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经部》第十
乾隆钦定《四库提要》出，而唐、宋以来目录家纠纷一清，自《隋志》以来，未尝有也。其立例分类，实出纪昀一人之手。纪氏于校雠之学，本未穷竟原委，不明七略、四部大体，徒能于纠纷之中斟酌平妥，使书不至无可归类例，大小多寡不甚悬殊而已。私家目录利其详备，咸遵用之，若专门严究，则固未为定论也。张之洞《书目答问》沿用其例，有所损益，颇能救之。今将质定四部门目，以《提要》为本，纠其舛谬，参以张氏。其他收书之法未置论者，皆可从者也。
后世经说猥多，讲章杂考间出，自不能如《七略》《隋志》以体次第。单音后世已无，惟当分别专家，集众统论，单篇条说诸类，而以校正文字、音义，名物、图谱附焉。朱氏《经义考》即分单篇于后。《提要》于《洪范》目义，乃谓《隋志》已杂置，不别篇，不知《中庸》别出，《汉志》有前例。《隋志》列单篇注于注后音疏之前，非杂置也。至于《尚书大传》，述事之传也；《韩诗外传》，古外传也；《春秋繁露》，微也。今之经说惟存章句故训，于古传例不备，独三书仅存，《提要》乃置之附录，谓与纬相类，是直不辨古经说之体矣。后进居正，而先进反居附录，可乎？张氏不从，是也。
《易》《书》二类，宋人衍数之书，支出经文外，划归术数，固无不可，然岂得谓非《易》家？当互著之而论其大要，著之《叙录》。凡术数之出于《易》者悉载之，以见源流，乃为存《七略》之遗意，而不失尊经别部之义也。至于《京氏易传》，本依《易》立义，虽其说支离，而实汉《易》之一家，非如《易林》之离经也，列之术数，斯为过矣。
礼类之通礼、杂礼书二目，当别入史部，说已详于《治四部篇》矣。《隋志》礼类有丧服，乃因《丧服》一篇之单注，与依经诸记而立。至于凶礼服制，自在仪注类中。今此《仪礼》之附录《内外服制通释》《读礼通考》，亦宜划归史部通礼一门，皆通考古今，非依经为说。私家仪注向入史部，不待言矣。张氏以《读礼通考》附《仪礼》，《五礼通考》附三礼，总义虽无二目，犹沿《提要》，未知此义也。又礼记一门，《大戴》宜先，《小戴》置之《附录》，亦不安也。《周礼》仍当正名为《周官》。《七略》先《记》，而后《仪礼》《周官》，乃依立学先后。《隋志》以下定为先《周官》《仪礼》，后《记》，此自无可易也。
《春秋》不分三家，盖因隋前之说失传。唐以后无专主，撰《提要》时，汉学专门书又未出也，今则宜分矣。张书分《左传》、《公羊》、《穀梁》、总义四类，甚是。宋、元、明书与三《传》皆不合者未录，录之亦当入总义也。惟三《传》外，说经者不尽兼采三《传》，不可言总，当改称诸家经说。《存目》中评点《左传》《礼记》者，宜如章氏说附于诗文评后。
五经总义，《汉志》次《孝经》之后，而《论语》在《孝经》前。《隋志》次《论语》之后，而《孝经》在《论语》前。《唐志》别立目，亦在《孝经》《论语》后。今因从《汉志》而羼于《孝经》四书之间，非也，宜退次四书之后。又用《隋志》称五经总义，固较诸家为善，然《隋志》之名实未足。该经部所列实不止五，总义之中亦不止说五经。五经之名乃沿俗之称，非正名之义，循古而戾今，不可也。张氏改为诸经，可从也。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仍经解之名，未之讲耳。张氏分诸经总义，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石经为三属，甚善。目录宜别为一属。石经者，考文之事，《提要》附之金石，以书少耳。《隋志》录石经于小学，乃但有石本，而无考证，今考证既多，别为一类，亦《汉志》《尔雅》后列《古今字》一种之意也。惟经注、经师目录，当互注簿录、传记。
张氏叙四书，分《论语》、《孟子》、四书三属，是也。《提要》混而列之，《孟子》注反居《论语》注之前，蹈欧阳《唐志》之失矣。《大学》《中庸》独不立为二子目者，汉学家不以别出然耳。今谓当列于《论语》之后，《孟子》之前，共为五子目，类叙之论甚是。四书皆群经之关键，《戴记》本可篇篇单行，与《汉志》立《论语》《孝经》之意初不相背。以体论，《论语》《孝经》亦非经，而《七略》别立者，亦以尊圣尊功令也。
张氏经部大目为正经、正注第一，中分合刻、分刻，附以读本。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乃以诸经及总义分目。此乃取便卷帙版本，使学者易于翻检，非著录通例。而其各属之中，类次加墨段，暗分子目，甚为明当，可参取也。《易》先汉学，而卦气及焦循之申王弼者附焉。次纬及支流，次非汉之学，次辨图及占筮书，次音。《书》先汉注，次天文、《禹贡》，次焦循之申孔，次单篇统论，次撰异之考文字及中候。《诗》先注说，次名物、地理、氏族，次音，次毛、郑外古说、唐说，及通考、重言、双声、叠韵，次三家。《周礼》先注读，次录田、军赋、考工、车制，而以任氏《肆献祼馈食礼纂》附焉。《仪礼》先注图、例疏、校读，次官宫、弁服、丧服，及不纯汉学之说，而《读礼通考》终焉。《礼记》先注说，次月令、深衣、燕寝、明堂、禘诸专说，次《大戴》，而《夏小正》《曾子》《三朝》附焉。三礼总义先通说，次郊社、禘祫、宗法之一端，而《钓台遗书》之四种及《五礼通考》附焉。《左传》先杜书，次贾、服古注及补注疏，而事纬附焉。次历谱、地理、氏族。诸名物、乡党、图考之单篇，则在《论语》诸注说后。《大学》之单篇，则在总说四书之末。诸经总义先纬，次集古说，次古训语词，次杂解，宫室附，次天算。诸经目录文字音义，则先经说目录，次经师。凡此皆秩然有条，惟是张氏但取汉学，主告学者因经之异，而分类亦不同，非可沿为著录通例。今参取其义，以救《提要》混合之失，定立八目，为诸经通例。先依经之注说校读疏义，次集众说，次统说不依经者，次条说，次专说一篇，次名物一端之专考，次校定文字音义，次图谱。
乐类可删，说详《治四部篇》。《汉志》以六艺并立，而附入其流，故以《乐记》代经。今《乐记》已入《戴记》，其乐学诸书，宜入子部。如不欲缺六艺，则以《乐记》别为一类，而附以说《乐记》者，以足六艺之目可也。《提要》既从旧法，而以《乐》退列四书之后，不知何理，宜张氏之不从。然张氏以十三经分目，《尔雅》亦与诸经并立，乃亦立乐为一目，十三经中岂有《乐》邪？《提要》又以讴歌、末技、弦管、繁声，退列杂艺词曲，此亦未是。著录论体，不论高下，俗乐亦乐，犹变礼亦礼也。惟误隶于经，故觉其渎古乐耳。不循自然之统系，遂使首尾横绝，此类是也。
《提要》之论纬，可谓破迂混之谈矣。然纬谶虽有分著录者，不能字句而析之也。至于大传、外传，固非纬之流，混而一之，殊失言矣。当《提要》时，仅有《易》纬，故附录《易》类。近考据家搜辑七纬，皆有成书，张氏列之诸经总义之首，犹《提要》意也。然纬谶同在一书，谶岂得为经义哉？此当仍从《隋志》别立一门，不得以书少而省其目，部次不可因书籍之多寡，而增减校雠之要义也。
小学者，语言文字之学，四部皆不可离。近代小学家谓为经学门径，乃借经学以重小学耳，非小学专为经之用也。《汉志》以六艺统群书，其时诸子尚不资小学，且文字之教与六艺之学于官者同，故小学附于六艺之末。夫《七略》之六艺，今之经史也。且近代小学大昌，四部莫不资之矣。故阮《录》以降之，仍附于经，虽沿《七略》之旧，实貌同而心异，不可不察也。然若别立一部，则又难于位置专门之业，亦不可与类书杂记同列外编，故不得不仍归经部，从其重者，治经固为诸文之本也。其不专释经及《七略》之本义，则学者宜知之矣。
小学有三统，曰形、声、义，此不易之理也。《提要》分训诂、字书、音韵三子目。谢启昆《小学考》分训诂、文字、声韵三门，皆依三统之义。然而有当辨者。自《说文》以来，诸字书出，皆兼该形、声、义，如张揖《杂字》《字林》《玉篇》以下是也。至于辨正形体，别有专书，如《汉志》之八体六技，《隋志》次于音韵之后，名曰体势。此固与排列诸字兼该形、声、义者异矣，乃真形统也。今《四库》之字书乃混此二种。《说文》《玉篇》《类篇》《六书故》《龙龛手鉴》《六书统》《说文字原》《六书正讹》《六书本义》《奇字韵》《古音骈字》《康熙字典》《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字书也。《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汗简》《佩觿》《古文四声韵》《钟鼎款识》《汉隶字源》《字通》《周秦刻石》《释音字鉴》《汉隶分韵》《俗书刊误》《字孪》《篆隶考异》《隶辨》《复古编》，则辨形体者也。虽亦列字意，主辨形，非备载形、声、义也。犹之《广韵》，虽兼释义，要以明韵部也。若《说文》则虽据形系联，而非专列形，后世求形、声、义，皆于《说文》，其与辨正形体之书用固殊矣。张氏觉其未安也，则分为四目，首《说文》，而说之曰：《说文》兼形、声、义三事，故别为一类。次乃列古文、篆、隶、真书各体。书为形属，音韵为声属，训诂为义属，似明白矣。然分出《说文》，特以注说之多，而《字林》《玉篇》《类篇》《六书故》仍入形属，次于《汗简》诸书之后，则又沿《四库》之误，虽暗划分，究嫌淆混。至于《急就》《仓颉》，本古字书连属成文，非如《尔雅》之义联，又非如《说文》之形联，又非如《声类》《韵集》之声联，古字书皆如此，《提要》收之字书，按语甚当。而张氏乃入之训诂，徒见后人所辑《仓颉》，多解义耳，不知彼乃《仓颉》之训故，非《仓颉》之本文。其有训故，正为说文说解，兼备三统之先声，愈可证其为字书矣。今定为字书、形体、音韵、训诂四目，庶无不该。外国语、外国字统依《隋志》之法，附于字书。郑樵以外国语附《方言》，入《尔雅》，不可从也。其近世专论小学三统兼说者，别为总论一目。
《尔雅》本非经，《七略》以其为诸经训诂之别记，故附之于《孝经》，后世十三经牵连入之，以其有通经之用也。若竟称经，则龚自珍所讥以经之台舆为经矣。自来目录，或仍《汉志》，或分一目，以冠训诂，皆不竟以之为经也。张氏因首列十三经为正经注，故后不得不列《尔雅》为一目，实则入之训诂为当也。训诂之书，皆继《尔雅》而起，张氏所附诸释甚当。而《经籍纂诂》搜罗故训，不专采经，虽依韵编，正当入此。张氏乃入之诸经音义之中，是过张小学之失也。
《尔雅》既不别出一门，《说文》自难别出，张氏之法不可用也。然其书甚多，张氏暗分甚有条理，著录者宜取之。先校注，次新附逸字，次声韵，次论六书，次引经古语，次条记杂说，次韵谱检字。中自误者，李富孙《辨字正俗》乃条记，而误列于前。《字通》《复古编》乃辨正体之书。《别雅》《拾雅》宜入训诂。又专说部首，主于启蒙之书，宜在新附逸字之前。
《匡谬正俗》附于训诂，是也。以《埤雅》《尔雅翼》为训诂之支流，亦当。《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宜从张氏入诸经。《文字音义》中钟鼎款识宜从张氏。互注金石，张氏于形属，先古籀，次缪篆，次隶，甚有条理。《四库》韵书按语述古韵、今韵、等韵三家变迁之故，亦甚详。至于《幼仪》之入儒家，《笔法》之入杂艺，《蒙求》隶故事，便记诵者隶类书，则书除前史增多之弊矣。若《隋志》之首录《启蒙》《发蒙记》，非后世所当援以为例。六艺虽古小学之全，而今小学已专指六书，焦竑谓《唐志》蒙求当入小学，《四库》亦收《六艺纲目》，是不知变也。若如其说，将尽收礼、乐、射、御、数之书入小学邪？《六艺纲目》及凡蒙求书，皆当入外编蒙学中。
今议定经部十类，一《易》。二《书》。三《诗》。四《礼》，分《周官》、《仪礼》、《礼记》、三礼总义四子目。五《春秋》，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诸家经说四子目。六《孝经》。七四书，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总义五子目。八诸经总义，分总义、目录、文字、音义、石经五子目。九纬。十小学，分字书、形体、音韵、训诂、总论五子目。
《四库·史部》第十一
经部依经分类，集部目少，子部宜狭，惟史部门目最多，而最不易理。章先生撰《史籍考例目》，斟酌多当。其书罕传，今故具录其词，然犹多遗义。又其书属专门，故兼涉经、子、集部，彼已自言非统合著录之法，今固当有所变更也。
《提要·叙录》十五类，以正史为纲，其诸类以参考纪传、诸志论赞为次，颇明晰。然史部为六艺下流，时令、职官、政书出于官礼。纪传、编年以下，乃出《尚书》《春秋》。源流各异。著录史部之书，不当以正史为主。荀、王、阮以来，自《七略》《春秋》中分纪传书为一录，史乃有专部，后世逐流忘源，遂若史部专为纪传、编年而设，其他特其旁支。不知阮之纪传录，《隋志》之史部，所收固已不限于《春秋》家学也。以二体为主，则使史部狭。史部狭而群书分散逃窜，非所《七略》之意，乃不可寻矣。《提要》直云正史为主，并编年亦不言，尤为偏谬。且即参考之说，亦不甚通，诏令、奏议、史抄亦资考志，岂仅考纪传史例之书，又岂参考论赞邪？其类目先后改易旧规，亦多未安，不可沿用也。
《史考例》曰：古史必先编年，而今以纪传首编年者，自马、班而下，《隋志》即以纪传为正史，而编年则称为古矣。其实马、班皆法《春秋》，命其本纪谓之《春秋考纪》，而著录家未之察也。《唐志》知编年之书后世亦未尝绝，故改《隋志》古史之称，而直题为编年类，事理固得其实，然未尽也。《隋志》题古史，犹示编年之体之本为正也。《唐志》以纪传为正史，而直以编年为编年，乃是别出编年为非正史矣。是以宋人论史，乃惜孙盛、习凿齿之伦，不为正史，几于名实为倒置也。夫刘氏二体，以班、荀为不祧之祖。纪传、编年，古人未有轩轾焉。自唐以后，皆沿《唐志》之称，于义实为未安。故《史考》以纪传、编年分部，示平等也。自注曰：不以正史与编年对待，则平等矣。章氏此论，可谓精矣。《隋志》微意，赖此而明。正史者，对诸杂史传记之称也，非纪传正，诸体不正也。自改编年为正史，限于二十四部之书，而二十四部外之纪传，乃反无可归矣。《提要》谓编年不称正史，乃因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不能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夫司马《通鉴》上接《左传》，继而作者直至元、明，何为不相续？《通鉴》之通古，固犹迁书也。且书不相续，不过言现存而已。六代之书，固无存矣。宋世编年之书，足以相接，固具存也。《唐志》妄改，何必曲为之说哉？
《史考例》曰：或问纪传、编年同列，是矣，何纪传之中，又立正史子目邪？答曰：此功令也。自史氏专官失传，而家自为学，后汉、六朝一代，必有数家之史，是也。同一朝代，同一纪传，而家学殊焉，此史学之初变也。然诸家林立，皆称正史，其传久与否，存乎人之精力所至，抑或有数存焉。自唐立史科，而取前人定著为十三家，则颁学校而为功令，所范围益为十四，而不能损为十二而不可矣。故家自为学之风息，而一代之兴必集众以修前代之史，则史学之再变也。自是之后，纪传之史，皆称功令。宋人之《十七史》，明人之《二十一史》，草野不敢议增减也。故《史考》于纪传家史，自唐以前，虽一代数家，皆归正史。自唐以后，虽间有纪传之书，亦归别史子目而隶杂史焉。虽萧常、郝经之《后汉书》，义例未尝不正，而必以陈寿为正史，不敢更列萧、郝者，其道然也。按：章氏论正史之由来详矣，然既以纪传立类，则凡纪传皆当入之，何可别入杂史邪？杂史本不可收纪传、编年之书，踵谬沿讹，今当厘剔。至于别史立目，自来所收，皆本未安。既立正史子目，则用别史之名，以指纪传之别本，正得其宜，次于正史，为一目可也。
《史考例》曰：正史一门，毕宫保原稿但称纪传，而纪传中又分通史、原注：《史记》是也。又附入梁武《通史》、郑樵《通志》，今并收入别史。断代、原注：班、范以下是也。集史、原注：南、北史是也。国别，原注：《三国志》是也。不免繁碎。今以学校颁分二十四史为主，题为正史，而冯商、褚少孙、班叔皮诸家之续《史记》者附《史记》后，华峤、谢承、袁山松诸家之《后汉书》与范氏《后汉书》依先后时代编次，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诸家之《晋书》，与唐太宗御撰《晋书》依先后时代编次。原注：六朝诸史皆仿此。盖书传有幸不幸，其初皆正史故也。原注：魏、吴诸书之于陈《志》亦然。若唐、宋以后，正史自有一定，无出入矣。按：今唐前纪传无存，后人辑本，犹当依此议列入正史。如姚之骃《后汉书补遗》之类，近世已多矣。至于通古、断代、集史、国别，虽嫌碎而不分，叙录当申明之，以免类例不清之讥。
《史考》正史子目之次曰国史。《例》曰：国史从无流传之书，而史、志、著录与诸书所称引者历有可考，要以后汉班固与陈宗、尹敏诸人修《世祖纪》，与新市、平林诸载记为最显著，自可依代编纂，与编年部之实录记注，可以参互，皆本朝臣子修现行事例也。按：此目虽少，古书亦不可缺。《东观汉记》今尚存十七八，《提要》入之别史，不安也。近代实录之外，必敕撰本纪，而宗室王公表、传，将相大臣年表，满汉大臣、儒林、文苑、贰臣、逆臣诸《传》亦有传本，《提要》入之传记，亦未安也。虽流传者有传无纪，见于论旨者有表无志，要是纪传之分，当入于此。此一子目即次别史一目之后，以彼为撰述成书，而此则及时修辑也。
《史考》国史之后，为史稿一目。《例》曰：史稿向不著录，今从诸书记载采取而成，乃属创始之事，盖前人于此皆不经意故也。但古人作史，专门名家，史成不问稿也。自东观修书而后，同局之中，人才优劣，判若天渊。一书之中，利病杂见，若不考求草稿所出，则功罪谁分？窃谓集众修书，必当记其分曹授简，且详识其草创润色，别为一篇，附于本书之后，则史官知所激劝。今之搜辑史稿，正欲使观者感兴也。按：此乃专门修考，故可搜辑立目，著录家似不必也。然王鸿绪《明史稿》今尚流传，阮元《儒林传稿》亦有单行之本，安知后来无流传之书？康熙鸿博诸公集中多载，分修史稿亦未尝不可别裁也。稿草固与成书不同，章氏为史家立法著录者，亦当为目录备类，立一子目，无不可也。编年亦有稿，而此独附纪传者，以编年史稿必不流传，官修纪传则遭删窜者多自存别行也。
起居注者，逐日记载之书。实录者，一朝总记之书。皆非若编年之撰述也。记注、撰述迥乎不同，故阮《录》别立注历一部，而《隋志》《唐志》沿之，皆不与编年混。隋时实录之体未成，至唐乃按代修辑。《旧唐志》附之起居注，以其同为记注也。《新唐书》以其书多而分立一目，尤为妥善。盖其体虽仍编年，而兼载臣下始末，与起居注殊也。《提要》并入编年，而又漏论实录，斯为误矣。《穆天子传》自是古史，体不可诬。《顺宗实录》今犹单行。夫定目不为一时，安得以书少而混其大别哉？《史考》于编年，分通史、断代、记注、图表四目。《例》曰：编年原分实录、记注二门，今以日历、时政记、圣政等记均合于实录，而以记注标部。盖此等皆是史宬，备削稿资，例不颁行于外，于义得相合为部次也。若专记一事，则当入传记部之记事门，若特加纂录，原注：如《贞观政要》之类。则入杂史。按：纪传既不分通古、断代，而编年忽分，不一例矣，暗次第之可耳。注录之隶编年，犹国史之附于纪传也。然其目不可并，当依阮《录》、《新唐志》于编年一目之下，列注历、实录二目，若剔出传记、杂史，则诚精矣。张氏于编年中，分通鉴、别本纪年、纲目三目，乃以《通鉴》书大，故别出之，取便学者，非著录之例。
《史考》于编年部末，有图表一目。《例》曰：图表专家年历经纬，便于稽考世代之用，故亦附编年为部。其年号之书无类可归，虽非图表，亦以义例而类附焉。又立史学部。《例》曰：史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史学之书附于本史之后，其合诸史及一二家史以为学者，别为史学之部焉，分为考订、原注：刊误之类。义例、原注：史通之类。评论、原注：管见之类。蒙求原注：鉴略之类。四门。按：史学之立甚善，可省并歧出。尤氏《遂初堂书目》已有此目。图表之附编年，则未安也。《隋志》以年历、世纪诸书为抄撮旧史，附之杂史之中，盖外之，不以混编年也。旧、新《唐志》因之。今别立一目可也。然后世图谱、歌诀，庸得为编年，且已不止年号之书，地理、姓名亦有韵编矣，何可附编年邪？正当入之史学耳。《四库》以史义例评论之书为史评一门，考订附于本史，蒙求入于类书，虽各有所归，然实不安。盖考订之书晩出益多，《史考》无专部，史评何可立专部？正当同归史学耳。近世考据家兴，有补表、志者，有专释一篇者，校注之书亦日以繁。张氏于正史之中，列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一目，先依本史次第，次总补诸史表，次总考年月、谥讳、统系、疆域、沿革、纪元、封爵、谥法、宰执之书，次专考纪元，次专考地理沿革，次总考订诸史。吾谓校注史文自当附于本史。年月、谥讳诸书虽或勒成类例，广搜传记杂书，要是依纪传、编年而校补之，不可入于谱系。簿录之专家并可入之史学，分为搜补、如补表、志之类。表谱。如帝王年表、二十一史、四谱统系纪元、庙谥、年会、地理沿革诸书。二目图表该于其中，仍依所考门类，略为次第。然后继以考订、义例、评论三子目。如此，则《提要》强入《历代纪事年表》、齐召南《帝王年表》、万斯同《历代史表》于别史，钱文子《补汉兵志》于兵家之弊除矣。蒙求体本卑陋，不得为史学，宜入之外编蒙学。章氏以专门牵连，故列之耳。至于考订，则连考二史，亦可附于本史。《两汉刊误》附《后汉书》后，《提要》之例甚明，章氏援以为例，未是。惟总考诸史乃可别出耳。搜补之书，《四库》亦附本史。然此类书补本书所无，非考本书所有。且近考据家之作大都求备，不依史例，旨在网罗，故实非可直补本书。今断以校注附本史，而此类则别出之，亦犹经说当附本经，而诸经总义则别为一目。《尔雅》之注宜附本书，而广证名物者别为次第也。又抄纂之史，《隋志》附之杂史，意甚善也。《宋史》列为一门，殊为僭矣。如《提要》史抄类叙所举五例，采摭文句，割裂辞藻，二例不得为史学，当入外编书抄。具前之抄约、析纂、简汰三体，虽不成史体，尚资参考，既难附于编年，亦当归之史学。章氏《史考》以史抄隶于杂史，犹沿《隋志》，而不知《隋志》所收，皆自具剪裁，非如宋后之例也。宜于史学之末立抄类一目，并前五目为六子目焉。亦足见史学之卑，至以抄类为学也。《提要》则立史抄而采辑辞藻者，乃居三之二焉，亦可见此类之不必立矣。而乃次于载记之前，非太僭乎？
袁枢创纪事本末之体，章氏以为有《尚书》之遗，且继而作者，宋、元、明三藩诸本外，近又有西夏、辽、金。《提要》别立一目，使与纪传、编年鼎立而三，甚当也。章氏附之杂史，太轻矣。惟是此体之成，本起袁枢，其他杂史之中，固多以事名篇，要不得为纪事本末。而《提要》乃广收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谓为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则谬矣。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若成史体，正《隋志》所谓杂史，不成史体则传记耳。纪事本末者揉散编年、纪传之书而以类分编，中有互见之妙，故为《尚书》之遗。若偶记一事而具始末，杂史、传记谁不然邪？《提要》但别篇帙无多者为传记，已失辨体之义。而概以此为纪事本末，则此等书自古有之，岂因袁枢者哉？幸而宋前此类书多不传，传者又误入杂史，若其存也，依时代而编，将列袁枢之前，则纪事本末一体究何托始乎？今核《提要》所载章冲《左氏传事类始末》，乃排比传文，宜归经部，与马骕《左传事纬》同列。况冲与枢同时，又非效枢而作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乃纂辑杂书，以备史料，无所镕裁，不成为史，以其体大，不入传记而附之杂史可也，何得以为纪事本末哉？郭允蹈《蜀鉴》分纲目，兼考订，意在议论形势，讽切当时，犹之范氏《唐鉴》以评论为主，不得入于编年也，正当入之兵家。田汝成《炎徼纪闻》、冯苏《滇考》，专记偏隅，与《华阳国志》义同，杂史之支流也。至诸方略，乃《尚书》《胤征》《泰誓》《武成》之遗，正是杂史正宗。《绥寇纪略》专纪寇难，分篇纪事，犹可附入，然已非勒成一史之比。《平台纪略》则私家传记耳。惟马骕《绎史》兼存图表，搜辑遗文，意欲别树一帜，非可归之杂史。《提要》称为与袁枢所作，均为卓然，特创此而附之，乃为当耳。张氏不悟，又以《圣武记》附之。《圣武记》每篇名记，真杂史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立别史一目，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本属不安。盖《隋志》正、古、杂三门鼎立，以收纪传、编年及异体。其意自《新唐志》以下，已无人知，故目录家约略以多寡大小为断，所谓执义以淆体也。夫纪传、编年而外，成体者为杂史，不成体者为传记，安有上不至正史，下不至杂史者哉？《四库》因用其目，盖以正史既限于廿四部，他本纪传无所归，杂史又滥，大部成书，亦无别因，为此调停之计，自以为斟酌得宜，于是以古之杂史为别史，以古之传记为杂史，而《隋志》意亡，史体淆乱矣。夫史部著录贵在辨体，不论其事之多寡，体之大小也。今《提要》之叙杂史，乃以具一事始末，非一代全编，述一时见闻，只一家私记为准。此只见其混于传记耳。杂史之名，当限于勒成一体者。纪传、编年之外，别出义例，部勒成体者不少，故《隋志》以杂史目之，岂若传记哉？具一事始末，固传记也，而中亦有编年。非一代全编，断前断后，亦有编年。《隋志》编年中历历可考。至于一家私记，则马、班之史，又岂官书哉？此四语者，何足划杂史之界乎？且即如其说，别者乃以别于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既有专门，则所谓别，但纪传一家之不立学官者耳。而《叙》乃曰六体兼存，以刘知几六家计之，只四体耳，岂有六乎？今核其所载：《逸周书》，《尚书》之支也；《建康实录》，《华阳国志》之流也；《路史》之有纪无传，《帝王世纪》之流也；《古今纪要》《春秋别典》分记君臣而不用编年、纪传之体，《汉皇德记》之类也；《春秋战国异辞》，《国语》《国策》之流也。此皆真所谓异于二体之杂史也。其余《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后汉书补逸》，皆断代、纪传也。《古史》《通志》《尚史》，皆通古纪传也。《隆平集》乃史料，无史法，不成体，附之杂史亦可。《历代纪事年表》则图表也。万氏《历代史表》则正史之考补也。《存目》所列，又有谱括抄略，尚不得为杂，乌可称为别史哉？既误以杂史为别史，而又复自相歧互。《国语》《国策》入杂史，而《春秋战国异辞》又入别史，《建康实录》入别史，而《华阳国志》反入载记。乃谓《建康实录》所载，惟吴为僭国，《三国志》既列正史，故隶之别史。夫许《书》之限于方隅，正与常《志》同。常《志》季汉，岂非正史，何以入之载记乎？且《提要》所以立别史，其初意本因不欲混大部成书于杂史中耳。今又琐琐以其所载事是否正史为别，则《春秋战国异辞》何正史邪？凡此皆其讲之不精，而适以自陷者也。其杂史一门所收《国语》《国策》，乃国别之体。《贞观政要》则典谟之遗，《渚宫故事》《建康实录》之类也。《东观奏记》，史局私稿也。《五代史阙文》《五代史补》，则采补正史也。《太平治迹统类》《弇山别集》，则《隆平集》之流也。《蒙古源流》，外裔之专记也。此皆可入杂史。其余及《存目》，则莫非传记。《明高皇后传》《马端肃三记》二种，则馆臣亦疑其为传记，而以皇后母仪天下三事，皆明大征伐而收之。夫部类岂以事之大小分哉？高祖、孝文之《传》，《七略》入于儒家，传记之名所该广矣，纪氏未之思也。张氏《书目答问》谓别史、杂史颇难分析，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为整齐，阙系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纪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此已未识大义。观其所收别史一门，多取纪传家，颇觉较为明晰，而《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东观奏记》《隆平集》《东华录》亦混入焉。起居注、实录之有专目，《东观奏记》之为杂史，固不待言。《隆平集》者，纪臣事则为传，纪君事则分目如会要，此非杂史而何？《东华录》则又实录之流也。张氏之书取便学者，体目不备，故有此误。至其杂史一门，收《帝王世纪》《古史考》《路史》《春秋别典》《楚汉春秋》《伏侯古今注》《建康实录》《贞观政要》，似能知《四库》之误杂为别矣。而分事实、掌故、琐记三目，广收传记之书，而说之曰：主记事者入此类，多参议论，罕关政事者入小说。此特嫌《四库》之多，以质实记事书入小说耳，而不知杂史之名，岂掌故、琐记之琐琐所可冒邪？可谓矫枉过其正矣。呜呼，杂史、传记之义不明，非一日矣！传记狭而杂史为龙蛇之菹，又有小说参杂其间。著录家不知辨体，徒较量于事之大小，焉得不纷纷乎？
《四库》立载记一门，以收伪、霸之史。盖自《新唐志》已误认阮《录》伪史、《隋志》霸史为凡纪偏霸事者之目。《隋志》之义亡久矣，已说于《明隋志篇》。今十六国纪传、编年之书已不存，合于古之霸史者，惟《十六国春秋》《南唐书》《十国春秋》之纪传，《锦里耆旧传》《朝鲜史略》《蜀梼杌》之编年。龙袞《汪南野史》用纪传之体，而避纪传之名。如陈寿之志吴、蜀，亦当附纪传家。其余若《越绝》《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三楚新录》《五国故事》《吴越备史》《越史略》《安南志略》，皆异体之杂史也。《邺中记》《钓矶立谈》《江南别录》《江表志》《江南余载》皆传记也。《蛮书》则地志也，其存目者可以例推。《越绝》《吴越》，《隋志》皆入杂史，惟《华阳国志》误入霸史。《江表传》《旧唐志》入杂史，不入霸史，盖犹知《隋志》之意。自《新唐志》滥收，后世沿之，而其体混矣。若以偏方为断，则《建康实录》何以入别史？若以僭窃为断，《华阳国志》之记季汉，岂僭窃邪？改霸史为载记，尤为不安。载记之名创于《东观》，而《晋书》沿之，乃对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之称，特以识别，本无僭偏之义。胡恢为《南唐载记》、杨慎之为《滇载记》，乃误沿之。假令改编年为本纪，名别传为列传，其可乎？吾谓阮《录》伪史、《隋志》霸史乃以偏方纪传、编年之书，碍于国史、正史之名，不可收入，阮称纪传、编年为国史，《隋》称纪传、编年为正史、古史。故不得不别出，今既以纪传、编年立类，《隋志》之霸史不患无所归，其余后世滥收，各归杂史、传记、地志，使无相混可矣。盖史部著录原主辨体，不在分别正伪，正统之论，自古纷然，实无一当。偏方如季汉，不可加以伪。如云霸，则六代亦霸而非王；云伪僭，则曹、马、刘、萧何非僭也。若外裔之书，则正史固有《外夷传》矣。今宜除此门，以省，与《隋志》亦貌异而心同也。
《史考》立稗史部，分杂史、霸国二子目。《例》曰：杂史一门，原分外纪、《轩辕本纪》之类。别裁、《路史》《绎史》之类。史纂、自为门类，如《十七史纂》《宋史新编》《宏简录》之类。史抄、随文删节，如《史记节要》之类。政治、如《贞观政要》之类。本末、《纪事本末》《北盟会编》之类。国别，《国语》《国策》《十六国春秋》之类。共为七门。今恐析太过，转滋纷扰，合并杂史一门，较为包括。而原分名目仍标其说于部目之下，则览者不致讶其不伦。又曰：割据与霸国之书，初分二门，今合为一，亦谓如《越绝》《吴越春秋》下至南唐诸家皆是也。惟《华阳国志》，《隋志》入于霸史，后人多仍其目，或入地理。按：此书上起鱼凫、蚕丛，中包汉中公孙述、二刘、蜀汉，下及李氏父子，非为一国纪载，又非地志图经，入于霸国固非，入于地理尤非。斯乃杂史支流，限于方隅者耳。如《建康实录》《滇载记》《炎徼纪闻》皆是选也。此例前人未开，缘种类无多，均强附霸史或地记耳。按：别史、杂史、霸史三目之混淆，章氏亦未知也。原分之目，已为不安，史纂、史抄当入史学，已说于前。《轩辕本纪》之类，有纪无传，犹为《尚书》之遗。若《宋史新编》乃纪传家，《宏简录》者，意在续《通志》，亦纪传家也，何得为史纂？若云因用旧文，则班、范之书，何尝非因马、华邪？《贞观政要》正《轩辕本纪》之类，岂章氏所谓外纪，乃记上古事者邪？记上古事，如《帝王世纪》自属异二体之杂史，其他又不尽然，不得混为一说。政治之名，非辨体之意，与三目不类，本末宜别立一门。而《三朝北盟会编》实非纪事本末，国别之书，诚是杂史，而《十六国春秋》则纪传家也。章氏知《华阳国志》为杂史，而不知《越绝》《吴越》之同类，又分《十六国春秋》与《南唐书》而二之，此与《隋志》之失，所谓左右佩剑。其于《华阳国志》，又徒知其非一国、非地志，尚未知其或叙代，或叙地，为异体之大家，方志之初祖也。章氏虽明史法，独熟马、班，《越绝》《吴越》容未深察。若《华阳国志》则常沿其例，且常言《尚书》之流，有入于杂史者，何于此而不察邪？
今理三门之纠纷，定杂史之门目，略举《四库》及张《目》所录书以明之。一曰异体。如《周书》《楚汉春秋》《汉皇德传》《古史考》《帝王世纪》《贞观政要》《路史》《春秋别典》《圣武记》，此《尚书》之遗也。二曰专记。如诸《方略》《纪略》《滇考》之类，此《尚书》一篇之遗也。三曰国别。如《国语》《国策》《春秋战国异辞》之类，此于刘知几所分六家为一家。四曰方隅。如《越绝》《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建康实录》《渚宫旧事》《蒙古源流》《三楚新录》《炎徼纪闻》《吴越备史》《越史略》之类。五曰编录。如《隆平集》《太平治迹统类》《北盟会编》《东观奏起》《弇山堂别集》之类。此类本属记注，排编待削，与编年之实录、起居注同科，附之杂史，已为尊之矣。六曰补史。如《五代史阙文》《五代史补》。此补事实，非可入于史学，且采辑亦不苟，故附之杂史焉。凡此六目，皆非纪传、编年及纪事本末，划而明之，庶几不失《隋志》正、古、杂三门鼎立之意。后世求春秋家学者，二体六家，乃皎然可推矣。
《隋志》诏令、奏议在总集中。《旧唐》散附章程、故事中，以其相关也。《新唐志》始别为一目，而属于起居注，则不免混。马端临以左史记言，即起居之职说之。然则国史记臣工言行，亦可并传记于国史邪？《提要》别立一门，甚善。而未详其源流，故补论之。但宜从章氏，统归政书。张氏收《皇朝经世文编》，以其多奏议耳。意告学者，非著录通例。若《汉志》，高祖、孝文《传》乃称述古语而附以诏策，故入儒家，非诏令、奏议专书之当入史部者比也。
传记之名，所该甚广。古书经外皆为传记，汉后史外皆为传记，记人记事无别也。《七略》《隋志》之时无杂记事，书其记事者，多能具史体。偶有琐录，《隋志》误入故事，然杂传末鬼神诸书亦是记事，尚不限于记人。自唐以来，记事书多非能自成体制，而但记见闻，或且委琐，皆传记也。《新唐志》始著录此类，而混入杂史，歧出小说，亦或归于传记，而散处不划一。盖《新唐志》新增之书、本随意分隶，不可为法，后世目录沿之，致使散乱。《提要》廓清诸私目之弊，而未知传记之体，循唐以来之法，但以记人为传记，而以杂记之书事大者归于杂史，事小者归于小说。夫杂史必成体，杂记入之则僭。小说谲诳扬厉，杂记又非其伦也。张氏《书目》又多收入杂史，而以参议论者入小说，小说稍清而杂史愈乱，皆不知传记之义本广也。今断以记事之书不成史体者悉入传记，而后杂史，小说各识职矣。至于随笔之书，议论、考证皆有，非专记事，自当归之外编。传记之体，未尝不严也。
《四库》传记一门，分四子目，一曰圣贤，二曰名人，三曰总录，四曰杂录。《存目》又有一目曰别录，则安禄山、黄巢之事。圣贤名人可以不分，分之反为漏。安、黄之书，自可不别出著录，论体而已，不论人也。史之逆臣，虽附于末，亦称列传，不闻别有名称。乱臣贼子僭窃传世，且有称纪者矣，又可尽别邪？总录之名，亦当更为汇录，而暗分小目。杂录一门，只《孙威敏征南录》《骖鸾录》《吴船录》《入蜀记》《西使记》《保越录》《闽粤巡视纪略》《扈从西巡日录》《松亭行纪》数书。惟《征南录》《西使记》《保越录》《巡视纪略》四种为记事之书，其余主记山川古迹，乃地理中之行纪，又间杂考证，不得为传记也。《按语》曰：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此语似知记之广矣。而又谓《孙威敏征南录》削平寇乱之事，宜入杂史，而以意主表孙沔一人，故入此，则仍拘于主人之义。纪传之传，且不专主人，传记之体，岂有主人之限邪？盖史体之不明久矣。《史考》传记部分纪事、杂事、类考、法鉴、言行、人物、别传、内行、名姓、谱录十子目。《例》曰：传记门目，自来最易繁杂，其目创于《隋志》杂传，而《隋志》部次已甚混淆，盖非专门正史，与编年、纪传显然有别者。凡有记载皆可混称传记，著录苟无精鉴，则一切无类可归者，皆将以传记为龙蛇菹也。毕宫保原稿本分传记子目一十有七，斟酌增减，定著十门，亦不得已也。按：章氏之论，固为防弊而发，然传记之名本广，其不得为杂史者，非传记而何？后世目录之弊，正患传记太狭，龙蛇之菹，不在传记，而在杂史也。其门目亦未能斟酌尽善，内行法鉴，不必分也。言行盖指条记之书，人物盖指限地断代之书，而立名未明，易于混淆。谱牒既有专门，谱录不知何指，殆谓同年录邪？至于《隋志》，其时书体未备，约略类次，暗分子目，犹不混淆。《旧唐志》、郑樵就《隋志》之约分者而多分之，失之烦碎，更不及章氏。今定传记门目，一曰别录，记一人事者皆入焉。后世为祠庙作志，主表其人，而杂载地迹、诗文，误沿方志之体，于传记、地记两无所处，然记事者多亦附于此。此类凡暗分别传轶事、年谱、祠庙书三类。轶事者，《孔子家语》《晏子春秋》之流也。年谱，章氏入谱牒，然其体实类别传，非旁行斜上也。且章氏尝论其为一人之史矣，宜从《提要》，自述其行，亦宜入此。二曰汇录，暗分限地、断代、家传、品类、条记、名状六类。限地为先，取《隋志》之意，以其原于《周官》闾胥党正之法。断代补史，其体甚宏，故次之。家传合一家，又次之。品类又次之，该官联学。按：忠孝、良吏、名将、列士、列女、交游诸类，即《隋志》之志尚章目之法鉴内行也。条记者，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依人条系，不为首尾之体，即章氏之言行也。名状者，但具姓名而少事实，如《隋志》职官所收官名及永嘉流口名人、后世登科记、同年录是也。此体始于东汉之末，题品之风，实后世别传、汇传之祖，故当入此。自杜大珪作《碑传琬琰集》后多效之，虽名集，而实汇传。《隋志》杂传中有任昉撰《杂传》三十六卷，即杜书之前例也。三曰专记。记一事始末，旧误入杂史，及《提要》之杂录一目所收者也。四曰杂记，杂书间见而质实，记事不参评论琐语，不与小说及外编之杂记相混，旧误入杂史、小说者也。至于姓名、叙世系者，宜入谱牒。记同姓名者，宜入史学。但记姓名，则名状也。鬼神之书，阮别为部，《隋志》附此，以其体为传记也。其非谲诳寓意者，自当入此类杂记中。
时令一门可不必立。既知选辞章隶故实者不足为史，而所收又仅一书。《岁时广记》为启札应用而设，岂有关于史？惟《月令辑要》一种主于授时耳。《存目》之中，亦罕关史义。夫授时者，政之一事耳，并入政书，于义为允。《岁时广记》宜入类书。
地理之不能不别为一门，章氏《和州志·艺文书》言之矣。《四库》分宫殿簿、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目。章氏《史考》分总载、分载、方志、水道、外裔五目。《例》曰：地理门类极广，毕宫保原汇分荒远、总载、沿革、形势、水道、都邑、方隅、方言、宫苑、古迹、书院、道场、陵墓、寺观、山川、名胜、图经、行程、杂记、边徼、外裔、风物二十有二，不免繁碎。今暗分子目，统于五条。又曰：水道之书与地志等，但记自然沿革者，方入地理。其治河、导江、漕渠、水利等类施人力者，概入于故事部工书条下。又曰：外国自有专书，如《高丽图经》《安南志》之专部，《职贡图》《北荒君长录》之总载，则入地理外裔之部。如《奉使琉球录》及《星槎胜览》，凡册使自记行事者，虽间及外国见闻，而其意究以记行为主，则皆入传记部中记事条下。张氏《书目》则以取便学者，分为古地志、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地志六目。杂地志中又暗分三类：一都会，二山水、古迹、人物，三物产、杂记。今按：地理书自《隋志》未分门类，后世相沿混杂，郑樵乃分之，而详略不当。毕氏所分，较郑樵尤碎，不可用。方言宜归小学；形势、水道何以别于山川？古迹、名胜亦相混也。惟《提要》所分较善，然犹不及章氏。郡县、都会既不如分载之该，河非诸水之通名，亦不如水道之当。张氏合都邑诸目为杂地志，尤为清晰。今斟酌详略，定为七目。一曰总载。二曰分载，限于统部郡县、山川专志。三曰水道。四曰边疆，改防为疆者，章氏谓治水者当人工书，其言至当。则言边防之计者，亦当入兵书也。五曰外国，外纪之名，嫌于纪传，且不见为外国也。六曰杂记，中暗分京都、山水、古迹、廨宇、风物五目。宫殿自可该于京都，坊巷则非宫殿之可该也。宫殿非地理之全，自不宜冠首。冢墓、名胜，自可该于古迹。书院、道场、寺观，则统于廨宇。其主表一人，多搜事文者，则入传记中之祠庙书。风俗、物产可该岁时草木诸书，统归杂记，以其琐也。七曰行记，游字不如行字为该，行纪亦六代沿用之常称也。此自是一体，虽自记踪迹，而实重在山川、古迹。章氏之论未全，其《例》无此目，非也，盖承《提要》之误耳。至于方志，则胎于《华阳国志》，成于宋世，与国史为一纵一横之殊。赅存文献，非复地理专门，经章氏发明，乃用春秋家法，纵不能用其法，亦非专记地理，与古地理之稍兼文献者殊。章氏不与分载同编，而别为子目，正此意也。其不出之地理者，以宋、明诸《志》非能用史裁，而己之高论又恐人不信也。其撰《和州志·艺文书》固已详言其不同于地理而别立专目矣。今谓当别立专类，次于杂史。至于赵岐《三辅决录》，乃郡国传记，地理门中，不当收人物，张氏误也。
《四库》职官，分官制、官箴二目。政书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五门。而按之曰：六官始于冢宰，兹职官已自为类，故不收及。六官之序，司徒先于宗伯，今以春官所掌，帝制朝章悉在焉，取以托始，尊王之义也。又曰：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惟司钱谷，条目浩繁，统以邦计为目。观其分配，盖亦略依六典，然立名不纯。邦计用《周官》之名，余又不用。考工乃记名，谓考之也，非指工事。阮《录》、《隋志》分故事、仪注、职官、刑法。其时六典未备，惟仪注、刑法书多，故铨选入于职官，而一切均归故事。今依六典诚为善矣。而职官者，政之纲也，既并三门，此亦宜并。张氏《书目答问》合职官之书于政书，宜矣。《史考》故事类分训典、章奏、典要、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官曹十目。《例》曰：故事原分一十六门，今并合为十门。出君上者为训典，臣下者为章奏，统该一切制度者为典要。专门制度之书则分六科，其例最为明显，而其嫌介疑似之迹，无门不与传记相混。惟确守现行者为故事，规于事前与志于事后者为传记，则判然矣。官曹次于六书之后，亦故事之书也。名似与吏书相近，而其实亦易辨。吏书所部乃铨叙官人，申明职守之书。官曹乃即其官守，而备尽一官之掌故也。古者官守其法，法具于书，天下本无私门，故无著录之事也。官私分而著述盛，于是设官校录而部次之。今之著录，皆从此起也。
官曹之书，则犹有守官述职之意，故以是殿六曹焉。按：章氏善言掌故，此所定门目次第明白。典要者，合六典、会要以为名。唐曰六典，宋曰会要，元曰典章，明曰会典，摘而为名，洵精当矣。官曹一类，以处明以来之官署专志，尤位置得宜。惟是官箴，宜于官曹中暗分一类。训典与典要相混，宜名训诰，以该诏令，不直称诏令者，以该圣训诸书也。古者章与奏殊，章即后世之表，用以陈情贺谢，不言政事，宜仍名奏议。盖奏为上呈之文，而议为当官之作，二者微殊。唐、宋事下官议末职，亦得申其说，而非直奏于上也。
礼类，通礼、杂体书当入于此，曾发其义于《治四部篇》矣。通礼之书，当名为考论，杂礼书当仍旧名为私仪注。今观《提要》于典礼中收万氏《庙制图考》，则亦知礼书之不尽依经，而不觉自为歧异也。二目当附礼书为暗目。或曰：通礼、杂礼书私家议论而入于章程、故事，殆未安也。应之曰：先官书而后私门，著述之源流本然也。私门议论正以辅成官书，本相连属，固不得割裂歧出也。且政书之名，岂果限于官哉？即《提要》所收职官中，有官箴；政书典礼中有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邦计中有诸私家救荒书；军政中有陈傅良《历代兵制》。若此类者，非特书不出于官所载，所论亦不在故事中也。由是而推，礼类当附考论、私仪注二目，兵类亦当收私家阵纪、营制及防边之议，旧误入地理类者。刑类当收私家断狱、法式，工类当收河防、水利之议，旧误入地理类者。然则子部兵家法法家，尚有当移入此者矣。《提要》军政按语曰：军伍战阵之事，多备于兵家。此所录者，皆养兵之制，非用兵之术。法令类按语曰：法令与法家，其事相近而实不同。法家者私议其理，法令者官者为令者也。此语有意而未明。营伍之法，将以教其兵，虽不出于朝廷，固悬为律令，不得谓之非政也。古之法家，乃其理耳，后之法家，如《提要》所收和凝父子、郑克、桂万荣、吴讷之书，固皆记实事而加论断，正如通礼诸书之考古证今也。存目之中，且有魏裔介《禁约》二种，谓非官书而何？或曰：若此之论，则子、史淆矣。徒以礼家书附入礼类太多而牵及兵、刑专家，可乎？应之曰：此以六艺源流、六典通法推之，非牵及也。兵家、法家有专家而无礼家，反似《七略》本未完备，致生此，而其实不然也。子家言术，史家言制，二者本不相混。其制术之相混者，则实用之学，如兵家、术数之类。然与诸子之言通理，终不相同，吾已详论之于首篇矣。《七略》兵书一略不与诸子同编，是通理与实用之异也。军礼《司马法》附礼经，而韩信《军法》入兵书，是实用与史部出入之征也。然其收韩信《军法》乃以任宏专校，故并官私虚实而合之兵家，所言实止用兵之术，而非兵制，与政书不患无别。礼家之所以不同于兵家者，正以礼家止言制，而其术则在儒家耳。若夫法家，则申、商、韩非至崔寔、仲长统之伦，皆通言政治。刑名即形名，非刑罚也，岂与后世之律学同哉？向使萧何《律令》著录《七略》，必不与申、商书同列明矣。后世法家既衰，著录者乃以律学及断狱之事充之，此虽专门，自是官职，岂如古法家之树立宗旨乎？更有他证焉。《七略》术数别为一略，而阴阳家则在诸子，章氏谓当入术数，此特互注可耳。实则阴阳家亦是言通贯之理，树一宗旨，非术数之局于吉凶者也。此正兵制与兵家、法律与法家之类也。剔出兵制、律学之书，归于史部，则子之真史之实皆明矣。六艺之流入史部，罕人知矣。今质定此目，以典要承《周官》，以六书官曹承《仪礼》《司马法》《考工记》，以礼之考论当二《戴记》，而训诰、奏议则出于《尚书》，此所谓《七略》之意也。
《史考》于稗史之后，有星历一部，分天文、历律、五行、时令四门。《例》曰：天文记天象，非关推步。历律记历制，非关算术。五行记灾祥，非关占验。时令记授时政令，非为景物。此则《史考》当收之义，不然，则混于术数矣。此等著录，部目多在子家，而史志篇目，实不能缺，可以识互通之义。按：此乃《史考》专门，故宜牵连子集之涉于史者，非统合著录之法也。时令之书固当并入此类，已说于前。若天文、历数、占验，则皆专门技术，官特因而用之，虽亦有制定之官书，而皆言法术。乐律亦然。非如阵纪、营制、刑法、断狱之书，为官之通务也。自当归于子部，不得援兵制、律学之例而混于此，故今不从章氏。
政书一门，大体既详论矣。此门旧称故事，乃因古者有律，有令，有故事，无六典总括之书，但有琐细章程。所谓故事者，非如律令之早定，皆临事斟酌以成之，犹后世之事例。今总合职官、典要、仪注、刑法，则故事二字以小贯大，不能该矣，不特易与传记混也。章氏仍从旧称，未之思也。章氏于《和州志·艺文书》驳郑樵故事职官易淆之说，谓职官全重官秩、品令，或职掌大纲。故事文则通于沿革，指仅明其专司，二者如凫鹄之弗可同。其言明白矣，何于此收职官而反以故事概之邪？《四库》改为政书，较妥矣，而亦前无所见。古者以政主军，虽有为政之语，乃随文之称，《周官》称礼典，不云政也。陈氏《书录》谓之典故，典章之义，差为合宜。然私门议论间入其中，亦有所妨。今拟改为制度。制度之名凡所制皆该，时令亦不出此。制为官事，度统仪文，私家仪注，亦可该焉。议定门目，一曰训诰，二曰奏议，仍暗分别集、总集。三曰典要，诸制之总也。四曰吏书，纪铨选。五曰户书，纪民政财政。六曰礼书，暗分为书、考论、私仪注三目。七曰兵书。八曰刑书，营制、断狱之书，不复分也。九曰工书，河防、水利之议，亦不分也。凡此六典，自周始而唐以下沿之，虽唐前不用其法，唐后多设官司，而其事实皆可以六典该。故以六典分门，非但徇近代也，但当斟酌分隶耳。十曰时令，古亦在礼典中，而今不然，其事亦本不止系于礼，故附其后。十一曰官曹，暗分曹志、官箴二目。《隋志》官品入此，官名则入传记名状中。又如《汉制考》《七国考》之搜罗古制，固可附之典要，与《两汉会要》并《文献通考》之广罗，《朝野杂记》之类系，皆故事也，昔入通制，故名实未舛，今既称典要，则此非其体，然又不可别为一门立类，记一目于典要之后可也。至于《四库》所收职官一类，官司专志应入官曹，《唐六典》入典要政书中。通制一门，悉入典要。纪元诸书及《补汉兵志》宜入史学。
自来目录，皆有谱牒、簿录二家，或称谱系、目录，其实无异也。谱系说见下条。《四库》目录一门分二子目，曰经籍，曰金石。金石之书兼目录文字、图象、题跋，非但目录，《宋志》误附于目录，何可从也？又草木、虫鱼、器物之谱，《隋志》只二书，以其名谱附于谱系，已为不安。《旧唐志》以来，遂滥入农家，或妄入小学。郑樵觉其不安也，于史部立食货一门，颇为不伦。而又混收种植、豢养法之可入农家者，然犹知其当入于史，《提要》乃误从。尤袤立谱录于子部。夫子家立言，簿录纪实，岂可同哉？盖徒见农家之赘而分之，未觉其不当在子部也。《诗》纪草木虫鱼，《周官》三百六十，盖有簿录之书，器械详于《考工》，禽兽司于虞、衡。史记事者也，凡纪实者皆史也。初为书契，盖犹今之账簿。郑樵《通志》立草木虫鱼一略，所见大矣。章氏《史考》有谱牒而无簿录，目录一门，亦沿《提要》之误。张氏改史部目录为谱录，而分书目姓名、年谱、名物三目，然姓氏年谱，与动植名物大异。一有系属，一但列名数，一为史家纪、传、表、志所资，一为史家书、志所资，用固不同。记物书之称谱，本非安稳之名，岂可因滥称而混部类哉。今仍从《隋志》分为谱牒、簿录二种。
谱牒之书，古今俱多。自昔著录，皆特立一门，至《四库》乃去之，而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万姓统谱》入类书，大谬也。其故不过以意在选存，而私家之谱繁多猥滥，难于别择，故竟置之。如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例》所谓篇帙日增，不可殚究而已。不悟著录以明学术，谱牒自是一家之学，体则史之支流，事则群之要领。近代谱学虽微，岂无精善之编，正当录存，以为模式。即使无可采录，犹当但录总谱，以存其部次，况非无其书？岂可以惮于阅揽，遂没此一门乎？
《史考》谱牒部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目。《例》曰：谱牒有专家、总类之不同。专则一家之书，总则汇萃之书，而家传、家训、内训、家范、家礼皆附入专谱门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但自宋以来，有乡约之书，名似为一乡设，其实皆推家范、家礼之意。欲一切乡党为之效法，非专为所居之乡设也。施纵可遍天下，语实出于一家，既不可上附国典，又不可下入方志，故附之也。按：此较郑樵所分为妥，惟别谱不知何指。至家传宜入传记，家训、内训、家范宜入儒家，以其为空言也。家礼自在私仪注中。乡约为一乡设，虽欲一切乡党效法，而施行实在所居之乡，亦当入私仪注，牵而混之，乃不善辨体也。若云同行于家，则名臣传记、政刑法令，及论政之子书，亦可云同行国而合之乎？年谱与谱牒之体不类。谱牒为一家之史，与国史、方志鼎立，中皆该数体，年谱非其伦也。张氏亦误以姓名年谱为谱录之一目，又误以《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录》等入之。此诸书专为检史之用，自当入史学表、谱中也。今定此门为二子目，一曰专家，二曰总谱。郡国书该焉。三曰姓名。但考辨姓名，不数世系者入焉。《元和姓纂》宜入总谱。《姓氏急就篇》《名疑》则宜入姓名也。
《隋志》簿录，兼存文章书画是也。艺术之家，但当收法诀，目录、题跋自当入于簿录。盖言术与记物异也。虽相牵涉，但可互注耳。尤氏《遂初堂书目》以《铸钱故事》《浸铜要录》《泉志》入故事门。陈氏《书录》又以入术艺。马氏《通考》复从尤。出入无定，皆由未知言术与记物之别也。不别，则史、子淆矣。《史考》目录一门分总目、经史、诗文、图书、金石、丛书、释道七目。《例》曰：目录一门，不过簿录名目之书，原无深意，而充类以求，则亦浩汗难罄。合而为七略四部，分而为经史百家，副而为释、道二《藏》，岂易言也？且如诗文之目，则有挚虞之《文章志》、锺嵘之《诗品》，亦目录也。而《诗话》《文心》凡涉论文之事，皆如诗书小序之例，与诗书相发明，则亦当收矣。图书之目，则书评画鉴得以入之。金石之目，则博古琳琅诸籍得以入之。故曰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能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按：为《史考》专门求详，故牵涉三部耳，然而失言矣。经史百家之序录，岂得尽入目录？经目附经总义，史目入史学，但当互注于此而已。挚虞《文章志》固目录，而加评论，与书画、题跋同矣。若《诗品》但列家数，不列篇章；《诗话》主于评论，固非列目；《文心》则分篇，自成一子，岂得牵入目录之科？书评、画鉴，其为目录、题跋者当入此，其为评论法诀，自在艺术，亦不可混为一谈。盖章氏亦未明记物与言术之别也，若以此而言知类，则四部中牵涉者多矣，尚何须著录者为分门目邪？至所列目，尤有未安。既有总目，而又有图书、丛书，亦不必别立诗文之下。注曰：即文史是直欲将《新唐志》所谓文史者悉入目录，尤不可也。《四库》谱录一门分器用、食谱、草木虫鱼三类，又暗以物类相从，不全依时代，尤为可法。此类之书，虽兼陈故事及制造之法，然非技术专门之比也。然于目录，又误入艺术，则犹未辨记物与言术之别也。今并合为簿录一类，定其子目。一曰图籍。此图指天文、地理诸图，非艺术之画也。不称图书，避书画也。近世考据家之辑题跋为一书者附焉，释、道目录亦统入。二曰诗文目录，而加评论者则入互注集部评说。三曰书画，题跋附焉，互注子部艺术。四曰器用。五曰饮食。六曰动植。
张氏别立金石一门，曰金石之学，今为专家。依郑夹漈例，别出一门，分目录、图象、文字、义例四子目，而以一方金石书附文字之后，其例善矣。书画、题跋尚以目录为重，可附簿录。若金石之书，则图象而兼考证文字类于总集。《四库》收金石书入目录，而考古、博古诸图又入谱录、器用之中，不知器用诸书专详制度，此类书兼考文字，其义与体皆不同也。以此知张氏之别出当矣。惟是义例之书宜入集部，盖为文例设，非为金石设也。目录、文字二者每相兼，如张氏所举《金石萃编》《两汉金石记》皆兼目录、文字。然既录全文而考订之，则目录为轻而文字为重，宜入文字。今定为图象、目录、文字、方录、专考五目。专考者，如《兰亭》《鹤铭》诸考是也。
近世金石学大昌，兼及钱币印泥诸物。今人罗振玉有《古器物学研究议》，谓赵明诚撰《金石录》，其门目分古器物与碑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尚沿此称，为斯学者附庸于金石学，卒未尝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学，又分类别为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诸器、泉币、符契、玺印、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匋、瓦当、砖甓、古器物、橅范、图画、刻石、梵像。按：此所陈乃专为古物，与考碑碣者异，而兼该考彝鼎者，是其于金石乃包金而别于石，碑碣、刻石未可以古器物该。而此类之书，又居簿录、器用及金石二者间，难于分隶。然其于彝鼎，多辨形制，与金石类之专考款识，以补史者异，虽相出入，大体不同，故除彝鼎图像入金石外，其钱币、瓦当等物，宜入簿录。于器用之后，加古物一目，不与砚谱、墨经混为一录，以明其为专门焉。又《四库》杂品类所收《洞天清录》数家，乃兼论书画、器物，本不宜入杂家，而又不能专隶此类之一目，官用杂品之名为一子目，次于古物。
《四库》金石中，收《法帖释文刊误》，以其刻石，此无妨也。石经诸书，当时以书少附此。至万经《分隶偶存》，则与《隶辨》同宜入小学矣。史评既不当立，则史部终于金石一门矣。盖尝论之：史之资金石，犹经之资小学。小学不仅考经，金石岂仅考史哉？小学、金石皆于六艺无所承，而为六艺源流之资，犹之诗文评说也。小学有字书、辨形、论声、论义之别，金石亦有摹图、列目、抄文、考字之异，其宜为一门，不尤较然乎？
张氏于纪事本末之后，立古史一门，曰：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史、子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按：此为学者言耳，非统合著录之通法也。核其所录，《周书》《国语》《国策》《世本》《越绝》《吴越春秋》皆杂史也。《竹书纪年》，编年也。《家语》《晏子春秋》《列女传》，传记也。《山海经》，地理书也。《新序》《说苑》，子家也。皆非无类可归。张氏盖因《周书》为《尚书》之余，《国语》为《春秋》外传，《家语》旧附《论语》，《晏子》昔入儒家，《新序》《说苑》又纪古事，故谓与经、子相出入耳。其实经部既尊，限于孔定，《周书》自不应附。《左传》依经，《国语》不依经，划归史部，亦自明白。诸史本承《春秋》，亦何患源流隔绝。至于《家语》《晏子》在《七略》固可分附，四部既分，自当别归子、史。《新序》《说苑》自是子家。譬如韩非《储说》亦纪古事，要不谓为史也。略为论之，使学者毋惑。
史部门类先后，《隋志》先正、古、霸、杂四史及起居注，皆《春秋》之流也。次以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皆《官礼》之流也。次以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盖地理、谱系，特《周官》一官之掌，而目录亦出史官。其次第甚有意旨。章氏《和州志·艺文书》分传记以下为纪载，即本此意。特又牵入故事，忘其本于《周官》《考工》《司马法》耳。自是相沿，稍有更定，便致不安。《四库》一变旧法，正史、编年、纪事本末而后，次以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以参考正史为序，已驳于前。载记之降，殊为过当。史抄居前，尤为僭越。纵云参考纪传，史抄亦不应居前，史抄之中，岂无载记邪？又次以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夫职官、政书，官礼之流，固宜先于地理。今此排列，乃似类书之编天地、人物耳。章氏《史考》首纪传、编年、史学、稗史，史学固不止以纪传、编年为学，当移于稗史之后。次以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星历、小说，乃专考所牵连，可以不论。地理列故事之前，传记反居目录之后，则太任意矣。张氏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之后，次以古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升载记以接杂史，稍得《隋志》之意。以传记接诸史，亦见《春秋》家学渊源。总论诸家，张为较善。今吾立论，以史部当六艺之流，则依六艺流别而部次之。议定门目十二类：纪传第一，分正史、别史、国史、史稿四目。编年第二，分编年、注历、实录三目。纪事本末第三。杂史第四，分异体、专纪、国别、方隅、编录、补史六目。史学第五，分搜补、表谱、考订、义例、评论、抄类六目。方志第六。谱牒第七，分专家、总类、姓名三目。传记第八，分别录、汇录、专记、杂记四目。别录中暗分别传、轶事、年谱、祠庙书四属。汇录中暗分郡国、括代、家传、品类、条记、名状六属。制度第九，分训诰、奏议、典要、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时令、官曹十一目。训诰奏议暗分别集、总集二属。典要分典要、类记二属。礼书附考论、私仪注二属。官曹暗分曹志、官箴二属。地理第十，分总载、分载、水道、边疆、外国、杂记、行记七目。分载暗分统部、郡县、山川三属。杂记暗分京都、山水、古迹、廨宇、风物五属。簿录第十一，分图籍、诗文、书画、器用、古物、杂品、饮食、动植八目。金石第十二，分图象、目录、文字、方录、专考五目。总论之曰六艺，惟《易》流为数术，《乐》流为乐律，皆为专门技术，别在子部。《尚书》入于《春秋》，纪传、编年继《春秋》，而纪传又兼《尚书》、官礼之意。《尚书》之遗，又入纪事本末。杂史皆一国之史也，方志则一方之史也，谱牒则一家之史，传记者史之散，而别传则一人之史也。以上八门，皆《春秋》家学。制度者，官礼之流也。地理古有专书，《禹贡》《职方》特其大要。簿录之书，亦出史官工虞之司，皆官礼之一目也。金石者，后世始为专门，不与于六艺之流，而特资考证者也，故以终焉。
《四库·子部》第十二
张氏曰：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摄。今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按：张氏之意善矣，而未尽也。既知后世强附，名似实非，亦知强附之由来乎？刘氏《七略》本以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各为一略。诸子但空言，自成一家。兵书、术数、方技则有道、有器、有义理、有法式，与诸子之言通理者异。阮以兵书少，附合于子，然犹称子兵，不以兵为子也。《隋志》合并四略而称子，则竟以兵书、术数、方技亦为子矣。此已稍失古意，开后来滥子之端。然而律以子家之义，兵书、术数、方技固皆专家之术，不与史部相混。而《隋志》叙次，亦犹存四略之旧，未尝乱之。迨后类书、考证、杂记、谱录相继阑入，非理非术，亦据专门。而九流渐湮，门目并少，宾喧主夺，所以名似而实非也。今剔出类书以下，而杂家之本旨见，归断狱之书于政书，而法家之本旨见，然后条别诸子之通理，兵书、术数、方技之应用，正小说之本体以足九流，叙艺术小道加乐律，以备技用。四略之意不亡，六艺之支斯在，安得名似而实非哉？
条别子部，当先知二义：一曰辨体。诸子之异于兵书、术数、方技及制度中之议论，吾论之于首篇矣。法家非律学，兵家非兵制，论之于《史部篇》矣。阴阳家者邹衍、董仲舒之流，非术数杂占之说也。农家者，许行、计然之流，非农事之书也。小说必有宗旨，为显意而非为记事，不可与传记混也。杂家者，兼采众说能成家，而非徒能杂，不可与杂记混也。此体之当辨也。二曰明变。子术之兴，始自周世，其流派甚繁。一道家也，有关尹、列子，有杨朱、魏牟，有慎到、田骈，其支且有申不害、计然之术，此一家而屡变也。一重农之说也，许行以之并耕，范蠡以之取财，李悝、商鞅以之立法，此一说而分用也。史、陈仲亦为一流，料子、皇子亦树一说。刘向九流之目，特约其大略耳。虽分合之间，不尽与当时相符，而均称能该，故后世沿之。至汉而九流衰，小家多绝，而儒、道、法独存，兼合之杂家亦盛，盖多并为两，争极而调，固世事自然之势也。汉以后，道、法亦无显传，皆尊孔氏。然实非纯一，不但儒者之中自分流别，或近于道，或近于法，即纵横、名、墨，亦偶有存者，但甚希少，不敌三流耳。其间小小殊别，糅杂而成一说，不能名为何家者，犹多有之。故言子术，于汉后当易九流为四流。儒、道、法、杂。惟汉后学术变为虚实之争，实者为文儒之考据，不能成家言，虚者则程、朱、陆、王之争。儒家之盛，几占子部之大半。加以集盛子衰，能成家言者亦少。故论汉后之子术，若甚寥寥少可数，实则暗流固在，特学者不能别裁深观耳。近世子学复兴，后此当更多异军，非九流所能该。今论子术，固当仍九流之目，以存古之派别，而于儒则当严别其流派，未可皮相而混视。后此或有所增，则当俟之家数明白之后矣。此变之当明也。《汉志》辨体之明不待言矣，惟农家已收农事书，盖农说为诸家所采用，其性质本同于兵数诸略之应用，故列于杂家之后，小说之前，意可见也。《隋志》严守《汉志》之法，犹能辨体明变，杂家附收杂记、类书，名家附收辨人品之书，已稍失误，然犹不甚。及《旧唐志》以后，则九流真书日少，而杂家之类书、杂记、农家之谱录增多，小说又滥入传记之书，著录者于辨体明变茫无所知，任其滋长，复以律学充法家，道家合道教，阴阳渐入术数，名、墨、纵横，仅能保境自存。故观唐后之子部，则应用诸门而外，惟见杂记、小说、谱录、类书繁盛充盈，而真正子术之书，仅儒家尚多，余皆索然矣。是以《四库提要》乃悍然全变旧法，并合名、墨、纵横，直立谱录、类书，更定次序，四略之意于是扫地。其重为次序之言曰：有文事，必有武备，故次儒以兵。兵，刑类也。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民，国之本；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本草》经方，生死系焉，故次以医。重民事者先授时，故次以天算云云。专以治言，不以学言，已失著录子部之本旨，且次序全为任意缀叙。试反之曰：生人之本，在先识时，故首以天算。授时乃能任地得食，故次以农。生而病则不得遂，故次以医。遂生矣，然后有教，故次以儒。礼穷而刑生，故次以法。大刑用甲兵，故次以兵。且圆之曰：此以配史志之天文、食货、礼乐、刑兵也。若是其孰能非之？嘻，是可笑也。今当悉复四略之旧，以明子域。
张分儒家为议论经济、理学、考证三目。盖汉、唐儒家粗而不精，惟有议论经济，宋儒乃言理学，近儒乃言考证，各一时之风气，皆儒者之事业也。然考据贯串四部，非立言之书，无成家之意。旧附杂家，已为不安，况更尊之入于儒家乎？过张考据，张氏之习气也。汉前儒又非不言性理，是不可以议论、经济该。若宋后儒家，则从其所重，派别自分。今以考证入外编，而分为古儒家及议论经济、理学三目。
理学流为格言，或羼道家之旨，乃不觉之暗流，经六朝而杂入佛家因果之说。《四库提要》谓为掺杂而屏诸杂家，此亦太过。盖儒家自汉后历变，而多镕合。周、程之说，亦多本道、佛，其可皆入杂家乎？《四库》徒屏明人之杂禅学者入杂家，亦不平之论也。《诸葛集诫》《女诫》《贞顺志》诸书，《隋志》亦附儒家，诸葛岂非兼道家者邪？但当别为格言一目，使不混于宋、明儒者之书可耳。著录天下之公，儒不为荣，杂不为辱，岂可以宋儒专儒家耶？《提要》于明人诸劝善书及《新妇谱》《五伦懿范》诸书之不言因果者，亦附存目于杂家，则更过矣。又《四库》于格言之纂成者，入之杂纂，隶于杂家。其为专书，如温公《家范》、朱子《小学》、吕氏《童蒙训》、蓝氏《女学》则仍入儒家，此亦未合。彼自是格言，虽纂而非杂也。朱、蓝之书，又何尝非纂成邪？故今不以入外编书抄。
《孔子家语》乃传记，不宜入儒。《提要》既知《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记》为古之传记，何于此而昧之邪？沿旧之误也。《性理大全》《性理精义》虽书抄，而纯于一家，入之尚可。张氏收《论衡》，大误矣。至其列宋、元、明儒《学案》，则以便学者耳。
兵家所收多不合。《司马法》乃古军礼之仅存，当入制度类兵书之首，而互注于《周官》。《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乃实事，《江南经略》乃边防之法，及存目中《北边事迹》《备倭记》等书，皆当入制度类兵制中。但存古子书及言权谋、形势、阴阳者为子部兵家可也。《江东十鉴》既知入之兵家，何又以《蜀鉴》入纪事本末邪？至于法家，管、邓、商、韩四子而外，皆当入制度类刑书。《书判清明集》宜入类书。张氏所录，亦以此例推之。《牧令书》《保用书》乃真政书，且非刑法，何乃附法家邪？
农家，《提要》说诸弊最快，张氏并收荒政书，误矣。医家不分科，亦为未善。郑樵所分固太繁杂，明制十三科亦不可从，宜略依汉、隋《志》分为经脉、病症、针炙、方药、修养、治物六目。汤头不别出，多在症类也。言理者入经脉，服饵导引入修养，方与药合书，本相连也。诸家丛著，宜分别录之，其兼该各类为一书者，立总类一目终焉。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但有医经、药书二目，以书少耳，非通例也。
《提要》以天文、算法合为一目，而分为推步、算书二目。张氏不分，而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段，宜用其法，于二目中暗分之。占验之起甚古，《七略》《隋志》专以占验为天文，而历数别出。今专以历数为天文，而反置占验于术数，谓本与天文为二，太不师古矣。推步、占验，皆天文之事，何可重一而废一邪？宜仍移术数类中占候一目于此。
术数者，统名也，天算亦该焉。《七略》之本法也。《隋志》就《七略》子目分门，故无术数之称。自唐以来无改。今别出天算，以其重而尊之，固无不可。然此类不得但云术数，使人疑天算非术数也。此类诸门，既不可皆立专门，与天算并则可加称杂术数，以示天算外，尚有诸术数，庶乎可也。《提要》术数类分六目：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占候一门，当移入天文。占卜中有六壬，命书中该星学。阴阳五行则太乙遁甲、禽星、日时占也。然阴阳五行乃诸数总名，占卜、命相亦不外焉。今为一子目，与前数目大小不伦。宜以太乙遁甲合六壬，复其旧名为三式一目。而禽星及日时占，用汉、隋《志》法，名曰杂占，附录之。《太素》脉法、相字、占梦合焉，而去其存目之杂技一目，改占卜为卜筮。筮法后世固未失传，不得因著录书少而略之也。章氏《和州志·艺文书》并五行蓍龟于杂占，以书少耳，非通例也。
艺术兼该书、画、琴、歌、篆刻、射、投壶、博奕诸门。《提要》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目。书画后按语谓考论书画之书，有记载姓名如传记体者，有叙述名品如目录体者，有讲说笔法者，有书画各为一书者，又有共为一书者，彼此钩贯，难以类分。今按：艺术列于子家，惟论法诀品高下者当入于此。若但品第高下，虽记载姓名，固不得为传记，若《贞观公私画史》《唐朝名画录》《五代名画补遗》《益州名画录》《德隅斋画品》《画史》《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画谱》《书谱》《广川画跋》《书跋》《宝真斋法书赞》《珊瑚木难》《寓意编》《书画跋》《跋郁氏书画题跋记》《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法书名画见闻表》《南阳法书表》《名画表》《清河书画表》《铁网珊瑚》《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庚子销夏记》《江村销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诸书，皆记录真迹，或以人系，或加题跋，要皆目录之流，图籍题跋，固入簿录也。至《书小史》《书录》《图绘宝鉴》《书史会要》《画史会要》则传记也。至张庚之《画征录》、朱长文之《琴史》、周亮工之《印人传》，亦传记也。体之所具，不容假借，皆当别入史部之中。如《忠孝训诫》自在儒家，而《忠臣孝子传》固在史部也。即欲使专家得以考求，但互注其名于艺术足矣。除此诸书，自可依专家分为书、画二目。
乐律当特立一门，说见首篇及史部。其学上通数理，下侪艺术，次第适当在是，宜置艺术之前。郑樵于乐有专长，其乐类分乐书、歌辞、题解、曲簿、声调、钟磬、管弦、舞鼓、吹琴诸目，则颇烦碎。此类主声调，不主文辞，歌辞、题解自当入集部。钟磬止记其物，管弦兼收其谱，而鼓类又兼曲辞，与曲调亦为混杂。今约分为二目：一通论。凡空论其理及律吕声调源流者皆入之。二记录。则凡曲簿、声谱及技术、故事皆入，而不复别其器。
杂家一门，繁眩无节。盖自《唐志》以来之弊，而《提要》成之也。《七略》于杂家，谓兼儒、墨，合名、法。乃指《尸子》《吕览》《淮南》诸书皆有宗旨，虽杂而成家者也。《四库》乃沿黄虞稷之误，谓杂之为义，无所不包，凡辨之不精、不能分隶者悉归之，乃成龙蛇之菹、逋逃之薮矣。张氏觉其误也，乃仅收《淮南》《抱朴》《刘子》之兼道家，《金楼》之兼释、老，《颜氏家训》之兼释，《长短经》《谭子化书》《激书》之兼道，而注之曰：学术不纯宗一家者入此。其杂记事实者入杂史，杂考经史者入儒家。较之《提要》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目仅取杂学一门，盖得之矣。惟杂记事实者宜入传记，而《四库》所收之杂说，叙述论评皆有之。于传记、小说两无所处，不可入杂史也。此张氏之小误也。
《四库》杂学所收，多是儒者，固已非矣。张氏所收，亦未遂谨严，盖杂之为名，乃糅合众家之称，非偶兼他说而已。《淮南》糅合矣，而犹以道家为主。《颜氏家训》止《归心》一篇言佛，其大体固儒家也。《化书》《激书》更纯为道家。若以其不背孔、孟，亦言伦教为儒，则又宋以后人混读诸子之通病。凡论子术，当通贯本末，以定其宗旨，支节偶同，不足为兼合之证。杨朱、墨翟又曷尝不言孝弟忠信？以此为儒，此儒术之所以浅而不明也。《四库存目》所收耶、回教书，则当如释教之例别开之，亦不宜谓之杂家也。
名、墨、纵横，旧目书少，而仍存其目，不没九流也。而《提要》以为拘泥门目。夫以部次治书，不以书增灭部次，此校雠之大义，何为拘泥哉？《明史》只限一代，无此类书，故省之耳。统合著录，不当省也。墨家尚存《墨子》，纵横家尚存《鬼谷子》，赵蕤《长短经》亦近纵横。苟不至于无书，即当存其目，况名家尚有《公孙龙》《尹文子》《人物志》三书邪？杂家自与名、墨、纵横殊。今以名、墨、纵横并入之，此如张族微而并之于李，其可通乎？且诸子佚文，近有辑本，分别录之，不患少也。子部目录之弊，正坐喧宾夺主。存此三家，亦所以扶微定乱也。主人虽少，亦使人知有主焉。至章氏谓考证书为名家之流，释、老为墨家之流，则强为广之，反非其实矣。
杂家之当剔除，说于《外编》矣。今细论之。《白虎通义》乃五经总义，《独断》及《朝野类要》专记典章，乃《朝野杂记》《文献通考》之具体而微者也，宜入制度内典要中，总记之次。《古今注》《苏氏演义》专主辨名，宜附《尔雅》。以上诸种，自昔援为考据书之祖，非也。自《资暇集》以下，乃真考据书耳。《猗觉寮杂记》《能改斋漫录》诸书，已不纯是考据。从其多者，固可凡杂考一类入之外编，为考证书一目。《日知录》不专以考据为长，亦不以考据自足，宜入儒家议论经济。至杂说一目，乃因诸书叙述议论无定，故置一目以收之。而援王充、应劭之书为例，则非也。充、劭书质定世事，皆有宗旨，自是杂家，不但非考证之书，亦且未尝有叙述之意。《封氏见闻记》以下，乃真随笔札记，零条碎简。此始于唐人，隋以前无是也。虽《金楼子》之琐，亦有诸子之意，无漫然记录者。此类之书，皆当入外编，为杂记一目。然中有当别择者。《春明退朝录》《愧郯录》《日闻录》《玉堂嘉话》乃记典制，宜入制度内总记官曹之次。宋祁《笔记》《梦溪笔谈》《示儿编》《敬斋古今黈》《物理小识》从其多者，宜入考证。《祛疑说》《琴堂论俗编》皆格言，宜入儒家。王逵《蠡海集》论著成理，宜附杂家。至于杂品一门，《洞天清录》《负暄野录》《云烟过眼录》《格古要论》《清秘藏长物志》《韵石斋笔谈》《七颂堂识小录》《研山斋杂记》宜入谱录之中，为杂品一目。《提要》既知其与谱录同矣，何为歧出邪？若《竹屿山房杂部》《遵生八笺》，又非专论器物，且杂入修养之术、种蓻之法，与前诸种不同。此类书明代甚多，当别为日用书一目，附之外编杂记之中。杂纂所收《意林》，乃子抄也，可附杂家。自《绀珠集》以下，宜统为书抄。《事实类苑》《元明事类抄》宜附杂史中之编录，盖意存补史也。《仕学规范》《自警编》《言行龟鉴》宜入传记中之条记。《提要》亦知其为言行录之流矣，要主于存事实类编系人，固无异也。此类诸书既非专于一部，何得谓之杂家？乃援《吕览》《淮南》《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为比，是竟不知经有外传。子家固多叙事，岂杂抄之流乎？至于杂编一门，乃属丛书，分别著录，不患无归。《俨山外集》《钝吟杂录》乃笔记杂说，宜归杂记。《少室山房笔丛》则纯为考证，皆非无可附丽，何乃忽为苟且之计邪？
类书居小说之前，乃沿《新唐志》之误。彼本由杂家分出，故相次耳。张氏降之释、道之后，曰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颇有见矣。今入之外编。《提要》援《隋志》为例，则非。彼特姑附耳，固不可从也。类书之中，体例又有数等。有兼该事文者，有以偶语隶事，文但取华藻者，有加考证者，有专录一门者。当分为总类、句隶、类考、专类、策括五目。今就《提要》所收论之。《编珠》《龙筋凤髓》《事类赋》《书叙指南》《韵府群玉》《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皆句隶也。《类聚》《书抄》《初学记》《六帖》《御览》《册府元龟》《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记纂渊海》《古今合璧事类》《玉海》《翰苑新书》《荆川稗编》《经济类编》《天中记》《图书编》《山堂肆考》《广博物志》《渊鉴类函》《子史精华》皆总类也。《事物纪原》《山堂考索》及杂家杂考中之《名义考》《艺林汇考》皆类考也。《四八目》《鸡肋》《全芳备祖》《小学绀珠》《喻林》《骈志》《格致镜原》《读书记数略》《花木鸟兽集类》皆专类也。策括者场屋之书，具体大类繁，不纯子、史者当入，如《群书会元》《源流至论》之类是也。其误收者，《同姓名录》乃史学表谱，《隋志》附之传记，以无史学专门。《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氏族大全》《万姓统谱》乃谱牒书，《提要》不列此门，故窜入此。李氏《蒙求》《纯正蒙求》乃蒙学书。《小名录》《小字录》《实宾录》《姓氏急就篇》《名疑别号录》宜入谱牒内姓名中。《帝王经世图谱》宜附制度类典要中。《职官分纪》仍宜入职官。《历代制度详说》《永嘉八面锋》皆当附儒家。盖此诸书虽近类书策括，而其体自纯也。《说略》《宋稗类钞》专抄小说，《古俪府》《分类字锦》专抄骈语，皆宜入书抄。姚之骃《元明事类抄》既入杂纂，《宋稗类钞》何反入类书邪？其存目者，以此例推，如《文选双字》《春秋类对赋》皆宜入之书抄，与《两汉博闻》诸书相次者也。专抄四六与诗赋者，皆宜入书抄，以其虽分类，而实专抄一门，非类隶群书也。
小说者，文之一体，而《七略》乃列为子家，盖古之小说，皆有宗旨。其叙事乃借以明意，而叙述又扬厉，不似传记之质实，所谓说炜烨而谲诳也。《七略》所录，今已无存，然《宋子》固显为诸子，今传《燕丹》亦古小说，固侠者之所传也。魏晋乃有《笑林》《语林》《世说》诸书，《语林》《世说》存当时之风流，《笑林》亦多寓言。唐世传奇大盛，自为一体，虽不尽有宗旨，而其秾艳谲诳，固与传记殊。自唐以前，未尝以质实记事之书为小说。而宋之古文家，犹以传奇气为忌，其异可见矣。自著录家不知辨体，小说本体遂渐不明，今当除去传记之误混者，以明史、子之界。琐语异闻，固所应收，盖琐语意不在传事，而异闻多谲言也。若其随笔，记录叙述评议兼而有之，此乃笔记之流归于外编杂说矣。《四库》小说一家，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目。杂事门按语谓小说、杂史最易相淆。今以述朝廷军国者入杂史，参以里巷闲谈，辞章细故者隶此。由此以言，则凡小者皆可入矣，其如小而非说何？且记事之书，杂史以下，尚有传记。传记、小说之辨，在其体，不在其事。传记之书，不必尽关朝廷军国，而真小说亦或涉及于朝廷军国，如《燕丹》《世说》是也，将何以分之？且小说一家，本多荒怪，乃谓荒诞则黜不载。而于传记之书，又往往以偶涉谐笑而降之小说，兹盖不辨大体，而惟拘于迹之过也。夫谐言而事实有关史，亦偶取大事，而壮厉失实，史必不收。《东方朔别传》，班固特裁；《燕丹子》之辞，马迁多弃。此其辨矣。章氏《史考》小说一门，仅琐语、异闻二目，盖亦有见于传记之混入也。今以其书宗旨，主补史遗者入传记，主资谈讽者入小说。传记之偶涉诞怪，小说之多关军国，皆不因而升降。李肇《国史补》，名虽补史，而谓探物理，辨疑惑，录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此数言者，正小说之宗旨，所以异于传记也。今除去杂事一目，并于琐语。就《提要》所收而论之，《西京杂记》《世说新语》虽无荒诞，乃所谓采风助谈也。《朝野佥载》《大唐新语》虽有谐笑，而意主补史。《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尤显然传记。传记固有异辞，不得因与正史不合，而谓之小说也。《鉴诚录》真小说也。《因话录》《中朝故事》《金华子》《开元天宝遗事》《南唐近事》《唐摭言》《洛阳搢绅旧闻记》《涑水纪闻》及《王文正笔录》《儒林公议》《东斋记事》《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四朝闻见录》《先进遗风》《觚不觚录》则皆宜入传记。而《归潜志》尤意在补史，不可以杂入语录诗文而降之也。其本不为记事及多诗话考证者，与杂家中之杂说同，宜精加剔除，入之外编杂记，以还其札记之体。此所收者，尤不免于滥。如周密《齐东野语》与其《癸辛杂识》何殊？而乃一入杂记，一入小说？自为歧出。宋人之书，以笔谈、话语为名者，大都札记也。或多记事，或多议论，或多诗话，乃详略之偶异，非体例之不同。或列杂家，或列小说，殊未安也。要以《燕丹》《笑林》《世说》及唐人诸作为断，其主于采风资谈，有意旨而不尽质实者，乃入于此，余并出之。则传记小说，各得其职，而杂记之书，不得混杂出入于其间矣。至于异闻一类，收入《山海经》《穆天子传》，诚为妄谬。二书皆非迂怪，徒以偶言神异，便归小说，岂通论哉？若《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拾遗记》乃有风刺之意，谭献尝论之，诚小说也，后世但以为记怪耳。《搜神》以下，阮《录》为鬼神部。《隋志》并入杂传，以其体为传记也。然其显多谲诳者，则宜入此。若《桂苑丛谈》《剧谈录》《阙史》《开天传信记》《太平广记》不尽神怪，宜归琐语存目之中。以此例推，至游戏、小文、器物之传，苟无寓意，并当入之杂记及集部小品中，不得为琐语也。近世平话乃真小说之流裔，宜增一目于末，说详《收俗书篇》。
释、道二教，或仍阮《录》《隋志》之例，别记都数，不入四部，或收于子部，而别其传记、目录诸书入史部皆可。阮《录》别为外篇，未尝附于子末，《提要》误援，今既不录。经典、论记、符箓，则当各依其体。释家如《弘明集》宜入总集，《法苑珠林》宜入类书专类门中，《开元释教录》宜入传录，《高僧传》《僧宝传》《林间录》《五灯会元》《罗湖野录》《佛祖通载》《释氏稽古略》宜入传记。道家《阴符》、老、庄、关尹、列、文诸子及《亢仓》《玄真》《无能》宜从《七略》别出道家，列儒家后，此固与丹诀、符箓异趣也。《列仙传》《神仙传》宜入传记，《道藏目录》宜入簿录。《抱朴子》内、外篇本别行，宜从隋、唐《志》析外篇归杂家。其他释氏语录、道家丹诀，自《参同》《悟真》以下，并宜依其部次而录之。
子部叙次先后大义，已说于首。自《提要》任意倒乱，遂不可求《七略》之遗，而子部乃滥矣。今依刘氏《四略》及《隋志》之例，议定门目。一曰儒家。分古儒家、议(1)经济、理学、格言四目。二曰道家。录庄、列诸子，而丹诀不与。三曰法家。专录管、申、商、韩及崔寔、仲长统诸书，而断狱、律例之书不与。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纵横家。七曰杂家。专录尸子、吕氏、淮南、王充、应劭之类能成家言者。八曰农家。九曰小说。分琐语、异闻、平话三目。十曰兵书。十一曰天算。分占候、推步、算书三目。十二曰杂术数。分数学、相宅墓、卜筮、命相、三式、杂占六目。十三曰医书。分经脉、病症、针炙、方药、修养、治物、总类七目。十四曰乐律。分通论、记述二目。十五曰艺术。分书法、画法、篆刻、杂技四目。杂技中该射、投壶、博奕。如此，则《四略》之遗意存，虚实分，专家见，而无泛滥之弊矣。
* * *
(1) “议”，前文作“议论”。
《四库·集部》第十三
文集之卑，章先生详言之矣。《楚辞》一门冠首之意，说详《明隋志篇》。别集不分诗文，统依时代，自是善法。惟总集一门，《四库》误收别集合刻本，如《二皇甫集》《唐四僧诗》《薛涛李冶诗》《清江三孔集》皆各成卷部，非总集也。又总集之中，当别种类，有括一代，有限一方，原于《毛诗》。有通选古今，取佳善，搜遗佚，有专录一体，有专录一类，如《岁时杂咏》之类。有选一时交友，有以倡和合编。应分七目：一曰断代，二曰限地，三曰通选，四曰专体，五曰义类，六曰人联，七曰事联。专体者，非专诗专文之谓，如诗专律体，文专赋四六之类是也。至于总集之源，出于《毛诗》《楚辞》。章氏《和州志·艺文书》因书少而附诗赋专家，遂谓不必别立门类，非通论也。
诗文评一门，《提要》所举五例详矣。然评之为言，主于品第高下。此类之书，或论法式，或说本事，非评所能该也。又词曲小品，皆有评说，但言诗文，亦未足该，宜改称评说，而退居词曲之后。金石义例入此甚是。宜分为文评说、金石例、诗评说、词曲小品评说四目，其兼说诸门者，为杂说一目终焉。惟此类书，多兼说诸门，故当别立一门，而不可分隶别集、词曲小品也。
词曲五目，词话一门，宜划归评说，曲文宜录黜之过矣，说详《收俗书篇》。宜增南北曲一目，词谱、词韵宜改为词曲谱、词曲韵，附于评说，盖亦文法、诗调之类也。又尺牍、楹联、诗钟、谜语，近世皆有专刻，宜总为小品一类。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尺牍为书简之余，楹联亦词赋之余。诗钟，诗之支；弹词，曲之支。谜语远起六朝，亦不得以为无足道。《成相》《隐书》，《七略》固已附之于赋矣。明以来制举之文，亦宜增一目，说详《收俗书篇》。制艺不入经部，以制举之文体实兼承经义、曲剧，而又备有策论、诗赋之质也。焦循论之详矣。凡此诸种与诗文，皆文之一体，无分崇卑。诗文则以别集、总集分目，而诸体则以体分目者，非标准之歧出也。此部本当以体分，诗文之不可分，乃以本多合编者，录者无由剖割耳。此诸体则本多不入别集，宋人词集虽在集中，而多有单行本，固可别编矣。其在集中者，亦当互注于此。
今议定集部门目共五类：一曰楚辞。二曰别集。三曰总集，分断代、限地、通选、专体、义类、人联、事联七目。四曰词曲，分词别集、词总集、南北曲。五曰制艺。六曰小品。七曰评说，分文评说、金石例、诗评说、词曲小品评说、词曲谱、词曲韵、杂说七目。
收俗书第十四
夫部类因书而立者，有是书，即有是类，所以斤斤于部类者，为使书之皆有得其所而无遗也。乃自来有有其类而无其书，或且失其类者，郑樵尝有《编次失书论》，讥《唐志》失气候、射覆、轨革之书。夫衰微之学，隐僻之书，不传失载，亦固其宜。乃有盛传于时，充溢于市，而为著录家所不取者，则俗书是也。
夫讲章乃经解之流，平话乃小说之变，曲乃乐、诗之再传，制艺亦文之一体。《四库提要》于讲章、时文及曲，亦论其源流，而讲章则于揣摩举业而作者，概从删汰。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辞及《中原音韵》，而曲文不录。时文则悉斥不录，而止录钦定四书文，以为标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亦不收《琵琶记》及时文，谓使野言诡说不淆文史。此之所见，亦隘甚矣。讲章之中，岂无发挥经义之作？其体虽陋，其言安可概非？至于时文、平话、曲辞，尤为一代之文。以体论之，小说为杂记所滥，佳平话反为真小说。诗体为牵率所坏，反不如佳曲之能道情。炜烨谲诳之体、广博易良之教，在此而不在彼。以时论之，则元之曲、明之时文，乃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为一代菁华之所萃。其境广，其词精，足以知人论世，犹过其时之古诗、古文。故王圻《续文献通考》收《西厢记》《琵琶记》。《千顷堂书目》以制举时文附于总集。高儒《百川书志》以传奇入于别史，皆知其体之重，不可没也。即使其体未宏，于时未重，而既有此体，即有源流，有工拙。而一时之意指、事实，亦即有寓于其中者。如六朝以来之谜语、宋以来之尺牍、明以来之楹联、近世之诗钟，以及俚曲、村歌，罔非天地间一种文字，不可得而废也。《提要》谓讲章如浮沤，随起随灭，不可胜数。其实著作关乎风气，即宋之诗话、杂记，明之小品、玩赏书，近世之考证书，亦何非浮沤哉？亦惟慎择之而已，不闻没之也。《提要·凡例》曰：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补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禀遵论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辞，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辞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指示，命从屏斥。观此，则削除诸作，乃由徇一时之上意，固非著录之通裁矣。夫家藏目自可随所好恶，选目自可任其弃取，若总目、专目，则当无所不收，不容有所废置。盖著录者学术之公，即使其书乖谬至极，犹当如曾巩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使人皆知其不可从。况《琵琶》为古今奇作，传奇乃温郡特长，而孙氏竟弃之，其暗于大理甚矣。
镕异域第十五
部类既定，尚可增减乎？曰：所贵乎部类者，为其不可增减也。章氏常言，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也。以书籍之多寡而增减部次，是乱部次也。夫部类因书而立者也，有是书，即当有是类。古无今有，人事之常。现在无增，安保将来之无增？《七略》之时，地理书未多，乃附于形法。《隋志》之时，类书、书抄、簿录、杂技未多，乃附于谱系。杂家、小说、兵家后世则当增矣。然所增者，皆于大体中，自有位置，非增之以破大体也。故纲目易增，而类不易增也；类可增，而部不可增也。自《唐志》以降，则多妄增所不必增矣。《旧唐志·序》言，昔之《七录》四部，部类多有所遗。此则后世著录家通有之谬语。核《唐志》之所增，曷尝果为不可不增者哉？不明部类，不知统系源流之何属？姑妄增之，以求无不可收，不知本有所归，而以为前无此部，乃后世著录家之通病。由是而七略、四部不能通合，部类乃多重复滥乱之弊矣。
夫今所定之目，固以华夏之书言也，若异域之学，统系与吾不类，将何以处之邪？释教之书，自南齐时，别录其经论于华林园，不与四部同编。故王《志》录诸七《志》之外，阮《录》因之，别为外篇。《隋志》亦止录都数于四部之末，至《旧唐志》始入之于道家。此殆用道士化胡之说，固非通论，其学固子家，入之子可也。而并其传记亦录之子家，则非也。吾已辨之于《定体篇》矣。且幸而所录乃释教一教之说，向使印度古史诗及五明诸书悉皆输入，亦将悉归释家，而列之子部乎？
夫佛教之书虽多，要其所究为一事，犹纯而简也。今西洋之书则繁矣。《四库提要》尝以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宗教格言书入杂家。其时输入之书犹少，今则多矣。西洋目录部类，以勃郎、杜威为有纲目条理。今观其部类，勃郎氏所分，一宗教及哲学，二历史及地形，三传记，四辞典丛书，五社会学，商学在内，即生计学。彼之生计以商为主也。六科学，七美术及娱乐，建筑学在内。八应用技术，建筑法、工农家政均在。九语言及文字，图书馆学书目，《提要》附。十诗及戏曲，十一小说。集合著作杂志之不在他类者附此。杜威氏所分，一总记，目录、图书馆、百科全书、丛书、杂志、新闻纸均在。二哲学，心理、伦理均在。三宗教，四社会学，有风俗。五语学，六自然科学，七应用技术，八美术，园艺学在内。九文学，小说在内。十历史。地理、游记在内。以比观于此土之七略、四部，则此土所有者彼皆有之，而彼所有者此土多无之。于是人多欲改此之部类以从彼，以为彼以义分，此以体分。体分承七略，乃一国之私；义分据自然之标准，乃天下之公。故彼之类足以该此，而此之类不足以该彼。此论似是而实非也。彼亦有史传与文艺，是亦以体分也。若以义分，则彼史家、文家所持之主义固非一矣。至谓义分乃天下之公，则事理情之殊，记载与著述之别，又何非天下之公邪？且审观之，史、诗二类，固彼此之所同。彼之史体，正《尚书》之类也。文字、语言、小说、戏剧，亦皆此之所有。所不同者，乃在此之子与彼之诸学耳。此少而彼多，此统于经而彼不然，此不足以该彼，而彼足以该此者，专在于是。是自有故焉。明乎其故，则知彼固不能用此之法，吾亦不能弃此而从彼也。盖书籍之部类依于学术之系统，而彼此之学术有根本之异。彼之学由物起各别而究之，始于自然，中及社会，近乃及于心理。其统系之立甚迟，至孔德始有学术统系。其大体由分而合。此之学则由心起一贯而究之，举一宗旨，则论人生如是，论政亦如是。乃至生计、艺术罔不如是。其统系之成甚早，其大体由合而分。由此而一一比观之，宗教之经与佛经同，而不与六经同，盖专记教者之言行而非事理之总记也。其仪式则制度耳，其理论术数则子家耳。自然科学，彼之专长，此之谱录不足以当之。应用技术，此虽有之而不盛，然而非无其部类也。至于社会科学，如政治、法律、生计、教育诸科，即此方礼学、律学、兵学之类，而此之书不如彼之专详。哲学、伦理适与诸子范围相当。而本体论、认识论、美学、心理诸端，此亦不若彼之专详。然而诸子文集则皆及之矣。其不专详者，以为末而非本耳。故彼之长在专精，而此之长在总合。此之书常见其为何家，而多不能名为何学，是故彼用此之部类，则多不能该，而此用彼之部类，亦多不能析。然则将奚处邪？曰：宜沿别集释氏之法，别立西学一门，使自成统系。史、志则依《隋志》例，收入四部，文艺则增一门于集部足矣。向使印度偈颂早入中华，当亦如是例也。若文字，则《四库·小学类》固已收华夷译语矣。
或曰：西化既通，华人竞效，九流既衰，后此当变为分门之诸科矣。华人著述将多，岂可仍使在西学部中乎？且此诸学科皆天下之公，非如佛止印度之一家也，岂可如佛藏收支那撰述之例，仍归之西学乎？曰：是说有理。如是，则当以社会、政法、养教诸学入于制度类中，而别其小目，政治立于典要之中，法律入刑，教育、生计、社会入户，哲学、美学、心理则增类于子部。如是，无不安也。
或曰：既混而编之，则经不足以统之，何不直用西人法之为整齐乎？曰：此又不然。用西法则旧书多不可归，吾已言之矣。经虽为吾华所专，此固世界最古之书，非他方所可比。且以吾华人编目，自当有主客之辨。若西人编目，则以华经散之史、子可也。且子以为西人目录果整齐邪？美学在哲学中，而艺术皆以为原理；自然科学之于应用技术，应用技术之于美术，皆互有出入；而哲学家书，亦常有贯论社会问题，与吾华同者；诸科专史之当互注，史、子又相类也。盖学术系统固相牵连，而记载著述亦不可严划，吾固屡言之矣，乌有截而齐之目录哉？
匡章第十六
章先生发明《七略》，功越郑樵，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别裁、互著二法，特标精意，诚不刊之论，而主持太过，至伤体义。又校雠之学，贵别门类，溯王、阮，正晁、陈，穷源竟流，微特郑所未详，章亦未详。故其于《汉志》所无者，稍加分隶，便成谬误。至于考证不详，尤多有之。今举五条而匡正之。至其误疑《汉志》，已具《汉志余义篇》中，兹不复说也。
一曰主张、互著太过，失体义之轻重也。互著之例固善，然不可太零碎。今《汉志》明著省刘者，固是互注，其仍复见者，篇卷不同，非必一书也。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刘《录》互著，惟兵家类有十种，与儒、道、墨、纵横、杂家彼此互见。盖刘向校九流，任宏校兵书，同一书而有两本，各有司存，因两著之，未必别有深意。《汉志》记掌故，而辄为省并，此班氏之疏也。此说是也。章氏此义因书有易混与相资，为用而发，夫易混而混，自是辨体不明耳。相资亦当有限制，若广言无限，则群学固莫不相资，安能一概互注？学者类求，自当旁通，又岂能于一类之中备其所资哉？盖书有体，有用，二者或不相符，而本用之外，复关涉于他类，互注之法，乃以济此。其于旁涉，当限于本、具二用者，不当广言相关。章氏于此，殊未明析。如云《列女传》当互注于《诗》，夫群书引《诗》断事者何限？皆互注之，无乃太滥乎？又谓贾谊书当互见法家，因论儒与名、法相资，儒不为荣，法不为辱，其论甚美。然二家固根柢绝异，贾生乃兼此二家，非二者本相资。若沿此而广言相资，则九流同出官守，何非相资者邪？《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虞氏春秋》《新序》《说苑》乃经说，诸子之兼取属辞比事之教者，非本《春秋》之体。司马迁专论《春秋》家学，故旁及吕、虞，不可为著录之法。诸子之书固多衡论古事，庸可一概互注邪？章氏谓诸书皆当互注，《春秋》已稍泛滥，乃又谓班氏未习史迁叙例。按：班不言并省，是刘本未互注，何可妄诋邪？夫体自体，用自用，著录自当依体，以定其本类，互注者于本类之外，他类复存其名耳。本类为主，存名为宾，是有轻重焉。存名者但注云见某部而已，如吕、虞诸书，本诸子也。《春秋》类中，但当存其名。今章氏不曰入之诸子，而曰吕、虞之书当附之《春秋》而互见诸子，一言之间，失其轻重矣。
二曰主张别裁太过，致似编类书也。昔之裁篇别出者，大都本是单行。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也。《史记索隐》引《别录》云：《三朝记》并入《大戴礼》。《三国志》注《艺文类聚》引《别录》又云：今在《大戴礼》。是知《三朝记》旧有单行本，非刘氏裁出也。然刘氏自有裁出者，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本注云后世所加，此为《别录》原文，盖旧与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为一书，刘氏以为后世所加，故裁归小说。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黄帝说》四十篇，本注云迂诞依托。此二书旧亦并附于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杂黄帝》五十八篇之内，为刘氏裁归小说家，与《鬻子说》例同。此书章氏所未及详也。此说虽似臆揣，而实有理。章氏所举别裁之例，多裁所不当裁。如《尔雅》《释天》《释草》，记名物之书，非天文、农家专门也。若《释草》可入农家，农家固不止草，《释木》亦可入矣。医家亦需草、木，二篇又可入医家也。邹子说阴阳乃虚谈，非实测，未可入之天文专门。《无逸》者，周公告成王重农之意，《豳风》者，歌咏农事，《小正》《月令》不专为农言，皆非专门农家，不可别裁。惟《吕览·辨土》《任地》等四篇，乃真古农家遗言，可仿《戴记》之例裁出耳。要之，别裁一例，当以专门，本可单行为主，其为全书一类者，不可轻议裁出。若如章氏之说，虽自辩为非类书，其弊不至似类书，不止割《尔雅》之分篇，冠专门之首简，不似类书而何似也？
三曰收《七略》所无，位置未当也。《补校艺文志》篇中，于《七略》所无者，为议所归，意甚善也。而所说进退失据，惟谓《七略》当附名家，差无大背。谓律令当附法家则非也。律令，官守也。法家，私门也。以源附流，与其所持论矛盾。《尚书》已有《吕刑》，律令岂原于法家乎？司寇所掌刑以辅礼，当附之《官礼》甚明。章氏《汉志诸子篇》中，固已发明礼、刑相关之义矣。又谓章程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政治，当援高祖、孝文《传》之例附儒家。此亦甚谬。既用《七略》之法，《七略》以六艺统群书，安得别立政治？后世书目称故事，称政书，无政治之称，臆撰名目，已不安矣。故事、政书，源于《官礼》，章程虽细，抑亦《考工记》《司马法》之伦，其宜附《周官》甚明，何必援高祖、孝文《传》之空言非实迹者以为例乎？章氏论二《传》当附《尚书》，已驳于前。今又以章程相例，则章程固礼之别也，又何以处二《传》乎？章氏修方志，仿《官礼》而创立掌故，夫岂不知章程之为《官礼》，此岂其初年之说欤？何其不类也。补之不当。乃谓《汉志》疏略，由于书类不全。夫既以六艺、诸子为纲，而条别官守，六艺不可增为七也，讥其不全，将补何目？置之何处邪？吾谓章先生虽昌言宗刘，实正知推原官守之旨，而未知《七略》之完全，故一则曰缺政治，二则曰缺故事。既知《仪注》出《礼》，而但曰史部为《春秋》家学，既知《司马法》本《礼》，而又谓律令当附法家，皆其未达之证也。
四曰持源流之论太过，颠倒虚实，混淆部次也。章氏谓尹咸未能推诸术数之原，证之于六艺，是也。而谓阴阳、蓍龟以下，皆当附六艺，则过也。纵云官守之遗，已成私门授受，不得复合矣。于术数中明其源流可也，何必尽取术数之书，附之六艺后哉？兵法、医方，亦是官守，何不并讥任宏、李柱国乎？又章氏因议律令、章程，遂广张其说，以道器分编先道后器之说，章氏发之甚当。但止宜于兵书、术数、方技，若六艺、政典则不可施也。律令及故事诸门，皆有私家空论，论乃由制而生，若谓先道后器，则论反居制前矣。夫岂六艺、诸子先后之义乎？章氏欲取申、韩家言列于律令之前。吕、董之说部于故事之首，若如其说，则何必分六艺、诸子充其类？管子之书，当先于《周官》；邹子阴阳，宜先于三《易》也。乃至地理一门，亦欲用形家之言冠首，岂不谬欤？
五曰误讥班氏也。章氏每谓班氏不当并省部次，删《七略》之《辑略》，诋为不知雠校之学。并省部次，班不能辞其咎。删去《辑略》，则未可诋班也。黄绍箕曰：章氏执刘法以绳班。余谓刘、班二家之法判然不同，未可混而为一。刘氏第录一书，必取可览观者。又合中外众家书，删并复重，乃始定著，付缮写，盖颇有所抉择去取，实则删定之业也。曰校雠者，谦不敢承耳。班氏则史也，其所撰《艺文志》，簿录家也。当时儒臣之校集，广内之弆藏，于是乎征之存掌故而已。刘以辨章学术为主，故以《辑略》冠首。班以记录掌故为主，故分散《辑略》，附于各目之后。颜师古所谓诸书之总要是也。貌同心异，微旨具存，义各有当，非苟焉而已也。
其他考证未详。如《尔雅》所辨，只六经之名物，不可归名家，后世考据家已不纯于辨名。经解自为经说，义理考据兼有，非为辨名，而章氏以为宜入名家。词曲、小说，本自殊途，曲以曲为主，不与小说相出入。儒家空言经解依经，儒家偶一说经引经，不得入经部。若既无宗旨，又偶说经，此乃杂记，不得入经解儒家。章氏说书之易淆者，举小说、词曲、经解儒家，亦未审也。至其于古书失考误说，不明诸子流派而妄论，尤颇有之，兹不毛举。
章氏所撰《和州志·艺文书》全用《七略》法，其大体之不可从，说详《四部篇》。其中犹有谬误当举正者。其《尚书》类附奏议，谓凡诏诰、号令及章表、笺疏，皆当入《尚书》，旧入集、入故事皆非。此说谬也。《尚书》既为因事名篇，特中载诏令奏议，或以诏令、奏议为一篇耳，安得以诏令、奏议属《尚书》？马、班书载马、扬辞赋，可谓辞赋当隶纪传乎？其《贾山传》载《至言》，亦以一文为一篇，可谓子家当隶纪传乎？章氏发明《尚书》，至为精卓，何至此而反视为总集邪？又于谱牒类，谓《七略》以《世本》《汉大年纪》属《春秋》，后世谱牒当知渊原。然《春秋世历》谱牒之书，乃入术数，专列历谱一家。疑谱牒之法，古者历官所掌。此又骑墙模棱之辞，已所不解。竟若《七略》亦进退失据者，诚大谬也。《世本》兼记居作，非谱牒也。《汉大年纪》《春秋世历》二书今不见，无由臆度，然必一属纪事，一属历法，必非同体而两处皆可入也。其纪载一类，大名已不安，而所分子目，地理、方志、谱牒、目录、故事、传记，先后无义，全变古法。地理、谱录，明为《周官》支流，岂若故事之本《官礼》，传记之本《春秋》，方志之为完体哉。《隋志》之法，何可妄更也？末为小说、传奇二目，尤为谬妄。其说曰：《七略》列小说于诸子，亦取其一家言耳。然小说之体有二：叙琐屑之事，记载之属也；汇丛脞之谈，诸子之余也。此亦谬也。小说本纪事而有宗旨。其无宗旨而漫记琐屑，或参议论，乃后世杂说，不得为小说，不得并立为二。且琐屑之事、丛脞之谈二语，亦不足以别之也。《汉志》所录小说《青史》《虞初周说》，何非记事？而乃以其记事，悍然入之于史，则是子部可无小说家矣。
其于传奇，则曰：传奇体有二，无词曲者即小说之末流，是演义之属也。有词曲者乃优伶所演，源本乐府，而事通小说。此又谬也。传奇之名起于唐，本指小说，至明乃移以指曲耳。曲本诗与乐之末流，但取材于小说，不可谓通。演义、平话乃真小说，而非旁支小说，已不可附史部。况又混曲于说，而并牵之入史乎？其以文集入儒家，已不安矣，又以制艺附于儒家。制艺者，讲疏之支流，而兼辞赋之体，岂可入之子部？既知其肇于注疏，而乃引《贤良策》《盐铁论》以为比，彼策论之发挥己意，岂制艺之伦哉？其谓考证书当入名家，已不安矣。乃又推及诗文评说，谓文史家言条别源流，辨名正物，乃名家正传，而收《韩文年谱》《陶诗考异》。夫诗文评说既非辨名正物之例，而年谱之系事，考异之校文，更非评说之科。溷而列之，言无归宿，可谓非强凿乎？乃谓唐后附评说于集为忘本。夫评说之原，锺、刘之作，岂与古之名家有相类者邪？此直不知名家而妄论也。至于起居、时政、编年、纪注，而以为当属《尚书》，尤不待辨矣。观其所分与所定史考之例，往往矛盾，殆初年未定之论也。
序目第十七
校雠之学，俗士罕明，门目不定，则入书杂乱别裁，互著亦无所施。章氏探源而不通流，纪氏节流而未知源。存古不能通今，救今或背于古，遂使此学芜秽不治。徒执郑、章之书，不得辨章之用。恭承启发，勉究源流，大义创通，全体具举。撰《通古今》第一。
古今既通，四部可治。先立四义，七略遗意于是不亡。撰《治四部》第二。
用七略法以治四部，后起杂书，无当于四部，不可强附别为外编，有厕图而堂室可理矣。撰《外编》第三。
分类当有标准，曰体，曰义，而体为尤要。后世著录，往往标准歧出，或执义而害体，遂多纠纷，章氏于体犹疏，况乎余子？体既定而出入之间，可无疑矣。撰《定体》第四。
《七略》者，义例之宗。章氏发明，乃见端绪，尚有误驳遗漏者，拾而明之。撰《汉志余义》第五。
七略变为四部，禅变之迹，不可不明，明而后可以存七略于四部。撰《溯郑荀王阮》第六。
《隋志》始定四部，而七略未亡。后世承用四部，而《隋志》乃亡。一线之传，在于是矣，溯古救今，明其微意。撰《明隋志》第七。
旧、新唐二《志》渐失《隋志》之意，罪之魁也。自此以降，私家目录不胜举驳，姑论史志。撰《唐宋明志》第八。
郑樵独言校雠，开章氏之先，而言多偏弊，不知门目。虑后生之误信也，撰《纠郑》第九。
纪氏《四库提要》节流之功伟矣，而不知《七略》《隋志》之意。具纠之，而参以章、张之说，因议四部细目，定其门类，自以为校雠之学至此定矣，不知后世之信否也。“四库”《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
门目既定，包罗无遗。昔有当收而不收之书，著录者之蔽也。解之以明著录之公。撰《收俗书》第十四。
今之门目，乃依华书而定，异域输入，似不能该而实能该，不必更张也。详辨之而后四部乃定。撰《镕异域》第十五。
章氏之识大矣，而有未足，论亦多疏，恐世之误沿也，举五条以匡之。此书续章，非攻章也。故以《匡章》第十六终焉。
夙好目录，推重纪章，上下探索，如有所立，爰续章书，以究斯业。始事己未年十一月十九日，人事牵扰，十日而稿成。成之日，吾生日也。生盈二十三年矣。越九年戊辰，授目录学于成都大学，创编讲本，因更定此书，旧本《辨簿录》第十四，《取孙强》第十五，全易之，首二篇未足，则加之。《纠郑篇》碎乱，则整之。余亦有所修补，旧说至此乃成具矣。至于簿录体别编次小例及求书辨名之法，章氏书第一卷所讨论者，已详《目录学》中，此皆不及。使二书相备修定凡八日，五月十一日毕撰《序目》第十七。
弟子 仁寿刘焜明 仁寿王庆桢
双流李克齐 双流罗体基
华阳李泽仁 简阳熊光周
三台张朂初 罗江杨致远
成都邓自仁 华阳廖士正
剑阁赖天锡 双流陈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