抄、类书及佛家类书也。附录于此，开后世之谬，其中固有可称杂家者，宜别出之。抄纂辞藻之风盖自六朝已然矣。
阮《录》农家只一种三卷，今称梁有者，乃四种四卷。然则昔人谓本《志》梁有皆据阮《录》者，未尽然也。
小说既称为家，自有宗旨。此所收者，谐笑猬琐，已非复古者之旧矣。自古今艺术以下，小而非说，殆以无可附欤！书抄固已入杂家，何不并此移之？《欹器》《器准》，何不依《竹谱》《钱谱》之例，附之谱系邪？唐以前无随笔杂记之书，故杂家小说所附虽杂，犹有条理，然已多不当矣。甚矣，短书之为害也！
兵家《太公》诸书，附于孙、吴之后，盖以为依托，犹有《七略》叙次之意。其先后亦略依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盖《杂撰(1)兵书》以下至《兵杀历》为阴阳。《马槊谱》以下至末为技巧、权谋、形势，则不可辨矣。殆二者相连，后师多不分论耳。《汉志》附蹴于兵家，以其关于兵。此广其意，凡艺术皆入之。棋博，诚亦有似于兵，无大害也。若后世书画、篆刻，则不得不别为一门。
自天文以下，阮为术伎录，次文集，从《汉志》也，此并入子部。天文一门，约略可分，自《天仪说要》以上为总说，盖天、浑天诸家之异也。次以星占，次以风云、日月、五星诸占，自《二十八宿十二次》以下，又星象总录也。
历数一门，阮曰历算，此所收先历术，如四分、三统、元历、七曜、阴阳以其家法不同为类。次漏刻，次算法。算法合于历谱，亦开后世天文、算法合目之先。
阮《录》分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四部，从《汉志》也。此并为一，虽子目次序相同，而卜筮、形法非尽五行，实未足以该。焦竑讥《汉志》，章氏已纠之矣。所收中次第有复搀，今多不可考。约略辨之。首五种不知何术，次风角，次九宫，次太乙、遁甲、六壬，中多杂乱。次卜筮，亦略如《汉志》先龟后筮。次杂卜，次日时杂占，次有元辰，八卦似混入。次禁忌、嫁娶、生产诸占，与上杂占同，殆中误搀《元辰五罗算》至《分野星图》一节也。杂占至《灶经》止，次为祥异占，次为望气、相地、相物。
阮依《汉志》，分医经、经方二部，此并为一。所收复成二节，亦有杂乱。自首至《明堂孔穴图》，医经也；《本草》至陶氏《效验方》，经方也。自《彭祖养性经》至《四时御食经》，服食也。《疗马方》一种终焉。下又列《素问》《脉经》至《疟论》，又医经也。又列《神农本草》至《疗妇人产后杂方》，又经方也。《黄帝明堂偃人图》至《十二经脉明堂五藏人图》，则针灸也。《老子石室兰台》以下至《治鬼方》《治马杂病经》《造海味法》，则仙佛方及杂治物方也。《论服饵》至《养生要方》，则服食神仙也。《素女秘道经》至《玉房秘诀》，则房中也。《四海类聚方》二部终焉。阮《录》以房中、神仙入道录，故较《汉志》少二门。今此有房中、神仙，而道录全用阮《目》。又有服饵、房中，殆是彼仍原文，但改卷数。此依《汉志》入于医家，而彼失删也。彼称服饵四十六部，此适合，但卷数不合。房中十三部，此则不满十，又何也？
阮《录》经方后有杂艺一部，此无之。惟兵家有棋、博诸书，岂即是邪？杂艺固可别为一门。
集部本由《七略》诗赋一《略》恢廓而成，隋前之集中无子、史之流也。阮《录》集录以楚辞部为首，《隋志》沿之。盖探原诗赋之意，犹《昭明文选》间及子、史，而以诗冠首，此所谓告朔之羊也。目录家不知此义，即沿用其例，亦但谓《屈原赋》二十五篇，为别集之最古。王逸集《楚辞》，为总集之最古者耳。
总集一门，先列不专一体者，而中附评论。盖总集、评论，其始本相连，有评论，而编次之体乃明，且往往存目不录文。挚氏《流别》大体，今犹可考也。次录赋，次颂，次诗歌，次箴铭，次诫，次赞，次七，次碑，次设论，次论，次连珠、杂文，次诏，次表，次露布，次启，次书，次策，次俳谐、释家集。诏令表奏不宜入此，如《山公启事》尤关国典，后世入之史部为当。单篇诗赋宜附别集。叙云并解释附此，故单篇有注者皆入此，非法也。又《诸葛武侯诫》以下六种，皆单篇重出，儒家论之主理者，宜入子部。《正流论》亦重出。杜预《善文》非选表启，殷仲堪《杂集》尤不知何体，搀入表启之间，亦不伦也。集部《总序》沿《七略》诗赋之《序》，举歌、咏颂、雅，屈、宋、枚、马，不旁及经、子、史，意主沈思翰藻，与《昭明选·序》同意。此古之文集，所以不同于后世，故立为专部，无伤大义也。末引陈诗观风以归史体，斯非章氏特立文征之意欤？阮《录》总集后有杂文，殆已并入。
王《志》先道后佛，阮改先佛后道，自谓所尚不同也。此《志》同于王氏道录，分部与阮氏同，仅改符图为符录，卷数亦同，惟经戒稍有增加耳。其时道家尚无语录，其丹诀殆已入于服饵矣。佛录阮分戒律、禅定、智慧类，似论记五部，禅定三门，独以义分而不依体，与戒律论记不类。此以经律论分，各分二乘，与杂并注，讲疏之数，而以记终，较为明整矣。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亦别释教于诸子之外，而谓阮《录》《隋志》子类有道家集，末又附佛、道为不知源流，则非也。子部道家，老庄以下也。集末道录、房中、神仙、符箓、经律也。道教与古道家虽有因缘，然自《七略》已分之矣。郑樵犹知其别，章氏失考。
焦竑驳正《隋志》，是非相参。如谓《周太祖号令》入起居注非，当改制诏。《鲁史》《欹器图》入小说，《竹谱》《钱谱》入谱系，均非，当改入食货。古今艺术入小说非。《棋势》以下入兵家非，当改艺术。《皇览》以下三种入杂家非，当改类家。皆是也。此皆《隋志》因门目不备而附入者也。又谓《老子禁食经》以下，《香方》以下入医方非，均改食货。《书品》《画录》入簿录非，当改艺术。《玉烛宝典》入杂家非，当改时令。此则未是。《隋志》服饵诸方非不类，《书品》《画录》自是簿录，非言技术。《玉烛宝典》自是类书，非言政令，焦氏未察其别耳。又谓《陈王业历》列杂史非，当改编年。《海岱志》入杂传非，当改地理。此则望名而臆断也。至谓《洞纪》《帝王世纪》以下入杂史非，当改通史；《东观汉记》入正史非，当改杂史；《汉纪》以下入古史非，当改编年。是则竟不知《隋志》古史、杂史之为何物矣，不足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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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志》无“撰”字。
唐宋明《志》第八
乌乎，《七略》亡而《隋志》存，其遗意未尽亡也。《旧唐书》《新唐书》出而《隋志》之意亦渐亡。二书固承用《隋志》之部次，而以亡《隋志》责之者，不能通《隋志》之意，守《隋志》之法，使后世循之而变，以至于几不知《隋志》，而《七略》之意乃真亡也。
二书之善否，观其《叙录》而可知矣。谓相沿叙述，无出前修，遂省每类之《叙录》，而《总叙》复笼统其辞，一朝著述体例之异于古者，遂不可知。后史沿用其体，皆刘昫作之俑也。世徒羡欧阳氏之文，不知其于著述、体义、条别之法毫无所解，但泛论经、史、子、集之源流。此则作历代《艺文志序》可耳，果何关于唐哉？但叙唐世书籍之聚散，便尽条别著述之道乎？《旧书志·序》谓昔之《七录》四部，部类多有所遗。即此一语，足知其谬。章先生尝言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吾谓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增部次。必不得已而增，必有其义。徒增多之，以求无不可收，则后世目录所由混乱也。
《旧志》全本，毋煚《开元四部》《古今书录·叙》言在《开元目录》外者，不欲杂其本部，据所闻附撰人等传。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新书》竟不言承用毋煚，而称著录者几，不著录者几。不著录者，即开元以后之作也。而全不著其故，待后世射而得之，史才固如是乎？殿本沈德潜《按语》讥《旧志》于诗文大家漏略，斯则全不读《序》之言也。设皆补入，又岂仅如德潜所举乎？又《旧书》既称一部为一家，又称一门类为一家。《新书》不从之而依撰人。是也。然其所谓不著录之书，则更不分次第，不可究诘矣。
《旧志》又有不可解者，每以数门目总数合列一行，致分门不清。如纬与七经、杂解二门目合列一行；编年、伪史合列一行。既已分门，何必省此一行纸邪？
《旧志》之谬，在变乱《隋志》之门类。然暗分子目，犹仿《隋志》，未尽乱也。《新书》乃全依时代，混其暗目，经部竟至以注入时代为次，而不论本经。礼类二《戴》先于《周官》《仪礼》，《春秋繁露》先于三《传》，混乱至是极矣，次第之法至是亡矣，欧阳氏之过也。郑樵撰《艺文略》，碎分子目而自矜为明类例，正矫此也。
经之分部，不特详言。而《旧志·叙》曰：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云云。彼《隋志》之称纪某某者，以部目名简，恐人不了，故加言其所纪何种书也。六经分部，何待加言？且若所言，是凡阴阳变化皆在《易》部，凡兴衰诵叹皆在《诗》部矣，岂果能用七略法乎？斯亦可谓东施之捧心矣。《旧书》之大谬有五。一则收《江都集礼》《大唐新礼》《紫宸礼要》于礼类，沿《隋志》之滥乐类者而滥礼类也。自此而后，世通礼、杂礼书之目兴焉，经、史于是淆，四部于是不合于七略矣。二则改古史为编年，失《隋志》之意也，说具《四库史部篇》。三则收道、释二家书于道家中，而不别其体也。郑樵广取二家传记，悉入子部，此实作俑，说详《定体篇》。四则收《相马》《相鹤》《相贝》诸书于农家也。后来《茶经》《酒谱》悉入农家，皆原于此。五则别立事类一门，以收类书，使《隋志》之不得已而附录者，竟得立专门于子部也。此五者为《隋志》大法失坠之原，后世四部所以不同于古之四部也，其罪毋煚实尸之。
《新书》之大谬又有五。一则收《隋志》所谓抄撮旧史者于编年也。如李仁宝《通历》以下。乃至《帝王历数》亦入之，后世纲鉴删纂悉混编年，由此启之。皇历年历以下，又依旧法入杂史。盖彼收入编年者，乃所谓不著录者，以己意妄分隶之，而此则沿旧文也。二则伪史一门，妄收《隋志》所谓杂史、编年杂史如《邺洛鼎峙记》，编年如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也。《旧志》犹无此谬，后来认霸为凡纪偏霸事皆可入，实欧阳氏启之。三则杂史一门妄收传记也。唐人随笔记录，不成史体者甚多，皆吾所谓当入传记者也。开元以前犹少，故《旧志》未滥，欧氏乃以《大唐新语》《国史补》诸书并入传记，狭而杂。史为蛇龙菹，欧阳氏启之。四则故事全收传记，开郑樵之谬也。《隋志》故事中混入传记，乃因同名故事而误。《旧志》因之而无所增，《新志》则增入十六家，无非传记矣。所收之书有事迹、传事、事录诸名，何不思乎？五则杂家、农家因旧误而更滥之也。《旧志》多收书抄于杂家，沿《隋志》之谬，又以谱录入农家。《新志》则《蒙求》亦入杂家，《竹谱》《钱谱》《四时纂要》《荆楚岁时记》亦入农家矣。此五谬者，又并《旧志》而不如，合《旧志》之五谬而十。十谬既成，四部不可问矣。至于混收女训于传记、列女之中，而以《列女传》诸书并标为女训，直不足辨也。
《旧志》门目之不同于《隋志》者，移霸史于杂史之前，此无害也。霸史固霸国之编年，纪、传二体，无杂史体也。升杂传于仪注之前，致仪注不与故事相次，则谬也。簿录一门，依《隋志》兼收文章书画，乃更其名曰杂四部书目，无理矣。谱牒次于书目，地理又次谱牒，无意也。兵书倒入天文、历算之下，五行之前，尤为任意。五行之后，从阮《录》列杂艺术一门，以收投壶、棋博则差善耳。《新志》于《旧志》之得者，又多失之。五经总义，《旧志》别立一门，不附《孝经》《论语》，此甚善也。名之曰经杂解尚可，知其为群经之解也。《新志》并杂字而删之，则前此数类，何非经解耶？《旧志》以实录附于起居注，善矣。盖《隋志》实录少，故入之杂史，其实实录与起居注皆记注而非撰述，固可合为一，而不可混于编年也。《新志》显标实录子目，尤为善矣。而以诏令一子目，与实录同属于起居注，则可怪也。《旧志》以诏令散入故事之中，犹有所取，而起居注、故事、职官三门，总数同列一行，欧遂因此而致误。诏令何可属起居注？省并总数，已为无理，更因而致误，非醉人扶醉人乎？小学类收书法之书，则马端临已驳之矣。惟训诂、小学合立一门，差知变通，盖后世训诂书多，自不能仍沿《七略》也。
《旧志》每细分子目，而详略失宜，或分或不分，又无定例，实开郑樵之先。如礼类分《周礼》《仪礼》《丧服》《礼论答问》四目，竟忘二戴记、《尔雅》别为训诂一门。《三仓》《说文》《字林》《玉篇》以下，谓之小学，称为偏旁、音韵、杂字，是乃误沿《隋志》也。所标之名，又非《隋志》之次第，浑为小学可也，何必强立名乎？谓偏旁为形书之名邪，杂字又何谓也？杂传一门尤变乱，分目十四：曰褒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史、高逸、杂传、科录、杂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其前之杂传，即《隋志》杂类；后之杂传，乃《隋志》别传，二名已混淆无别。升孝友、忠节于首，似矣。《春秋列国名臣》《四科传赞》《七国叙赞》《孔子弟子传》何以在止足、全德、悼善诸杂类之后邪？刘向《列女》独次高逸之后，文士诸传居杂传后。《科录》一书而别立一目，《七贤》《四科》何不别立圣贤一目？列女退居最末，亦未安也。其后郑樵复用《隋志》原次而强分之，愈乱矣。道家之中，分老子、庄子、道释诸说三目，殊不类。即云并释于道，道教与老、庄殊，亦当分道、释为二，合老、庄为一也。不以医术立统目，而分明堂、经脉及医术，以经方以下统为医术。又分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六子目，不均已甚。食经之名，亦不如服饵之该诸书，固不尽称食经也。此皆子目之谬也。乃其职官、仪注、刑法三门，则不用《隋志》之法，而概依朝代，又为《新志》作俑矣。
《新志》省去子目，于《旧书》所强分者皆不用。然偶又一立子目，详略不齐，则与《旧志》同，如正史不分通古、断代，而忽标集、史是也。道家别出神仙一子目，以别于庄、列，似矣，而传记、目录悉入焉。释氏亦别立一目。总集之中，别立文史一目，《文心》《史通》《史例》《诗格》皆入之，夫文、史二字，何由知为评议之书、议史之书，何为入总集？此不可解也，而后世沿之，何邪？
《新志》既混乱子目，而于杂传总集一门，忽又不混合之，似可观矣。乃孝子中羼止足，孝德传又在文士之后，良吏、先儒、止足又错杂焉。竹林七贤忽入别传之中，科录、画赞又次其后，列藩、交游、忠孝又在家传之后，颠倒错杂，不可究诘。总集亦承《旧志》之谬。至其增入所谓不著录者，尤不可问。然有可喜者，《朝野佥载》诸杂记事实及一事始末之书，后世误以为杂史、小说者，乃在传记，颇为卓特，然非能知传记之例广也，特漫然附之耳，观杂史、小说所收可知矣。
《旧志》编次分隶之谬，经部则退音于疏后。《周易释序义》居音后，《难孙氏毛诗评》不次本评而居音后。《春秋繁露》，公羊家也，而次二传合之后。《孝经瑞应图》，纬谶也，而入《孝经》。《匡谬正俗》，集大名称训诂之支，而入经杂解。石经之末，复列杂字书一种。史部则分《三国志》《魏书》、《蜀书》、《吴书》为三，而妄改书字为国志，且以魏入正史，蜀、吴入霸史。至于杂史，收《关东风俗传》补《隋志》之遗，尚得其体。《关东风俗传》分编记事，实成体之史。又收《开业平陈记》，则《隋志》误入杂史者。《江表传》不入霸史，尚能知《隋志》意。而杂史中乃收《吴朝人士品秩状》《吴士人行状名品》，则汇传而误入也。又以家传入之谱牒，亦开后世以年谱误入传记之谬。子部则移《鲁史》《欹器图》于儒家末，谬也。《五经析疑》入法家；崔豹《古今注》《荆楚岁时记》《玄石图》《瑞应图》入杂家，则妄矣。五行一门，略仿《隋志》，而遁甲居六壬太乙之后，杂占在形法前，而卜筮、占梦、灶经又次形法后，杂乱不可诘。《遁甲开山图》，谶书也，亦入遁甲，则郑樵所谓看名不看书也。总集一门，类从《隋志》，而改易先后，赋中羼颂、集、杂、传中之赞，重出四种于此。先启后表，亦为倒置。七居策后，不与连珠次，亦无理。以释氏总集、妇人总集次俳谐之后，盖卑之也。然次以评论，又次乃诗集，则妇人诗集又何幸居前邪？集苑、集林、集抄又不与《文苑》《文选》同居首，何邪？
《新志》无所谓编次也，仅有分隶之谬耳。崔豹《古今注》入仪注；《渚宫遗事》《蛮书》入地理；任子《道论》、杜夷《幽求》真道家名理也，而入神仙。《隋志》名家有《人物志》，其书辨人品也，乃因而增入《河西人物志》《吴兴人物志》，则郡国传记因名同而混入矣。传记中，《幽州人物志》何不移出邪？盖幽州乃旧有，彼二种则不著录者也。《古今注》既移入仪注，又仍旧入杂家，郑樵已纠之矣。乃因有崔书而复牵杂史之伏侯。《古今注》入杂家，小说一家乃收《诫子》《家范》《茶经》《煎茶水记》及《刊误》《资暇》诸考证书。《世说》在小说，王方庆《续世说》则入杂家；《钱谱》妄入农家，《续钱谱》则入小说。此皆由沿旧增新之歧出。艺术一门，增入书画法诀可也，诸图悉入焉，若如其意，则簿录一目将尽收四部书乎？
其他《旧志》沿《隋》误，《新志》沿《旧》误者，悉不具论。《隋》误《旧》必误。《旧》误《新》必误，乃至《旧志》误字，《新志》亦沿之焉。其郑樵所已纠，今亦不复论也。自宋以来，公私目录益不可究诘矣。
《宋史》之疏谬，盖众所知。宋世私目甚多，修志时乃凭借旧史，《艺文志》云经四修删合成，此亦有补者，仍称不著录。其门类多同于前志，而古书多亡，新著大增，不似唐世之书，犹易条别，故多牵混。三《礼》、三《传》之依注人，他门之无暗目，皆沿同欧阳之误。史馆列传悉入正史，起居、实录并入编年，乃至年表、纪事本末、通鉴总类亦与《通鉴》同编，此皆谬误显然。编年之后，特创别史一目，而所收乃隋、唐之杂史也，所谓伪史者亦入焉，官书之《圣政录》《宝训》亦入焉，年历、图表亦入焉，《东观汉记》、《建康实录》、郑樵《通志》、萧常《续后汉书》、李杞《改修三国志》皆入焉。盖凡不入正史者皆统焉，而又不加诠次，谓之混史可也。别史之后，特立史抄一目，则论事、纂辞、考异皆入焉。而年表及删抄旧史、杂记见闻，又或不入别史而入此，不知何意。何以为史，又何以为抄，盖至此而《隋志》正、古、杂、霸四门相次之意，乃全亡矣。霸史一门，又降居史部之末。小学杂收蒙求，乐类多收琴曲。传记之纷，甚于《新唐书》，乃至墓志、笔记、游记、进卷亦入传记。而职官所收杨王休《诸史阙疑》以下六部，竟是考史之书。贾谊、陆贾、刘向之书入于杂家，官箴、韵对亦入焉。《砚谱》及医马牛书皆入艺术。《会要》、《史韵》、高氏《纬略》、《子略》、钱文子《补汉兵志》皆入类书。凡《新唐书》之谬，此皆有之，复出者尤不胜举。其有善者，蔡邕《独断》《朝野杂记》入于故事，公私仪注不附礼经，姓名之书入于谱牒，农家先于杂家，摘抄之书入类书，此则小有可取。《夏小正》《月令》冠于农家，章先生见之，得毋惊为卓识。然而《茶经》《花谱》《时令》之书，既入其中，农家之本义亡矣。蓍龟别出于五行，似矣。历算更居蓍龟之后，何也？
《明史》但录一朝，实本黄氏《千顷堂书目》。改经解之目为诸经，《提要》已纠其失。别立四书一类，是也。编年竟入正史之中，而年表、实录、宝训、日历及私家不成体之史皆在焉。杂史尤为琐滥，而考前史者亦入之。此盖限于一代，不能备目，然亦太简矣。次正史曰杂史，次杂史曰史抄，又次则故事。以下全用前史之法，惟地理居谱牒前，而无目录一门。太祖之训亦入故事传记，总别不分。地理全收方志。名、墨、纵横悉并于杂，而道家、释家退居于末，于是儒、杂、农、小说相连。兵书升继小说，五行仍不分门，医书附于艺术，而类书次之。考证书皆入杂家，或入小说，殊无定例。明人鉴赏器物之书入于艺术，而类书之中阑入丛书。凡此皆偶异于前，而即不安者也。
纠郑第九
郑樵激于《崇文总目》《新唐书志》之混合子目也，愤而撰《校雠略》《艺文略》，斤斤于谨类例，其文意所注射可见也。创开芜秽，复兴条理，不得谓无功矣。然既知谨类例，类例本于《七略》，原于六艺，不知《七略》之意，不考王、阮、《隋志》变迁之故，徒取《隋志》《旧唐志》，碎分子目，何以能合乎？樵之为学，好高视独断，而不知循源流师承，不独校雠为然也。言校雠者，固必读樵书，然《校雠略》中多大言失考，章氏补郑篇，未及纠也。《艺文略》分类尤舛谬，恐学者以其善言校雠而误遵之也，故具纠之。
编次记亡书，《隋志》之法，乃因其书上续五代，故必记梁有之目。樵谓王俭作《七志》已，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二《志》。阮孝绪作《七录》已，又条诸阙书为一录。此直欺人耳。王、阮之书，宋已不存，樵何由见之？王《志》目录，见《隋志·叙》中。阮之《叙目》今尚存也，何尝有阙书之录邪？纠《崇文总目》之不记亡书，是也。而诬王、阮则先无以自信矣。名亡实存，亡书复出之论，亦有不可信者，已别辨之。
樵所抨弹《唐志》《崇文四库目》，当矣，而妄讥《汉志》则非也。实斋所未纠者，尚有数条，如谓《尉缭子》兵书而入杂家，为班固见名不见书。按：此乃《七略》之旧。《七略》所收，皆经校定，非如樵之止抄旧目，安得不见书？兵家、杂家，固皆有《尉缭》。今《尉缭子》乃伪书，何反以讥刘邪？又谓《隋志》分收谥法、谥议为非，谥法本不当入经解，《隋志》误收，其入于仪注者是也。《唐史》于正史中，分出集史一门，故于集史前列集史总数，集史后乃列正史总数。而樵以为正史不计卷，殆看前不看后矣。
《校雠略》中论门类分隶，谬处尤不少。刊谬正俗，训诂之支流，何可入经解？货泉之书，安可入农家类？类书者，其体为抄撮分类，非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天文、职官书有分类者，彼自天文、职官不得名之为类书也。樵于此未明杂史何以分二家，乃极称《崇文目》之分二家为善。《皮子文薮》实一人之作，今犹存也，樵徒见薮字，遂以为总集，非看名不看书乎？凡此皆足形其不明类例，而乃大言曰刘氏胸中元无伦类，何其不惭也。
樵之言校雠，不过能知《唐志》《崇文目》浅陋讹误之失耳。其于七略、四部，大体无所知，又不深探王、阮以来变迁之迹，乃以己意定十二类，一经、二礼、三乐、四小学、五史、六诸子、七星数、八五行、九艺术、十医方、十一类书、十二文。其不以星数以下合于诸子，似用《汉志》之法。然礼、乐何以分立于经外邪？史部何太略邪？若谓礼、乐、史三门之书为六艺之流，故别为一类，则史之中故事、职官，亦官礼之流，何不别立一类？乃其礼类仍列三《礼》，则亦徒见后世礼经后附杂礼书太多，及乐类羼入后世书，故别之而已。樵若知《隋志》礼后不附仪注之意，则礼虽别为类，三《礼》仍当归于经。今忽割六经之三《礼》别立门户，何理也？其分出十二，不过酌其多寡耳。故吾谓樵尚不知《隋志》之意，毋论《七略》也。至其子目，尤多谬乱，条而纠之。
樵书部类大体之谬，又有前此所无者。如《拟易》附《易》，《续书》附《书》充其类，则诗歌皆当附《诗》，章程皆当附《官礼》矣。礼类立月令一门，与三《礼》并，则以后世岁时之书多耳。充其类，则《王制》亦可别为一门，以统后世之典制；《禹贡》亦可别为一门，以统地理书；《洪范》亦可别出，以统诸五刑书矣。然则樵非惟不知七略，并不知四部也。
史部别立食货，则鉴于器用、货具、茶经、酒记之妄入农家。然簿录之书不尽食货，而器用又非食与货也。动、植之谱，而名之曰豢养种艺，是则名物与技巧淆矣，且何以别于农家也？此创立之谬也。《隋志》刑法类末附杂制，旧、新《唐志》广收诸格式，盖有出于刑法之外者矣。至樵则财货、贡举之制，官箴、官法之书，皆入之矣，此因袭之谬也。杂占中有相易、相印诸目，而相龟、相鹤则入食货中。目录中有文章、经史诸目，而金石目则入总集，此沿《旧》而未及增者也。释家分十目，而无佛经；兵家分五目，而无技巧。樵尝诋前人失收。吾亦效其言曰：岂有唐而无佛经乎？樵将应我曰：吾抄旧目，旧目自无此耳。然则此岂足以明类例邪？
文类别集、总集之后，又以体分诸目，核其所收，尤为错谬。《隋志》附评论解释之书于总集后，故单篇赋颂有注者亦入焉，已非法矣。又于总集中专一体者，略为类次，则至善也。樵不知其意，则谓凡别集中有诗赋、表奏自成一集者，皆当分出，广收单篇，罗列众体，而不自知其拙也。奏议、策书列俳谐之后，连珠、设论与七混入论中，又可见其不辨文体也。
樵书每类分门，门分细目，最为繁详。然参差碎杂之处，不可悉数。约言其谬，凡有三端。
一曰重复。如诸经中此为论说，彼又为统说；此为问难，彼复为问难。既有章句训诂，复有义训。既有论难，复有辨正。书有逸篇，又有逸书。传记有冥异，复有祥异。道家既有论，又有书。天文有天文，复有天象。
二曰大小不伦，详略不均。《国语》章句一部，而别立一目，可谓详矣。而《春秋》则五家传注，三《传》义疏之外，一切注说统名为传论。《礼记》中有疏无注，于记文下注曰注附，又何略也？诗类小学与音并立，地理类郡邑与图经并立。仪注门中既分吉、宾、军、嘉，又有礼仪一目，则总目也。又有封禅、汾阴，则专记也。道家类既分吐纳、胎息、内视、导引，而又有修养，岂以上诸门非修养邪？他门琐琐分目，而职官一门则官制、署志、官箴毫无分别，又何略也？地理类有方物而无古迹、风俗。食货中有茶、酒而无馔食。释家立塔寺，道家何不立宫观？《书》有小学，《诗》何反无小学？历数中有七曜历别为一目，而四分、三统，则不立目。五行类分二十子目，然既有杂占，复有婚嫁、产乳、登坛诸目。相易、相印、相字皆列目，而相人之书，则独称相法。尤繁多者则为医家，既有本草又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既有方书复有寒食散方、岭南方。然则诸剂诸地，可胜立邪？伤寒、脚气亦立目，则诸症皆可立矣。眼药、口齿亦立目，则耳、鼻、手、足皆可立矣。
三曰妄立不通。如诸经各附谶纬，而诗类独名为纬学。仿《尔雅》者名曰杂尔雅。释俗语称谓之书名曰释言。檄与露布称为军书。皆甚不安。编年中通古书名曰纪录，何以见其为通？刑法中官法书名曰法守，何以见其为官？别传改为列传，不知纪传之列传乃全书中排列之义也。以《隋志》仙人婆罗诸方立为胡方二目，则何以该仙方、鬼方耶？最可笑者莫如医家内之香薰、粉泽盖香方、粉方之奏成双字者也。
樵既倡言类例，而其类例乃疏谬如此，何邪？细审之，则知其书乃抄合隋、唐《志》而成，而其分子目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故其误如是。樵所诋之看名不看书者，己实躬蹈之，而且尽其谬焉。盖樵之言类例，本未尝讲明源流，整理统系，特恶欧《志》《崇文目》之概依时代，混暗分之子目，欲矫正之。故取隋、唐二《志》之暗目未混者，约略分之，标为明目，遂自以为精于类例矣。其实于书之体例、门类之异同，固未知也。《唐志》已失《隋志》之旧，今多沿《唐志》之误，而自以为宗《隋志》，乃其所分不过翻阅《隋志》，见其书名连篇相类者而划之，至其类次不可于书名求者，则又不能会其相类之意，而强以分目，或一二书亦分目焉。学者取隋、旧二《志》与此目并观，可以知其妄。今且略举之。传记中无圣贤之目，则《孔子弟子》《文翁石室画赞》无归矣。《良吏》《丹阳尹》《十八学士传》入忠烈一类，非因前牵连而漏分邪？周续之《圣贤高士传赞》又不入高士而入名士，则又因《旧唐志》倒乱《隋志》而误也。《幼童传》入名士，则又因以《隋志》怀来感旧为交游一目，而幼童之居于此前者，遂入前一类也。《隋志》本以杂类汇列，何为而强分之以自陷乎？家传既专主一家，而又收《桑维翰传》《越国公行状》，则又自相矛盾矣。《卓异记》入于冥异，则因《唐志》而误。然《唐志》固未列冥异之目也。此皆其因《旧志》而约略分之以致误之迹也。乌乎，取诸暗子目而以臆略分之，其谁不能？不过一朝之力而足也。而乃大言曰《七略》固为苟简，《四库》毋乃荒唐，何其不惭也？至其收录，则会要入实录，故事一门全收杂传记，章程入职官，凡一切收不应收、旧所误者，樵莫不承之。且有前人所无者，如《春秋三字石经》入传注，《山海经》《神异经》入方物，《山川古今记》入川渎，《世本王侯大夫谱》入帝系，《皇室维城录》《天潢源派》亦入帝系，则无以别于皇族矣。郡邑中又收《邺阳图经》，则何必别立图经一目邪？如此类者，直纠不胜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