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乐府
1.五言为主的古体诗，汉魏六朝诗歌主流。
2.乐府之体制——组织、采集、入乐。
3.汉魏乐府诗篇——鼓吹曲、相和歌、杂曲。
4.南朝乐府——清商曲：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
5.北朝乐府——横吹曲。
（二）五言古诗
1.汉至隋歌谣。
2.汉魏晋文人乐府。
现代文士，论中国文学的流变，如胡适之，主文学进化之说，这一观念，也许受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影响，可是中国古代学人，如顾亭林，早已主张诗文代变之论，和胡氏的看法并无不同。（明代公安派文士，也作类似的文论。）顾氏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势即是指社会环境的一般情势而言。）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王国维，也曾在《人间词话》中说到诗文的流变。“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其说与顾亭林、胡适之的主张相合。）
我们曾经说到汉代辞赋，沿袭楚辞这一体制而来，但汉赋乃是诗歌与散文的中间性产物，与其说是近于诗歌，不如说是更近于散文，其作用也是如此。所以，诗歌的嫡传，倒不是辞赋，而是乐府古诗，以五言为主的古体诗，成为汉魏六朝的诗歌主流。（诗歌便于讽诵，三言、四言，音节太促急，八言以上，又过于迂缓，以五言、七言最合唇吻吟咏，所以五言、七言体，成为中国诗歌中两大体式。）
顾亭林《日知录》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乐府原是汉代帝室掌管音乐的机关，创始于西汉武帝时。这一机关，具体的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词和训练乐员，组织相当庞大，人员多至八百名，官吏有“令”“音监”“游徼”等名目。如余冠英氏所说的：经过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增加了不少，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凭着这些本钱，一面开辟疆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由于前者，西北邻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国，引起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兴趣；由于后者，制礼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这两点都和乐府的成立有关，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这里，说明了汉武帝时，才有立乐府的需要，也才有立乐府的条件。《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体，……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燕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说明了乐府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采诗，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词和乐调。《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里，说明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同时说明了那些歌谣的特色。
乐府采集诗歌的地域，原不限于“赵、代、秦、楚”等地，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三篇，河东、蒲反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总数一百三十八篇并不算多，采集地域却是很广大的。西汉哀帝曾经裁撤乐府，一部分民歌，也许散失了一些。到了东汉，乐府是否恢复汉武帝的旧规模，史无明文，但就现存的乐府诗篇来看，很多是东汉的作品，可见东汉乐府还是采集民间诗歌的。（东汉光武、和帝、灵帝，都曾分遣使者，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到了魏晋以后，乐府机关虽然保留着，采集民间歌谣的工作却中止了。旧的乐府歌词，一部分还在继续使用着，两汉民歌也就流传一部分下来（参看当时的总集，和《宋书·乐志》）。到了南朝，产生了大量的新声杂曲，民歌俗曲也传入宫廷；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也只是以恋歌为主，和两汉所采集的歌谣，大不相同。北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了乐府，其中见之于“横吹曲”的，很多是民谣，传译到南方来，还流传到如今的。
乐府诗篇（狭义的，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制作的和采自民间的。广义的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有人也把那些并未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的算在内。）见之于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分为“鼓吹曲”“相和曲”“杂曲”“清商曲”“横吹曲”和“杂歌谣辞”六类。前面的五类，可以说是乐府诗歌的精华。鼓吹曲便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种种场合。歌词今存的有铙歌十八篇。本来铙歌有声无词，后来陆续补填歌词，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有西汉武帝时的诗，也有宣帝时的诗；有文人所制作的，也有民间的诗歌。
铙歌的文字，很多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读者，主要原因，乃在声词相杂，不可复分。（沈约《宋书·乐志》）“声”，写时本用小字，“词”，原用大字。流传久了，大小字混杂起来，也就是声词相杂。后世便无法分辨了。其次是“字多讹误”（《古今乐录》），这些歌《汉书》未载，到了《宋书》，才见著录，传写之间，难免有错字。加以“胡汉相混”（朱谦之说），汉铙歌中夹杂着外族的歌谣，可能是有译音的。例如：
朱鹭，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古荷字）下。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谏者。——这是一首咏鼓的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萧萧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这是一首情歌。
相和歌，乃是汉代所采各地的俗乐，大约以楚声为主，歌词多出自民间。《晋书·乐志》称，“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便是指相和歌而言。其中有抒情，有说理，有叙事，而以叙事一类占主要地位，叙事诗也正是乐府诗的特色。所叙的以社会故事及风俗为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了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体制之作，也有教训式的格言、人生的悟解等。例如：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这是一首男女私情的民歌。
薤上霞，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这是一首挽歌。
杂曲歌大都是不知所起和无类可归的，郭茂倩云：“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此类保存汉代民歌较多，而以《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及“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为最著称。例如：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是一首写乡思的悲歌。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也是一首怨歌。
南朝入乐的民歌，全在清商曲之部，郭茂倩就把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三部分。他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康，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现存的吴歌，都是晋代的歌词，而以“子夜歌”为最重要，正如《大子夜歌》所唱的：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
“子夜歌”四十二首，如：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
可说是备极缠绵悱恻之情。“西曲歌”，又称荆楚西声。郭茂倩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谓之西曲。”例如《三洲歌》：
送欢板桥湾，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
这都是船娘的歌曲，和当时长江上游商人的关系是很深的。此外，还有所谓“神弦歌”，乃是民间的祭歌，所祭大约为酒神、水神、花神、女神。例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这是一首歌词最美的民歌，而《西洲曲》，那首经过了洗练的民歌，尤足以表现清商歌曲的特色吧。
“横吹曲”，原来也叫“鼓吹曲”，是一种马上奏的军乐。本是西域乐，汉武帝时传入中国，收入乐府。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的名为鼓吹，用于朝会、道路等处（见上）。有鼓角的名为横吹，马上奏之。横吹有双角的，就是胡乐，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有摩诃兜勒曲，李延年根据此曲声调，别创“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以后渐渐失传，存者不过十曲。郭茂倩所收梁鼓角横吹曲，则从北朝传来。曲词有出于胡人之口，而用汉语翻译的，内容则从军旅写到“离别”“羁旅”和男女相思之情。例如《陇头歌》词：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真率直切之情，溢于辞表。（还有一首著名的《木兰诗》，此不备引。）
此外，还有乐府诗集所集的杂歌谣辞。（《尔雅》：“徒歌谓之谣。”《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其中收录古今的徒歌与谣、谶、谚语，而以民谣为最可注意。例如：
一尺缯，好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淮南王歌》）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巴东三峡歌》）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童谣》）
从乐府诗歌孕育成熟的新诗体，我们称之为五言古诗的，乃是两汉以来文人之诗的主要体制之一。这体五言古诗，两汉人作者并不少，但保留下来的，只有《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古诗，前人如徐陵、刘勰、钟嵘所说，有的说是枚乘所作，有的也说到傅毅和曹植，倒是注释《文选》的李善说：“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以存疑的态度来保留着，倒是不错的。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倒是有历史的眼光的。近人徐仲舒云：“关于失名古诗之作者问题，前代尚为疑辞，后代即成定论。吾人试取古代历史事实而考其原起，知大部分皆由传说构成。五言诗虽属后起，或列于东府，或播于人口；歌者徒诵其辞，闻者仅悦其声。至于作者何人，著于何代，不入吟咏，则非所知，此古诗所以为失名之作也。”（徐氏原文始于《立达学园季刊》，外间很少看到。）所说至为通达。
《古诗十九首》的本身，最接近民间歌谣的自然风格，在五言诗，可说是上乘好作品，前人说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惊心动魄”，也就是备极赞佩的。作品之中，有描写社会相的，有抒述恋爱、离别之情的，也有人生解脱的哲理诗，和诗小雅、楚辞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都是缠绵悱恻、沉着含蓄的佳作。五言古诗，自有优秀的作品，但比之《古诗十九首》，总是差了一格的。
五言古诗，一种是徒歌（徒歌，也有四言、七言的，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虽是七言，却近于楚辞，未成定型），一种是文人所拟的乐府，其中也有入乐的，却不以入乐为主。苏李诗、《古诗十九首》而外，东汉作者，如班婕妤的《团扇》、赵壹的《疾邪》、张衡的《同声》、蔡邕的《翠鸟》，虽是辞赋家的业余作品，却已渐渐有了定型。到了东汉末、魏、晋之际，诗人辈出，曹氏父子、王粲、陈琳、阮瑀都有他们的杰出作品。论者谓：“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公元一九六至二二六），二是天宝到元和（公元七四二至八二〇），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作‘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中，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这要从建安、黄初所从汉乐府的影响来看。”此用余冠英说。余氏之说，和其他论诗的如陆侃如、冯沅君、刘大白、林庚所说的大致相同。至于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写实主义。
余氏又说，建安、黄初间，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那些记述时事、同情疾苦、描写离乱的诗。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写出汉末政治的紊乱和战祸的惨酷。王粲的《七哀诗》也在描写乱离时的景象。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北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在写叙所目睹身经的社会苦难。而蔡琰（蔡邕之女）的《悲愤诗》，写她所亲经的惨痛，尤为真挚动人。其他如曹植的《名都篇》，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生活，也是很现实的。他说：“这些例子表明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这精神是直接从汉乐府承受来的。这些诗，百分之九十用乐府题，用五言句，用叙事体，用浅俗的语言，在形式上已经看出汉乐府的影响。如再把《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篇来和曹、王、陈、阮的社会诗相比较，更可看出他们的渊源。”
乐府型的五言古诗，一直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体制（称之为古诗，便有别于隋唐以后的律绝体诗）。不独邺中文士，勇于接受从乐府发展出来的通俗形式，也承受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精神。其后，晋宋诗人也受着建安文学的影响，如傅玄、鲍照、陶潜，都能反映社会人生的真相，而贯注以丰富的感情。到了唐代，这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汉魏风骨”，在他们的诗篇中复活，陈子昂的感遇诗，大半讽刺武后朝政，其格调精神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且为杜陵之先导。到杜甫时代，社会苦难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离经验，有深厚的社会感情，了解人生实在情况。他继承建安以来的文学精神，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它。元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别”一类诗，尤其称赞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说他作乐府诗而能摆脱乐府古题，写当前的社会。他们也学杜甫的榜样，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称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不过这种叙事写实的诗体，还是从汉乐府来的，这种诗的精神也是从汉乐府来的，不是创自元白，也不是创自杜甫。仇兆鳌说杜甫的《新婚别》，全祖乐府遗意，为了指明源流，这样说法是有意义的。（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如元结、韦应物、顾况、张籍，也都有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诗篇。）
两宋、元、明、清以来的诗人、诗篇，五言诗一直平分秋色，直到现在，写旧诗的，也还是爱用这一种体制；连马君武、苏曼殊翻译欧美诗篇，也还用了五言古诗的体式。诗人一用到古风，不问其为五言的七言的，或其他句法的，风格也是用乐府的叙事体。即如清末新诗人黄公度，他有一连串记叙甲午战役的悲喜剧，句法虽不同，风格也是新乐府，和杜甫、白居易的新乐府相近的。（白居易《新乐府》自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他这一倾向，也正是黄公度《人境庐诗》的意向。白居易所谓：“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和我们的文艺观点，也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