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Franke）教授近在普鲁士学术研究院发表了两篇关于李贽的论文。第一篇是李贽的生活和他的思想（Li Tschi，柏林，1938，共62页）；第二篇叙述李贽和利玛窦的交往（Li Tschi und Matteo Ricci，柏林，1939，共24页）。
在第一篇里，福氏起始说朱熹一派的儒家思想支配了元明清三代，它支配的力量在它后来枯僵的状态里并没有消谢。但是在明代中叶，对于这儒家的正统起了一种反动，也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的生机。这反动是王阳明和他的学派。这学派成为极端化的代表人是李贽（3~13页），随即叙述李贽的生活（14~30页）、李贽的著作（31~41页）、李贽的思想（41页以后）。关于李贽的生活，福氏根据袁中道的《李温陵传》和吴虞的《李卓吾别传》；关于李贽的著作，福氏加以论述的多半是从《四库存目》里译出来的；至于李贽的思想，则取自《焚书》。福氏身在德国，深以材料缺乏为憾，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要求一种深入而广博的研究。但其中有些精辟的见解，这每每是外国学者的独到之处，很可以供本国学者参考。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很难固定的，或贬为左道异端，或尊为一代奇才，他的意义是以时代精神的不同为转移。福氏却以他历史学者的看法，给李贽一个透彻的评判。他说：“李贽是一个战士。所以他的议论本质上都是消极的；他没有新的认识论的思想，没有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却要扫除一些事物，把另一些已经在目前的事物来代替它，或者至少是放在那陈腐的事物的一旁。李贽攻击儒家的信条，最初是和王阳明与他的门徒们所做过的一样，攻击朱熹与他的学派所组成的信条，但随后是攻击儒家一般……”这个评论是很公允的；我们读李贽的著作，实在觉得有些驳杂，甚至有些乌烟瘴气，难得清理出一个明晰的系统，但是把这些云雾拨开，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的战士的面目。就如李贽的《藏书》，把许多历史上的人物重新评价；他在《纪传目录论》里说，一般“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是一个有战斗性的思想家的独特精神。在历史上这样的思想家每每只是摧毁一些已经腐败或是空虚了的建筑，至于摧毁后怎样再建设一座新的楼台，就不是他所能顾到的了。
在这篇论文的末尾福氏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值得研究这类问题的人的注意的。他说：“历史常常演一出奇剧。当在中国为思想自由而战斗的思想家努力摆脱儒家系统的枷锁，而儒家势力只依靠国家的威权来维持时，这系统在西洋却引起许多伟大思想家的赞叹。莱布尼茨（Leibniz）和沃尔夫（Wolff）、服尔德（Voltaire）和克斯奈（Quesnay）、狄德罗（Diderot）和爱尔维修（Helvétius）等，都把儒家的中国看作理性宗教的理论的实现，纯美道德的国土，在这国家里哲学家据有国王的地位。他们却不能感到，他们面前是一个僵死的精神世界，这世界的沦亡已经临头了。”
这种现象，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初次接触的时候，是常常发生的。
在第二篇里，我们要感谢福氏，他从利玛窦的遗著里找出三段关于李贽的材料。利玛窦在他死前一年（1610年5月）撰有一部意大利文的《中国传道会成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他死后金尼阁神甫（Nicolas Trigault）把这部遗稿加以改编，写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成为欧洲文字中第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未及10年，便有德、法、西、意各国文字的翻译。至于利玛窦的原稿，直到1910年利玛窦逝世300年纪念时才由Pietro TacchiVenturi编纂印行，成为利玛窦神甫《历史著述》（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中的第一册，改称《中国记录》（I commentarj della Cina）。
福氏所引的第一个关于李贽的记载，是在《中国记录》第三二〇页以后的几段文字，内容为利玛窦在南京和焦竑与李贽的交往。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出：（一）李利初次相会为1599年。（二）当时士大夫对于基督教义每每有极热烈的讨论。（三）李贽为利玛窦题扇，并有赠诗，对于他是尊重的。（四）利玛窦的《交友论》当时很博得时贤的称赞，尤其是李贽替这篇文章在湖广一带广为宣传。——关于第三点和第四点，我们若是和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第40页所引的李贽《与友人书》与焦竑《答金伯祥问》相较，是很有趣味的。李贽在那信里称利玛窦为“一极标致人”，并且说他所见人中，“未有其比”。焦竑在《答问》里说：“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当。”
福氏从《焚书》里找出李贽的《赠利西泰诗》，他把这首诗逐字说明后，附带着说，总观全诗，除却典故的堆砌外，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以李贽反抗的精神，尚不能稍微脱却文学上传统的藩篱，也足见在中国摆脱成规的不易了（17页）。
利玛窦和李贽第二次的会面是1600年的初夏，在济宁刘东星漕署里。（福氏推测这位刘公是刘易从，是错误的。）在这段记载里利玛窦叙述了李贽在漕署里的生活，并且说李贽、刘东星常和他讨论教义；可惜他们讨论的内容和李贽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利玛窦没有记述。
利玛窦第三段关于李贽的记载是叙述李贽的下狱。利玛窦在写李贽之前，说了些基督教怎样被些偶像崇拜者所诋毁，这些人将怎样被神惩罚，因为行文不清楚，引起许多误解：金尼阁、传教史学者Bartoli，以及Tacchi-Venturi都把李贽当作诋毁基督教的主动人，他的下狱便是神的惩罚。这里福氏多方证明了李贽与当时的反基督教的运动无关。
最后我们要提出来，福氏在他第一篇论文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即是把李贽的朋友刘东星与刘晋川当作两人，其实晋川是刘东星的别号。至于福氏把《李温陵传》的作者袁中道误为袁宏道，则由于国学保存会排印《焚书》时黄节的跋语，吴虞作《李卓吾别传》亦沿其失，现容肇祖在他的《李卓吾评传》里已经纠正了。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