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笔编次这本小书，始于一九五四年冬天，到全稿完已经是一九五六年春天，其间也花了一年半的时日。因为这本小书，是为着中学生课外阅读之用，下笔反而拘谨起来，先后就换了三次草稿，到了这次脱稿，几乎又想全部毁去重新来过，却已限于时日，不可能的了。刚着笔的时候，我颇想写一本“有所见”的书，也曾向主编者表示这个意向。一动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看这本书的青年学生，可能根据书中所说的话，去答复课堂上的考试，也可能和他们语文教师所主张的完全相反，因而落第了的。我只能辅导他们的文学知识，还不能纠正他们的传统观点。因此，决定改变方式，要来写一本罗列所见的书，先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学上的问题，再把各家的学说搜集起来让读者去选择。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一来，这一小书得有五倍至十倍的篇幅，而且近于类书，要让一个对文学初入门的青年去选择，也是困难的。因此，我再来变换写法，这本小书，乃成为选择了“所见”的书。书中并没有我的主见，我只是选择一种可以相信的说法，给读者以参考。当然，在选择中，就有了我的观点，我却自期能够保持冷静的态度，采用比较权威性的论断。
或问：什么是权威性的论断呢？这本来也难说得很，谈文学的人各有各的偏见，其偏见之深，不下于政党的入主出奴、党同伐异。即如我们谈“在中国”的文学，自不能忽略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士子必读必习的八股文；这种文体的废除，到而今不过六十年，而读者已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种文体了。一方面，这文体已经废了六十年，而洋八股、党八股、抗战八股，八股的幽灵依旧在每一种思想中潜伏着。我们要看它的真面目，似乎周作人所谈的比较透彻得多。他能够批评八股文的得失，说明它的源流，替中国文学史补上一页空白，这就是我所说的权威论断了。本书编写既毕，我偶尔翻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说：“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阮文达《书文选序后》曰：‘《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洪武永乐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书俳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为文之正统。’余按六代语整而短，尚无连犿之句，暨乎初唐四杰，对比遂多，杨盈川集中，其制尤伙。……宋人四六，更多用虚文作长对，谢伋《四六谈尘》，谓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前人无此格。孙梅《四六丛话》，……论汪彦章四六，非隔句对不能，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古意寖失。……至于唐以后律赋开篇，尤与八股破题了无二致。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董思自《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宋人四书文自出议论，代古人语气似始于杨诚斋，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窃谓欲揣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袁枚论时文，谓八股通曲之意甚明。）他的话，可说是与周作人不谋而合的。可见在科举兴废的争论早已过去的今日，让现代的文学青年，知道一点什么是八股文，无论消极或积极，都有所裨益的。而我引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也可以是和各家说相印证的，那我就自以为对得起读者了。
本书说道：“在中国”的文学，一向以散文、诗歌为文学正统，而戏曲、小说一直被看作是“闲书”“小道”；直到最近三十年，才接受了西洋的文学概念，扶起了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使和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同样看待，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事。而把汤若士看作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他们两人时代也正相先后），还是一位日本学人的话。所以，谈中国戏曲，起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先前只有私人的笔记），谈中国小说的，也要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后才有阿英、郑振铎等的研究），这都是近几十年间新兴的研究，所以小说、戏曲的作品并不算少，但可读的与能读的并不很多。至于谈诗谈词谈赋的，那又人各有所宗，各家每自持其说，群言嚣杂，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几乎等于是一部诗话词话的综批料，我们又苦于篇幅过少，挂一容易漏万的。此中取舍，笔者只能本着个人的私见，总希望能条理源流，让读者明其线索就是了。这一类的书，写得好的话，当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是传世的不朽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钱钟书《谈艺录》序，自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批评中国的文学，很多借镜于西方文学家的义法。他引用德国诗人希勒的论诗派，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后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人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古今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对于论诗者之分唐宋，作进一步的剖推，“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此意甚好，其好在于东西的真正能汇通。时人缪钺论宋诗，谓“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意相同。我辈谈中国文学，假使能把前人笔记、时人论议，以类相从，先作长编，再加以整理，那一定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中国文学概论。可是，变乱相寻，生活这么动荡，连鲁迅有志于写中国文学史，都不能成书，我辈要想把“文学之道，一以贯之”，也只能俟河之清了。
这本小书，原算不得一本著作，说得明白一点，只能算是一种笔记，却也敝帚自珍。略述原委，以待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