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读书》（改版前的《读书月报》）组织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以来，许多读者参加了讨论。从已经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参加讨论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在中国读者中间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人在两年内读过三遍，有人在病中和困难中从书里得到鼓舞的力量，有人欣赏书中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有人说他是“光辉的典型”，是“高尚的个人主义者”，他的战斗的一生，是间接为大众服务的。另一方面，有人说他是“不沾天不着地的强者”，是“被时代所抛弃了的英雄”；有人指出，他反抗周围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接触到真正能以摧毁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他的个人主义使他脱离群众，因此他绝不是我们的榜样。
不管是赞颂或是批判，它既然为一部分青年所喜爱，并且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动，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怎样读这部书，也就成为读书界里的一个重要问题，《读书》这次的组织讨论，其意义也在于此。我参考了一些讨论的文章，想对于这部小说进行一些分析，不能说像前期《读书》的《编后记》里所说的那样，是“总结性”的文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写一个人发展过程的小说，作者在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叙述书里的主人公从幼年时代到晚年的成熟一生的发展，也就是叙述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生了些什么样的矛盾，个人又怎样处理了这些矛盾。在这样的小说里，作者虽不一定完全写作者自己，但往往通过这个中心人物表达出他自己的思想和对于他周围社会的看法。 所以，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五初版的序里把克利斯朵夫叫作“我的影子”；他在1908年12月为创作这部书写的札记里也说：“我不是在写一部文学作品，我是在写一部表示信仰的作品。”
克利斯朵夫时代是法国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日趋腐朽的时代。罗曼·罗兰在这个社会里感到难以容忍的窒息，他在1908年写的《贝多芬传》里说：“世界要窒息了，打开窗子吧！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个使人窒息的社会是虚伪的、淫乱的、无耻的，里边充满了尔虞我诈、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作者在《节场》一卷里，愤怒地揭发出巴黎文坛上的掮客风气，“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为金钱而艺术”，还指出形式主义的空虚和在“艺术”与“美”的遮饰下的荒淫；他并且一再地说，当时所谓的“优秀阶级——资产阶级——绝不能代表真正的法兰西”。作者在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生不断地追求进步、最后走向无产阶级的最早的出发点。在这上边，《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罗曼·罗兰并不曾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它的历史任务，他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范畴内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革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对于艺术，有许多不确切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反映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成为罗曼·罗兰一生思想发展在这一阶段的记程碑。
罗曼·罗兰所写的克利斯朵夫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只是认识不清，而且有许多歪曲和诬蔑。他对于马克思不感兴趣，不喜欢唯物主义，他认为其中是些“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中译本第二册，第189页）。他也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崇高的品质，他认为无产阶级常常被布尔乔亚阁员所“勾引”，被捞钱的政客所“收买”。他认为“各种相反的思想，各知不同的潮流，循环不已”（第四册，第156页），大家“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第四册，第21页）。他强调，只有“人”使他感到兴趣，而不是主义。总之，克利斯朵夫对于工人运动是抱着反对的态度，虽然他和他的朋友奥里维由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过一次“五一”游行。
他认为腐朽的资产阶级不能代表真正的法兰西，同时他对于无产阶级也缺乏理解，那么他要寻找的真正的法国民族到底在哪里呢？他在巴黎第一次发现的是他在病中给他以无私帮助的帮佣西杜妮。他在西杜妮身上“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第二册，第676页）。在《户内》一卷里奥里维常常向克利斯朵夫谈到真正的法国人民的形象：那是些虔诚而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服务的成千成万的人；那是些省吃俭用、勤劳不倦、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的卑微的人；那是些不关心政治、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只是安安静静地种着自己的园地、与土地密切结合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时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虽然在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时也会举起镰刀把他们赶走，但是在奥里维的眼中，这些人的可贵的地方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工作着，只安心于自己的命运。这种对于劳动人民的赞颂显然是片面的，作者只强调了他们不求名利、埋头工作方面，而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反抗强暴、积极地推动社会变革，却没有正确的估计。奥里维在这种对于人民的片面的认识上建立了他的抽象的理想主义，孕育着他的希望和信仰；而克利斯朵夫虽然热爱着“成千累万的淳朴的心灵”，实际上并没有和他们接近，他又不断地受着他的故乡的小市民们和巴黎资产阶级社会的揶揄、迫害和侮辱，以他的顽强的性格，只有走上孤军战斗的道路。他不正确地感到，人人都是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死去，可是他越孤独，意志就越坚强，战斗的精神也就越为充沛，多么大的灾难和痛苦都不能把他压倒。当他满怀悔恨，甚至起过自杀的念头，离开了勃罗姆的家庭，跑到山里被白雪掩盖的小村子以后，作者用了《神曲·地狱篇》中的诗句来说明他的坚强的性格：
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
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
（第四册，第233页）
他在一切困苦和艰难的面前永不屈服，显示出高度的坚强和勇敢，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感动了无数的读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的坚强、勇敢的精神，他对于腐朽的、不合理的社会中的种种反抗，我们应该予以肯定。问题却在于他的孤军奋斗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他所反抗的对象虽然也正是当时无产阶级的敌人，但他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此也就和无产阶级奋斗的方向相违背。作者在《燃烧的荆棘》里有一节叙述克利斯朵夫是怎样主观主义地否定工人运动的伟大意义，“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第四册，第35页）后来紧接着是他和奥里维的对话，在对话里他说：“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反变了缺点。”这种思想，接近于尼采的超人哲学了。在这时期，事实上尼采对于罗曼·罗兰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我们再看一看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一生辛勤的努力是为了音乐创作。他固然反对当时充斥法国文坛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但是他又是怎样认识音乐的意义呢？他只是抽象地说，音乐要灌注着生命，为人类服务，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一支美丽的歌能使人们在苦难中得到支持。他并且和许多资产阶级艺术家一样，过分地夸大艺术家的作用，说他好比一支罗盘针，在狂风暴雨中始终指着北斗星；又说诗人的神圣责任就在于守护人类的“灵光”，不让它熄灭。同时他在另一方面说，他的音乐和政治没有关系，艺术不能为一个党派服务，并且把艺术看成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最后一卷《复旦》的第一节是一首音乐的颂歌，里边有这样的句子：
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在世界之外的。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地。
（第四册，第275页）
这种艺术观是与现实脱离的。他虽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他奋斗的目标也不能说是为了广大的人民。他认为，“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第二册，第496页）。这样的话几乎使人感到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区别了。
克利斯朵夫在他的晚年结束了他的斗争，“社会的恶意与不公平也不能再使他反抗。——他笑着说反抗是不自然的，而且生命已经渐渐地离开他了”（第四册，第512页）。他所创作的音乐也变得清明恬静。作者说他最后的作品是当时音乐上最高的成就，同时却使小说最后的章节里充满了宗教的气氛。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葛拉齐亚和奥里维一生都没有得到信仰，可是葛拉齐亚的女儿和奥里维的儿子，也就是下一代，竟成为宗教的信徒，说出真理就在基督旧教中间的话。我们读到这些地方，得到的印象是，与其说是克利斯朵夫的完成，倒不如说是克利斯朵夫的悲剧更为适当些。作者自己在卷十初版序里也明白地说，他是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且告诉他同时代的青年们踏在他的身体上向前走去，并要超越这书中的主人公，不要求人们向他学习，因为他是属于快要过去的一个时代的。他在小说的开端写着“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献词，其用意是希望读者能以从中吸取力量，同时也吸取教训，并不是要人去模仿他。这些话都显示了作者的伟大精神。
作者自己也实践了他的话，他也不断踏在克利斯朵夫的身体上面向前迈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经过长期内心的斗争，他终于走上了莫斯科的道路，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克利斯朵夫诚然如作者所说，“当作空壳似的扔掉了”。但是这个“空壳”并不是一个空壳，它有丰富的意义，它能够使我们认出一个像罗曼·罗兰这样不断追求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过怎样艰苦的历程——这样的历程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走过的，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前，对于使人窒息的腐朽的社会的反抗，总不免要走着提倡“个性解放”的孤军作战的道路的。如今我们的社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克利斯朵夫时代法国的社会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对待这部小说，只能把它当作20世纪初期欧洲资产阶级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记程碑来看，其中对于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对于艺术的看法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小说里主人公艰苦奋斗的精神虽然能以使我们感动，但是因为采取的是个人主义孤军作战的方式，奋斗的成果并不能令人鼓舞，他所反抗的腐朽的社会也没有由于他的反抗有所改变，而他本人却沉入一种表面上好像是很庄严、实际上却是很空洞的宗教的氛围里。总之，他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我们如今已经跨过了他，我们没有理由来仿效他，如果不顾时代的不同，只为受了感动就向他“学习”，那么势必会演出一出可怜而又可笑的堂·吉诃德式的悲喜剧。
1958年
［附注］文中的引文系根据20世纪50年代印行的傅雷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