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宋明古文运动
1.两宋古文。
2.台阁体。
3.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4.公安竟陵派古文。
（二）近代古文
1.桐城派古文。
2.阳湖派古文。
3.八股文之体性及沿变。
（三）现代散文
1.清末理家运动。
2.新文学运动——白话文。
唐代古文运动，乃是韩柳那一群古文家对魏晋以来南朝文士好尚骈俪文学的复古，上章已经说过了。不过，到了唐末、五代、宋初，依旧回到骈俪四六文路上去。北宋自柳开、尹洙、穆修力为古文，欧阳修出，重振古文运动，其后以古文名家的，北宋有王安石、苏氏父子（洵、轼、辙）和曾巩，南宋则有朱熹、叶水心。不过，两宋古文家，虽带着更浓重的传道气体，他们主张文以载道，使“文”成为“道”的工具。但在“古文”与“骈文”的界线上，却不像唐代古文家那么严格。他们的散文中，就有着骈文的韵味与辞藻，他们也都是四六文的名手，他们的四六文，也就有着古文的气息。苏门弟子中，秦观工于骈俪文字，朱熹的弟子真德秀，也是四六文的大手笔。（宋代文风，本来如此，他们的古近体诗，就有散文的气息，所谓江西诗派的宋诗，即是以散文之体行诗，而苏东坡、辛稼轩的词，也就有着古风诗的风格。）即如有名的苏轼前后的《赤壁赋》，可以说是散体文的赋，也可以说是赋体散文。（吕思勉云：古文非一蹴而几也。其初与藻绘之文并行者有笔。笔虽不避俚俗，然词句整齐，声谓啴缓，实仍不脱当时修饰之风。且文贵典雅，久已相沿成习，以通俗之笔，施之高文典册，必为时人所不慊。然以藻绘之文为之，亦有嫌其体制之不称者，于是有欲模仿古人者焉。逮韩柳出，用古人之文法，以达今人之意思。今人之言语，有可易以古语者，则译之以求其雅。其不能易者，则即不改以存其真。如是，则俚俗与藻绘之病皆除。文之适用于其时者，算此体若矣。然能为此种文字者，寥寥可数。普通文字，仍皆沿前此骈俪之旧者也。至宋世而古文之学乃大昌，欧、曾、苏、王各极所至。普通应用文字，亦多用散文，而散文，始与骈文成中分之势矣。）
从骈散两体的演进看，士大夫阶级首先有意采用骈偶藻俪文辞，到了后来，文士才有意复古，积意写作古文，而且加以推行。从文言白话两体的演进看，则在朝的尚文言，民间先采用白话，隋唐以后，佛教尚质，采用口语，到了两宋，士大夫阶级的理学家，也试用了语录体和说话人的语本，无意之中，走上了同一趋向。蒙古人占据了中国，元代沿令，多用语体，这才打破了诏诰章表沿用骈文的传统。（明清两代诏令，虽貌似文言，实则以口语为主，而以文言变其貌。）
明代，汉族复兴，士大夫依旧回复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元末大乱，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那几位大作家，如宋濂、刘基、王祎，都是起自民间，在朱氏新政权中取得高位的。他们从被蔑视重新获得了被尊重（元代轻视儒士，有“九儒十丐”之称），在文体上也转入雍容华贵的路向。明代还推行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规定了制艺格式即所谓八股文，不独题目限于四书的范围，而且限定依着朱熹的注解来代圣人立言。八股文这一种文体，乃是散文的骈体化；成化以后，体式完备，造成了一种比六朝骈文更做作更拘于格律的排偶文体。他们在科场所用的试帖诗，也是格律最谨严的近体诗。这一种风格，也可以说是回复到六朝、五代、宋初崇尚藻饰骈偶的旧路去了。
至于在朝的文士，从明成祖永乐以迄宪宗成化间（一四〇三至一四八七）这八十多年，可说是一个长时期的太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并以文雅见任，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所提倡的平正典雅、雍容平易的文体，成为馆阁著作的典型，遂有“台阁体”之称。这种台阁体，平正纡余，缺少了深湛幽渺的思想、纵横驰骤的气度，所以平正有余而精劲不足。流弊所及：肤廓见长，几于万喙一音，正如我们所说的，一种不痛不痒的文字。（《四库提要》云：“（士奇等）柄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及，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物穷则变，于是何（景明）、李（梦阳）崛起，倡为复古之论，而士奇遂为艺林之口实。”）在三杨以后的台阁中文士，李东阳以深厚雄浑之体，一洗啴缓冗沓之习，时人称其“气度雍容，风骨遒健”，号为茶陵派，却也脱不了台阁体的萎弱的。
明弘治、正德之际，内外渐多事，雍容平易的台阁体和那个变乱的时代环境不相合了。李梦阳倡言复古，以为“今人摹临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书，诗文之道，何独不然”。所以他主张散文及古体诗必效汉魏，近体诗当法盛唐，教天下人毋读唐以后书。他既提出了这个主张，自己便依了这个主张去实行模仿古人。所以他的散文，貌似秦汉，故意佶屈聱牙，以艰深文其浅陋，诗则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往往句拟字摹，犯了食古不化的毛病。钱谦益曾加以批评，说：“献吉以复古自命，……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谬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那位和他相呼应的何景明，他以为“诗溺于陶（潜），谢灵运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愈）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这都是他们的复古论调。（李、何而外，再加上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称“前七子”。）
明嘉靖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辈继起，复主复古之说。（李、王而外，合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五人，称“后七子”。）他们的诗文，貌为秦汉，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他们抨击八股文、台阁体的拙陋是不错的，他们自己的文体，也钻入了另一拙陋的牛角尖，也就无以自立了。（王世贞晚年造诣颇深，已经不再以提倡复古为高。）
在前后七子提倡复古的起伏过程中，明嘉靖初年，有王慎中、唐顺之等起为欧（阳修）曾（巩）之文，以矫李、何复古之弊；支持他们主张的乃有茅坤、归有光等。他们也是主张复古的，不过他们并不要复秦汉之古，而是要复唐宋之古，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适合了近代人的需要了。这一派的主张，对于近代散文的影响是很大的。一般人所说的古文，就是唐顺之、茅坤所说的古文；一般人所说的唐宋八大家，也就是唐顺之、茅坤所说的八家。（其实，唐代古文家，如李翱，南宋古文家如朱熹、叶水心，作品都在苏洵、苏辙之上的。）而时人所家弦户诵的古文名篇，就是他们所推选的篇目。他们在当时还不能与前后七子相抗衡，但对于近四百年间中国散文界的影响，却在任何文派之上。而其中的古文家归有光，乃成为桐城派的不祧之祖。
唐顺之论古文，着重本色，其《与茅鹿门论文书》云：“就文章家论之，虽有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颛颛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这就是说他们主张写真实有内容的文字，与其模拟汉魏文字，成为假古董，不如近师欧、曾，示人人可循的道路的。而且他们并不菲薄八股文，唐顺之、归有光的八股文，又独创一格，以古文风格来写八股文，自有简洁清新的韵味，他们对八股文的影响，也和对古文一样的重大。
归有光的古文，从史汉中出，而能得唐宋古文家的神理，《四库提要》称：“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回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钱谦益极口称许他的《李罗村行状》及《赵汝渊墓志》，谓：“继韩欧复生，何以过此。”后人传诵其《项脊轩记》和《先妣事略》。大体说来，他的记叙文字，从史汉中变化出来，颇有文学的意味的。（议者以归氏为明代古文家第一。）钱谦益谓：“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刘开则谓：“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他所写的都是真性情文字，无意于复古，而自与古文的轨辙相合的。
比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的反复古倾向更彻底一点，更主张真性情的则有公安、竟陵派的古文家。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们是湖北公安县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称。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周作人说他们和胡适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主张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时是十六世纪，利玛窦还没有来中国，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从现代胡适的主张中灭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清楚一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那是公安派的主张。袁中郎（宏道）说：“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准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这些话，说得都很得要领的。他们也有了文学变迁的观念，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制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俪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于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其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他们于是提出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口号，也和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等主张相同的。
周氏又说：公安派的文章，便是清新流丽，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他们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过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好处来。不过，公安派的流弊也就在此，他们所作的文章，都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于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补救。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钟惺、谭元春，他们的文章很怪，里边有很多奇僻的词句，但其奇僻，绝不是在模仿左、马，而只是任他们自己乱作的。其中有许多很好玩，有些则很难看得懂。（周氏极推许张岱，谓为结合这两派的特长。）
从归有光开了头（事实上，归有光和唐顺之、茅坤是一派，如上文所说的，他们只是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而把古文的典则放到唐宋八大家身上去的。但桐城派却奉之为祖师，有如六祖开宗似的），中间还跳过了顾亭林（继承归有光的古文的，顾氏乃在桐城派之先），把安徽桐城三古文家——方苞、姚鼐、刘大櫆推为宗师，这便是桐城派古文的脉络。桐城派有他们的门户，也有他们的义法。方苞为文好言义法，而义法所在，则推崇左史，其于后代作者，则推退之、永叔、介甫三家。他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他又在《汉书·货殖传》后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言之有序，言之有物，乃是桐城派所谓“义法”。用现代的观念来说，言之有序，即是指修辞布局，文学形式上的功夫；言之有物，则是文学的内容。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记望溪尝告以“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即是批评公安、竟陵派的文论）：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俳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在消极方面，他们也提出了这么多的禁忌。吕璜《初月楼古文诸论》，记吴仲伦论古文的语录，谓：“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虽不可以不学，然志仅及此，则成就必小矣。《史》《汉》及唐人，须常在意中也。”“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清初如汪尧峰文，非同时诸家所及，然诗话、尺牍气尚未去净，至方望溪，乃尽净耳。诗赋字虽不可有，但当分别言之，如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惟六朝绮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说新语》等太隽者，则近乎小说矣。公牍字句，亦不可阑入者，此等处，辨之须细须审。”这都说得很具体的。以笔者的说法，桐城派文士，只是十分平稳，要保持士大夫阶级的气度，凡是他们所不能确实把握的词语，如宋明理学家的哲学用语、魏晋清谈家所用的讽刺幽默语、赋家所用的辞藻，都以不用为上。他们把握着小小的生活圈子，就把古文写给这小小生活圈子中的朋友看，彼此欣赏一回就算，境界是十分狭小的。
方苞以后，刘大櫆发展他的艺术哲学，倡阴阳刚柔之说，姚鼐则编选《古文辞类纂》，示后人以轨范。周作人讲演“近代散文的流变”，说桐城派文士自以为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放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是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专合而为一，因为有“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接近的。（方苞和唐顺之、归有光一样，也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所以，桐城派古文，照说是独属于文学中的一流派，但他们并不这么想，他们以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的大成的。
刘大櫆论古文，提出神气之说；姚鼐论文章之美，提出阴阳刚柔之义，这就发挥他们的文艺哲学。刘氏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浩，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姚鼐《复鲁絜非书》，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骊。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他的《古文辞类纂》，分古文为十三类。“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论桐城派之原委甚详，别见中国文学史，此不具述。）其后曾国藩（他是桐城派的中兴盟主），编次《经史百家新钞》，本姚氏刚柔之说，有所发挥，谓：“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辞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此外可类，皆可以是意推之。”他对古文有八字诀，所谓“雄直怪丽，茹远洁适”是也。这都是桐城派古文派所以教人为文的门径。他们提倡士大夫的雅驯风度，所以他们要提倡这种雅驯文字。周作人说：“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看不出来。”还有一点最有趣的矛盾：他们主张古文不可有小说气，却推崇韩退之的《毛颖传》，恰正是唐人的传奇小说，而为韩退之弟子所最不赞成的。他们说，古文不可有时文气，不独唐顺之、归有光、方苞都是八股文好手，而且评论归、方古文的，都说他们的古文，就有八股文气息，说他们以时文作古文。他们是反对骈偶文的，而桐城派的另一作家刘开（孟涂）都说了很持平的话：刘氏《与王子卿书》云：“夫辞岂有别于古今，体亦无分于疏整。”“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而不能偏废。”这都可以发人深省的。
桐城派的文章，比那些复古派的多带点文学意味，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这是他们成功之处。但他们的门户太小，气度太狭，仅仅守雅驯的典则，是不足以言开展的。阳湖派诸子，如恽敬、张惠言等，他们都从桐城派出，却开拓了广大的门庭。“皋文（张惠言）研精经传，其学从源而及流，子居（恽敬）泛览百家之言，其学由博而返约。”（子居自言其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继阳湖派的传说，再加以扩大，乃有魏默深、龚定庵。“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这就开出了晚清时务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时务文字的先河了。（梁启超云：“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笔者在谈论现代的散文运动以前，先把八股文（制艺）提出来说一说。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八股文和现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代的文艺学问，约略可分为下列几种：（一）宋学（哲学或玄学）；（二）汉学（包括语言文学和历史）；（三）文学：（A）明代文学的余波（公安、竟陵派文体），（B）骈文（文选派），（C）散文（古文，以桐城为代表）；（四）制艺，即八股。在清代，每一个士子，无论你研究哪一种，八股文是人人必须学的。八股是制艺四书文，这种文体，限于四书中的题目，代圣人立言，有一定的格式，上文也说过了。周氏曾将清代各种文学，就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差别，列表如下：
这里边，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而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以形式和思想并重的。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
周氏提到八股文的特性，八股起于汉字的特点，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有如灯谜、诗钟，再上去，有如律诗、骈文，已由文学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化骈为散，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起于宋，至明而稍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而且破题的做法，差不多等于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八股文的音乐成分，也很显然的，从前的文人，他们读起时文来，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兰芳唱戏差不多，他们只是陶醉于抑扬顿挫的声调中。他们作八股文，也只是检点应用的材料，选定合用的套，按谱填词，那么填上去就是了。这样的风尚，流行了五六百年，自然对于一切文学，都有了影响了。这种八股文，是随着科举的废除而废弃，但八股的幽灵，一直是在中国文化界飘荡着的，到而今还是阴魂不散的。
到了晚清，那正是十九世纪后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争取市场，中国沿海的都市正在发展，而连带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萌长。在这样的社会里，小市民群的生活，比乡村农民复杂得多了。以往士大夫阶级所用的词语，已不能应付裕如，大家需要一个范围广大的语圈。康有为、谭嗣同的政论文体，乃为大众所欢迎；这种文体，也可称为报章文学，和桐城派义法正相反，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曼衍的。那时，黄遵宪主张“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与梁启超所主张“为文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从笔所至不检束”相为呼应。他们的主张，几乎将桐城派的义法樊篱完全扫荡掉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言之有序”的补充和实践。谭嗣同以骈文体例气息写成沉博绝丽之文，梁启超以带情感的笔锋写成条理分明的辞句，浅显的文字，应用的范围推广得很大，他们的读者，也渐渐推广到士大夫的圈子以外去了。（周作人也说：梁启超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不同。他是想借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可以看出。梁氏的文章是融合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和谭、梁同时，也在写政论文字的那位章太炎先生，他也注意到“有序有物”的桐城义法上去；不过，他是要借光于古代，以魏晋之文为文章典型的。他说：“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云：“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他所期望的，乃是一种雅驯近古有物有则的学术文，比桐城文更高一层的古文呢！梁、谭的报章文体，合乎时代的要求，其弊却流于空洞无物；章太炎的学术文体，持论太高，一般人难于接受，到了一九一二年间，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出来了，他们这一群人，有人称之为逻辑文学。其论议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组织上，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章氏曾说明他们这一种文体，“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文中不著不了之语，命意遣词，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轻滑过，卒尔见质，意在而口不能言其故者甚罕”。这一种文体，可以说是桐城派谈义法以来最有力量的修正，也可说是古文革新运动中最有成就的文体。——我们把清末及民初的文学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其文学趋向大体如此。
到了最近三十年，即是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文学已经包含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范围广大得多。散文也退出了正统的地位，和其他文学部门等量齐观。而最大的改变，还在于放弃了古文（文言），白话文学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胡适当时指出：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成为文学的可能。他主张用白话做各种文学，说：“我们有志做新文学的人，都说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说用白话来做。”胡氏的大成功，就在他看出这个先后的程序。《新青年》《新潮》那一群人，集中力量在这一点上，加上五四运动的群众意向，两三年间，白话文的传播，便已有了一日千里之势。胡氏在当时又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说：“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他认为“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者，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他把白话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正宗，他的话，我们看来很平常，在那时，却是用扛鼎的气力说出来，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看法。（胡适有胆识把小说、戏剧放在文学正统上，让它们登上大雅之堂，在当时的确惊骇流俗的。他指出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梦》。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得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
中国的文学，到了这一个新阶段，可以说是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本书也就停在这一阶段上，至于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详细报道，别有专书，此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