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按：此應讀“《易》”字自爲句，乃冒起下文之辭。下始云“經十二篇”，傳若干篇。證之下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皆應作如此讀。世俗誤連經字於《易》，以爲“易經”之名，早已有之。不悟古之六藝，本無經名。孔子述古，但言“詩曰”、“《書》云”，而不稱“詩經”、“書經”；但言“學《易》”，而未嘗稱“易經”。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漢人援引《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亦不連“經”字爲名也。況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爲經。故諸子百家之書，亦多自名爲經，如《墨經》、《法經》、《道德經》、《水經》、《山海經》、《離騷經》、《黄帝内經》、《神農本草經》、《脈經》、《鍼灸經》、《相馬經》、《相手板經》之類皆是也。是經之爲名，亦非儒家所得專矣。或謂《莊子·天運篇》已引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然則“六經”之名，所起已早。然而“六經”二字，乃總括之辭，初非分舉六藝而各繫以經名也。儒書惟《孝經》有經名，而别有取義。且其書自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時代較晚，非《易》、《書》、《詩》、《禮》、《春秋》之比，又未可取以爲證矣。
秦焚經籍，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得保全，傳授不絶。《志》云“經十二篇”者，謂《易》之本經，總數如此也。顔《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已。所謂十翼，乃指《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十篇文字。《易》之《卦辭》、《爻辭》均甚簡略，全賴此十篇解説文字爲之輔翼，故稱十翼。《彖辭》所以解釋卦義，《象辭》所以解釋爻義，《繫辭》通釋全書義理，《文言》但解乾坤二卦，《説卦》闡明每卦形象，《序卦》敘述六十四卦次第，《雜卦》則雜舉衆卦、錯綜以釋其旨要也。漢初言《易》者，本之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漢書·儒林傳》記其事甚詳。此三家爲漢世立于學官之今文經。梁丘、施氏之學，亡于西晋；孟氏有書無師，説亦中絶。三家遺緒，今可考者，惟唐人《正義》據《五經異義》引三家説，及《經典釋文》引三家音數事而已。玉函山房雖有輯本，皆展轉采獲，不盡可保信。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按：此句首“易”字疑爲衍文，乃鈔寫者所誤增也。證之《書》、《詩》諸類，皆先題書名以冒起下文，然後云經若干篇，傳若干篇。行文一致，文意甚明。《易》類既有“易”字居前，故知此處不應複出“易”字也。古人著書，有自注之例。班氏《漢書》中如《地理志》、《藝文志》，皆用此例。凡正文下旁注小字不稱姓字者，皆班氏自注之辭。其標某某曰，則顔師古作《注》時所集諸家之義及自抒己見也。若此處所記“字王孫也”四小字，乃班氏原文。《志》中此例甚多，可類推也。《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又云：“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志》文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凡七家之書，皆説《易》之傳也。一“傳”字統貫之，書皆早亡。
《服氏》二篇。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姚振宗曰：“《釋文敘錄》引作服先，猶言服先生也，漢人常有是稱。光字蓋寫誤。”
楊樹達曰：“先者，先生之省稱，如《梅福傳》稱叔孫通爲叔孫先之比。以係尊稱，故云號服先。若光是其名，不得云號矣。”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按：《史記·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據此，可知楊何之《易》，在漢武帝時，實爲世之顯學；何固武帝時五經博士之一也。而《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受《易》於楊何”。師承所自，知之獨深。故史遷敘述楊《易》授受源流與沾溉所及爲最詳云。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王先謙曰：“李鼎祚《周易集解》上經謙卦稱虞翻引彭城蔡景君説，疑即其人，或衛人而官彭城歟？”
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序》云：“虞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歟？”王説實即本此。姚振宗謂“虞稱彭城蔡景君，不云蔡彭城景君，馬氏以此蔡公當之，恐未然。”姚説是也。史、漢《儒林傳》皆不載其人，别無可考，自宜闕疑，不必旁求以實之。
《韓氏》二篇。名嬰。
《漢書·儒林傳》曰：“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知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隷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按：《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是其書本名《子夏易傳》，不名《韓氏易傳》。《七略》舊題，昭然可考。班固此《志》錄諸家《易傳》，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七家之書，悉題某氏。欲使前後一例，遂采《七略》之語，改題《韓氏》耳。但《儒林傳》不言韓嬰字子夏，後人遂誤以爲是孔子之弟子卜商。至《隋書·經籍志》乃直題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則因子夏二字而傅會之也。於是異説紛起，争論不休。獨宋翔鳳《過庭錄》謂“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爲子夏傳也”。其説甚通，可成定論。
《王氏》二篇。名同。
《漢書·儒林傳》曰：“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
按：子中乃王同之字，《史記·儒林傳》作子仲。中與仲通，仲即中也。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漢書·儒林傳》曰：“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説》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按：丁將軍嘗從周王孫受古義，所謂古義，蓋不同於當時盛行之今文家陰陽災變之説也。故其爲書但訓故舉大誼，則與當時繁瑣之辭又異矣。實開後世專以訓詁、義理説《易》之風，惜其書早佚。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
齊召南曰：“《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巳日之文。然古人説《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漢始有。《律歷志》曰：‘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然則後世占《易》以六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
顧實曰：“名曰古者，以《禮古經》、《春秋古經》、《論語古》、《孝經古孔氏》例之，蓋古文也。劉向《别錄》云：‘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初學記》文部引）隋唐志咸不著錄。今除見《律歷志》外，間見左思《吳都賦》注。”
按：《五子》上冠以“古”字，蓋謂其傳説之古也，似不能以古文經傳之古例之。古之以陰陽説《易》者，所起甚早，以視上述自《周氏》至《丁氏》七家之書並爲漢師經説者，其源爲古，故名《古五子》耳。下文著錄《古雜》八十篇，亦同此例，不得以古文解之。班氏以《古五子》説《易》陰陽，故列於諸家《易説》之後。全祖望《讀易别錄》謂“《古五子》十八篇，《漢志》誤入經部”，非也。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説。
姚振宗曰：“劉向《别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據嚴氏、馬氏輯本）此云十二篇，或衍十字，或本《志》奪十字，無以詳知。”
顧實曰：“中書本不名《淮南道訓》，《淮南道訓》之名，二劉所定。猶《戰國策》之名，亦向所定也。又《晏子春秋》，向《敘錄》稱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則篇數亦可不從原書之舊而更定之也。”
按：《别錄》既云校《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則篇數早定矣。今《漢志》作二篇，傳寫者誤脱“十”字耳。《文中子》云：“九師興而《易》道微”，蓋其書多與經旨不符，所言皆陰陽災異，故散亡最早。班《志》著錄其書於《古五子》與《古雜》之間，可以推知其内容。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詳瑞。’”
沈欽韓曰：“《古雜》者，蓋年代汗漫，雖有其書，莫究其用。亦未知是周太卜所掌與否，故存疑云爾。或雜説古帝王卜筮之事，如汲郡師春但取《左傳》卜筮事爲書耳。《説苑》、《鹽鐵論》引《易》，皆本經所無，亦《古雜》之篇也。”姚振宗曰：“本書《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此《雜災異》三十五篇，蓋即其類。漢時傳授，有孟喜、焦贛、京房及沛人高相諸家。《圖》一者，即《神輸圖》，亦即《祥瑞圖》。班固《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蓋即指此。又按此當以《古雜》八十篇爲一家，《雜災異》三十五篇爲一家，《神輸》五篇《圖》一爲一家，此一條實有三家之書，當分爲三條也。”
按：本爲三家之書，傳寫者以其事類相近，故併爲一條耳。此與下文“《孟氏京房》十一篇”條下合數家書爲一條同例。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説》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張惠言曰：“《漢志·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京氏注孟也。”
姚振宗曰：“此當以《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爲一家，《五鹿充宗略説》三篇爲一家，《京氏段嘉》十二篇爲一家，此一條亦有三家之書也。又按自《古五子》至此凡八家，皆古今雜説陰陽災變占候之書，别爲一類。又此八家，皆有易傳之名，乃易傳之别派，亦統屬上文易傳二字，特其中有分别耳。”
按：《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又稱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即孟氏學”。其後京房注述孟學，而必標“孟氏”二字於上者，所以明其師承也。推之《京氏段嘉》十二篇，亦段氏注述京房之學耳。段嘉、《儒林傳》作殷嘉。二字形近，必有一誤。此三家之書，合之爲八十九篇。嚴可均《鐵橋漫稿·京氏易敘》中有云：“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禎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禄所需，故古書日亡。”其説是也。清修《四庫全書》，著錄《京氏易傳》三卷入子部術數類。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姚明煇曰：“章句與傳不同。傳在經外，或附於經後；章句則分章分句，開後世注疏體裁。”
按：漢人治經，首在分析古書章節句讀，次在標注經文義旨。其初辭意簡要，故施、孟、梁丘爲《易章句》，各止二篇。其後踵事增繁，以蕪累爲世詬病。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漸見訾於儒林矣。名爲章句，實傳注之異名也。後漢時作者尤夥，述造蕃滋。《後漢書·鄭玄傳論》有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可知章句末流，其弊至大，鄭玄芟正之功，自不可泯。大抵漢人治學，本有二途：一爲通人之學，訓詁舉大誼而已；一爲博士之學，守章句以專通一經。《漢志》：《易》、《書》、《春秋》三經，除經文外，施、孟、梁丘、歐陽、大小夏侯、《公羊》、《穀梁》，皆别有章句。《隋志》云：“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又著錄孟喜《周易章句》八卷，《注》云：“殘缺。”考之《舊唐志》尚有，《宋志》則無，是孟氏之書，殆亡於唐宋之間。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顧實曰：“本《志》蓋以所載之書目每一提行爲一家。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一行，即一家也。雖内包施、孟、梁丘三家，勿問也，故適符十三家之數。惜他類多已傳寫錯亂，不能一律耳。其施、孟、梁丘三家經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六篇，除圖不計，故合計適得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顔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與伏同。”
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顔《注》引韋昭曰：“三聖，伏羲、文王、孔子。”又引孟康曰：“三古，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按：《易》之爲書，由來尚矣。創作之人，論者不一。自唐以上，多謂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以發揮其旨，尊之爲三聖。自宋以來，争論競起，衆説紛紜，世遠年湮，莫之能定矣。即以孔子而言，《論語》述其自道，但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篇》）仲尼惟言學《易》，而未嘗言及説《易》；《論語》中亦不記載其事。其後孟軻贊頌孔子，不遺餘力，屢言其作《春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述《易》之事。況《繫辭》、《文言》中時有“子曰”二字雜其間，使果出孔子之手，不應冠此二字。至於《文言》中如初九曰“潜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一段，乃問答之辭，與《論語》、《禮記》之體相似。以今觀之，知《繫辭》、《文言》之屬，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非仲尼之作也。仲尼去今止二千數百年，尚不能論定其事，更何論於遠古之伏羲、文王乎！
大抵人情貴遠賤近，見之學藝道術者悉流於尊古卑今。故古之言道術者，深恐不能取重當時，不得已託古人之名以傳其書。《易》卦必託之伏羲、文王，猶《本草》必託名於神農，《醫經》必託名於黄帝，《禮書》必託名於周公耳。《淮南子·修務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近。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説。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淮南》此言，不啻爲漢以上古書楬櫫一大例矣。今日籀繹《周易》，亦應作如是觀，於所不知，可以闕疑，不必强求作者主名以實之。但知其言事物變化運動之理，義藴弘深，足資探究，必非出於一手，成於一時也。
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絶。
顧實曰：“《易》爲卜筮之書，卜筮之書不焚，《史記》兩見。”
按：《易·繫辭上》有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知《易》之爲用甚廣，卜筮僅其一端耳。言、動、制器，皆有資於《易》。故《易》之藴不僅限於卦爻，而義理爲尚。孔子學《易》，期於寡過，讀之至於韋編三絶。豈限於卜筮之用者，而能傾服至此耶？今觀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以明其用，可知古人讀《易》，引歸身受，大有裨於畜德，斯又非專以《易》爲卜筮之書者所及知也。特先秦術士，多奉此爲卜筮之用，竟得免於秦焚耳。
《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問二家之説。
王先謙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易》惟楊何；宣帝立施、孟、梁丘《易》；元帝立京氏《易》；見《儒林傳贊》。”
姚明煇曰：“田何當是秦漢間人，至宣、元之世，凡百六十餘年。學官，博士官也。列於學官者，博士以其書授弟子。本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長於卦筮，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説陰陽災異。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按：《後漢書·儒林傳》稱“東萊費直傳《易》授瑯邪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隋書·經籍志》云：“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考漢世立於學官之施、孟、梁丘、京及民間高氏，皆以今文而早亡，獨費氏以古文而得存，且傳其學者不絶。良由以十篇説《易》，不雜後起傅會之義，視諸家爲醇正，最爲學者所尊信。陳灃謂此法“乃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説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見《東塾讀書記》卷四）。其説是已。今《十三經注疏》中之《周易正義》，即費氏學也。其後説《易》者悉承此本。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顔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别於外耳。”
姚明煇曰：“費氏《易》，民間古文也；中古文者，對於民間古文而言也。古文，古文字也。‘無咎’、‘悔亡’，皆經文也。”
按：《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劉向校中祕書”。所謂祕書，即藏諸祕閣之書。如《宋書·百官志》所云：“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内之府”，是也。其中廣儲異本，足資讎勘，故劉向校書，必以此爲依據。顔《注》釋中爲天子之書，渾括而言耳。
（二）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姚明輝曰：“孔安國《書序》言古文《書》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初，《書序》自爲一篇，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師古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按亡其一篇，言《武成》也。今所傳仍五十八篇，乃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傳本。”
按：此條應讀“《尚書》”二字爲句，乃冒起下文之辭。此籍本但稱《書》，不稱《尚書》，“尚”字乃古之編錄者所加。“尚”與“上”通，謂其爲上古之書也。後歷秦焚，此書損缺最重。漢初，伏生曰傳二十九篇，用當時隸書寫成，稱“《今文尚書》”；武帝末，魯共（恭）王劉餘，從孔壁中得古代文字寫成之竹簡，稱“《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當時字體校讀之，多十六篇，然此種《古文尚書》，雖曾獻之朝廷，終未列于學官，不久即佚。東晉元帝時，忽有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從伏生所傳諸篇中分出五篇，並《書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此本流行於世最久，唐初諸儒修《尚書正義》，陸德明撰《經典釋文》，皆用此本，今日通行之《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中之《尚書》，悉此本也。此本除《書序》外，實有正文五十八篇。其中真僞相雜，必須去僞存真而後可讀。自宋儒吳棫、朱熹首疑其僞，至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據，於是此案乃成定讞。其後崔述撰《古文尚書辨僞》，條辨更爲明晰矣。今據昔人所考訂，其中較可信賴之史料，實止二十八篇。其篇目如下：
一、《堯典》（合今本《舜典》） 二、《皋陶謨》（合今本《益稷》） 三、《禹貢》 四、《甘誓》 五、《湯誓》 六、《盤庚》（合今本上中下三篇） 七、《高宗肜曰》 八、《西伯戡黎》 九、《微子》 十、《牧誓》 十一、《洪範》 十二、《金縢》 十三、《大誥》 十四、《康誥》 十五、《酒誥》 十六、《梓材》 十七、《召誥》 十八、《洛誥》 十九、《多士》 二十、《無逸》 二十一、《君奭》 二十二、《多方》 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合今本《康王之誥》） 二十五、《費誓》 二十六、《吕刑》 二十七、《文侯之命》 二十八、《泰誓》
以上二十八篇《尚書》，昔人定爲可信。自乾嘉學者研究《尚書》，悉據此以撰新疏。清末吳汝綸，曾寫定此二十八篇，稱《尚書定本》。且此諸篇，司馬遷均已采入《史記》，今日研究《尚書》，可取《史記》有關諸篇對讀。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顔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王應麟曰：“伏生曰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也。”
按：此即伏生《今文尚書》也。上云“古文經”；此但云“經”，則爲今文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儒林傳》説同。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志》所云“經二十九卷”，其時卷與篇同，二十八篇外，合《泰誓》計之也。顧《泰誓》後得，劉向《别錄》以爲武帝時事；王充《論衡》以爲宣帝時事。傳聞異辭，已難實定。況漢初後得之《泰誓》，已早亡佚；今存於通行本《尚書》中之《泰誓》上、中、下三篇，乃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尚書》中之僞《泰誓》也。漢世傳《尚書》者，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觀《志》自注，知大小夏侯經本乃二十九卷。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一”，寫者誤之。由分盤庚爲上、中、下三篇，故爲三十一卷。與下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正合。
《傳》四十一篇。
鄭玄《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合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按：此即《尚書大傳》也。《經典釋文·敘錄》云：“《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書·經籍志》亦云：“《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此後唐宋史志以迄《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而《直齋書錄解題》則作四卷。蓋其闕佚已久，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是宋世已無善本，至明遂殘。清儒從事輯錄者多家，以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爲善。是書雖由綴拾而稍存概略，然闡明大義，訓辭深厚，除《詩傳》外，爲漢世經説之近古者。惟其義例，頗與《韓詩外傳》爲近，與《詩傳》之詳於訓詁名物者不同耳。其書本但名“傳”，《漢志》仍其舊題。後乃稱爲“大傳”，此“大”字蓋漢人所增，猶之《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引《易繫辭》稱《易大傳》也。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莊述祖曰：“《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其一卷無《章句》，蓋序也。”
按：伏生所傳今文《經》二十九篇，自二十八篇外，連《泰誓》計之也。歐陽分《盤庚》爲三篇，故成三十一卷，其時本無序篇，莊氏《載籍足徵錄》所言，非也。今本《漢志》所云“歐陽《經》三十二卷”，“二”字乃“一”字之譌，已辨於上矣。經文三十一卷，故章句亦爲三十一卷耳。歐陽生，《漢書》儒林有傳。《經典釋文·序錄》云：“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授同郡兒寬，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高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此文依據史傳敘述歐陽《尚書》之學授受源流，甚簡括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顔《注》：蕑音姦），蕑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按：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張生再傳得夏侯勝，是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其姪建，是爲小夏侯氏學。始立學者唯歐陽《尚書》，至宣帝時乃立大、小夏侯。傳至後漢，夏侯二家，亦不如歐陽之盛。及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故隋唐志皆不著錄。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按：解故猶云解詁也。其時篇、卷無分，此云二十九篇，即二十九卷也。解故與章句異者，解故重在詮釋訓詁名物，其辭簡略；章句主於疏明經旨大義，文較繁滋矣。
《歐陽説義》二篇。
朱彝尊曰：“歐陽氏世傳《書》學，《説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按：此蓋歐陽説《書》時自抒所見而弟子記之之辭也。爲書甚簡而傳寫者少，故亡佚最早。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漢書·楚元王傳》曰：“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楊樹達曰：“《五行志》云：‘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即此書也。《五行志》多采之。下文《春秋》家記《公羊·穀梁經》十一卷，向書蓋依經次列，故其書亦十一卷，與《公羊·穀梁經》卷數相同也。”
按：《志》作《五行傳記》，《傳》作《五行傳論》，記即論也。古稱解經之文爲記，如大小戴輯篹説禮之文，名爲《禮記》，而其中皆論文也，亦其類也。劉向治經，喜言五行休咎。《宋書·五行志序》云：“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可知前人對其書早有評斷。隋唐志皆著錄其書，名爲《洪範五行傳論》，唯唐《經籍志》作《洪範五行傳》，蓋亡於宋以後。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漢書·儒林傳》曰：“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長安許商、長伯，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
按：許氏之書僅一篇，故易亡佚，自《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
《周書》七十一章。周史記。
顔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劉知幾曰：“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篇。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説，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錄者也。”
按：《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顔氏彼注云：“《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與此注意同。從知西京校書之時，固視《周書》與《尚書》並重。顧自漢以降，學者已苦《尚書》難讀，更無人理董此編。《隋志》列之史部雜史類，學者益輕忽其書，傳寫訛脱，篇之散佚亦多。後世或稱《逸周書》，亦稱《汲冢周書》，均失之。今本自《度訓》第一，至《器服》第七十，説者謂加《序》一篇，即《漢志》七十一篇之舊，理或然也。今觀篇目俱存，而有目無文者凡十一篇，實存五十九篇，並序爲六十篇。晉孔鼂爲此書作《注》，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祗有四十二篇矣。劉氏《史通》於《周書》有發潜闡幽之功，自宋以來，誦習者衆，皆其表章之力也。彼稱爲七十一章者，篇與章古人通用，猶之《急就篇》，後人亦稱《急就章》耳。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章學誠曰：“此處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異同，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
按：《漢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韋玄成傳》云：“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皆其事也。考之《儒林傳》，參與石渠論書者，尚有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諸人，其他必尚有未見於史傳者。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顔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顧實曰：“王氏《補注》本《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爲一行，即一家也，故適符九家之數。合計四百二十二篇，多十篇。至於顔師古所云新入者，書家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蓋據西京中祕所藏者而入之，其所不藏者不入也。”
按：今本《漢志》所計篇數，缺少十篇，蓋傳者誤“二”爲“一”，故云“四百一十二篇”耳。班氏自注云：“入劉向《稽疑》一篇”，而目中無之，蓋已入劉向《五行傳記》中矣。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
按：此引《易繫辭》三語以明《書》之所由興。昔人解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蓋謂《易》、《書》固同源也。然河圖洛書，事出荒古。前賢已多疑之，清儒攻詆尤甚，今則可置勿論矣。《隋書·經籍志》云：“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斯語最精，可謂達其本矣。蓋有文字而後有記載，書者、記載之異名也。《説文解字敘》云：“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如其事其言而記之，斯謂之書，本一切史料之通稱也。大抵時代愈早者，所記愈簡，若今所見甲骨文是也；稍進則漸有較長記載，若周代銅器刻辭是也。及至書於竹帛，則更爲繁富矣。事物進化之序，固如此耳。今《尚書》中所謂“虞書”、“夏書”，悉長篇大論，此所以滋後人之疑。
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孟康曰：“篹音撰。”
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此即《漢志》所本也。顧《史記》所謂“序書傳”，書傳謂古代史料，序謂編次之也。序與敘同，故《漢書·儒林傳》稱孔子“敘書則斷《堯典》”，亦即此意，皆未言孔子曾爲《尚書》撰序。後之言孔子作《書序》者，傳會之辭也。原始之《書》，蓋如後世之資料彙編，叢雜猥多。自秦以前，即有人整理而銓次之，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也。至于《尚書緯》所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見《尚書序》孔《疏》引）使果如此，則仲尼毁滅文獻遺産之罪，大於秦焚矣。荒誕無稽，尤不足信。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按：伏生藏書得書事，史、漢《儒林傳》皆已言之，已具引如前。《漢書·儒林傳》又稱伏生得《書》後，“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有關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已詳前。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顔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按：秦焚民間之書，限令三十日内悉詣守尉雜燒之。其時愛重舊文不忍遽毁者，如伏生之流，多藏書於壁，不獨孔氏然也。即孔氏子孫，亦不止於孔騰、孔鮒，《隋書·經籍志》與《經典釋文·序錄》並作孔惠。蓋藏之者非一人，不必疑也。
武帝末，魯共王壤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壤。
周壽昌曰：“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適當武帝元朔元年，時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傳》云：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則好音樂。是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宫，當在王魯之初，爲景帝時，非武帝時也。王充《論衡·正説篇》云：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壁中云云，其以爲景帝時，似與傳相合。”
按：魯恭王治宫室事，當在景帝時，《論衡》所言是也。自景帝世至劉氏父子校書祕閣時，中歷武、昭、宣、元、成諸帝，已一百二十餘年。歲月漸久，傳聞異辭；下筆之頃，偶爾率忽耳。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按：孔安國乃孔子十二世孫。《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曾親從安國問故，記其早卒應不誤。《太史公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則安國之卒，必在太初以前；而巫蠱之難乃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距安國之卒已久，奚從而獻書於朝？此甚可疑之事也。清初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據荀悦《漢紀》敘及此事，乃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多一“家”字，謂可補《漢志》之漏，以釋千古之疑。朱彝尊《曝書亭集》中有《尚書古文辨》，亦主此説。論證確固，不可易也。顧《文選》所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從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偶脱“家”字，爲時已久矣。武帝末年，惑於鬼神，崇信巫術。巫者恒用詛咒之術以蠱害人，女巫且常往來宫中，教宫中美人度厄，輒埋木人而祭祀之。其時江充頗用事，因與太子據有隙，恐帝崩後，爲太子所誅。會帝有疾，遂誣太子以巫蠱術厭帝，妄稱在太子宫中得木人最多。太子恐，收斬充。因舉兵反，兵敗自殺。因此事株連而死者數萬人，史稱巫蠱之獄。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閻若璩曰：“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以若干字爲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脱。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脱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脱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閻氏此説，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七。分析雖細，然而泥矣。史傳但言伏生藏書、得書、傳書，而未嘗言其寫書。經文傳寫，出自衆手，不必指實其人。又奚從知此二篇爲伏生手寫乎？近世出土先秦竹簡夥矣，一書竹簡之長短雖齊，而每簡之字數無準。有十數字一簡者，有二十餘字一簡者，初亦無定式也。劉向校書時，凡竹簡以二十五字寫成者，苟脱一簡，則缺二十五字；以二十二字寫成者，苟脱一簡，則缺二十二字。此渾括言之，不獨《酒誥》、《召誥》二篇爲然。閻氏必一一坐實之，徒見其拘泥耳。
《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劉知幾曰：“《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按：《史通·六家篇》所言，實本《漢志》而又推廣其義例。蓋《書》之所包甚廣，《漢志》特取其多者論之耳。古之號令於衆者，語不通俗，則聽受者不易曉，故必雜以方言俚語而後能喻衆。昔人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者，以此耳。漢初善讀《尚書》者，無踰司馬遷。於採用《尚書》文句收入《史記》時，恒用常見字義以代古語。如《尚書·堯典》“欽若昊天”，《五帝本紀》改爲“敬順昊天”；《堯典》“平章百姓”，《五帝本紀》改爲“便章百姓”；《尚書》“克明俊德”，《史記》作“能明馴德”；《尚書》“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尚書》“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尚書》“瞽子”，《史記》作“盲者子”。此類甚多，不煩悉數。斯乃以訓詁代經文，即《漢志》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之意。爾雅者近正也，謂以近正之常義以讀《尚書》之古語也。以訓詁代經文，猶後世所謂翻譯。故《尚書》之難明處，可以《史記》通之。
（三）詩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漢書·儒林傳》曰：“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
按：《漢志》此條，宜讀“《詩》”字單自爲句，以冒起下文，與上《易》、《書》同例。此言三家《詩》今文經本爲二十八卷也。三家《詩》中，魯、齊以地名，韓嬰則以其姓，斯稍異耳。王引之《經義述聞》云：“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其説是也。今三家傳本皆佚。
《魯故》二十五卷。
顔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按：《説文》言部：“詁、訓故言也。”謂解釋舊言以告人是之謂詁也。漢儒解經之書，名目甚多。大别之約有二體：有但疏通其文義者，其原出於《爾雅》，其書則謂之故，或謂之訓。《漢志》著錄三家詩説各有《故》數十卷。字亦作詁，蓋可兩行。高誘注《淮南》，即命之曰訓，故與訓義例略同。有徵引史實以發明經義者，其原出於《春秋傳》，復有《内傳》、《外傳》之分，下文所載《韓内傳》、《韓外傳》之類是也。考之陳喬樅《魯詩遺説考序》云：“《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宫。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詩》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陳説是已。《史記》又稱“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是《魯故》乃申公作也。
《魯説》二十八卷。
按：説亦漢人注述之一體。《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是傳、説、記三者，固與經相輔而行甚早。説之爲書，蓋以稱説大義爲歸，與夫注家徒循經文立解、專詳訓詁名物者，固有不同。爲《魯詩》者，依經撰説，故亦二十八卷，蓋傳申公之學者所述也。
《齊后氏故》二十卷。
王先謙曰：“后蒼也，轅固再傳弟子。詳本傳。”
按：《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可知三家詩之失傳，《齊詩》亡佚最早。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王應麟曰：“《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按：翼、匡、師、伏，謂翼奉、匡衡、師丹、伏理也。翼匡爲后蒼弟子，師伏則匡衡弟子也。詳《漢書·儒林傳》，獨未及孫氏名。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王先謙曰：“蓋后氏弟子從受其學而爲之傳，如《易·周氏傳》、《書》伏生《大傳》之例。”
楊樹達曰：“《韓故》及内、外傳皆韓嬰自著，毛公合《故訓》與《傳》爲一，其爲一人之作甚明。《魯詩》則申公有《故》亡《傳》，故《儒林傳》特記其爲訓故以教，亡傳。由此推論，齊《后氏故》及《后氏傳》並出后蒼，王云傳爲弟子從受其學者所爲，非也。”
按：傳之爲體，多徵引史實以發明經義，與故稍異而實相輔。故既有《后氏故》，亦可有《后氏傳》。皆出一手，並行不悖，故《漢志》兼載之。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按：前有《孫氏故》，復有《孫氏傳》，與后氏之書同例，二體本可並存也。
《齊雜記》十八卷。
姚振宗曰：“此與春秋《公羊雜記》相類，皆合衆家所記以爲一編。劉氏《錄略》中當必有其姓名，班氏略之，遂不可考。”
按：此書蓋治《齊詩》者隨記所見、不能成爲專書之作也。記之者非一人，所述者非一事，自不必求得其人以實之。
《韓故》三十六卷。
王先謙曰：“此韓嬰自爲本經訓故、以别於内、外傳者，故《志》首列之。或以爲弟子作，非也。”
按：三家詩各有故有傳以行於世，《隋書·經籍志》稱“終於後漢，三家並立”。可以想見今文經學三家詩在兩漢時闡述講習之盛。惜其書皆早佚，莫由窺其奥窔也。存者如《韓詩外傳》，闕脱參雜特甚，久已非其原書矣。
《韓内傳》四卷。
王先謙曰：“《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則内、外傳皆韓氏依經推演之詞。至南宋後，《韓詩》亦亡，獨存《外傳》。”
楊樹達曰：“王氏謂内、外傳皆韓氏依經推演之詞，是也。至謂《韓詩》獨存《外傳》，則非。愚謂《内傳》四卷，實在今本《外傳》之中。《漢志》内傳四卷，外傳六卷，其合數恰與今本《外傳》十卷相合。今本《外傳》第五卷首章爲‘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云云，此實爲原本《外傳》首卷之首章。蓋内、外傳同是依經推演之詞，故後人爲之合併，而猶留此痕跡耳。《隋志》有《外傳》十卷而無《内傳》，知其合併在隋以前矣。近儒輯《韓詩》者，皆以訓詁之文爲《内傳》，意謂内、外傳當有别，不知彼乃《韓故》之文，非《内傳》文也。若如其説，同名爲傳者，且當有别，而《内傳》與《故》可無分乎？《後書·郎顗傳》引《易内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宫室，其時旱，其災火。’此是雜説體裁，並非訓詁，然則漢之《内傳》非訓詁體明矣。”
按：楊説是也。古之書籍，在未有雕版印刷以前，皆由手寫。鈔書者每喜取一人之書，合鈔並存，彙爲一編，此乃常有之事。鈔《韓詩》内、外傳者，併成一籍，不足怪也。合鈔既成，以《外傳》多二卷，取其多者爲大名，故總題《韓詩外傳》耳。内、外傳既合而爲一，顧猶可考見其異。《内傳》四卷在前，每章文辭簡短；《外傳》六卷在後，則長篇爲多，斯亦不同之明徵也。大抵其書每章皆敘故事或發議論於前，然後引詩句以證於末，論者多病其斷章取義，然不失爲漢人説《詩》之一體，要不可廢。
《韓外傳》六卷。
周壽昌曰：“此書隋唐以來俱著錄，今世所行本皆作十卷。”
按：《隋書·經籍志》已著錄《韓詩外傳》十卷，則今十卷之本，固隋唐以來舊帙也。顧其中不免闕文脱簡，復有佚文散見他書。書中未引詩句處凡二十八見，疑爲後人所增益，從知今世流行之本，已非原書矣。
《韓説》四十一卷。
王先謙曰：“《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此其徒衆所傳。”
按：此書蓋與《魯説》同體，自《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則其亡佚甚早。
《毛詩》二十九卷。
王引之曰：“《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齊、魯、韓三家同。其《序》别爲一卷，則二十九矣。”
按：此《毛詩》古文經本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又《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博士”。鄭玄《六藝論》亦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説《詩》，獻王號之曰《毛詩》。”可知《毛詩》之名，實定於河間獻王。顧其時但稱毛公而未舉其名，至《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則傳其學者乃毛萇也。自三家既廢，《毛詩》獨傳，今所誦三百篇之《詩》是已。其書分風、雅、頌三大類以統括羣篇。今分舉其篇如下：
壹、風 十五《國風》，計有：一、《周南》十一篇，二、《召南》十四篇，三、《邶風》十九篇，四、《鄘風》十篇，五、《衛風》十篇，六、《王風》十篇，七、《鄭風》二十一篇，八、《齊風》十一篇，九、《魏風》七篇，十、《唐風》十二篇，十一、《秦風》十篇，十二、《陳風》十篇，十三、《檜風》四篇，十四、《曹風》四篇，十五、《豳風》七篇。共一百六十篇。
貳、雅 分《小雅》、《大雅》，計有：《小雅》：一、《鹿鳴之什》十篇，二、《南有嘉魚之什》十篇，三、《鴻雁之什》十篇，四、《節南山之什》十篇，五、《谷風之什》十篇，六、《甫田之什》十篇，七、《魚藻之什》十四篇。共七十四篇。《大雅》：一、《文王之什》十篇，二、《生民之什》十篇，三、《蕩之什》十一篇。共三十一篇。
叁、頌 分《周頌》、《魯頌》、《商頌》，計有：《周頌》：一、《清廟之什》十篇，二、《臣工之什》十篇，三、《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共三十一篇。《魯頌》有《駉之什》四篇。《商頌》有《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五篇。
以上《風》、《雅》、《頌》三大類《詩》，總共三百五篇。此外，《小雅》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 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其佚甚早。漢儒以見在者爲據，故多言三百五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王引之曰：“《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三十卷也。”
馬瑞辰曰：“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又作詁訓，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詁訓與傳之别也。毛公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
按：鄭玄《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詩疏》謂子夏五傳至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據此二書，可知作傳者爲毛亨，傳其學者乃毛萇，故《毛詩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氏、後漢時人，陸氏、三國吳人，俱治《毛詩》，聞見親切，所言可信，足以正《隋志》所云“毛萇善《詩》，作《詁訓傳》”之失也。毛公作《傳》，本與《經》别行，惟以《序》文分置篇首。今本題“《周南詁訓傳》第一”至“《那詁訓傳》第三十”，即《毛詩傳》之舊次也。鄭玄作《箋》，則以《箋》文附於經傳之下，又約卷爲二十。而毛公卷次，尚仍其舊。至唐修《正義》，附以《詩譜》，仍以《鄭箋》二十卷爲大目，而别爲子卷焉。《隋志》著錄《毛詩》二十卷，據鄭氏本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周壽昌曰：“六家者，魯、齊、韓、后氏、孫氏、毛氏也。然后氏《故》與《傳》、孫氏《故》與《傳》仍説《齊詩》也，實止四家。”
按：《詩》之《經》文二十八卷，一也；《魯故》、《魯説》，二也；《齊后氏故》、《傳》、《雜記》，三也；《齊孫氏故》、《傳》，四也；《韓故》、《内傳》、《外傳》、《韓説》，五也；《毛詩》、《故訓傳》，六也。六家之説，當以此定之。姚振宗乃謂當爲十六家，誤奪“十”字，非也。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姚明煇曰：“詩言志二句，《虞書·舜典》之辭也。《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禮》、《樂記》：‘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誦、諷也；詠，長言之也。”
按：詩之所起遠矣，固與歌同時而並興。然其初率謳歌吟詠土鼓葦籥之類耳。蓋必有自抒心意之詩，而後有高聲長言之歌，詩與歌，固不可分也。詩如常語，歌則曲折宛轉以達其喜怒哀樂之情耳。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漢書·食貨志》曰：“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户而知天下。”
按：采詩之説，傳自在昔。《春秋公羊》宣公十五年《傳》注亦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子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可知古有此制，漢儒類能言之，蓋上世勤求民隱者之所爲也。今三百篇中之國風，多由采集而得。其中除男女情思之詞外，若《鄘風》相鼠，《魏風》伐檀、碩鼠之類，乃唾駡剥削壓迫者之言，大爲暴戾之君所忌，于是不復采詩矣。此《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
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按：孔子删《詩》之事，既未記載於《論語》，復不見稱於《孟》《荀》。爲此説者，昉於漢世。史遷倡之於前，諸儒和之於後，於是孔子删《詩》之説，播於士林，牢不可破矣。漢初經籍初出，傳其書者，深恐不能見信於世，不得已高遠其所從來，謂六經皆經孔子手訂以重其書，其意固自有在也。其實，孔子平日恒言“學詩”、“誦詩”，而未嘗言“删詩”。其書三百五篇，古人稱舉成數，但曰三百。孔子既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言“誦詩三百”。可知三百五篇之《詩》，自孔子時即是此數。其書乃周代詩歌總集，編錄而類次之，出于誰手，今不可知。大抵羣經皆不能得編著者主名，亦不第三百篇而始然也。至於孔子删詩之説，昔人已多非之。孔穎達《詩譜序疏》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三千餘篇，未可信也。”又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疏》云：“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惟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孔《疏》兩處正《史記》之違失，皆至精當，足成定論。
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姚明煇曰：“古之學者，幼而諷《詩》，皆能背誦，不必藉竹帛而傳也。”
按：《禮記·内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可知古人在兒童時，即已誦《詩》。古之三百五篇，皆可譜爲歌辭，施之絃管，猶今日之唱歌也。今日小學、中學所唱歌辭，至老不忘。偶失其本，輙可默誦記錄以爲書。秦火之後，《詩》篇所以得全，亦猶是耳。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
按：此皆今文家詩學也。前已著錄三家之書，茲又綜括論之。考詩始萌芽，鮮有能通全《詩》之義者。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者是也。迨三家分立博士，始有專門之學及説《詩》之書。書多則易流於歧亂，故有采集史事，搜取雜説，以傅會經義者，如今所存《韓詩外傳》之類是已。《志》所云“或取春秋”，“春秋”乃史籍之通稱，此處所言，非六經中之《春秋》也。《志》又云：“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王念孫《讀書雜志》云：“與者如也。如不得已必欲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王説是也。《魯詩》、《韓詩》，文帝時立博士，《齊詩》，景帝時立。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最盛，蓋由其説經之純有以致之。《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韓詩》自南宋以後，其書亦亡，獨存《外傳》耳。蓋自毛、鄭之學盛行，而三家俱廢。南宋學者王應麟采輯三家詩説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是乃輯佚之始。清儒繼踵，續有增輯。最後由王先謙撰成《詩三家義集疏》，極翔實，可參考。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姚振宗曰：“平帝時立《毛詩》博士，以迄王莽之末。此云未得立者，本《七略》舊文，哀帝時之言也。
按：《漢書·儒林傳》已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景十三王傳》亦稱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博士。可知其爲博士之學，爲時甚早，適當武帝之時。特未明令褒揚，立於國學耳。毛公爲荀卿弟子，其作《故訓傳》時，適值秦漢之際，故其書爲今存古代傳注中之最早而完整者，宜其爲後世所重也。自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此學乃大盛於東漢。自鄭箋既行，三家寖微。王肅故與鄭抗，亦託毛以難鄭，非據三家以駁毛也。自周續之、雷次宗以下，則皆以鄭學爲宗矣。由南北朝以訖陳隋，則專用《毛詩鄭箋》。《北史·儒林傳》所謂“《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是也。自唐修《正義》，專用《毛詩鄭箋》，定於一尊。於是六朝諸家義疏，亦亡佚大半矣。
（四）禮
《禮》。《古經》五十六卷。
顧實曰：“此《禮古文經》也。僅十七篇與今文經同，餘並亡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篇即卷也。本五十六篇，除與今文經同者十七篇，故曰《逸禮》三十九篇。鄭玄《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鄭説尤備。”
按：“禮”字當自爲句，與上文《易》、《書》、《詩》例同。先以“禮”字冠首，而後云《古經》若干卷，《經》若干篇。古經即古文經也。《史記·儒林傳》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可知古之《禮經》，散亡甚早。如此偶出壞壁之簡編，蓋亦殘缺已甚。西漢《禮》之《古經》，一出孔壁，一歸河間，其後同藏祕府。除其中十七篇即今《儀禮》外，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説，至魏晉時亦亡。
《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按：此《禮今文經》也。《史記·儒林傳》云：“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儒林傳》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梁戴德、戴聖。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又《傳贊》云：“初、《禮》唯有后氏，至孝宣世，乃復立大小戴禮。”是后倉及兩戴傳《禮》，悉本高堂生。《漢志》班氏自注云：“后氏，戴氏。”言各有其經本也。漢人稱此十七篇爲《士禮》，今之《儀禮》是已。其篇目爲《士冠禮》第一，《士昬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旣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此十七篇所言，乃十七儀文禮節。惟冠、昬、喪、相見爲士禮，餘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禮儀繁縟，不勝煩勞；文辭簡奥，尤難理解。自韓愈已苦難讀，故誦習之者甚少，注説之者尤稀。舊注之存於今者，以鄭玄《注》爲最古矣。此書首三篇篇題，皆冠以“士”字，故漢人即名之曰《士禮》。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稱《儀禮》。名十七篇爲《儀禮》，始見於《晉書·荀崧傳》。今鄭氏注本亦稱《儀禮》者，乃後人所改題也。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錢大昕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也。《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
黄以周曰：“今大戴所存之記，已多同於小戴，則小戴所取，未必盡是大戴所棄。且大小戴之記，亦非盡取諸百三十一篇之中。”
按：黄説是也。兩戴所傳之記，除取諸百三十一篇外，尚有取諸《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者，如《大戴記》之《盛德》及《小戴記》之《月令》、《明堂位》是也；有取諸《樂記》二十三篇者，如《小戴記》之《樂記》是也；有取諸《孔子三朝記》七篇者，今《大戴記》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有取諸《周書》者，如《大戴記》之《文王官人》，即《周書·官人解》也；有取諸道家者，如《大戴記》之《武王踐阼》，即本之《太公陰謀》也；有取諸雜家者，如《小戴記》之《月令》，即本之《吕覽》十二月紀之首章也。此類甚多，無煩悉數。可知兩戴所傳之記，來源甚廣，初非但取之百三十一篇也。至于兩戴記重複之篇，如《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記·哀公問》同；《大戴記·禮察》，與《小戴記·經解》略同；《大戴記·曾子大孝》，與《小戴記·祭義》同；《大戴記·諸侯釁廟》，與《小戴記·雜記》同；二記並有《投壺》，文亦略同。可知當日大小戴鈔輯舊文，各采所需，本不以重見爲嫌也。
古人解禮之文概稱爲記。《漢志》著錄記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後學者解禮之文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即今《大戴禮記》也。其兄子聖傳記四十九篇，即今通行本之《禮記》也。古人以《儀禮》爲經，記則所以解之。故《儀禮》有《士冠禮》，《禮記》則有《冠義》；《儀禮》有《士昬禮》，《禮記》則有《昬義》；《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儀禮》有《鄉射禮》，《禮記》則有《射義》；《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儀禮》有《喪服》，《禮記》則有《喪服小記》。記之大用，在於解經，此其明徵矣。至於他篇所言，不外持躬化俗之道，别嫌防微之方，雖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要亦治身治國之理也。自漢儒盧植、鄭玄並注《小戴禮記》，其學乃顯。至唐初撰定《五經正義》，禮則主《禮記鄭注》，定於一尊。於是《大戴禮記》益晦，而篇章脱佚亦甚。其實《大戴禮記》中名論佳篇不少。學者理董遺文，宜取兩戴《禮記》合治之，不應妄分軒輊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劉台拱曰：“今《小戴》月令、明堂位，於《别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記》之《盛德》，實記古明堂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
按：此三十三篇，蓋漢初人所輯有關古明堂之文獻而成者，故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也。雖其書早亡，今觀《月令》、《明堂位》、《盛德》諸篇，猶可考見其義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六國時人也。”
沈欽韓曰：“《廣韻》：王史，複姓。漢有新豐令王史音。”
按：《隋書·經籍志·禮類敘論》云：“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則分爲二人矣。良由“王史”複姓，世不多見，故鈔書者妄加一氏字也。
《曲臺后倉》九篇。
顔《注》引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又引晉灼曰：“天子射宫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王念孫曰：“后倉下脱‘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説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按：王説非也。此處《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三書相承而下，皆蒙上文“記”字直敘之，故均不再繫以“記”字也。《曲臺后倉》無“記”字，猶之《明堂陰陽》、《王史氏》下均無“記”字耳。苟連上下讀之，其義自見。
《中庸説》二篇。
顔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姚振宗曰：“顔《注》殆以《禮記》之外别有此《中庸》之書，不知此乃説《中庸》之書也。”
按：今《禮記》中之《中庸》，相傳爲子思所作。鄭玄《三禮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古書有單篇别行之例，《漢志》著錄《中庸説》二篇，知《中庸》單行甚早，已有爲之講説其義者矣。惜不知爲何人所作，其書又不傳于後世也。可知重視《中庸》而表章之，初不自宋儒始。
《明堂陰陽説》五篇。
按：此乃漢人説《明堂陰陽記》之文也。既不知作者爲誰，書又早亡。蓋劉氏父子校書時裒錄衆家之作而成，初必卷帙甚豐，後僅存此五篇耳。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顔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按：此即今之《周禮》，本名《周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爲六篇。其内容爲：《天官冢宰》第一，掌邦治；《地官司徒》第二，掌邦教；《春官宗伯》第三，掌邦禮；《夏官司馬》第四，掌邦政（軍事）；《秋官司寇》第五，掌邦禁（刑罰）；《冬官司空》第六，掌邦事（工程）。漢武帝時，有李氏者得之，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説詳《隋書·經籍志》。其書後復入於祕府，世莫得見。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錄于《七略》。於王莽時奏立博士，遂傳于世。然尊之者謂爲周公所作，黜之者謂爲劉歆僞造。立破二家，各於其黨，而争辯紛紜矣。獨清初毛奇齡，謂《周官》爲戰國時書，不信爲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劉歆之僞。又謂周制全亡，賴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有心古學，宜加護衛。載其説於《經問》，最爲持平之論，故皮錫瑞《三禮通論》亟稱之。
自來論及《周禮》者，皆未究此書所以命名之義。愚意以爲古之以“周”名書者，本有二義：一指周代，一謂周備。《漢志》著錄之書，多有以“周”名者，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訓》十四篇；小説家有《周考》七十六卷，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細詳諸書立名，蓋皆取周備之義，猶《周易》之得義于周普，無所不備也。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載乃布政立法之總論；道家之《周訓》，小説家之《周考》、《周紀》、《周説》，猶後世之叢考、雜鈔、説林之類耳。故劉班悉載之每類之末，猶可窺尋其義例。自後世誤以爲言周代事，説者遂多隔閡不可通矣。專言設官分職之書，而名之爲《周禮》，亦取周備之義。蓋六國時人雜采當時各國政制編纂而成，猶後世之官制彙編耳。由於集列邦之制爲一書，故彼此矛盾重複之處甚多，與故書舊籍不合者尤廣。是以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不足怪也。學者如能審斷《周禮》標題，實取周備無所不包之義，目爲六國時人所輯錄之官制彙編。非特成周時所未嘗行，後世亦無行之者。直是一部古人理想中之職官設計書，可供後世參考而已。後世建國立制，分設六部，實原本《周禮》而稍變通之。可知此書傳至今日，固考史者所不能廢。
《周官傳》四篇。
顧實曰：“傳者，對經之名。則西漢傳周官經者所爲，蓋如《尚書大傳》之類也。”
按：河間獻王得《周官經》，在武帝時。下距成帝河平校書，已踰百年。其間講習是經而爲之傳者必不乏人。惟此四篇，不知出于誰手。姚振宗以爲獻王及其國之諸博士作。獻王獻《周官經》並獻其《傳》，故《七略》亦並載其書。其説是已。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姚振宗曰：“《司馬法》一書，自太公、孫、吳、王子成父皆有所論者。至穰苴，又自爲兵法申明之。齊威王又使大夫論述，並穰苴所作附入其中。合衆家所著，故有百五十五篇之多。古書多有後人附益增長，此亦其一也。”
按：此百五十五篇之書，實古代兵家言之叢鈔也。其後諸家之作，各自單行，故如此繁富之論著，傳至今者，僅五篇耳。本《志》篇末附注云：“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又《兵書略·權謀類》末注云：“出《司馬法》，入禮也。”可知《七略》入此書於《兵書權謀》，班氏移入禮類也。書名上冠以“軍禮”二字，蓋班氏所加，所以明其禮用。
《占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葉德輝曰：“《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告太平于天，報羣神之功。’據此，則古有封禪羣祀之禮。”
按：《管子》有《封禪篇》，《史記》有《封禪書》，封禪之禮，由來尚矣。古者帝王登泰山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謂之封；在山南梁父山上闢場祭地，報地之功，謂之禪。此乃國家大典，秦皇、漢武皆嘗行之。武帝尤好以此咨詢羣臣，《漢書·兒寬傳》所云：“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即其事也。本志著錄《古封禪羣祀》、《漢封禪羣祀》之外，復有《封禪議對》十九篇。班氏自注云：“武帝時也。”是已。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錢大昭曰：“《書》、《春秋》、《論語》‘石渠’下皆有‘論’字。疑此脱‘論’字。”
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尚存。引見《通典》禮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各卷中。《詩既醉疏》、《禮王制疏》亦引《石渠論》。”
按：漢宣帝甘露三年三月，曾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本《志》於《書》、《禮》、《春秋》、《論語》皆有《議奏》，悉當時討論竣事時，由大臣主其事者記其異同以上奏者也。猶今世會議畢而有所謂滙報耳。《隋志》有《石渠禮論》四卷，題戴聖撰。論者謂即此議奏三十八篇，非也。考《儒林傳》，戴聖嘗以博士論石渠。《禮論》四卷，蓋聖自抒己見或輯錄衆家之言以爲一書，與《議奏》固異物。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按：此數自合新入《司馬法》一家及卷數在内也。《禮經》本十七篇，合計諸家篇數，實止五百五十四篇，而尚少一篇。“凡《禮》十三家”，“三”字疑爲“五”字之譌。書經傳寫，凡計數之字多誤。小有不齊，不足詰也。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
顔師古曰：“《序卦》之辭也。錯，置也。”
按：《易·序卦》原文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處節删其文、約取其義以引之。在古書中常有斯例，不必盡如原文也。夫婦、父子、君臣、上下，乃人倫之大者，故切比舉之，以明禮義所由生。
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顔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
按：《禮記·表記》引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大抵時代愈早者愈質樸，時代愈近者愈文華，此社會進化之理也。李斯所云：“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可謂達其本矣。周代尚文之極，至于繁文縟禮，人所憚煩。所謂“三百”、“三千”，乃喻禮儀之瑣碎。禮經，謂禮之大綱也；威儀，謂儀之細節也。大綱已感其多，細節則尤繁縟，故以“三百”、“三千”言之，悉虚數也。舊説必以周禮三百六十官當“三百”，失之矣。至于《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語雖小異，意固無二。皆形容之辭，不必泥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按：孟子答北宫锜問周室班爵禄事，則曰：“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見《孟子·萬章下》）司馬遷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見《史記·儒林傳》）此皆《漢志》所本。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按：《禮經》（《士禮》）授受源流，已詳釋於前。二戴之學立於學官者，乃此《士禮》，非《禮記》也。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
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按：此言《禮古經》之來原有二：一出於魯淹中里，爲河間獻王所得；一出於孔氏，魯恭王壞孔壁所得；故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也。其增多三十九篇之《古經》，終漢之世，傳授無人，名曰《逸禮》。平帝時，《逸禮》雖嘗立學官，然不旋踵而廢。《逸禮》之文，往往散見於他書，清儒丁晏等有輯本。淹中，蘇林曰：“里名也。”
（五）樂
《樂記》二十三篇。
顧實曰：“殘。《小戴記》有《樂記篇》。孔穎達曰：‘此於《别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也。至劉向爲《别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别錄》十一篇下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見《樂記疏》）惜此十二篇不入《戴記》而竟亡也。”
按：古者《禮》《樂》並重。《樂》之有《記》，猶《禮》之有《記》耳。蓋亦漢以前學者所記解《樂》之文也。今觀《禮記》中之《樂記》一篇，所包甚廣，固猶可考見其義藴。《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亦多采古《樂記》語。凡不見於今《禮記》中之《樂記篇》者，皆佚篇文也。
《王禹記》二十四篇。
按：詳下文敘論。其書早佚。
《雅歌詩》四篇。
姚振宗曰：“史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此四篇似即河間雅樂之歌詩歟？”
按：劉向《别錄》，劉歆《七略》，均言“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見諸家輯本）。可知擅長雅樂，實有其人。云雅歌者，蓋以别於鄭衛之音耳。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按：此三家之書皆以雅琴爲名者，蓋亦以别於流俗之琴聲也。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於漢宣帝時召入温室，使鼓琴待詔。見劉向《别錄》。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姚振宗曰：“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此言出者，當是複見在《詩賦略》中。”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顔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
按：《易》原文“先王”下有“以”字，“以享祖考”，“享”作“配”。此處所引挩一字，誤一字，傳鈔者亂之也。本書《禮樂志》所引與原文合。師古彼注云：“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以祖考配饗之也。”是其義已。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按：《周禮·春官·大司樂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鄭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大；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本書《禮樂志》云：“昔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酌）。”此即“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之事也。雖傳聞異辭，其名小有不齊，而荒遠難稽，莫由定之。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
顔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
按：古人言及文治教化，每以禮樂並舉。本書《禮樂志》所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古人重之。《禮記》中《樂記》一篇，闡明禮樂體用至爲明切。名爲《樂記》，實兼及禮。每有論列，二者並提。如欲探究禮樂之原及二者相輔而行之故，可於《樂記》中求之。
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顔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
按：師古所云：“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寥寥數語，即已道出古樂所以早亡之故矣。蓋六藝之中，其他皆賴有文字記載而得永傳。獨樂儀樂舞，重在演習；弦歌聲律，尤貴口授；非可求之於書也。其師亡則其道絶，樂之不傳於後，非無故矣。六國之君，惟魏文侯最爲好古，《樂記》載其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可知周末鄭衛之音，披靡一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是古樂蕩然，無復存者矣。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按：禮樂之道，所貴在義，而非儀文音律之謂。《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此雖言禮，自可旁通及樂。制氏，魯人善樂事者。見本書《禮樂志注》引服虔説。世在樂官，而不能言其義。此即《荀子·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者也。其不能憭然於樂之大義，不足詰已。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顔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齊召南曰：“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即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即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即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
顧實曰：“魏文侯受經於子夏，作《孝經傳》。六國之君，尊儒好古，莫文侯若也。故戰國初世，魏最强。其後弱者，後嗣之衰也。齊説甚辨而碻。以此例之，則老子壽二百餘歲，亦非不可有之事也。《周官》者，其書蓋合百官之制而成，散之則仍分寓於各官之守。竇公有書，其一徵也。”
按：竇公之年，以時考之，當不止百八十歲，昔人早有辨證。學者於此等處，但知其爲老壽即可，不必深究也。《周官》一書，實成於戰國初期。可分可合，各取所需而傳鈔之。樂人但得《大司樂章》，即足以精理其事，故竇公守之勿失。有此一事，可證《周官》非西漢末年劉歆所僞撰也。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姚明煇曰：“《樂記》即《小戴記》所采者。《論語·八佾篇》《集解》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本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獻王所獻，與制氏所紀不相遠。”
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
顧實曰：“此即《王禹記》二十四篇，亦名《樂記》者也。與二十三篇《樂記》絶不相蒙，不可不辨也。”
按：上文首列《樂記》二十三篇，次列《王禹記》二十四篇，判然二物，不辨自明。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顧實曰：“言古《樂記》與《王禹記》不同，因是《王禹記》遂益以漸微也。”
按：班氏既知王禹之學已微，而猶著錄其書於前。可知《漢志》甄審羣書，初不以學之盛衰爲去取也。
（六）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春秋左氏傳》。’又云：‘《左傳》多古字古言。’許慎《五經異義》言：‘《今春秋》，公羊説；《古春秋》，左氏説。’”
按：此條應讀“《春秋》”二字爲句，以冒起下文，與上文《易》、《書》、《詩》、《禮》同例。《春秋》乃魯史舊名，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終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中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公。公各爲篇，故《古經》凡十二篇，即《左氏傳》所據之本也。
《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並合之耳。”
按：《漢志》篇、卷無分，云十一卷，猶言十一篇也。班氏序次六藝，凡原自有古今文異本者，則先列古文經，後列今文經。《春秋》首列《古經》十二篇，次列《經》十一卷；猶之《尚書》首列《古文經》四十六卷，次列《經》二十九卷也。其或今文先行，古文後出，則依先後舉之。如《詩》則《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在前，而《毛詩》二十九卷在後。條理分明，秩然不紊。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姚明煇曰：“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前條古經十二篇，爲《左傳》本之經文；此則古經之傳也。至杜預爲注，始引傳入經，分年相繫。”
按：《左氏傳》詳於記事，故爲書至三十卷之多。自西漢今文博士斥左氏不傳《春秋》，後人遂謂左氏之書，無與解經，不得謂之傳；自是一家之書，當名《左氏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比。不悟古人解經，本有二體：有專主訓詁者，有偏詳史實者，皆所以暢發經意也。《春秋》經文簡質，非有傳詳其故事，則不能知其所云。如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經文僅六字。使無左氏數百字之敘述，奚從而知其事之本末乎？故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裹，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引）則其書之能與《春秋》並存，夫豈偶然！稽之史傳，漢初始除挾書之律，即有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是爲漢世獻書之始。朝廷得書，亦以《左傳》爲最先。徒以卷帙繁重，舊藏官府，自梁太傳賈誼、京兆尹張敞三數人精修其業外，傳習者少，獲見其書者不多，故至平帝時始立博士耳。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按：古之經師，初但口説相傳，後乃著之竹帛。徐彦《公羊傳疏》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胡母生題親師，故曰公羊。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皮錫瑞《春秋通論》謂徐氏所見極是。“非獨《公》、《穀》二《傳》，即《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故其傳有後人附益，且及左氏後事。若必以爲左氏自作，反爲後人所疑。”其説是也。惟《左氏傳》成書最早，《公》、《穀》二《傳》後出。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可知《公》、《穀》二《傳》，又自有早晚。《漢志》先《公羊》者，蓋以立於學官爲早耳。公羊名高，自來無異辭；惟穀梁之名，諸書所記不一。桓譚《新論》、蔡邕《正交論》、應劭《風俗通》、並云名赤，《論衡》作，《七錄》云名俶，楊士勛《穀梁疏》作淑，顔師古《漢書注》云名喜。赤、淑、俶、、喜五文聲轉通作，故字異而人同。名赤見《新論》爲最先，故後人多從之。《春秋》三《傳》，今並流傳於世。《左氏》所重在事，《公》、《穀》所重在義。清四庫著錄《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今並在《十三經注疏》中。自來治《左傳》者爲一派，治《公》、《穀》者爲又一派，途轍固不同也。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王先謙曰：“有錄者，見於二劉著錄。”
姚明煇曰：“有錄，《七略》著其名；無書，孟堅作《志》時已亡也。”
按：本《志·總敘》曰：“春秋分爲五。”韋昭云：“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又《篇敘》曰：“及末世日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隋書·經籍志》曰：“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徐彦《公羊疏》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説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可知鄒、夾二傳之學，曾盛行於漢初，與三傳並列爲五。散亡既早，其説遂絶。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按：微亦古代注述之一體。唯治春秋者有是例，蓋以經文隱約，將欲循其微辭以通其義旨耳。顔《注》於《左氏微》二篇下明其義曰：“微謂釋其微指”，是已。而沈欽韓駮之，謂微者《春秋》之支别，非傳注之流，非也。王應麟《考證》引劉向《别錄》云：“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論者遂謂諸家之書，皆鈔撮成編，非説經之作。不悟諸家治《春秋》，鈔撮是一事，解説大義又是一事。鐸椒，始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彼文有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史公所稱“卒四十章”者，即劉向《别錄》所云“作鈔撮八卷”也。下云“爲鐸氏《微》”者，即《漢志》所載三篇之書也。鐸椒爲左邱明四傳弟子，則其所習《春秋》爲《左氏傳》。《左傳》文繁事富，楚王不能盡觀，故鐸椒先爲節删之本，後又爲釋其微旨以授之，此本兩事也。鈔撮者必取之原書，不能多割棄；解説者但申明己意，取辭達而止。故鐸氏《鈔撮》八卷，《微》止三篇；虞氏《鈔撮》九卷，《微》止二篇。觀其卷帙多寡之不同，而知其各自爲書矣。《漢志》“虞氏《微》二篇”，“微”字下多一“傳”字，蓋沿下文“《公羊外傳》”、“《穀梁外傳》”而誤衍。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
姚振宗曰：“左氏外傳爲《國語》，皆左邱明一家之言。公、穀則口説流傳，至漢初始著竹帛，而穀梁至宣帝時始盛。此兩家外傳，大抵皆漢人爲之，不出于高與赤也可知已。”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姚振宗曰：“此皆出自衆人，不名一家，故不著姓名。《隨志》有嚴彭祖《公羊傳》十二卷，恐非此書；《釋文敘錄》亦有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然尹氏兼取左氏，非穀梁專門之業，此書亦未必全出尹氏。”
按：姚説是也。公、穀二家解釋《春秋》之辭，至漢已盛。東漢何休爲《春秋公羊解詁》時，已稱其時治《公羊》者，“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晉范甯撰《春秋穀梁傳集解》時，亦言“釋《穀梁傳》者近十家”（均見《序》文）。可知衆説之繁，其來有自。《漢志》所錄《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蓋皆西漢經師治公、穀者鈔撮之編，擇取諸家精義以備稽覽者也。古人著書，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羣言，采人之長，亦自不廢。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朱彝尊《經義考》曰：“《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説’，度即《公羊雜記》也。”
按：沈欽韓《漢書疏證》亦有此説。皆臆測之辭，未可保信。傳文稱“學春秋雜説”，乃言其所學博雜，不主一家；《漢志》著錄之《雜記》，乃書名；非一事也。此書既名《雜記》，又有八十三篇之多，蓋亦經師薈萃群言之作，故不著其名氏。
《公羊顔氏記》十一篇。
沈欽韓曰：“顔安樂也。《熹平石經·公羊碑》有顔氏説。”
姚振宗曰：“《六藝論》言顔氏弟子有劉向，爲《漢書》所未言。蓋其初爲公羊學，故惠定宇氏謂向封事多公羊説。然則《七略》錄《顔氏記》者，以其師説也。”
按：《漢書·儒林傳》言嚴彭祖與顔安樂俱事眭孟，於董仲舒爲三傳弟子。孟弟子百餘人，唯二人爲明。其後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有顔、嚴之學。可知二家並有大名於當時。《漢志》不著錄嚴氏書，則其學但有師説，以口耳傳授耳。顔氏雖有書，隋唐志不復著錄，其散佚亦早。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姚明煇曰：“今佚。此非《春秋繁露》也。以上七家皆今文。”
按：董仲舒之書，著錄於《漢志》者，除此《決獄》十六篇外，《諸子略》儒家尚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述造爲已多矣。《後漢書·應劭傳》云：“故膠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此十六篇之書，蓋即其依經決獄之總結也。顧其書傳至後世，標題數易。《隋書·經籍志》作《春秋決事》，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皆爲十卷。而代有散佚，至兩宋之際遂亡。故王應麟謂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也。清代王謨、馬國翰、洪頤煊諸家雖均有輯本，然所得亦僅數事耳。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楊樹達曰：“《儒林傳》云：‘宣帝好《穀梁》説，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此《後漢書·陳元傳》所謂‘宣帝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也。議三十餘事，事爲一篇，故爲三十九篇也。”
按：漢宣帝甘露三年三月，曾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事畢而各有《議奏》，與《書》、《禮》、《論語》同例。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按：《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此與本《志》自注之辭，皆指實《國語》爲左丘明作，實本《史記·自序》所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申言之也。以今考之，《左傳》、《國語》，絶非一家之書。兩書斷限不齊，詳略又異；所載史實，多有不合；甚至同記一事，而互有牴牾。從文體看，復不相類。其非出自一手，昭然易辨。蓋此書乃戰國初期人所纂輯者，但不能詳其果出誰手。古書此類甚多，不足怪也。全書始載祭公謀父諫周穆王征犬戎，而以智伯之亡爲下限，總括約四百年史迹。全書二十一卷，計有《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漢志》稱二十一篇，篇即卷也。此書是依“先王室而後列國、先諸夏而後蠻夷”之序次而從事編定者。以其偏詳在語，不主於經，故東漢人名之爲《春秋外傳》。王充《論衡案書篇》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是爲稱外傳之始。名儒如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並治其章句，爲之注釋，今惟韋《解》猶存。《國語》與《左傳》，互相表裏，自可並行。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顧實曰：“本舊有《國語》而分之，故曰《新國語》，即重行編定之書也。”
按：吳韋曜《國語解序》論及是書廢興有云：“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禄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是中壘校書祕閣時，所從事於此書者，尤在勘訂之功。勘訂之餘，容有新編之本。姚振宗謂“殆以類分，如吕東萊《左傳國語類編》、程伯剛《春秋分紀》之體”，理或然也。自鄭、賈、王、虞、唐、韋諸儒紛紛注説舊本，學者厭觀新編，雖著錄於《漢志》，而亡佚獨早。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顧實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黄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史記集解序·索隱》引）顔之推云：‘皇甫謐《帝王世紀》説，《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顔氏家訓·書證篇》）蓋皇甫氏誤讀《漢書·司馬遷傳贊》，而云丘明作也。豈知《司馬遷傳贊》明言又有《世本》，其不蒙上文丘明作，而與有《戰國策》，有《楚漢春秋》並列甚明。且下文言司馬遷據《左氏》、《國語》、《世本》，皆班氏不言《世本》丘明作之證。自皇甫氏一誤，而後世猶有承其誤者，不可不辨也。然《史通》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正史篇》）豈《世本》有二，古史所述，與楚漢間人所錄，異書同名耶？”
按：《史通·書志篇》已云：“周撰《世本》，式辨諸宗”；《雜述篇》又云：“《世本》辨姓，著自周室。”而《正史篇》乃謂爲楚漢之際好事者所爲。其不同乃爾者，蓋彼二篇第就其書之原本言，而《正史篇》乃就後世增附之本言，非二書也。以今考之，此書實爲戰國時史官所纂輯，經秦漢時人整理成編。記述自黄帝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氏姓、世系、居處（都邑）、制作、謚法等内容。原書在宋代即已散佚，清代有錢大昭、王謨、孫馮翼、洪飴孫、陳其榮、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諸家輯本。以雷、茆兩種爲佳。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按：此乃周末游説之士言論總集。西漢末年劉向校書時，爲之理董編次。其所撰《敘錄》有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可知此書初無定名，即《戰國策》三字，亦爲劉向所定。全書計有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宋、衛合爲一篇，中山一篇，共三十三篇。體裁與《國語》相似，故世人多取兩書並稱。惟游説之士，其術多方。史稱主父偃學長短縱横術，又稱蒯通長於論戰國時説士權變，則在漢初猶有人傳習其道者，自不失爲專門之學，曾盛行於一時。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姚振宗曰：“嚴可均輯《全秦文》，王綰有《議帝號》、《議封建》二篇，李斯有《上書諫逐客》、《上書言治驪山陵》、《議廢封建》、《議刻金石》、《議燒詩書百家語》、《上書對二世》、《上書言趙高》、《獄中上書》，八篇；又公子高，秦之諸公子也，有《上書請從死》一篇；又僕射周青臣《進頌》一篇；博士淳于越《議封建》一篇，諸儒生《議封禪》一篇，羣臣《議尊始皇廟》一篇。李斯獄中上書云：‘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則刻石名山文，皆斯手筆也。有《繹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會稽刻石》。始皇所立刻石，惟《繹山刻石》，《始皇本紀》不載。又有句曲山《白璧刻文》、《玉璽文》、《金狄銘》、《秦權文》四篇，凡是類皆當在此二十卷中。”
按：此二十卷書，包羅已廣，而總題爲奏事者，蓋此類文字，漢世學者錄爲一書，而秦時大臣上書，裒然居首，故即以《奏事》二字名之耳。秦時大臣，惟李斯文彩爛然，冠絶一世，所存遺作猶多。雖爲趙高誣陷，具五刑，夷三族，未竟其施，含冤以没；而卒以文章、書法垂名於後，固不僅以功烈顯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考》不載，蓋亡於南宋。”
按：《後漢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陸賈以當時人述當時事，聞見親切，故司馬遷敘劉、項初起情事，實多本之。《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寥寥數語，已盡括其所據之書。云“述《楚漢春秋》”者，謂循用陸賈所記而敘述其事也。《漢志》舉列此數種書，秩然不紊，此下即接以《太史公》百三十篇，條理分明。《楚漢春秋》雖已早亡，清代茆泮林、洪頤煊並有輯本。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王先謙曰：“《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改從今名。”
姚明煇曰：“《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張晏曰：‘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王應麟《考證》載吕祖謙説，以張晏所列亡篇目校之，惟《武紀》實亡，《景紀》及《傳靳傳》具在。其他或稍有缺，或草未成，非皆褚先生所補。則《志》言無書，特就中祕所藏言之耳。”
按：古人著書，多不先定書名。有所論述，率皆抒發意慮，集爲羣篇，書成法立，始有標題。《太史公自序》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報任安書》中，言忍辱發憤著書之意，亦未言所著爲何書。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史公原書但有小題而無大題，是也。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也（見《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姚察説）。兩漢學者道及此書，但曰《太史公記》，或曰《太史公書》，而未嘗稱之爲《史記》。《史記》之名，蓋即《太史公記》之省稱，所起甚晚。今則約定俗成，莫之或改矣。通觀百三十篇全書，稱“史記”者凡七八見，皆泛指舊史或列國史記言。其所自爲之書，不名《史記》固明甚。
《漢志》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與《漢書·司馬遷傳》所云“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意合。考《太史公自序》篇末結語有云：“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自記篇數字數之詳如此，則全書皆已寫定無疑。趙翼《廿二史劄記》謂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待於後人補之也。其説是已。在二千餘年前，保存傳布如此大部之書，實難保其完整無缺。由於傳鈔之易脱逸，愛護之難周密，以百三十篇之書，偶爾缺其十篇，不足怪也。張晏；魏人，去漢猶近。所言遷没後亡其十篇，必有所受，宜可保信。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始謂史公著書，十篇未成，有錄而已，並斥張晏《漢書注》之非。自此衆説紛紜，疑者競起矣。以今論之，張説可從，而劉言不免失之臆測也。舊注存者有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本各爲書，宋元豐刊本，始合之爲一矣。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别錄。商字子高。”
顔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按：《史通·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可知續《太史公》者，其人尚多。劉《略》班《志》獨著錄馮商一家者，殆以其學出劉向耳。韋《注》明言商嘗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而本志僅著錄七篇者，姚振宗謂商書本十一篇，班氏省去四篇，故爲七篇，其説是也。班省見下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顧實曰：“鄭玄《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又《春秋命曆序》分開闢至獲麟爲十紀。皆漢古説。”
按：羲農以前之事，多見於緯書，其書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觀之，多荒誕不經之説，猶各國古史之有神話也。諸緯書所述古事，始於三皇，繼分十紀，大抵出於臆造。荒遠無稽，不足信也。古人纂《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列傳》）。又稱“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可知昔賢闕疑之義，爲不可及。緯書起於西漢之末，故有撰《太古以來年紀》以欺世者。考《禮記正義序》有云：“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説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是其説爲世詬病，由來久矣。《漢志》著錄《太古以來年紀》雖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餘緒未絶，影響深遠。後世若蜀漢時譙周之《古史考》，晉人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唐人司馬貞之《三皇本紀》，宋人羅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鑑前編》，皆其嗣音。流於荒誕不經，固學者所不取。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須以科學之律令，從事於實際之考察。得地下遺物證驗，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據書本，所可逞臆空談者矣。
《漢著記》百九十卷。
顔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朱一新曰：“《律歷志》言漢諸帝著記，又《史記·孝武紀·正義》引漢帝起居言李少君事。”
按：顔《注》謂“若今之《起居注》”。此比喻之辭，言其體例與後世《起居注》相似，非謂即《起居注》也。《五行志》曾舉《漢著紀》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所記多屬五行歷數天人相應之事。《律歷志》亦屢稱《著紀》，所記悉爲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數。蓋皆太史令職掌之事，而非專載帝王起居也。《後漢書》則作《注記》，聲近義通。
《漢大年紀》五篇。
王應麟曰：“高、文、武《紀》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按：此乃漢初諸帝大事記也。有此及《著記》，而後西京二百三十年史實，可得而理。班氏據之以撰十二《帝紀》。《漢書》既成，二編旋廢。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姚明煇曰：“如目實九百一篇。班《志》依《七略》分部，無史部，故《史記》入《春秋》類也。其後魏祕書監荀勖，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有諸子、兵書、兵家、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目錄之分四部，始此。及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以經、史、子，集分部，遂爲後世所沿用。”
按：班氏自注云“省《太史公》四篇”者，謂《七略》原有而此《志》省去也。其所省者，乃馮商所續《太史公》之四篇，説已詳上。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王念孫曰：“式本作戒，字之誤也。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王應麟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按：古之人君，左右有史，言行悉由注記，初未必各有專尸，兩不相謀也。左史記言，亦兼記事；右史記事，亦並記言。故後之稱之者，錯舉互辭，皆無不可。《禮記·玉藻》所言，與《漢志》不合，不足怪也。所以必設二史者，資對勘，避漏誤耳。當時所記之策，未必即傳世之《尚書》、《春秋》。《漢志》必指實爲二書者，乃舉例之辭，意謂如《春秋》之偏詳於事，《尚書》之偏詳於言也。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有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論即劉《略》班《志》所本，故論及《春秋》，咸謂仲尼作之，而左丘明爲之傳。且以左丘明爲孔子同時之人。馬、班既明載之於史，故昔之論者多宗之。余别有説辨正，兹不贅述。
（七）論語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按：首題《論語》二字，當自爲句，以冒起下文，與《易》、《書》、《詩》、《禮》、《春秋》一例。漢時《論語》有三本，首列孔壁所出古文《論語》，是魯恭王壞孔子宅時所得，爲二十一篇。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説。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可知漢世治《古論》者，尚多名家。惟孔、馬注説早佚，鄭氏注本雖有殘卷出於燉煌石室，上虞羅氏爲影印行世，僅存《述而》（首缺數章）、《泰伯》、《子罕》、《鄉黨》數篇耳。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顧實曰：“此今文《論語》也。問王者，問玉也。古王玉字，形近易混。許慎《説文》玉部有孔子論玉語，正出《齊論》，故爲今存《魯論》所無。”
按：《古論》、《齊論》，亡佚甚早。馬國翰各有輯本。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姚明煇曰：“《魯論》亦今文本也，今存。乃張禹傳本，所謂《張侯論》者也。《傳》今佚。師古云：‘解釋《論語》意者。’”
按：《經典釋文序錄》云：“《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又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考《漢書·張禹傳》稱禹説《論語》，“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是《張侯論》在漢代，固一時之顯學也。《魯論》得傳於後，張侯與有力焉。至魏何晏，集漢魏諸家善説，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後之欲上稽舊注者，可觀覽焉。宋刑昺爲《集解》作疏，今在《十三經注疏》中。
《齊説》二十九篇。
王先謙曰：“下云傳《齊論》者，惟王吉名家。《吉傳》云王陽説《論語》，即此《齊説》也。”
《魯夏侯説》二十一篇。
錢大昭曰：“《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説》。”
《魯安昌侯説》二十一篇。
顔師古曰：“張禹也。”
姚振宗曰：“鄭氏作《注》，何氏作《集解》，即據其本。止于二十篇，此多出一篇。《魯夏侯説》亦多出一篇。此一篇疑即鄭氏所注《論語》篇目弟子。”
按：兩家並多出一篇，蓋猶後世著述家之敘錄也。學術源流，傳授始末，悉於是篇詳之。
《魯王駿説》二十篇。
顔師古曰：“王吉子。”
姚振宗曰：“吉字子陽。史傳但言王陽名家，不及王駿，蓋傳其父學。然王陽傳《齊論》，而其子乃爲魯説，則又别自名學，與其父異。猶劉向治《穀梁》，子歆治《左氏》也。”
《燕傳説》三卷。
姚振宗曰：“此殆燕人相傳之説。或疑爲傅字，謂燕人傅會其説，不得而詳也。”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姚振宗曰：“《論語》家與石渠者，唯淮陽中尉韋玄成、太子太傅蕭望之，二人皆治《魯論語》者也。時黄門郎梁丘臨奉使問諸儒，蕭望之則平奏其議。可考見者，唯此三人而已。”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姚際恒曰：“《唐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此即肅掇拾諸傳記爲之，託名孔安國作序，即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今世所傳《家語》，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司馬貞與師古同爲唐人，貞作《史記索隱》所引《家語》，今本或無，可驗也。”
姚明煇曰：“今四庫子部儒家類著錄《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按肅時鄭學盛行，肅欲奪之，故僞作《家語》，矯誣聖人，以違難鄭學。《家語》，肅時已佚，師古所見，及今所傳者，肅僞書也。”
按：《禮記·樂記》《正義》引魏博士馬昭曰：“《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曰：“肅私定以難鄭玄。”《孔子家語》雖名見《漢志》，其書早佚。魏人所見，已非二十七卷之舊。實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者，馬昭諸儒，已論及矣。清代學者如范家相，撰《家語證僞》十卷，孫志祖撰《家語疏證》六卷，皆以《家語》爲王肅僞作。孫氏《疏證》，尤爲精博。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其力闢王説，實所以翼鄭學也。
《孔子三朝》七篇。
顔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沈欽韓曰：“今《大戴記》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劉向《别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是也。顔籀僅云有一篇，彼蓋未見《大戴記》也。”
按：昔之傳書者，悉由手鈔。“一”、“七”二字形近易譌，顔語蓋本作“七篇”，傳寫者偶誤“七”爲“一”耳。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沈欽韓曰：“《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弟子舊有圖法，皆出壁中者也。”
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曾子母投杼、閔子御後母車、及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可想見其遺法。”
按：《武梁祠堂畫像》，所圖皆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之屬，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孔門雖有曾、閔、子路之事在其中，要不可謂爲《孔子徒人圖法》之遺制也。後來鄭樵《通志藝文略》孝經類著錄之《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則固斯編之嗣音矣。所惜漢宋簿錄登載之書，今均不得見耳。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顧實曰：“《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本不分行，故今計十二家二百三十篇，多一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
顔師古曰：“輯與集同，篹與撰同。”
按：漢志推原《論語》一書得名之義，由於篹輯。蓋論者，侖之借字也。於文，爲侖，實即集合簡策而比次之意。孔門弟子裒集仲尼與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之語以成此書，因即謂之《論語》。《禮記·坊記篇》已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論語》之稱，所起已早。顧《論語》始出屋壁，漢初猶謂之傳，至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王充《論衡·正説篇》言之甚詳，必有所受。然則《論語》之名，或漢師所補題也。
漢興，有齊、魯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顔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王念孫曰：“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向《别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一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
（八）孝經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顔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按：劉向所言，乃據今文十八章本校之之辭，謂古文本多於今文本四章也。本《志》下文顔《注》引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可知二本在西漢末年，非特章數不同，文字亦復多異。《隋書·經籍志》稱《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之《傳》，亡於梁亂。則孔安國所傳之《古文孝經》，亡佚已早。後世雖有作僞《孔傳》以欺世者，已爲人蔑棄矣。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隋書·經籍志》曰：“遭秦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按：此即今通行本之《孝經》也。收入《十三經注疏》者，乃唐玄宗注、宋邢昺疏。漢代經師如鄭衆、馬融、鄭玄皆嘗爲之注，而皆早佚。清儒嚴可均有鄭《注》輯本，皮錫瑞有《孝經鄭注疏》，遠勝舊疏。
《長孫氏説》二篇。
馬國翰曰：“長孫氏名字爵里俱無考，漢興傳《孝經》。《漢志》《長孫氏説》二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隋志》謂長孫有《閨門》一章，據孔安國古文傳本錄出，表漢初大師傳經之首功，惜其説不可得而覩矣。”
按：馬氏《玉函山房叢書》中有《孝經長孫氏説》輯佚一卷。
《江氏説》一篇。
姚振宗曰：“此江氏蓋即宣帝時博士瑕丘江公之孫，世傳《魯詩》、《穀梁春秋》，又以《孝經》名其家，史失其名。”
按：《漢書·儒林傳》有云：“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説》。”其書早佚，未見輯本。
《翼氏説》一篇。
姚振宗曰：“翼奉爲后倉弟子，其《孝經》之學，亦受之后氏可知。”
按：其書早佚，未見輯本。
《后氏説》一篇。
姚振宗曰：“后氏爲翼氏之師，本志篇敘亦敘后倉於翼奉之前，而其書乃列翼氏之後。或后氏之弟子所錄，成書在翼氏之後；或轉寫顛倒之誤，無以詳知。”
按：其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雜傳》四篇。
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姚振宗曰：“《春秋繁露五行對》引河間獻王問《孝經》天經地義之説於温城董君，董君似獻王官屬，此篇或亦在《雜傳》中。《雜傳》者，不主一家。劉中壘裒錄諸家之説，題以此名。其人皆在安昌侯張禹之前，故次之于此。”
按：循前後敘次觀之，《雜傳》綜合諸家，應在《安昌侯説》之後；而《后氏説》又當列《翼氏説》之前，書經傳寫，易致顛倒。疑原文蓋不如此。
《安昌侯説》一篇。
按：安昌侯張禹，有《魯論語説》二十一篇，已見論語家，與此説《孝經》者一篇，書亦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王先謙曰：“此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
按：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離散，後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可知漢儒舊説，皆以《孝經》爲六藝之大本，五經之總會，故《漢志》錄《五經雜議》入《孝經》家。又《論語》所包亦廣，不專一業，實亦概括五經，故《隋志》錄《五經異義》以下諸家附《論語》之末，其例正同。
《爾雅》三卷二十篇。
按：今本《爾雅》，分上中下三卷，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宫》、《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共十九篇。或謂《爾雅》原有《序篇》，故漢世爲二十篇。序篇既佚，僅存十九，理或然也。此書薈萃訓詁名物，實漢初經生裒錄衆家傳注而成。魏世張揖，因《爾雅》舊目，博采羣書箋注及《三蒼》、《説文》諸書以增廣之，名曰《廣雅》。深恐其書不爲當時所重，乃推尊《爾雅》，謂爲周、孔遺書，以明己之學所自出。此猶言《易》卦者，必託名於伏羲；言《本草》者，必託名於神農；言《醫經》者，必託名於黄帝；言禮制者，必託名於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以自取重於世。别有用心，不足詰也。然其書既由纂輯傳注而成，自是古義古言之淵藪；後之研繹訓詁名物者，莫不探究及此，學者重之。舊有晉郭璞注，宋刑昺疏，在《十三經注疏》中。清邵晉涵有《爾雅正義》，郝懿行有《爾雅義疏》，皆勝舊疏。
《小爾雅》一篇。
按：此書亦簡稱《小雅》，故官本《漢書》無“爾”字。《爾雅》十九篇中訓詁名物猶多遺漏，故有人續加纂錄以裨益之，其書甚簡，要皆出於漢師之手。而標題視《爾雅》分類，有離合，有新增，不必盡同也。今通行本有《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廣度》、《廣量》、《廣衡》共十三章。東晉李軌嘗爲之注，號曰《略解》，著錄于隋唐《志》，其書早佚。清人考釋是書者：王煦有《小爾雅疏》，胡承珙有《小爾雅義證》，宋翔鳳有《小爾雅訓纂》，朱駿聲有《小爾雅約注》，葛其仁有《小爾雅疏證》。葛書最下。
《古今字》一卷。
章學誠曰：“《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倉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又二書亦不當入於《孝經》。”
按：《小爾雅》所以綜經傳之異訓，《古今字》所以錄字體之異形，皆於統釋羣經有關。漢人恒以《孝經》爲五經之總會，故凡涉及諸經通訓、經字異同之書，悉附列於此。章説失之。
《弟子職》一篇。
顔《注》引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章學誠曰：“《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采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
按：章説是也。周秦諸子，例不親自著書。所流傳於後世者，多屬身後由其賓客或門生故吏裒集其言論行事及有關文字，都爲一集，名之曰某子云爾。今觀《管子》書中有涉及其身後事者，不足怪也。《弟子職》記古代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實《曲禮》、《少儀》之支流餘裔，與《管子》他篇致詳于治國之法制道術者，尤不類。蓋初本單篇别行，後乃被人錄附《管子書》耳。
《説》三篇。
王先謙曰：“此《弟子職》説，王應麟以爲《孝經説》，非。各本誤提行。”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顧實曰：“《小雅》一篇，《古今字》一篇，本不分行。故今計十三家、五十六篇。多二家，少三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王應麟曰：“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
按：自司馬遷、班固、何休、鄭玄皆謂孔子作《孝經》，故唐以上無異辭。至宋而疑之者紛起，朱熹《孝經刊誤》謂“爲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其言自足服人！清儒汪中《經義知新記》謂“《吕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亦平正之言，皆可依據。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按：天經、地義、民行三語，乃《孝經·三才章》所引孔子之言，此處沿用而明所以名爲《孝經》之故。論者或謂儒書稱經，蓋自此始。不悟此書乃取天經地義之意，與他書直稱某經者，固自不同也。全書字數，不足二千，但敵《禮記》中之一篇。核其文義，實與二戴《禮記》爲近。通觀大小《戴記》之文，以所記孔子言論爲最多，亦猶《孝經》之錄孔子言也。古之治民者，勸孝即所以教忠，故歷代帝王，咸重其書。唐玄宗御注《孝經》，意固有在，非徒解説文句而已。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按：諸家皆用今文十八章本，各有解説，俱已詳前。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沈欽韓曰：“續，日本古文本作績，孔《傳》云：‘績，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續，此言嗣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是。”
皮錫瑞曰：“嗣續但云續，文義迂晦，不如作績，於義爲長。”
按：父母生子女，爲嗣續也。豈可言功績乎？作續者是已。《孟子·離婁》：“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禮記·曾子問》：“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蓋嗣續之事，古人所重，《孝經》所云“續莫大焉”，意即在此。如作“績莫大焉”，將謂父母之生子女，爲莫大功績，曾何恩愛之足云乎？故其説必不可通。舊本有作績者，由二字形極相似，以傳寫而致譌耳。
（九）小學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顔師古曰：“籀音胄。”
按：自來言及我國古代文字者，悉以《史籀篇》爲字書之祖。秦稱大篆，漢稱史篇。許慎、應劭皆言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下逮歷代論書者，皆以籀爲人名。近人王國維獨以爲“籀”與“讀”通，二字同聲同義。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太史籀書”以冒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一字以名其篇。載其説於《史籀篇·疏證序》中。揆諸古字書摘篇首二字以題其篇之例，其説可信，不必循用舊説，定爲一人之作也。班《志》自注所云“建武”，乃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七年）。其時僅存九篇，亡佚已多。迨隋唐志皆不著錄，則其全亡甚早。馬國翰雖有輯佚一卷，然但以見諸《説文解字》中籀文當之，自非《史籀篇》之舊也。
《八體六技》。
顔《注》引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王應麟曰：“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乃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謝啓昆曰：“八體六技，當是漢興所試之八體，合以亡新改定之六書。技字似誤。漢興所試，用秦八體，不止六體，許氏《説文敘》甚明。班《志》敘論以八體爲六體，深所未喻。”
李賡芸曰：“六技當是八篇之譌。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
按：新之六書，與秦之八體，大同小異。徒以王莽意在復古，應制作，不欲襲秦故，遂别立名目耳。其書亦稱六體，而未有稱六技者。班《志》既著錄《八體》於《史籀》之次，自必有其卷數。李氏所言，是也。况以本《志》敘次觀之，自《史籀》十五篇後，繼以秦之八體，然後及《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别字》之屬，先後次序不混。不合於秦書八體之下，誤連亡新之六書，必爲後人竄入無疑。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王先謙曰：“此下文所云閭里書師合並者也。近儒馬國翰有輯本。”
按：自馬氏外，如任大椿、孫星衍、梁章鉅、陳其榮、陶方琦、王國維諸家皆有輯本。尋其遺文，大抵四字爲句，與後世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相似。由於是歌括體，便於幼童記誦，故即謂之小學。此類書，乃漢世識字課本，與後來以專究字之形音義爲小學者，固有不同。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按：其遺文可考者，大抵七字爲句，物類相近者多連敘之，與《急就篇》文句相似。猶著錄於《唐志》，至宋已亡。馬國翰有輯本。
《急就》一篇。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
晁公武曰：“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
按：《漢志》所錄小學諸書，今多不傳。至今猶存者，以《急就篇》爲最早而最完。是篇盛行於漢魏六朝，歷代書家如漢張芝、魏鐘繇、吳皇象、晉衛夫人、王羲之、索靖、後魏崔浩，皆嘗傳摹其書，流行甚廣。注之者，有後漢曹壽、魏劉芳、周豆盧氏、齊顔之推。至唐而臨本甚多，顔師古又爲之注。自宋以下，刻本尤夥，故其書得至今存。南宋王應麟又爲之補注。有顔、王二家注，考證翔實，此書益顯。而是編不可没之功，尤在分别部居，實開許慎《説文解字》分部繋字之先。觀其臚列物名，悉用七言韻語，依文字偏旁，連類而下，將偏旁相同之字，層累不絶，實爲後來字書據形系聯之先驅。許慎後於史游百數十年，必得啓發於是編。是篇開首已云“分别部居不雜厠”，而《説文敘》亦云“分别部居，不相雜厠”。一脉相承，不可掩也。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姚振宗曰：“李長始末未詳，諸書亦罕有徵引《元尚篇》者。故其遺文佚句，無得而傳，但知其篇首有元尚二字耳。”
《訓纂》一篇。揚雄作。
王先謙曰：“此下文所謂作《訓纂》，順續《蒼頡》也。”
按：此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别字》十三篇。
錢大昕曰：“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或稱《别字》，或稱《方言》，皆省文。”
按：《方言》十三卷中，多不見經傳之字及漢時俗體，此其所以又名《别字》歟？自來爲此學者，以清代錢繹所撰《方言箋疏》爲佳。
《蒼頡傳》一篇。
按：此書未詳作者姓字，而謝啓昆《小學考》亦定爲揚雄之書，似非。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王先謙曰：“此合《蒼頡》、《訓纂》爲一。下文所云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也。”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王先謙曰：“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别有增益，故各自爲書。《説文》引杜林説。”
《杜林蒼頡故》一篇。
王先謙曰：“此下文所云杜林爲作訓故也。《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亡。”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按：《志》既明云四十五篇，則八體自爲八篇無疑。蓋其書綜錄秦時八體之文，體各爲篇，故爲八篇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按：此引《易繋辭下》及卦》之辭，以明上古結繩、書契之爲用也。鄭玄《繋辭注》云：“結繩者，爲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書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謂之書契也。”蓋古之結繩、書契，所以昭信明别，以止紛争。小而庶物，大及朝政，皆重在決斷，其用爲大。悉有取於《卦》之義，者，決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顔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象形，謂書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
按：顔氏此《注》，實本許慎《説文解字敘》以爲之説。考漢人稱舉六書，實有三家，名稱次第，皆不全同。本《志》所言，乃班氏之説也。其次如鄭衆《周禮保氏注》則以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爲六書；許慎《説文解字敘》則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爲六書。揚搉而言，則名稱以許慎所舉爲善，次第以班固所列爲優。兼取其長，應爲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約定俗成，相沿已舊矣。顧六書之名，乃後賢從字羣中所抽出之六種條例，而非古人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循斯六者以分析古代文字，則栝而有條例，可以推知造字原意。但不可視六書爲天造地設，目爲造字前即已有之耳。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顧實曰：“倍文曰諷，猶今言背誦默寫也。六體者，八體之訛也。《説文敘》作八體，不誤。史、吏員也。令、巧善也。史書令史者，巧善於史書之吏員也。史書者，隸書也。《史記·萬石君傳》，記載萬石君奏事，誤書馬字，與尾當五，而四不足一，惶恐懼譴死。是漢世正書之嚴，可見已。”
按：“乃得爲史”，許氏《説文敘》作“乃得爲吏”。桂馥謂“史亦吏也”，是已。吏、史二字古通，賈誼《陳政事疏》“不習爲吏”，《新書》作“不習爲史”，是其例也。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顔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姚明煇曰：“許氏《説文敘》以此六體爲亡新時立，而謂漢律所試爲秦之八體。與此不符，未知何故？第漢初古文未出，不能無疑於班也。”
按：以此段文理觀之，上文方敘漢興試學童事，不應忽插入新莽時之六體。六體之興，上距蕭何草律之時，已二百年，非可連類而及。上文言漢初“又以八體試之”，書經傳寫，誤“八”爲“六”甚早。後之讀《漢志》者，因記“六體者”云云三十一字於下，初爲附注之辭，後乃錄入正文。今審定此三十一字，乃後人所竄入，非班書所原有也。去此三十一字，則上下相承，文從字順矣。上文既言漢世正書之嚴，下復推説古人闕文之義。文理一貫，不必有疑於班也。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不正。
顔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説。孔子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漸也”。
按：孔子生于周末，已歎不復能覩史之闕文，蓋病其時字無定體，任人改作。及分爲七國，舉凡田畝車軌，法令衣冠，語言文字，各行其舊，無一合者。而文字異形，尤足障礙文化之交流，阻滯全國之統一。故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使字形咸有定體，所以救時弊也。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按：以上言漢以前字書源流及大篆、小篆、隸書由繁變簡之跡。開首即言《史籀篇》爲周時史官教學童書，而不的指出於誰手，語尤通核可據。
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
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别，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
姚明輝曰：“《蒼頡》先時爲五十五章，揚雄續易爲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也。以《蒼頡》章六十字例之，當爲二千四十字。合《蒼頡》三千三百字，爲五千三百四十字。故許氏《説文敘》曰：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許蓋不數孟堅之十三章。”
按：以班固所續十三章、七百八十字益之，實得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以視許氏《説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僅及三分之二耳。然無周秦西漢諸家纂錄於前，則許氏亦莫由稽譔於後。前人搜羅累積之功，信不可没。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姚明煇曰：“宣帝在平帝前，《蒼頡》，指五十五章也。讀兼音義而言。徵能是正《蒼頡》讀者，齊人，失其名也。張敞從此人學，數傳至其外孫之子杜林，爲《蒼頡》作訓故，孟堅乃與《訓纂》並列於目錄也。
言此者，以《七略》不列揚雄、杜林二家，《志》新入也。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顧實曰：“都計《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十二篇，《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小學》十家四十五篇，適符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之數。至班《注》入三家云云，《書》入劉向《稽疑》一篇，併入《五行傳記》，則不計家。故《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適符三家一百五十九篇之數。又《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此即並目曰出重十一篇者歟？”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
姚明煇曰：“《樂》、《詩》、《禮》、《書》、《春秋》、以應仁、義、禮、智、信，故曰五常之道。須，需也。五常又應五行生剋消長，闕一不可，相須而備也。而其原則皆出於《易》，《易》道陰陽變化，爲五行之原。原，本也。‘《易》不可見’二句，《周易·上繫》之辭。幾，近也。夫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若《易》道毁壞，不可見其變化之理，則乾坤亦毁壞，或其近乎止息而五行五常皆不得其原矣。言《易》與天地相似，與天地爲終始也。”
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姚明煇曰：“五學，謂《樂》、《詩》、《禮》、《書》、《春秋》。據學者而言，故曰五學。五常之於五行，仁爲木，義爲金，禮爲火，知爲水，信爲土。五學既爲五常之道，則其遞相爲教，亦如五行之更用事也。”
按：漢人釋字解經，乃至稱述萬理，多傅會五行以爲之説。此處既以五常説五經，又謂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鄰於曲説，未可信從。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按：古初學在敦飭躬行，即《易·大畜卦·象辭》所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當時學風淳樸，不尚煩瑣。但期通貫大義，有裨淑身立品而已。平日耕養之時多，誦讀之功少，故必三年而後通一藝也。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顔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
王應麟曰：“《儒林傳》作秦延君，注近字誤。”
按：此段極言西漢博士之學，流弊至於如此。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經有數家，家有數説，不合不公，莫之能一。《漢志》所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殆即指此。《漢書·儒林傳》所稱“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錄利之路然也”。可知當時博士之學，既病專固，復傷繁冗。西漢今文經説，不久即無傳於後，蓋以此耳。
序六藝爲九種。
按：即《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