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古代小说
1.小说之体性。
2.神话。
3.魏晋稗史。
（二）唐宋小说
1.唐宋传奇。
2.宋话本。
3.元明讲史。
（三）近代小说
1.神魔小说。
2.人情小说。
3.讽刺小说。
小说，在中国文学上取得了和散文、诗歌、戏曲同等的地位，那是最近六十年间的事。（就在笔者的童年，梁启超已经在那儿阐扬小说在社会教育上的意义，从事政治革命的也注意小说的宣传作用；但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小说还是一种闲书，不登大雅之堂的。这一观念的改变，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事。语详笔者所著《文坛五十年》。）不过和欧美的Fiction或Novel相当的小说，在古代早已产生了。
《庄子·外物篇》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是“小说”名词在中国古籍中见得最早的。不过，那时所谓小说乃是和当时纵横家游说王侯，发大议论相对举，只是一种地方上的士绅，对县令说说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的，却也可以说是掌故之类的东西。到了《汉书·艺文志》，班固依刘向《七略》于《诸子略》中，以小说家附于九家之末，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依《艺文志》所载目篇，又据班固的注文，这都是野史，或托之古人，或托之于古事；托人的近于诸子百家，陈义却很浅薄，记事的近于史文，却又道听途说，缺乏真实性的。其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也有小说类，篇目虽是增加得很多，体例还是沿着《汉书·艺文志》的成规的。到了明代胡应麟，才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后来清纪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他的体例，和胡应麟相去不远，杂事即是杂录，异闻琐语，即是志怪，他不收传奇，又把丛说、辩订、箴规改属于杂家、小说的范围，比较整洁了。他把《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入小说，也认为传说之类的书，并不能算是史书的了。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从《山海经》开始，如《西山经》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颇近于希腊的神话，又如《列子·汤问》说：“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徐整《三五历记》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淮南子》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这又是东方的《创世纪》。又如《楚辞·天问》，也提出了许多神话中的疑问，如：“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正是古代流行的传说。
不过，我们这个生长在黄河流域的以农稼为生的民族，自始便和地中海沿岸的以海洋贸易为生的民族异其趋向；我们的祖先缺乏幻想的意境，不像希腊、希伯来、埃及民族那样富于神话。我们的先民，流传于里巷间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记录，所以我们的初期小说，便是稗史。如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所载金屋藏阿娇的问答，司马相如、卓文君成都卖酒故事，也一直流传下来的。鲁迅说这些故事，虽未必十分真实，但在古小说中，也可以说是“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例如：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忧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头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表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西京杂记》卷二）
这样的故事，固富有浪漫气息，文辞也绮丽可喜的。
本来，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神仙之说，盛行一时，邹衍之徒，“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谈天雕龙”，已有神怪的意味。秦汉的帝王诸侯卿相，都是方士的信徒，如《淮南子》所称：“卢敖游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见一士，欲与为友，士笑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举臂竦身，遂入云中。”正是士大夫所共同向往的求仙之说。（《史记·秦本纪》：“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十洲记》说：“瀛洲在东海中，……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上生神芝仙草，洲上多仙家。”）到了东汉末年，阴阳五行的巫术和儒家谶纬之说相结合，再加上道家的一部分久视长生之说，乃成为民间流行的道教，鬼道乃十分流行。恰好从当时的西方（印度），传来小乘佛教，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敷衍果报，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之笔，也有出于教徒讲道之舌，他们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如魏文帝《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灵鬼志》、祖冲之《述异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都有着小说的风格与趣味的。例如：
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搜神记》）
这一故事，已开唐人枕中记南柯记的先例。而吴均的阳羡鹅笼故事，便采取了印度传说，敷衍成为中国的故事了。
（鲁迅论六朝鬼神志怪书谓：“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佛教既渐流播，经论日多，杂说亦日出，闻者虽或悟无常而归依，然亦或怖无常而却走。此之反动，则有方士自造伪经，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汉小说，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余盖皆是矣。方士撰书，大抵托名古人，故称晋宋人作者多有，惟类书有引《神异记》者，则为道士王浮作。”）
东汉末年，士流崇尚气节，自命清流，时常有一种矫情固执的行为（《汉书》为之作《独行传》）。到了魏晋，转尚通脱，和返之于自然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在世俗人眼中，又是一种“独行”。至于佛教信徒，他们的信念、行为，也是和礼法不相合的。也可说是“独行”。而当时的士大夫，不仅注意品评人物，而且发挥易老道释的妙义，以“清谈”相尚，妙语解谛，会心微笑；言语之科，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发展的时代。怕的连孔门师弟，也不能像魏晋清谈家这么精妙。即如：“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自成文彩的了。这类独特的行为，精妙的辞令，见之于前人记录，如《语林》《世说新语》的，也颇有小说的韵味。例如：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座。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世说·言语》）
甲与乙争斗，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太平广记》引《笑林》）
这类文字，也就有了近人们提倡的幽默风味了。
至于唐代传奇，具备了小说的体性风格，上文曾于叙述唐代古文运动时，略已提及。（宋刘贡文云：“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近人汪辟疆编次《唐人小说》序文中说：“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风会既开，作者弥众，才杰之士，各拾所闻，搜奇则极于《山经》《十洲》，语怪则逾于《齐谐》《列异》。于是道箓三清之境，佛氏轮回之思，负才则自放于丽情，摧强则酣讴于侠义。罔不经纬文心，奔赴灵囿。繁文绮合，缛旨星稠；斯亦极稗海之伟观，迈齐梁而轶两京者欤！虽流风所届，籍肆诋；而振采联辞，终归明密。”他便说唐人传奇兼取骈、散的文体，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搜奇志怪，言情侠义，融合道佛二家的思想，或为特创的风格。
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所谓“作意”，所谓“幻设”，即是唐代文士已从事有意识的创作的。（幻设之文，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都是以寓言为本，文辞为末的。唐代古文家的作品，如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也是这一类文字。）
那时的传奇文，总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得之于里巷的传闻，如虬髯客、杨玉环的传说；有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感悟，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有的本着个人的遭遇，加以点缀，注入个人的“曼依帕”，如元稹的《莺莺传》，张文成的《游仙窟》；或托讽喻以纾牢愁，或谈祸福以寓惩劝；总之，已经属于文艺创作的境界的。我们且看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轮廓，大致和刘义庆《幽明录》所记的杨林，差相仿佛；但《枕中记》的卢生，正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略谓开元七年，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息邸舍，见旅中少年卢生侘傺叹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梦娶清河崔氏，举进士，官至陕牧，入为京兆尹，出破戎虏，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越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后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骓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薨；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旅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主人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这故事若有其事，而且和隋唐时代士子渴慕功名的心理相符合。而当时道佛两家所启发的人生如梦的觉解，就像蜡酸一般，注入这一故事之中。又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言东平淳于棼家住广陵郡东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二友扶生归家，令卧东庑下，而自秣马濯足以俟之。生就枕，昏然若梦，见二紫衣使称奉王命相邀，出门登车，指古槐穴而去。使者驱车入穴，忽见山川，终入一大城，城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生既至，拜驸马，复出为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进迁大位，生五男二女，……后将兵与檀萝国战，败绩，公主又薨。生罢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惮之，逐禁生游从，处处私第，已而送归。既醒，则“见家之童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梦中倏忽，若度一世，这是《枕中记》的本意。篇末言“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原，悉符前梦，假实证幻，余韵悠然。当然，在变幻极端的官僚圈子中，这样的风涛是常有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一回题诗：“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也就是这个意见。
又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也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般，有他自己那么一段遭遇底子而加以渲染的。他们自己都是新进的士大夫，和北里声使有着一段缠绵悱恻的痴情；而男的所谓才子，终于负情，因为新进士要缔婚名门，就把他们的心上人忘掉了。这一类故事，在当时一定多得很。《霍传》称：
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砚。……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妾年姓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
霍氏的话，说得这么凄婉动人，而功名念重的李生，毕竟负情，连待之八年的短愿，都不能如她所期待，终于抑郁以卒。这一型的悲剧，差不多是士大夫阶级所常见的，张生之于莺莺，也是如此，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便是同一典型的。
至于写唐明皇天宝前后的宫闱间故事，盛衰之迹，兵乱的遭遇，以及杨氏姊妹荒淫的旧迹，而总结于马嵬坡的大悲剧，里巷间早已流传，到了后世，更是传奇的好题材。（明皇本来也是一个戏剧性人物，他的晚年，更富有戏剧性，成为大悲剧的主角。）如陈鸿的《东城父老传》《长恨歌传》《华清汤池记》，以及宋乐史《杨太真外传》，都是很好的传记小说。还有那反映藩镇割据的豪侠小说，如《红线传》《虬髯客传》，也正以反映民众的苦闷而好奇的心理，成为后世剑侠小说的先导。而且唐代文人，不像宋明理学家那么头巾气，富有浪漫情调，在文艺上自能大放异彩。
宋代士子，也有作传奇文的，如徐铉《稽神录》、吴淑《江淮异人传》、张君房《乘异记》、乐史《绿珠传》、洪迈《夷坚志》，皆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诡怪。然其文平实简率，偏重事状，少铺叙，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在文艺价值上，差了一截了。
（陈寅恪氏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唐代传奇文，独多胜义。他引了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为以诗为贽。”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和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陈氏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当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陈氏以为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明乎此，则知陈鸿之《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源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模仿。唐代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使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这一番论断，确为陈氏的创见，而为治唐人小说所不可不知者。）
至于民间的故事传说，里巷茶楼酒肆作口头讲述的，也是由来已久。其俚语记述的，如见之于敦煌石室中的《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伍员入吴故事》《目莲入地狱故事》，便是早期的话本，这类故事，一半是娱心的滑稽笑谈，一半是劝善的因果报应之书。说话人，在唐代已经成为市井杂技，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那时已有人在说三国故事了。（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有“市人小说”之语。）到了北宋，汴梁的杂使艺，有说话人的专业；孟元老曾举其目，曰小说，曰合生，曰说诨话，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吴自牧《梦粱录》称有四科：“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也。”灌园耐得翁述临安盛事，也说“说话”有四家：曰小说，曰说经说参，曰说史，曰合生，而分小说为三类，即“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搏奉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是也。这就开出了后来章回小说的源流。
茶楼中的茶博士（说话人），他们敷衍故事，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但也有着底本以作凭依，那便是流传下来的话本。（《梦粱录》：“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就是当时讲史的底本，而京本通俗小说（今存卷十至十六）就是当时小说的底本。当时文人，模仿话本体式而敷衍故事的很多，今存的尚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及《大宋宣和遗事》，也流传到民间去，由说话人再敷衍开去，那就成为后来几种章回小说，即《西游记》《水浒传》的雏形。这种小说“首尾与诗相始终，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顾与话本又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
讲史在两宋时代，说三分、说五代盛行，而说三分，尤适合说话人的口味；因为三国时代，产生了许多英雄，武勇智术，瑰玮动人，那几年的军事政治外交，不像楚汉之际那么简单，也不像春秋战国那么繁多，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有条有理。苏东坡《志林》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三国故事，早就那么引动人的。其时，金元杂剧，也很多用三国时事，如赤壁鏖兵、诸葛亮秋风五丈原、隔江斗智、连环计、复夺受禅台，一直传下来，成为近世昆、弋、秦、徽、乱、京戏文最流行的剧本。而且，连演三国戏，在旧剧界也是一件大事；由于近一千年间小说、戏曲的接连不断对民间的深入宣传，民众的三国人物观，就代替了陈寿《三国志》的地位。
单就小说这一方面来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为话本发展的综结。依今人所见明弘治甲寅刊本（一四九四）来说，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王浚计取石头城”，首尾凡九十七年（一八四至二八〇）。其中史实，皆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排比而成，间亦采取宋人的平话，又加以推演而成的；论断每取陈、裴二氏及习凿齿、孙盛诸家论断，还引了各代诗人的咏史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实斋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鲁迅语）其实，他对于三国人物性格的了解，都是很浅薄的，那几个最突出的人物，如曹操（并非奸诈之徒）、鲁肃（也非庸碌之辈）、关羽（性躁急而无谋，品行也本不十分纯正）、刘备（权谋阴险，并不比曹操高明）、周瑜（年长于诸葛，本非少年好冲动之士）、诸葛亮（既非方士，也不是儒家，乃是名法家，治川甚严，气度也不甚大），都已歪曲了史实。所以《三国演义》的小处都很成功，大处却完全失败的；这是一部对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书，却又是一部最淆乱史实的书。
罗贯中系元明间人，所著讲史小说，除《三国演义》外，尚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传》等，不过，经过后代说话人用作底本，各有增减，面目渐变，详略不同，难于追寻本来面目了。其中最深入民间，流传最广的，乃是《水浒传》。水浒人物的传说，由来已久，先有口传的故事，不久即变成笔记的水浒故事。那时期正当北宋末年以迄南宋末年，那种传说，还是没有统系的，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都有他们喜爱的中心英雄。南宋时已有了笔记水浒故事，如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序》和《宣和遗事》，便是那时的记载。那些短篇水浒故事，和元代的杂剧同时或稍前的。元曲的水浒剧即取材于这些篇。因为他们的传说、作者、产地的不同，所以内容常异，杂剧内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成章回体的长短篇水浒故事。（李玄伯说）鲁迅说：水浒古本有一种一百回本，在当时已不可复见，但还有一种百二十回的繁本，中有四大寇，谓王、田、方及宋江。也许还有一种古本，招安之后，即接叙征方腊。这些古本的真相已不可考，但百五十回本的文字，虽非原本，盖近之矣。总而言之，《水浒传》有繁本与简本两大类：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与百二十五回本，属于简本；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属于繁本。鲁迅以为简本近于古本，繁本是后人修改扩大的。七十回本是金圣叹依据百回本而裁去后三十回的，为《水浒传》最晚出的本子。
这类分章设回的小说，常以一时代为段落，贯串若干事件来描述若干人物的境遇。组织不一定十分严密，有如编年史。每一章回，都有诗句式的回目，好似这一事件的纲目，如《水浒》第四回回目“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赵员外重修文殊院”，便是以鲁智深在五台山闹乱子作为描写的中心的。每一回开头，略述前回结末的要领转入本回，而这一回的结尾，每是这一故事的高明，而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显然留着说话人在讲台上擒纵听众心理的痕迹。这类小说，有着民间说话人各自发挥集体创作的痕迹，编次的，虽是文人，却不一定是在当时很著声名的，所以算不得有意的创作的。
同类的，以神魔为题材的章回小说，《西游记》乃是最成功的一种。道教方士神仙之说，秦汉以来，一直在各阶层流行着；进入宫闱与深入民间，其影响之大，自在儒佛二家之上；虽说他们理论很浅薄，却适合一般人的口味。至于尊奉道士羽客之流，到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可说隆重已极。蒙古人虽信佛，也很信奉道教，所以他们的幻惑，依旧遍行于人间。明代初期，道教势力稍衰，到了中叶，又占了显赫地位，十分有了势力，成化时的方士李孜，上人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都是以方使杂流做大官，荣华熠耀，倾动一时。因此，妖妄之说日盛，其影响及于文章。而且三教的争论，经过了一千年长时期，不曾有过结论，无从解决，互相容受，乃称之为同源。所谓义到邪正善恶是非真妄等等，溷为一谈，统于二元，虽无专名，称之为神魔，也就可以赅括了。那部《平妖传》的小说，便已开了端；当时文人，纷纷继作，如《四游记》，如吴承恩《西游记》，如《封神传》，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都是这一类题材的神魔小说。
从讲史小说再进一步，从茶楼的说话人转入文士之手，积章经营的，近于近人所谓创作的，该从《金瓶梅》说起。这部小说，以《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从武松景阳冈打虎在清河县碰到兄嫂开头，后来潘金莲姘上了西门庆，毒死了武大，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第八回以后，便从西门庆这一头生发开去，便和原来故事完全脱离了。这部小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写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语）有人以为出于王世贞之笔，并无根据。以笔者推测，这一类小说，都是明代权臣门客所作，借以上呈御览，因为明代君王，荒淫无道，宰执托“变理阴阳”之说，乃以进淫书淫药为取宠之道。他们养了许多门客，写这一类淫秽的章回小说，每有佳构，《金瓶梅》可说是最好的了。（成化时方士李孜省、僧继晓以献房中术骤贵，嘉靖间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于是颓风渐及士流，盛端明、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这一类小说，如果撇开猥亵部分，那是以描尽人情为主，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明代之《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都是很平常的，到了清初曹雪芹的《红楼梦》（亦称《石头记》）出来，其间也说的神品。“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但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鲁迅语）用现代文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部写实小说，它的结构是波纹式，无数大波起伏，洸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环包着无数小波，前波似尽，余漾犹存，正波未平，后涟已起。钩连环互，目眩神迷，读者还以为一切是琐碎的平铺直叙，却被作者由一波送到另一波，自己已辨不出是在哪个大波之间、小波之内了。这是积意经营有组织的创作，不独空前，几乎绝后了。清代这一类人情小说，非常之多，有的就替《红楼梦》续笔，都是恶札，不值一读，也有模仿他的风格的，品质低下，流为狭邪小说，更不足道了。
和曹雪芹同时，而以描写寒酸腐迂的儒士心理为题材的，则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以婉曲为主，过于显露便近于谩骂。这一风格，到了清末，因为世俗卑鄙，官场贪污，而国势危殆，激起了一般文士的愤情，于是暴露黑暗面的小说，先后迭作，如南亭亭长（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我佛山人（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东亚病夫（曾孟朴）的《孽海花》，虽不及《儒林外史》的微婉，但激发人心，趋于改革，小说的社会意义，显得十分重大了。
至于仿拟宋代的市人小说的，明代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通俗本即为《今古奇观》），原不是一时之笔，也不是一人之笔，却也有着短篇小说的风格。而模拟唐人传奇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事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鲁迅语）模拟晋宋小说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这类笔记小说，盛行于明清两代，其时虽未接触西方文学，也已有了短篇小说的韵味了。
此外，还有以侠义为题材，近于《水浒传》的，清代则有《儿女英雄传》（文康）和《三侠五义》（石玉琨叙），也是章回小说老风格，在民间流行甚广，且在《水浒传》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