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水微澜》
前几天，传来李劼人先生在成都逝世的消息；我第一个挂心的，不知他在修改续写中的《大波》第四卷，究竟完稿了没有？近年来，李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去年，《大波》第三卷出版时，阎纲、沈思二先生作评介文的结尾说：“《大波》第四卷已经开始写作了，以后的有关袁世凯篡位，五四运动时代的另外几部宏幅大著，又已经进入作家的构思，希望年老不衰的作家创作的青春常在！”他们和我同样地挂心，只怕李先生的创作大业，就停在《大波》第四卷上了。（第四卷已出版，只写了十二万字，尚有三十万字未写完。）
五年前，李先生从成都到了北京，我的朋友徐君告诉他，说曹某如何推重他的几种小说，他才知道我曾把他的创作写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去。其实，在他的修改工作没开始前，我已在《文坛五十年》中说到他的几种以现代中国史事为背景的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下卷，我说他是中国的左拉；他这几种小说，有如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创作，在长篇小说这一方面，很少比这几种更成功的。
李氏，四川成都人，生于一八九一年。辛亥革命那年（一九一一年），他还在旧制中学读书，已经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他曾在成都当报馆主笔和编辑，和社会各方的接触面很宽，也研究当前社会生活以及一般性的激动和改革，也预测未来的动向。后来，他转业教书，办工厂，对社会认识已有了一些基础。他那时已经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起，他一面教书，一面起了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感受过、所体验过，在他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这便是这几种小说的由来。鲁迅说过：“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辛亥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李氏这几种小说，可以说是填补上这一种缺陷了。
上述这三篇小说中，第一种《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二年便出版了。那是上海中华书局的版本，接着便出了《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二卷。等到《大波》第三卷出版，已经是抗战初期，淞沪战事爆发了；因此，第四卷就中断了。李氏这几种小说，出版了一年多，我在上海不曾注意过；有一天，那时我已随军到了闸北，住在四行仓库。一位指挥那一线的高级将领S军长，他郑重地对我说：“《大波》下卷已出版，你替我到中华把它买来！”看他那神情，仿佛是军事上的大事件。那晚，我把《大波》带到了军部，我想S军长那晚一直在看这部小说，没睡过觉。我呢，也就把上、中、下三卷一齐吞下来，接上去，再看《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觉得不错。我介绍给我的妻子和四弟，也和朋友们谈到这几种小说，他们看了，也对我的看法有同感。直到李氏的修改本出来，我又从头看了一遍；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当代还没有比他更成功的作家。左拉在他的《卢贡家族的家运》的序文中说：“它是在一个有定的范围之中活动；它成为一个已死的朝代的画图，一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图画。”这几句话，也可以题在李氏的小说上。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死水微澜》如左拉的小说一般，那是以男女私情为中心的小说，所以中心人物倒是先为蔡大嫂后为顾大嫂的邓幺姑；串在她左右的罗歪嘴和顾天成，正代表着“袍哥”和“教民”的势力。而邓幺姑的现实哲学，震撼了她的时代，她的父亲（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只能摇摇头：“世道不同了！世道不同了！”我们祖父那一代的封建道德，在她的面前坍下去了。
二、《暴风雨前》
李劼人先生的第二本小说《暴风雨前》，它的时代背景是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了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了。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故事，那是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故事。（其中，一九〇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李氏笔下写了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都是时代的叛逆者。上面我提到的邓幺姑，她是乡村姑娘，向往于成都城市的美丽生活，这个梦，由于一直在启发她的韩二奶奶的死去而破灭了。她终于嫁给天回镇一家蔡兴顺老店的小开蔡狗儿做“老板娘”。狗儿的“老实”，有了“傻子”的“绰号”，替他做卫护神的，乃是他的表哥罗歪嘴，他是“袍哥”的掌舵人之一；他跑尽了码头，却是对女人行云流水不留情，可是由于刘三金的拉纤，阴沟里翻船，倒在这位表弟妇怀中，真的情爱之浓，浓得化不开了。这一来，罗歪嘴才真正尝到了“爱”的滋味，而邓幺姑幼年心苗上的向往成都之热忱，在这群“英雄”的行列中，完全实现了。可是“袍哥”之恶，抵不上“教民”的狠毒；当罗歪嘴撇下了蔡大嫂，给蔡傻子受苦当灾。她虽看不起顾天成的哭哭啼啼，没点男子汉气息，却为了援救蔡傻子出狱，她就老实不客气嫁给顾天成，成为“顾大嫂”了。她对顾天成说：“怎么使不得？只要把话说好了，可以商量的！”她要保出蔡傻子来，出三百两银子给傻子娶亲，金娃子兼祧蔡、顾二姓，罗德生回来了，不许记仇。三媒六证，正式迎娶。她母亲说：“罗大哥不会愿意吧！”她说：“大哥哥有本事把我的男人取出来，有本事养活我没有？叫他少说话！”她父母说：“不怕旁的人背后议论吗？”她说：“哈哈！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怕那个！”邓幺姑颇有四川人的辣椒味！
如贾宝玉所说，“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李劼人先生也把那一群女性写得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而那一群男人呢，尤其是士大夫群，如《暴风雨前》的郝家，从郝达三、郝尊三兄弟到下一代的郝又三，都是模棱两可，又想吃，又怕烫嘴的。他们这家人，在《死水微澜》的后半截已经出现了。当郝家大二小姐在青羊宫被几个阿飞纠缠不清时，枉有那么几个男人毫无办法，还是蔡大嫂支使了罗歪嘴来替他们解了围。可是事后又如何了呢？大二小姐看见那几个解围的人，要去道谢，郝达三却把头摇道：“给那种人道谢，把我们的面子放在哪里？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那是些啥子人？”一句话，男人不中用！（后来蔡大嫂变成了顾大嫂，而顾天成的儿子金娃子又是飞黄腾达的日子，那时郝家的人，尊之为姻伯母，在郝达三的脑子里，“人品太差”一句话，也久已忘怀了。）
郝又三，要算新一代和革命气氛很接近的青年；他参加了文明合行社，其中社友如改良主义的苏星煌，教育救国的田伯行，以及同盟会志士尤铁民，都只是带着浪漫的想法在“维新”，经不起打击的。而郝又三其人，更是拖泥带水，一步三回头，眼看别人都已冲出三峡，到上海、日本去了，他只是读了朋友们的来信，向往神驰而已。要不是他的大妹妹香芸，一力支持他进高等学堂，连冲出大门的勇气都没有呢！当成都的暴动失败，党人被捕那一天，田伯行把漏网的尤铁民送到郝家去躲避，又三敢于承担下来，已经了不得了。真正有勇气迎接这位革命志士的，还是他的大妹香芸。她后来虽做了苏星煌的妻子，在那火辣辣当儿，她倒在尤铁民怀中，做他的苏菲亚第二的。
又三，在男女私情上，无可奈何地和姑表妹叶小姐结婚了，但真正懂得情爱而且使他懂得爱情的，倒是那下荷池畔从污泥中出来的伍大嫂；她是爱得这么真，她又那么洒脱，要走就走了。在女人面前，那些读书人，真的不够“种”！
李氏也勾画了几个老一代的士大夫（官与绅），如葛寰中，如郝达三，他们在应付世务上是够圆滑的；当郝太太在世时，就说：“老姜到底比嫩姜辣些！”葛寰中应付革命党那一套，处处为着变动的局面布了冷棋。而郝达三在责怪又三的莽撞之后，又灵机一动，要办一桌酒席来替尤铁民压惊，这都是做官的好法门。
三、《大波》
李劼人先生的第三部历史性小说：《大波》，这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的长篇小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乃是时代的真实记录。这一事件，乃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专制统治。这一运动的构成，非常复杂，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李氏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来。（我曾说过，如《三国演义》那样，看起来便像历史，其实是小说；而《战争与和平》《大波》，看起来是小说，其实是历史。《三国演义》的真实性很低，《大波》的真实性很高，可参看我所写的《现代中国通鉴》。）
要在这儿记叙《大波》所写的“四川争路潮”的经过，是不可能的。李氏的《大波》，二十年前的中华本，上中下三册，已有五十万字上下，但他预定是要有第四本的。到了一九五四年，他答应了作家出版社重新写过，预定是两本，结果还是写了四本，有七八十万字。
贯串在《大波》的起伏浪潮中，黄澜生太太（龙二姑娘）是一个出色的角色。那位三山五岳的好汉吴凤梧曾经替她写过小传：
澜生，他那太太么？岂但我知道，但凡在成都住久了的老家，很少有人不知道龙家二姑娘的，澜生续娶了这位太太，我就一宝押定了。我们这位老兄的耳朵，非 不可。为啥呢？就因为龙二姑娘名不虚传，足可承继母德。模样儿不算怎么十全十美，可是一生了气，两道眉毛一撑，两只眼睛一瞪，那可要人受！
他说她一生了气，凭你啥子金刚天王，都会低眉下拜的。她还自看自赞中，记起了她丈夫澜生对她说的话：“你发起气来，实在比笑起来还好看。”她在那样的士大夫官僚门第中，有一大堆情人：一个是她的陶二表哥，启发她的情窦。一个是她的大姊夫，孙大哥，说她连毫毛里都有韵味。她的丈夫，成为不叛之臣是不必说的。还有一位妹夫徐独清，是一位近视眼的教书先生。还有正在她的裙子下发痴的年轻内侄楚子材。在她的心胸中，时时把这些情人展览着，有的是绍兴老酒，有的是竹叶青，各有各的香甜和不同的刺激。她，和邓幺姑不同，是一个能够旋转乾坤的人。以她丈夫黄澜生那样老于官场，以孙雅堂那样干练，以吴凤梧那样油滑勇于冒险，然而临到最紧要关头，澜生彷徨不解决，孙大哥也给大风浪吓住了，独有她冷静地支持吴凤梧的“决然一掷”，把大权抓到手中来了。她对吴凤梧说：“吴老叔，这样好了，我替她答应下，你只管把札子拿来就是了。”这样，吴凤梧做定了他的标统，澜生做了军需官，孙雅堂做了书记官，实际上，她才是真正的标统。在革命狂潮中，那些畏首畏尾的男人，连尤铁民、王文炳、楚子材在内，都是不中用的，只有这位有决断的黄太太，才真正把握了“革命”。
《大波》第一卷附页上，李氏说到他写《大波》中的人物：“《大波》叙说的是真事，在其中活动的，免不了就有真人。真人与创造的人物混在一起。但也略有分别，即是：对真人的描写少，而真人的动作也大有限制。”这一点，值得在这儿提一提的。当赵季帅决定释放争路的民众领袖蒲伯英、罗子清、张表方……他们那天，群众对他们作盛大的欢迎；欢迎行列中，有几个人也正噪噪喳喳在说：“我们以前都把罗先生他们当作救国救民的好人，才吃了迷魂汤似的听他们的话。他们咋个说，我们就咋个做。他们喊我们争路，我们就争；喊我们办同志会，我们就办；喊我们罢市，我们就罢。到七月十五他们打来了，喊我们来援救，我们就舍死忘生地扑来援救。如今弄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们今天太太平平地出来了，我们也望他们这几位老先生还我们一个太平日子来过才对呀！”但罗、蒲、张他们似乎还有点不明白这种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在大花厅把事情商量停妥之后，先是欢欣，后是坦然的，偕同别的官绅们，巍轩轩乘着家里备去的大轿，一到辕门，看见热情的群众，蜂拥而上，争着把红绸向他们的轿上绕来，不等他们开口说话，那比七月十五的排枪声还震耳的千子响火爆，已在轿子前后燃放起来，一直把他们送到议局。他们真是说不尽的高兴。因而自信：“人民还这样的在爱戴我们，那我们的话，人民一定仍是相信的。现在我们好好的出来了，怕不只需一纸通告，两场演说，他们就会欢欣鼓舞，解甲归农的了！”以前，他们既能把群众提得起来，今日，他们也以为一定能把群众放得下去了。他们如此地自信，以为四川的治乱，就系于他们的身上，于是用那八十多岁老翰林伍肇龄领衔，发了告四川父老书，其通告效力却是等于一张白纸。作者指出这些开明士绅领导了群众运动，谁知时势推移，群众远远地向前推进，他们领导不了了。结果呢，尤铁民、黄维那些同盟会人也领导不了了。赵季帅被杀以后，一场混乱到来，领导权乃转入“袍哥”手中去了。吴凤梧也就是那一浪头上的人物。
李氏笔下，创造了一个突出的、朴素的、善良的小市民傅隆盛，他是一个做雨伞的工人；他把蒲、罗他们看作神明，不计一切，愿为他们而牺牲，在欢迎他们的行列中，他站在最前面，结果，他幻灭了，他心目中的神明，对于他们的期待，一点也不能兑现，只能说：“再照这样下去，老子们倒要造反了！”这就是辛亥革命！
四、自然主义的倾向
十年以前，在香港，要找一本中华版的李劼人先生小说是不容易的（仅有的是《大波》下卷，那是抗战初期出版的）。直到他重新把那几种小说修改了，新的版本到海外来了。我们面前，摆得最多的，乃是三角或四角钱一本的传奇小说，以及托名于历史上女人，如西施、王昭君、陈圆圆、杨贵妃、赛金花、西太后、珍妃之所谓历史小说。这两种小说一对比，我们更容易明白写实主义小说是怎么一种风格了。
传奇性的浪漫小说，即是以才子佳人为主题的作品，在我看来，仿佛时光倒流，那是五十年前在上海流行过的。其中的男女，都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实在是摩登的文素臣、安公子、十三妹，一见钟情式的恋爱；所谓美，乃是三围、大哺乳与红唇，穿插其中的有汽车、洋楼、夜总会、爵士音乐时代曲、跳舞，一个世纪末的“失乐园”，喝了白兰地、毡酒在发呓语。仿佛这一类荒淫生活就是人生的美梦，香港真的是天堂！现实社会真的如此吗？实际上这些所谓“作家”，他们都住在自己的“曼伊帕”中，种种痴人正在说种种不同的梦。莫泊桑说：“有一派小说家，将恒久的、粗率的、无趣味的事实，转变了他们的面目，以取得一种意外的动人的奇迹。他们并不管这些事的真实性如何，任意安排许多局势，加之以修饰与布置，总要读者格外喜欢或感动。他们小说的布局，是一种很意外的结合，神巧得引人入胜。中间若干事迹，一件件安放起来，会合在某一高潮，这地方便是小说中的主要地方了。初读小说的所引起的好奇心，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满足；过此再也没有一点兴趣，于是他所叙述的历史，也就从此告终。”莫泊桑所说的，本不指今日所谓传奇小说而言，但大体上却说着这一类小说的“痛脚”。
我们再来看李劼人先生的小说，那就一点也不离奇，他所说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一辈人所身经亲历的世故。他所创造的人物，如黄澜生、郝达三、孙雅堂这些新型旧官僚，如周宏道、葛寰中这些旧型新官僚，如楚子材、彭家麒、王文炳这些干学生运动的青年，又如帮会出身的军人吴凤梧、吃洋教的绅士顾天成；至于那一群绅士领袖，如邓慕鲁、罗梓青、蒲伯英、张表方……没有一个是英雄，他们都是我们所熟识的，在我们周围的活生生的人。至于他所写川路事件的发展，并不是一本传奇，我们不妨看看周善培的《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他是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左右手之一，小说中的周秃子，就是他）和吴玉章的《辛亥革命》（他是早期四川同盟会成员），便明白《大波》所叙述的，完全是事实。但《大波》是小说，不是历史，却又不是传奇小说。正如莫泊桑所说的，“还有和上述相反的小说家，他们想给我们以生活的真实印象，绝对避免着虚诞不经的事故，他们并不是叙述一段历史给我们听，也不想使我们愉快，或温存我们；但是，要我们去思想，去理会事实隐秘而深刻的意义。这一派作家（莫泊桑也就是这一派大师之一，李劼人先生也是这一派的作家）经过一番考察、研究的工作，用了从反省所得的结果，他们在观察宇宙、社会和人生。他们想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首先受了生命的感动，然后赤裸裸地在我们的眼前，把它一一指点出来，使我们也得了同样的感动。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必造出什么奇迹，使读者从头至尾都感到趣味；他们只是描写其中的人物，从生活中某一时期起，沿着自然的转变，到某一时期为止”。我们都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大波，我们却并不了解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大波》这小说，却给我们以深切的启示。《大波》下卷，写成都独立以后，四川的局面似乎更糟了，他写道：“社会比如是个大的木桶，礼法秩序便是维系这木桶的箍；倘然这箍被虫蛀朽蠹断折，则木桶的分解，断乎不只是一片两片，而是整个儿瓦解的了。这时，最急需的，是要得一个好的箍桶匠人，赶快运用他那巧妙而灵敏的手段，趁这木桶将解未解之际，急速打一道牢固的新箍，把那旧的替代了。但是蒲先生他们似乎尚未解此，或者想到了，而所用的材料又不大好，不惟没有把这大桶维系好，反而把它分解的力量加强了。”这便是辛亥革命的注解。
写实主义的小说，便是指出：思想如何受环境影响而变迁。情感意欲是如何发展的？人类何以要相亲相恨？何以各社会中都有斗争的场面？何以阶级、利禄、家族、政治的利益，每每会发生冲突？他们的结构，并不在离奇动人，开场也无须使人留恋不舍的情节，或是写了一件极富刺激的悲剧。他们巧于结合若干小事物以发表他们所要说的本意就是了。
注：我引用莫泊桑的话，系节引金满成先生的译文。
五、左拉的写实主义
我说李劼人先生是东方的左拉，这句话，还得稍加注解的。
在法国，写实主义是从画家果尔培开始的，到了左拉才用到文艺上来。本来，大家都推尊那位写《忏悔录》的卢梭为自然主义派的祖师，卢梭曾说过：“我要将一个人，自然地照样地示给世间，这人就是我自己。”但在实践上，我们却想到了那以精细技巧用之于小说的巴尔扎克，也确信文学必须为社会的生理学。在他之后，如佛罗培尔、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都德这些小说家，他们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家。左拉还在理论上有完整的体系，见之于《实验的小说》。日本文艺批评家片山孤村曾经对这几位写实主义作家的小说作综合的批判，说：“巴尔扎克是将观察世间的人物所得的结果，造成类型，使之代表或一阶级或一职业。而左拉的人物，则是或一种类的代表者，但并非类型，不是大多数的个人的平均，而是个人。例如娜娜，只是娜娜；娜娜以外，没有娜娜了。巴尔扎克对于其所观察，却不像科学者似的写入备忘录中；他即刻分作范畴，不关紧要的事物，便大抵忘却了。所以汇集个个的事象，而描写类型的性格和光景时，极其容易。巴尔扎克的人物和光景，能给读者以统一的明确的印象，那小说，即富于全体的效果，获得成功。反之，左拉则不论怎样琐末的事，而且他尤其喜欢详述这样的事象，这种评述法奏效之时，确实能生出很有力量的效果来。”我曾说过，鲁迅也是写实主义小说家，他是巴尔扎克型的写实，至于李劼人的写实，则是左拉型的写实。
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总题名是《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之自然史及社会史》。他以卢贡·马加尔的发展，写出法国第二帝政时代的各种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关于一个家族的生理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近代社会多种问题的研究。全书共二十卷。（《卢贡家族的家运》《酒店》《娜娜》《溃败》，都已有了中译本。）我们看到这一轮廓，就可明白李劼人先生这一串小说，大体规范上，是相同的。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传》的序文中说：“当我把一个具社会性的整个群团握在手中的时候，我便要表现出这个群团就如同在一段真实的历史时代中的角色似的在从事工作，我创造出这个群团，使它在它的奋进的错综之中活动，我同时分析它的各个分子意志的总和及全体的普遍推展。”这也正是李劼人先生所着手的工作。[自然主义的实验小说，左拉另有专文。节引如次：“自然派的小说家，于此有以演剧社会为材料，来做小说的作者，是连一件事实、一个人物也未曾见，而即从这一般的观念出发的。他应该首先聚集关于他所要描写的社会见闻的一切，记录下来。他于是和优伶相识，目睹了或一种情形。这已经是证据文件了，不但此也，而是成熟在作家的心中的良好的文件。这样子，便渐渐准备动手，就是和精通这样的材料的人们交谈，搜集（这社会中所特有的）言语、逸闻、肖像等。不但这样，还要查考和这有关的书籍，倘是似乎有用的事情，一一看过。这样子，文件一完全，小说便自己构成了。小说家只要论理地将事实排列起来就好。这小说奇异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倒是愈平常，却愈是类型的代表性的。”]所以，我说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和传奇性小说是最好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