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词之体性
1.词之初起——曲子词。
2.词与诗之区别。
3.词谱之特征。
（二）晚唐五代、两宋词
1.小令时代。
2.慢词时代。
3.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
4.宋以后的词。
中国的诗歌中，有一种后起的体式，便是伴着乐曲而起的“词”。这种体式，萌生于中唐，初成于五代，到了两宋，便蔚为诗歌的主流，乃是近古以来诗人所爱好的。
关于词的体性与流变，近人缪钺有一篇很简明的短论，而胡适《词选·序》和《词的起源》，也多所发明。缪氏认为论词之起源的，以张惠言之说最为简当。张氏《词选·序》云：“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缪氏发挥张氏之意说：唐代以诗入乐，诗句齐整，而乐谱参差，以词就谱，必加衬字；后来，大家觉得不利便，有时，乐工者望诗人能依谱作词，有时，诗人对于依谱填词，颇有兴趣，于是“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词体便产生了。这种新体裁，当时人称之为“曲子词”，后来便简称为“词”。他认为这一定名，并无其他深意。至于张惠言因为说文有“词，意内而言外也”之说，便把“意内言外”当作“词”的特性，缪氏认为中晚唐词人作词之时，并非先有此念存在心头的。
胡适把中晚唐、五代到北宋苏东坡以前的词，称为歌者的词，都是出于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娼家歌者作的，这是无可疑的。不但《花间集》序明明如此说，即看其中许多科举的鄙词，如《喜迁莺》《鹤冲天》之类，便可明白。此风直到北宋盛时，还不曾衰歇。柳永是长住在娼家，专替妓女乐工作词的。晏小山的词集自序，也明明说他的词是作了就交与几个歌妓去唱的。这是词史的第一段落。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南唐李后主与冯延巳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意境，加浓了词的内容；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主唱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曾脱离民间文学的形式。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他们在别种文艺作品上，尽管极力复古，但他们作词时，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这时代的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娼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都不充分表现，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乱。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秦观《浣溪沙》）
此词情景交融，珠明玉润，为秦观词中精品。今观其所写之境，有“小楼”，楼内有“画屏”，屏上所绘者为“淡烟流水”，又有“宝帘”，挂于“小银钩”之上，居室器物均精异细巧者矣。时则“晓阴无赖”，“轻寒漠漠”，阴曰“晓阴”，寒曰“轻寒”，复用“无赖”“漠漠”等词形容之。楼外有“飞花”，有“丝雨”，飞花自在，而其轻似梦，丝雨无边，而其细如愁。取材运意，一句一字，均极幽细精美之能事。古人谓五言律诗四十字，譬如士大夫延客，着一个屠沽儿不得。此词如名姝淑女，雅集园亭，非但不能着屠沽儿，即处士山人，间厕其中，犹嫌粗疏。唯其如此，故能达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吾人读秦观此作，似置身于另一清超幽回之境界，而有凄迷怅惘难以为怀之感。虽李商隐诗，意味亦无此灵隽。此则词之特殊功能，盖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也。
（二）其质轻——陈子龙《论词》曰：“其为体也纤弱，明珠翠羽，犹嫌其重，何况龙鸾。”缪氏以为其文小，则其质轻，亦自然之势。诗词虽非实物，原不能用权衡来称量，但我们吟讽玩味之时，其质之轻重，显然可以分别的。而且所谓质轻，并不是说其意浮浅；即算极沉挚的意绪，表达于词中，也是出之以轻灵的，因为词的体性本来如此的。我们且看，亲友故旧，久别重逢，惊喜之余，疑若梦寐，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杜甫《羌村》诗叙乱离中归家的情怀，句云：“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结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沉痛而量极重，读之如危石下坠。又如晏几道《鹧鸪天》词，叙与所欢之女子久别重遇，句云：“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其情正与杜甫《羌村》诗中所写的相同，而表达词中，较之杜诗，又是质量轻灵多了。缪氏说：惟其轻灵，故回环宕折，如蜻蜓点水，空际回翔，如平湖受风，微波荡漾，反更多妍美之致，此又词之特长。故凝重有力，则词不如诗，而摇曳生姿，则诗不如词。词中句调有长短的变化，也对这种表达方法有所帮助的。
（三）其径狭——缪氏指出：文能说理叙事，言情写景；诗则言情写景少，有时仍可说理叙事；至于词，则唯能言情写景，而说理叙事，绝非所宜。这虽是因调律所限，但与词体的特性有关的。苏轼、辛弃疾，最能运用词体，苏词有说理之作，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读之索然无味。又如经史子及佛书中词句，都可以融化入诗，而作词则不十分适当。（古书词句很多不宜入词的。）辛弃疾镕铸之力最大，其所作之词，凡《论》、《孟》、《左传》、《庄子》、《离骚》、《史》、《汉》、《世说》、《文选》、李杜诗，拉杂运用。可是，如，“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婆罗山引》），“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迟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踏莎行》）。毕竟算不得是词中的当行之作。宋代词人多用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诗，就因为长吉、温、李之诗，秾丽精美，恰好运化在词中的。六朝人隽句，用在词中，有时也嫌太重；如李清照用《世说》“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最为恰到好处。我们从这一方面，可以细参其轻重精粗的分际了。他说：“词为中国文学体裁中最精美者，幽约怨悱之思，非此不能达；然亦有许多材料及词句不宜入词者。其体精，故其径狭。”
（四）其境隐——周济论吴文英词，如“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追寻已远”，便是说他的境界这么隐约凄迷的。其实不但吴文英词如此，其他好的词，无不如此。要说“寄兴深微”，在我国文艺体制中，要推词为极则了。诗虽贵比兴，多寄托，而其意绪，还可以寻绎的。阮籍咏怀诗，说是言在耳目之内，意寄八荒之表，算得“归趣难求”。可是，他本来自有其归趣，只是时代隔得久远，后人无从知道他的当年世事，乃遂难以猜测了。至于词人，大都是灵心善感，酒边花下，一往情深，其感触于中的，往往凄迷怅惘，哀乐交融，因此，便借这一种“要眇宜修”的体制，发其幽约难言之思，作者既非专为一人一事而发，读者又何从凿实以求？亦唯有就各人感受到的，高下深浅，各有所领会就是了。例如，冯延巳（或作欧阳修）《蝶恋花》词：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这首词有人说是“忠爱缠绵”（张惠言），有人说是“诗人忧世”（王国维），见仁见智，各人说法不同；但作者不必定有此意，在读者却未始不可以这么想的。缪氏说：“词人观生察物，发于哀乐之深，虽似凿空乱道，五中无主，实则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读者但能体其长吟远慕之怀，而有荡气回肠之感，在精美之境界中，领会人生之至理，斯已足矣。至其用意，固不必沾滞求之，但期玄赏，奚事刻舟。故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
俞平伯氏曾在讲演“诗余闲评”时，论到唱法与乐器。他推想当年唱词的情形，大约有两种：（一）有舞态的，间或表演情节。（二）和歌，即清唱。其有舞态，如《杜阳杂编》南部记“菩萨蛮”队舞，《容斋随笔》说“苏幕遮”为马戏的音乐。又近人刘复《敦煌掇琐》有唐词的舞谱，虽不可解，而词有舞容，则别无疑问。至词为清唱，试看姜夔《过垂虹桥》诗，即可明白。他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那时大约只是清唱，不在跳舞，否则一叶扁舟，美人妙舞，船不要翻了么？诗余的乐器伴奏，张炎《词源》中说得很明白：“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可见夜游垂虹，白石以箫和歌，只是临时的简单办法，非正式的场面也。词为管乐，仅用哑筚篥或箫来合，与它的文章风格幽深凝练有关。北曲自始即是弦乐，故纵远奔放驰骤，与诗余的情调，大不相同矣。固不得专求之于文字。词曲本来是连带发生的，而且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这还待戏剧时代的到来。（另见专章）
俞氏又云：大抵宋人会作词的很多，不必专门家。其时社会经济安定，生活奢华浪漫，才有这样富丽堂皇的文学作品产生。（北宋那位亡国之君宋徽宗，最可以代表那一时代的艺术生活。）北宋末年，词风极盛。南渡之后，就差得多了，可以说是词的第一个打击。当然南宋仍很繁华，所以词还可以存在。可是北边的金国，戏曲已逐渐抬头，词也就从北方衰落下去。南方到了南宋末年，也产生了南曲；词于是成了古调，当时几乎等于文学家的私有。在文章方面，看去好像进步，实则它的民族性早已消失。等到蒙古灭宋，它又受到第三个打击，在南方也衰落了。
俞氏接着又讲到宋以后词的情形。他说：元代曲子盛行，词不大行，我们且不去说。明朝的词，前人都说不好。他们所以说明人词不好，在于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词曲不分，或说他们以曲为词，因而流于俗艳。俞氏却认为明代去古未远，犹存古意。词人还懂得词是乐府而不是诗，所以宁可使它像曲。在作法上是可以原谅的。俞氏又以为词是代诗而兴的新体，在文学方面明词究竟不算最好。
俞氏又谓，从清代到现在，词已整个成为诗之一体。（这诗是广义的。）并且清代是一切古学再兴时期，词风也曾盛极一时，大体可分作三派：最早有浙派，代表人可推朱竹垞。这派可以说是对明代俗艳的作风起一反动。矫正办法是主张“雅澹”。竹垞自己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可见其作风及宗旨之一斑。稍后有常州派，在清代中叶兴起，代表人可推张惠言。他主张雅澹之外，并本立意须高远深厚；他所选的《词选》，就可以做代表。最后有所谓同光派，代表人应推朱祖谋。他认为填词，在上述两派的条件之外，还主精研音律，须讲四声五音的。
（笔者对于词曲，可说是有师承而无学。幼年从刘毓盘先生游，他是中国词史的权威。后来，俞平伯先生来主讲国文，他也是词曲名家。其他友人，如卢前、陆侃如，皆治此学，我却一直是个门外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