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顔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按：自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見《論語·公冶長》）。司馬遷又言“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見《史記·管晏列傳贊》）。後劉向敘次其書，論其行事，謂“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其書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見《别錄·晏子敘錄》）。其行事既爲大儒所重，故劉《略》班《志》，皆列之儒家。《史記》已云“余讀《晏子春秋》”，則其書本有春秋之名，省之則稱《晏子》。《漢志》蓋用省名，著錄八篇。《史記正義》引《七略》及隋唐志皆作七卷，蓋後人以篇爲卷，復有所省併耳。《崇文總目》作十四卷，則每卷又析爲二也。
前代著錄是書，皆入儒家。獨柳宗元有《辨晏子春秋》，始謂爲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蓋以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也。不悟儒墨同遵儉約，墨固背周道而用夏政，儒亦推崇禹德。仲尼嘗云：“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見《論語·泰伯》）至其平日論事，則言“禮，與其奢也寧儉”（見《論語·八佾》）；“以約失之者鮮矣”（見《論語·里仁》）；皆可見儒墨相衡，有同有異，彊本節用之説，則其所同也。且觀《晏子》書中，稱引孔子之言獨多，援用墨子之言甚少；陳説義理，亦多同於儒而與墨異。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氏之徒，非也。其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皆從其説，改入墨家。《四庫全書總目》又改入史部傳記類，悉失之。此書雖非晏嬰自著，而其言論行事，多在其中。清末蘇輿、近世張純一均有校注。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按：司馬遷始言“子思作《中庸》”（見《孔子世家》），沈約始言《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見《隋書·音樂志》引），文獻之可考者惟此。《漢志》著錄至二十三篇，則亡佚已多；隋唐志皆有《子思子》七卷，則猶過于今。今可見而能確定者，惟此四篇耳。《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即《表記》文，足證沈約説可據。推之其他佚篇，亦當多在《兩戴禮記》中，但不易識别耳。清末黄以周有《子思子》輯本。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晁公武曰：“《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爲甚。”
按：晁氏所謂十篇者，即今《大戴禮記》中之《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也。每篇之首，皆冠以“曾子”二字，故易識别。清乾嘉時，阮元從《大戴禮記》中錄出單行，而爲之注，題曰《曾子十篇注釋》。以爲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于孔子而獨存者，惟此十篇。尊信而表章之，可謂至矣。顧觀《曾子大孝篇》中，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與其門弟子問對事，則其書亦門弟子所記無疑，不必目爲出七十子之手也。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史記》避景帝諱，著書者其後也。”
楊樹達曰：“後字蓋衍文。《志》文順序謹嚴，決非妄列。此條前爲《曾子》十八篇，後爲《宓子》十六篇，曾宓皆孔子弟子，則漆雕亦當爲孔子弟子。若是漆雕啓之後。不應置《宓子》之前。”
按：楊説是也。其人名啓，字子開。周秦名字多相應，啓即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乃避景帝諱而改耳。其書早亡，馬國翰有輯本一卷。考《韓非子·顯學篇》敘述八儒，有漆雕氏之儒，則在戰國時實爲有力之學派。韓非述其學風“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此殆儒而有勇、以俠義自任者。王充《論衡》亦嘗引其論性有善有惡語。陶潛《聖賢羣輔錄》謂“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則其見重於世，由來已舊。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顔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按：宓子賤在孔門，蓋長於政治者。其言論行事分載於《吕氏春秋》具備、察賢篇，賈誼《新書·審微篇》，劉向《説苑·政理篇》者，至爲詳贍，不能備引也。要其致治大歸，以任人尊賢爲要。用人則必專任之而不掣其肘，尊賢則必師事之而得盡其材。使民以義而絶彼幸災樂禍之心，敎民以誠而化彼陽奉陰違之習。故其所治者雖小至單父一邑，可推之以爲天下，是以孔子亟稱之。其書《隋志》已不著錄，亡佚甚早。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景子》三篇。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顧實曰：“兵形勢家《景子》十三篇，蓋非同書。”
按：《景子》三篇，《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雖有輯本，然所錄僅二則，所記皆宓子事，不當别自爲書。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顧實曰：“王充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見《論衡·本性篇》）此以世子爲周人，與班《注》異，蓋傳聞異辭。”
按：《論衡》以世子爲周人，蓋指其時，謂爲周末戰國時人也。班《注》謂爲陳人，則指其所生之地。各言其一，非異辭也。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馬國韓有輯本一卷。
《魏文侯》六篇。
按：魏文侯，名斯。《史記》稱其受經於子夏。今觀《禮記·樂記》中，有魏文侯問樂於子夏一章，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一條，足徵文侯深於經術，故有譽於當時。其爲政能容直納諫，尊賢下士，皆自儒學中出，故其書列入儒家。章學誠嘗疑魏文侯、平原君之徒，皆無述造。《漢志》所錄，或他人著書之篇名，如《孟子》書中《梁惠王》之類耳。其説足備一解。此六篇既已早佚，故不見著錄於《隋志》。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按：李克先從曾申受《詩》，爲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漢志》以爲子夏弟子也。
李剋既受業孔子之門人，又得田子方、段干木諸賢爲之師友。其詩學傳諸孟仲子，其治術行乎魏文侯，實卓然儒家者流。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王應麟曰：“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
按：今觀《初學記》、《意林》諸書所引《公孫尼子》，皆在《樂記》中，沈説可信。至於《緇衣》，乃出《子思子》，劉説非也。《公孫尼子》亡於宋代，除馬國翰有輯本一卷外，尚有洪頤煊輯本，在《問經堂叢書》中。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按：《史記》列傳言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引王劭説，以“人”爲衍文，則軻實受業於孔伋，與班説合。漢人書中，如趙岐《孟子題辭》、應劭《風俗通·窮通篇》，皆謂孟子嘗師事子思，則固承仲尼之傳以張大其緒者也。軻於仲尼，雖相距百數十年，然軻老壽，年至八十有四，意其幼時猶及見仲尼之孫而師事之，亦事之所宜有也。《史記》但言孟軻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孟子題辭》則云：“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可知外書四篇，乃後人僞託，早已論定，故不傳於後。《漢志》著錄《孟子》十一篇，蓋連此四篇計之耳。自司馬遷、趙岐以來，皆但云《孟子》七篇；至於今不廢。《孟子》一書，舊在諸子之列。自南宋淳熙中，朱熹取《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爲《四書》，始入經部。唐以前，周、孔並稱；宋以後，遂孔、孟並稱矣。清儒焦循，有《孟子正義》，遠勝舊疏。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卜祭酒。有《列傳》。
顔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顧實曰：“王應麟云：‘當作三十二篇。’蓋傳刊之誤也。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此自著其氏也。《史記》作荀卿，謝墉云：‘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自孟子道性善，荀子反之而言性惡。後世性善之説勝，遂伸孟而黜荀矣。”
按：孟荀同爲儒學之宗，咸歸於師法聖人，誦説王道，大張仲尼之説於後世。顧儒學自有孟荀，道遂分而爲二：孟主於尊德性，荀主於道問學。論其終詣，則孟子多衛道之語，荀子有傳經之功。其後兩千餘年儒學，皆二途並騖，争議遂多。孟荀之説，實其先導。孟荀二家之書，在漢世並列諸子。自宋以後既入《孟子》於經，《荀》猶與百家伍，而學者遂妄分軒輊矣。其實《荀子》三十二篇，多與兩戴《禮記》相表裏。如《小戴禮記》之《三年問》，全出《荀子·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禮記》之《禮三本篇》，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可見其書醇粹以精，直與傳記比重。唐人楊倞始爲之注，乃謂“荀子之書，羽翼六經，增廣孔氏，非諸子之言”。良不誣也。清末王先謙有《荀子集解》，近人新注亦多。
《芈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顔師古曰：“芈音弭。”
王念孫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云：‘吁音芋，《别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云：‘《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顔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顔誤也。’《正義》説是也。芋有吁音，故《别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作芈者字之誤耳。”
《内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王應麟曰：“《管子》有《内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馬國翰曰：“《管子》第四十九篇，標題《内業》，皆發明大道之藴旨，與他篇不相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類推，知皆誦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管子所自作也。今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不題姓名，闕疑也。”
按：馬氏據王説，遂定《管子·區言》之《内業篇》，即《漢志》儒家之《内業》十五篇，所見甚是。並爲分析篇章，以合《漢志》之數。其表章之意，有足多者。惟近世述周秦哲學者，鮮見涉及《内業》。間有究繹及此，則亦牽引唐宋以來理學諸儒復性、主静之説以傅會之。穿鑿惑亂，莫甚於此。且謂某語爲李翱復性之書所由成，某語爲周子主静之説所自出，程子得某語而爲定性之論，朱子得某語而爲主敬之義。牽强至此，原意盡失。余嘗反復籀繹遺文，始悟是篇所言，與《管子》書中《心術》上下及《白心篇》，實相表裏，皆爲君道而發。舉凡後起傅會之説，悉非此文本旨也。今取《心術》上下及《白心篇》，與是篇彼此印證，則其所言乃人君南面之術，昭昭甚明。《管子》雖爲糅雜之書，而言人君南面之術者，往往在焉。若《心術》上下、《白心》、《内業》四篇，其尤著者也。斯固不出管仲手，要皆裒集舊文，以入管子書中耳。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余早歲嘗抽出此四篇，爲之疏證，既已刊布於世矣。其中以《内業》名篇者，内猶心也，業猶術也。篇題既與《心術》義近，故所言亦表裏相依。同爲主術之綱領，道論之菁英。余於《疏證》中已發其藴奥，今僅辨正其大義於此，其詳則不復及矣。
或謂古之言主術者，歸於執本秉要，清虚自守。此乃道家之言，《漢志》奚爲《内業》於儒家乎？余則以爲周秦諸子之言南面術者，莫不原於道德之意。此《淮南·齊俗篇》所謂“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者是也。觀仲尼論政，有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注》德者無爲也）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歎堯之民無能名，唯能則天；稱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可知孔子之言主術，亦無以遠於道德之論。則《漢志》儒家有《内業》，不足怪也。先秦諸子之學，皆前有所承。故《莊子·天下篇》敘述諸子源流，每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悦之。則百家之説，多非所自創，亦明矣。道德之論，由來遠矣。論其興起，其當夏殷之世乎！蓋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初但口耳相傳，後乃著之竹帛。用以教人，則曰“道論”；著之竹帛，始曰“道經”。自“老子”以前，爲道論者已衆，老子裒集以爲一書，其言論既不出于一時，不成于一手，故前後字句多複見，且有後人附增之辭。循此類推，則周秦古書乍接於目，欲得知其作者主名，良非易易。班《志》著錄《内業》十五篇，而自注云：“不知作書者。”此不啻示人以古書通例矣。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顔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沈濤曰：“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説。顔以爲太公《六韜》，誤矣。”
姚振宗曰：“周史大，見《人表》第六等中下，列周景王、悼王時，爲春秋魯昭公之世，與孔子同時。上距惠襄之間，下至顯王之際，皆一百數十年，實不相及。唯云孔子問焉，則與《人表》敘次時代相合。又《莊子》有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則確爲大弢無疑。沈氏所考，信有徵矣。”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敎。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章學誠曰：“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敎’；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于儒家非也。”
按：古之以周名書者，本有二義：一指朝代；一謂周備。故凡包羅甚廣而寓周備、周普、周遍之意，如後世叢鈔、雜纂之屬，皆可以周名之。在《六藝略》中，若官制彙編之名《周官》，其尤顯著者也。遠古文獻，散在四方。自官制彙編之外，遺言逸制未經收錄者猶多。儒生各取所見，分類輯比以存之。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載乃布政立法之餘論。以其同出儒生之手，故列之儒家。若道家之《周訓》，小説家之《周考》、《周紀》、《周説》，猶後世雜鈔、叢考、説林之類耳。學者當推此意以求之，不必拘泥爲專言姬周一代之書也。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按：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搜求遺書。既取古代經傳獻之朝廷，又輯錄與經傳相表裏之逸文遺典，裒纂爲書。此編殆即其一，大抵分屬儒生爲之，而非出自己手。班氏自注所云：“似河間獻王所述”，亦存疑之辭也。此書與上文《周政》、《周法》，亡佚甚早，故《隋志》皆不著錄。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如淳曰：“讕音粲爛。”
按：此處讕字，實當讀諫。考《集韻》去聲二十九换、讕字下又列譋、諫二體，釋之云：“詆讕、誣言相被也。或从閒从柬。”是讕之或體，亦可作諫矣。《漢志》著錄之《讕言》，實即《諫言》。乃漢以前儒生裒錄古代忠臣進諫之語以成此書，所言皆爲君之道，故班氏自注云：“陳人君法度。”至于讕之“誣言相被”一義，固不能以解《讕言》之讕也。此類書既由儒生纂輯而成，故班氏云“不知作者”。
舊説謂爲孔穿所造，非是。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按：《諫言》所以箴君，《功議》所以勸臣，皆古者致治之術也。君之大權，繫乎賞罰，而行賞必先論功。此《功議》一書，亦必由儒生裒錄古代論功德之事而成，故亦不知作者。二書實相表裏，惜均亡佚甚早。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按：甯越乃周末名人也。《吕氏春秋·博志篇》嘗舉甯越與孔墨並提。稱其以布衣之士，勤學不止，爲諸侯師。賈誼《過秦論》言及六國謀士，亦以甯越與徐尚、蘇秦、杜赫並論。可知其在周末，有大名于當時。而以勤學成才，與儒爲近。《漢志》列其書于儒家，蓋以此也。《吕氏春秋·不廣篇》、劉向《説苑·尊賢篇》，皆嘗記其言論行事。惜其書不傳于後，《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班《志》自注所云“爲周威王師”，王當作公。威公，西周君也。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嚴可均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意林》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脱。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復重，僅得五事。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
馬國翰曰：“以漢、隋志敘次其書，知爲戰國時人。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别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説》矣。”
按：是書《唐志》已不著錄，散佚已久。嚴可均、馬國翰均有輯本一卷。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梁啓超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當即此人。”
按：《荀子·强國篇》中有引公孫子曰一段文字，凡二百八十言，論楚子發克蔡辭賞事。《注》云：“公孫子，齊相也。”與馬班所言正合，其爲公孫固書無疑。公孫論子發辭賞，以爲矜私廉而亂國法。且發揮尚賢使能、賞當刑稱之義，與《荀子》論治正同，故荀子具述其説。是《公孫子》亦儒家言也，故《漢志》列之儒家。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亡佚甚早，後人亦無輯本。
《李氏春秋》二篇。
馬國翰曰：“敘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閔王失國問之；羊子，秦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吕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不言名氏，當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氏春秋》之類歟？”
按：春秋二字，乃錯舉四時之名，足該一歲終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時以紀事者，謂之《春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實包天地萬物。故古之以立意爲宗而網羅彌廣者，亦得謂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此類書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猶今稱《叢刊》、《彙編》耳。《李氏春秋》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按：《廣韻》平聲十陽羊字下云：“又姓，出泰山，本自羊舌大夫之後。戰國策有羊千者，著書顯名。”殆即此人。《廣韻》策字當爲時字之誤。蓋其人生于戰國之末，至秦猶爲博士也。書佚甚早，《隋志》已不著錄。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按：王充《論衡·福虚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董子無心闢墨之説，可見於此。仲尼嘗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儒學但盡人事，不信鬼神。董子實承斯緒，故其書列于儒家。《隋書·經籍志》：“《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其後唐宋《史志》及晁氏《讀書志》均有著錄。《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馬國翰復稱“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是其書入清始無傳本，散亡甚晚。雖有馬氏輯本一卷，惜乎其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者，其詳不可得聞矣。
《俟子》一篇。
李奇曰：“或作《侔子》。”
按：《廣韻》上聲六止俟字下云：“又姓。《風俗通》云：‘有俟子，古賢人，著書。’”王先謙謂“應仲遠嘗爲《漢書音義》，則所見本必作俟矣”。王説是也。其或作侔者，傳寫之譌耳。俟子乃六國時人，見鄭氏《通志·氏族略》。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梁玉繩曰：“徐子始見《魏策》、《史記·魏世家》。《策史》言外黄徐子説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人表》列魏惠王時，當即此。”
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云云，即其事也。集解引劉向《别錄》云：“徐子，外黄人也。外黄時屬宋。”班《志》自注，本此。觀徐子所陳百戰百勝之術，意在戢兵還師。與儒者非戰之旨合，故其書列入儒家。惟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亡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梁啓超曰：“魯連言論，除《戰國策》及《史記》本傳著錄數長篇外，《水經注》、《文選注》、《史記正義》、《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魯連子》尚二十餘條，知其書北宋尚存。”
按：魯仲連戰國齊人。亦曰魯連，亦曰魯仲子，亦曰魯連先生。史稱其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人皆欽其高節。常出游各國，排難解紛。當秦軍圍趙都邯鄲甚急時，曾以利害進説趙魏大臣，阻其尊秦昭王爲帝，秦軍乃引去。其後燕將攻下齊之聊城，重兵固守。齊將田單圍攻歲餘不能克。魯連遺燕將書，約之矢以射城中，勸其撤守。事功既成，而堅辭祿賞，逃隱海上。且言“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其意趣甚遠，合乎儒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旨，故其書列入儒家。隋、唐、宋史志均有著錄，宋以後遂亡。嚴可均、馬國翰均有輯本。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馬國翰曰：“《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事，與鄒陽説竇長君絶類，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於鄒陽入從横家，于平原君則入儒，必其佚篇多雅正語，今不可見矣。”
按：朱建，漢初楚人，《史》、《漢》皆有傳。稱其嘗爲淮南王黥布相，布欲反，建諫止之，不聽。漢既誅布，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辟陽侯審食其，因而納交。惠帝欲誅辟陽侯，建以計救之。孝文時淮南厲王誅辟陽侯，孝文聞建嘗爲之策，使吏捕治，建乃自剄。此其行事大略也。此書七篇，既爲建作，不應廁魯連、虞卿之間。沈濤謂後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其説是也。顧隋唐志皆不著錄是書，亡佚已早，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梁啓超曰：“《史記·本傳》云：‘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又《十二諸侯年表》云：‘虞卿著書八篇。’與本《志》所錄篇數頗有出入。今《戰國策》及《新序》皆記虞卿行事言論，但是否爲本書原文，尚難斷言。”
按：虞卿者，游説之士也（司馬遷語）。徒以不得大有爲於當世，乃發憤以圖不朽。此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也。本志《六藝略》春秋家，著錄《虞氏微傳》二篇。知其長於《春秋》之學，學醇於儒，故此十五篇亦列入儒家也。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梁啓超曰：“此及《孝文傳》，以入儒家，本無取義。殆因編《七略》時未有史部，詔令等無類可歸，姑入於此耳。”
按：古之以傳名書者，既可以稱紀錄，亦可以名論述。褚少孫稱《太史公書》爲《太史公傳》，其明徵也。昔人論著中常稱“傳曰”或“傳有之”，亦謂傳爲古書耳。漢高祖初起事時，雖質樸無文，鄙棄儒學；及天下既定，與諸大臣謀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書史。《漢書》本紀云：“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肅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若此所舉蕭何、張蒼、叔孫通、陸賈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與之述古，又時頒詔策以論國政。簡牘漸多，故有人裒輯以爲《高祖傳》十三篇。嚴可均謂“其他見於諸史傳記者，有詔二十二篇，手敕、賜書、告諭、令答、鐵券、盟誓等十五篇，總凡三十八篇”（《全漢文敘錄》）。然則《漢志》著錄之十三篇，蓋其中之尤要者也。所載言論，多與儒近，故列之儒家。
《陸賈》二十三篇。
顧實曰：“本傳云：‘陸賈楚人。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此作二十三篇，蓋兼他所著者計之。”
按：《史記·陸賈傳》云：“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駡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據此，可知漢初天下甫定，以儒學匡弼高帝而有所述造者，以陸賈爲最先。實於開國弘規，大有關繫。《史記正義》引《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唐志同。傳至宋代，已殘缺不全。故王應麟撰《漢書藝文志考證》時，所見僅七篇。至明弘治間，始有人得十二篇足本刻之。《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多爲王應麟所未見，而與明本大致相合。今《四部叢刊》本，即影印明本也。嚴可均謂“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評論切當，殆非虚譽。陸賈尚有《楚漢春秋》九篇，在《六藝略》春秋家。
《劉敬》三篇。
葉德輝曰：“本傳載敬説高帝都秦、與冒頓和親、徙民實關中、凡三事。當即此三篇之文。”
按：劉敬本姓婁，齊人。高帝從其言西都關中後，曾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史記》列傳題劉敬，《漢書》則作婁敬，二傳可以互勘。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顧實曰：“《史記·文紀》，凡詔皆稱上曰，蓋即此類之文。文帝黄老之治，而入儒家，道儒固相通也。”
按：文帝在位二十餘年，行事言論多矣。其見於《史》《漢》本紀、《封禪書》、《律書》、《郊祀志》、《刑法志》、《淮南王傳》、《周勃傳》、《錯傳》、《賈捐之傳》、《匈奴傳》、以及他書所載文帝制詔、賜書之類甚夥。《漢志》僅著錄《孝文傳》十一篇，固未足以盡之，其爲不備，與《高祖傳》同。即此十一篇之書，亦已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賈山》八篇。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言柴唐子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至言》，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斷之，豈其然乎？”
按：班《書》謂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者，言其爲學不守章句，但務博涉，不能爲醇粹專經之學也。漢世有博士之學，有通人之學，二者取舍不同，而山則與通人之學爲近。《漢書》本傳稱其“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袪”。可知其家世學業，而又與其先人異趣矣。今觀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大意謂聖主以和顔受諫而興，秦以不聞過失而亡。於文帝二年上書陳之。直言極諫，侃侃而談，要非深於儒術者不能道也。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周壽昌曰：“《隋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臧以功臣子襲爵官太常而名重。儒家有書十篇，又賦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雋中才學之並茂者。而出自功臣子，尤可異也。晁公武《讀書志》有云：‘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孔叢子》之後。’考《孔叢子》漢初未出，至東漢末始有其書。則臧書之名《連叢》，疑後人僞託也。然其書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邯鄲書目》。《通考》、《玉海》俱引之。”
按：班固《兩都賦序》有云：“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文選》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可知孔臧在武帝世，早負重名，故班氏稱舉公卿大臣，取與兒、董、劉、蕭諸賢並論。皆於當時儒學之興，大有關繫。其所爲賦二十篇，詳《詩賦略》。
《賈誼》五十八篇。
梁啓超曰：“《隋志》《賈子》十卷，《錄》一卷。《唐志》賈誼《新書》十卷，今存。但非《漢志》原書之舊。”
按：《史記·本傳》稱“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數年。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漢書》本傳贊引“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可知漢代學者於賈生之年少多才，未得大用，皆極閔惜。太史公取與屈原同列一傳，蓋悲其抑鬱莫展，處境艱困，兩人志遇相近也。至其論政之文，如《過秦論》、《治安策》，篇長氣盛，讀之令人神旺，至今猶膾炙人口。如此巨幅文字，亦散見在五十八篇中。《漢書》本傳亦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與本志所著錄者合。顧其書在《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均稱《賈子》；《唐書·藝文志》始題《賈誼新書》。盧文弨謂“《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所自爲”（書《賈誼新書》後）。其説是也。今《漢魏叢書》本《新書》十卷，自《過秦上》至《立後義》共五十六篇。其中《問孝》第三十五，《禮容語上》第五十三，皆有目無文，篇章早闕。今所存者，實僅五十四篇耳。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
梁啓超曰：“《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説苑》君道篇、建本篇各引獻王語二節，或是其文。”
按：《漢書注》引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沈欽韓謂“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謂之三雍。”是已。其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王先謙曰：“本傳言‘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是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諸書内也。”
按：董仲舒專治《公羊春秋》，爲漢初今文經學大師。景帝時爲博士，武帝時官至江都相及膠西王相。其説經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而雜以陰陽五行之説，借天道以明人事。欲以天變災異，對時君進規諫。意其時此類言論文字必夥，故爲書至百二十三篇之多。後隨今文經學之衰歇，董氏之書，亦亡佚最早。故《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類，不復見有百二十三篇矣。至于今日通行之《春秋繁露》十七卷，《漢志》不載，始著錄于《隋志》經部春秋類。其書自《楚莊王》第一至《天道施》第八十二，凡八十二篇。其書發明春秋大義者，僅十之四五；其餘多篇，率泛論性與天道及治國之要。而《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諸篇，闡明人君南面術，尤爲深切。可知其所論述，非專爲《春秋》作也。竊疑此書既不見于《漢志》，所起必晚。殆漢以後人收拾董氏遺文如百二十三篇中之零散篇章，裒輯以成斯編。今之稽考董氏學術思想者，仍必究心于此。
《兒寬》九篇。
嚴可均曰：“本傳有《議封禪對》一篇，《封秦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歷志上》有《改正朔議》一篇。”
姚振宗曰：“兒寬遺文，略可考見者僅此。前兩篇當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改正朔議》或當在此書。”
按：《漢書》本傳稱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張湯爲廷尉時，以寬爲掾。嘗見武帝語經學，帝大悦。擢爲中大夫，遷左内史，後拜御史大夫。而《本傳贊》復云：“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可以想見其譽望之高。史稱其“善屬文”，惜其文已不多見。馬國翰有輯本。
《公孫弘》十篇。
嚴可均曰：“《史記》《漢書》本傳、《儒林傳》、《吾邱壽王傳》、《郭解傳》，所載有公孫弘《賢良策》、《上疏言治道》、《對册書問治道》、《上書乞骸骨》、《上言徙汲黯爲右内史》、《奏禁民挾弓弩》、《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郭解罪議》。《又藝文類聚》六十九載弘《答東方朔書》，凡九篇。其遺文可見者如此。
按：公孫弘少爲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武帝初以賢良爲博士，詔徵文學，弘復對策，擢第一。累遷至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士，而自奉甚薄，帝賢之。然其爲人多忌，外寬内深，嘗與有隙者，必乘間報之。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所爲也。人多譏其曲學阿世，故能持祿保寵。亦以熟習文法吏治，始得久居高位耳。其所爲文，辭旨安雅，今但觀其存於本傳中者，猶不失敦謹之意。其散佚者，馬國翰有輯本。
《終軍》八篇。
嚴可均曰：“《終軍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奉詔詰徐偃矯制狀》一篇、自《請使匈奴使南越》各一篇。”
按：《漢書》本傳稱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累遷至諫議大夫。奉使説南越王内屬，王已聽許，請内屬。而越相吕嘉不從，攻殺其王及漢使，軍亦被害，年僅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遺文自載於本傳者四篇外，餘皆散佚，馬國翰有輯本。
《吾丘壽王》六篇。
葉德輝曰：“本傳有《駁公孫弘禁民挾弓弩》、《説汾陰寶鼎》二篇，《藝文類聚》武部引《驃騎論功論》一篇。”
按：《漢書》本傳稱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累遷至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請禁民不得挾弓弩，帝下其議，壽王對善，帝以難弘，弘屈服焉。後坐事誅。至其所著書，《隋志》已云：“梁有《吾丘壽王集》二卷，亡。”馬國翰有輯本。
《虞丘説》一篇。難孫卿也。
王先謙曰：“虞、吾字同，虞丘即吾丘也。此壽王所著雜説。”
姚振宗曰：“此虞丘名説，未詳其始末。志列吾丘壽王、莊助之間，則武帝時人。馬國翰以爲即吾丘壽王，殆以此説爲所説之書。然例以上下文，殊不然也。”
按：姚氏所言是也。馬國翰以虞丘、吾丘爲一人，王氏本之，誤矣。二書使果出於一手，奚必分條别載乎？《漢志》此處前後，皆以姓名標題，尤可證矣。
《莊助》四篇。
姚明煇曰：“本書列傳稱嚴助，避後漢明帝諱也。《志》蓋據七略原文不追改。”
按：本傳稱助在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中，獨爲武帝所善，擢爲中大夫。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黜。建元中拜會稽太守，後又留爲侍中。淮南王安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安反，事相連，坐誅。《漢志》著錄其遺文四篇而早亡，馬國翰有輯佚一卷。
《臣彭》四篇。
姚振宗曰：“此佚其姓氏爵里，在《錄》《略》亦不得其詳，故唯就其所署，題曰臣彭耳。大抵亦與虞丘説同爲武帝時人。”
按：古人著書爲文，或應制而作，或獻之於朝，故皆題臣字於姓名之上，亦有不標其姓者。此書四篇而稱臣彭，亦猶《漢書》注中之有臣瓚耳。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王應麟曰：“《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皐傳》：‘與冗從争。’《注》：‘冗從，散職。’”
姚振宗曰：“《詩賦略》中有《李步昌賦》二篇，蓋宣帝時奏御，固能文之士也。”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姚振宗曰：“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説以爲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
按：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别鈔成帙。《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説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羣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然矣。後人效之，遂爲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韓愈《進學解》復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勤動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温公《徽言》，乃温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册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漢志》悉將此種鈔纂之編，列諸每家之末，猶可考見其類例。古人於此類摘鈔之書，不自署名，且未必出於一手，故不知作者也。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顔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按：漢昭帝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謂宜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互相詰難。後榷酤雖罷，而鹽鐵如舊。宣帝時，桓寬裒錄當日兩方辨論之語，集成是書，即以鹽鐵標題。賢良文學之士所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自《漢志》以下，皆列此書於儒家。自《本議》至《雜論》凡六十篇。今俱存。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
顧實曰：“稱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本傳云：‘向采傳記，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説》中篇目，即《世説》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説苑》二十卷，卷即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説》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傳圖》一篇，恰符《漢志》六十七篇之數。今《世説》八篇亡，《列女傳圖》一篇亦亡，《新序》亡二十篇，存十篇，凡餘三十八篇。”
按：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楚元王交四世孫，事蹟附《漢書·楚元王傳》。向學問淵博，通達能文，專精思於經術，治《春秋穀梁傳》。宣帝時爲諫大夫，累遷給事中。坐事免，復起，乃更名向。拜郎中，累遷光祿大夫，終中壘校尉。成帝河平三年，詔向領校羣書。分羣書爲六大類，向自校經傳、諸子、詩賦。其他兵書、數術、方技，各委專才，而向總其成。每書校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各爲敘錄一篇。後又裒集衆錄，使可别行，名曰《别錄》。辨章學術，厥功甚偉。其所自爲之書，除《漢志》儒家著錄六十七篇外，尚有《五行傳記》十一卷，見《六藝略》尚書家；《賦》三十三篇，見《詩賦略》屈賦類。又有《五經通義》，早佚，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梁啓超曰：“今存《太玄》、《法言》、《州箴》、《官箴》，《樂》四篇已佚。”
按：揚雄字子雲，西漢末期成都人。史稱其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以學問文章名世，遠近慕之。成帝時，召對，奏《甘泉》、《河東》、《長楊》諸賦，多仿司馬相如。後乃悔其少作，薄詞賦不復爲。於是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仿《蒼頡篇》作《訓纂》，仿《虞箴》作《州箴》。述造雖富，而仕途不顯。歷事成、哀、平、新莽四朝，均抑鬱不得志。成帝時曾爲給事黄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轉爲大夫。以迫於權勢，嘗作《劇秦美新》以諛莽，遂爲後世所嗤。知其情者，自能諒其苦心也。及雄既没，桓譚獨許其書之必傳。至東漢魏晉時，已有人裒集其遺文。故《隋志》、《唐志》皆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明鄭璞，又續輯之。清嚴可均輯錄其遺文共四卷，較詳備，在《全漢文編》中。其他專著，皆别行於世。
西漢末期學者，以劉向、揚雄爲最淵博。是爲通人之學，與其時博士之學異趣。博士之學，在流於專固繁冗之後，忽有博學通人出，救弊起衰，以濟其窮。物極必反，理勢然也。王充《論衡·超奇篇》云：“能説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别通篇》云：“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又云：“或以説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王充生於東漢，目擊西京博士之學，流弊甚大，故爲斯論以振起之。西京之末，惟劉向、揚雄博學多通，與並世諸儒絶異。故後世論及博通之士，即取二人爲例。若《顔氏家訓·勉學篇》所云：“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此特就校書一端，即以劉揚並提，可知二人學問淵雅，早爲昔賢所重。西漢末期有此二人，遂開博通一派。於後世儒林，影響尤大。《漢志》敘次儒家諸書，而以劉向、揚雄二家殿尾，意固有在矣。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姚振宗曰：“所載凡五十二條，條爲一家，實止於五十二家。《穀梁序疏》引此條亦云五十二家。此云五十三家，三當爲二。其篇數則缺少十一篇。今校定當爲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
顔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爲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爲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
周壽昌曰：“本志自此以下道家至農家，凡八家，俱用‘此其所長也’五字稱之，下便作抑辭。獨於此，以‘於道最爲高’五字極力推重，所以别儒於諸家也。”
按：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後，儒學始居諸子之上，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者爲儒。故《淮南·俶真篇》高誘注云：“儒，孔子道也。”是即漢人之所謂儒耳。若漢以前之所謂儒，乃術士之通稱。故秦之阬儒，實阬術士也。漢人多以濡柔釋儒，流于懦弱無能。而孔子與魯哀公論及儒行，則謂“非時不見，非義不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親而不可劫，可殺而不可辱”；“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其剛毅有守如此。是豈自漢以下襃衣博帶、張拱徐趨、柔弱不振之所謂儒乎？故論儒術崇卑廣狹，自必上溯其原，以校其異同；而未可拘于一隅，以漢爲斷也。《漢志》上承劉歆《七略》，篇中論列學術，皆采《輯略》中語。在《諸子略》中，每家皆云：某家出於某官。其説未可徵信，余别有説詳辨于《諸子略》尾。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按：此言古之聖哲，皆坐言而可起行。或以事功垂諸百世，或以言教傳之千載，終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衰，此辟儒之患。
顔師古曰：“辟，讀曰僻。”
周壽昌曰：“《爾雅》邢昺《疏》引此作‘僻儒之患也”。即此辟字。”
顧實曰：“惑者爲誰？章句鄙儒如秦延君是也。辟者爲誰？曲學阿世如公孫弘是也。二者皆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
按：辟讀曰僻，僻者偏也，謂其所知偏於一面而不知其他，喻其人之隘陋。《荀子·天論篇》云：“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淮南子·汜論篇》云：‘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此皆言偏於一面，則所知者小。漢世博士之學，實坐此病，故《漢志》亟言其患。
（二）道家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姚振宗曰：“道家之言，託始黄帝。史言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蓋亦述黄虞之言爲多。此其所以爲道家之祖，而老子猶其後起者也。”
梁啓超曰：“伊尹時已有著作傳後，且篇數多至五十餘，此可斷其必誣。然《孟子》已徵引伊尹言論多條，則《孟子》時已有所謂伊尹書者可知。《逸周書》有伊尹獻令，其起原當亦頗古也。但以入道家，於義恐無取。”
顧實曰：“《吕覽·本味篇》述伊尹之言，當出此書。《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則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也。馬國翰有輯本。”
按：君人南面之術，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其不起於夏殷以前，無疑也。顧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術雖已萌芽，初但口耳相傳，至周末諸子，各述所聞，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脩務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記之於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説。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可知諸子之書，例多託古，不足怪也。《漢志》小説家著錄《伊尹説》二十七篇，班氏自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昔人已啓示斯例矣。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顔師古曰：“父讀曰甫。”
周壽昌曰：“《詩·大雅·大明正義》引《七略·别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總名也。”
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大戴記·踐阼篇》、《吕覽》、《新書》、《淮南》、《説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説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
梁啓超曰：“《太公》書之不足信，亦與《伊尹》等，即班固亦言‘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矣。不依託他人而獨依託太公者，殆齊之稷下談説之徒最衆，喜引開國之君以自重其説。《管》、《晏》諸書，亦以同一理由發生也。《秦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當即在此‘謀八十一篇’中耶？亦可徵戰國初年已有此類書矣。”
按：上世言道術者，爲使其書見重於世，故必依託古初，高遠其所從來。言道術者之必推本於伊尹、太公，猶言方技者之必推本於神農、黄帝耳。此類書戰國時興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盡後起臆説也。學者籀繹遺文，可慎思而明辨之。班氏自注所云“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當作“或又以有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竊疑正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十五字，本爲自注中語，後乃誤爲正文，皆傳寫者亂之。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梁啓超曰：“《左傳》‘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此殆史官所傳故書。”
按：《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劉向《别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此即班氏自注所本。長子、地名，即今山西長子縣也。襄公四年《左傳》所載晉魏絳對晉悼公語中有云：“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並述其《虞人之箴》。其次，《韓非子·説林上篇》，引其與周公議伐商蓋之語。惟《韓非子》作辛公甲，與《左傳》異。其遺説之可考者，僅此而已。《漢志》著錄之二十九篇書，不見於《隋志》，亡佚甚早。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宋濂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説家又别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其書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之所記歟？”
宋翔鳳曰：“《鬻子》書已不傳。今傳逢行珪注《鬻子》，乃是僞書。惟《新書·修政語》二篇，當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問者，皆在下篇。其上篇載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之言，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道家之言，皆託始黄帝，故《七略》列於道家。而以爲人君南面之術，固治天下之書也。”
按：周秦諸子之書，不皆出自己手，大率由其門生故吏或時人之服膺其説者、裒錄其言論行事以爲之。此乃古書通例，無足怪者。《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兹。”考周秦諸子之書。著錄于《漢志》者，在《鬻子》之前，尚有《伊尹》、《黄帝》、《孔甲》、《大禹》、《神農》、《力牧》諸書，是不得謂《鬻子》爲子書之始也。特直名其書爲某子，則以此爲最早耳。觀《列子》中三引《鬻子》，如云：“物損於此者盈於彼，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又云：“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若此所論，實有合於“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之旨，《漢志》列之道家，是矣。至於《新書·修政語下篇》所引鬻子論治國之道，則以道義禮節忠信爲尚，又似乎與儒學宗旨無殊，故明刊《子彙》，徑以《鬻子》列入儒家也。原書早已殘缺，隋、唐、宋史《志》所著錄，皆止一卷。嚴可均輯《三代文編》時，錄其佚文凡十四條；葉德輝亦有輯本二卷，在《觀古堂叢書》中。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劉向曰：“所校讎中《筦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朱熹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又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
宋濂曰：“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絶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霸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説是矣。”
嚴可均曰：“八十六篇至梁、隋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篇》。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
按：《管子》之管，《漢志》作筦。顔師古云：“筦，讀與管同。”是漢人本作筦也。此書在劉向前，乃雜亂無章之文獻資料。經劉向去其復重，訂其譌謬，寫定爲八十六篇，仍爲一部包羅甚廣之叢編，固非紀錄管子一人之言行也。古人記事纂言，率資簡策。積之既多，每取其相近者聚而束之。大抵河平校書以前之古代遺文，多屬此類，不獨《管子》然也。劉向區而别之，諸書始粲然可觀。然於删除繁重之際，不可謂其所割棄者，皆全無足取者也。若其校錄《管子》，竟除去復重至四百八十四篇之多。如此豐贍舊文，豈盡不足采掇乎？有所取必有所棄，知其於校書之際，不無遺珠之憾也。今觀《管子》書中，多言無爲之理，詳於人君南面之術，班《志》列之於道家，即以此耳。自《隋志》改列法家之首，後世學者，咸以管子爲申商之前驅，非斯之先導，謂爲刻薄寡恩。不悟道家之旨，施諸後世，其流必爲刑名法術之學，此史公所爲以老莊與申韓合傳、而謂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也。或謂《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是《七略》原文本不在道家也。愚則以爲《七略》所云十八篇之書，乃昔人從八十六篇中選錄論法之文十八篇以裁篇别出者。班氏爲《藝文志》時，以此十八篇已在八十六篇中，故但列八十六篇於道家，不復列十八家於法家也。要之道法二家，相須爲用。惟任大道，始以法治國；惟明法令，始能無爲而成。相濟相生，似二而實一耳。今本《管子》存七十六篇，文字多有譌脱。近人聞一多、許維遹、郭沫若均有校本。又裒錄前人所校，刊爲《管子集校》。頗翔實，可參考。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宋濂曰：“《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
顧實曰：“《鄰氏傳》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道藏》宋董思靖《道德經集解序説》引《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則今本《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猶《七略·别錄》之舊。惟分《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則又異矣。今存王弼注本最古，河上公本更在王後，次之。”
按：《道藏》宋謝守灝《混元聖紀》引《七略》云：“劉向讎校中《老子》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臣向書二篇，凡中外書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複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可知今本《老子》兩篇之敍次及章數，自漢以來然矣。顧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於長沙漢墓，兩千餘年前舊寫本，復見今日。其敍次則與今本相反，而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適與《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證説老子之文，先《德》而後《道》，敍次相合，斯固《老子》一書之原貌也。且甲乙本帛書皆不分章，後世分章，皆出於注家所爲耳。余嘗依據帛書寫定《老子》，博采舊説之精者，兼下己意以發明其義藴，撰爲《疏證》，以便學者。
老子其人其書自來考辨紛紜，莫之能一。余則以爲世遠年湮，宜遵多聞闕疑之義。於所不知，不必深探而廣索也。司馬遷生於二千餘年前，爲之作傳，即已兩言“莫知”，四言“或曰”，遠在西漢之初，已多不能實指。今歷時久遠，孰從定其是非。且古人恒以耳大而長者爲壽考之徵，故常稱老壽之人爲老聃。《禮記·曾子問》鄭《注》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是其義已。年命長者，知識必廣，見聞必多。是以古之道術，每由老壽之人，口傳於世，帝王南面之術，亦其一也。其術傳至戰國，已甚繁穰，於是有老壽者裒錄以爲一書，世即名之爲《老子》云爾。至於其人是否爲楚苦縣人、姓李名耳？是否爲老萊子？或太史儋？或老彭？均宜姑置弗論；但就其書静心讀之，以窺道論之要，斯亦可矣。若夫史傳所載孔老對語及孔子畏服之狀，則皆道家之徒所虚構，尤不足信也。世之研繹哲學思想者，恒言道家學説爲老子所獨創，斯又大謬不然。《莊子·天下篇》敍述諸子學説之興起，每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説之”。可知每一學派之出現，皆必前有所承。既已明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説之”。然則老聃之前，尚有精於此道之老前輩，闡發已多，爲其學之所自出。何可一概抹摋，將創始之功歸諸老聃？《漢志》道家，著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筦子》諸書於《老子》前，則道論之興，實源遠而流長矣。即就《老子》本書而論，如十五章云：“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二十二章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虚言哉”；六十二章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六十五章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若此諸言，足證《老子》之學，繼承前人緒論，至爲廣泛也。此書二篇，特其緒論之較精要者耳。由於不出于一時，不成于一手，故前後不免有複見字句，且雜入後人附加之辭，學者宜明辨之。
《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顧實曰：“傅氏《説》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牟融《理惑論》云：‘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則東漢之末，傅氏經猶存也。孫詒讓《札迻》云：‘即今《老子》上經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蓋非也。”
按：牟融《理惑論》凡三十七篇，有人問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經》之三十七品，《道經》之三十七篇，載其説於篇末。彼既明云老氏《道經》，而未及《德經》，則所稱“三十七篇”者，實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屬文之際，以章爲篇，乃一時之率筆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顧《經説》之體，與爲原書作注解者有所不同。《漢志》著錄《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乃講説道家義藴之文，固非注述之體。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學”也。講説老子之學而發爲論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爲《經説》，篇數不一，其明徵也。此處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經説》論文之實數，自不得傅會爲《道經》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
《老子徐氏經説》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姚振宗曰：“本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黄老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是當文、景、武帝之初，黄老之學最盛。此鄰氏、傅氏、徐氏三家，當在其時。《釋文》及《隋志》，皆不著錄。”
劉向《説老子》四篇。
梁啓超曰：“《志》不著錄《老子》本書，而僅錄其傳説四家，殊不可解。四家今皆佚。而《隋志》有河上公注《老子》，今存。本《志》郤無之，可證其僞。”
按：《志》著錄《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實包《老子》本書在内。明其中有《經》二篇、《傳》二篇，故爲四篇也。班志《藝文》時，蓋未見《老子》經文單行之本，故合《鄰氏經傳》以著錄之耳。河上公，乃漢文帝時人。史稱其深於老子之學，不必曾注書。後世有河上公注本，乃好事者所依託。唐玄宗開元七年，詔令儒官詳定注《老》諸家得失，劉知幾即議《河上公注》之僞。且言王弼所注，義旨爲優（見《唐會要》）。故自唐以下，王《注》盛行，而《河上注》黜矣。
西漢諸儒，深通老子之學者，劉向自是不廢大家。蓋其父德，史稱其少修黄老術，有智略（見《漢書·楚元王傳》）。然則向精於道論之要，亦實承其家學耳。觀向所爲《列子叙錄》有云：“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持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此與《漢志》所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語意全同，其必同出向手無疑。蓋《漢志》以《七略》爲底本，而《七略》之文，多存向之緒論，故二者密合無間如此。向於道家之學，可謂得其本柢矣。向所爲《説苑》二十篇，以《君道》冠首。開宗明義，即假晉平公與師曠問答之辭，以明人君清静無爲之意。而他篇相互發明者，尤爲繁夥。綜其所論，達於致治之源，直入老聃之室。惜其所撰《説老子》四篇，著錄於《漢志》而早亡，莫由盡窺其藴奥耳。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陶方琦曰：“《文子》非古書。今屬於雜家之《文子》，與《漢志》屬道家之《文子》不同。《文子》雖冠以‘老子曰’，中間有‘故曰’，實引《淮南》作爲老子之語。又《淮南》作爲戰國時人問答者，《文子》亦作爲《老子》之語。詳細考之，《文子》首章之《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誠》即《精神》；《上德》即《説林》；《上義》即《兵略》；實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跡顯然。”
梁啓超曰：“此書自班氏已疑其依託。今本蓋並非班舊，實僞中出僞也。其中大半勦自《淮南子》。”
按：此蓋漢人雜鈔道家之言以爲一編，欲以疏釋《老子》者。雜而不醇，故柳宗元直斥之爲駁書也。自後世尊之爲《通玄真經》，始成爲道觀之祕笈，而儒者罕習。宋季當塗杜道堅撰《文子纘義》十二卷，暢發其旨，道堅亦道士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顔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皮錫瑞曰：“齊稷下有環淵。環、蜎音近，蓋即其人。”
按：環、蜎古字通。《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可證也。《史記·孟軻荀卿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黄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即其人已。史言“著上下篇”，著之言猶注也，謂爲《老子》上下篇解説，使其義著明也。其解説之文有十三篇，故《漢志》如實以著錄之。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梁啓超曰：“隋唐志皆不著錄，原書久佚。今存一卷本，僞品也。今本之僞，陳振孫、宋濂及《四庫提要》辨之已詳。文筆頗類唐人所譯佛經，辭理雜勦釋道皮毛，蓋唐以後作品也。《莊子·天下篇》以關尹與老聃並稱，且名列聃前，似非聃弟子。《吕覽》言‘老聃貴柔，關尹貴清’，其學似亦不與老氏全同也。”
按：今本之僞，固衆所周知矣。即著錄於《漢志》之九篇，亦難保其非依託。且“關尹”二字，乃稱其人之職守，而非其姓也。劉向入之《列仙傳》中，又名關令子。彼既爲神仙中人，豈復下筆著書？紀其事最早者，莫如《史記》。但言老子“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而未嘗言關尹亦著書。況《史記》所云“關令尹喜曰”，乃言關令尹見老子之至而心喜悦也。司馬遷以後之人，誤讀《史記》，遽以“喜”爲其名，或直稱之爲“尹喜”，自劉向、劉歆已然，班氏自《注》，亦沿其誤。他如高誘注《吕覽》，陸氏撰《釋文》，皆謂其人名喜。名之不正，孰甚於此。後世對其人之姓名，不免以譌傳譌，則其人之有無，自難遽加論斷。遑論其著述乎？《漢志》著錄九篇之書，殆秦漢間人所撰記，託名於關尹耳。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王應麟曰：“郭象《注》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藝文志》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内篇七、外篇三十八、雜篇十四、解説三。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郭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
按：今本定著三十三篇，亦非郭氏所始創。《淮南·修務篇》高誘《注》云：“莊周作書三十三篇，爲道家之言。”是漢末已有三十三篇之本矣。郭象特據是本作注耳。考《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則其人生值戰國之世，實與孟軻同時。特孟軻汲汲皇皇，求用於世；莊周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斯固儒道二家之異也。《史記》載周之自道有云：“我寧游戲於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自此以下，實開清超避世一派。其學雖歸本於老子，而實有廣狹之不同。故戰國秦漢，以黄老並稱，實施之於政治；魏晉以來，始稱老莊，己流於曠達放任，此又二者之殊也。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顧實曰：“《尸子·廣澤篇》云：‘列子貴虚。’道家以清虚爲治也。今本《列子》八篇，前有劉向《敘錄》云：‘《列子》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
馬敘倫曰：“世傳《列子》書八篇，非《漢志》著錄之舊，較然可知。況其文不出前書者，率不似周秦人詞氣，頗綴裂不條貫。汪繼培謂其會萃補綴之迹，諸書具在，可覆按也。”知言哉！蓋《列子》書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稱於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吕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説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説，成此八篇，假爲向敘以見重。”
按：列子之學，與莊周近，而不顯於當時。故《莊子·天下篇》論及墨翟、宋銒、尹文、田駢、慎到、惠施諸家，復贊許關尹、老聃，獨不及列禦寇。《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不提列子。司馬遷撰《史記》時，不特不爲之列傳，且無一字語及之。是以後之論者，多疑其人之有無，更不論其書之真僞矣。顧其名數數見於莊周書中，甚至尊之爲子列子，且有《列禦寇》專篇以紀之。《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及《吕氏春秋·不二篇》皆云“列子貴虚”，與《莊子·應帝王篇》所言相合。則當時實有其人，特非世之顯學耳。顧其書非自著，亡佚亦早。今之八篇，又後人之僞作也。自東晉張湛爲之《注》，唐殷敬順撰《釋文》，晚出《列子》，得傳至今。吾友楊伯峻爲《列子集釋》，疏證而條理之，遠勝舊注。
《老成子》十八篇。
顧實曰：“老考古字通，今本《列子·周穆王篇》《釋文》作考成子。”
按：老成、乃複姓也。《通志·氏族略》有“老成氏”一條云：“古賢人老成子之裔孫也。老成方爲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黄老之道。”又别出考成子一條云：“古有考成子，著書述黄老之道。列子有考成子，幼學於尹先生。”《通志》所言，蓋據《世本·氏姓篇》、《元和姓纂》諸書。老成方著書十篇，未知即著錄於《漢志》之十八篇否？篇數不符，殆非一書。
《長盧子》九篇。楚人。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楚有尸子、長盧……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索隱》云：“長盧，未詳。”《正義》云：“《長盧》九篇，楚人。”《正義》之言，蓋本《漢志》。《通志·氏族略》有長盧氏，列於複姓不知其詳本者之類云：“《列子》楚賢者長盧氏著書。”蓋已不能盡考矣。
《王狄子》一篇。
姚振宗曰：“王狄子未詳。氏姓諸書，亦無王狄氏。豈姓王名狄，如韓非、鄧析之稱子者歟？”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錢大昭曰：“高誘注《吕覽》云：‘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得之，以封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按：《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楊倞《注》云：“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可知其人在周末，放任自適，與蒙莊爲近；而又通於名理，能以善辯勝人者也。其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錢大昭曰：“《吕氏春秋》云：‘陳駢貴齊。’高誘《注》云：‘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也。’田、陳古今通用。劉歆《七略》云：‘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田駢，齊人。學黄老道德之術。”《漢志》著錄其書二十五篇，可謂不少。惜其早亡，馬國翰有輯本。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周壽昌曰：“隋唐志不著錄，久佚。《文選》孫綽《天台賦》注引《七略别錄》云：‘老萊子，古之壽者。’”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注》云：“楚人，隱者也。”是老萊子乃古之賢人而老壽者，故孔子尊之。《史記·老子列傳》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漢志》著錄十六篇，蓋後人有所增益，而皆早亡，馬國翰有輯本。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梁啓超曰：“《列女傳》記‘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則非齊人，更不及威王時矣。或是兩人耶？”
按：齊魯接壤，或實齊人而居於魯，或實魯人而居於齊，此乃事所常有。故記之者或稱爲齊人，或稱爲魯人也。至於時君之名，間有不合，乃古人記憶偶差耳。皇甫謐《高士傳》稱“黔婁先生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其四篇之書早亡，《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
《宫孫子》二篇。
顔師古曰：“宫孫，姓也。不知名。”
按：《通志·氏族略》云：“室孫氏、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氏族略》有室孫氏，無宫孫氏。或謂室即宫之訛也。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顔師古曰：“以鶡鳥羽爲冠。”
吕思勉曰：“《漢志》止一篇，韓愈時增至十六，陸佃注時又增至十九，則後人時有增加，已決非《漢志》之舊，然今所傳十九篇，皆詞古義茂，決非漢以後人所能爲。蓋非《漢志》之舊，而又確爲古書也。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五諸篇，皆稱龐子問於鹖冠子。第十六篇稱趙卓（悼之借字）襄王問於龐煖，第十九篇稱趙武靈王問於龐煖，則龐子即龐煖。鶡冠子者，龐煖之師也。全書宗旨，原本道德，以爲一切治法，皆當隨順自然。所言多明堂陰陽之遺，儒、道、名、法之書，皆資參證，實爲子部瑰寶。”
按：《漢志》《鶡冠子》一篇，在道家；又《龐煖》二篇在縱横家。《隋志》但著錄《鶡冠子》三卷，無《龐煖》書。清末王闓運《湘綺樓集》有《鶡冠子序》，疑《隋志》之三卷，乃合《龐煖》二篇在内，揆之其實，理或然也。即以今本十九篇觀之，言多名理，且饒古訓，似非魏晉以下人所能爲。以視其他僞書，固不同矣。要之上世美言雋辭，流布甚夥。周秦諸子，各有所取，載之篇籍，雖非出之己口，自有存古之功。此書可寶者，亦在是耳。
《周訓》十四篇。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按：著錄於《漢志》之書凡以周名者，多爲周普、周遍、所包甚廣之意。道家《周訓》十四篇，蓋即習道論者隨筆雜錄之編，以備遺忘者也。與高文典册、精意著述不同，故劉向以小書俗薄目之。
《黄帝四經》四篇。
顧實曰：“《隋志·道佛篇》云：‘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處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此懸揣之談。《黄帝四經》，《隋志》已不著錄也。”
按：黄帝之世，荒遠難稽。故司馬遷在《五帝本紀贊》中早已歎喟：“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然世俗之人，多尊古卑今，貴遠賤近。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黄帝，以高遠其所從來。此《淮南·修務篇》所爲致慨也。言道論之必託本於黄帝，猶治本草之必推始於神農耳。黄老並稱，爲時已久。學者習焉不察，遂以黄帝爲道家之祖，目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神聖人物。因之述道德之意以爲書者，遂託名於黄帝也。即使漢世果有其書，亦必出六國時人之手。此乃著書託古之慣技，不足怪已。
《黄帝銘》六篇。
章學誠曰：“《漢志》道家《黄帝銘》六篇，其書今既不可見，考《皇覽》黄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
按：古之帝王，多有爲箴銘於器物以自警策者。如《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所謂於席之四端爲銘，於几爲銘，於鑑爲銘，於盥盤爲銘，於楹爲銘，於杖爲銘，於帶爲銘，於履屨爲銘，於觴豆爲銘，於户爲銘，於牖爲銘，於劍爲銘，於弓爲銘，於矛爲銘。舉凡周身之器，莫不有銘，所以自鞭厲者深矣。顧黄帝之世，荒渺遙遠，其時尚無文字，更何有於銘辭？所謂《黄帝銘》者，亦後世依託之作耳。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按：以近世進化論史觀衡之，則黄帝之世，實爲我國原始社會時期。其人乃傳説中之部落聯盟酋長。此時尚無國家政權，更何有於君臣相與之道？《漢志》著錄此書十篇，班氏自注乃云：“起六國時”，達其本矣。
《雜黄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按：凡云雜者，謂其不純一也。此蓋六國時人治道德之術者，雜集衆説，兼采異論以成一編。篇幅較多，又託爲黄帝遺教，故名之曰《雜黄帝》。班氏自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斯一語也，實可上貫此四種書。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顧實曰：“兵陰陽家有《力牧》十五篇，班《注》語意略同，然未必同書。《淮南子·覽冥篇》云：‘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或據此書。《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風后》、《力牧》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其詞亦視班《注》爲恕。”
按：審定僞書，亦劉、班啓其端。今以《漢志》所載傳疑之書考之，約有六例，已詳余早歲所撰《漢書·藝文志釋例》矣。《諸子略》中，班氏辨僞之語尤多，可貴也。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沈欽韓曰：“《鹽鐵論·論功篇》引孫子語，不稱兵法，似是道家之《孫子》。”
梁玉繩曰：“孫子惟見《莊子·達生篇》，名休。《藝文志》道家《孫子》十六篇，當即其人。”
姚振宗曰：“《人表》於吳孫武之外，列此孫子於田太公、魏武侯之時，與春秋時孫武自别，亦與此言六國時相合，蓋即此孫子。《莊子·達生篇》引其語，當出是書。”
按：《漢志》道家著錄之《孫子》十六篇，亡佚甚早，《隋志》已不著錄。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説。
梁玉繩曰：“捷子又作接子，始見《莊子·則陽》、《田完世家》、《孟荀傳》。《藝文志注》謂‘武帝時説’，恐誤，接、捷古通。”
沈濤曰：“捷子著書在戰國時，而云‘武帝時説’，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説於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衍耳。”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漢志》著錄之《捷子》二篇，乃其自得之言也。接、捷字通，猶《説文》箑字，或體作耳。《史記》田完世家、孟荀列傳作接子，《漢書·古今人表》及《藝文志》作捷子，固一人也。《人表》列此人於尸子之後，鄒衍之前，爲六國時人。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説於齊王。
姚振宗曰：“曹羽無考。武帝時，齊王有齊懿王壽、齊厲王次景，並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後也。元朔中，亡後國除。又有齊懷王閎，武帝子也。元封元年，亡後國除。自是之後，無齊王。又考齊悼惠王母，曹氏也。似曹羽於齊王爲外屬，其説於齊王，當在懿王厲王之時歟？”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顔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姚振宗曰：“《詩賦略》中有《郎中臣嬰齊賦》十篇，次司馬遷之後。”
《臣君子》二篇。蜀人。
張澍曰：“《書序》有‘疑至臣扈，’臣姓，扈名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言臣扈、祖己，皆仲虺之胄裔。唐有臣悦，著《平陳紀》；五代漢有臣綜，官安東將軍。”
姚振宗曰：“著書者臣姓而稱爲君子，猶鄭人而號爲長者。其列于鄭長者之前，則大抵六國時人。”
按：臣之爲姓，其源甚遠。然則《漢書》有臣瓚注，蓋亦姓臣名瓚也。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顔師古曰：“《别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顧實曰：“《韓非子·外儲説右》，兩引鄭長者言。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風俗通》云：‘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
按：此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亡佚已久。馬國翰有輯本。
《楚子》三篇。
姚振宗曰：“臣姓而稱爲君子，鄭人而號爲長者，則此殆以楚人而尊爲子者歟？”
按：戰國時百家競興，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而大半出於好事者之所纂錄。既已成書，則各以美名題之。或取其壽考，如《老子》、《老萊子》是也；或取其賢德，如《臣君子》、《鄭長者》是也；或著其官爵，如《郎中嬰齊》是也；或直稱之爲子，如《孫子》、《楚子》之類是也。觀其標題之例不一，可以知其書之高下淺深，惜多不傳於後耳。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姚振宗曰：“此亦似劉中壘所裒錄，如《儒家言》十八篇之類也。”
按：此乃漢以上人讀道家書時，撮鈔精言妙語之作也。裒錄之人，不必爲劉氏；劉氏特校定而叙列之耳。儒、道二家外，如法家、雜家、小説家，皆有此類書，而均不知作者。蓋古人視斯纂輯之編，本非著述，故不自署名耳。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姚振宗曰：“此言家數不誤。其篇數則溢出一百九十二篇，今校定當爲八百一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王念孫曰：“君子當爲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引此，皆不誤。”
按：“此人君南面之術也”，一語道破道家之用而無遺。而上句所提“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十四字，尤爲南面術綱領。竟以數語盡之，可謂至精至邃矣。此乃《七略》原文，班氏特移錄沿用之耳。劉向之父德，史稱其少修黄老術，有智略。向、歆承其家學，故能窺見道家之用，此猶司馬談嘗習道論於黄子，故其《論六家要指》，獨推崇道家。其言有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此皆言道家所陳人君南面之術，最爲高妙。至於儒家所言爲君之道，則與此相背。故又曰：“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司馬談兩相比較，以爲在南面術之運用方面，道家爲工而儒家爲拙耳。班彪、班固父子，智不逮此，遽以“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以詆斥司馬氏父子，豈有當乎？故知《漢志》此段議論，乃向、歆遺文，固非班氏所能道也。得《七略》此數語，復上連《論六家要指》細心讀之，則上窺道論之奥，庶乎其有獲也。
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顔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攘，古讓字。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嗛字與謙同。”
按：人君南面術，在於去健羡，絀聰明；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斯有合於謙下之旨。故能任人而不任智，無爲而無不爲也。
及放者爲之，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虚，可以爲治。
顔師古曰：“放，蕩也。”
按：此處所言“放者”，乃指莊周一流人。《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中明言“莊子散道德，放論”。可知道家學説思想，爲人誤解曲説，一變而爲放蕩無羈，毁棄一切，則自莊周始。秦漢以“黄老”並稱，原以施之政治。魏晉以來，但言“老莊”，便流于曠達清談，與世隔絶。二者迥然不同，學者必明辨之。
（三）陰陽家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沈欽韓曰：“《吕覽·制樂篇》：‘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論衡·變虚篇》：‘《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充所引者，即劉向奏也。”
按：宋子韋始見《吕氏春秋·制樂篇》。《淮南·道應》、《新序·雜事》諸篇，皆叙熒惑徙舍一節。《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于宋子韋。”而《宋世家》載其事尤詳。惜其書早亡，馬國翰有輯本。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顔師古曰：“檮音疇，其字從木。”
錢大昭曰：“下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則此注‘始終’當作‘終始’矣。奭字亦誤，作《終始》者，是鄒衍非鄒奭也。别有《鄒奭子》十二篇，非《終始》書。”
姚振宗曰：“此條據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所引，則班氏原注，當爲‘傳黄帝終始書’。此云‘鄒奭始終’，寫誤也。”
按：公檮，複姓。見《廣韻》一東公字注。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姚振宗曰：“公孫發未詳。以叙次先後言之，則其人在鄒衍之前，似即爲公檮生之學，蒙上終始二字者歟。”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周壽昌曰：“鄒子書有《主運篇》，見《史記·孟荀列傳索隱》。”
按：鄒衍始見《燕策》。亦或作騶。《史記·孟子傳》稱“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荀卿傳》稱“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之曰：談天衍”。可知其在戰國時，顯於諸侯，殆非偶然，亦以其能因時而變，不守舊襲故耳。觀其論政有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見《漢書·嚴安傳》引）是豈則古稱先之儒者所逮知！其所遭遇視孔孟爲優，不足怪矣。此司馬遷所爲致慨無已也。《鹽鐵論》有《論鄒篇》，稱“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良有以哉！其書雖多，而皆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顔師古曰：“亦鄒衍所説。”
周壽昌曰：“其書著五德終始之運。如淳注：‘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是此書故名《五德終始》也。”
按：《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集解》引如淳注：“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所謂“五行相次轉用事”，即五德終始之説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云：“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蓋其學主於陰陽五行，以五行生剋，爲帝王嬗代之應，故時君世主多信從之。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姚振宗曰：“氏姓諸書，有桑邱氏，無乘邱氏。隸寫桑或作桒，乘或作乗，故往往訛桒爲乘。漢之桑欽、桑弘，《釋文》亦云：‘一作乘欽、乘弘。’此《乘丘子》亦《桒丘子》之譌。”
按：《廣韻》下平十八尤、丘字下云：“《藝文志》有桑丘公。”《通志·氏族略》云：“桑邱氏蓋以地爲氏者，《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是今本《漢志》誤桑爲乘，爲時不早，蓋近世傳鈔致譌。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韓人也。’”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姚振宗曰：“《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曰素王。’此言泰素，其義亦猶是爾。”
按：凡言泰者，有尊高之意。《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是其義也。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顧實曰：“《史記·項羽本紀》引南公語：‘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後楚卒亡秦，蓋猶今之預言家。”
按：此乃范增往説項梁時所引楚南公之言。《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楚人也，善言陰陽。”文穎云：“南方老人也。”《正義》引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此云《南公》十三篇，與今本《漢志》不合，必有一誤。
《容成子》十四篇。
俞樾曰：“《莊子·則陽篇》嘗引容成氏語，釋文云：‘老子師也。’《漢志》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即老子之師也。”又曰：“合諸説觀之，容成氏有三：上古之君，一也；黄帝之臣，二也；老子之師，三也。然老子生年亦究不可考，其師或即黄帝之臣乎？未可知矣。”
按：《漢志》著錄之《容成子》十四篇，列於《南公》之次，《張蒼》之前，必非老子之師無疑。此書蓋出六國時人之手，而託名於容成子者也。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王應麟曰：“本傳：‘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篇數不同。”
姚振宗曰：“其餘二篇，疑在歷譜家《律歷數法》三卷中。”
按：書經傳寫，記數之字多舛。八六形近易訛，必有一誤。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沈欽韓曰：“《文選注》三十六引《七略》云：‘鄒赫子。’赫奭通用，史、漢《竇嬰傳》可證。”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又云：“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集解》引劉向《别錄》云：“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可知鄒奭之學，實出於衍，又從而文飾之，故其説大行於當時。其書早亡，其説亦不久即廢。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九魚作閭丘決，十三篇作十二篇。”
按：《通志·氏族略》云：“魏有閭邱決，著書十二篇。”與《姓纂》合。惟鄭氏叙次此人於曹魏之時，則大誤。
《馮促》十三篇。鄭人。
姚振宗曰：“馮促殆即鄭大夫馮簡子之後。簡子見《左》襄三十一年《傳》，能斷大事，與子産同時。”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章學誠曰：“既在南公之前，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
按：書以歷世久遠，傳寫多訛，容有亂其敘次者，蓋不第《閭丘子》、《將鉅子》之類然也。考《風俗通·姓氏篇》云：“將具氏，齊太子將具之後，見《國語》。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而《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均作將具彰或將具子彰。今本《漢志》誤具爲鉅，又奪彰字，傳寫者亂之。皮錫瑞謂“《莊子》言墨子以鉅子爲聖人。將鉅子當是治墨學者。墨子敬天明鬼，與陰陽家相近”。此據誤本《漢志》而傅會之，非是。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章學誠曰：“《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
姚振宗曰：“此《五曹官制》本陰陽五行以爲言，而羲和官守所有事，故《七略》入之此門。”
按：陰陽五行之説，盛於漢世，凡言國政興革者，皆傅會焉。賈誼在文帝時，爲定官制，興禮樂，多所更張，事見《史記·屈賈列傳》及《漢書·禮樂志》。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錢大昭曰：“侯當作候。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逸其姓名，故但書官。”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傳天下忠臣。’”
章學誠曰：“《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于《春秋》而别爲之説，猶愈于攙入陰陽家言也。”
陶憲曾曰：“長書今不傳，其列陰陽家，自别有意恉。後人不見其書，無從臆測。王應麟《困學紀聞》乃以此詆劉歆抑忠臣，過矣。”
按：古之所謂忠臣，多見於諫諍；諫諍之言，多發於奏議。今觀漢世大臣所上疏奏，率舉陰陽災變以警戒其上，引天道以切人事，如董仲舒、匡衡之所爲皆是也。《漢志》著錄之《天下忠臣》九篇，蓋好事者裒集名流奏議而成，名之曰《天下忠臣》。亦兼述其人之生平行事，有似乎傳記。其中言論，涉及陰陽五行，故列之於陰陽家耳。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錢大昭曰：“此作渾邪，與《功·臣表》同。《史記·表》作昆，昆渾聲相近。”
按：《漢書·公孫賀傳》云：“賀、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顔《注》云：“《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公孫氏雖長於用兵，亦精於陰陽變化之理，以制敵取勝。此《兵書略》所以有陰陽一類，與權謀、形勢、技巧並重也。此十五篇，殆亦詳于道陰陽者。而已早亡矣。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按：此與儒家之《儒家言》、道家之《道家言》相似，皆學者撮鈔羣言之作。以其爲薈萃之叢編，故作者不自署名也。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姚振宗曰：“所載凡廿一條，條爲一家，正合二十一家。然《鄒子》及《鄒子終始》當合并爲一，則溢出一家，其篇數亦溢出一篇。今校定當爲二十家三百六十八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按：百家之説，各有短長。故自來辨章學術者，必校論其是非得失。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曰：“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又曰：“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網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此論足與《漢志》所言相發。古有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尚書·堯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明以農事爲重也。《孟子》稱“無違農時”，亦特順天道之大經而已。至于人之行事，有禁有宜，必擇時日而後可動，此乃後世陰陽家傅會五行生剋之理，私定吉凶，以欺世惑民者，所宜杜絶而盡廢之。《漢志》著錄陰陽家言，雖不爲少，而皆亡佚無存，至《隋志》遂不復立此門，可以覘此類書之升降盛衰矣。
（四）法家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梁啓超曰：“《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書·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賊，故其律始於盗賊。盗賊須劾捕，故著綱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法經》爲漢律《九章》所本，近人黄奭有輯本，或即在《李子》三十二篇中。但其書疑亦後人誦法李悝者爲之，未必悝自撰也。”
按：古之所謂法家，即近世所謂政治家也。其職志端在富國彊兵。而明法立制，特其致治之術耳。魏劉邵《人物志》云：“建國立制，富國彊人，是謂法家。”是已。史稱李悝盡地力之教，行之魏國，國以富彊。蓋能盡地力，則耕殖廣而産物豐，實爲富彊之本。法家所以自效於國者，正在此耳。《史記·貨殖傳》言“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論者或謂克、悝二字聲近可通，殆即一人。《漢志》著錄之《李子》三十二篇，已不見於《隋志》，亡佚甚早。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梁啓超曰：“《隋志》五卷，《唐志》改題《商子》，卷數同。今存。其目二十八篇，較《漢志》少一篇。又兩篇有錄無書，實已佚三篇也。”
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已云：“二十九篇今亡三篇。”是宋時已二十六篇矣。今所傳本，目凡二十有六，而有目無書者二篇。《刑約》第十六篇亡，第二十一篇並目亦亡，實存止二十四篇耳。其書涉及魏襄王事及長平之勝，皆在鞅死後數十年，其非鞅所自著無疑。顧《韓非·五蠹篇》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蓋其初本有遺文傳世，至六國時，又有人掇拾餘論以補充之也。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沈欽韓曰：“《隋志》梁有《申子》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
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申不害者，京（河南京縣）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玩繹此末句八字，可知申子之書，乃自著而自題之。百家著述，自名爲子，蓋以此爲最早。餘則率由時人或後世所補題，目之爲某子耳。《史記》但言申子著書二篇，而著錄於《漢志》者爲六篇，蓋原文短簡，後人增益者爲多也。其書雖見載於隋唐史志，而《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均不之及，殆亡於南宋。馬國翰有輯本。
《處子》九篇。
姚振宗曰：“《史》《漢》舊本或作劇，或作處。唐宋人已莫衷一是，今更無得而詳矣。”
按：《史記·孟荀列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集解》引徐廣云：“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云：“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是古之氏姓，處、劇相通矣。《史記》以公孫龍與劇子並論，知劇子亦當時雄辯之士。《漢志》列公孫龍於名家，列處子於法家，蓋其言論於明罰飭法爲詳也。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王應麟曰：“《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
按：《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引徐廣云：“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觀史公所論，則慎子所著十二論，乃道家言。法家之學，本出於道。故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列一傳，而謂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也。疑十二論原在已佚之三十七篇中，今則不可考矣。嚴可均輯本，除見存之五篇外，又從《羣書治要》中寫出《知忠》、《君臣》二篇，共七篇。其《威德篇》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遠勝舊本。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梁啓超曰：“今存，凡十二卷，篇數同《漢志》。開卷《初見秦》一篇，據《戰國策》乃范雎之辭，然則本書明有他人著作錯入矣。”
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毁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能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非以高才不遇，竟遭人嫉忌以死，然終不失爲六國時一大政治理論家也。李斯取其術相秦皇以治天下，卒能成一統之業，則其效可覩矣。非之學雖爲法家之集大成者，而實深於黄老無爲之旨。今觀其書，非特《解老》、《喻老》、所以發明五千言者至爲邃密，即如《主道》、《大體》、《揚權》諸篇，皆道論之精英也。史公稱其“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可謂諦當。
《游棣子》一篇。
沈欽韓曰：“《鼂錯傳》：‘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軹張恢生。’此游棣與劉帶聲同。”
按：此二人姓名俱異，不可視爲一人。且《史記·鼂錯傳》作劉禮，沈氏據《漢書》耳。
《鼂錯》三十一篇。
周壽昌曰：“本傳云三十篇。《隋志》云：梁有《朝氏集》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志》復有鼂氏《新書》十卷，今佚。鄭樵《通志》作三卷，馬總《意林》三卷。而《通考》無之，亡久矣。”
按：《史記·鼂錯傳》言錯“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又言“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漢書》本傳則云：“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今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漢書》所云“書凡三十篇”，即《史記》所言“書數十上”也。此所謂“書”，乃指當時上之於朝之章奏，故《史記》直作“三十章”。與《漢志》著錄之三十一篇書，似非一物。《史記》稱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則其於法家之學，素養自深。法家主於因時立法，因事制禮。錯亦敢於昌言變易舊制，卒致吳楚七國之反，身死東市。古之法家，若商鞅、李斯，莫不以身殉道，乃事之常，無足怪者。史公竟以“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譏錯，豈知言哉！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按：此乃爲法家之學者，撮鈔羣書之善言而成。與儒、道、陰陽諸家同例。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悉與此合。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顔師古曰：“《噬嗑》之象辭也。飭，整也。讀與敕同。”
顧實曰：“《漢書·賈誼傳》載《陳政事疏》有云：‘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是故禮法二者，猶今言道德法律，譬猶國家之兩輪，廢一而不可行。”
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顔師古曰：“薄厚者，變厚爲薄。”
周壽昌曰：“顔解未晰。此即《大學》所云‘於所厚者薄’之意，蓋專指秦商鞅、漢鼂錯爲説。”
按：以法治國，有利有弊。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乃云：“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云：“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若此所論，可與《漢志》之言相互發明。
（五）名家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産並時。
梁啓超曰：“已佚。今所傳者蓋僞書。全書皆膚廓粗淺，摭拾道家言，與名家根本精神絶相反，蓋唐宋後妄人所爲，決非《漢志》舊本也。鄧析有無著書，本屬疑問。疑原書已屬戰國末年人依託，今本又僞中出僞也。”
按：鄧析爲鄭大夫，與子産同時，子産治鄭，而鄧析務難之。子産嘗鑄刑書于鼎，鄧析則别造竹刑，用以教人，宣揚法治。“從之學訟者，不可勝數”（見《吕氏春秋·離謂篇》）。是固春秋末期法家先驅也。然而“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劉向《敘錄》語）。長於辯論，故漢人又列入名家。考《荀子·不苟篇》云：“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是説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非十二子篇》又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説，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淮南子·詮言篇》亦云：“鄧析巧辯而亂法。”今觀傳世之《鄧析子》，此類言論不多，而惟掇拾黄老申韓之言以成書，知非先秦之舊無疑。今本一卷，仍分《無厚》、《轉詞》二篇。雖與《漢志》所載篇數合，然其文節次不相屬，僞跡固顯然易見也。
《尹文子》一篇。説齊宣王，先公孫龍。
顔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銒俱游稷下。’銒音形。”
按：《莊子·天下篇》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銒、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然則尹文之學，與墨爲近。故洪邁《容齋續筆》云：“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也。顧其言主術，悉歸本黄老。今觀《大道上》，《大道下》二篇，發明人君南面之術，時有善言，非盡後人所依託。然今本二篇，復多殘闕，亦有竄改。此殆唐宋以來人所爲，又非如《文心雕龍·諸子篇》所言“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之舊矣。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顔師古曰：“即爲堅白之辯者。”
梁啓超曰：“《唐志》三卷，今所存六篇，《道藏》本分上中下三卷，蓋殘缺之書，卻不僞。”
按：公孫龍，戰國趙人，字子秉。爲堅白同異之辯，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相傳龍嘗乘白馬度關，關司禁曰：“馬不得過。”公孫曰：“我馬白，非馬。”遂過。故《初學記》卷七引《别錄》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則其《白馬論》爲尤著名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六篇。惟《跡府篇》疑爲後人所集錄，餘皆龍之自作也。其意蓋疾名實之散亂，假物取譬，以明是非，自“白馬非馬”之論外，又有“離堅白”之説，謂石之堅與白可分爲二。着重於分析感覺與概念，區分個别與一般、具體與抽象，以致過於强調事物之差别，此其所蔽也。抑公孫龍説趙惠王偃兵，見《吕覽·審應》；説燕昭王偃兵，見《吕覽·應言》，則其禁攻息戰之説，與尹文同，不徒以雄辯見稱於世矣。
《成公生》五篇。與黄公等同時。
顔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姚振宗曰：“此條班氏《注》：‘與黄公等同時。’明是在《黄公》之前，《惠子》之後。今列《惠子》之前，似寫者亂之。”
按：此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葉德輝曰：“《莊子·至樂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據此，則惠亦説士耳。其書隋唐志不著錄，引見《莊子》雜篇《天下》，《韓非子·説林》，《吕覽》不屈、應言、開春、愛類篇，《魏策》，《説苑》善説、雜言篇。”
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云云，乃《莊子·天下篇》語，葉氏誤記耳。循《莊子》之言求之，則惠施當時述造必豐。《漢志》僅錄一篇，知漢世已散佚殆盡，今並此一篇亦亡矣。《天下篇》又曰：“南方有畸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盧而對。徧爲萬物説，説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徐無鬼篇》稱惠施死，莊子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與之言矣。”可知惠施在當時，乃好辯善説之人，實名家巨子。其行事亦見《莊子·秋水》，《吕覽》淫辭、不屈、應言、愛類諸篇。自《荀子·非十二子篇》，取與鄧析並論，斥之爲“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説，玩琦辭，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足以欺惑愚衆。”於是信從其言者漸寡。其後儒學勃興，而其書悉歸亡佚，非無故也。其學説今可考見者，惟《莊子·天下篇》而已。馬國翰有輯佚一卷。
《黄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周壽昌曰：“此四篇，《七略》不入歌詩家，而以入名家，必是别有文，《注》特指其一端也。”
按：班《注》謂其爲秦博士時嘗作歌詩耳，非謂此四篇即其歌詩也。語意甚明。此四篇自是其論涉名理之文，而早亡矣。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按：六國時，趙有二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適在趙，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後秦伐魏，公子初不欲歸，兩人往見公子，曉之以宗社大義，因急歸救國。事見《史記·信陵君傳》。可知毛公實六國時有道之士而隱於民間者。《漢志》著錄其書九篇，不必爲其手著，蓋後人述之而託名於毛公者，書既晚出，故《漢志》錄之名家之末，書亦早亡。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悉與《志》合。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爲之，則苟鉤析亂而已。
顔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爲政必先正其名。譥音工釣反。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按：譥字今讀如叫。顔《注》引晉灼云：“譥，訐也。”字當从聲，今通行本《漢書》，皆譌從瓜聲作鈲，非也。乃裁析之意，見《方言》。鉤析亂，謂其流弊必至於破碎穿鑿，不識大體，以致混亂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云：“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又云：“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此處所謂繳繞，即今言糾纏也；參伍，即今言錯雜也。《莊子·天下篇》謂辯者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又謂“惠施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斯皆名家之短也。至其所長，則循名責實，固君道之弘綱，不可廢已。司馬所論，可與《漢志》之言相發。
（六）墨家
王應麟曰：“尹佚，周史也。而爲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
嚴可均曰：“尹佚亦稱史佚，周初太史，事武王、成王、康王。《逸周書》及《史記》引武王即位筴，《説苑》引史佚對成王問，《左傳》引史佚之言四條，又引史佚之志。”
姚振宗曰：“史佚之後有史角，而墨翟學於史角之後，其道盛行於世，遂以墨名其家，而其初出於清廟之守者也。清廟之守之爲書者，自尹佚始，故是類以尹佚爲之首。”
按：尹佚亦稱尹逸，見《周書·克殷解》；又稱史佚，見《左傳》及《史記》。其書早亡，《隋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梁啓超曰：“《韓非子·問田篇》、《外儲説·左上篇》、《吕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篇》，皆述田鳩言行。鳩俅音近，馬驌、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
按：《吕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高誘注云：“田鳩齊人，學墨子術。”則其書乃所以宣揚墨學者。《隋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亡。”書既早佚，故《唐志》已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一卷。
《我子》一篇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爲墨子之學。’”
按：我乃其姓，見《廣韻》。《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我子六國時人。”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顧實曰：“隋唐志、《通志》咸一卷。洪邁曰：‘書今不存’，則亡於宋矣。其尚儉、明鬼，傳墨之術。馬國翰有輯本。亦見孫詒讓《墨子閒詁》附《墨語下》。”
按：《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指》有云：“墨者儉而難遵。”《正義》引韋昭説：“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今觀諸書所引佚文，則又多言災祥禍福。可知其傳墨之術，固以尚儉、明鬼爲大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竟取隨巢與墨翟並論，可以窺其所至，固墨學之鉅子也。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梁玉繩曰：“胡非，複姓。《廣韵》云：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爲氏，則胡非子齊人也。”
按：此疑胡姓非名，其書則稱《胡非子》，猶韓非之書稱《韓非子》耳。考《隋志》云：“《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並以巢、非爲其人之名，必有所受矣。《唐志》亦一卷，久佚。馬國翰有輯本。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按：墨翟，魯人。《史記》無傳。惟於《孟荀列傳》後附見數語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寥寥二十四字，連司馬遷已不明其時代。而《史記索隱》引《别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則其出生之時，又已晚矣。其學盛行於戰國之世，故《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知二家在當時，並見重於世。顧墨學實出於儒而與儒異者，《淮南·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論甚精，足以明其不同於儒之故。大抵墨學宗旨，兼愛乃其根本，而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非攻諸端，皆其枝葉。自來論述其學説主張者，莫不綜斯十事，目爲弘綱。而不悟其致用之際，固非取此十者施之於一時一地也。觀《魯問篇》有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可知其所標舉之十端，乃因病制宜、對症下藥之良方，而非施之同時同地，齊舉兼行、拘泥不變之成法也。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能知墨子救時之多術，可以讀墨子之書。自孟子兼闢楊墨，詆爲無父無君。由是誦習者少，墨學遂微。文字脱佚尤甚，不易猝理。清儒始有校注，以孫詒讓《墨子閒詁》、曹耀湘《墨子箋》後出爲精。孫《注》詳於疏證文字，曹《箋》長於稱説大義，可以互參。《漢志》著錄七十一篇，今本亡佚十八，尚存五十三篇。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並與此合。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顔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敘其本意也。視，讀曰示。”
顧實曰：“此蓋釋墨家之術，出自周清廟之守也。故桓二年《左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此貴儉之所出也。其餘養三老五更，選士大射，宗祀嚴父，順四時而行，以孝視天下，無一不可附會《孝經》、《三禮》而爲之辭。然儒家之道，至孔子而昌；墨家之道，亦至墨子而盛。《淮南·要略》云：‘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準斯以談，當以夏爲説。《孟子》稱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蓋兼愛之所出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黄龍負舟，熙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見《淮南·精神篇》）蓋《非命》之所出也。《論語》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蓋貴儉、上賢、右鬼、尚同之所出也。孔子年事稍先，猶循循周道，未遽變革。百家言黄帝，變周最烈，然其自居也猶厚。惟墨子崛起其間，反周從夏，日夜不休，勞形天下。《莊子·天下篇》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嗚呼！斯言不虚美矣。”
按：《志》云“蓋出於清廟之守”，《漢紀》卷二十五，“守”字作“官”，此殆班《志》原文。《志》敘諸子十家，皆云出於某官，不應此處獨異。宋翔鳳《過庭錄》已疑守爲官字之誤。今可據《漢紀》正之。
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别親疏。
顧實曰：“此蔽者蓋指墨子節葬非禮，兼愛無父，皆孟子所譏。然由今觀之，孟子之説，有不盡然矣。”
按：自孟子之説行天下，後又躋其書於羣經之列，儒者遂視墨子爲邪説暴行，無從而究心者矣，此墨學所以一蹶不振也。然西漢諸儒論列百家，猶能識得墨學深處。觀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又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司馬特爲拈出彊本節用四字，可謂能識其大。學者籀繹《漢志》，當以此論互參。
（七）縱横家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沈欽韓曰：“今見於《史記》、《國策》，灼然爲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論説。《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爲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厲並入。”
按：《史記·蘇秦列傳》明云：“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可知後人增益之辭不少，初不止於代厲論説已也。《漢志》著錄其書三十一篇，不復見於隋唐諸志，則其亡佚早矣。今猶可從《戰國策》秦、燕、趙、韓、魏、齊、楚諸《策》及《史記》列傳中考見其大要。馬國翰有輯本。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按：《史記·蘇秦列傳》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二人學成，各操其縱横捭闔之術，以游説諸侯，而取舍不同。《史記索隱》云：“山東地形從（縱）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横）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而司馬遷評之曰：“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後之人“諱學其術”，非無故矣。其書亦因以早亡。
《龐煖》二篇。爲燕將。
顔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梁玉繩曰：“《漢志》有《龐煖》二篇，久不傳。今觀《鶡冠子》，則二篇全在其中，即《世賢篇》、《武靈王篇》是。煖，趙人，蓋鶡冠弟子。凡書中所云龐子，即煖也。”
按：龐煖之言見於《鶡冠子》者，乃節文，非即《漢志》之二篇也。《史記·趙世家》稱“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燕世家》又稱“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是龐煖乃趙之名將。班《志》自注云：“爲燕將”，蓋記憶偶誤。《兵書略》權謀家又有《龐煖》三篇，其所言者，蓋各有在也。此二篇之書早亡。
《闕子》一篇。
馬國翰曰：“此書在龐煖之後，秦零陵令信之前，當爲六國時人。”
按：闕乃其姓，書已早亡。馬國翰有輯佚一卷。
《國筮子》十七篇。
姚振宗曰：“《廣韻》二十五德、國字下云：‘國又姓，太公之後。《左傳》齊有國氏，代爲上卿。’此國筮子，或爲姓名如鄧析子之類；或爲别號如關尹子之類；均無由考見矣。”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洪亮吉曰：“劉逵《吳都賦注》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云云，是零陵令信有《上始皇書》，又有《難李斯書》也。”
按：秦之零陵令，但知其名信，而偶失其姓，其行事更不可考矣。書亦早亡。
《蒯子》五篇。名通。
章學誠曰：“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説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别白之，則劉班之疏也。”
按：《史記·田儋傳贊》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説，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索隱》云：“長短説者，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説之；短，則短説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漢書·蒯通傳》稱其書“號曰《雋永》”。顔《注》云：“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蓋蒯通自著之書甚多而自視甚高。徒以口給不在儀秦下，爲世所輕，諱學其術，故其書早佚。著錄於《漢志》之五篇，殆時人所傳錄，如蘇張之例，題曰《蒯子》耳。自是二書，未可混同也。書亡甚早，馬國翰有輯本。
《鄒陽》七篇。
馬國翰曰：“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盡除，故其言論雖正，而時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志》列之從横家，以此故也。”
按：鄒陽，齊人。《史記》、《漢書》皆有傳。司馬遷稱其人“抗直不撓”；班固謂其“游於危國，然卒免於刑戮者，以其言正也”。今觀《史記》所載其《獄中上書》，《漢書》所載《諫吳王》及《説王長君》二篇，可以見其持論侃侃之概，固與從横家言有所不同。《漢志》著錄之七篇早亡，馬國翰有輯本。
《主父偃》二十八篇。
按：主父偃，漢武帝時臨菑人。學長短縱横之術，後乃習《易》、《春秋》百家之言。嘗上書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一爲諫伐匈奴。拜郎中。喜揭發陰私，大臣皆畏忌之。後擢齊相，卒以事被族誅。事蹟詳《史》、《漢》本傳。其所上書，馬班皆僅錄其諫伐匈奴一事，其他八事言律令者竟不傳。《漢志》著錄之二十八篇早亡，馬國翰有輯本。
《徐樂》一篇。
馬國翰曰：“今其《傳》中不敘他事，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即此也。”
按：《漢書》以主父偃、徐樂、嚴安等合列一傳，敘主父偃事時又兼及二人云：“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徐樂上書一篇，具載傳中，是其書未亡也。
《莊安》一篇。
按：《漢書》列傳稱嚴安，避後漢明帝諱也。《漢志》作莊安，蓋本《七略》舊文耳。《嚴安傳》中，具載其《上武帝書》一篇，是其書亦未亡也。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顔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錢大昭曰：“《廣韻》二蕭、聊下云：‘亦姓。《風俗通》有聊倉，爲漢侍中，著子書。’據此，則作膠者非。”
姚明煇曰：“漢制：凡吏民上書未報，及召而未見者，皆留京師待詔。金馬，宫門名，蒼待詔處也。”
右從横十二家，百七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並與此合。
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按：此“上”字與“尚”通。謂邪人出使，則以欺詐相尚，而無相與之誠也。古之《詩》教，在於温柔敦厚。人必熟於三百篇之義，而後能善於辭説。故孔子嘗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其教弟子誦《詩》，貴能奉使專對。苟能深於《詩》教，則出語委婉而不激直，即今之所謂外交辭令也。受命出使，辭必己出。重在因事制宜，與物變化，析疑辨難，應對無方，所謂折衡樽俎者，於是乎在。故其道又與縱横之術有相通者矣。《隋書·經籍志》曰：“從横者，所以明辯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是已。若其人膠固而不達權宜，則雖誦《詩》三百，亦不足以任此，故孔子又薄之也。至於邪人出使，以詐相傾，未有不取敗者。《隋志》又曰：“侫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可與《漢志》“上詐諼而棄其信”之旨相發。
（八）雜家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按：此乃我國書目著錄金文之始也。盤盂爲古銅器，上有刻辭，《墨子·兼愛下篇》所云：“琢於盤盂”，是也。《文選·新刻漏銘》：“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李《注》引《七略》云：“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黄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是古銅器多有銘辭，即今所謂金文也。《史記》、《漢書》田蚡傳，並稱蚡學《盤盂》書，是漢初人已研習金文矣。《漢志》著錄之二十六篇，蓋漢以前人所搜錄，而託名於孔甲者，非真出孔甲之手也。秦漢古書，大抵然矣。
《大》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顔師古曰：“，古禹字。”
姚振宗曰：“後漢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禹大傳》及《禹本紀》，或當是此書篇目。又《岣嶁碑》文，或亦當在此書。”
按：《説文》内部“禹，古文作。”《漢志》作，即古文之變也。禹以治水有大功於生民，後世尊之，被稱爲大禹，亦曰神禹。漢以前人，已有紀其行事者，如《禹本紀》、《禹大傳》之類是也；亦有刻石紀功者，如《岣嶁之碑》是也。岣嶁爲衡山主峯，其上有碑。相傳爲夏禹治水時所書刻，字形怪異難辨，凡七十七字。原石在衡山雲密峯，其後各地漸多摹刻。目爲禹碑，雖出後世附會，然固非漢以後人所能僞造也。使果在此三十七篇之中，則又開著錄碑文之端矣。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胡應麟曰：“《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絶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
洪頤煊曰：“今本《越絶》，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一，《荆平》二，《吳》三，《計倪》四，《請糴》五，《九術》六，《兵法》七，《陳恒》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
按：今所傳《越絶書》，乃後漢袁康所作。其篇末詳記撰述人爲袁康，删定者爲吳平，既顯著名氏如此，後人孰從而疑異之？其謂爲子胥作者，乃傅會之辭，亦託古之意耳。著錄於《漢志》之《伍子胥》八篇，不得以今本《越絶》之八篇等同之。即《漢志》之八篇，亦在伍員既死之後，時人裒錄其言論行事而成，而題爲《伍子胥》也。書雖早亡，其言行見於《左傳》、《國語》、《吕氏春秋》、《吳越春秋》、《史記》吳、越世家及本傳者詳矣，固猶可考也。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章學誠曰：“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
孫德謙曰：“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證之，蓋兵家大師也。以其學術通博，而所長則在兵耳。”
按：《諸子略》中，有著錄其書於某家，而其術兼擅他家之長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子晚子好議兵，特其術之一耳。《漢志》著錄之三十五篇，蓋所包甚廣，故列之雜家也。其書早亡。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顧實曰：“兵形勢家《繇》、《敘》二篇，蓋非同書。由、繇，余、敘，通假字。”
按：著錄於《兵書略》形勢之二篇，乃論兵；此三篇，則論政也。《史記·秦本紀》載由余與秦繆公論治國有云：“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滛，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不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愚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由余此論，通乎無爲而治之旨矣。大抵清静無爲，大用有二：一則存於人君，虚心弱志，不爲物先倡，是也。一則施之天下，簡政省事，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也。《老子》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即治民貴静之意也。《詩·檜風·匪風篇》：“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毛《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而《韓非·解老篇》云：“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滓；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虚静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韓非此解精核，實“李耳無爲自化、清静自正”之弘綱也。由余所論，可謂深入老聃之室。其後馬國翰搜輯佚文，即據《史記》所載對秦繆公之問，錄爲一篇，復益以他文。余故但就斯篇發其旨趣云。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
顔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别錄》云：‘繚爲商君學。’”
顧實曰：“《兵》形勢家有《尉繚》三十一篇，蓋非同書。然《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謂‘梁並錄六卷，梁惠王時人’，則已合兵家《尉繚》而爲一矣。《初學記》、《御覽》引《尉繚子》，並雜家言，是其書唐宋猶存。爲商君學者，蓋不必親受業，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是其比也。”
按：雜家之《尉繚》，其書早亡。今所傳者，乃兵家之《尉繚》，而亦已殘缺矣。詳《兵書略》。《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十年時，“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可知尉繚有智有謀，固深通政理之要。此段言論，當在雜家之《尉繚》中。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孫星衍曰：“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黄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
按：《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别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據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魯人”，魯乃晉之誤，二字形近而譌也。考《後漢書·宦者吕强傳》注云：“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是此二十篇之書，既富儒家之言，復有水地之記。其學多方，本不限於一隅。有如《文心雕龍·諸子篇》謂其“兼總雜術”者，不誣也。如徒以其爲商君師，佐之治秦，遽謂爲僅長於刑名法術之學，則猶淺視之矣。其書隋唐志皆二十卷，宋時已殘闕，後遂全佚。清儒輯本數家，以汪繼培本較勝。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韋輯智略士作。
沈欽韓曰：“總十二《紀》、八《覽》、六《論》也。十二《紀》，《紀》各五篇；八《覽》，《覽》各八篇；六《論》，《論》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覽》少一篇）。”
按：此乃我國成於秦世、衆手撰述之一部大書。共有一百六十篇之多，而《漢志》但舉《紀》、《覽》、《論》之大數題爲二十六篇，與實不符，似不如隋、唐、宋志稱二十六卷爲勝。卷與篇古雖相通，而有時一卷之中，即可包若干篇。《六藝略》著錄“《爾雅》三卷二十篇”，其明徵也。《史記·吕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十二諸侯年表》亦云：“吕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吕氏春秋》。”太史公言及是書，皆以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序次，則原書自是八《覽》居首，而十二《紀》殿尾。世稱其全書亦曰《吕覽》，即就其首列之八《覽》而簡約其名耳。古書自序之篇，恒在全書之末。今此書《序意》，在《十二紀》後，尤明徵也。我國先秦古書，多無大題，大半由後人所纂錄，故篇章次第，多無倫敘。至於形式整齊，體例縝密，篇題書名，均由前定，依預定規畫撰成之書，則實以《吕氏春秋》爲第一部，前此所未有也。有此一書，而著述之體，爲之一變。且歲逾二千，迄無殘缺竄亂。保藏先秦學説思想，至爲豐贍。舉凡道德、陰陽、儒、法、名、墨、兵、農諸家遺論，悉可考見其大要。漢儒高誘，既注其書，又爲之序以發其藴奥，有云：“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可謂達其本矣。今觀其中《圜道》、《君守》諸篇，尤其彰明較著，悉道論之精英也。近人許維遹有《吕氏春秋集釋》，頗詳核，可參考。
《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
沈欽韓曰：“其《要略》一篇，自敘也。《隋志》許慎、高誘兩家注並列，今惟存高注。《景十三王傳》云：‘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則是書之定論也。”
按：此書作者，爲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班氏自注但標“王安”二字，此史家之率筆也。《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此段文字，敘述二人均好聚書之事甚悉。而獻王所得，有裨實學；淮南所得，多屬虚談。非謂淮南自作之書，流於浮辯也。語意甚明，不容曲解，沈説失之。《淮南王傳》稱其“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説得失，乃方技賦頌，昬暮然後罷”。可知其人博雅能文，故爲武帝所重。其後高誘注其書，且爲之序，有云：“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静，出入經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是此書本名《鴻烈》，後由劉向校書時改名《淮南》，今則通稱《淮南子》矣。今本二十一篇標題，惟《要略》無“訓”字，自《原道》至《泰族》，皆以“訓”字繫篇名。此“訓”字乃高誘作注時所加，猶孔鼂注《逸周書》，於篇名下繫以“解”字也。凡援引其書者，皆不當連“訓”、“解”之名，學者不可不知。近人劉文典有《淮南鴻烈集解》，翔實可用。
《淮南外》三十三篇。
顔師古曰：“内篇論道，外篇雜説。”
按：内篇議論詳博，實集道家學説之大成，本可列入道家。《淮南内篇》及《吕氏春秋》，至今日猶完好無缺，亦賴有高誘之注以永其傳也。高誘，漢末涿郡人，爲盧植弟子。學有本原，長於注述。大抵古書之得以永存，實以有漢注羽翼之。漢末鄭玄之注經，高誘之注子，皆大有功於典籍者。《淮南外篇》，無人爲之注，故亡佚最早，《隋志》已不著錄矣。
《東方朔》二十篇。
按：東方朔，字曼倩，西漢厭次人。長於文辭，喜詼諧滑。武帝時，累官侍中、太中大夫。時以滑稽之談，寓諷諫之意，帝常爲所感悟。元成間，褚少孫嘗敘其行事，附入《史記·滑列傳》。其後班固，復爲立專傳於《漢書》中，紀述尤詳。稱其嘗“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可知朔實精通治術，不徒詼諧放蕩而已。本傳錄其所撰《客難》、《非有先生論》既竟，乃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云：“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是朔之言行述造，出於僞託者不少矣。著錄於《漢志》之二十篇書，既已早佚；而《隋志》有《東方朔集》二卷，乃後人所裒輯，殆真僞相雜。其他類書所引，亦未可全信也。
《伯象先生》二篇。
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囊簡書也。’又八百十三引《新序》：‘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今《新序》無之。”
按：《新序》所載公孫敖問伯夷先生語，蓋即在《漢志》著錄之一篇書中。其文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章學誠曰：“《文心雕龍》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
按：章説非也。史論稱贊，肇於班固。故《漢書》每篇之末，皆有“贊曰”以論其事。率散行之文，非有韻之體。《漢志》著錄之《荆軻論》五篇，班氏自注明云：“司馬相如等論之。”則其爲論文無疑。五篇蓋五人所作，故云“相如等”也。非止一人之論，而裒爲一書，梁啓超謂“此乃總集嚆矢。《漢志》無集部，故以附雜家”。其説是已。其書早佚，《隋志》已不著錄。
《吳子》一篇。
姚振宗曰：“吳子未詳。而列在公孫尼之前，則頗似吳起。同爲七十子之弟子。别見兵權謀家。”
按：《兵書略》權謀有《吳起》四十八篇，皆論用兵之事；此一篇，蓋其論政之文也。其書早亡。
《公孫尼》一篇。
姚振宗曰：“公孫尼，似即公孫尼子。别有書二十八篇，見前儒家。”
按：此一篇書，蓋其雜論也。而亦早亡。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按：此即漢武帝時之韋賢也。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漢書》本傳稱其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内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可知賢在昭宣之際，實爲儒學重臣。既博通經義，則言治必與法家異趣。此一篇蓋其爲博士時對朝廷之問也，故題云《博士臣賢對》耳。班固既未采錄入《傳》，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難韓子商君。”則非韋賢莫屬矣。
《臣説》三篇。武帝時作賦。
顔師古曰：“説者，其人名。讀曰悦。”
沈濤曰：“《志》所列雜家，皆非詞賦。此賦字誤衍。下賦家别有《臣説》九篇，則其人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
按：沈説非也。班云“武帝時作賦”者，謂此人於武帝時曾以作賦馳名者也；非謂此三篇即其所作之賦也。語意甚明，不必疑有誤字。書亦早亡。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姚振宗曰：“《解子簿書》未詳。或謂其人姓解，所簿雜書凡三十五篇。或又謂簿錄諸子書而雜解之。前人無説，莫能詳也。”
《推雜書》八十七篇。
姚振宗曰：“《推雜書》未詳。或謂劉中壘類推諸雜書之無書名撰人者，裒爲此編，亦莫能詳也。”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顔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姚振宗曰：“此亦無書名撰人。猶《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之類。或數十篇，或一二篇。尋其義例，亦唯視其所有以爲多寡而已。”
按：此乃誦習雜家書者撮鈔要言之作。所鈔止於霸王之道，故爲書僅一卷。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陶憲曾曰：“‘入兵法’上脱‘出蹴’三字。兵書四家，惟兵技巧入蹴一家二十五篇，而諸子家下亦注出蹴一家二十五篇，是蹴正從此出而入兵法也。今本脱‘出蹴’三字，則‘入兵法’三字不可解，而諸子家所出之蹴，亦不知其於十家中究出自何家矣。”
按：今計家數篇數，實爲二十家三百九十三篇，少十篇。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顔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説。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
按：《淮南·氾論篇》云：“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大抵百家之説，各有短長；舍短取長，皆足資治。是以古之善爲國者，率能博觀約取，相互爲用。
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姚明煇曰：“盪與蕩通。《論語》：‘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云：‘蕩，無所適守也。’漫羡，由於雜也；無所歸心，則去道本遠矣。”
按：《隋書·經籍志》論及雜家有云：“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羡而無所指歸。”此論實本《漢志》，可相證發。
（九）農家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説。’”
按：法家論治，首重耕戰，不特李悝、商鞅然也。而二人言之尤兢兢。劉氏疑此書爲二人所説，是已。人情貴遠賤近，尊古卑今。故先秦諸子之言道術者，必高遠其所從來，託荒古不可知之人以傳其書。《淮南子·修務篇》，已揭斯大例矣。徵之載籍，若《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漢書·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吕氏春秋》、《管子》、《氾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淮南子》引神農之法。即以《漢志》而論，如《諸子略》農家，《兵書略》陰陽家，《數術略》五行家、雜占家，《方技略》經方家、神僊家，並有神農書，皆託古也。故其書亦早亡。是書馬國翰有輯本。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按：此乃六國時人述農耕之事，而託名野老以傳其書。野老爲誰？未可實指。猶道家《老成子》、《鄭長者》之類耳。此十七篇書，亦未必出一人之手。馬國翰輯佚書，但據馬驌《繹史》所云：“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吕子（不韋）述之”一語，即迻錄《吕氏春秋·士容論》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合爲一卷，題曰“《野老書》”，非也。《繹史》所云“野老”，乃泛指老農言，非《漢志》之野老也。如此輯佚，由於無識。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葉德輝曰：“《史記·貨殖傳》裴駰《集解》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集解》本，是作宰氏。宰氏即計然，故農家無計然書。《志》云：‘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
按：後人述其學而託之宰氏，蓋非出於一手，成於一時，故班氏不能定其爲何世之作也。書已早佚，馬國翰有《范子計然》輯本三卷。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内史，不知何帝時。
姚振宗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漢内史，並在景帝元二年之前，其後即分爲左右内史。而文帝十四年，有内史董赤，疑赤字安國。赤心奉國，義亦相應。安國殆亦如氾勝之教田三輔，作此書歟？”
按：漢文帝時，行重農之策，安國掌治京畿，編述農書以爲民倡，事極可能，惜其書亦早亡。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馬國翰曰：“考《氾勝之書》云：‘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爲漢成帝以前人也。其書《隋志》不著錄，《唐志》三卷，今佚。”
按：《藝文類聚》卷八二，《太平御覽》卷九七八、九八〇，並引劉向《别錄》云：“《尹都尉書》有種瓜篇，有種蓼篇，有種芥、葵、薤、葱諸篇。”可知其書分事類物，各有專篇記載其種植之法。其後北魏賈思勰之《齊民要術》，實沿其例，特致詳於園圃藝蒔之法。顧其書取材廣博，《尹都尉書》，特其搜采之一耳。其後輯佚書者，若馬國翰但輯錄《齊民要術》中種瓜、葵、芥、蓼、薤、葱諸條，成爲一卷，名曰《尹都尉書》，豈有當乎！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姚振宗曰：“據《漢書·食貨志》及《齊民要術》所載，則此趙氏明是趙過。過又善於制器，武昭時人也。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豈别有其人耶？然其著聞者，無過於過。此注及前董安國注不知何帝時，尹都尉注不知何時，疑皆非班氏本文。題曰趙氏者，或其子姓及吏士爲之，不盡出於過手歟？”
按：趙過於武帝末爲搜粟都尉，創爲代田之法，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制爲耬車，並改進其他耕耘之具，遠近賴其利。事蹟詳《漢書·食貨志》及《齊民要術》卷一。趙過實爲漢代最著名之農學家，《漢志》著錄之《趙氏》五篇，實指趙過無疑。特其人身任官職，勞於治事，未必有暇著書。此編殆亦他人所記而益以後出之事，由於紀述多雜，故班氏不能定其爲何世也。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氾音凡，又音敷劒反。”
按：《晉書·食貨志》記載太興元年，詔曰：“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可知其人重本興農，爲後世所尊慕。著書言播種樹藝耕耘之法，至爲詳明。鄭玄注《禮》，即引用之。《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賈公彦《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是其書在唐以前早有定評。故北魏賈思勰撰《齊民要術》，采其説爲最多。《漢志》但以“《氾勝之》”三字標題，《隋志》於其下益一“書”字，陸德明《爾雅釋文》稱之爲《氾勝之種植書》，李善《文選注》又改題爲《氾勝之田農書》，皆異名也。其書早亡，馬國翰、洪頤煊、宋葆淳諸家均有輯本，洪書較勝，在《經典集林》中。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姚振宗曰：“氾勝之已在成帝時，此列於其後，大抵亦與氾氏同時。若又在其後，則已將漢末，《七略》亦不及載矣。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亦疑是後人語，非班氏原文。”
按：今本《漢志》所列諸書次第，恐久經傳鈔，難免前後顛倒錯亂，似未可據以立論。不然，此下尚有《蔡癸》一篇，乃宣帝時人，何以獨列於末耶？如原本次第未亂，則此王氏之時，當不甚晚。無徵不信，闕疑可也。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邯鄲人。’”
按：《漢書·食貨志》云：“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五鳳中，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此一篇之書，蓋即其巡行郡國，敎民耕種，勸課農桑之文也。書已早亡。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悉與此合。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姚明煇曰：“八政，見《洪範》”；孔子曰：“乃《論語》稱周伐紂誓辭。”
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顧實曰：“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嘗斥之，是也。”
按：《隋書·經籍志》云：“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是也。鄙者爲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此論實本《漢志》而補申之，可以互證。
（十）小説家
《伊尹説》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嚴可均曰：“《吕氏春秋·本味篇》，疑即小説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謂此篇也。”
按：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見前道家。與此不同者，一則發攄道論，一則薈萃叢談也。所記皆割烹要湯一類傳説故事，及其他雜説異聞。書乃僞託，早亡。
《鬻子説》十九篇。後世所加。
嚴可均曰：“《隋志》道家《鬻子》一卷，《舊唐志》改入小説家。隋唐人所見，皆道家殘本；其小説家本，梁時已佚失，劉昫移道家本當之，非也。”
按：鬻子有書二十二篇，見前道家。此與伊尹説一書同例，皆後世所綴集，託之古人也。書亦不傳。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章學誠曰：“小説家之《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云：‘考周事也。’則其書不當儕於小説也。”
按：此云《周考》，猶言叢考也。周乃周遍、周普無所不包之意。《漢志》禮家之《周官》，儒家之《周政》、《周法》，道家之《周訓》，皆當以此解之，已具論於前矣。小説家之《周考》，蓋雜記叢殘小語、短淺瑣事以成一編，故爲書至七十六篇之多。其中或及周代軼聞者，見者遽目爲專考周事，非也。下文猶有《周紀》、《周説》，悉同此例。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章學誠曰：“小説家之《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觀《大戴·保傅篇》所引，則其書亦不當儕於小説也。”
姚振宗曰：“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青史曲綴以街談’，此其所以爲小説家言。安得以殘文斷其全書乎！”
按：《隋書·經籍志》云：“梁有《青史子》一卷，亡。”是其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或謂世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説蓋起於此。斯言非也。古人以竹簡寫書，新竹滑，必先去其青，謂之殺青；又用火炙之，令汗出以防蠹，謂之汗青。故總稱史册爲青史耳。與此《青史子》不相涉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按：師曠有書八篇，在《兵書略》陰陽家。標題雖同，所言各異也。《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侍於晉侯。”杜《注》云：“師曠，晉樂太師子野。”而《孟子·離婁篇》稱“師曠之聰。”趙《注》云：“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其他行事，散見於《周書》、《國語》、《韓非》、《吕覽》者尚多。是固周末聞人也，故造僞書者依託之。書亦早亡。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舜學於務成昭。’楊倞《注》引《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又五行家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房中家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按：務成子乃遠古傳説中之人物。《荀子·大略篇》以爲舜師，而《韓詩外傳五》又云：“堯學於務成子。”是堯舜之師，集於一人，蓋上世之有道術者。故言五行，房中者皆得爲書以依託之。此書十一篇，列在小説，蓋叢談雜論之類耳。《隋志》已不著錄，書已早佚。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馬國翰曰：“宋鈃，《孟子》作宋牼，《韓非》作宋榮子，要皆是一人也。《漢志》小説家《宋子》十八篇，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
按：《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注》云：“宋牼，宋人，名鈃。”孫奭《疏》云：“牼與鈃同，口莖反。”考《莊子·天下篇》，以宋鈃與尹文並論；《荀子·非十二子》，將墨翟與宋鈃同譏；是宋子在戰國時，固一大名家也。故孟子與之對語，稱之爲先生；而《荀子》書中，兩引宋子，又兩引子宋子；其爲人尊重復如此。不解其十八篇之書，何以入之小説？此殆後人所撰集而託名於宋子者，其言淺薄雜亂，不主一家，故歸諸小説家耳。使果如班《注》所云“言黄老意”而甚專深，則必入道家矣。此書早佚，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按：小説家著錄之書，十九皆依託。班氏自注中，有指出者，有未指出者。若此書以天乙標題，託名商湯。而其所言，非殷時事，班氏直斥之爲依託，不啻爲辨僞之業揭櫫一大例矣。
《黄帝説》四十篇。迂誕，依託。
按：司馬遷撰述《五帝本紀》，雖以黄帝居首，而是篇《贊》中即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雖言之。”可知其於諸子中所稱頌之黄帝，視爲神聖化人物，大半不以爲可信。而傳説之辭，夸飾過甚。至將遠古事物發明，如養蠶、造字、音律、舟車、醫學、算數等，皆謂創始於黄帝之時，又稱其人上登於天以神其事，荒遠無稽，大抵皆神話也。《漢志》著錄之《黄帝説》四十篇，蓋出戰國時人之手，實集神話之大成。其時道家又以黄老連稱，故言道術者，必溯源於黄帝。《漢志》道家，著錄《黄帝四經》四篇，《黄帝銘》六篇；又《黄帝君臣》十篇，則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雜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可知後世依託其名以闡發道術者，其書甚多。此四十篇《黄帝説》中，又必有道論存焉。顧雜陳廣采，語多迂誕，故班氏直斥之爲依託也。書亦早亡。
《封禪方説》十八篇。武帝時。
沈欽韓曰：“此方士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
楊樹達曰：“方説者，《史記·封禪書》記李少君以祀竃、榖道、卻老方見上；亳人謬忌奏祠太乙方；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膠東宫人欒大求見言方之類是也。”
按：此乃漢武帝時用事鬼神之迷信記錄與論説也。方士所重，儒家所擯，故其書不傳。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顔師古曰：“劉向《别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按：“心術”二字，猶言主術、君道，謂人君南面之術也。《管子》有《心術》上下篇，即爲闡發君道而作，余已有《疏證》專釋之矣。《管子·心術上篇》開端即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可知以心比君，由來已舊。此二十五篇之書題爲《心術》，意固在此。蓋其書重在闡明君道，而亦雜以他説，爲書不純，故不列之道家，而竟歸於小説，與伊尹、鬻子、黄帝諸《説》並敘，非無故矣。自來疏釋《漢志》者，不解“心術”爲何物，故特爲發明之。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顧實曰：“《老子》云：‘荒兮其未央哉！’又云：‘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未央者，未已也，未盡也。勤亦盡也。”
按：“未央”二字，乃長樂無極之意。漢初蕭何營未央宫，即取義於此。《漢志》著錄之《未央術》一篇，蓋專言養生之道以致健康長壽者。姚振宗疑與房中術相類，非也。《急就篇》末句云：“長樂無極老復丁。”即祝願人皆永壽，未央意也。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黄車使者。
錢大昭曰：“項國疑淮陽國之譌。”
姚振宗曰：“《周考》，考周事。此周紀，大抵亦紀周代瑣事，同爲街談巷議之流歟？”
按：此與上文《周考》，下文《周説》同例。當以周遍、周普解之，謂雜事叢談之紀錄也。不應目爲紀周時事。
顔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説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按：此乃漢代虞初所輯小説叢談之彙編也。篇數近千，非彙編而何。卷帙繁重，尤易散失，故其書亡佚亦早。據《文選·西京賦》李《注》所引《漢書》，知今本《漢志》自注“號黄車使者”上，尚有“乘馬衣黄衣”五字，宜據補。
《百家》百三十九卷。
按：《百家》下當有“言”字，或傳鈔者奪之。此與道家之《道家言》，法家之《法家言》，雜家之《雜家言》同例，俱殿各家之末，乃學者撮鈔精言警句之編。小説家百家之説尤廣，故所錄爲多，致有百數十卷，書亦早亡。
右小説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實爲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
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
顧實曰：“稗者，小也。小官之稱稗官，猶小販之稱稗販也。所引孔子語，今《論語》作子夏曰，子夏亦述孔子語耳。如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説苑·建本篇》作孔子曰，即其例也。”
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顧實曰：“然則稗官者，閭胥里師之類也。”
按：《隋書·經籍志》云：“小説者，街談巷語之説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説，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此論實本《漢志》而更發揮之，可以互證。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一家，二十五篇。
按：今計家數篇數，實爲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五十九篇。《蹴》二十五篇，從《諸子》雜家出，入《兵》技巧。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顧實曰：“十家去小説，故曰九家。九家亦曰九流，向、歆所定。故張衡曰：‘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也。水火相滅，還復相生，其理至微，其事至恒。推驗羣物，莫不皆然。天有陰陽，地有山川，鳥獸草木有雌雄牝牡，人事有仁義敬和。”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按：《淮南·氾論篇》云：“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此語足以發明《易繫辭》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之旨。大抵諸子之興，皆起於救世之急，咸思以其術易天下。雖各有短長，可相互爲用。自古英才傑士，固於經藝之外，兼取諸子之長，以爲匡濟之具。先秦如管仲、商鞅，後世如王安石、張居正，悉有取於道家、法家之要，得所折中，故能成股肱之材，立不朽之業。如徒拘泥於六經，羈絆於儒學，則膠柱鼓瑟，鮮有能收經世濟民之效者，此讀書之所以貴有通識也。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姚振宗曰：“此一大段文字，格調大類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是亦班氏全用《輯略》之文之一證。”
曹耀湘曰：“班志《藝文》，本取《劉歆》之《七略》。其於諸子，區分九流。墨家名家之書爲最少。周之末，墨言雖盈天下，傳其術者，類優於行而絀於文。雖有著述，殆無足觀，故不能及儒家道家之十一。《志》中推墨家所出與其短長之處，所見不逮《淮南》遠甚，寧論史公與莊子乎？劉歆之敘諸子，必推本於古之官守，則迂疏而鮮通。其曰道家出於史官，不過因老子爲柱下史，及太史公自敘之文，而傅會爲此説耳。若云歷記成敗興亡，然後知秉要執本，未免以蠡測海之見。至其謂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則尤爲無稽之肊説，無可采取。唯是焚書以後，遺文間出，是賴此時校輯之勤，以得存世而傳於後耳。”
按：自劉班論列諸子，謂皆出於王官。後之辨章學術者，率奉此以爲定論。獨清末學者長沙曹氏以爲不然，載其説於《墨子箋》中。要言不煩，其説是也。余平生論及斯事，守《淮南·要略篇》之論，以爲諸子之興，皆因時勢之需要，應運而起，不必有其淵源所自也。使徒牽於某家出於某官之説，則不足以明學術自身發展之因，而莫由推原其興替，故其説必不可通。觀《淮南》論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興盛，而管仲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縱横修短之術出；有韓國法令之新故相反，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勵精圖治，而商鞅之法興焉。其所論列，確當不移。凡言諸子之所由起，必以此爲定論，足以摧破九流出於王官之論也。近人胡適，嘗爲《諸子不出於王官論》，附錄於《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後，揭櫫四端，言之成理，學者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