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纪念《世界文学》创刊3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短文《衷心的愿望》。文中抒发了对鲁迅先生当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译文》的感戴之情，并希望《世界文学》能继承鲁迅的精神在新的形势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做出贡献。今天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此外，我和《译文》也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关系。从《译文》创刊到它第一次停刊的期间内，我在国外，几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刊物。《译文》于1936年3月复刊，我起始阅读它，后来黄源同志向我约稿，我译了几首尼采的诗给他发表，并介绍了一篇别人的译文，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可能是鲁迅先生已逝世两三个月了。
可说的话不多，但是我还愿意趁这机会提出一个希望。近些年来，国内的鲁迅研究有很大的发展，资料不断发现，比较深刻有独创见解的论著日益增多，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我总觉得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缺陷，即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怎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据我所知，至今还很少有人进行探索。
鲁迅一生的文艺活动，创作与翻译并重，好像两趟列车在双轨铁路上向着同一方向平行并进，互相呼应。1938年印行的《鲁迅全集》20卷，创作与翻译各占一半，就是一个证明。
鲁迅在青年时期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为了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催促中国的新生，他奋斗终身。但当时中国的社会黑暗重重，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鲁迅经历了希望、失望、绝望，绝望中又看出一线光明的过程。最后他从过去的历史中发现中国人的脊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预见到中国的将来。这一切过程，在他的创作、论著，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都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同时在他的翻译工作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最早他想用西方的摩罗诗力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但当时有如在沙漠上呼喊，没有人听，更谈不到响应。在失望以至绝望时，常借用外国文学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望见一线光明、随后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时，他翻译科学的文艺理论与苏联文学，自称是给起义的奴隶贩运军火。但也不能忽视，他翻译有时是为了应付。他翻译过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他在译本的《题记》里说：“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可是这样的译品在鲁迅大量的翻译中为数不多，不占重要地位。总之，鲁迅绝大多数的翻译是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与后来的思想转变分不开的。这样，人们才能理解，鲁迅的翻译为什么既有安特列夫、阿尔志巴绥夫，也有《毁灭》《十月》，既有《小约翰》《桃色的云》，也有《小彼德》和《表》，既有以弗洛伊德学说为基础的《苦闷的象征》，也有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而且他的翻译，有的如今还脍炙人口，有的却不大有人去读了，如《一个青年的梦》。研究鲁迅与那些作品的关系，他为什么翻译它们，对于从另一方面了解鲁迅，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不是没有意义的课题，我希望能有外国文学工作者担任，做出一些贡献。
至于《译文》，鲁迅在他多病的晚年，呕心沥血，为这刊物提供了大量的译品，其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译文之精益求精，过去的《奔流》《朝花》都不能与之相比。鲁迅为了使国民党书报检查者狗一般的嗅觉失灵，用了各种各样的化名。他翻译萨多维亚努、伐佐夫的小说，让读者了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往日的农村与农民。他翻译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山民牧唱》，他说：“我要绍介的就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他还介绍了一位日本学者关于法国作家纪德的论述，以及德国讽刺画家格罗斯谈艺术的文章。当然，重点还是俄罗斯与苏联文学：果戈理、萨尔蒂珂夫、契诃夫、高尔基，以及班台莱耶夫的《表》。《译文》中发表的鲁迅的译品这样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显示出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不受译者某一时期思想状况的局限，好像是他一生翻译工作的综合或缩影。
据黄源同志《鲁迅先生与〈译文〉》一文的记载，鲁迅在他逝世的前一日，已经无力说话，还叫人把登载10月份《译文》广告的报纸给他看，他要知道这一期目录的内容，由此可见他对《译文》是多么关怀。
鲁迅的文学活动以《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开始，临终时以看了广告上《译文》的目录而结束，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不给以重视、不进行研究呢？
1985年7月26日灯下
（原载《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