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什么，基尔克郭尔？——
很简单，我要正直。
——基尔克郭尔
一
在欧洲，19世纪有三个重要人物，当时被人视为畸人，而他们也具有畸人特有的慧眼透视一切，挖掘人的灵魂到了最深密的地方，使一切现成的事物产生不安，发生动摇。
这三人一个是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一个是德国的尼采（1844—1900年），一个是丹麦的基尔克郭尔（Sö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年）。其中生年最早，而他的意义被人发现最晚的，要算这位丹麦人了，除去在前世纪的末叶他对于几个北欧的作家如易卜生、史特林贝等人发生一度深切的影响外，他在欧洲大陆的思想界直到上次的欧战前后，才渐渐搅起波澜。固然是丹麦的文字限制了广大的读者，而他思想的深邃、著作的难解，也使他不容易流行。
基尔克郭尔在他的时代里出现，有如一颗彗星忽然悬在天边，预示一些不幸的事，好像就是不幸的本身。其实正相反，不幸却是隐藏在当时的社会里，被蒙蔽着，被隐瞒着，经他一照，显露出来了。基尔克郭尔的一生没有家庭，没有职业；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得好：他不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不是一个冥想的、深刻的天才，也不是一个预言者、先知，——而是一个“警察之才”。这个警察之才用什么做他的根据呢？“正直”是他最后的、不能动摇的道德。
他一生正直地生活着。从父亲那里承袭来忧郁的天性。大学毕业后和一个快乐的女孩订了婚，后来觉得自己忧郁的天性不能使这个女孩幸福，便忍受死刑一般的痛苦，不顾社会的责难，毅然和她解除婚约。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活，受尽报纸的嘲弄，在丹麦京城里成为人人取笑的对象；但是他却不屈不挠，觉得和卑污妥协是一种罪恶，不断地指责社会，攻击教会的虚伪，直到一天晕倒在大街上，不再醒来为止。
他的第一部著作，标题很显然，叫作《非此即彼》（Enten——eller）——我们也可能把它当作他一生著作的总标题。基尔克郭尔认为，人不能敷敷衍衍地生活，人要“决断”，在“决断”中才能体验到真实的生的意义。他说，人生中有三个阶段：美的阶段、伦理的阶段、宗教的阶段。美与伦理，以男女的关系而论，一个是需要变化，是情人的，一个是忠于日常，是夫妻的，两种生活基氏都承认各自有它的意义，可是一个人不能兼顾，到底过哪种生活好呢？我们要决断。但人生最高的阶段却是宗教的。在宗教的生活里，基尔克郭尔放眼观看欧洲当时基督教会的情形，也深深感到“决断”的必要：若不是绝对地否定基督教，就要受苦受难真实地本着基督的精神生活。——可惜将及百年，并没有多少人有过这勇敢的决断：我们只看见基氏自己取了后边的路，尼采走上前边的一条。
二
一个这样严肃的人，他怎样批评他的时代呢？——他的批评时代的文字，虽说是已经过了将及100年，但我们现在读着，竟像是昨天才写成的一般。基尔克郭尔在1846年发表了一篇《一个文学的评议》（En literair Anmeldelse），全篇分为两部，上部是批评一篇小说，下部却全是批评他的时代。这下部一开端就把他的时代刻画得很透彻：“我们的时代根本是中庸的、考虑的、没有深情的、在兴奋中沸腾一下，随后又在漠不关情的状态中凝滞下去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却像是外交官，处处阻止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同时又觉得随时都有一些事会要发生，尽在忧虑里过日子；于是立下许多聪明的规条，起些顾前顾后的打算。所谓勇敢的行为、力的表现，在这些计划周到、思想缜密的人看来，都成为愚蠢的事了。纵使有非常的企图、远大的梦想要见诸行为，经几度考量、计算，便会化成技巧的游戏。基氏说，在考虑中的人不会感到“决断”的需要，也就是感不到生的意义，正如在浅水上游泳的人尝不到那带有危险性的、真正的游泳快乐那样。
在这种状态里发生两个现象：一是对于同等的人的讽刺，一是对于特出的人的嫉恨（Ressentiment）。有人感到生活的空虚：爱里没有真情，政治里没有兴奋，宗教里没有信，日常生活里没有诚。自己既不能认真生活，也不能正面推翻这个空虚的建筑，于是一方面一任这些事物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只暗自抹杀它们的意义。于是讽刺就到处滋生了。
至于嫉恨，尼采对于它有更深切、更透彻的研究。尼采认为庸人对于特出的人的嫉恨是道德里、至少是基督教道德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基尔克郭尔认为古希腊人民对于他们所憎恶的元勋或巨奸的放逐表决（ostrazismus）也正是嫉恨的表现。当雅典举行放逐雅典的名将Aristides表决时，有一个人投票（当时是用陶器片）赞成，他申述他赞成的理由是：“因为他不能忍耐，Aristides被称为唯一的正直的人。”不过，在希腊人们还肯坦白承认这种嫉恨，现代的人，考虑越多，越不肯承认了。
嫉恨在庸凡的、无能的人心中隐伏着、蔓延着，到了相当的时候，会摇身一变，变为光天化日下的道德的标准！（看中国有多少称赞平庸、无能、污秽和蠢笨相的道德；它们不但要窒息扼杀特出之士，并且每每要预防他们的产生。）所取的方法是“平均一切”（Nivellieung）。基氏说：“一个有深情的时代是勇猛前进，有兴有衰，有树立，有压迫，但是一个考虑的、没有深情的时代却正相反：它窒息，阻止，它平均一切。……若是反抗的最高度像是一座火山的爆发，甚至人们都听不见他自己的语声，那么‘平均’在它的最高度就像是死的寂静，人们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什么也不能兴起，一切都无力地往这死的寂静里消沉下去。”
“平均一切”，是一种抽象的势力，把一切都湮没了。所以现代的人，不属于神，不属于自己，不属于爱人，不属于他的艺术和他的学术，而是属于这个抽象的势力：“考虑”把他平平稳稳地安排在这个势力里边。
“若是平均一切能以成功”，基氏说，“必定要先制造出一个幻象，一个精神，一个非常的抽象，一个包罗万有而又是虚无的事物，一座蜃楼——这个幻象就是公众。只有在一个没有深情、只是考虑的时代，这个幻象才能够依附着报纸的帮助发展——”公众把一切的“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它们能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却都没有。但是，无论什么人投到这公众的海里，便具体的化为抽象的，真的化为虚的了。多少人在岸上时，是冰炭一般地不同，可是一到这个海里，就冰也不冷，炭也不烫了。这真是“平均一切”的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切，也是虚无，它有上帝一般广大的神通，而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也应有的一点责任感。于是有些人看着它，像是小孩子看见一个肥皂泡一般，不由得起了好奇心，就是一个村童也可以拿它玩一玩，一个醉鬼也可以拿它耍一耍了。
基尔克郭尔使人们深深感到，人们在他们的时代里是立在这个广大的虚无的面前。但是他说，人们不应该永远对着虚无，要越过虚无，去寻求生存的本质、人的地位和价值。
三
人生有无数的矛盾。时代里许多的现象都是要泯除这些矛盾；但是基尔克郭尔紧接着说，泯除并不是消灭，只是装作看不见，把矛盾在生活里永远地拖延下去，——也可以说是根本感不到这些矛盾。
基尔克郭尔说：
什么是“夸夸其谈”呢？——是把静默与谈话中间的冲突泯除了。只有真能静默的人才能谈话，才能行事。夸夸其谈使人不能静默，也不能谈话，它泛滥这个时代，它的本身是空虚的。
什么是“散漫无形”呢？——是把形与质中间的区别泯除了。时代里散漫无形的状态，散布得很广，好像是包容一切，融汇一切，但是一个实在的本质，不能求广，只能求深，需要一个严格的形。
什么是“浮浅”呢？——是把秘密与公开中间的区别泯除了。它是空虚的公开，而不是深密的、真实的公开。
什么是“调情”呢？——是把爱与放荡中间的区别泯除了。不管是真正的情人，或是大胆的荡子都是不肯做这种不负责任的、轻飘飘的游戏的。
什么是“凭理观察”（Räsonieren）呢？——是把主观与客观的冲突泯除了。在这时代人人都要凭理观察。这种凭理观察，说它是抽象的思想吧，它并不能深入；说它是主观的意见吧，又没有个性的血气。一个思想家能为了他的学说、一个常人能为了他的生活，有固定的意见和信念。但是一个凭理观察者是凭理观察一切，没有一点固定的东西。
在一个夸夸其谈的、散漫无形的、浮浅的、调情的、凭理观察的时代里，那些严肃的矛盾和冲突与其说是被泯除了，倒不如说是被人忽视了好些。在一个没有深情、只有考虑的时代里，多少生存中根本的问题都被遗弃了！人们把那些艰难的、沉重的事物放在一边，像是一座深山里的金矿，明知其中有丰富的宝藏，却没有下第一斧的决心，只是混在熟透了的城区，用空疏的影戏，用消遣的杂志，滑过他们的岁月。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谁还能有所“决断”呢？纵使有人好容易克制了他自己的考虑，要有所作为，随即会从外边又来了无数的考虑，让他又沉静下去，回到无所作为的状态里。
要克服一切内外的考虑，勇于“决断”，又拾起那些已经失落的严肃的冲突、沉重的问题——这是基尔克郭尔对于他的时代、他的后世的呼吁。我们在百年后，万里外的中国若是听得到一点这个呼吁的余音，应该作何感想呢？觉得它是某党某派的“代言”呢，可是一个纯洁的对于人类的警告？
1941年2月22日
［附注］这篇短文，是根据下边的三本书写成的：
① 基尔克郭尔：《现代的批评》（Kritik der Gegenwart，即《一个文学的评议》的下部）
② 基尔克郭尔：《行动的宗教》（Religion der Tat），“克罗内（Kröner）袖珍丛书”第613册。
③ 《基尔克郭尔精华》（Kierkegaard——Brevier），“岛屿丛书”（Insel——Bücherei）第5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