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宋明古文运动
1.两宋古文。
2.台阁体。
3.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4.公安竟陵派古文。
（二）近代古文
1.桐城派古文。
2.阳湖派古文。
3.八股文之体性及沿变。
（三）现代散文
1.清末理家运动。
2.新文学运动——白话文。
唐代古文运动，乃是韩柳那一群古文家对魏晋以来南朝文士好尚骈俪文学的复古，上章已经说过了。不过，到了唐末、五代、宋初，依旧回到骈俪四六文路上去。北宋自柳开、尹洙、穆修力为古文，欧阳修出，重振古文运动，其后以古文名家的，北宋有王安石、苏氏父子（洵、轼、辙）和曾巩，南宋则有朱熹、叶水心。不过，两宋古文家，虽带着更浓重的传道气体，他们主张文以载道，使“文”成为“道”的工具。但在“古文”与“骈文”的界线上，却不像唐代古文家那么严格。他们的散文中，就有着骈文的韵味与辞藻，他们也都是四六文的名手，他们的四六文，也就有着古文的气息。苏门弟子中，秦观工于骈俪文字，朱熹的弟子真德秀，也是四六文的大手笔。（宋代文风，本来如此，他们的古近体诗，就有散文的气息，所谓江西诗派的宋诗，即是以散文之体行诗，而苏东坡、辛稼轩的词，也就有着古风诗的风格。）即如有名的苏轼前后的《赤壁赋》，可以说是散体文的赋，也可以说是赋体散文。（吕思勉云：古文非一蹴而几也。其初与藻绘之文并行者有笔。笔虽不避俚俗，然词句整齐，声谓啴缓，实仍不脱当时修饰之风。且文贵典雅，久已相沿成习，以通俗之笔，施之高文典册，必为时人所不慊。然以藻绘之文为之，亦有嫌其体制之不称者，于是有欲模仿古人者焉。逮韩柳出，用古人之文法，以达今人之意思。今人之言语，有可易以古语者，则译之以求其雅。其不能易者，则即不改以存其真。如是，则俚俗与藻绘之病皆除。文之适用于其时者，算此体若矣。然能为此种文字者，寥寥可数。普通文字，仍皆沿前此骈俪之旧者也。至宋世而古文之学乃大昌，欧、曾、苏、王各极所至。普通应用文字，亦多用散文，而散文，始与骈文成中分之势矣。）
从骈散两体的演进看，士大夫阶级首先有意采用骈偶藻俪文辞，到了后来，文士才有意复古，积意写作古文，而且加以推行。从文言白话两体的演进看，则在朝的尚文言，民间先采用白话，隋唐以后，佛教尚质，采用口语，到了两宋，士大夫阶级的理学家，也试用了语录体和说话人的语本，无意之中，走上了同一趋向。蒙古人占据了中国，元代沿令，多用语体，这才打破了诏诰章表沿用骈文的传统。（明清两代诏令，虽貌似文言，实则以口语为主，而以文言变其貌。）
明代，汉族复兴，士大夫依旧回复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元末大乱，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那几位大作家，如宋濂、刘基、王祎，都是起自民间，在朱氏新政权中取得高位的。他们从被蔑视重新获得了被尊重（元代轻视儒士，有“九儒十丐”之称），在文体上也转入雍容华贵的路向。明代还推行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规定了制艺格式即所谓八股文，不独题目限于四书的范围，而且限定依着朱熹的注解来代圣人立言。八股文这一种文体，乃是散文的骈体化；成化以后，体式完备，造成了一种比六朝骈文更做作更拘于格律的排偶文体。他们在科场所用的试帖诗，也是格律最谨严的近体诗。这一种风格，也可以说是回复到六朝、五代、宋初崇尚藻饰骈偶的旧路去了。
笔者在谈论现代的散文运动以前，先把八股文（制艺）提出来说一说。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八股文和现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代的文艺学问，约略可分为下列几种：（一）宋学（哲学或玄学）；（二）汉学（包括语言文学和历史）；（三）文学：（A）明代文学的余波（公安、竟陵派文体），（B）骈文（文选派），（C）散文（古文，以桐城为代表）；（四）制艺，即八股。在清代，每一个士子，无论你研究哪一种，八股文是人人必须学的。八股是制艺四书文，这种文体，限于四书中的题目，代圣人立言，有一定的格式，上文也说过了。周氏曾将清代各种文学，就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差别，列表如下：
这里边，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而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以形式和思想并重的。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
周氏提到八股文的特性，八股起于汉字的特点，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有如灯谜、诗钟，再上去，有如律诗、骈文，已由文学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化骈为散，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起于宋，至明而稍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而且破题的做法，差不多等于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八股文的音乐成分，也很显然的，从前的文人，他们读起时文来，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兰芳唱戏差不多，他们只是陶醉于抑扬顿挫的声调中。他们作八股文，也只是检点应用的材料，选定合用的套，按谱填词，那么填上去就是了。这样的风尚，流行了五六百年，自然对于一切文学，都有了影响了。这种八股文，是随着科举的废除而废弃，但八股的幽灵，一直是在中国文化界飘荡着的，到而今还是阴魂不散的。
到了晚清，那正是十九世纪后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争取市场，中国沿海的都市正在发展，而连带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萌长。在这样的社会里，小市民群的生活，比乡村农民复杂得多了。以往士大夫阶级所用的词语，已不能应付裕如，大家需要一个范围广大的语圈。康有为、谭嗣同的政论文体，乃为大众所欢迎；这种文体，也可称为报章文学，和桐城派义法正相反，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曼衍的。那时，黄遵宪主张“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与梁启超所主张“为文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从笔所至不检束”相为呼应。他们的主张，几乎将桐城派的义法樊篱完全扫荡掉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言之有序”的补充和实践。谭嗣同以骈文体例气息写成沉博绝丽之文，梁启超以带情感的笔锋写成条理分明的辞句，浅显的文字，应用的范围推广得很大，他们的读者，也渐渐推广到士大夫的圈子以外去了。（周作人也说：梁启超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不同。他是想借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可以看出。梁氏的文章是融合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和谭、梁同时，也在写政论文字的那位章太炎先生，他也注意到“有序有物”的桐城义法上去；不过，他是要借光于古代，以魏晋之文为文章典型的。他说：“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云：“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他所期望的，乃是一种雅驯近古有物有则的学术文，比桐城文更高一层的古文呢！梁、谭的报章文体，合乎时代的要求，其弊却流于空洞无物；章太炎的学术文体，持论太高，一般人难于接受，到了一九一二年间，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出来了，他们这一群人，有人称之为逻辑文学。其论议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组织上，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章氏曾说明他们这一种文体，“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文中不著不了之语，命意遣词，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轻滑过，卒尔见质，意在而口不能言其故者甚罕”。这一种文体，可以说是桐城派谈义法以来最有力量的修正，也可说是古文革新运动中最有成就的文体。——我们把清末及民初的文学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其文学趋向大体如此。
到了最近三十年，即是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文学已经包含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范围广大得多。散文也退出了正统的地位，和其他文学部门等量齐观。而最大的改变，还在于放弃了古文（文言），白话文学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胡适当时指出：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成为文学的可能。他主张用白话做各种文学，说：“我们有志做新文学的人，都说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说用白话来做。”胡氏的大成功，就在他看出这个先后的程序。《新青年》《新潮》那一群人，集中力量在这一点上，加上五四运动的群众意向，两三年间，白话文的传播，便已有了一日千里之势。胡氏在当时又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说：“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他认为“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者，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他把白话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正宗，他的话，我们看来很平常，在那时，却是用扛鼎的气力说出来，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看法。（胡适有胆识把小说、戏剧放在文学正统上，让它们登上大雅之堂，在当时的确惊骇流俗的。他指出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梦》。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得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
中国的文学，到了这一个新阶段，可以说是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本书也就停在这一阶段上，至于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详细报道，别有专书，此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