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书（五则）
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未易定也。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
〔《经韵楼集》卷五《与胡孝廉世琦书》〕
校书必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顺其理。
〔《经韵楼集》卷八《经义杂记序》〕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 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箸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箸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
〔《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校书说（二篇）
黄廷鉴
一
客有问于余曰：子之校书，以不改为主，如此又曷取于校乎？余应之曰：是乃所谓校书也。古人校书，祇于一书有诸本者，考其同异，别其音义，定成善本，未有采摭他书之文以窜改者。汉人解经，首推康成，其注《礼记》，如《书》之《兑命》，《尹吉》，言乃；周田观文王之德，《诗》之以畜寡人，我今不阅，履无咎言，有梏德行。第云某字书，《诗》作某，仍即本文诠解，未尝轻易一字也。又如《史记》、《汉书》凡引《诗》、《书》，其文多与今书不合。而裴骃、司马贞、如淳、师古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释之。由此言之，书之不容轻改明矣。客曰：《御览》出自后代，类书非经史比，且其舛错谬误，多不可卒读。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览》虽非经史，犹宋初古籍，校书之体，不可易也。惟应据诸本异同，考其得失，择善而从。倘诸本皆同，而其义绝不可通者，乃证于所引之本书，本书既佚，不得已乃证之唐代类书及子史各注。其实有形声脱误之迹，属后人传抄之误者，乃可改之。否则明知其误，无宁阙疑，盖不当改者，固不可改。即不可不改者，必慎之又慎。如是则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书取其津逮后学，如子之时，仍缪袭讹，则何贵于校刊。且今所传经史与近代类书，皆海内通行之本，学者所依据，而必执《御览》之残文断简为是，何子之胶固已甚乎？余应之曰：《御览》之书，成非一手，其中体例之杂，采录之舛，诚所不免。在今日贵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书，幸存一二，可资考据，其所引经史百家，与今书不合者，大约非今古传本之不同，即出自编纂诸臣之增损。其是者固足广好古之见闻，其非者可存而不论。至既佚之书，又何从而臆断之，与其信转相贩鬻之类书，不若信《御览》为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从字顺，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转为非。自是《御览》之书，与村塾《兔园册》无异。考古者奚从藉以为考据之资哉！近人有云：误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误于校者，其弊将不可治。真名论也。况今日校刊其书，非重修其书，不害传疑。海内人士，欲读《御览》者，俱苦于无书，不苦其谬误，安见少邢子才其人，而虑其难读乎？倘见其与通行诸书异，从而嗤点之者，其人必不肯读《御览》者也，亦必不能读经史诸书者也。子可无虑此，问者唯唯而退。
二
客既退，同学张子问曰：先生之说，证之汉人解经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于《大学》则定章句矣，于《孝经》则有刊误矣，或重定篇次，或删易字句，至今遵行，岂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删定，岂后人改书之比，如《大学》传首三四章下，皆注云旧本在某句下；《孝经》经一章下注云旧分为几章，衍去引《诗》引《书》者几。凡所更定，必详注旧本云云，则虽改而本书之旧仍存，即谓之未改可也。且子以为改书起于朱子，余则以为校书而不改书者，莫善于朱子，不独解经然也。观《阴符》、《参同考异》，则兼解文义也；《韩文》考异，则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诸本，详列句下。以朱子之学识，何难折衷一是，而犹作传疑未敢专断者，诚慎之至也。且校之与改，义亦迥别。凡同一书，而据甲本以改乙本者，谓之校；校一书，而摭他书以改者，谓之改。若凭臆窜乱，而并灭其迹者，则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国朝文教蔚兴，名儒辈出，皆知讲求实学，宋元古籍，宝护惟谨，近抱经、经训两家，校刊诸书，皆称善本，实一洗明代庸妄之习。然多据他书以考订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谨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旧本，不没其真，犹循朱子《考异》之例，俾学者得以考其得失，则是寓改于校，而非专一于改也。若第法卢、毕两家据他书考订之意，而去其注存旧本之例，则又专主于改而全失校书之法。其与明代眉公诸人，相去几何哉！夫今人之学识，远不逮古人，重以八百余年之古籍，所载又多汉魏六朝遗文，艰深隐奥，读之者方且目瞪舌挢，茫无涯涘。即阙其所不知，亦难得而訾议之。顾欲挟三家村学究嗤点童子举业伎俩，强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考订，多见其不知量也。
〔《第六弦溪文钞》卷一〕
校书二法
校书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否则必犯无征不信之讥，且蹈无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误而校改反误者，皆由于此。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抑亦校书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颣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于学者。
〔《郦亭藏书题跋记·校本意林跋》〕
校书法四例
陈 垣
昔人所用校书之法不一，今校《元典章》所用者四端：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祇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校勘学释例》卷六〕
札迻叙
诒让少受性迂，拙于世事，无所解顾，唯嗜读古书。咸丰丙辰丁巳间，年八九岁，侍家大人于京师澄褱园，时甫受四子书，略识文义，庋阁有明人所刻《汉魏丛书》，爱其多古册，辄窃观之，虽不能解，然浏览篇目，自以为乐也。年十六七，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公所集刊《经解》，始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既又随家大人官江东，适当东南巨寇荡平，故家秘臧多散出，间收得之，亦累数万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诵，遇有钩棘难通者，疑牾累积，辄郁 不怡，或穷思博讨，不见端倪，偶涉它编，乃获确证，旷然昭寤，宿疑冰释，则又欣然独笑，若陟穷山，榛莽霾塞，忽觏径，遂达康庄。邢子才云：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斯语。亮已卅年以来，凡所以采获，咸缀识简端，或别纸识录，朱墨戢孴，纷如落叶。既又治《周礼》及墨翟书，为之疏诂，稽览群籍，多相通贯，应时 记，所积益众。中年早衰，意兴零落，惟此读书结习，犹复展卷忘倦，缀草杂遝，殆盈箧衍矣。窃谓校书如雠例，肇西汉都水《别录》，间举讹文，若以立为齐，以肖为趟之类，盖后世校字之权舆也。晋唐之世，束皙、王劭、颜师古之伦，皆著书匡正群书违缪，经疏史注，咸资援证。近代钜儒，脩学好古，校刊旧籍，率有记述，而王怀祖观察及子伯申尚书、卢绍弓学士、孙渊如观察、顾涧文学、洪筠轩州倅、严铁桥文学、顾尚之明经及年丈俞荫甫编修，所论著尤众，风尚大昌，覃及异域。若安井衡、蒲阪圆所笺校虽疏浅，亦资考证综论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钤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捃摭新异，冯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义，皆确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出，然其稽覈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沾溉不穷。我朝朴学超轶唐宋，斯其一端与！
诒让学识疏谫，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揅诵，恒用检覈，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尝谓秦汉文籍，谊旨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如荀卿书之案，墨翟书之唯毋，公孙龙书之正举狂举，淮南王书之以士为武，刘向书之以能为，而骤读之几不能通其语。复以竹帛梨枣，钞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检理箧臧，自以卅年览涉所得，不欲弃置，辄取秦汉以遝齐梁，故书雅记，都七十余家，丹铅所识，按册迻录，申证厥谊，间依卢氏《拾补》例，坿识旧本异文，以备甄考。汉唐旧注及近儒校释，或有回穴，亦坿纠正，写成十有二卷，其群经、三史、《说文》之类，义证闳博，别有著录，以竢续订。册中所录，虽复简丝数米，或涉琐屑，于作述闳旨，未窥百一，然匡违苪佚，必有义据，无以孤证臆说贸乱古书之真，则私心所遵循而不敢 者，傥坿王、卢诸书之后，以裨补遗阙，或有所取尔。编写既竟，谨举汉唐以来校雠家之例，论厥要略，觊与学者共商榷焉。光绪十有九年十一月。
〔《籀庼述林》卷五〕
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
姚永概
高邮王氏父子，以小学名于乾隆嘉庆之际，海内推为硕儒。余尝读其《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二书，能抉发千载之滞郁，使读古书者变绌曲为大通，豁然若疾病之释体，洵乎弗可及也。然非生当太平极盛之时，父子继业，居高明之地，而竭毕生精神，不能若是之宏且富。顾余犹有疑事三焉。王氏著书之例，采唐人说寥寥矣，宋以后则绝不之及，然其说旡祇悔之，祗训多先庚后庚、先甲后甲，谓古人吉事喜用庚甲日干，则《朱子语类》皆已详言之，他与项安世、吴澄辈亦时有相犯者，贬而绝之，顾不能不雷同于其说，抑又何也，其可疑者一也。古书讹脱至不可读，好古者搜采他本或类书注语之引及者，雠校而增订之。于是书诚有功矣。若其书本自可通，虽他书所引间有异同，安知误不在彼，能定其孰为是非哉！王氏信本书之文，不及其信《太平御览》、《初学记》、《白帖》、《孔帖》、《北堂书钞》之深，斯乃好异之弊，其可疑者二也。古人属辞，意偶而辞不必偶，往往有一字而偶二三字者，王氏每以句法参差不齐为疑，据类书以改古本，不知类书多唐以后人作，其时排偶之文务尚工整，故其援引随手更乙使之比和，况古人引书但取大义，文句之多寡，字体之同异，绝不计焉。从王氏之说，是反以今律古，失之远矣。此可疑者三也。余非好毁先儒也，大抵其书，可取者七，而待定者三焉。读焉者慎之而已。
〔《慎宜轩文》卷二〕
与是仲明论学书
戴 震
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名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传》，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名贤教之。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县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为中正可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震白。
〔《戴东原集》卷九〕
与胡敬仲书
久不得音问，都中奉到手书，如亲謦欬也，并悉道履胜常，伏惟万福。所云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氏，《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庆氏，《春秋》公羊严、颜氏，《春秋》穀梁氏。党庠无异学，授受有专家。西京之盛，蔑以加矣。哀帝时，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诸儒怨恨，众议沸腾。龚胜乞骸，师丹大怒。建武初，韩歆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为不可，陈元争之而不从，哗然而攻之者，如此其众也。岂非变于始者难为力乎！当是时，数家虽不立学官，而私相讲习，亦有擢高第者。至郑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所注诸经，皆两汉之不立学者，《易》费氏、《书》古文、《诗》毛氏、《礼》则较以古文，取其长者，《左氏》则以授服子慎，于是天下皆靡然从之，矫之者独一王子雍耳。虽然，东汉所立十四博士，犹未改西京之旧。及魏晋以还也，郑氏之《易》、《书》、《诗》、《礼》，服氏之《左传》，始立于学官。延至永嘉之后，西京立学之书，遂扫地而无余，此学术之一变也。魏王辅嗣以空言讲易，好异者竞相祖述，而范宁谓其罪浮于桀纣，盖有识者犹或非之，乃未几而杜预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几而梅赜之《古文尚书》出矣。东晋太兴初，《周易》王氏、《尚书》孔氏古文、《左传》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竞省而不置。自是而后，南北分裂之际，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易》书则郑康成，《左传》则服子慎，《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盖天下攻之者半，而从之者亦半，其风会又不同于魏晋之初矣。唐贞观十二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梅赜所上孔氏《传》，《诗》用毛公《训故传》及郑氏《笺》，《礼记》用郑氏《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天下始靡然从之，而郑、服之学寖微。唯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汉晋以前之旧，所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学术之又一变也。由是而行之数百年，虽其书不尽两汉之遗，而学者守训诂而不凿，考制度而必详，陆务观所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当时恪守《五经正义》者如此。啖助、赵匡舍三传而说《春秋》，时人未之或从也。宋刘原父《七经小传》出，稍稍自异于传注，嗣是有疑及《系辞》者，有排及《诗》、《书序》者。王文公导之于前，朱文公应之于后。《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而浚仪王氏、金华范氏数公者，尚能以旧说自持者也。元仁宗皇庆二年，诏《易》用程氏、朱氏，《尚书》用蔡氏，《诗》用朱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礼记》用古注疏，四书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学术之又一变也。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如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经典稽疑》、郝氏《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于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揞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嗟乎！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矫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谁乎？盖深有望于足下焉。故不禁发其狂瞽，幸足下教之，外附上旧文《辨学》一首、《汉十四经师颂》一首，皆论古今学术源流者也，足下见之，当不以为河汉。书不尽言，廷堪顿首。
〔《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
与江子屏书
大箸读竞，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异，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自珍顿首，丁丑冬至日。
〔《龚定盦全集·类编》卷七《奏议书疏类》〕
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
胡培翚
承询汉学宋学涂径，并云汉学难而宋学易，又云考据之学亦所欣慕，欲俟晚年识见定时为之。足下之志学笃矣，足下之不以问为耻亦明矣。然仆窃以为所见之未深也。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蒐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详。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考据之学，至今特盛者，宋之大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后人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国朝诸儒乃特矫而正之，详加厘订，一一必求其实据，不敢逞私臆断，亦运会使然，非以争胜于前人也。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易者。昔人谓宋学不在多言，要于躬行实践，易乎？难乎！汉儒之学，具存注疏，而毛、郑之注《诗》、《礼》，尤其精者。宋儒之学，在五子书，而小学、近思录尤为切要。大抵风俗之败坏，皆由小学等书不讲之故也。若夫考据之学，必先以博览多识、似须精力强壮为之，晚年恐有不及。足下向学之意甚殷，而又疾世风之不古，急急以正人心风俗为务，诚为有志圣贤之学，而惜所见之未深也。故不惮详悉指陈，惟垂察焉。
〔《研六室文钞》卷五〕
国朝诂经文钞序
胡培翚
经学莫盛于汉，自文帝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其后增立五经博士，传业寝广，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谓盛矣。然诸儒讲论六艺之文罕传焉，以无裒集之者故也。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逮至元明，讲章时文之习胜，率多高心空腹，束书不观，而经术日衰矣。我国家重熙累洽，列圣相承，尊经重学，颁御纂钦定之书于天下，而又广开四库，搜罗秘逸，两举鸿博，一举经学，天下之士，靡然向风。二百年来，专门名家者，于《易》有半农定宇惠氏父子，于《书》有艮庭江氏、西庄王氏，于《诗》有长发陈氏，于《春秋》有复初顾氏，于《公羊》有巽轩孔氏，于《礼》有稷若张氏、慎修江氏、易畴程氏，于《尔雅》、《说文》、音韵有亭林顾氏、东原戴氏、二云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于诸经——言天文，则勿菴梅氏；言地理，则东樵胡氏、百诗阎氏；言金石文字，则竹汀钱氏。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如胡氏之《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各图非《易》书本有；王氏之《白田杂著》，辨《周易本义》前九图非朱子所作；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惠氏《古文尚书考》，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孔传》为梅赜伪托；毛氏《诗传诗说驳议》，辨子贡传、申培说为丰坊伪撰是也。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经》二篇、《传》十篇本自别行，王弼作注，始分传附经，朱子《本义》复古十二篇，而明时修《大全》用程传本，以《本义》附之；后坊刻去程传，专存《本义》，仍用程传本，而朱子书亦失其旧；自御纂《周易》折中改从古本，学者始见真面目，惠氏《周易本义辨证》详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抱经堂之校刊《经典释文》全书是也。一曰发明微学。惠氏之《易》，汉学《周易》，述张氏之《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王氏之《广雅疏证》，段氏之《说文注》，黄梨洲、梅勿菴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云之重疏《尔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一曰广求遗说。余氏之《古经解钩沉》，任氏之《小学钩沉》，邵氏之《韩诗内传考》，洪氏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也。一曰驳正旧解。江氏之《深衣考误》，辨深衣非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治朝本无屋无堂。顾亭林《左传杜解补正》、顾复初《春秋大事表》皆纠杜注谅短丧之谬。戴东原《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之误是也。一曰创通大义。顾氏之《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氏之《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氏之《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尚书之《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以明经传中语词非实义，凌教授之《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以言礼之节文等杀是也。凡此皆本朝经学之卓卓者。其他闭户研求，以其所得，笔之于书，不可殚述，盖惟上有稽古同天之圣人，而后下之服习者众，彬彬乎超轶两汉也。诸儒所注群经，成书具在，而其散见于文集者，或与友朋辨论经义，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经，句诠字释，限于篇幅，因取书中关涉大义者，别为文发之。又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裒而辑之，诚通经之轨辙已然。而诸儒著述，散在人间，为类甚繁，非博闻多识、好学深思之君子，未易揽其全、集其成也。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余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富，而其万卷斋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覈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凡《易》八卷，《书》八卷，《诗》八卷，《春秋》八卷，《周礼》十卷，《仪礼》五卷，《礼记》五卷，《三礼总义》十卷，《论语》、《孟子》附群经义共五卷，《尔雅》一卷，《说文》一卷，《音韵》一卷，总七十卷；《续钞》又已积二十卷，其文多钞自诸家集中。而解经之书，有分段笺释，自成篇章者，亦同录入，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然而诸家撰著之精，亦藉是萃聚，不致散逸矣。培翚曩岁在都，追陪讲论，饫闻大旨，今获睹是书之成，奉命作序，自惭肤末，无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经学之盛，与是书所以嘉惠艺林之意，揭之于篇，以谂来者。傥有好而梓之，广其传布，则后进获益无穷，不朽之业，实在于斯，所深企焉。
〔《研六室文钞》卷六〕
论乾嘉诸儒之学
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
或辑一代之学说，
或明一师之家法，
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
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子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
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之类。
或著专例，
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
或为总图，
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
或为专图，
或专释一事，
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官》之类。
或博考诸制，
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
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
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惟限于三代语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举历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则尚有待于后来者耳。
〔《中国文化史》下册第三编第十章〕
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
家大人少孤贫，好聚书。书贾辐凑，易衣物购之，积数柜，旋以饥驱北行。予生四五龄时，既就傅，归窃视柜中书，心好之。年逾志学，从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读所列学宫《十三经注疏》及诸史。朱墨点勘，凡数过，几废科举之业。已而负笈，游学皖江淮海河洛之间，逾二崤而西。著述于关中节署，毕督部藏书甲海内，资给予，使得竞其学。尝应试入都，佣书四库馆，所见书益宏多。又数年，释褐入玉堂，奉敕进西苑校中秘书，并睹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回翔省闼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当代好学名儒。海内奇文秘籍，或钞或购，尽在予处。间览释道两藏，有最先古本，足证儒书及阴阳术数家言，取其不诡于经者，写存书目。及官东鲁，由监司权廉使，往来曹南历下，防河折狱，所顿亭传，不废披览。旋以母忧南旋，仓皇捆载，卷帙狼藉。时值河溢，经南阳湖，遇风沉舟，归至金陵，料简残册，置忠愍侯祠屋中，损书大半。比年负米吴越，贫不自存，犹时时购补数十种书，稍完具如初，或有创获。盖藏书之难，而好书之不能免于厄者尚如是。所藏既不备群书，不能区分四部。独释其最要者，以教课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学，导来者先路。俾循序诵习，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应岁周之数。曰经学第一，先以古义，附以杂说。汉魏人说经，出于七十子，谓之师传，亦曰家法。唐人疏义，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应麟辑录古注，皆遗经佚说之仅存者。学有渊源，谓之古义。至宋明近代说经之书，各参臆见，不合训诂。多其游辞，少有要实。或又疑经，非议周汉先儒，谓之杂说，列于附存。曰小学第二。先以字书，次及韵书。训诂之学不明，则说经不能通贯，或且望文生义。文字之变，隶楷递改，滋生日多。既集汉魏字书，亦及后世，以尽其变。声音反切，虽起六朝，或推本读若旧音而作，且引古字书，亦宜兼载。曰诸子第三。先以古书，附以伪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书》、《隋志》，部分最当。依此为类，庶非臆见。《六韬》旧入于儒，《管子》还列于道，周秦述作之才，几于圣哲，或多古韵古字。伪书后出，了然可知。唐宋诸子，尤多游戏之作。附存于末，不惑后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学，次以阴阳。黄帝、巫咸、甘石之学，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于保章左史，其书最古，谓之垂象。九章五曹之书，惟知转算，不必长于观象，谓之算法。遁甲六壬，其术亦古，不可中废，合以命书算法，谓之阴阳。三者俱属天文，其学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里第五。先以统志，次以分志。或总纪区宇，或各志封域。《禹贡》古文说及周地图之言，存于列代地志及《水经注》、《括地志》诸书。宋元方志，多引古说，证经注史，得所依据，宜存旧书。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载今志，以资博考。曰医律第六。先以医学，次以律学。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经称十全为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称郭镇、陈宠世传法律，此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医则删其后出偏见者，律则今代损益尽善，欲求根据，兼载古时令甲云。曰史学第七。先以正史，次以杂史，次以政书。古今成败得失，一张一弛，施之于政，赖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为国曲讳，或有牾，尤赖杂史，以广异闻。朝章国典，著作渊薮，举而措之，若指诸掌，则政书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学，始自宋代。其书日增，遂成一家之学。钟鼎碑刻，近代出土弥多。足考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无所删除。曰类书第九。先以事类，次以谱类，次以书目。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编类，采存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则羽仪经史，谓之事类。谱学之传，自东晋板荡，南宋播迁，周秦世系，不可复寻，或多伪托。唐宋学有专家，传书幸在，列代经籍，自有渊原。证以书目所存，伪本不能妄托。是亦事类之属，故并为一。曰词赋第十。先以总集，次以别集。汉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资考古，多有旧章，美恶兼存。自宋以下，人自为集，取其优者，入于书目，余则略之。曰书画第十一。先以总谱，次以分谱。六朝以来，以行楷争奇，存乎绢素，或摹绘山川故事，以传往迹。书画小技，不绝于今，宜考其真赝。鉴赏之学，所谓贤于博奕。游艺及之，勿致废事。曰小说第十二。稗官野史，其传有自。宋以前所载，皆有本末。或寓难言之隐，或注所出之书。今则矫诬鬼神，凭虚臆造，并失虞初志怪之意。择而取之，余同自郐焉。昔之聚书者，或赠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为子孙售卖。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为己有。既经沉湿，仅有文字可寻。卷帙零乱，知免天灾豪夺之咎。但舍之作宦，不能多携，是所觖望。略述原流，以晓后人云耳。
〔《五松园文稿》卷一〕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
顾千里
汪君阆原藏书甚富，取宋本、元本别编其目，各成一册，以予于此向尝究心，出以相示，且属为序。夫宋元本之可贵，前人所论綦详，收藏之家，罔不知宝，而近世称鉴别精审、网罗广博者，唯遵王斧季数子而已。今汪君宿具神解，凡于有板以来，官私刊刻，支流派别，心开目了，遇则能名，而又嗜好所至，专壹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蓄，挥斥多金，曾靡厌倦。以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笈，搜求略遍，远地闻风，挟册趋门，朝夕相继，如是累稔，遂获目中所列宋若干种、元若干种，既精且博，希有大观。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汪君之于宋元本，可谓知之深而爱之笃矣！间尝思之，天水、蒙古两朝，自秘阁兴文以暨家塾坊场、儒学书院，雕锓印造，四部咸备，往往可考，固无书无地无人不皆宋元本，其距今日远者甫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已万不存一，虽常熟之钱、毛，泰兴之季，昆山之徐，尚著于录者，亦十存二三。然则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日之年何穷，而其为宋元本者竟将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名可得而闻，形不可得而见，岂非必然之数哉。然则为宋元本计当奈何？曰：举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幸其间更生同志焉。而所谓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寻而无穷，计无过于此者矣。乃若汪君之于宋元本，其知之也深，其爱之也笃，其欲为之计者，当必有度越寻常之见，故详述斯语用为序而稔诸。壬午闰月朔书。时将复之扬州，为洪宾华殿撰校刊《说文系传》之前一日也。
〔《思适斋集》卷十二〕
钱唐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序
目录之学，肇自西京，更生撰《别录》于前，子骏成《七略》于后，条流派别，兼具解题。班氏《艺文》，因斯而就。私家编辑，始于梁处士阮孝绪，《隋·经籍志》据订存亡，今所传者，则以南宋晁、陈两家为书林之矩矱焉。遂初兼载重本，敏求独嗜宋刻，踵事增华，例益加密。至于考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宋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若夫辨板刻之朝代，订钞校之精粗，则黄氏荛圃蹊径独辟，惜所见古书录未能手订成书，而掇拾丛残犹觉空前绝后，非他书目可比。钱唐丁丈松生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通，与贤兄竹舟先生有双丁之目，庚辛之乱于兵火中扶持文澜阁书，俾出于险，久已名闻海内，迨乱定，请帑修阁，书有缺者为之钞写补足，数十年未已。而己之收藏亦日益富，造八千卷楼庋藏之，又为考其事实，胪其得失，载其行款，陈其同异，成《藏书志》二十卷，实能上窥《提要》，下兼士礼居之长，赏鉴考订两家合而为一，可谓书目中惊人秘笈矣。慨自粤逆跳梁，东南沦陷，缥缃之厄，几等秦灰。近海内称藏书家曰海源阁杨氏，曰铁琴铜剑楼瞿氏，曰皕宋楼陆氏，与八千卷楼为南北四大家。三家各有书目行世，而此志独晚出，其所长则有二焉。一在收明人之箸述也。晁、陈收至南宋时代最近，今距明末二百五十余年，距明初则五百年。阅世愈远，传本愈难，一刻再刻，业难考订，何敢轻弃，非变例也。一在拾乡先辈之丛残也。爱日精庐间收国朝人未刊之书，今仿其例，尤留意于乡人，虽一卷半帙，亦必详悉备载。如有贤子孙欲求先集，可望流播以免散遗，宅心仁厚于此可见。荃孙幼嗜缣素，得一异书，寝食俱废，虽无力不能多购，然旧家所藏，厂肆所出，得寓目者亦复甚夥。岁在丙子，与修甫中翰订交于京师，时作一瓻之借。戊戌游浙，丈已老病，请见未能，深憾来游之晚。今修甫昆仲命襄校雠，兼志原委，挂名简末，诚不胜附骥之幸。光绪庚子四月，江阴缪荃孙序于钟山讲舍。
〔《艺风堂文续集》卷五〕
温州经籍志叙例
孙诒让
郡邑之志经籍者，盖土训之骈枝，书录之流裔也。《关东风俗之传》，《坟籍》成篇。《嘉泰会稽之志》，遗书有录。方志书目，此其虇蕍，元明旧记，多沿兹伦。厥后撰箸渐繁，纪载难悉，遂创专志，别帙单行。簿录之体，不淆释地。征文之例，斯为宏焉。温州自唐以来，魁儒玮学，纂述斐然。而图经所载，廑具书名，不详崖略，疏漏踳谬，揅讨靡资。今特为补辑，勒成斯编，粗存辜较，兼拾阙遗，匪敢谓梓桑文籍，尽备于斯，然唐宋而后，嘉道以前，耳目所及者，亦略具矣。
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綦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自汴宋之《崇文》，遝熙朝之《四库》，目诵所及，殆数十家，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至于篇题之下，孴迻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郛郭，观其择撢群艺，研覈臧否，信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也。此书之作，意存咳备，故辄远轨鄱阳，近宗秀水，庶广甄录，用备考稽。
刘《略》、班《艺》，类分以六，厥后荀勖创四部之名，王俭树七志之目。分别部居，杂而不 。胜朝地志所纪艺文，多以人次。义类纷舛，实乖史裁，盖经艺异轨，史子殊原，不有区分，曷资参证。故此编分类，一遵四部，至于子目分合，古录多殊，惟乾隆《四库总目》辨析最精，配隶尤当，今之编纂，实奉为圭臬焉。
目录之别存佚，自唐释智异《开元释教录》始也。朱氏沿厥旧规，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阙者，篇简俄空，世无完帙也；有曰未见者，弆臧未绝，购 则难也。四者昈分，实便检斠，然存阙并凭目譣，不虑讹踳。惟未见与佚，虽箸录有无，足为左契，而时代迁易，未可刻舟。朱书之例，原始明代，遝于国初，志录所收，若偶未见，并不注佚。今去朱氏几二百年，上溯胜朝，尤为辽邈，岂无玮篇珍帙，晦而复显，昔艰寻购，今则通行，而隐秘之书，湮没已久，传播殆绝，无事存疑，故此编未见之书所据藏目，断自昭代，明人所纪，并入佚科。更有书匪目睹，而传帙确存者，如《四库全书》庋储天府释道两家，各有专藏，不必经览，即定为存。分别观之，是在鸿博。
网罗放失，有异鉴臧。书不尽存，目宜征实。唐修《五代·经籍志》，坿注亡书，悉据梁有。朱氏《经义考》所纪卷数，多援史志，实事求是，此为精例。是编广意蒐寻，必求审谛，凡隐篇秘笈，久无传本者，苟箸在前录，悉注行间，用楬采摭之本原，且证沦佚之时代。其见存旧帙，纪述稠叠，博引繁称，有类旒缀。然如经籍艺文，史家专志，晁、陈、郑、马，储藏古目。以及乾隆《四库》，提全书之纲要；晋江《千顷》，稡五史之阙文。并钤键艺林，津逮文苑，凡卷帙异同，流传广狭，是实足征，不宜从略。故今凡遇此诸目，所收无论存亡，并为详注也。
古书流传寖远，递更钞梓。名淆于娄刻，卷异于重编。苟不辨其原流，将至展卷茫昧。此志于见存之书，标题卷数，悉遵旧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差互则附注下方，使先后昭晰，优劣粲然。至于亡编逸籍，叙录多歧， 易分并，尤难钩核。今则据旧目以溯厥初，证群籍以广其异。名期从朔，卷必征全，附斠驳文，用资考覈。
彭城史通，首论限断。地志书目，盖亦宜然。世俗崇饰人文，恒多假借，总其凡聚，厥有二耑：一曰侨寄，一曰依托。盖郡邑之人，迁徙无常，父子之间，籍贯顿异，如不有畍域，则一卷之中，人殊燕越，体例芜杂，不足取信。此编所收文籍，区别特严，大抵自内出者，录父而删子，以父尚温产，子则异籍也；自外入者，录子而缺父，以子已土箸，父犹寓公也。至如伪作新编，嫁名前哲，揅究既难，采录宜审，今凡遇钞迻旧籍，确有主名，并搜厥根荄，概从芟癹。其有书非袭旧，人实传疑，则姑为缀录，以竢参定。凡此诸类，旧存今削者，更加疏证，别为辨误，庶知刊划有由，异于逞臆弃取。
叙跋之文，雅俗杂糅。宋元古帙，传播浸希，自非缪悠，悉付掌录。明氏以来，略区存汰。大氐原流综悉，有资考校；义旨闳眇，足共诵览。凡此二者，并为捃采。或有瞀士剿剽，雅驯既少；书林鬻，题缀猥多。则廑存凡目，用归简要。若编帙既亡，孤文廑在，则纵有疵颣，不废迻誊。复以马、朱两考，凡录旧文，不详典据，沾 涂窜，每异本书，偶涉雠勘，辄滋歧啎。今亦依张《志》之例。凡旧编具在者，并迻写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系衔，亦仍其旧。其有名作孤行，禁征它籍者，则备楬根柢，并箸卷篇，庶使览者得以讨原，不难覆检。至于辨证之语，刺剟丛残，实难稽覈，朱考概标某曰，尤为疏略。今则直冠书名，用惩臆造，有删无改，亦殊专辄。
禄利兴而经义滥，风俗敝而小说滋。剬缉艺文，别裁宜审。而《千顷书目》，坿制举于总集；《百川书志》，入传奇于别史。榛楛勿翦，宏达所嗤。此编蒐罗务广，甄择特严。凡此两门，虽古帙流传，辄从删汰，庶使野言佹说，不淆文史。至于谱谍一类，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登官簿。自谱学沦废，私书繁杂，前创后修，此分彼合，篇帙日增，不可殚究。故《四库总目》，不立此目，分韵编姓，帙坿类书。旧志于家谍，间登一二，今并削之。
诏定官书，杂成众手。史志所箸撰人，或惟主监修，或廑题经进，理无专属，达例未闻。况复断地为书，方隅攸限，凡在兹科，宜从盖阙。至于游宦名贤，实多载述。如缉之郡记，开编谱之闳规；子温橘录，萃永嘉之珍产。考征所藉，捊辑须详。然主客之间，当有畛域。而温州旧志，并与本郡箸述相厕，尤为无例。今别录为外编一卷，以为蒐讨旧闻之助。
两汉经儒，学有命氏，刘、班所载，师法灼然，朱考凡所标楬，以氏系名，例虽创立，意则同贯。此编所纪，不尽诂经之书，窃取敬乡之义，故所称述，并沿朱例。至朱考荟稡群书，虽区世代，然不标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识别，俾寻览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后，则并据科第生卒之年，略为排比。其有义士逸民，身遘易姓，苟节崇肥遯，则仍系故朝，谨遵《四库总目》例也。至于姓氏久湮，事实不箸者，则坿一代之末，用竢考定，再为叙次。
写录之次，马、朱互异，贵与殚心旧录，故叙跋系晁、陈之后；锡鬯博综佚闻，则传状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条，未为允协。今之写定，辄为更张，大抵每书之下，叙跋为首，目录次之，评议之语，又其次也。其有遗事丛谈，略缀一二。苟地志已具，则无贵繁征。至于申证精奥，规检讹误，一得之愚，不敢自秘，殿于末简，以质大雅。己巳之夏，属稿伊始，寒暑再更，条绪粗立，凡为卷三十有三，外编二卷、辨误一卷坿焉。箸于录者一千三百余家，所目见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殚勼集之勤，未窥述作之旨，纰缪夺漏，惧弗克免，用竢方闻，理而董之。
〔《温州经籍志》卷首〕
扬州艺文志商例
刘寿曾
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有《坟籍志》之名，是为地志载书目之始。其书久佚，义例不详。自明以来，郡邑志乘类志艺文，事由枝赘，式同帐籍，所见地志艺文略师目录家前轨者，惟咸丰《永嘉》、《仪征》二志，义例为优。今取扬州一郡艺文，勒为专书，不附志乘，用管氏庭芬《海昌经籍志》例也。
《禹贡》职方，扬州之域至广。周秦之际，声教未迄，文雅尚绌，无可入录者。今断自汉广陵国。此后革沿分省，各从历代史志。
著录之人，必考核乡贯，如嘉庆《府志·艺文》门，误收闽之兴化府人著述甚多，此类俱当审正。其父子兄弟异籍者，亦当讨论以定限断，起两汉迄国朝，咸同朝凡生存之人著述概不甄录。
目录家源出刘向《别录》，昔人谓书名之外有所稽 是也。晁、陈两家，咸守轨辙。至马贵与《通考》之列经籍，间存叙跋，益以诸家论释之词，体裁大备。秀水朱氏《经义考》宗之，益加恢博，今参用马、朱义例。
《七略》之列，其实廑六。自荀氏创立四部，沿承至今。阮孝绪之《七录》、王俭之《七志》，分析近碎，不能夺荀氏之帜也。志乘书目，或以人为纲，盖用《剡录》之例，渊源流别，隐而不彰。今一以四部为次，其子目分合出入，则遵《四库全书总目》。惟用嘉庆《府志》例，于乙部之末，增谱牒一门，以备考寻氏族。
书籍存佚，有关学术风尚。朱氏《经义考》于存佚外，别有二例：曰阙，篇简俄空，世无全帙也。曰未见，著录未绝，购觅则难也。存阕二者，稽注为易。佚与未见，易于歧淆。今用孙氏《温州经籍志》例，凡注未见，断自国初《绛云》、《述古》诸目所收为始。其《千顷堂书目》记明人之书，多张空目，不在此例。《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所载，不必目验，概注为存，释道两藏亦然。
书名后提行夹注著录之书，以《汉》、《隋》、《唐》、《宋》、《明》诸史《艺文志》为先。《宋史》所缺者则取倪灿《补志》，《元史》无《艺文》则取钱大昕《补志》。再取晁、陈、赵、郑、马、黄诸家及《四库全书》，凡部类皆载之，则书之显晦，一览了然。
目录之书，非同传记。著书者风概，原可从略。然知人论世，考寻斯在。子政、子固校上之篇，综括生平。《新唐书》志注，且补传缺。《四库提要》，首详乡贯仕履。皆前事之师也。今于著述初见者，列其人籍贯字号科第及所终之官。正史有传，则云某史有传。其生平言行，略于达官仕，详于山泽之臞。蕉萃专一之士，意主阐幽，不嫌歧例。
卷帙异同，关于省并。今于见存之书，必考旧椠标题卷数。其后人重编卷第异者，则注于下方。若亡佚之籍，著录多歧，今以最初著录之卷数为主，异者亦注之如上例。
叙跋之文，出于本书。马氏系志录之后，朱氏冠书目之前，其例均可商。今于每书之下，先录叙跋，再及著录各书。惟叙跋作者不一家，朱紫淆错，雅郑杂糅。义主考稽，不释文义。但取其有关著作条例，传授原流，以逮其人生平，皆载之有删无改。有年月结衔者亦录之。其原书已亡若未见，则于序跋之下，注所采之书，以示征实。至空泛之论，庸腐之谈，骈俪之文，徒费钞胥，无关考证，翦裁斯下，芟柞从严。
编次之例，既主分类。一类之中，又以时代为次。大率以科第生卒之年为次，无可考者则以游处之人定之。遗民义士未膺兴朝爵命，则系名前朝，用《四库全书》录宋林景熙、元朱希晦例也。其有姓名厪具，事迹莫征，则殿一代之末。方外闺秀，概从其世。经义利禄之阶，杂剧教坊之事，小说奸盗之媒，凡此三科，古帙虽存，概不甄采。不得以《千顷堂目》之收时文、《百川书志》之收传奇概之。
官撰之书，纂录不止一手，标题止据监脩。凡郡人为官书监脩者，义得入录。若贤守茂宰，游客寓公，撰述图经，授辑谱录。桑梓之闻斯在，主客之辨宜严。凡此别为外编，以为征考文献之助。此书以郡县志艺文为本，缺者补之，其郡县志误收之书，别为辨误，次外编之后。
〔《传雅堂文集》卷一〕
藏园群书题记序
江安傅先生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之曰“藏园”，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盖其好学天性然也。暇是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皆以定，可缮写。每读一书，辄为题跋一首，叙板本之同异，辨字句之讹谬，烛照数计，既精且博。至于撰人仕履，著书旨意，必详人所不能详，其常见者则略焉。凡所为又数百首，目之曰《藏园群书题记》，既镂板行世矣。岁丁丑戊寅间，龙蛇起陆，蜚鸿满野，独北平恬然如在异国，先生顾不乐，日惟隐几读书，因检点近岁所为题跋，得百有六首，汇为《续集》，当付诸手民，以书命嘉锡曰：子为我序之。嘉锡固辞不获，遂为之序曰：
书本之异同，难言之矣。古人之书，皆出手写，凡文字点画相似，声音相近，则易讹误；竹简缣素，断烂残阙，则多夺落。荀悦所谓：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是以刘向校书，必合中外之本以相比较，定著为若干篇；而康成注《礼》则有故书今书之殊，注《论语》则有从鲁从古之异。然则向所校定，与太史公所见，固已不同；康成之《论语》，亦非复《张侯论》之旧矣。两汉经学文字不同，则家法不同，学者诵习其本，亦姑谓某家之学若是云耳。必谓所传即洙泗之原本，未之敢信也。一家之学传之者众，又复纷然殊异，后生末学持论巧慧者，加以穿凿；专己守残者，曲相传会。赵宾受孟氏《易》，说箕子明夷，以为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而刘向所见今文《易》，“箕子”竟作“荄滋”。徐遵明读康成《论语序》，“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穿凿附会，亦已甚矣。《北史·儒林传》序言江南河洛《诗》将主于毛公，而《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诗》乃是江南本。河北本之不同，一家之书尚如此，推之各家，抑又可知。同出一源，理无俱是，但先师已亡，圣人不作，孰能定其是与非耶？故蔡邕书五经立石，韩言齐言盍毛包周，第各随其家法是正而已，不敢整齐各家，有所刊定也。
且古人读书，惟经学必守家法，从其师授之本，至于他书，期于适用而已。时异用殊，则以己意增省其文，窜易其语。《苍颉》篇，李斯所造，前汉闾里书师以教学童，嫌其不言汉事，则益以汉兼天下。《神农本草》，先秦古书，后汉名医用之，嫌其所言川泽山谷不明，则易以当时郡国。彼亦自适其用耳，岂为后世校雠考证家计耶？大抵凡书为习俗所用，传之愈广，则其增窜也益甚。是以陆慈《切韵》增加字者至数十本，而李翰《蒙求》传写者亦互有不同。于此而欲考其某句为原本，某字为后增，固已难矣。又况儒生稽古，喜加笺识，学子占毕，辄肄涂鸦，一经传录，便滋淆互。且古书流传既久，缮写者不尽通人，鲁鱼帝虎无论矣，而别风淮雨，遂成典故。其甚者，文义奥衍，己所不解，则妄加窜定；章句繁冗，惮于腕脱，则肄为删减。如昌黎生之改金根车、群牧司吏人之钞《唐百家诗选》是矣。今所传六朝唐人写本固多能存古书之真，然其讹谬处，乃至不可胜乙。宋人刻书，悉据写本，所据不同，则其本互异；校者不同，则所刻又异。加以手民之误，传写之讹，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较写本，未可尽以时代论也。
若夫宋刻既亡，后人展转传钞，卷叶有错互，而改其行款，则文义凌乱；字迹有模糊，而妄加填注，则疏谬百出。盖藏书家之书，往往钞而不校，卷幅多者尤甚。故书钞《御览》之类，旧钞无善本，至如晏公《类要》，遂不可复读矣。明代士风习为妄诞，传刻古籍，奋笔涂改。至其末叶，书帕之本卤莽灭裂，又出坊本之下。故清儒谓明人刻书而亡书，必以宋刻为贵。余以为此特就其大较言之耳，实则宋本亦未必尽善。麻沙书坊所刻《周易》“坤为釜”而作“为金”，致姚祐误据之以发题，取笑当世，此与明刻《金石录》以“壮月朔”为“牡丹朔”者复何以异？且宋人妄改古书，枚数之亦不能尽。经传合疏于注，而孔颖达、贾公颜、邢昺之书亡。《史记》合刻三家注，而司马贞，张守节之书亡。陈鄂改《尚书释文》，而陆德明之书亡。陈彭年等重修《玉篇》、《广韵》，而顾野王、陆法言之书亡。林亿等校《千金方》，改其方药分两，而孙思邈之书亡。晏殊、董弅删《世说新书》，而刘孝标之书亡。今此数书犹有唐写本或北宋刻本可证也。然则宋人刻书，书未尝不亡也。更究其极言之，则六朝以前之典籍，自六艺经传外，几无完书，其源皆出于唐钞宋刻，是则唐人写书，书亦未尝不亡也，安得独以窜乱古书之罪坐之明人乎？而书本之异同，恶可不讲乎？夫五经三史先儒注释，非无讹误，但既成一家之学，后人自不得轻改。至于宋以后板刻异同，各本具在，固宜择善而从。若执一麻沙误本而曲为之说，是使徐遵明、姚祐复见于今日也。
然而儒生类多寒素，求书不易，焉能备致众本？惟藏书家多见异书，纵不能无刘向之杀青定著，亦当举其所见贡诸当世。上之，取旧刻名钞点勘纂著，作为校记，如卢抱经之《群书拾补》。次之，撮取善本之长以正俗刻之误，作为解题，如陈仲鱼之《经籍跋文》。如此则存古书之面目，示后学以门径，于南面百城，庶几无负！而诸家目录见不及此，但记书名，不辨流别。甚者标千字文为号，胪列每号若干橱，每橱若干部，是何异户口之鱼鳞册、米盐之流水簿乎？善乎顾千里之言曰：自宋以降，板刻众矣，同是一书，用较异本，无弗夐若径庭者，每见藏书家目录，经某书、史某书云云，而某书之为何本，漫然不可别识，然则某书果为某书与否，且或有所未确，又乌从论其精粗美恶邪？余谓欲著某书之为何本，不当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书之时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则其书必不尽同，故时当记其纪元干支，地当记其州府坊肄，人当记其姓名别号。又不第此也，更当记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阙，文字之同异，而后某书之为某书与否，庶乎其有可考也。然而自明以前之书目固都不记此，即明清之际毛斧季、钱遵王之流以收藏赏鉴名家者，所记板本之异，不过欣然规往、山中一半雨之类，用为标帜而已。其后如黄荛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为藏书大家，而其所作题跋，第侈陈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装潢之美，索价几何，酬值几许，费银几两钱几缗，言之津津，若有余味，颇类卖绢牙郎，至于此书何为而作，板本之可资考证者安在，文字之可供雠校者谓何，则不能知也。故其所谓《荛圃藏书题识》者，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书，于学子实无所益。岂惟远逊晁、陈，即持较《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之杂钞书目者，亦尚不及也。呜呼！著录题跋之事，岂易言也哉！
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旨意。向时未有雕板，所谓中书、外书，犹宋以后之阁本及民间刻本耳。由是言之，则目录校雠板本三者一家之学也。《别录》既亡，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能言作者之旨意，为刘向以后仅有之书。然殊不及板本，于校雠亦略而不详，则犹为尽善。其他家书目，盖无足道者。
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者也详。吾尝侍坐于先生，闻其谈板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由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谓以郑还郑，以孔还孔。其于向、歆父子虽未知何如，至于宋之刘原父、岳倦翁，清之何义门、顾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书题记》，于板本、校雠二者，自道其所得，实能开自来目录家所未有。以先生书与《四库提要》合而观之，而后《隋志》所称刘向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误者，义乃大备。此岂他藏书家徒以收藏赏鉴名者所能企及者哉。
先生尝恨学者读书不见善本，故于所藏书，既择其罕见者若干种付之剞劂外，尤不吝通假。近涵芬楼所影印之《丛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犹以不能尽刻其书为憾，则手写其校记，将次第为书，以示学者，盖师卢抱经《群书拾补》之意，而进而益善且加详焉。又以书不能尽校，则撮其要旨，存其大部，著之题记，使学者因以窥见板本文字之异同，于读书知所别择，盖先生嘉惠后学之心如此其拳拳不已也。《题记》前后两集，凡数百篇，四部九流，无所不备，以视陈仲鱼《经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赡过之矣。
嘉锡窃不自揆，好为流略之学，持以语人，见谓迂阔，远于事情，先生顾创相许与。今承命为序，因取平日相与讨论者，杂以臆见，以复于先生，盖将因以受教焉。故其言之繁如此，于先生著书之意，未有当也。微先生无以发吾之狂言尔。
〔《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黄顾遗书序
余嘉锡
吴县王君欣夫博学好古，覃思著述，尤喜网罗放失，辑刻昔贤遗书。自甲戌起，岁岁继承勿绝。已得百数十种，又辑黄荛圃、顾千里经籍题跋及杂著集外文，都六种，颜曰《黄顾遗书》。刻既成，索余为之序。自惟学殖荒落，比来尤不喜作文字，报书谢不敏，而请之益勤。不获已，遂为之言曰：
黄、顾两先生皆以校雠名家，方千里馆荛圃家时，主宾相得甚欢。既别去，犹为作《百宋一廛赋》，赏奇析疑，十余年不绝。其后乃因事龃龉，竟至绝交。千里校士礼居所刻《舆地广记》，朱墨纵横，涂抹殆遍，跋中诋荛圃甚力，是千里之褊也。至于两家学术，则论者类右顾而左黄，余亦不得而异焉。
尝试论之：昔人谓有读书者之藏书，有藏书者之藏书。校雠亦然。千里乃读书者之校书，若荛圃者，则藏书家之校书耳。盖千里读书极博，凡经史、小学、天算、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之学，无所不通。于古今制度沿革、名物变迁以及著述体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穷其要旨，观其汇通。每校一书，先衡之以本书之词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然后胪举义证，杀青缮写，定则定矣。故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斯言也，岂徒日执误书，向壁冥想云尔哉！
先生于书，必求善本以与各本互校。然善本之中，亦有不善者存。及校本既出，然后其书乃尽善。故凡经先生校正之书，其题跋虽于原本盛有称美，其实皆筌蹄也。若其所未校，或校而未刻者，读其跋，则古今刻本异同之故，可考而知。其有益学者大矣。论者徒见其校书不轻改字，以为先生尊信旧本，如藏书家佞宋之为者，非知先生者也。
至于荛圃之校，盖得一宋本而爱之。或爱之而不能得，因传录于近刻本之上，寻行数墨，句勘字比而已耳。钩勒其行款，涂改其讳字而已耳。譬之唐临晋帖，一笔毋敢出入，号曰为宋本留真面目，其实不如毛氏影宋钞远甚。是尚不能传宋刻之形貌，其能定古书之是非乎？虽然，有说焉。书必讲本子，弥古而弥善，千里之言也。举宋元本中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缩今日为宋元，缓千百年为今日，亦千里之言也。刻本之古者，莫古于宋元，是诚足贵矣。时无摄影上石之术，覆而墨之，良非易易。影钞须觅善工，赀费几与刻等，亦匪甚易也。荛圃《士礼居丛书》，固尝取善本覆而墨之矣。绌于赀力，不能多刻，则姑就所见宋元本校于近刻本上，一字不易，为宋元本留一种子，好学者得而读之，从而定其是与非焉。其有功古书，不亦多乎？此其道，自何义门鲍渌饮类然，即惠定宇、卢抱经亦往往而然，荛圃自守校雠家法耳，未可用此为訾议也。
荛圃题跋，喜叙书籍流传始末，多一时兴到之语。不特不能如《七略》之辨章旧闻，并能如晁、陈之撮举大旨。然自毛斧季、钱遵王而后，见旧刻之多者，莫如荛圃。遵王之学又出荛圃之下，而其《敏求记》，尚为藏书家所资，况荛圃之谈板本，足供学者之渔猎者乎？故论其学术之渊博，诚不逮千里，至于鉴别古书，则亦不至大相远也。
欣夫合刻二家之书，使两先生之题识传，而古书之崖略亦传。是欣夫之心，即两先生好古之盛心也。刻书之功有与著述等者，其此类也夫。
〔《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论引书（四则）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用书意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史书下两曰字
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
〔《日知录》卷二十〕
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
陈 澧
说经之文与时文不同者，时文不能引书，说经之文则必须引书。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驯，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其法本不难知，今为初学者详述之：
一、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
一、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一、书之显赫者，但当举其书名，亦有当举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则当兼举其字，或号，或官，或谥。若其人其书皆不显赫，则举其名。此当斟酌于其间也。文字之内说古人，亦当斟酌。
一、所引之书，卷帙少而人皆熟习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或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一、引书数条，固当以时代先后为次第。然亦不可尽拘，有以此一说为主，以彼一说佐之者，有以此一说牵连彼一说而出之者，则当审其文义以定其次第也。
一、所引之书，其说甚长者，当择其要语，或不必直录其文而但浑括其意，如孔疏引郑注有云郑以为者，此亦引书之一法。
一、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者，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者矣。或其书难得，不能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不见此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若其书已亡，自当从他书转录，然亦必须注明所出之书也。
一、引书之后，继以自己之语，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如引书多，不每条如此，亦须斟酌文义，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
一、引前人之说而加以称赞，必须斟酌。如郑君、朱子之经注，许氏之《说文》，马、班之史书，何待称赞者。必须称赞，则其语须简而实，如以浮辞称赞则愚矣。
一、前人之说，有当辨驳者，必须斟酌语气。如郑君、朱子之书，亦岂能无误。但当辨析，不可诋。即辨析亦当存尊敬之心。如注《周礼》不从先郑之说者，但曰玄谓云云，此当奉以为法者也。若其人不必尊敬，其说又乖谬足以误人，则当正言斥驳，仍不可加以漫骂，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书皆无足轻重，则更不必辨驳矣。
〔《东塾未刊遗文》〕
商周铜器说（上下篇）
阮 元
上
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北宋后古铜器始多传录，钟鼎尊彝敦盘戈剑之属，古词古文，不可胜识。其见称于经传者，若汤之盘，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传于今。然则今之所传者，使古圣贤见之，安知不载入经传也？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问学，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与器皆不坠也。且世禄之家，其富贵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国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与力与礼与文于器之中，礼明而文达，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乱者，鲜矣。故穷而在下，则颜子箪瓢不为俭；贵而在上，则晋绛钟镈不为奢。此古圣王之大道，亦古圣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废，而梓人凫氏亦失传矣。故吾谓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
下
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鲁公有彝器之分，是也。有诸侯大夫朝享而赐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晋侯赐子产以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赂以重器者，齐侯赂晋以地而先以纪甗，鲁公贿晋卿以寿梦之鼎，郑赂晋以襄钟，齐人赂晋以宗器，陈侯赂郑以宗器，燕人赂齐以斝耳，徐人赂齐以甲父鼎，郑伯纳晋以钟镈，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为重器者，鲁取郓钟以为公盘，齐攻鲁以求岑鼎，是也。有为述德儆身之铭以为重器者，《祭统》述孔悝之铭，叔向述谗鼎之铭，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铭，史苏述商衰之铭，是也。有为自矜之铭以为重器者，礼至铭杀国子，季武子铭得齐兵，是也。有铸政令于鼎彝以为重器者，《司约》书约剂于宗彝，晋、郑铸刑书于刑鼎，是也。且有王纲废坠之时，以天子之社稷而与鼎器共存亡轻重者，武王迁商九鼎于雒，楚子问鼎于周，秦兴师临周求九鼎，是也。此周以前之说也。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故《说文·序》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数之，则有汉元鼎汾阴得宝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张敞辨之。永平六年，王雒出宝鼎。永元元年，窦宪上仲山甫鼎。吴赤乌十二年，宝鼎出临平湖，又出酃县。宋元嘉十三年，武昌县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阳获古鼎，有篆书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获古鼎，容斛七斗；七年，义阳郡鼎受一斛。皆献于朝。唐贞观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获古鼎，傍有铭刻。开元十年，获鼎，改河中府之县名宝鼎县；十二年，后土祠获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万年人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二十一年，眉州献宝鼎，重七百斤，有篆书。天宝元年，平凉获古馋鼎，献之。元和二年，诏以湖南所献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献古铜鼎，状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此自汉至唐之说也。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图》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庐江李伯时等三十余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见，余今所见之器，安知后之人能见否也？且又安知后千百年新出之器，为今所未见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后三者分别论之。
〔《揅经室三集》卷三〕
愙斋集古录序
罗振玉
予弱冠治金石文字之学，私以为金石文字者，古载籍之权舆也。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器文字，三古之载籍也。唐以前无雕板，而周秦两汉有金石刻，故周秦两汉之金石刻，雕板以前之载籍也。载籍愈远，传世愈罕，故古彝器之视碑板为尤重焉。
往尝与友人言古之典籍，掌之史氏，民间不获传流。孔子辙环列邦，观百二十国之宝书，乃修《春秋》。吾人对三代列邦古彝器，是不啻不下堂而观三古列国之宝书也。生三千年之后，而神游三千年以前，得据以补诗书之所遗佚，订许、郑诸儒之讹误，岂非至可快之事哉！
顾古彝器藏于好古而有力者，非人人所能尽睹。故许君序《说文解字》，言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而书中古文但据群经，非不欲并收彝器文字，不获遍览也。今则有传拓之法，有诸家箸录之本，视古人为便矣。而犹不能无憾焉者：箸录诸家或传模失真，点画讹舛，一也。见闻所限，蒐辑未备，二也。疏于鉴别，真赝杂糅，三也。昧于古文义例，考释或疏，四也。有斯四失，遂难依据。
往见吴子苾阁学捃古录，所收墨本多至千三百有奇。考释矜慎，模写不苟，几乎美备矣，而仍不免有点画之小讹，后世伪器偶有删之未尽者，盖甚矣兹事之难也。
子锐意收集古器墨本，汰伪存真，得二千余通，欲编辑为集古遗文。荏苒垂二十年，尚未克就，尝以为憾事。今年春，返国养疴，住沪江者月余。闻吴恒轩中丞所编《集古录》手稿二十余册尚在吴中，吾友张菊生侍郎将借付影印，为之惊喜。徒以衰病杜门，未获往观。比归东山寓居，而侍郎以书至，属为之序。始得见首册。据中丞自序言，所收诸器其数与《捃古录》相埒，而甄别精严，考释确当则过之。盖中丞于古文所谐至深，天资超绝。曩读所作《字说》，每为之解颐。盖我朝古金文之学，实至中丞而中兴也。今得菊生侍郎为之精印，视墨本不爽铢黍，有四喜而无四失，可谓尽美且善，无遗憾矣！异日书成，予亦将就行箧所储取斯篇所遗者编印，以为此书之续，俾三古载籍不至散亡，岂非艺林之至幸哉？
又闻庐江刘惠之部郎藏愙斋中丞手稿数册，乃专续子苾阁学《捃古录》者，侍郎盍亦精印与斯书并行，当亦宇内学者所欲争先睹者，爰书此以谇之，侍郎倘有意乎？丁巳八月三日永丰乡人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梦郼草堂。
〔《愙斋集古录》卷首〕
三代吉金文存序
罗振玉
往在海东，亡友王忠悫公从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学。予以古金文无目录，劝公编金文著录表。既竣事，公请继是当何作？予曰：前人考古彝器文字者，咸就一器为之考释，无会合传世古器文字分类考释之者。今宜为古金文通释，可约分四类：曰邦国，曰官氏，曰礼制，曰文字。试略举其凡：如古器所记国名，燕作匽、作郾，郑作，芮作内，祝作铸，滕作媵，薛作 ，莒作 ，苏作稣，邾作鼄，邶作北，与《左》、《国》诸书不同。又如官名，司空之作司工；女姓之任，本字作妊；隗，本字作媿；巳，本字作妃。又金文所载射礼，足考证《戴记》文字之繁变；通假正俗，多可订正许祭酒书。如是之类，姑略举可以隅反。公闻而欣然。方拟从事，乃遽应欧人之请，返沪江。公既归，遗书曰：金文通释之作，沈乙庵尚书闻之，亟盼其成。然沪上集书甚难，各家著录不易会合。与曩在大云书库中，左右采获，难易不啻霄壤。某意不如先将尊藏墨本，无论诸家著录与否，亟会为一书，而后为通释。即此一编求之，不烦他索，成书较易矣。予于时至韪公言，顾未几欧战起，战后海东疫作，家人多抱病，乃携家返津沽。人事牵阻，未及从事，而忠悫逝世，乙庵尚书又先委化。著述之兴，不复能自振。及移居辽东，闭门多暇，又以限于资力，始课儿子辈先将所藏金文之未见诸家即录者，编为《贞松堂集古遗文》，先后凡三编，夙诺仍未克践也。去年乙亥，马齿既已七十。慨念四十年辛苦所蒐集，良朋所属望，今我不作，来者其谁。乃努力将旧藏墨本及近十余年所增益，命儿子福颐分类督工写影。逾年乃竣，编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寄海东精印以偿夙志，而尚书与忠悫，刻已不及观成矣。至通释之作，不知炳烛余光，尚能继是而有成乎？是亦且委之不可知之数而已。抚今追昔，伤逝怀贤，揽素缀辞，曷胜凄感。丙子、重九。
〔《三代吉金文存》卷首〕
论碑版（二则）
以碑版考史传，往往牴牾，年月、官职、舆地，尤多异同。朱竹垞、钱竹汀，皆为专门之学，然不徒证史也。即以文字论，一朝总集，莫不取材于此。归安陆存斋观察辑《全唐文补遗》，余见其目，亦取诸石刻为多。近时畿辅辽金碑，先后出土，余欲辑金文以补张金吾之阙，又欲辑辽文。艺风以为先得我心，请割爱。余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也，遂辍业。唐《韩集》之《五箴》、《伯夷颂》，《柳集》之《永州八记》、《罗池庙碑》，宋之永叔、子瞻、刘贡父、蔡君谟，元之姚燧、黄溍、柳贯、干文传、朱德润诸家，皆有碑版传世。以校集本，亦莫不有异同。山川桥梁，孔子之宫，二氏之居，其兴造古刻，或为图经所不载。宋郑虎臣《吴都文粹》以地为断，其所采不皆吴人之作，余欲取乡先贤之无集传世者，或有集而散佚者，都其文为一编。若陆长源之《景昭法师碑》、《会善寺戒坛记》，顾少连之《少林寺厨库记》，孙翌、顾方肃所撰墓志，皆先哲遗文之仅存者也。钱竹汀举云居寺两诗，为《全唐诗》所未收，不知东南摹厓，唐人诗刻，可采者尚不少。宋元名家，如石湖、剑南、遗山诸诗，零玑碎璧，亦可补全集之遗。金石文字，有裨考古如此，岂得为玩物丧志哉。然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若明之弇山尚书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
撰书题额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氏，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更可以之补阙。郡邑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了于目验。关中碑志，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村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他处，其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闰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北朝造象寺记，可补《魏书·释老志》。《天玺纪功》、《天发神谶》之类，可补《符瑞志》。投龙、斋醮、五岳登封，可补《郊祀志》。汉之孔庙诸碑，魏之《受禅》、《尊号》，宋之道君《五礼》，可补《礼志》。唐之《令长新诫》，宋之《慎刑箴》、《戒石铭》，可补《刑法志》。古人诗集，凡有登览纪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题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据为实录。举一反三，饷遗靡尽。
〔《语石》卷六〕
金石萃编序
王 昶
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覈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瑰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欧、赵所采，止于五代，后之著录者取以为法焉。然欧公上至五代，仅及百年。《金石录》以刘跂作序之岁数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辽金迄今，至历五百余年之久，其未可引欧、赵之列，斤斤以五代为断明矣。且《宋》、《辽》、《金》三史，皆成于托克托之手，卒以时日迫促，载者有所弗详，重者有所未削，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可置而不录欤？古金石之书，具目录，疏年月，加考证焉尔。录全文者，惟洪氏《隶释》、《隶续》为然，而明都氏穆、近时吴氏玉搢等继之。然洪氏《隶书》之外，篆与行楷屏而不载。都氏止六十八通，吴氏止一百二十余通。爱博者颇以为憾焉。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澨，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以至往来青、徐、充、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盖得之之难如此。然方其从军于西南徼也，留书簏于京师，往往为人取去。又游宦辄数千百里，携以行，间有失者，失则复蒐罗以补之。其聚之之难又如此。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夫旧物难聚而易散也，后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伟怪丽之文销沉不见于世，不足以备通儒之采择，而经史之异同详略，无以参稽其得失，岂细故哉！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缺其漫漶陊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间见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多有古文别体，摹其点画，加以训释。自唐以后，隶体无足异者，仍以楷书写定。凡额之题字，阴之题名，两侧之题识，胥详载而不敢以遗。碑制之长短宽博，则取汉建初虑俿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焉。至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前贤所未及，始援据故籍，益以鄙见，各为按语，总成书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编》。呜呼！余之为此，前后垂五十年矣。海内博学多闻之彦，相与摩挲，参订者不下二十余人，咸以为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然天下之宝，日出不穷，其藏于嗜古博物之家，余固无由尽睹，而丛祠破冢，继自今为田父野老所获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为我续之已矣。
嘉庆十年仲秋，青浦王昶书，时年八十有二。
〔《金石萃编》卷首〕
金石续编跋
陆增祥
古人事迹，史不悉载，赖金石以传之。金有时毁，石有时泐，赖墨本以传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何定，赖箸录以传之。箸录之家，本朝极盛，荟萃成书，奚啻百数，有限以时代者：
翁氏《两汉金石志》，严氏《汉金石例》，申氏《涵真阁汉碑文字跋》，范氏《分隶偶存》，王氏《汉隶拾遗》，某氏《隶释》、《再续》、《三》、《四续》，孙氏《三国六朝金石记》。
有限以一省者：
孙氏《京畿金石考》，樊氏《畿辅古石刻》，毕氏《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翁氏《江右金石记》、《粤东金石略》，阮氏《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记》，黄氏《中州金石考》，严氏《五陵金石志》，朱氏《雍氏金石记》，杜氏《越中金石记》，谢氏《粤西金石略》，朱氏《安徽金石志》，某氏《汴中金石录》，某氏《湖北金石存佚考》，某氏《两湘金石志》，刘氏《三巴孴古志》。
有限以一省并限以时代者：
黄氏《关中隋唐石刻补遗》。
有限以一郡者：
严氏《江宁金石志》，李氏《括苍金石志》，丁氏《武林金石录》，某氏《济南金石志》，沈氏《常山贞石志》。
有限以一邑者：
叶氏《嵩阳石刻记》，朱氏《济宁金石志》，段氏《益都金石志》、《武功金石志》，武氏《偃师金石遗文记》、《安阳金石志》，钱氏《嘉定金石志》，袁氏《河内金石志》，赵氏《泾县金石文钞》，王氏《沧州金石志》。
有限以域外者：
李氏《罗丽琳琅考》，赵氏《海东金石存》，韩氏《海东金石存考》，潘氏《东嬴贞石志》。
有限以名山者：
严氏《五岳贞珉考》，某氏《七星岩志》，翁氏《九曜石志》，某氏《龙门山金石志》，王氏《浯溪考》，某氏《浯溪新志》。
有限以一人者：
严氏《平原石迹表》。
有限以一碑者：
顾氏《石经考》，万氏《石经考》，杭氏《石经考异》，胡氏《禊帖综闻》。
有别以体者：
严氏《金石类签》，黄氏《古志石华》。
有叙以表者：
曹氏《金石表》。
有绘以图者：
褚氏、牛氏《金石经眼录》、《金石图》，冯氏《金石索》。
其上追秦汉，下逮辽金，近自里闾，远讫海外，综括而考证之者，亦不下数十家。或宗欧、赵之例，著目录，加跋尾：
钱氏《潜研堂金石录目》、《金石文跋尾》，武氏《授堂金石跋》、《读史金石集目》，邵氏《方舆金石碑目》，孙氏《寰宇访碑录》，严氏《知白斋金石文跋尾》，赵氏《竹崦盦金石目录》，王氏《竹云题跋》，某氏《金石评林》，某氏《金石小笺》。
或宗洪氏之例，具载全文：
顾氏《金石文字记》，林氏《来斋金石考》，李氏《观妙斋金石文考略》，陈氏《金石遗文录》，叶氏《金石文随录》，王氏《金石萃编》，孙氏《平津馆金石萃编》，某氏《石迹记》，吴氏《金石存》，来氏《金石备考》，梁氏《金石记》，汪氏《古石琅玕》，周氏《云烟过眼录》，黄氏《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江氏《金石今有录》，洪氏《平津读碑记》，宗氏《留云盦金石审》。
或勘前人之讹：
钱氏《校金石录记》。
或补前人之不足：
叶氏《续金石录》，刘氏《金石续录》，钱氏《金石后录》，叶氏《金石录补》，潘氏《金石文字记补遗》，吴氏《筠清馆金石记》，瞿氏《古泉山馆金石文编》，顾氏《补寰宇访碑录》。
或未获读其书，或且并未知有其书，而嗜古博物之家，探奇搜秘，未必尽加甄录。甄录矣，未必成书。书成矣，未必尽刊。则虽希有之品，终焉湮没不传而已。顾书亦未必尽传于世，传于世亦未必尽足征信，富于摭拾。故物久亡索，记者懵焉；域于闻见，远访无资，爱博者悕焉；疏于援据，稽古者病焉；失于审择，别伪者嗤焉。是故王氏《萃编》一书，实为宇宙之钜观，古今之杰构。故其自序云：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焉。而后之踵而起者，冀以弥缝其阙，则有如吴氏之《筠清馆金石记》、瞿氏之《古泉山馆金石文编》以及先生之是书也。吴氏蒐罗最富，《萃编》外，多至二千六百余通，后人不能守其书，道州何氏得之矣。瞿氏考核最精，跋语多者至千数百余言，原书已付劫灰，传钞之本，曩一见于潘氏，近闻不知所在矣。而先生是书，得以后人之克守前芬，刊行于世，先生之幸也，亦王氏之幸也，即古人之幸也。抑更有奢望者，本朝金石之学，远轶前代，倘得聚百余家已刊未刊之书，统数千百年之遗文妙迹，芟其繁复，剔其讹谬，覈其异同，判其真赝，集其大成，而汇泐一编，永传千古，则书之传者益传，不传者亦传。其书传，其人传，即偶得一二希有之品者，亦且附之以传，而史册所不传之古人，亦罔弗赖是以传。将王氏所谓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者，其在此而不在彼也，不诚天下后世之大幸也哉！顾非大有学而大有力者，其能与于此哉！
同治戊辰十月后学增祥谨跋。
〔《金石续编》卷首〕
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马 衡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
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遗文也。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确之印象者，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皆有意识之作品也。
由上所言，既名金石学，而范围乃不仅限于金石者何欤？盖有故焉。试先述其名称之由来及学科成立之概况。
商周之时，所谓金石者，皆指乐器而言，非今之所谓金石也。其以金与石并举，而略同于今之定义者，盖自秦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群臣奏议及始皇二世诏书，多曰金石刻，或曰金石刻辞。其意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后世称此类刻辞，谓之金石文字，或竞简称为金石。
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昔傅山问阎若璩：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举七事以答之。王鸣盛为钱大昕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续举十一事。李遇孙辑《金石学录》，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史》、《汉》以及《唐》、《五代》者，并阎氏、王氏所举者计之，亦不过四十余事。此四十余事中，不皆属于考证。其有可以订讹补阙者，亦皆一鳞片甲，不能成家。有宋一代，始有专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
宋以来之为此学者，大致分为二类。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不论其为金为玉，不论其有无文字，凡属三代秦汉之器物，皆供赏玩者是也。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不论其物质之为何，苟有镌刻之文字，皆见采录者是也。故此二者之范围，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甓之属。至于今日，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滋多，殷虚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物质名称虽不足以赅之，而确为此学范围以内所当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
〔《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上》〕
名原叙
孙诒让
汝南许君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为本，无形可象，则指事为之。逮后孳乳寖多，而六书大备。今《说文》九千文，则以秦篆为正，其所录古文，盖捃拾漆书经典及鼎彝款识为之。籀文则出于《史篇》。要皆周以后文字也。仓沮旧文，虽杂厕其间，而叵复识别。况自黄帝以迄于秦，更历八代，积年数千，王者之兴，必有所因于故名，亦必有所作于新名，新故相袭，变易孳益，巧历不能计，又孰从而稽覈之乎？
自宋以来，彝器文间出，考释家或据以补正许书之讹阙。迩年又有龟甲文出土，尤简省奇诡，间有原始象形字，或定为商时契刻，然亦三代瑑迹尔。余少嗜读金文，近又获是龟甲文，咸有录，每惜仓沮旧文不可复睹，窃思以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迹，上推书契之初轨，沉思博览，时获确证。聚栝论之：书契初兴，形必至简。逮其后品物众而情伪滋，简将不周于用，则增益分析而渐繁。其最后文极而敝，苟趣急就，则弥务省多，故复减损而反诸简。其更迭嬗易之为，率本于自然。而或厌同嗜异，或袭非成是，积久承用，皆为科律，故历年益远，则讹变益众。而李斯之作小篆，废古籀，尤为文字之大厄。盖秦汉间诸儒，传读经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忞为文，与寍形近，而《书·大诰》曰寍考、寍王、前寍人、寍武，则皆文之讹也。古文有载市即礼之爵韠，又有 字，当为爵帛本字。而毛《诗·丝衣》曰載弁俅俅，載则、 之假也。庸，古文作，与 偏旁相涉，而《左传》说成王赐鲁土田倍 ，倍 则附庸之讹也。《书》、《诗》传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于张苍，大毛公当六国时前于李斯，伏固秦博士，张则柱下史，咸逮见李斯者。三君所传，尚不无舛驳。斯之学识，度未作远过三君，而乃奋臆制作，徇俗蔑古，其违失仓史之旨，宁足责邪？
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抵象形字与画缋通，随体诘诎，讹变最多；指事字次之；会意形声字，则子母相检，沿讹颇鲜，而与转注相互，为例又至广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许氏偶失之，故不胜枚举；而假借依声托事，则尤茫无涯涘矣。今略摭金文、龟甲文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楬其歧异以箸省变之原。而会聚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约举辜较，不能备也。世变方亟，兹学几绝，所金石瑑刻，日出不穷，仓沮旧迹，傥重见于人间，后之治古文奇字者，执吾说以求之，其于造作书契之微旨，或得冥符于万一尔。光绪乙巳十一月。
〔《籀庼述林》卷五〕
契文举例叙
孙诒让
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契之正字为栔，许君训为刻，盖锓刻竹木以箸法数，斯谓之栔。契者，其同声假借字也。《诗·大雅·绵》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公训契为开，开、刻义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龟甲者，《周礼》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又云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师。杜子春云：契，谓契龟之凿也，亦举《绵》诗以证义。郑君则谓：契，即《士丧礼》之楚焞所用灼龟也。综觏杜、郑之义，知开龟有金契，有木契。杜据金契用以钻凿，郑据木契用以然灼，二者盖同名异物。金契，即刻书之刀凿。将卜开甲俾易兆，卜竟纪事以征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诗》、《礼》所述，义据焯然。商周以降，文字繁孳。竹帛漆墨，日趋简易，而栔刻之文，犹承用不废。汉承秦燔之后，所存古文旧籍，如《淹中古经》、《西州剩简》，皆漆书也。汲冢《竹书》出晋太康初，亦复如是。然则栔刻文字，自汉时已罕觏，迄今数千年，人间殆绝矣。迩年河南汤阴古羑里城揞土得古龟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刘君《铁云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传于世，刘君定为殷人刀笔书。余谓《考工记》筑氏为削，郑君训为书刀。刀笔书，即栔刻文字也。甲文既出于刀笔，故庯峭古劲，觚折浑成，恍若读古史手札，唯瑑画纤细，拓墨漫漶，既不易辨仞，甲片又率烂阙，文义断续不属。刘本无释文，苦不能鬯读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后，赏鉴家所橥楬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确信。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始得此册，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緟者参互审绎，乃略通其文字，大致与金文相近，篆画尤简省，形声多不具。又象形字颇多，不能尽识。所称人名号未有谥法，而多以甲乙为纪，皆在周以前之证。羑里于殷属王畿，于周为卫地。据《周书·世俘》篇，殷时已有卫国，故甲文亦有商、周、卫诸文，以相推譣，知必出于商周之间。刘君所定为不诬。至其以 为子，以 为系，间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后，斯则不然。夫《史籀》十五篇，不必皆其自作。犹之许书九千字，虽为秦篆，而承用仓沮旧文者十几七八，斯固不足以献疑尔。甲文多纪卜事，一甲或数段，纵横反正、交错纠互无定例，盖卜官子弟应时记识以备官成，本无雅辞奥义，要远古栔刻遗文，藉存辜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灭为足宝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抑余更有举证者，《尚书·洪范》原本雒书，汉刘子骏、班孟坚旧说，咸谓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极六十五字，为雒水所出龟书，禹得之以为九畴。马、郑所论略同，后儒疑信参半，遂滋异议，顾彪、刘焯、刘炫、孔颖达之伦虽依用刘、班，犹致疑于字数繁简之间。今所见龟文残版，径一二寸者，刻字辄数十，计元龟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雒水龟书，殆亦犹是。盖本邃古之遗文，贤达宝传，刻箸龟甲，用代简毕，大禹浮雒，适尔得之。要其事实不过如此。自纬候以为神龟负书，文瑑天成。后儒矜饰符瑞，遂若天玺神谶，祥符天书，同兹诬诞，实则契龟削甲，古所恒觏，不足异也。此似足证经义，辄附记之，以谂学者。光绪甲辰十一月，籀 居士书。
〔《籀庼述林》卷五〕
殷商贞卜文字考序
罗振玉
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汤阴发见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翌年，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顾行箧无藏书，第就《周礼》、《史记》所载，略加考证而已。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嗣南朔奔走，五六年来，都不复寓目。去岁东友林学士泰辅始为详考，揭之《史学杂志》，且远道邮示，援据赅博，足补正予向序之疏略。然尚有怀疑不能决者，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其地为武乙之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乃亟写寄林君，且以诒当世考古之士。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与讨论为憾事也。宣统二年，岁在庚戌，仲夏，上虞罗振玉记。
〔《殷商贞卜文字考》卷首〕
殷虚书契前编序
罗振玉
光绪二十有五年，岁在己亥，实为洹阳出龟之年。予时春秋三十有四，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盖彼时年力壮盛，谓岁月方久长，又所学未邃，且三千年之奇迹，当与海内方闻硕学共论定之；意斯书既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者，为之考释阐明之，固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顾先后数年间，仅孙仲容徵君诒让作《契文举例》，此外无闻焉。仲容固深于《仓》、《雅》、《周官》之学者，然所为举例，则未能阐发宏旨，予至是始有自任意。岁丁未，备官中朝，曹务清简，退食之暇，辄披览墨本及予所藏龟，于向之蓄疑不能遽通者，谛审既久，渐能寻绎其义。顾性复懒散，未及笺记。宣统改元之二年，东友林君泰辅寄其所为考至，则视孙徵君举例，秩然有条理。并投书质疑，爰就予所已知者，为《贞卜文字考》以答之。已而渐觉其一二违失，于旧所知外，亦别有启发，则以所见较博于畴昔故。于是始恍然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今出世逾十年，世人尚未知贵重，不汲汲蒐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矧所见未博，考释亦讵可自信？由此观之，则蒐求之视考释，为尤急矣。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遣人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寒夜拥炉，手加毡墨，拟先编墨本为《殷虚书契前编》，《考释》为《后编》。并谋投劾去官，买地洹阳，终我天年，以竞此志。乃逾年冬而国难作，避地浮海，将辛苦累蓄之三千年骨与甲者，郑重载入行笈，而展转运输及税吏检察，损坏者十已五六。幸其尤殊者，墨本尚存。乃以一岁之力，编为《前编》八卷，付工精印；其未及施墨者，异日当辑为《续编》，而《后编》亦将次写定。呜呼！丧乱以来，忽已匝岁。神州荒翳，文献荡然。天既出神物于斯文垂丧之时，而予仓皇编辑，须鬓日改，犬马之齿亦既四十有七，上距己亥，已阅十有四年，买地洹阳之愿既虚，茫茫斯世，谁复有读吾书者？亦且抱此遗文，以自慰藉而已。岁在壬子，十二月。
〔《殷虚书契前编》卷首〕
殷虚书契考释序
罗振玉
予既编印《殷虚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既竞，书其端曰：予读《诗》、《书》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征。殷商文献之无征，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予从事稍久，乃知兹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书》，旁揽《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六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太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与此异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之所未知。此可资考订者一也。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三曰祀礼。商之祀礼，夐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祡 ；牢鬯之数，一依卜定。王宾之语，为洛诰所基；骍牡之荐，非镐京始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爽者，则依爽名。又大事贞龟，余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载《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 非奭。鸟鸣之字，从鸡非鸟。佳、鸟不分，子、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同乎古文。古文之真，间存今隶。如此之类，未遑偻数。此可资考订者六也。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脩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贤。它山攻错，跂予望之！甲寅，十二月。
〔《殷虚书契考释》卷首〕
殷虚书契考释序
商遗先生《殷虚书契考释》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间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虚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而淹中五十六卷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已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功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出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将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 ”作“序”，以“袗”为“袀”，“文人”之作“寍人”，“大邑”之书“天邑”，古今异文而同缪，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束，今之存者，《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颇异古文，随疑分释，徒存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颇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顾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概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赢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征，史佚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者哉！殷虚书契者，殷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刻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幸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虚。先生既网罗以归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观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由是太乙卜丙，正传写之讹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奭之名，槱燎薶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于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征于商邑。凡诸放逸，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之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弘道惟人，终伫召陵之说。后有作者，视此知津。甲寅冬。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殷虚书契考释后序
王国维
余为商遗先生书《殷虚考释》竟，作而叹曰：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盖不在考释下。即以考释言，其有功于经史诸学者，盖不让于小学。以小学言，其有功于篆文者，亦不让于古文。然以考释之根柢在文字，书契之文字为古文，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顺康之间，昆山顾亭林先生实始为《说文》、音韵之学。《说文》之学，至金坛段氏而洞其奥。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诂训之学大明，使世无所谓古文者，谓小学至此观止焉可矣。古文之学，萌芽于乾嘉之际，其时大师宿儒，或殂谢，或笃老，未遑从事斯业。仪征一书，亦第祖述宋人，略加铨次而已。而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习旧艺者，辄以古文所托者高，知之者鲜，利荆棘之未开，谓鬼魅之易画，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惮。至庄葆琛、龚定盦、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近惟瑞安孙氏，颇守矩矱；吴县吴氏，独具县解。顾未有创通条例，开发奥窔，如段君之于《说文》，戴、段、王、郝诸君之于声音训诂者。余尝恨以段君之邃于文字而不及多见古文，以吴君之才识不后于段君而累于一官，不获如段君之优游寿考以竟其学，遂使我朝古文之学不能与诂训、《说文》、古韵三者方驾，岂不惜哉！先生早岁即治文字故训，继乃博综群籍，多识古器，其才与识固段、吴二君之俦。至于从容问学，厌饫坟典，则吴君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而此书契文字者，又段、吴二君之所不及见也。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诂训、《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搉细目。窃叹先生此书，铨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阙、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甲寅冬。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
王国维
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刊书之家约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笃古。若近世吴县之黄、长塘之鲍、虞山之张、金山之钱，可谓好事者矣。若阳湖孙氏、钱唐卢氏，可谓笃古者矣。然此诸氏者，皆生国家全盛之日，物力饶裕，士大夫又崇尚学术，诸氏或席丰厚，或居官师之位，有所凭藉，其事业未可云卓绝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之存亡为己责，蒐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尝譬之为人臣者，当无事之世，事圣明之主，虽有贤者，当官守法而已。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学术亦然。孙、卢诸氏之于刊书，譬之人臣当官守法而已，至于神物之出，不与世相应，天既出之，固不忍听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节宏略，乃出于其间，亦以学术存亡之所系，等于人纪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先生校刊之书，多至数百种，于其殊尤者皆有叙录，戊午夏日，集为二卷，别行于世。案先生之书，其有功学术最大者，曰《殷虚书契前后编》，曰《流沙坠简》，曰《鸣沙石室古佚书》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四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之所出。其余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间世之神物，而大都出于先生之世。顾其初出，举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传之者，鉴于事之艰钜，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未必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或有时而毁，是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思所以寿此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虚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资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知天生神物，复生先生于是时，固有非偶然者，《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而其志与勤，世殆鲜知之。故书以为之序，使世人知先生所以成就此业者，固天之所启，而非好事者及寻常笃古者所能比也。戊午六月。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库书楼记
王国维
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顾殷虚甲骨，当其初出世，已视为骨董之一，土人仍岁所掘，率得善价以去，幸无毁弃者。而西垂简牍卷轴，外人至不远数万里，历寒暑、冒艰险以出之，其保藏之法尤备。独内阁文书，除宋元刊写本书籍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十三年之间，几毁者再而卒获全者，虽曰人事，盖亦有天意焉。案内阁典籍厅大库为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朱谕、敕谕，内外臣工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今之内阁，自明永乐至于国朝雍正，历两朝十有五帝，实为万几百度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所缴之敕书、批折，胥奉储于此，盖兼宋时宫中之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时南皮张文襄公方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阁中所藏四朝书籍设学部京师图书馆，其案卷则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已得俞旨矣，适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偶抽一束观之，则管制府幹贞督漕时奏折；又取观他束，则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请于文襄，罢焚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其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辛壬以后，学部后楼及南学之藏又移于午门楼上，所谓历史博物馆者。越十年，馆中资费绌，无以给升斗，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其数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圆，时辛酉冬日也。壬戌二月，参事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偿之，称贷京津间，得银万三千圆，遂以易之。于是，此九千袋十五万斤之文书卒归于参事，参事将筑库书楼以储之，而嘱余为之记。余谓此书濒毁者再，而参事再存之，其事不可谓不偶然，固非参事能存之也。国朝祖宗圣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声名文物之盛，先正谟远猷之富，与夫元明以来史事之至赜至隐，固万万无亡理。天特假手于参事以存之耳。然非笃于好古如参事者，又乌足以与于斯役也。参事夙以收藏雄海内，其天津之嘉乐里第，有殷时甲骨数万枚、古器物数千品、魏晋以降碑志数十石、金石拓本及经籍各数万种，实三古文化学术之渊薮。今者又得此大库之书，宸翰之楼，大云之库与斯楼鼎峙北海滨。世有张茂先，必将见有庆云休气发于汉津箕斗之间，而三垣十二次无不浴其光景者，何其祎欤！虽然，参事固不徒以收藏名家者也，其于所得之殷虚文字，固已编之、印之、考之、释之，其他若流沙坠简，若鸣沙石室古佚书等凡数千种，先后继出。传古之功，求之古今人，未见其比。今兹所得，又将以十年之力检校编录，而择其尤重要者次第印行，其事诚至艰且钜。然以前事征之，余信参事之必能办此也。其诸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举斯楼之藏，还之天府，以备石室金匮之储，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余又信参事之必有乐乎此也。然则斯书之归参事，盖犹非参事之志欤？壬戌七月。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印行四部丛刊缘起及例言
乾嘉以来，黄尧圃、孙伯渊、顾涧、张古余、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余，古拙终有不及。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达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师图书馆之书，则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图书馆所藏，则光绪末年丰润忠愍端方总督两江时购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者，其中亦多宋元旧本。商之齐镇岩抚部耀琳，饬司馆书者悉选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馆印出。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为孙氏平津馆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同时，嘉兴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宁邓正盦编修邦述、独山莫楚生观察棠、新建夏剑丞观察敬观皆与其事，展转商定。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余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今以余撰例言录存于此，以纪书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仓学佺有言：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至于儒家，独付阙如，诚为恨事。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二公锐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涵芬楼广收善本，海内贤达，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辞力小任重之讥，毅然图始。区区之意，学者谅之。汇刻群书，先宜决择。是编衡量古今，勘酌去取，几经详审，始得成书。盖于存古之中，兼寓读书之法，不仅如顾千里所云，丛书之意在网罗散佚而已。
明世汇刻，如祁承 《澹生堂余苑》、吴琯《古今逸史》，莫不标异名称，强分种类。如经余、史余、合志、分志等目，终非簿录之恒言，难作刊书之典要。今依张海鹏《墨海金壶》、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之例，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其次第则依《四库全书》。《四库》分类，时有失当。兹不复有所出入，从人人习见也。左圭《百川学海》，别分卷帙。毛晋《津逮秘书》，强立集名。颇涉于纷歧，难于检阅。夫汇刻群书，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无义例，今所不取。
古书纪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孙从添《藏书纪要》亦郑重言之。其后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诸人，尤龂龂于此致辨。近日杨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钞本书，每种刻二三叶为《留真谱》，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椠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编窃师其意，悉从原书影印，一存虎贲中郎之意，一免鲁鱼三写之讹。即影印缩小，取便巾箱，必将原版大小宽狭，准工部尺，详载卷首，以存古书真面。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礼》，改小原书；黎庶昌《古佚丛书》摹刻杜工部《草堂诗笺》，移动行款。兹编幸无此弊，识者鉴之。
兹编于宋元明初旧刻书，有名家影写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书，实非浅鲜，今悉附卷后为校勘记。或有朱墨两笔校者，则用套版印法，偶录一二部，以存其真。
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兹编止择其急要者登之。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经苑》，清有《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书，久已家藏户遍，兹恐挂一漏万，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汉魏六朝，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元、白、温、李、皮、陆，宋之欧、梅、苏、黄、王、曾、朱、陆、陈、叶、范、陆、真、魏，金之遗山，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宋、刘、阳明、归、唐，或诗或文或理学，支分派别，门户高张。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余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后七子，大都声气标榜，名实乖违，收不胜收，悉从割爱。
算学、兵书、医经，在古人为专门之学，在今日有专科之书。作者层出不穷，后来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为学者导源星宿之资，亦兼取其文辞典奥瑰奇者，足以沾溉学林。采录虽简，引伸无穷，虽非窥豹全斑，要可尝鼎一脔，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类书中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诗》，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别印单行，兹编概不阑入。
史部艺文、经籍诸志，以及古今官私书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学术，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拟汇集诸家藏书记、目、题、跋之属，别为一编印行，故兹于书目不录一部。金石一类，亦同此意。
古书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李善之注《文选》，古今能有几家。兹编所录各部，如非宋元以前旧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轻用。
宋元旧刻，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颣，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昔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明人翻宋岳珂九经中三礼，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细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传之书，赖有元明人翻本，转出南宋本之上者。若仅以时代先后论，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有鉴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书无论刻本、钞本，虽大体完善，短叶缺文每不能免。今兹所采，多系旧本。影印之际，不加参订。则郭公、夏五，千载滋疑。学者读之，不无遗憾。故影印一书，必罗致数本，此残彼足，互借补全。若数本俱缺，无可取证者，则传信传疑，未敢妄作。尚希读者鉴及微忱。
明祁承 《藏书约》论鉴书云：垂于古而不可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曰亡而曰佚者，子也。曰广而日益者，集也。谅哉言乎！兹编所录，集部较多。初本断自朱明，不涉近代。继思有清一朝文学，实后进之津梁。张文襄有言：读书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即以国朝著述名家为师。兹之采及近人，亦犹文襄意也。
引取诸本，出于借印者，谨援汉人刻名碑阴之例，著藏者姓氏于目下及本书之首，以不没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后涵芬楼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书家善本书，此次已搜罗殆遍。惟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为最著名之书。当日杨致堂河帅以增得之，以四经四史名其斋，可知其珍袭之甚。公子协卿太史绍和、公孙凤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书籍，闭庋阁中，久无人过问。故此编所采四部善本，独不及杨氏之藏。又日本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费不赀，故不能多借。彼国《支那学报》载有神田喜一郎、武内彦雄二君评论，所举彼国旧本及指摘目载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窍。余亦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风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挟成见，先尽涵芬楼所藏，虽有善者，不愿借印。故此书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实非余满志踌躇之事。今录日本神田武内评论此书者附著于后，亦足见彼国人之深入汉学，在吾国今日殊罕见也。（日本人论文从略）
〔《书林余话》卷下〕
印行四部丛刊启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景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搜揽，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比《四部丛刊》之刻，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钜观，书林之创举矣！ 缕陈之，有七善焉。汇刻群书，昉于南宋，后世踵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浏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矣。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矣。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矣。雕板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其善五矣。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小大不齐，缥缃异色，以之插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精雅。其善六矣。夫书贵流通，流通之机，在于廉价。此书搜罗宏富，计卷逾万，而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籍廉至倍蓰，即较市上新版，亦减之再三。复行预约之法，分期交付，既可出书迅速，使读者先观为快，亦便分年纳价，使购者举重若轻。其善七矣。自古艺林学海，奚止充栋汗牛，今兹所收，不无遗漏，假以岁月，更当择要嗣刊。至于别裁伪体，妙选佳椠，亦既盱衡时世之所宜、屡访通人而是正，未尝率尔以操觚，差可求谅于当世。邦人君子，或欲坐拥书城，或拟宏开邑馆，依此取求，庶有当焉。
〔《四部丛刊书录》卷首〕
四部丛刊刊成记
张元济
《四部丛刊》始于己未，越今乃溃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当兹神州多故，国学寖微之日，名山之藏不翼而至，微言大义继续之机，翳于是赖。岂惟敝馆感气求声应之雅，而永矢勿谖也哉！汇刻之旨，见于启事，详于例言，不烦再述。惟史部目载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集部目载《章实斋遗书》、《苕溪渔隐丛话》，今皆未印，而增入《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揅经室全集》、《唐诗纪事》，缘徐氏《通鉴》不如毕本之详，涵芬所藏手稿，取对富阳夏氏刊本，亦无大异；实斋之书，近乌程刘氏已为锓梓；《渔隐丛话》不如《唐诗纪事》之难得也。诸书版本，亦与前目略有变通，要皆后胜于前。如：经部《礼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说文系传》初用祁氏刊本，今用影宋钞本；《玉篇》初用钞本，今用元本。史部《资治通鉴释文》初用十万卷楼本，今用宋本；《大唐西域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子部《韩非子》初用明本，今用黄荛圃校影宋钞本；《脉经》初用明本，今用元本；《翻译名义集》初用元本，今用宋本。集部《杜工部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宋本；《皎然白莲禅月三集》初用汲古阁本，今用影宋明钞本；《广成集》初用钞本，今用明正统道藏本；《东坡集》初用明本，今诗文两集均用宋本；《后山集》初用钞本，今用高丽活字本；《盘洲集》初用洪氏刊本，今用影宋钞本；《鹤山集》初用安氏活字本，今用宋本；《范德机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影元钞本；《文选》初用明本，今用宋本；《乐府雅词》初用《词学丛书》本，今用鲍渌饮校本；《花庵词选》初用汲古阁本，今用万历仿宋本。又如《丁卯诗集》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拟用明金兰馆活字本，《皇元风雅》拟用元梅溪书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种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故《丁卯集》易以影宋钞本，《石湖集》易以爱汝堂本，《皇元风雅》易以高丽十二卷本。目载沈宝砚校本《南华真经》，套印后，见宋刊与沈校有异同，乃录为札记，附于卷后，不复用朱墨套印。更若《方望溪》之改用戴刻，《汪容甫》之加入遗诗，《茗柯》、《定盦》亦均有补篇，此非喜为更张也。书囊无底，善本难穷，随时搜访，不敢自足。敝馆区区苦心，其诸君子所不鄙弃者欤！书名卷数及惠假善本诸家姓氏，并详书录。
〔《涉园序跋集录》〕
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
张元济
是书经始于己未，蒇事于壬戌。出版以来，谬承士林推重。丙寅初冬，乃有重印之举，亦越三载，复观厥成，部别类居，悉仍旧贯。惟景印伊始，事属草创，或悬格以求而书不可得，有既得者而又不尽如我之所期。大辂椎轮，殊未惬当，今之所成，稍弥前憾。综兹数事，可略言焉。辑印初意，惟求善本，比岁涵芬楼续收之书，不下数十万卷。藏弆之家，声应气求，时复以秘笈相饷，所得见珍，不惮更易。如《孝经》前用影宋钞本，今改宋本；《说文系传通释》前用述古堂影宋钞本，今后十一卷改配宋本；《吴越春秋》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弘治本；《越绝书》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双柏堂本；《金匮要略》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嘉靖本；《鬼谷子》前用清乾隆石研斋本，《云笈七签》前用明清真馆本，今均改道藏本；《寒山子诗》前用高丽本，今改景宋刻本；《岑嘉州诗》前用明正德本，今改正德济南足本；《陆宣公翰苑集》前用明不负堂本，《小畜集》前用经堂钞本，《盘洲文集》前用影宋钞本，《古文苑》前用明成化本，今均改宋本；《渊颖吴先生文集》前用明嘉靖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前用影元钞本，今均改元本；《西昆酬唱集》前用旧钞本，今改明嘉靖本；《王阳明集》前用明崇祯《集要》本，今改用明隆庆刻《王文成公全书》；又《蔡中郎文集》前用明华氏活字本，今辨为覆刻，已改原本。凡诸改易，悉皆后胜于前。惟《有学集》前用康熙甲辰刊本，中有数卷杂入金匮山房重订者，今悉改用原本；《唐文粹》前用元刊，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焴刊本，而补以宋本之校勘。此属于版本之变更者也。古籍传世辽远，断简阙文，短篇欠叶，恒所不免。至于序跋，详载镌印源流，言簿录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书，必罗致多本，参考互证。挹彼注兹，藉得补正。《管子》原阙《重令》篇一叶，今补全。《白虎通德论》今改用初印元本，增目后第四叶。《李贺歌诗篇》无《外集》，今补以宋本。《权载之文集》、《李卫公文集》，今各补佚文若干首。《元氏长庆集》卷十阙第五、六叶，今据宋本补。《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一阙七十三行，今据锡山华氏活字本补。《李义山文集》卷一遗四百余字，今据徐氏《笺注》本补。《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五叶后有所残阙，今据灵石杨氏本补《阳曲令周君墓表》半首。《有学集》据金匮山房重订本补诗文百余首。《抱经堂文集》卷三十三据别本补《卢雅雨墓志铭》一首。《唐诗纪事》卷三十八、《诗话总龟》卷二十均有阙叶，今各补完。他若《春秋经传集解》之杜预前后序，《春秋繁露》之楼郁序，《释名》之吕柟序，《说文系传通释》之尤袤跋，《广韵》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牒，陆法言《切韵·序》，郭知玄《拾遗·序》，孙 《唐韵·序》，《通鉴纪事本末》之赵与序，《大唐西域记》之敬播序，《黄帝内经》之顾从德跋，《注解伤寒论》之高保衡等进书序、治平二年牒、仲景自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宇文虚中跋，《论衡》之杨文昌序，《酉阳杂俎》之邓复、赵琦美、周登、二无名氏序，《冲虚至德真经》之张湛序、刘向上奏表，《杨盈川集》之皇甫汸序，《骆宾王文集》之郗云卿序，《曲江张先生文集》之苏后序，《元次山文集》之李商隐后序，《白莲集》之孙光宪序，《河东先生集》之张景序，《小畜外集》之苏颂序，《直讲李先生文集》之祖无择序、自序、《祠堂记》、《奏词》、《墓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之杨云翼引，《松雪斋文集》之杨载行状，《静修先生文集》之李谦序，《高太史大全集》之三自序，《凫藻集》之郑颙跋，《敬业堂诗集》之唐孙华序，漏略虽出原本，究为全书之玷，今复广蒐旧刊，旁考他籍，为之裒辑，俾成完璧。此属于卷叶之增补者也。鲁鱼亥豕，自古已然。即在旧椠，非无讹夺，初印诸书，附校勘者仅若干种。既成之后，偶遇名家精校，复为迻录，如《山海经》得黄荛圃校本，《元氏长庆集》得钱牧斋校本，《唐文粹》得江铁君、顾千里校宋本，均经掇拾，附载卷末。又如《张说之文集》、《权载之文集》、《吕和叔文集》、《李卫公文集》、《唐甫里先生文集》、《小畜集》、《盘洲文集》、《渊颖吴先生文集》、《金华黄先生文集》、《东维子文集》、《有学集》，或根据旧刻，或钩稽众本，或参以己见，辨别异同，辑为校记。即初印诸书，曾经校勘者，亦必反复研求。偶有纰缪，悉加是正。此则敝馆同人所愿竭其区区之忱，以为读者土壤细流之助，而又欿然不敢自信者也。全书版式装置，悉循曩例，惟因上文所举三者之故，卷帙稍赢于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册。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写宋本十三，影写元本四，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丽旧刻本七，释道藏本四，余亦皆为明清佳刻，具载书录。前后三年，从事斯役者：绍兴樊君炳清，吴县姜君殿扬，闽县林君志烜，海盐张君元炘，昆山胡君文楷，奉贤庄君羲，海盐沈君瑞河，昆山孙君义，平湖丁君英桂，夙夜辛勤，克尽厥职，谊得附书。
〔《涉园序跋集录》〕
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张元济
昔司马温公尝言：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章实斋又言：《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尝以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由是言之，为学不可不读史，尤不可不读正史。
正史汇刻之存于今者，有汲古阁之十七史，有南、北监之二十一史，有武英殿之二十四史。南监本多出宋元旧椠，汲古开雕，亦称随遇宋版精本考校，然今皆不易致。北监本校勘未精，讹舛弥甚，且多不知妄改，昔人久有定评。其为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数十年来，重梓者有新会陈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局儳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图书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书局本，有竹简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后继起，流行尤广。
惟是殿本校刻，虽号精审，而天禄琳琅之珍秘，内阁大库之丛残，史部美不胜收，当日均未及蒐讨，仅仅两《汉》、《三国》、《晋》、《隋》五史，依据宋元旧刻，余则惟有明两监之是赖。迁《史》、《集解》、《正义》多所芟节，《四库提要》罗列数十条，谓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泽王本具存，无由知其妄删。然何以不加辑补？琅邪章怀两《汉》旧注，殿本脱漏数字乃至数百字不等。宋嘉祐时校刊七史，奉命诸臣，刘、范、曾、王皆绩学之士，篇末所疏疑义，备极审慎，殿本留贻，不逮其半，实则淳化、景祐之古本，绍兴、眉山之覆刻，尚存天壤，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则检稽之略也。
《后汉续志》别于范书，殿本既信为司马彪所撰，而卷首又称刘昭《补志》，且并为百二十卷，厕八志于纪、传之间。国志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综为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数，又仍各为起讫。其他大题小题之尽废旧式者，更无论矣。是则修订之歧也。
薛氏《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及其他各书，卷数具载原稿，乃锓版之时，悉予刊落，后人欲考其由来，辄苦无从循溯。又诸史均附考证，而《明史》独否，虽乾隆四十二年有考覈添修之诏，而进呈正本，迄末刊布，且纪、志、表之百十六卷，犹从盖阙。是则纂辑之疏也。
蜀臣关羽，传自陈寿，忽于千数百年后，强代秉笔，追谥忠义。薛《史》指斥契丹，如“戎王”、“戎首”、“狁”、“贼寇”、“伪命”、“犯阙”、“编发”、“犬羊”等语，何嫌何疑，概为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先成本纪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传六十三，目录二。翌年续成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又六，厘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见于李善长之表，再见于宋濂之记。殿本则取先后成书之数，并为一谈。李表既非原文，宋记复失存录。是则删窜之误也。
南齐、巴州之志，桂阳、始兴二王之传，蜀刻大字曾无阙文。果肯访求，何难拾补？然此犹可曰孤本罕见也。宋孝宗之纪、田况之传，至正初刊，均未残佚，而可以一则窜合二字，充以他叶；一则脱去全叶，文理不贯！然此犹可曰初版难求也。《金史·礼仪志》、《太宗诸子传》，初印凡阙二叶，嗣已出内府藏本校补矣。而后出之本，一乃补自他书，一仍空留素纸。其他少则一二句，多至数行数十行，脱简遗文，指不胜屈。犹不止此，阙文之外，更有复叶，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纪》、《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纪》是。复叶之外，更有错简，如《元史》卷五十三之《历志》是。此则当日校刻诸臣，不能辞其粗忽之咎者也。
长沙叶焕彬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虽舛错疏遗，仍所难免。而书贵初刻，洵足以补殿本之罅漏。诵校粗毕，因付商务印书馆，用摄影法覆印行世。缩损版式，冀便巾箱。真面未失，无虑尘叶。或为有志乙部者之一助欤！
〔《涉园序跋集录》〕
鸣沙石室佚书序
罗振玉
距晋太康初纪汲郡出《竹书》之年，又千七百余载，为光绪之季岁，海内再见古遗宝焉：一曰殷虚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简轴。洹阳所出，我得其十九。既已毡拓之，编类之，考证之。虽举世尚未知重，而吾则怏然自足，一若天特为我出之者。鸣沙之藏，则石室甫开，缥缃已散。我国人士，初且未知。宣统改元，伯希和博士始为予言之。既就观目录，复示以行笈所携。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亟求写形，遽承许诺。后先三载，次第邮致，则斯编所载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毕。爰书其端曰：予于斯编之成，欣戚交并，有不能已于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数且倍之。即时会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则大卜所掌，若诏予以典守；荒裔宝藏，亦并世而重开。此可欣者一也。厘冢简册，载以数车。而诸家写定，仅得七十五篇。今则简册盈千，卷帙逾万。兹编所刊，千不逮一，数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启，遗书西迈。东土人士，末由沾溉。博士念我所自出，亟许以传写。一言之诺，三岁不渝。邮使屡通，异书荐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驱，伯氏继武，故英伦所藏，殆逾万轴；法京所弆，数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欧归，为言诸国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英伦古简。法儒沙畹，考释已竟，行将刊布。其余卷轴，检理未完，刊行无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轴取携之余，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学部，移牍甘陇。乃当道惜金，濡滞未决。予时备官大学，护陕甘总督者，适为毛实君方伯庆蕃，予之姻旧；总监督刘幼云京卿廷琛，与同乡里。与议购存大学，既有成说，学部争之。比既运京，复经盗窃，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归诸京师图书馆。及整比既终，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千卷者，等于沦胥。回忆当时，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翦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伧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与伯君订约写影，初冀合力，已乃无助。予为浭阳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谓前约已定，义不可爽，因慨任所费。然时公已罢职，力实未逮。沪上书估某，适游京师，予为构合偿忠敏金，约以估任剞劂，予任考订。顾时逾数年，未出一纸。乃复由予赎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呜呼！天不出神物于乾嘉隆盛之时，而见于国势凌迟之日，今且赤县崩沦，礼亡乐，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顾汲汲为此，急若捕亡。揆以时势，无乃至愚。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夺。此编既成，将如孔鲋所谓藏之以待其求，无宁守之以慰幽独。苟天不使我馁死海外，尚多移书博士，更求写影。节啬衣食之资，赓续印行，以偿夙愿。知我笑我，非所计也。癸丑九月。
〔《鸣沙石室佚书》卷首〕
流沙坠简序
罗振玉
光绪戊申，子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犹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右。顾厘冢遗书，亡于今文之写定；楚丘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刻，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澌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竞。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递迁，证许洨长之说。此又名物艺事，考镜所资。如斯之类，偻指莫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衢术。僧虔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与编摩。蠡测管窥，裨补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博士与王君先后作述之初心也。爰弁简端，用诏来学。甲寅正月。
〔《流沙坠简》卷首〕
敦煌劫余录序
陈 垣
《敦煌劫余录》十四帙，著录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中有缺号，有一号裂为二三轴者，均于检目注明之），今藏北平图书馆，原出敦煌县南四十里之千佛洞。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是时雕版尚未大兴，书皆缮写，周隋而后，造象之风寝杀，信佛者又以写经为功德，故佛经写本之传布特多。宋王明清《挥麈录》载雍熙初王延德使高昌，见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又有敕书楼，藏唐太宗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诸地，宋初韫藏文物尚富，且不止释典一门。《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稍稍流布，时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宣统二年，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残卷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即今所著录者是也。顾何以十之九为佛经？则以国人研究古物，祇能于有文字处求之，其无文字而为图像器物之属，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汉文而为中亚古代语言，亦不贵也。国人所贵者，汉文古写本，然汉文古写本为人所同贵，故佛经以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遗者，又沿途为黠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祇此也。
民国初元，予至北平，颇震惊八千轴之数，冀于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尝就方家胡同图书馆检其目录，惜当时所写定者仅二千余号，以未窥全豹为憾，得“宇”字五十六号摩尼教经，以为瑰宝矣。
十一年春，予兼长馆事，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乃与君约，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予被推为采访部长，佥拟征集公私所藏，汇为一目。登报匝月，应者寥寥。予遂先就馆中录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原号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起止者，每轴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稿成，名曰《敦煌劫余录》，未及刊行，会又停顿。
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予乃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又越年余，今始写定。
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经入馆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今第十四帙中俟考诸经即此类。第十四帙中并有续考诸经，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并依编入。予于此录，始终碌碌，因人成事而已。回忆壬戌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中华民国十九年春分日，圆菴居士陈垣序于北平丰盛胡同之励耘书屋。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
王重民
1959年，是敦煌遗书发现的六十周年，有人想作纪念论文，来纪念这一中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大发见和这一发见所给予近代和现代科学研究上的影响，那是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可惜没有完成。（1957年日本的汉学家曾有人以敦煌遗书发见五十年的命题来做纪念论文，但那意味着斯坦因盗经的五十年，那是我们极力反对的。）现在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出版，基本上总汇了关于敦煌遗书的最好最重要的目录，因此，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六十年来所编制的所有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做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从有关目录中反映出敦煌遗书的大概数量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总目索引》和其他相关的目录来进一步做敦煌学的研究，并促进它的发展。
敦煌遗书在1899年发现以后，在1907—908年间，先后被英、法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所盗劫，1910年清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来北京，在押运途中和抵北京以后又遭到官僚地主分子李盛铎等人的盗窃，这些，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为本书写的《叙例》已经做了说明。现在还可以稍稍补充一点的是：（一）斯坦因所盗劫的总数据他自己的自供是九千种，那便是翟理斯所编以汉文卷子为主的目录内所包括的六九八○个卷子和小册子，内有约五十多个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纥、于阗等文的卷子，另外还有两千多个卷轴的西藏文写本和绢本、纸本的刺绣、绘画等美术品。西藏文写本前藏印度总督府的图书馆内，今不知在何处。美术品约五百多件，分藏不列颠博物院和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院，有1931年魏礼合编的《斯坦因盗画目录》。（二）伯希和盗劫的详确数目不很清楚，大约不少于五千件。我所编的以汉文卷子为主的目录内包括着二千五百多个卷子、版画叶和小册子，和大约一百来个梵文、藏文、粟特、回纥、子阗文的卷子。另外还有一大批西藏文卷子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大量的绢本、纸本的刺绣、刺画、绘画等美术品分藏卢佛尔宫和纪梅博物馆。美术品还没有一个总目录，其西藏文卷子已有拉卢编的《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第一册，1939；第二册，1950）。这两册共著录了一二八二个西藏文卷子，第三册现正准备出版，其总数可能接近或稍稍超过二千卷。（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已经超过一万卷，其中有极少数是梵文和藏文的写本，绝大多数是佛经，其次是道经。在过去五十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开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又入藏了一定数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卷子和变文的卷子，最近又入藏了斯坦因全部汉文卷子的显微胶片，还有旧有的斯坦因、伯希和劫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部书照片和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和古逸佛经道经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佛教道教史料等照片。所以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照片、显微胶片等，已经超过了全部敦煌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研究敦煌学的最重要的基地了。
按照一般的参考使用来说，上述三个部分中的汉文卷子是最重要的，也是一般科学研究工作者所最重视的。但由于过去没有目录，或者没有较完备的目录，一般科学工作者都有心知其重要而莫由知其底蕴的感叹。后来有了外国人所编的目录的片段或译本，但又有记载不够翔实，反映不够全面，惴惴然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忧虑。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积累了五十多年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由我们自己的专家编成的，里面所包括的四种目录（一、《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二、《斯坦因劫经录》，三、《伯希和劫经录》，四、《敦煌遗书散录》）的编制都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达到了今天的水平的。虽说还有不少的缺点，它的特征是反映着敦煌遗书发见后六十年来第一部完整的总目录，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编成的。现在结合着敦煌遗书的整理、各种目录的编制和北京图书馆现有敦煌遗书照片、显微胶片的摄制，作一历史的系统的叙述，对于读者利用这部《总目索引》，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丰富资料，以开展敦煌学和有关一切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史的研究，是有极现实极重要的意义的。这就是我写这篇后记的目的。现在分述如下：
一、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斯坦因劫经自1909年铜闭在不列颠博物院的东方部，很少向外流通。1919年才由翟理斯管理并着手编目，但由于他有意识的不让外人——尤其是中国人阅览，从此我们越没有方法知其内容，只有望洋兴叹了。1923年《国学季刊》一卷一期发表了罗福苌编的《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乃是根据法国人转录本和在展览厅展出的一小部分卷子记录下来的，其不完全可知。从此以后的将近四十年中间，只有向达先生在1936－1937年间，在翟理斯百般刁难的困难情况下，看到了四九六个卷子，编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图书季刊》新一卷四期，1939；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三联书店印本，195～239页），这虽说是一小部分，但从此我们有了一小部分的正确目录。直到1954年不列颠博物院把所藏全部敦煌卷子摄成显微胶片，公开售卖，我中国科学院才得到一份，刘铭恕先生就是在1957年根据显微胶片，在几个月的时间以内编成的。
1959年，当刘铭恕先生编的目录已经排好版、制好纸型的时候，我们才见到1957年伦敦出版的翟理斯《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当时有一些人还没有比较刘《录》和翟《目》，从直觉里发生出了这样的感觉：一位外国很著名的汉学家费了三十八年的精力所编成的目录，一定要比我们一位不很知名的壮年学者（刘铭恕先生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馆员）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所编成的目录要好得多。这种看法可能是含有旧思想的根源，但主要是由于没有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有一些缺点，翟理斯的《目录》也有他的优点，可是只要做一点点的实际比较研究，就能看出还是刘《录》比较正确，而且对于我们也是比较适用的。
翟理斯的《目录》（以后简称翟《目》）比刘《录》是有一些优点的：第一，翟理斯是根据原卷著录的，在卷背、卷头、卷尾往往有一些用淡墨抄写的文件，或极其短小的文件，可能被摄制显微胶片的人所遗落，或拍摄的不够清楚，那就不但给刘铭恕先生造成一些编目上的困难，可能还有极少数的文件由于胶片上遗落而没有著录。第二，刘铭恕先生不懂中古时代在西域流行的各种语言文字，把那五十来卷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纥、于阗等文统称之为“西域文书”，而翟理斯则一一指实著录。第三，翟理斯在三十八年中间用力最勤的是把失去首尾经题的佛经残卷，凡有品名的大致拟定了经题，把一些失名经卷都编在所考定的各经之后，称为“不能按卷数排列”。刘《录》在这些地方统以不知名的佛经残卷目之，我们当然知道他非不能也，是由于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不可能也，但比较起来这究竟是一个缺点。
但刘《录》这些缺点，对我们说来不是很重要的，而他的优点则是极其有用的。所以在下面要对于刘《录》的优点做进一步的说明。
刘《录》在一些重要卷子的著录下面，使用了三种说明方式，以表达出那些卷子的内容和特征。第一，题记。即照录卷尾抄写人、校勘人、施舍人的题记年月等。第二，本文。凡简短的重要史料、契约、文告、诗词等都迻写出来，供读者参考使用。第三，说明。凡是需要解释，或需要用其他文献证明才能反映该卷特征的地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有的还引用了相关的参考资料，或由编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对读者有用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翟《目》和刘《录》最大的区别：翟《目》是按照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所偏重的问题反映卷子特征的，而刘《录》则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比如说对建立历史科学的需要）来提供资料的。
我们对于经史子集四部书和一切有关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的需要是比较的普遍些，迫切些，凡在这些地方，刘《录》比翟《目》反映的也就比较着重一些，而且其中的多数也比较正确一些。兹就我浏览所及，举出两家目录中的一些现实例证。如《古文尚书》的《大禹谟》（S.五七四五），《春秋左氏传》的残片（S.六○七○），《文子》残卷（S.二五○六），翟《目》都不知道是什么书，刘《录》却都正确地著录出来。又如王羲之的《 书论》（S.二一四、三二八七，据《沙州志》残文），唐玄宗的《加应道尊号大赦文》（S.四四六，据《全唐文》卷三十九），刘《录》都有凭有据地把它们的书名题目著录出来，翟《目》著录前者称为一篇短记和一断片的诗，著录后者则列入不知名道经，并且说里面有一个标题是“至道冀凭”（这可能是把大赦文读错了句）。在这些地方，显而易见的刘《录》是比翟《目》要正确一些，也深入一些的。至于刘《录》在说明中所提供的参考资料，更显示出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非有广博的浏览和深邃的修养是做不出来的。如在《太公家教》（S.四七九）下，刘《录》引了《殊域周咨录》，指出据“安南国传所言，明季安南尚通行此书”，这就使我旧日所考的在元明两代，在黄河长江流域，《太公家教》的流传逐渐被《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而在中国的北方和东北方，不但照旧流行，还翻译成了女直文、朝鲜文和满文（《太公家教考》，见《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刘《录》这一新的补充，更完备地反映了《太公家教》在我们的邻国所发生的作用，使我们对《太公家教》的历史作用知道的更为全面。又如在《随身宝》（S.五七五五）下，刘《录》据《大元通制条格》卷五传习差误条，引用“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这使我们知道《随身宝》这一类的农村读物，从唐末到五代两宋，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很通行的，在元代虽说遭到了粗暴的禁止，这一方面反映《随身宝》在元代仍然继续流行，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时常企图用政治力量禁约对他们不利而在人民大众中间还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读物，总是达不到他们的主观愿望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向达先生在四川就购到一册叙府文盛堂出版的《人生必读随身宝》（“人生必读”四字双行刻，应该是《随身宝》的副书题），也叫《当家书》，又叫《新增礼仪杂字》，是用七字句和三三七句的格式连串家常日用杂字的。这部《随身宝》和敦煌本的内容虽说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但它们的沿革变化、目的和意义是有着历史的联系的。这给我们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村文化教育和农民所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只有当发现了正确的历史文献做说明，才越能反映出这类敦煌遗书的重要意义。刘《录》在这些地方是作了一些较好的工作的。我们目录工作者对自己所著录的图书对象，揭露到如何程度，正确到如何程度，全看谁的学识比较广博，谁的修养比较深邃，所揭露的图书内容和所反映的图书性质就比较正确。目录学家不能博通到无所不知，对于各种学术、各类书籍来说，还是各有专长的。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卷目当中，翟《目》也有胜过刘《录》的地方。但那是比较偶然的。如S.五七三七号卷子的著录，刘《录》说“残存二十二行，言何日何时行灸，并灸某处，避免刺伤人神”，在这样的认识下拟名为《灸经》。翟《目》则看做是医学上用的卜筮书，分入了卜筮类。刘《录》偏重在医（针灸），翟《目》偏重在卜，谁对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一类书认识修养较深，谁所侧重的就自然接近正确。依我看来，翟《目》所反映的意义是较好的。又S.六二六一号卷子有图有说，所包括的故事有掘地得札，掘地得人，掘地得狗等，翟《目》定为瑞应图，刘《录》定为《白泽精话图》，这在敦煌遗书内都有依据，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只要就掘地所得的那些东西去推测，好像都没有什么瑞应，而觉得刘《录》的说法是较长的。这样的判断不一定对，但我敢于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的原因，是由于我对于此道有一段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稍稍尝到了其中的一点甘苦，不过想就自己所尝到的一点甘苦，说明敦煌写本书的目录工作是有它的特征和困难，希望做编目工作的人和使用目录的人，都应该虚心地互相体谅，更多多搜集有关的参考资料，正确地说明某些写本的书名、性质和内容，为促进与提高敦煌学的研究而共同努力。
我还想在此谈一谈失掉前后经题的佛经道经著录问题，这因为在中国是有较长较好的经验的。如前所述，翟理斯所完成的工作是较好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兹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例，翟《目》著录了有经题卷数可考的五七一卷，没有经题卷数（即他所称为不能按卷数排列）的一六八卷。这一六八卷在刘《录》内大概都简单地题为佛经，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S.一九九卷（这里所举的例子在翟《目》内都是考定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的），刘《录》题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又S.一○五五、S.一二五一、S.一五七六三卷，刘《录》并题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S.一五七六卷翟《目》已指出并不十分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相符合，但卷子的外面错误地题上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S.二一一一卷，刘《录》是按“是学一切智经”的经题著录，他又加说明云：是卷首尾缺损，经名系卷末，后人所题；又S.二九二，刘《录》题为“佛十力十八不共法”，翟《目》则在著录为《大般若波罗蜜经》以后，还定为第7世纪早期的写本。但这就提出问题来了，第7世纪早期即600—625年，那时候玄奘还未出国取经，就是把年度放宽，说是指的600—650年，玄奘返国才不过四五年，《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是还没有译出的，那能有第7世纪早期的写本呢？刘《录》所题的“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固然不见经传，但这些都能使读者怀疑S.二九二卷不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卷。这六处不同的著录，究竟是不是如翟《目》所考定的都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卷，或者如刘《录》所考定的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其他什么经，只要取出原卷（或胶片）和现存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文校对核实一下，就能得到正确的解决。（S.六三六九刘《录》著录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一十四”，翟《目》没有排列在卷二一四的地方，而编入“不能按卷数排列”，应该是技术上的疏忽。）像在这样的问题中，都充满着编目者实践工作中的甘苦，只有更踏实地去阅读、审查残卷中的文字，更勤恳地核对现存图书的内容，才能使敦煌遗书目录益臻完善。
总之，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著录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最好、最合乎我们实用的一部目录。当然，如果有人能够直接使用翟《目》，也就能得到一些启发和补充，那是更好不过的。
二、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伯希和盗劫的二千五百多个汉文卷子中，四部书的比重和史料价值都比较大、比较高，所以在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以内，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目录最引人注意。伯希和回到法国以后，便先把他盗去赃物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二○○○三五一一号，又四五○○—四五二一号），这部目录很快的就传播开来，—在我国曾有两次译本。一是罗福苌译的《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二—○○○三五一一号），1923年曾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登出了前七○○号（二○○○—二七○○号）。1932年又有陆翔的译本（是二○○○—三五一号），刊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六号和八卷一号（1933—1934）。罗译本过于简略，陆译本竭力译出了伯希和的原文原意，还附加了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是我们参考巴黎残卷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是伯希和编的原目有三个缺点，经过翻译又产生了一个翻译上的缺点，这就给读者的使用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损失。
伯希和原目的三个缺点是：第一，他的编目工作很潦草，表现出一些极不负责的态度。众所周知，敦煌卷子的多数是两面都有文字的，又有一些卷子是很长的，伯希和往往为了避免卷舒或钞写的麻烦，有一些是看前不看后，这就把一些损失前题但还有后题的经卷按照失名佛经著录了；有的看正面不看反面，或者看了反面，而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在他的目录之内。这都是做编目工作的人不应该有的事情。第二，伯希和虽说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制的，其中一些对于我们说来是极重要的卷子，在他的目录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能够把书名正确的反映出来。第三，他仅编成了二○○○三五一一号，又四五○○—四五二一号的目录，其余还有将近一千卷的汉文卷子在他家里存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编出目录来。由于上述的三个缺点，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面，使人没有方法一窥巴黎部分的整个内容，更谈不到全部利用了。
我在讲翻译上的缺点的时候，应该首先指明，陆翔先生的翻译是极其忠实、极其条畅的，我的意思是说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就一定会带来翻译上的缺点，即如陆译本是那样的忠实，那样的条畅，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读者使用，也曾发现出了一些翻译上的问题。现在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法文actes一字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的戏剧的一幕，一是公文契约的意思。我们知道敦煌遗书内很多经济史料，其中各种性质的买卖、借贷、雇佣等契约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卷子，伯希和有时简单的用了actes一字，陆译本都译做戏剧，这就给研究唐五代戏剧的人制造了虚幻和烦恼，而使研究经济史的人失去了宝贵的资料。像这样的故事是在翻译上很难避免的，现在如果有人翻译翟理斯的《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必然也会产生相类似的缺点的。我所以屡次阐明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和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对于我们是最好、最适用的目录，用不着翻译，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如果说还有一些优点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克服了伯希和的三个缺点。第一，我补编了三五一二—四○九九号、四五二二—五○四三号和五五二三—五五七九号将近一千个卷子（中间还稍有缺号），使伯希和盗走全部汉文卷子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第二，伯希和旧目的缺点，如著前不著后，著正面不著反面的小品，以及对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没有正确反映出来，我都作了补充和改正。第三，凡经我考订过的四部书残卷，大致都用现行本校对过，除注明原卷的残阙情况，还就现行本注明了篇章和卷数。第四，凡同一书的写本包括着几卷，同一卷的写本裂为几段的，经常是分号著录而且相距很远，其中已经我发现的，都互相注明，这就不但把正面所写的同一部书可以互相连贯起来，而背后所抄写的各种短小的文件，也往往可以拼合起来。第五，凡写经题记及应加的必要说明我都在注文内作了简要的记述。我在编辑这部目录的时候，本想把五六十年来考订各个卷子的有关论文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凡有影印本排印本的卷子，都注明校印过程和出版年月，以便参考。但这一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在目录内也就都删而未载，但比起伯希和的原目和各种译本，就比较的翔实可靠多多了。
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收归北京图书馆的八六七九卷敦煌遗书是编目工作进行得最早、最好的一部分，并且在参考阅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很多心血换取来的。
当这八六七九卷写经由学部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时候，在1911—1912年间，就编出了一个草目，两千多卷的详目和一部《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1922年又由陈援菴先生（由俞泽箴协助）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并详细地纪录下了编目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料。1924年，援菴先生始仿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排比编次成为现在的《敦煌劫余录》（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本）。总目内依佛经种次汇编了这八六七九卷写经，排成目次，并在每经下记出每一经所有卷子的数目。正录内把依总目著录的卷子数目，依佛经目次，先记每卷的起讫（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次记纸数、行数及品次，并在附记内迻录题记，兼记卷子的残缺情况。凡十三帙，著录了佛经、律、论、杂文三九六种，道经九种，摩尼教经一种，都八五二七卷。第十四帙为“续考诸经”八六种，为周叔迦先生从失名诸经中继续考出者。又有“俟考诸经”六六种，今又由叔迦先生考出了三种（详后）。这样的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两个《劫经录》所能比拟的。阐述至此，就益使我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帝国主义分子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行，因而造成科学研究上无法补偿的损失。试想斯坦因、伯希和盗劫的两部分如果都归了京师图书馆，我们不但早已编成了极其详确的统一目录，而那些宝贵资料在科学研究上所发挥的伟大作用就更不可想象了。
1929年京师图书馆改组合并成为北京图书馆，成立了写经组，由胡鸣盛、许国霖二先生重编了供阅览使用的目录，并且又从未登记的残卷中选出了一一九二种。同时许国霖先生另外编成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年铅印本）一书，从九八七一卷中辑出了四百多条写经题记，又钞出了其中卷背、卷尾及个别卷子中的变文、偈、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文献。这些东西是读者所最需要的。许国霖先生这部辑录和刘铭恕先生及我在两种《劫经录》的题记、本文、说明中所反映的，其资料范围是一致的，用意也是相同的。
由于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目录已经有了这样好的目录基础，所以《总目索引》内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编得就简略了一些。当然在《简目》内如果把《敦煌劫余录》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内所载的一些题记和相关资料，分别编入各该卷子的下面，对读者是会有一些方便的。（不看原卷而硬拼，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现在虽说没有那样做，但《敦煌劫余录》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都是流通很广的书，由读者自己去找，还是不太困难的。
《敦煌劫余录》的编制虽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失题的佛经残卷考证出来的经名也最多，但我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周叔迦先生在“续考诸经”的基础上，不但又从“俟考诸经”中考出了三种，并就全录做了新的考查，考出了其中有差误的五二种。那些差误多发生在著录上的含糊，没有追查到底。如众律的残卷，《敦煌劫余录》432～433页统以“戒律”著录，叔迦先生考出其中有律名者二六种；又《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敦煌是有多种的，《劫余录》435～437页统称为《瑜伽师地论》而没有把注解的名称举出来；叔迦先生又考出其中有原名者一一种。这都是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中最困难而又是应该逐渐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叔迦先生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四、《敦煌遗书散录》。这里所汇辑的十九种散录，包括着两种类型的目录。一是公私收藏的十四种小目录，也就是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来的一些小收藏者的目录。一是五个专科目录，是从所有敦煌遗书中就编者所能见到的有关卷子而编成的专科目录。这就说明了汇辑这十九个散录的目的：一是尽可能地著录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所散开的敦煌遗书；一是不但因为这些专科目录内都包含着少数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外的遗书，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类的专科目录都很有用，代表着敦煌遗书目录将来发展的新方向之一。
这里所汇辑的十四种公私收藏敦煌遗书的小目录都是流散在国内和日本的。（欧美遗有一点，但为数极少。）在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来的大约有三千来卷，其具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一）是在1899－1910年中间流散在敦煌附近而为本地方的官僚地主和当时在甘肃、新疆做地方官的人所得。（二）是1910年运来北京，被以李盛铎为首的一些官僚所盗窃的。（三）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后，曾经几次在吐鲁番地方所发现的。另外还有极少数是被无耻的官僚地主嗜利之徒所伪造的。大概可以这样说，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中都没有伪造的，凡是伪品都在这三千散卷中。在散录内已有一些经过了专家的鉴定，也有的还没有指出来，如所谓开元写本《鹖冠子》据专家说也是伪造的（我还没有看到原卷）。
在散录中的十四个公私收藏的小目录共著录了一一九九个卷子，其中三分之二在日本，三分之一在国内。这是由于日本的调查工作较好，其实在建国以前，那大约三千卷的散卷，至少有接近两千来卷的数量是在国内流动着的。（流到日本和欧美私人手中的约一千卷。）只有在建国以后，在国内流动的这两千来个卷子，才逐渐收入或捐入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如上述十四个散录内所著录的一一九九个卷子，就至少有四百卷归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图书馆；没有目录的一千八百多卷，也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数量归入了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据现在所知，归入北京图书馆的约一千二百卷，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文管会的各约一百卷。（敦煌研究所所藏多系新发见的，未计入。）这样看来，到今天为止，在市面上流动的至多不过五百卷了。这五百卷的敦煌遗书，我相信，在最短时期内，也会逐渐归入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内的。所以几年以后，三个主要部分以外的三千卷，就会由各个收藏机关编出目录，也就更有条件汇编成为一个总的目录了。
敦煌遗书目录中的专科目录是集中反映遗书中各类书籍的专门目录，这类目录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编出的不在少数，在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敦煌遗书的被劫散，又被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所锢闭，就很难编出较好、较完备的专科目录，所以只选了上述五种，藉以指出一个新的方向。
清学部把劫余的敦煌遗书移交京师图书馆后，就有我国佛学专家李翊灼先生从中选出了一五九种古逸经，编成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疑伪外道目录》附，古学汇刊印本）。这一目录打开了研究敦煌佛经的门径。随后，日本的佛教团体和佛学专家就在这一目录的指导意义下，利用伦敦、巴黎和日本国内收藏家所藏的敦煌遗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校订出了二百种以上的古逸经和疑似经，在1924—1928年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八十五卷内，给佛藏注入了新的资料，引起了佛学研究者极大的注意。但由于那时候目录的条件还不够好，不能事先把北京、伦敦、巴黎三个主要部分的佛经做一次汇编和比较工作，准备择善而从，或互相校补，致使校印出来的那二百多种的古逸经和疑似经，有的缺头少尾（一卷的），有的缺前卷少后卷（多卷的），至于复本的文字校勘，那就做得更不够了，而且还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兹依散录第十六《敦煌所出古逸经疑似经目录》，也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的目录中举例：第二种是根据P.二一三二和二一七三号卷子校录的《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二卷（唐道氤撰），可是第十种根据P.二三三○号卷子校录的《金刚般若经疏》，就在道氤的《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的上卷中。当我检查P.二三三○原卷时，看到原卷没有前后经题，才恍然《金刚般若经疏》的名字是校录大藏经的人所加的，他所以要加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名字，就是由于他不知道P.二三三○残卷就是《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以致弄出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现在关于敦煌遗书的各种目录编制出版的已经不少了，最后又有了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关于敦煌遗书的影印本校印本已经不少了，最近又有了斯坦因劫经的全部显微胶片和若干卷子的照片，归入北京图书馆。为了使敦煌遗书的目录工作更深入，更正确，我们许许多多爱好敦煌学研究的人，现在都有了机会来参加这一工作。如上面举的P.二三三○号卷子，凡是看过大藏经校录本的人都有机会校正那样的严重错误。现在我觉着可以这样地说，敦煌遗书目录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我们伟大富强的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流通古代文化典籍的方针政策下，我们已经开始分门别类的校印敦煌遗书中的经济史料、文学史料（如变文、曲子词等）、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写本以及佛经道经的古逸本等等。我们虽说已经基本上把敦煌遗书中的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说全部比较重要的资料，都已经掌握在北京图书馆之内，我们还必须考虑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某些失败中的经验教训，还要继续把全部目录的工作做好，把分门别类的专科目录也做好，才能俯瞰全局，或力求全面，或撷取某些门类中的菁华，到那时，方可随机应手，为所欲为，把我们对于敦煌遗书研究的新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
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陈援菴先生为首的一些爱国的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组成了敦煌经籍辑存会，对帝国主义分子盗劫我国敦煌遗书的悲愤痛恨之余，拟合群策群力，调查征集，作“有系统之整理”，并编出一部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在这一组织和思想的号召下，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首先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见《国立博物馆丛刊》第一、二、三期，1926－1927）。我们现在的条件和那个时候比较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有党的关怀，有政府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又有老一辈人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新发展。所以商务印书馆的这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编辑与出版，是总结了过去五六十年所积累的总成就，代表着敦煌遗书目录到今天为止的成长点，是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是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意义的。商务印书馆的《叙例》说：“在没有更好地统一目录以前，这部目录对科学研究工作会担负着很大的责任，而且也是能尽它的一定责任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当195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和出版这部《总目索引》的时候，我估计在最近五年或十年以内，将是一部参考敦煌遗书的最好、最有用的目录，因为那时候我推想，在五年或十年以后，就能编出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目录的。现在看来，我那样的估计是过于急性了一点，就是从现在起恐怕十年之内，还是不容易编出那样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目录的。所以现在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出版，在最近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确是为科学研究工作者负着很大的责任，读者应当在信服的使用这部《总目索引》的同时，还应该提出其中的问题，一方面准备修改，一方面也就是为准备完成那部新的、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总目录而努力！1961年11月11日记。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