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唐学之特色
1.唐诗——集古体诗之大成，建立列体诗。
2.平文（古文）——韩柳初创近代散文。
3.传奇——近代文学之先河。
（二）唐诗
1.承先——古乐府、古体诗。
2.启后——新乐府、律绝诗、词（小令）。
3.李白与杜甫。
4.唐诗与宋诗。
（三）平文运动
1.北魏北周、隋、初唐的复古运动。
2.韩柳的古文运动。
3.传奇文与科举取士。
过去中国的学人，有治宋学的（研究儒、佛、道三家结合而成的理学），有治汉学的（研究儒家经典，兼及阴阳五行家言），独有对于承先启后、融合南北的唐学，一向很少人注意。直到现代，才有人研究代表中华文化的峰巅的唐学，如陈寅恪、鲁迅诸先生，都是注意唐代文化的。笔者曾在另一专著中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做光荣的唐人，是值得骄傲的。那个时期，有如黎明初醒的少女，健康、美丽、快乐、富有理想，敢作敢为，流露着一个民族的青春活力。当时北方中华民族的血统，乃是“夷”（五胡）“华”（中原）民族大混合的新生体：在北方，中原大族吸收了匈奴、鲜卑的新成分；在西北，吸收了氐羌的新细胞；在南方，把北方的文化空气，注入了江浙的处女地。北魏、北齐、北周，都曾致力于夷夏文化的交流，南朝则由新贵族（门阀）领导着尚文的倾向。唐朝李氏平定了天下，这一王室的血统中，就混合着鲜卑族的成分（究竟是汉民族的成分多，还是鲜卑的成分多？尚待考注）。他们继承了隋朝的文化传统，那是以北朝文化做底子，再添上南朝文化花朵的新文化。他们一开头，就有勇气打碎六朝贵族中心的门阀政治、文化、风俗，连着那个贵贱不通婚的制度。同时，废除了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建立了科举的制度，使一般平民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唐朝的政治组织，沿袭了北魏、北齐、北周、隋朝的文治体制，建立了宰相主政的内阁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主政），使皇帝几乎等于虚君。唐代之于中国，也就等于大彼得之于俄国，中国的版图，那时说是十分阔大，当时的安北，以蒙古为重心，一部分已到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边上；安西，在今日的新疆，已经西渡了玉门关；安东在今日的朝鲜，渡过了鸭绿江，深入高句丽；安南，便是今日的越南。这一幅合理的舆图，亏得一份魄力来绘成的。那时，因为我们自己体魄健康，不怕风吹雨打，也不怕细菌侵袭，不仅回纥、突厥，可以让他们睡在卧榻之旁，即天方人、罗马人，也可留住中原，而波斯人在广州、潮汕、厦门一带列肆经商的，数以万计，可以说是来者不拒，绝无排外的气味的。
从学术文化演进的过程看，唐代也有综合性的特色。以宗教来说，也是兼收并蓄的。佛学当时虽是主流，可是玄奘的佛学，并不是接受印度佛学的一宗一派，而是集合各宗派的大成的。中国的天台宗，比印度各宗派走得更远一点，并不受其他的宗派的拘束的。而且佛教以外，道教也同时发展着，道家、儒家，也各自开辟其独立的门庭，其他回教、拜火教、景教，一切外来的教派，同样地听其存在，表现出真正的信仰自由，可以说是“道并行而不悖”。从文艺体制上看，南朝尚骈俪，北朝爱朴质，集南北文体之特长，乃有唐代的平文（古文）和传奇文。传奇文中，有着印度文学的血统，下开两宋、元、明，成为小说、戏曲的先河，唐代的骈文，又是南北朝骈散错杂而成的新体，下开两宋的四六，和明清的八股文，也有着血统上的关系。唐代的诗体，古体近体、五言七言、排律绝句，可说集诗体之大成，到了晚唐，长短句的词也出来了。唐代的音乐、曲调、乐器以及舞蹈的阵容，吸收了无数的外来成分，包括回纥、突厥、波斯、印度、罗马各国的音乐，还采取了南洋群岛番夷的歌舞；当时皇帝出巡，音乐队威仪之盛，也是空前的。唐代的美人，都是健康美；见之于绘画的，也都是薛宝钗型的丰满的体格。追怀先烈，我们对于唐人，真是无限地景慕。（唐以前的文士，不废骑射，这和宋以后的文弱书生，判然两途。唐代诗文，以边塞题材为主的很多，流露着阔大雄伟的向外开拓气象。）
在这一篇中，我们着眼在唐代所孕育成长的文学体制，首先就从“唐诗”说起。唐代诗歌，一方面是承先的，一方面则是启后的。从“承先”上看，他们把古代所有的诗歌特色都吸收了，而加以融化；从“启后”说，他们创造了这几种诗体，便成为中国诗人所共同依循的轨辙，很少有所改变。我们且看唐诗的体制，和前代有一大不同之点，即是把律体和古体判然划分了。本来《诗经》《楚辞》只具备了反复律，到了汉魏乐府中，已开始应用音数的整齐律；建安以后渐渐应用了对叠律，但只能算是古体。南朝齐梁之间，诗人着重四声，诗中才注重抑扬律，而字语的对称，也为他们所爱尚，于是齐梁陈三代的诗歌，成为一种新体，不但和汉魏古体不相同，也和晋宋的古诗不相同。这种新体诗，看起来颇近于律诗，但他们没有应用次第律，也不曾严格应用抑扬律，还算不得正格的律诗。那时候的诗，我们读起来，觉得它既不是古体的，又不是完整的律体，颇有不古不今的印象。到了唐代，承受了齐梁流风，应用严格的整齐律、抑扬律、次第律、对称律和反复律，于是律体诗完全成熟，和古体分途。在古体诗方面，又能力追汉魏，发扬光大，开出种种新境界，为晋宋诗人所不及，也为汉魏诗人所未有。中晚唐以后，词体发生，更严格应用参差律，于是中国的诗体，便全部出现了。其后五代、元、明、清以迄今日，诗人所用的体制，都不曾跳出唐代的范围，而另有所创造的了。
至于诗歌的音数，汉魏乐府，只能说是五言诗时期，当时诗人，也有作七言诗的，也只是一种尝试，并未独立成为一种体制。到了唐代，才把七言诗发展起来，和五言诗并驾齐驱；不论律体或古体，五七言同样地使用。后世诗人心目中，也就觉得中国诗歌，也只有五七言两种体制最适当（四言太短促，早已过去了。六言也缺少变化，九言又太长，都不曾成为诗体），让唐人替我们开了先路，我们追随着去走就是了。（律体诗每停的音数，只取奇数，不取偶数；只取奇数的五音七音，不取三音以下、九音以上，乃是合于人类呼吸的中度，而可以停匀的节奏。同时，两音步之中，夹着一个单音步，也就不至于单调。）
（这儿，我们所说的律体诗，乃是律绝体的总称。前人谈律绝体源流，有以为绝体诗系从律诗中截出，那是错误的。“绝”，便是乐府诗的一章，或称一截。南朝、隋、唐初早已有了绝句。后来，诗人从“绝句”体制悟出律诗的方式来，律绝体乃遂并行。我们只能说律诗源出于绝句，不能说是绝句从律诗中截成的。律、绝体诗，都有了一定的音数、句法，所以统称为律体诗。）
这一种诗体，后人看来，几乎以为是事所当然，不知古人逐步摸索，也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唐代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已开了律体的先声，完成这完整的诗体，却出于沈佺期、宋之问之手。律诗的法门一开，后世才智之士，无不争趋于此途，几乎不会作律诗的，就不成其为诗人了。至于唐宋诗人的作品，以及风格流变，且让文学史家去记述，这儿只说到两个开天辟地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李白生平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流连诗酒，啸傲风月，而不以功名富贵、声色货利干扰他的高旷的怀抱，放浪形骸，是一个离世绝俗的浪漫诗人。他的才华，可以说是无诗不可，他所作的律诗，于工丽之中，流露着英爽之气，并不为声律所拘的。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的，是古体乐府和五七言古诗。他的乐府，有仍用旧题的，有自命新题的。可是，不论新题旧题，都是自出机杼，不落前人的窠臼；笔力搴举，音节劲健，一洗齐梁以来颓弱之风。诚如杜甫所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不独有鲍、庾两人清新俊逸的长处，而且风骨矫健，为鲍、庾两人所不及的。他的七言古诗，如《襄阳歌》《梦游天姥吟》《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宣州谢朓楼饯别》《把酒问月》等篇，都是兴会标举之作。刘大白氏说：古诗虽没有严格的抑扬律，但抑扬抗坠之间，也互相调剂才可以调制口吻，得到自然谐和的音节。汉魏五言古诗，不讲什么抑扬律，而能音节自然谐美，于无律之中显出自然的律声来。晋宋之间作者，还能守此勿失。到了齐梁新体诗出来，用了些不曾成熟的抑扬律，于是成为非古非律的诗篇，古律混淆，显然不十分调和。同样地，齐梁间的七言诗，也受了那种不曾成熟的抑扬律的影响，和五言诗一样颓弱，初唐五七言，也还这么颓弱。到了李杜两氏出来，才上继汉魏，把齐梁的颓弱音节一扫而空，不论五言七言，都成为纯粹的唐音了。（李白的五七言绝句，导源于六朝的清商曲词，尤以七言绝句为最长。）李白曾作古风五十九首，以下这首诗最可以代表他的怀抱：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他是看轻了梁陈以来的艳薄，而说担负起复古道的大任的。
杜甫，这位反映唐天宝以后的大动乱时代的写实诗人，他在诗歌体性所下的功夫，以及他所开的广阔门庭，有如白居易所说的“贯穿古今，尽工尽善”。（元稹云：“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唐兴，……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宋秦观也说：“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他的诗，从古今各诗体出，发挥各种诗体的特长；从古今各家诗篇中出，采集了各家风格的优点。（当时诗人，有卑视齐梁诗人的心理，杜氏却从齐梁诗中吸收音律上的长处。）他完成了集大成的“诗业”，后世诗人，就从他的作品中挹取清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杜甫和李白是知己好友，他们两人都各自开辟各自的境界，完成各自的胜业。李白写乐府，多用古题，而自出新意，自创新调；杜甫并不用古题，自制新题，叙写当时社会实况。如《兵车行》《三吏》《三别》，这些篇什写出战乱中人们所受的惨祸，乃是最真实的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述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贫交行》《古柏行》，都是极好的叙事诗。元稹云：“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功夫极深。而他的五七言律诗，不但沉郁顿挫，而且气象阔大，和李白的俊逸飘洒五七言绝句，可以并垂不朽。（《诗薮》云：“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他的诗，在外形律上，有一特点，即是有意地多用纽反复律，韵反复律中的同纽相缀，同韵相缀的律声。所以他的诗，双声字和叠韵字用得很多，而且常常双声和双声相对，叠韵和叠韵相对。他是熟精文选理的，“脱节渐于诗律细”的；他有一首解闷诗：“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他是沿齐梁而加以变化的。郭绍虞氏说：“李白仗其天才，绝是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风为浪漫的作风。杜甫加以学力，包罗万象，所以能善用齐梁的藻丽而无其浮靡。前者废弃其修辞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风，所以显其才；后者不妨师法齐梁，而能不落于齐梁，所以显其学。显其才，其诗犹有古法；显其学，其诗转成创格。”中晚唐的诗人，都是从杜诗中出，各人只从杜诗中学得一体，也就自成一家了。杜诗是多方面的，后来学杜的，往往仁智互见，各取他的一方面。韩愈、白居易都是中唐学杜的诗人。韩所学的，是杜诗的奇崛险奥处；白氏所学的，则是杜诗的平易明澈处。这两种诗，本为杜诗中所兼备，他们各就个性之所近的一面去模拟它，所以各个显出他们的特长来。韩白两人，在当时既各树一帜，于是他们的友生，也隐然分为两派，韩氏朋友有孟郊、贾岛、李贺、卢仝，门弟子有张籍、王建。白氏的朋友有元稹、刘禹锡。他们的倾向虽不相同，而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朋友，常常互相唱和，互相投赠，互相推许，并不标榜门户，互相诋排的，这是诗国最光辉的一页。
上文，我们说到中国诗歌的体制，到了盛唐李杜时代，已经十分完备；而诗歌的风格，也由李杜表现了两种特性。其后两宋诗人的作品以及流行到后世的宋诗，也正从杜诗中出来。（宋初沿袭五代之余，诗人多宗白居易。西昆诗人则宗李商隐。欧阳修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各成一家。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则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宋诗至此，号称极盛。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诗风格，尤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宋诗既以清奇生新、深隽瘦劲为尚，故最重功力。）（蒋心余《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他也已看到文艺体性的流变，随时代而不同，唐代诗歌，已经到了峰巅了。）
唐代的文艺复古运动，可说是和我们所经历的五四新文艺运动一样，乃是全面的，从诗歌到散文，都起了变化。古文运动，则集中在韩愈、柳宗元的身上。我在这本书开头介绍过平文（古文）运动的流变，这儿再把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说一说。
原来六朝的骈俪文风，在北朝文士心目中，已经觉得过于轻薄。（李延寿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颜之推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隋文帝时，李谔以当时文体流宕忘返，上书纠弹，云：“古贤哲王之化民也，……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文帝随即下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这是复古运动的开始。（当时学人王通作《文中子》，亦谓：“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这是文以载道说的开始。）我们可以说，当时文士，即如反对骈俪文辞的李谔，反对以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的刘知几，他们自己笔下，也还是用骈俪文句来写作的。可见风气也是一时转不过来的。当时，能够用朴质无华、近于口语的文字来述作的，倒只有佛家的信徒，后来语录体成为理学家的论学文体，也可以说是古文运动的助因。（禅宗六祖惠能，本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他的历史和法语，经他的门徒法海如实地记述下来，便是所谓《六祖坛经》，正是当时的白话语录。）
我们知道由于音律上种种条件完备了（对叠律、当对律、抑扬律、次第律），产生了唐代的律体诗和律体文（律赋和回头文）。因为诗文外形越趋于律体化，和语言自然风格相去越远，乃成为贵族门阀的专有工具。一般文士，就有非完全律体的诗（古诗）和散体文（古文）的要求。就在诗歌复古运动之中，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他们，一面使诗篇语体化，一面便和韩、柳同做古文运动。（白居易的《祭弟文》，便参用了许多口语。）在韩、柳以前，唐初有陈子昂，开元间有萧颖士、李华，其后有独孤及梁肃，皆以古文名。而开韩愈先路的樊宗师，主张“唯古于词必己出”，也正是古文运动的精神。
韩愈的古文运动，乃是有计划有决心的革新工作。他的弟子李汉说：“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所谓雄伟不常者矣。”“时人始为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亦翕然随以定。”（韩氏自言：“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在那个好尚骈俪的时代，提倡周秦汉魏的散体古文，的确有点惊流俗的。）韩氏有着特立独行、勇于自信的精神，在举世耻于相师的风气之下，以师道自任，实行以文为教，用一句现代语来说，他争取了群众的信仰，造成有力量的干部。韩氏《师说》云：“古文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曾国藩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修。”韩氏一生所努力乃在文章方面，他那纵横恣肆的文体，足以自立一帜。他见道虽不深，他的弟子，虽说从他学道，其实还是学文的多。（韩氏《答刘正夫书》云：“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他是能以文贯道的人。他的弟子李翱，所作《复性书》，远在韩氏之上，但李氏之文从韩氏出。）
韩氏曾自道其用力于文的甘苦（见《进学解》）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于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他是说他的文章是有切实的内容的，他有意要发扬儒家的道术，穷究六经诸子及辞赋家之言，好似狐狸修仙，吐纳天地间之精华，脱胎换骨，自成一家之文。他的文章，比之以往南北朝各代文字，显得质胜于文，而文也足以副其质的，从这一方面看，苏东坡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也有八分说对了的。（韩文在某一方面说，可以上继汉魏的。）曾国藩说：“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对于古文运动的精神，说得很明白的。我们可以说，自韩文出，才脱去了骈俪文的窠臼，造成了散文的新体制与新风格，也脱去了前期古文家的生硬枯涩的痕迹，进入炉火纯青之候了。他在《答李翊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正是他所指示的作文功夫。（他已到了醇而后肆的境界。）
另外一位古文家，和韩愈并称的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虽不如韩愈的宏大，而依其论文见解来看，却不在韩氏之下，其作风也能超然于韩氏的规范之外，不为韩门二派所牢笼，他与友生论文之处甚多，而以《答韦中立书》为其骨干。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正是柳氏所启示的作文功夫，也是他所表现于古文运动的精神。
韩愈的门弟子，顺着韩氏倡导古文的路向发展开去，乃有李翱与皇甫湜的两派。由作风言，韩愈确是具有两种不同的作风，其一是鲸铿春丽足以惊耀天下者，其一乃是章妥句适，以栗密窈眇见长者。由文学批评言，韩愈亦兼具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则重在内质之合于道。韩门诸子，就依这两方向，各有所长。“李翱作风主于平易，其论文主旨，亦偏于道。皇甫湜作风偏于奇特，而论文主旨亦如之。”（李翱《答朱载言书》云：“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皇甫湜《答李生书》云：“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正足以代表两家作风之不同。）到了晚唐、五代、宋初，诗的复古与文的复古，一同消沉下去，温（庭筠）李（商隐）派的诗歌，和李商隐（义山）的骈文，依旧回到南朝和初唐的文风去了。古文运动之再起，尚待两宋古文家的到来。（后详另章。）
中国的小说，溯源于唐代传奇文，而唐代的传奇，又以大历至大中、咸通间一百余年为全盛时代。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正是传奇小说风起云涌之时；同时，那几个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可见唐代的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是时代的孪生子，其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的。
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这是中国文艺创作的另一主流。我们知道韩愈主文以贯道之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他也做了《毛颖传》一类游戏文字。（张籍讥其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韩氏答书，便说是他的游戏文字。）他的友生指斥他，说：“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韩氏回答道：“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他就指出文艺的本身作用，并不在于板起面孔说教，文艺的游戏作用，远在说教之上的。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师柳宗元，也替《毛颖传》作辩护，说：“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气，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借小说寓意以为有益于世，这是他们所体会到的艺术的真正使命。
隋唐间，废六朝门阀九品中正之制，推行科举取士的新制度。唐世举人，都依靠着当代的显要，替他们把姓名上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让主司知道他们的才学。（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人，公卿之门，卷轴堆积得很多。）我们且看白居易《与元九书》：“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所谓赋即诗笔，判为议论，传即史才。当时古文家所操纵的文坛趋向，即是叙事文、议论文及诗词。为了便于主司温卷起见，乃盛行传奇小说。（小说既为行卷内容最重要的部分，自然必得同时具备这三种体裁才能算作完备的小说典型。）
传奇文受了佛教译经的影响。我们看了敦煌石室的藏经，便可了然。本来译经的文体，重散去骈，求其切实、具体、准确、平易，合乎传教通俗的目标，乃与古文家的观点相暗合。而佛经体裁，有两种最显著的特点：（一）散韵合体。（二）散文担任叙述，韵文担任歌唱。而韵文歌唱的部分，往往就是重复散文叙述的部分。“这样重叠的叙述法，最初的用意，也许就是说教的时候，怕听众不了解，所以用散文先将故事叙述一遍。传奇小说本来没有传教的用意，并且读者都是士大夫阶级，却依然机械地模拟佛经及佛教小说的形式。此种形式在当代古代运动最盛行的八个著名文人的作品里，表现得更清楚。例如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及序，前面是序，后面是诗，诗中的大意，就是散文的大意。他们的作品，不论是事实或虚构，其用意在模拟佛经或佛教小说就是了。其模拟成功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歌在先，传在后。这就是传奇文的特有体裁。”
至于传奇文本身的发展，民间文学俗文变文的发展，那又得讨论中国小说与戏曲的专章中去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