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序题疏证

古歌謠辭

按西山真氏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於經、聖人所嘗刪述者，皆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謠之類，列於古詩之前。

【疏證】 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卒諡文忠。著有《四書集編》、《大學衍義》、《西山文集》等。事跡具《宋史·道學傳》。

真德秀編《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是集分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類。此書去取嚴格，劉克莊《後村詩話》曰：“《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苑之類，皆勿取。”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孔子刪詩》條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必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四庫提要》謂此書“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此乃宋代理學先生編選文集風氣使然，大抵著眼在道學而非文學也。

《文章正宗》卷二二上，錄《康衢謠》、《擊壤歌》、《南風詩》、《卿雲歌》、《麥秀詩》、《采薇歌》、《飯牛歌》、《扊扅歌》、《朱儒歌》、《築者謳》、《去魯歌》、《楚狂接輿歌》、《滄浪歌》、《獲麟歌》、《曳杖歌》、《黄鵠歌》、《紫芝歌》凡十七首，末注云：“右書傳所載古辭。”

左克明《古樂府》卷一《古歌謠辭》總論云：“上古帝王之世，德化下洽，民樂無事，故擊壤之老人、康衢之童子，與夫卿雲之瑞、南風之時，民莫不因之而成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至周衰，有秦青，復有韓娥，衛之王豹，齊之綿駒，皆稱善歌。世傳其能，然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瑟琴曰歌。’《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梁元帝《纂要》云：‘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漢時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後入於樂府。故歌有因地而作者，《易水》、《垓下》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五子》、《華元》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鄭子産、孔子、漢張堪、皇甫嵩、郭喬卿俱取其政治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情則一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古歌謠辭》序題云：“按歌謠者，朝野詠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與謠之辨，其來尚矣。然考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薇》，並爲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則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雜取周時民俗歌謠之辭以爲十五《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起於此，故又通謂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雖未必當時所作，然亦有可采者。及考其別，則有歌，有謠，有謳，有誦，有詩，有辭，不特歌、謠二者而已。”

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

【疏證】 《文章正宗》卷二二上《曳杖歌》後附注云：“以上古辭，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姑錄之，以俟考質。”

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於荀卿《佹詩》，彙置卷端，以俟考質云。

【疏證】 《文章辨體》卷一《古歌謠辭》所錄有《康衢謠》、《擊壤歌》、《南風詩》、《卿雲歌》、《采薇歌》、《黃澤謠》、《祈招詩》、《商歌》、《子產歌》、《孔子歌》、《師乙歌》、《獲麟歌》、《接輿歌》、《滄浪歌》、《渡伍員歌》、《越人歌》、《鄴民歌》、《成相》、《佹詩》。

《荀子·賦篇》：“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横。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強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按：荀子《成相》、《佹詩》之體式或源於歌謠，而其所詠迥別於歌謠，故吳訥以此二者附於古歌謠之後，恐未穩也。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六：“首卷以荀卿諸詩附入，略不識詩之面目。”則攻之太過。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

【疏證】 班固《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選》李善注：“《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辨騷第五》：“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變風終陳夏，而六詩不見采於國史。然歌詠胸懷，本於民性，聲詩之作，未遽廢頹。尋檢左氏內外傳文，所載當世謳名，不一而足：若南蒯之歌（昭公十二年） ，萊人之歌（哀公五年） ，齊人之歌（哀公二十一年） ，申叔儀之歌（哀公十三年） ，以及魯人之譏臧孫，鄭人之誦子產，其結言位句，與《三百篇》固已小殊，而大體無別。是知詩句有時而變通，詩體相承而無革。降及戰代，楚國多材，屈子誕生於舊郢，孫卿退老於蘭陵，並爲辭人之宗，開賦體之首。觀孫卿所作《賦》及《佹詩》，是四言爲多，而《成相》之辭，則句度長短儳互。屈子《天問》、《大招》及《九章》諸亂辭，亦盡四言，惟《離騷》、《遠遊》之類，織以長句，而間以語詞，後世遂以此體爲《楚辭》所獨具。檢《國語》載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此先於屈子二百餘年，而其句度已長於舊式。《史記》載優孟歌孫叔敖事，亦先於屈子，又南土之舊音也。然則屈子之作，其意等於《風》、《雅》，而其體沿自謳謠。自承宣尼刪訂之緒餘，而下作宋、屈、馬、揚之矩矱。論其大名，則並之於詩；察其分流，則別稱爲賦。班固之論，可謂深察名號，推見原流者已。自彥和論文，別騷於賦，蓋欲以尊屈子，使《離騷》上繼《詩經》，非謂騷、賦有二。觀《詮賦篇》云：‘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是仍以《離騷》爲賦矣。《隋書·經籍志》別《楚辭》於總集，意蓋亦同舍人。觀其序辭云：‘王逸集屈原以下迄劉向’云云，是仍以《楚辭》爲總集矣。惟昭明選文，以《楚辭》所錄爲騷，斯爲大失。後之覽者，宜悉其違戾焉。”

《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

【疏證】 此出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原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隐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按：《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而不以“騷”爲總名。

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佹詩》是也。

【疏證】 《古賦辨體》八卷，元祝堯編。堯字君澤，江西上饒人，延祐五年進士，爲江山尹，遷無錫州同知。其書自楚辭以下，凡兩漢、三國、六朝、唐、宋諸賦，每朝錄取數篇，以辨其體格。《文章辨體》論賦之流別，每據《古賦辨體》而立論。

《古賦辨體》卷三《兩漢體上》：“《漢·藝文志》曰：‘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如所云，則騷即風也。） 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如荀卿《佹詩》、《成相》，並賦也，所謂“古詩之義”在是。） ”

摰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一：“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二十五篇之目，即今《九歌》、《九章》、《天問》、《遠遊》等作明矣。所謂《離騷》，自是諸賦一篇之名。太史傳原，末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爲賦體。揚、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

按：《詩藪》內編卷一又云：“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誇張宏鉅爲工。”“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乃與前說不同。

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佹詩》亦非賦體。

【疏證】 《古賦辨體》卷一《楚辭體上》第一篇爲《離騷》。

至於《成相》、《佹詩》是否賦體，學界尚存爭議。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云：“屈原、孫卿諸家，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然《賦》篇復有《佹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而吳訥以《成相》、《佹詩》入古歌謠，則恐未當。辯詳前《古歌謠》。

劉師培《論文雜記》：“賦之爲體，則指事類情，不涉虛象，語皆徵實，辭必類物；故賦訓爲鋪，義取鋪張。循名責實，惟記事析理之文，可錫賦名。自戰國之時，楚騷有作，詞咸比興，亦昌賦名，而賦體始淆。”

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於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疏證】 宋景文語，見其《筆記》卷中，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原《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宋祁，字子京，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景文。事跡具《宋史》本傳。

賦之源流，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詮賦第八》以爲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所論最爲詳贍。章氏云：“《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揚雄賦本擬相如，《七略》相如賦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 然言賦者，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惜逝》，上接《楚辭》，《鵩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遊》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孫卿五賦，寫物效情，《蠶》、《箴》諸篇，與屈原《橘頌》異狀；其後《鸚鵡》、《鷦鷯》，時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鶴》、《赭白馬》諸賦放焉。《洞簫》、《長笛》、《琴》、《笙》之屬，宜法孫卿，其辭義咸不類。徐幹有《玄猿》、《漏巵》、《圓扇》、《橘賦》諸篇，雜書徵引，時見一端，然勿能得全賦，大氐孫卿之體微矣。陸賈不可得中蹤跡。雖然，縱橫者，賦之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於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繁，賦之末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偽書，然其後漸流爲占繇矣。管輅、郭璞爲人占，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既極，至於江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愈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輩，若以上擬《登樓》、《閒居》、《秋興》、《蕪城》之儕，其靡已甚。賦之亡蓋先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爲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諸賦，雖未至，庶幾李、杜之倫。承千年之絕業，欲以一朝復之，固難能也。然自詩賦道分，漢世爲賦者多無詩。自枚乘外，賈誼、相如、揚雄諸公，不見樂府五言，其道與故訓相儷，故小學亡而賦不作。”

楚按：“楚”指賦之“楚辭體”。其下“兩漢”、“三國六朝”、“唐”、“宋”之目，亦均應視爲“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

楚，國名。

【疏證】 “楚辭”之目，創自有漢。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下《校定楚詞序》：“《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襃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仿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槪，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

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爲讀，遂爲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於是焉。”

【疏證】 此段出祝堯《古賦辨體》卷一《楚辭體上》。

《漢廣》、《江有汜》，分別見《詩經·國風》之《周南》、《召南》。黃侃《文選平點》卷一九《登徒子好色賦》有按云：“楚辭者，二《南》之苗裔也。”

楚狂《鳳兮》，出《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沧浪孺子之歌，出屈原《漁父》：“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又按晦庵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

【疏證】 晦庵語，見朱熹《楚辭集注》卷一《離騷經》，原云：“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盛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按：《文章辨體》古賦卷中，多辨賦、比、興之義。如辨《九歌》，《東皇太一》“全篇賦而比也”；《雲中君》“賦而比也”；《湘君》“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與興而比之義”；《湘夫人》“與前篇比賦同，至‘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興矣”；《大司命》“賦而比也。卒章言人生貧富貴賤，神實司之，非人能爲，所以順受其正者，嚴矣，其又雅之義歟”；《少司命》“首兩章興也，中間意思纏綿處似風，末段正言稱贊處又似雅與頌，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與雅、頌之中矣”；《東君》“賦也，似不兼別義，卻有頌體”；《河伯》、《山鬼》皆“賦而比也”。又辨《九章》，《惜誦》“賦也”；《涉江》“賦而比也”；《哀郢》“賦也，有風義”；《抽思》、《懷沙》“賦而比也”；《思美人》“比而賦也”；《惜往日》“賦多而比少”；《橘頌》“雖曰頌橘之德，其實比賦之義”；《悲回風》“比而賦，賦而比”。《遠遊》引祝氏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而實非興，舉天地百神以自比而實非比”。《卜居》引祝氏曰“賦也，中用比義”。《漁父》“賦也”。至于宋玉《九辯》，亦一一辨別之，一絲不苟，皆本諸朱子之旨而發揮之。

兩漢

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疏證】 此段節自祝堯《古賦辨體》卷三《兩漢體上》。原云：“［荀、屈］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喻之義。子雲悔之曰：‘詞人之賦麗以淫。’愚謂騷人之賦與詞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故晦翁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至於宋、唐以下，則是詞人之賦，多沒其古詩之義，辭極麗而過淫傷，已非如騷人之賦矣，而況於詩人之賦乎！何者？詩人所賦，因以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然其麗而可觀，雖若出於辭，而實出於情；其則而可法，雖若出於理，而實出於辭。有情有辭，則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辭有理，則讀之者有詠歌之遺音。如或失之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乎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已；又或失之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乎何有？後代賦家之文體是已。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莫非發乎情者，爲賦、爲比、爲興，而見於《風》、《雅》、《頌》之體。此情之形乎辭者。然其辭莫不具是理，爲風、爲雅、爲頌而兼於賦、比、興之義，此辭之合乎理者。然其理本不出於情，理出於辭，辭出於情，所以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風、比、雅、興、頌諸義也與。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所賦之賦爲辭賦，所賦之人爲辭人，一則曰辭，二則曰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已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賈、馬、揚、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定齋云：‘賦則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敘事，淵雲長於說理。’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敘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填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所以漁獵捃摭，誇多鬥靡，而每遠於性情，哀荒褻慢，希合苟容，而遂害於義理。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矅，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一代所見，其與幾何？誠以其時經焚坑之秦，故古詩之義未免沒，而或多淫，近風雅之周，故古詩之義猶有存，而或可則。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已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可也。今故於此備論古今之體製，而發明揚子‘麗則’、‘麗淫’之旨，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按：揚子雲語，出《法言·吾子篇》。“詞人”，或作“辭人”。“詩人之賦麗以則”，昔賢注云：“陳威儀，正法則。［宋］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吳］ 祕曰：‘一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又“詞人之賦麗以淫”注云：“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宋］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吳］祕曰：‘覽者已過矣。’［司馬］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爲法。’”

“二十五篇之《騷》”。按《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朱熹《楚辭集注》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卷一《離騷經》第一；卷二《離騷·九歌》第二；卷三《離騷·天問》第三；卷四《離騷·九章》第四；卷五《離騷·遠遊》第五、《離騷·卜居》第六、《離騷·漁父》第七。考《古賦辨體》卷一、二所收屈原《離騷》、《九歌》、《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凡二十二篇。

屈、宋之辭，家藏人誦。兩漢而下，祖襲者多。晦翁編類《楚辭後語》，一以時世爲之先後。至其體制，則若詩、若賦、若歌、若辭、若文、若操，與夫諸雜著之近乎楚者，悉皆間見迭書，而不復爲之分類也。

【疏證】 朱熹著《楚辭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後語》六卷，乃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晁本刪《九思》一篇。是編並削《七諫》、《九懷》、《九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朱熹自序云：“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悽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歡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将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或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髙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髙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人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益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辭後語》目錄：卷一《成相》、《佹詩》、《易水歌》、《越人歌》、《垓下帳中之歌》、《大風歌》、《鴻鵠歌》；卷二《弔屈原》、《鵩賦》、《瓠子之歌》、《秋風辭》、《烏孫公主歌》、《長門賦》、《哀二世賦》、《自悼賦》、《反離騷》；卷三《絕命詞》、《思玄賦》、《悲憤詩》、《胡笳》；卷四《登樓賦》、《歸去來辭》、《鳴皋歌》、《引極》、《山中人》、《望終南》、《魚山迎送神曲》、《日晩歌》、《復志賦》、《閔己賦》、《別知賦》、《訟風伯》、《弔田横》、《享羅池》、《琴操》；卷五《招海賈》、《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弔屈原》、《弔萇弘》、《弔樂毅》、《乞巧文》、《憎王孫》；卷六《幽懷》、《書山石》、《寄蔡氏女》、《服胡麻賦》、《毁璧》、《秋風三疊》、《鞠歌》、《擬招》。

迨元祝氏輯纂《古賦辨體》，其曰“後騷”者，雖文辭增損不同，然大意則亦本乎晦翁之舊也。

【疏證】 《古賦辨體》卷九《外錄上·後騷》：“楚臣之騷，即後來之賦。愚於前已屢辨之，然愚載屈、宋之騷而未及於後來之爲騷者，則以賦雖祖於騷，而騷未名曰賦，其義雖同，其名則異。若自首至尾，以騷爲賦，混然並載，誠恐學者徒泥圖駿之間，而不索驪黄之外。騷爲賦祖，雖或信之，賦終非騷，亦或疑之矣。故先以屈、宋之騷載之爲正賦之祖，而別以後來之騷錄之爲他文之冠。有源有委，而因委知源；有祖有述，而因述知祖。則古賦之體，或先或後，同源並祖，於此乎辨之其可也。蓋其意實與《續騷》及《楚辭後語》之意同，然不敢自並前修，故少異其號，謂之‘後騷’焉。”

爲便於全面瞭解祝氏“後騷”之義，此特將《古賦辨體》卷九《外錄》敘題一並錄之，云：“嘗觀晁氏《續騷》以陶公《歸去來辭》爲古賦之流，疑其詩流爲賦、賦又流爲他文，何其愈流愈遠邪？又觀唐元微之曰：‘《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人流而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吟、詠、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自操以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等樂。由詩以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愚謂二十四名，或爲文，或爲詩，要皆是韻語，其流悉源於詩，但後代銘、贊、文、誄、箴之類，終是有韻之文，何可與詩賦例論？亦嘗反覆推之，然後知後代之賦，本取於詩之義以爲賦，名雖曰賦，義實出於詩，故漢人以爲古詩之流。後代之文，間取於賦之義以爲文，名雖曰文，義實出於賦。故晁氏亦以爲古賦之流。所謂流者，同源而殊流爾。如是，賦體之流，固當辯其異；賦體之源，又當辯其同。異同兩辯，則其義始盡，其體始明。此《古賦外錄》之辯所以繼於《古賦辨體》之辯也歟？夫自帝王之書有《明良》之歌、《五子》之歌，詩文雖互見，而詩體實自異。及聖人刪商、周之詩爲一經，而詩體始與文體殊趨。然論詩之體，必論詩之義。詩之義六，惟風、比、興三義，真是詩之全體。至於賦、雅、頌三義，則已鄰於文體。何者？詩所以吟詠情性，如風之本義優柔而不直致，比之本義託物而不正言，興之本義舒展而不刺促，得於未發之性，見於已發之情，中和之氣，形於言語，其吟詠之妙，真有永歌、嗟歎、舞蹈之趣。此其所以爲詩，而非他文所可混入。徒見賦有鋪敘之義，則鄰於文之敘事者；雅有正大之義，則鄰於文之明理者；頌有褒揚之義，則鄰於文之贊德者，殊不知古詩之體，六義錯綜，昔人以風、雅、頌爲‘三經’，以賦、比、興爲‘三緯’。經，其詩之正乎？緯，其詩之葩乎？經之以正，緯之以葩，詩之全體始見，而吟詠情性之作，有非復敘事、明理、贊德之文矣。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以此。賦之源出於詩，則爲賦者，固當以詩爲體，而不當以文爲體。後代以來，人多不知經緯之相因，正葩之相須，吟詠無所因而發，情性無所緣而見。問其所賦，則曰‘賦者鋪也’，如以鋪而已矣，吾恐其賦特一鋪敘之文爾，何名曰賦？是故爲賦者，不知賦之體，而反爲文；爲文者，不拘文之體，而反爲賦。賦家髙古之體，不復見於賦，而其支流軼出，賦之本義乃有見於他文者。觀《楚辭》於屈、宋之後，代相祖述，《續騷》、《後語》等編，中所載如《二招》、《惜誓》以下，至王荆公《寄蔡氏女》、邢敦夫《秋風三疊》，皆本於《騷》，猶曰於賦之體無以異；他如《秋風》、《絕命》、《歸去來辭》等作，則號曰辭；《弔田横》、《萇弘》等作，則號曰文；《易水》、《越人》、《大風》等作，則號曰歌。雖異其號，然取於賦之義則同。蓋於其同而求其異，則賦中之文，誠非賦也；於其異而求其同，則文中之賦，獨非賦乎？必也分賦中之文而不使雜吾賦，取文中之賦而可使助吾賦，分其所可分，吾知分非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曰賦，而遂不敢分；取其所可取，吾知取有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他文而遂不敢取，此正魯男子學柳下惠法也。賦者其可泥於體格之嚴而又不知曲暢旁通之義乎？今故以歷代祖述楚語者爲本，而旁及他有賦之義者，因附益於《辯體》之後，以爲《外錄》，庶幾既分非賦之義於賦之中，又取有賦之義於賦之外，嚴乎其體，通乎其義，其亦賦家之一助云爾。”

按：《續騷》指晁補之《續楚辭》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晁補之《續楚辭》二十卷。又《變離騷》二十卷。”《郡齋讀書志》卷四上：“《續楚辭》二十卷：右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近原，蓋深探其用意、疾徐其步驟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又《變離騷》二十卷：“右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或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乃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繫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著錄《重定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十卷。署“禮部郎中濟北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可盡曉者。”

是編之賦，既以屈、宋爲首，其兩漢以後，則遵祝氏，而以世代爲之卷次。若當時諸人雜作，有得古賦之體者，亦附各卷之後，庶幾讀者有以得夫旁通曲暢之助云。

三國六朝

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話未新；搜奇摘豔，惟恐一字未巧；抽黄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疏證】 此段節自《古賦辨體》卷五《三國六朝體上》，原云：“梁昭明《文選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今之作者，異乎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愚按《漢·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則知辭人所賦，賦其辭爾，故不歌而誦；詩人所賦，賦其情爾，故不誦而歌。誦者其辭，歌者其情，此古今詩人、辭人之賦所以異也。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又觀後之辭人，刊陳落腐，而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豔，而惟恐一字未巧；抽黄對白，而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而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是故古人所歌，情至而辭不至，則嗟歎而不自勝；辭盡而情不盡，則舞蹈而不自覺。《三百五篇》所賦，皆絃歌之，以此爾。後來《春秋》朝聘燕享之所賦，猶取於工歌之聲詩。《楚騷》亂倡少歌之所賦，亦取於樂歌之音節。柰之何漢以前之賦出於情，漢以後之賦出於辭，其不歌而誦，全取賦名，無怪也。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歸來子曰：‘仲宣《登樓》之作，去楚騷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陸機、潘岳衆作。魏之賦極此矣。’誠以其《登樓》一賦不專爲辭人之辭，而猶有得於詩人之情，以爲風、比、興等義。晉初陸士衡作《文賦》有曰：‘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呂居仁曰：‘文章無警策，則不能動人。’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髙古氣味。吁，士衡以辭爲警策爾，故曰：‘立言居要居仁。’以辭能動人爾，故曰：‘綺靡無味。’殊不知辭之所以動人者，以情之能動人也，何待以辭爲警策然後能動人也哉！且獨不見古詩所賦乎出於小夫婦人之手，而後世老師宿傅不能道。夫小夫婦人亦安知有所謂辭哉？特其所賦出於胸中，一時之情，不能自已，故形於辭而爲風、比、興、雅、頌等義，其辭自深遠矣。然指此辭之深遠也，情之深遠也。至若後世老師宿傅則未有不能辭者，及其見之於賦，反不能如古者小夫婦人之所爲，則以其徒泥於紙上之語，而不得其胸中之趣，故雖窮年矻矻、操觚弄翰、欲求一辭之及於古，亦不可得。又觀士衡輩《文賦》等作，全用俳體。蓋自楚《騷》‘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等句，便已似俳，然猶一句中自作對，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語，始分兩句作對，其俳益甚。故呂與叔曰：‘文似相如殆類俳。’流至潘岳，首尾絕俳，然猶可也；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爲俳者，則必拘於對之必的；爲律者，則必拘於音之必協。精密工巧，調和便美，率於辭上求之。《郊居賦》中嘗恐人呼‘雌霓’（音齧）作‘倪’，不復論大體意味，乃專論一字聲律，其賦可知。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士衡《歎逝》、茂先《鷦鷯》、安仁《秋興》、明遠《蕪城》、《野鵝》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愚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如此，其終不泯。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六義藏於人心，自有不能忘者，吾烏乎而忘吾情！”

按：《宋書·謝靈運傳論》：“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按：鍾嶸《詩品序》只言及“蜂腰”、“鶴膝”二病；《南齊書·陸厥傳》亦只言及“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病，至王通《中說》始有“四聲八病”之稱，然未詳何所指。日僧徧照金剛《文鏡秘府論·西卷》錄“文二十八種病”，前八種爲：“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是爲今通常所謂“八病”也。而《文鏡秘府論》未言其說之來源，後人遂以此說歸沈約，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引李淑《詩苑類格》云“沈約曰詩有八病”。嚴羽《滄浪詩話》亦云：“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梁書·庾肩吾傳》：“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

潘岳字安仁。鲍照字明遠。《秋興賦》、《舞鹤賦》分別見《文選注》卷一三、一四。

唐

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鱠炙，但太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

【疏證】 此段節自《古賦辨體》卷七《唐體》，原云：“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賦之體，其變久矣，而況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賦、誘之以利祿耶？蓋俳體始於兩漢，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後山云：‘四律之作，始自徐、庾。’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所由始也。雕蟲道喪，頽波横流，光芒氣焰，埋鏟晦蝕。風俗不古，風騷不今。後生務進干名，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哉！退之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慚，及以示人，大慚以爲大好，小慚以爲小好，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斯言也，其傷今也夫，其懷古也夫。是以唐之一代，古賦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爲古賦者，或以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不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果古賦之體乎？宋廣平，大雅君子也，其爲《梅花賦》，皮日休尚稱其‘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他可知矣。且古賦所以可貴者，誠以本心之情有爲而發，六義之體隨寓而形，如雲之行空，風之行水，百態横生，爲變不測，縱横顛倒，不主故常，委蛇曲折，略無留碍。有不齊之齊焉，用俳；有不調之調焉，用律。及爲俳體者，則不然。駢花儷葉，含宮泛商，如無鹽輩，膏沐爲容，而又與西施鬥美。然天下之正色，終自有在。子美詩云：‘詞賦工無益。’其意殆爲俳律者發。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焰，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韓子之學，自言其正葩之《詩》而下逮於《騷》；柳之學，自言其本之《詩》以求其恒，參之《騷》以致其幽，要皆是學古者。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其失與？或疑《詩序》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言情言理而不言辭，豈知古人所賦，其有理也，以其有辭；其有辭也，以其有情。其情正，則辭合於理而正；其情邪，則辭背於理而邪。所謂辭者，不過以發其情而達其理，故始之以情，終之以禮義。雖未嘗言辭，而辭實在其中。蓋其所賦，固必假於辭，而有不專於辭者。去古日遠，人情爲利欲所汩，而失其天理之本，然情涉於邪而不正，則以游辭而釋之；理歸於邪而不正，則以強辭而奪之。《易》係六辭，軻書四辭，固不出於理之正，而亦何莫不從心上來？吁！辭者，情之形諸外也；理者，情之有諸中也。有諸中，故見其形諸外；形諸外，故知其有諸中。辭不從外來，理不由他得，一本於情而已矣。若所賦專尚辭、專尚理，則亦何足見其平時素藴之懷、他日有爲之志哉？方今崇雅黜浮，變律爲古，愚故極論律之所以爲律、古之所以爲古。賦者知此，則其形一國之風、言天下之事，當有得古人吟詠情性之妙者矣。”

按：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詮賦篇》云：“自唐迄宋，以賦取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命題貴巧，選韻貴險，其規矩則有破題頷接之稱，其精采限於聲律對仗之內，故或謂賦至唐而遂絕，由其體盡變，非復古義也。”劉師培《論文雜記》：“自唐人以律賦取士，而賦體日卑”。“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雖貽俳優之譏，然指物貴工，隸事貴當，銖量寸度，言不違宗，合於指事類情之義。其旨則是，其格則非。後儒不察賦義之本原，而所作賦篇，多涉虛象，毋亦昧於文章之流別歟？”又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世有最可奇異之文體，而世人習焉而不察者，則杜牧《阿房宮賦》及蘇軾前、後《赤壁賦》是也。此二篇非騷非賦，非論非記，全乖文體，難資楷模。”

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制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疏證】 《文章辨體》卷首《諸儒總論作文法》引倪思語曰：“文章以體制爲先，精工次之。”黃庭堅《山谷集》卷二六《書王元之竹樓記後》：“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

宋

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後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

【疏證】 此段節自《古賦辨體》卷八《宋體》，原文云：“王荆公評文章，嘗先體製。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曰：‘“韓白優劣論”爾。’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句說景，尹師魯曰：‘傳奇體爾。’宋時名公於文章必辯體，此誠古今的論，然宋之古賦，往往以文爲體，則未見其有辯其失者。晦翁云：‘東漢文章漸趨對偶，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韓文公盡掃去，方成古文。當時信他者少，亦變不盡，及歐公一向變了，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後山又云：‘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愚考唐、宋間文章，其弊有二，曰俳體，曰文體。爲方語而切對者，此俳體也，自漢至隋，文人率用之，中間變而爲雙關體、爲四六體、爲聲律體，至唐而變深，至宋而變極，進士賦體又其甚焉。源遠根深，塞之非易。晦翁又謂‘文章到歐陽、曾、蘇方是暢’，然所謂欲變不能者，豈特四六也哉？後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但四六對屬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專尚於理而遂略於辭、昩於情矣。俳律卑淺固可去，議論俊發亦可尚，而風之優柔、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非特此也，賦之本義，當直述其事，何嘗專以論理爲體邪？以論理爲體，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箇韻爾，於賦何有？今觀《秋聲》、《赤壁》等賦，以文視之，誠非古今所及，若以賦論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劍，終非本色。學者當以荆公、尹公、少游等語爲法。其曰論體、賦體、傳奇體，既皆非記之體，則文體又果可爲賦體乎？本以惡俳，終以成文，舍髙就下，俳固可惡，矯枉過正，文亦非宜。俳以方爲體，專求於辭之工，文以圓爲體，專求於理之當。殊不知專求辭之工，而不求於情，工則工矣，若求夫言之不足與詠歌嗟歎等義，有乎？否也。專求理之當，而不求於辭，當則當矣，若求夫情動於中與手舞足蹈等義，有乎？否也。故欲求賦體於古者，必先求之於情，則不刊之言，自然於胸中流出，辭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於俳？無邪之思，自然於筆下發之，理不求當而自當，又何假於文？胸中有成思，筆下無費辭，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以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於風、比、興、雅、頌之義焉，然後得賦之正體，而合賦之本義。茍爲不然，雖能脫於對語之俳而不自知，又入於散語之文。渡江前後，人能龍斷，聲律盛行，賦格、賦範、賦選粹，辯論體格，其書甚衆。至於古賦之學，既非上所好，又非下所習，人鮮爲之，就使或爲，多出於閒居暇日，以翰墨娱戲者。或惡近律之俳，則遂趨於文；或惡有韻之文，則又雜於俳。二體衮雜，迄無定向。人亦不復致辨。近年選場以古賦取士，昔者無用，今則有用矣。嘗考春秋之時，覘國盛衰，別人賢否，每於公卿大夫士所賦知之。愚不知今之賦者，其將承累代之積弊，嚘啾咿嚶，而使天醜其行邪？抑將侈太平之極觀，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邪？則是賦也，非特足以見能者之材知，而亦有關吾國之輕重，學者可不自勉！嗟夫，誰謂華髙，企其齊而，古體髙乎哉？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古體遠乎哉？慎勿以‘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心以自阻。”

按：後山語見《後山詩話》。

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疏證】 晦翁語見朱熹《楚辭後語》卷六《服胡麻賦》，原云：“《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他詞則唯此賦爲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元按：祝堯以漢、魏、唐、宋各爲賦之一體。吳氏用祝氏例，仍以元、明續之。若僅備一代之選則可，若亦視爲一體，恐未當也。蓋賦體之變，至宋已極，元、明乃其緒餘耳。

元主中國百年，國初文學不過循習金源之故步。迨至元混一，士習丕變，於是完顏之粗獷既除，而宋末萎薾之氣亦去矣。

【疏證】 顧嗣立《寒廳詩話》：“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而郝陵川、劉靜修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而袁清容、鄧善之、貢雲林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一以唐爲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

延祐設科，以古賦命題，律賦之體，繇是而變。

【疏證】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餘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於後，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又云：“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疏注，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按：此所謂“律賦之體，繇是而變”，若指科場風氣轉移則可，若概指有元一代之賦則未必也。

然多浮靡華巧，抑揚歸美。至末年而格調益弱矣。今取黃氏等數篇，附於宋賦之後。其他詩文，間亦附錄各卷云。

【疏證】 《文章辨體》所選元賦有黃溍《太極賦》，吳萊《索居賦》、《貧女賦》，虞伯生《木齋賦》，楊維楨《哀三良賦》、《八陣圖賦》、袁桷《垂綸亭辭》等篇。

明朝按：原作“國朝”，今改。

聖明統御，一洗胡元陋習，以復中國先王之治。當時輔翊興運、以文章名世者，率推承旨宋公濂爲首。

【疏證】 宋濂字景濂，《明史》卷一二八本傳云：濂“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

迨若太史胡公翰，則又宋公之所畏服者也。

【疏證】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元末“避地南華山，著書自適，文章與宋濂、王褘相上下”。洪武初，聘修《元史》。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事跡具《明史》卷二八五本傳。

今采二公所作，著之於編，以昭我國家文運之興，非若漢、唐、宋歷世之久而後盛也。若夫重熙累洽，作者非一，尚俟博采而備錄云。

【疏證】 所選有宋濂《蟠桃核賦》，胡翰《少梅賦》、《弔董生文》，王褘《招遊子辭》。

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證】 《易·豫》卦之象辭。

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

【疏證】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雲門》、《大卷》，黄帝樂；《大咸》、《咸池》，堯樂；《大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疏證】 《周禮·春官》：“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圅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隂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

【疏證】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夀。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髙，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漢興，髙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

【疏證】 《史記·樂書》：“髙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司馬貞《索隱》：“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褘而’者是也。‘兮’，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

《漢書·禮樂志》：“有《房中》祠樂，髙祖唐山夫人所作也。”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髙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參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大海蕩蕩，水所歸；髙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安其所，樂終産。樂終産，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髙賢愉樂民人。”“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夀。”“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夀考不忘。”“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陳暘《樂書》卷一六二《西漢樂章》：“漢髙帝過沛，與故人父老湛樂歡哀，作‘風起’之號、‘三侯’之章，後以沛宮爲原廟，有歌童百二十員以相和。班固不次之郊廟之樂，蓋以燕樂，父老之詞，非郊廟所宜歌也。”又《樂書》卷一一三《房中樂》：“《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鐘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髙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夀人》，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

《史記》云：“髙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髙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疏證】 見前引《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髙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髙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

【疏證】 《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髙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

【疏證】 《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

張燮恩《掬綠軒詩話》卷一：“《風》、《騷》熄後，漢人五言代興，大約分爲兩體：如蘇、李贈答及無名氏之《十九首》，古詩體也；如《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諸篇，樂府體也。昭明選詩，專尚雅音，略於樂府，殊不知措詞敘事，則樂府爲優長也。古樂府亦具三體：如《安世房中歌》，《詩》中之《雅》也；漢武《郊祀》等歌，《詩》中之《頌》也；《小吏妻》、《陌上桑》等篇，《詩》中之《國風》也。”

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

【疏證】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序》云：“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毛晉於《樂府古題要解》書末識云：“漢武帝時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樂府之所肇也。”

《漢書·禮樂志》：“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房中樂］更名曰《安世樂》。”鄭樵《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正聲序論》：“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采詩夜誦。”

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

【疏證】 《東觀漢記》卷五《樂志》：“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厦未安，黄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按此段文字《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出蔡邕《禮樂志》。）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八《樂考一》：“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 。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按：陳暘《樂書》卷一七五《二漢雜舞》直云“東漢章帝作樂四品”。殆未確。

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誇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

【疏證】 曹魏之樂，郝經《續後漢書》卷八七下下《禮樂·代樂》有云：“樂闋於秦、漢以來，不知先王制作之本，而正聲雅義不傳。其諸樂舞，各以其意爲之，有依仿古樂者，有雜用古今樂者，有皆創爲之者，是以卒歸於鄭衛而不自知也。曹氏簒代，推本二漢，制爲代樂，初有杜夔舊雅樂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辭。曹叡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文王》、《伐檀》三曲，更自作曲，名雖存而音節實異。夔曲唯《鹿鳴》不改，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是也。又改行禮詩三篇：一、《於赫篇》，詠曹操聲節，與古《鹿鳴》同；二、《巍巍篇》，詠曹丕，用延年所改《騶虞》聲；三、《洋洋篇》，詠曹叡，用延年所改《文王》聲；四、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用雅詩之名而無其音，又雜以變風，去取任意，不足以爲樂矣。”鄭樵《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樂府總序》：“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疏證】 鄭樵《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正聲序論》：“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

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

【疏證】 《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樂府總序》：“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又《祀饗正聲序論》云：“仲尼所以爲樂者，在《詩》而已。漢儒不知聲歌之所在，而以義理求《詩》，別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爲本，《詩》以《雅》、《頌》爲正。仲尼識《雅》、《頌》之旨，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

按：《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於“正聲序論”後，列舉《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下歷代樂歌甚詳，可參。

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

【疏證】 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一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提要云：“《建炎以來繋年要錄》載茂倩爲侍讀學士，郭褒之孫，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詳。本渾州須城人，此本題曰‘太原’，蓋署郡望也。是集總括歷代樂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廟歌詞》十二卷，《燕射歌詞》三卷，《鼓吹曲詞》五卷，《橫吹曲詞》五卷，《相和歌詞》十八卷，《清商曲詞》八卷，《舞曲歌詞》五卷，《琴曲歌詞》四卷，《雜曲歌詞》十八卷，《近代曲詞》四卷，《雜歌謠詞》七卷，《新樂府詞》十一卷。其解題徵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範圍。”

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何哉？”

【疏證】 此所引吳萊之說，見《淵穎集》卷一二《樂府類編後序》，云：“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厖雜，摹擬蹈襲，層見間出，厭人視聽。今姑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修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爲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爲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虢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搆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蹙我疆場，而天下之勢卒以日趨於危。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至、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予聞唐有宋沈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篳篥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爲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沈之思不講，而講爲粗疎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爲寂寥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按：吳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復科舉之制，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第，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其門人金華宋濂等私諡爲淵穎先生。萊與黃溍、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爲宋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壽，身未試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淵穎集》提要） 。有《淵穎集》十二卷。王褘謂“立夫之學尤超卓”（《王忠文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 。

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

【疏證】 《古樂府》十卷，元左克明編。自序題“至正丙戌”，則在順帝時也。是書錄古樂府歌辭，分古歌謠、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及雜曲，凡八類。自序稱“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卷一〇《雜曲歌辭》錄《楊白花》：“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題下署曰“古辭”。原按云：“《梁書》曰：楊華，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

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

【疏證】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郊廟歌辭，蓋對應於三達禮之祀也。以郊廟歌辭爲先，實始於郭茂倩輯《樂府詩集》。其書次序爲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横吹曲辭、相和歌辭。吳訥謂“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乃或參考郭書。所不同者，《樂府詩集》以“愷樂歌辭”隸於“鼓吹曲辭”，吳訥則以“鼓吹”隸於“愷樂”。參《愷樂歌辭》條。

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製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於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爲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得錄云。

【疏證】 《琴操》，按《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序題謂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

郊廟歌辭吉禮

《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疏證】 《禮記·樂記》篇。鄭玄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

考之於古，禮樂之備，莫過於周。故《詩序》謂《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載芟》、《良耜》，則又明堂社稷之歌章焉。

【疏證】 《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千載之下，音樂既亡，而其歌詩尚存者，以其辭焉爾。秦、漢以降，代有製作，然唯漢、唐、宋爲盛者，蓋其混一既久，功德在人，雖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製作之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讀者其尚考焉。

【疏證】 吳訥此郊廟歌辭一段議論，蓋昉自《樂府詩集》卷一《郊廟歌辭》序題，云：“《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其有損益也。然自黄帝以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籍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以後，世有製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禝之樂。社禝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詩，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以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髙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祼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制作之事，蓋所未暇。朝廷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云。”

按：《文章辨體·郊廟歌辭》只選錄漢、唐、宋三代歌辭。漢錄《髙帝三侯章》、《安世房中歌》、《武帝郊祀歌》、《光武廟登歌詩》。唐錄《貞觀圜丘樂章》、《貞觀祭方丘樂章》、《貞觀享太廟樂章》、《貞觀祭太社樂章》、《貞觀享先農樂章》、《享先蠶樂章》、《貞觀釋奠文宣王樂章》、《貞觀祀風師樂章》、《祀雨師樂章》、《貞觀朝日夕月樂章》、《貞觀蠟百神樂章》。宋錄《建隆郊祀歌》、《祀皇地祇》、《祀享太廟》、《祭社稷》、《親耕籍田》、《景祐祭文宣王廟》。

愷樂歌辭軍禮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疏證】 《周禮》鄭玄注云：“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

《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 是則軍禮之有《愷樂》，其來尚矣。

【疏證】 《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鄭玄注：“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髙承《事物紀原》卷二《樂府聲歌部·凱歌》：“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今還軍有樂，即其遺意也。”

若夫《鼓吹》、《鐃歌》、《橫吹》之名，則起於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羣臣。《短簫鐃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是則“鐃歌”與“鼓吹”，得通名爲《鼓吹曲》，但所用異爾。

【疏證】 吳訥以“鼓吹曲辭”並入“愷樂歌辭”。《文章辨體》卷七《鼓吹鐃歌曲》序論，出自《樂府詩集》卷一六《鼓吹曲辭》之序題，云：“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篪吹竽’是也。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春秋》曰：‘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左傳》曰：‘振旅愷以入。’《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以示喜也。’《宋書·樂志》曰：‘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世有《黄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黄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方謂之鼓吹矣。按《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隂，備千乘萬騎，有黄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也。漢《遠如期》曲辭有‘雅樂陳’及‘增夀萬年’等語，馬上奏樂之意，則《遠期》又非騎吹曲也。《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記》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黄門鼓吹》、《短簫鐃歌》與《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

崔豹《古今注》卷中：“《短簫鐃歌》，軍樂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

【疏證】 《文章辨體》卷七“漢鼓吹鐃歌曲”序題云：“《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髙》，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黄》，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髙臺》，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務成》、《玄雲》、《黄爵》、《釣竿》，其辭已亡。《擁離》亦曰《翁離》，而諸篇之辭率多殘缺難曉云。”

《樂府詩集》卷一六《鼓吹曲辭》序題云：“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又《鼓吹曲辭·漢鐃歌》敘，亦引《古今樂錄》，末云：“或云漢鐃歌二十一，無《釣竿》。”

又有《橫吹曲》二十八解，然辭多不傳。

【疏證】 《樂府詩集》卷二一《横吹曲辭》序題云：“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将。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

《文章辨體》此節敘愷樂鼓吹，而又言及“橫吹曲”者，蓋以“橫吹曲”通於“鼓吹曲”之故。《樂府詩集》卷二一《横吹曲辭》序題云：“横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横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按《周禮》云：‘以鼖鼓鼓軍事。’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将。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後魏之世，有《簸邏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辭，虜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自隋以後，始以横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爲四部，總謂之鼓吹，並以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一曰棡鼓部，其樂器有棡鼓、金鉦、大鼓、小鼓、長鳴角、次鳴角、大角七種。棡鼓金鉦一曲，夜警用之。大鼓十五曲，小鼓九曲，大角七曲，其辭並本之鮮卑。二曰鐃鼓部，其樂器有歌、鼓、簫、笳四種，凡十二曲。三曰大横吹部，其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七種，凡二十九曲。四曰小横吹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六種，凡十二曲，夜警亦用之。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其樂器如隋棡鼓部，而無大角，棡鼓一曲十疊，大鼓十五曲，嚴用三曲，警用十二曲，金鉦無曲，以爲鼓節，小鼓九曲，上馬用一曲，嚴警用八曲，長鳴一曲三聲，上馬嚴警用之，中鳴一曲三聲，用與長鳴同。二曰羽葆部，其樂器如隋鐃鼓部，而加錞于，凡十八曲。三曰鐃吹部，其樂器與隋鐃鼓部同，凡七曲。四曰大横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凡二十四曲：黄鍾角八曲，中呂宮二曲，中呂徵一曲，中呂商三曲，中呂羽四曲，中呂角四曲，無射二曲。五曰小横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其曲不見，疑同用大横吹曲也。凡大駕行幸，則夜警晨嚴。大駕夜驚十二曲，中警七曲，晨嚴三通，皇太子夜警九曲，公卿以下夜警七曲，晨嚴並三通，夜警衆一曲，轉次而振也。”

《文章辨體》卷七《橫吹曲辭》題下敘云：“按《樂府集》云：‘橫吹，其始亦謂之鼓吹，後分爲二：有簫笳者，謂之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賜有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奏之。’《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以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後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古辭多亡，後人取六朝唐人詩，以補觀覽，然皆近體，殊失古義，今皆不錄。獨采古辭存者數篇並後人擬作者附之。蕭梁時，又有《橫吹》等歌三十六曲，其辭多亡，止存《企喻》、《慕容垂》、《木蘭》等曲，辭義皆無取，今亦不載。”

按：于北山校《文章辨體序說》據《文章辨體式》，以“橫吹曲辭”爲“樂府”之一類，與“愷樂歌辭”並列；又據程崟《重刊文章辨體式序》而謂此篇或即程氏所補作者。今考《文章辨體》之體例，卷首目錄第七卷“愷樂歌辭”目下有序題，而其後“鼓吹鐃歌曲”與“橫吹曲辭”目下則無之。考正文第七卷，“愷樂歌辭”标題前低二格，而其後“鼓吹鐃歌曲”與“橫吹曲辭”則低三格，其意實以“鼓吹鐃歌曲”與“橫吹曲辭”皆隸屬於“愷樂歌辭”，而非復與“愷樂歌辭”相並列者也。

曹魏嘗改漢《鐃歌》爲十二曲，而辭率矯誕。

【疏證】 《樂府詩集》卷一八《鼓吹曲辭》錄繆襲《魏鼓吹曲》，敘云：“《晉書·樂志》曰：‘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一曰《楚之平》，二曰《戰滎陽》，三曰《獲呂布》，四曰《克官渡》，五曰《舊邦》，六曰《定武功》，七曰《屠柳城》，八曰《平南荆》，九曰《平關中》，十曰《應帝期》，十一曰《邕熙》，十二曰《太和》。’”

按：繆襲所造《魏鼓吹曲》十二篇，載《宋書·樂志》。

《樂府詩集》卷一六《鼓吹曲辭》序題云：“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黄》、《雉子斑》、《聖人出》、《臨髙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黄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

按：傅玄所造《晉鼓吹曲》二十二篇，韋昭造《吳鼓吹曲》十二篇，並載《宋書·樂志》。

《晉書·樂志》：“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葬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髙》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

厥後柳宗元進《唐鐃歌》。

【疏證】 《樂府詩集》卷二〇《鼓吹曲辭·唐愷樂歌辭》序題云：“《唐書·樂志》曰：唐制凡命將出征，有大功獻浮馘，其愷樂用鐃吹二部。樂器有笛、篳篥、簫、笳、鐃、鼓、歌七種，迭奏《破陣樂》等四曲，一《破陣樂》，二《應聖期》，三《賀聖歡》，四《君臣同慶樂》。初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髙麗，皆備軍容凱歌以入。而《貞觀顯慶開元禮》並無儀注。太常舊有《破陣樂》、《應聖期》兩曲歌辭，至太和三年，始具儀注。又補撰二曲爲四曲云。”

《柳河東集》卷一《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並序》：“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廪，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娱。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髙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

按：柳氏《唐鐃歌》敘目曰：“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爲《晉陽武》第一。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爲《獸之窮》第二。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黄》第四。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爲《鐵山碎》第八。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李靖滅髙昌，爲《髙昌》第十一。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爲《東蠻》第十二。”

《樂府詩集》卷二〇：“《唐鼓吹鐃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紀髙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一曰《晉陽武》，二曰《獸之窮》，三曰《戰虎牢》，四曰《涇水黄》，五曰《奔鯨沛》，六曰《苞枿》，七曰《河右平》，八曰《鐵山碎》，九曰《靖本邦》，十曰《吐谷渾》，十一曰《髙昌》，十二曰《東蠻》。按此諸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

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過之矣。今特錄附漢曲之後，以爲好古學者之助云。

【疏證】 宋濂《文憲集》卷三一《宋鐃歌鼓吹曲序》云：“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隂轉陽，協和神人，剗革僭偽，期底隆平。於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屬櫜鞬，奉命四征，赫聲濯靈，所向輒克。姦惡授首，獻於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位。璽書誕頒，天日昭煥。凡厥臣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既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螢爝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疇能置諸，朕當剪其孽芽，毋使滋蔓。爾有衆尚克協乃心，以底天之罰。’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丁未，傅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髙繼沖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滅。太祖既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大寶，駸惠前烈，文綏武戡，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雄皆爲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盈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贄奉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皥皥熙熙，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爲精英，異芳幽馥，鬱爲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纛而出，白日爲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自唐虞禪受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隂奪，尋即廢之，惟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黄衣之加，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巍巍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短簫鐃歌》，黄帝、岐伯所以建威揚德、風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抵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今尚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元獨凖漢曲，仿其篇數，作《鼓吹鐃歌》，以紀髙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爲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爲歌辭，以侑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耀鏗鍧，震撼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按：宋濂《宋鼓吹》敘目曰：“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啟聖徵》第一。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黄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爲《受周禪》第二。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爲《斮老雄》第三。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爲《長淮沸》第四。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髙繼沖懼，奉表稱臣，爲《耀靈威》第五。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爲《鷹之揚》第六。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爲《巴蜀平》第七。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爲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爲《象斯奔》第八。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鬼，爲《彗出柳》第九。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爲《拓閩關》第十。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爲《吳越歸》第十一。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爲《克戎逋》第十二。”

考宋代鐃歌鼓吹曲，作者尚有數家。

一、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序云：“慶元五年，青龍在己亥，鄱陽民姜夔頓首上尚書。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乃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擾，聲文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於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鐃歌》咸敘威武，衂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真、仁、髙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歷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唱盛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訛，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籍、帝后冊寶、發引升祔，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藏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臣夔頓首上尚書。”按其敘目曰：“《上帝命》，太祖受命也，五季亂極，人心戴宋，太祖無心而得天下也。《河之表》，破澤州也，李筠不知天命，自憑其勇，不能降心以至於叛而死也。《淮海濁》，定維揚也，李重進自謂周大臣，不屈於太祖，作鐡券以安之，猶據鎮叛。《沅之上》，取湖南也，湖南有難，乞援於我，至則拒焉，我師取之。《皇威暢》，得荆州也，我師救湖南，道荆州，髙繼沖懼，歸其土。《蜀山邃》，取蜀也，孟昶恃其國險，且結河東以拒命，兵加國除。《時雨霈》，取廣南也，劉鋹淫虐，我師弔其民，俘鋹以歸。《望鍾山》，下江南也，李煜乍臣乍叛，勢窮乃降，而我師未嘗戮一人也。《大哉仁》，吳越錢俶獻其國也。《謳歌歸》，陳洪進以漳、泉來獻也。《伐功繼》，克河東也，始太祖之伐河東，誓不殺一人，又哀劉氏之不祀，故緩取之，至太宗始得其地。《帝臨墉》，親征契丹於澶淵也。《維四葉》，美致治也。《炎精復》，歌中興也。”

二、崔敦詩。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九《應詔舉所知狀》：“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服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鐃歌鼓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

三、謝翺。謝翺《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其敘目曰：“太祖嘗微時歌日岀，其後卒平僭亂，證於日，爲《日離海》第一。宋既受天命，爲下所推戴，懲五季亂，誓將整師，秋毫無犯，爲《天馬黄》第二。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壺關以叛，王師討平之，爲《征黎》第三。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爲《上臨墉》第四。湖湘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賊，出軍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爲《軍澧南》第五。王師拯湖湘，道渚宮，髙繼沖懼，出迎，悉以其版籍來上，爲《鄰之震》第六。蜀主昶懼，隂結太原，獲其諜，六師征之，昶至以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母以酒酹地，因不食亦卒，爲《母思悲》第七。劉鋹亂嶺南，爲象陣，以拒王師，象奔踶反踐，俘鋹以獻，爲《象之奔》第八。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人，衆咸聽命，爲《征誓》第九。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於道，至是以版圖歸職方，爲《版圖歸》第十。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籍其國封略來獻，爲《附庸畢》第十一。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爲《上之回》第十二。”

明人所作之當代鐃歌鼓吹曲，亦有多家：楊維楨應太祖之召，撰《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三篇，載《鐡崖古樂府補》卷五。陶安撰《大明鐃歌鼓吹曲》，載《陶學士集》卷一〇。王紳撰《擬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首，載《繼志齋集》卷一。王洪撰《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一首，載《毅齋集》卷二。劉養浩撰《皇明鐃歌鼓吹曲》，見胡翰《胡仲子集》卷八《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皇雅·聖清戎樂詞一十六篇》，可視爲“清鐃歌鼓吹曲”也。其序云：“三祖二宗之豐功，非筆札所能盡其揚扢。自來館閣諸臣，大都隨一時一事而述之，而未有兼綜五朝之備者。今條其節目之大者一十有六，括爲《鐃歌》，以視唐柳宗元、宋謝翱，不足爲役，故未敢以上之太常焉。”

燕饗歌辭賓禮、嘉禮

《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

【疏證】 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五《南陔六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睢》、《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竊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睢》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

《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鐘鼓。”此食舉之有樂也。

【疏證】 陳暘《樂書》卷一九六《王日食一舉》：“古者天子食，日舉以樂，卒食以樂徹於造，蓋無大喪、大荒、大禮，則必以樂侑食，使聞和聲，則心平而氣行也。《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大食，爲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飯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令奏鐘鼓，則非三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漢太樂，舊傳食舉十三曲，章帝推用《鹿鳴》一曲。晉荀勗去《鹿鳴》舊歌，更造食舉東西廂樂歌。宋、齊食舉十曲。則以樂侑食，先王所不廢，況後世乎？”又同卷《王大食三侑》曰：“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知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侑之樂，皆令奏鐘鼓，則鐘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食則其禮具三侑，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隋制，食舉上夀，奏《需夏》之曲；殿上登歌，用文武之舞；聖朝侑食，奏《和安》之曲，亦一時之制也。”

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吹》者，皆燕射及宴羣臣之所用也。

【疏證】 《樂府詩集》卷一三《燕射歌辭》序題：“《隋書·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三曰《黄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

又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皆不傳。

【疏證】 王應麟《玉海》卷一〇四《音樂·漢食舉樂》：“《禮儀志》，歲首大朝賀，其儀云云，舉觴御座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上陵之儀，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宋志》，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宗廟《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宗廟《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曆數》二曲，合七曲爲殿中御飯食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晉荀勗、傅玄並爲歌詞。魏時省《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蔡邕論敘漢樂，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鐃歌。《東都賦》‘食舉雍徹，太師奏樂’注：‘蔡邕《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會食舉也。”’（謂永平時。）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通典》：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馬融《長笛賦》‘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注：‘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中樂殿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而歌徹”，又曰“王以樂侑食”。’《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大食令奏鐘鼓’。”

唯晉荀勗所定歌章具存。

【疏證】 荀勗造《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載《宋書·樂志》。一曰《煌煌》，當《鹿鳴》；二曰《賓之初筵》，當《於穆》；三曰《三后》，當《昭昭》；四曰《赫矣》，當《華華》；五曰《烈文》，當《朝宴》；六曰《猗歟》，當《盛德》；七曰《隆化》，當《綏萬邦》；八曰《振鷺》，當《朝朝》；九曰《翼翼》，當《順天》；十曰《既宴》，當《陟天庭》；十一曰《時邕》，當《參兩儀》；十二曰《嘉會》。

按：《樂府詩集》卷一三《燕射歌辭》序題：“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律陳頎以爲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繆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

唐貞觀初，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食舉》及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正、至禮會奏《昭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而史亦亡其辭。

【疏證】 《新唐書·禮樂志》：“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夀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爲《十二和》之制未備，乃詔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呂，起居郎呂才叶其聲音，樂曲遂備。自髙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鐘爲宮三奏，黄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黄帝以黄鐘爲宮，赤帝以函鐘爲徵，白帝以太蔟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黄鐘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爲宮，於地祇以應鐘爲宮，於宗廟以圜鐘爲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山川，以函鐘爲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鐘爲宮；地祇之俎，以太蔟爲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夀和》，以酌獻飲福，以黄鐘爲宮。七曰《太和》，以爲行節，亦以黄鐘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黄鐘之鐘，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黄鐘爲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蔟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黄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迨宋建隆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於史。

【疏證】 《宋史·樂志一》：“宋初，命（竇）儼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按指五代後周之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髙安》，祭地爲《静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静安》。”

按：《宋史·樂志十三》載《建隆乾德朝會樂章二十八首》。皇帝升坐，《隆安》；公卿入門，《正安》；上壽，《禧安》；（皇帝舉酒第一盞用《白龜》，第二盞《甘露》，第三盞《紫芝》，第四盞《嘉禾》，第五盞《玉兔》。） 羣臣舉酒，《正安》。（羣臣第一盞畢作《玄德升聞》，第二盞畢《天下大定》。）

今錄所存晉、宋之辭，以俟采擇云。

【疏證】 《文章辨體》所錄有晉《四廂樂歌》、《正旦行禮歌》、《王公上壽酒歌》、《食舉東西廂歌》；唐《功成慶善樂辭》、《中和樂辭》；宋《乾德朝會樂章》。

琴曲歌辭

《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者也。”

【疏證】 徐堅《初學記》卷一六《樂部下·琴第一》敘事引《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故先王以是爲修身理性之具。其長三尺六寸，象歲之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法六合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

【疏證】 《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序題：“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隂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有五絃。’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絃爲文武絃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南，次爲角，次爲羽，次爲徵，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

今觀五曲、九引、十二操，率皆後人所爲。

【疏證】 《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序題：“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若文王《居憂》，孔子《猗蘭》、《將歸》等操，怨懟躁激，害義尤甚，故皆不取。

【疏證】 陳暘《樂書》卷一二〇《琴操》：“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憤而作也。茍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爲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爲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

而獨載昌黎所擬諸作於後，先儒謂深得文王之心者是也。

【疏證】 《文章辨體》卷八《琴曲歌辭》錄周成王《神鳳操》、李白《幽澗操》、韓愈《擬十操》、歐陽修《醉翁操》、蘇軾《醉翁操》、朱熹《招隱操》、謝翱《續琴操哀江南》、胡翰《思沂操》。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琴操十首》，題下按語，韓諄曰：“按《琴操》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仙》、《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爲之詞者十，事各注於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孫汝聽曰：“《風俗通》云：‘凡琴曲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窮迫，猶不失其操也。’”

按：《二程遺書》卷一八：“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朱子語類》卷一三：“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

西山真氏又云：“琴之音以淳古澹泊爲上。今則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雖琴亦鄭衛矣。”此又有志於琴者不可不知也。

【疏證】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七《贈蕭長夫序》：“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爲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爲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静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衞矣。”

按：西山所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即歐陽修《文忠集》卷四二《送楊寘序》（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髙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以和，執節者之歌。魏明帝分爲二部。”

【疏證】 《宋書》卷二一《樂志三》：“《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晉荀勗采舊辭，謂之《清商三調歌詩》。

【疏證】 《宋書》卷二一《樂志三》載《清商三調歌詩》，注云：“荀勗撰舊詞施用者。”三调歌詩爲：平調：《周西》〔短歌行〕，武帝詞（六解）；《秋風》〔燕歌行〕，文帝詞（七解）；《仰瞻》〔短歌行〕，文帝詞（六解）；《別日》〔燕歌行〕，文帝詞（六解）；《對酒》〔短歌行〕，武帝詞（六解）。清調：《晨上》〔秋胡行〕，武帝詞；《北上》〔苦寒行〕，武帝詞（六解）；《願登》〔秋胡行〕，武帝詞（五解）；《上謁》〔董桃行〕，古詞（五解）；《蒲生》〔塘上行〕，武帝詞（五解）；《悠悠》〔苦寒行〕，明帝詞（五解）。瑟調：《朝日》〔善哉行〕，文帝詞（五解）；《上山》〔善哉行〕，文帝詞（六解）；《朝遊》〔善哉行〕，文帝詞（五解）；《古公》〔善哉行〕，武帝詞（七解）；《自惜》〔善哉行〕，武帝詞（六解）；《我徂》〔善哉行〕，明帝詞（八解）；《赫赫》〔善哉行〕，明帝詞（四解）；《來日》〔善哉行〕，古詞（六解）。

按：武帝、文帝、明帝，魏之三祖。《南齊書》卷四六《萧惠基傳》：“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

《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

【疏證】 《舊唐書》卷二九《樂志二》。

《文章辨體》卷九《平調曲》序題云：“《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宴樂伎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鞫歌行》。”《清調曲》序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伎錄》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而古辭多不傳云。”《瑟調曲》序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伎錄》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黄雀行》、《釣竿行》、《臨髙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豔歌福鍾行》、《豔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爲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櫂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今多不傳。”

又有楚調，漢《房中曲》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疏證】 《文章辨體》卷九《楚調曲》序題云：“《古今樂錄》曰：王僧虔《伎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等曲。”

此上所論，可參《樂府詩集》卷二六《相和歌辭》序題，云：“其後，晉荀勗又采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髙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

張永《元嘉技錄》又有《吟歎》四曲，亦列於《相和歌》云。

【疏證】 《樂府詩集》卷二六《相和歌辭》序題：“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按：指《宋書·樂志》。） 今依張永《元嘉正聲技錄》分於諸調，又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其曲調先後，亦凖《技錄》爲次云。”

《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錄相和歌三十曲：《江南曲》、《度關山》（亦曰《度關曲》） 、《長歌行》、《薤露歌》（亦曰《薤露行》，亦曰《天地喪歌》，亦曰《挽柩歌》） 、《蒿里傳》（亦曰《蒿里行》，亦曰《泰山吟行》） 、《鷄鳴》（亦曰《鷄鳴髙樹巔》） 、《對酒行》、《烏生八九子》、《平陵東》、《陌上桑》（亦曰《豔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采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 、《短歌行》（亦曰《鰕 》） 、《燕歌行》、《秋胡行》（亦曰《陌上桑》，亦曰《采桑》，亦曰《在昔》） 、《苦寒行》（亦曰《吁嗟》） 、《董逃行》、《塘上行》（亦曰《塘上辛苦行》） 、《善哉行》（亦曰《日苦短》） 、《東門行》、《西門行》、《煌煌京洛行》、《豔歌何嘗行》（亦曰《飛鶴行》） 、《步出夏東門行》（亦曰《隴西行》） 、《野田黄雀行》、《滿歌行》、《櫂歌行》、《雁門太守行》、《白頭吟》、《氣出唱》、《精列》、《東光》。注云：“右漢舊歌也。曰相和歌者，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辭，絲竹更相和，令執節者歌之。按《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遞夜宿。始十七曲，魏、晉之世朱生（善琵琶） 、宋識（善擊節） 、列和（善吹笛） 、等復爲十三曲，自《短歌行》以下，晉荀勗采撰舊詩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焉。”又相和歌吟歎四曲：《大雅吟》、《王昭君》、《楚妃歎》、《王子喬》。注云：“右張永《元嘉技錄》四曲也。古有八曲，曰《小雅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又相和歌四絃一曲：《蜀國四絃》。右張永《元嘉技錄》有四絃一曲，《蜀國四絃》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古有四曲，其《張女四絃》，《李延年四絃》，《嚴卯四絃》，三曲闕；《蜀國四絃》，節家舊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闕。又相和歌平調七曲：《長歌行》、《短歌行》（亦曰《鰕 》） 、《猛虎行》、《君子行》、《燕歌行》、《從軍行》、《鞠歌行》。右宋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伎錄》平調有七曲也。又相和歌清調六曲（《三婦豔詩》一曲附） ：《苦寒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塘上行》、《秋胡行》、《三婦豔詩》（亦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黄》） 。注云：“右王僧虔《伎錄》清調六曲也。其《三婦豔詩》，《技錄》不載。又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善哉行》（亦曰《日苦短》） 、《步出夏門行》（亦曰《隴西行》） 、《折楊柳》、《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長城窟行》（亦曰《飲馬行》） 、《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亦曰《孤兒行》，亦曰《放歌行》） 、《大牆上蒿行》、《野田黄雀行》、《釣竿行》、《臨髙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亦曰《飛鵠行》） 、《豔歌福鍾行》、《豔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爲趨行》、《日重光行》、《月重輪行》、《蜀道難》、《櫂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亦曰《箜篌行》） 。又相和歌楚調十曲：《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 、《怨詩行》（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髙樓》） 、《長門怨》（亦曰《阿嬌怨》） 、《班婕妤》（亦曰《婕妤怨》） 、《蛾眉怨》、《玉階怨》、《雜怨》。

《文章辨體》卷九《相和歌辭》所錄分《相和六引》、《相和曲》、《吟歎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七類。

清商曲辭

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詞皆古調。晉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關中，收其聲伎，南朝文物，斯爲最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廷饗宴，則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

【疏證】 此段節自《樂府詩集》卷四四《清商曲辭》序題，原云：“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苻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自時以後，南朝文物，號爲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故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髙，江左彌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所以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者矣。’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遭梁、陳亡亂，存者蓋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

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廢弛。曲之存者僅有《子夜》、《上聲》、《歡聞》、《前溪》、《阿子》、《丁都護》、《讀曲》、《神絃》等曲，俱列於吳聲。

【疏證】 《樂府詩集》卷四四《清商曲辭》序題云：“開皇初，始置七部樂，清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等爲九部，而清樂歌曲有《楊伴》，舞曲有《明君》、《並契》，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筑、筝、節鼓、笙、笛、簫、箎、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唐又增吹葉而無塤。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時，猶有六十三曲。其後歌辭在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按：《晉書·樂志》亦將二曲並列。鄭樵《通志》卷四九《樂略》：“《阿子歌》亦曰《歡聞歌》”。）《團扇》、《懊憹》、《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西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汎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寖缺，能合於管絃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樂章訛失，與吳音轉遠。開元中，劉貺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學於江都人俞才生，時聲調已失，唯雅歌曲辭，辭典而音雅。後郎子亡去，清樂之歌遂闕。”

《樂府詩集》卷四四《吳聲歌曲》序題云：“《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古今樂錄》曰：‘吳聲歌舊器有箎、箜篌、琵琶，今有笙、筝。其曲有《命嘯》吳聲游曲半折、六變、八解，《命嘯》十解。存者有《烏噪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讓》，餘皆不傳。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以上三曲，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今不傳。《上聲》以下七曲，內人包明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游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世已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治、小治、當男、盛當，梁太清中，猶有得者，今不傳。又有《七日夜》、《女歌》、《長史變》、《黄鵠》、《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懊惱》、《讀曲》，亦皆吳聲歌曲也。’”

而西曲則《石城樂》、《烏夜啼》、《烏棲曲》、《估客》、《莫愁》、《襄陽》、《江陵》、《共戲》、《壽陽》等曲。或舞曲，或倚歌，則雜出於荊、郢、樊、鄧之間，以其方俗，故謂之“西曲”。

【疏證】 《樂府詩集》卷四七《清商曲辭·西曲歌上》：“《古今樂錄》曰：西曲歌有《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采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纒》、《黄督》、《黄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符鳩》、《拔蒲》、《壽陽樂》、《作蠶絲》、《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三十四曲、（按：此所列曲目實爲三十三曲。若合其下所舉“夜黃”一曲，則爲三十四曲。）《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采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翳樂》、《壽陽樂》，並舞曲；《青陽度》、《女兒子》、《來羅》、《夜黄》、《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纒》、《黄督》、《黄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符鳩》、《拔蒲》、《作蠶絲》，並倚歌；《孟珠》、《翳樂》，亦倚歌。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古今樂錄》曰：“《上聲》等辭，哀怨不及中和；梁武改之，無復雅句矣。”

【疏證】 《初學記》卷一五：“上聲歌，亦名促柱，哀悲之古曲。”

《樂府詩集》卷四五《清商曲辭》錄《上聲歌八首》，題下注云：“晉、宋、梁辭。”序題云：“《古今樂錄》曰：《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言，謂哀思之音不及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復雅句。”《上聲歌八首》：“儂本是蕭草，持作蘭桂名。芬芳頓交盛，感郎爲上聲。”“郎作上聲曲，柱促使絃哀。譬如秋風急，觸遇傷儂懷。”“初歌子夜曲，改調促鳴筝。四座暫寂静，聽我歌上聲。”“三鼓染烏頭，聞鼓白門裏。攬裳抱履走，何冥不輕紀。”“三月寒暖適，楊柳可藏雀。未言涕交零，如何見君隔。”“新衫繡兩端，迮著羅裙裏。行步動微塵，羅裙隨風起。”“裲襠與郎著，反繡持貯裏。汗汙莫濺浣，持許相存在。”“春月暖何太，生裙迮羅襪。曖曖日欲冥，從儂門前過。”

《玉臺新詠》卷一〇《近代吳歌九首》：《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前溪》、《上聲歌》、《歡聞》、《長樂佳》、《讀曲》。其六爲《上聲歌》：“留衫繡兩襠，迮置羅裳裏。微步動輕塵，羅衣隨風起。”應即是《樂府詩集·上聲歌八首》之六。又同卷《梁武帝詩二十七首》有《春歌》三首、《夏歌》四首、《秋歌》四首、《子夜歌》二首、《上聲歌》一首、《歡聞歌》二首、《團扇歌》一首、《碧玉歌》一首、《襄陽白銅蹄歌》三首。按此蓋即梁武帝改作之辭也。梁武《上聲歌》曰：“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今特錄其辭意稍雅者，以俟考訂云。

【疏證】 《文章辨體》卷九《清商曲辭》所錄“吳聲歌曲”有《子夜歌》（古辭）、《春夏秋冬歌》、《黃鵠曲》（陶嬰）、《神弦歌》（古辭）、《嬌女詩》、《姑恩曲》、《采蓮童曲》、《同生曲》；“西曲歌”有《烏夜啼》（古辭）、《莫愁樂》、《估客樂》（齊武帝）、《襄陽樂》（古辭）、《江陵樂》；“江南曲”有《江南弄》、《采蓮曲》、《采菱曲》、《陽春曲》。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

【疏證】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

【疏證】 蘇武、李陵，並稱“蘇、李”。《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引《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偽。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塞外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凛凛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曹植、劉楨，並稱“曹、劉”。鍾嶸《詩品》：“昔曹、劉殆文章之聖。”葉適《習學記言》卷四七：“詩自曹、劉至二謝，日趨於工。”

《詩品》：“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已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髙，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暎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淩霜，髙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

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

【疏證】 陸時雍《詩镜總論》：“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製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爐乎？顏延年代大匠斵而傷其手也。寸草莖，能爭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遠矣。”

晦庵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髙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髙遠而自髙遠矣。”

【疏證】 此出朱熹《晦庵集》卷六四《答鞏仲至》，原云：“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髙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髙遠而自髙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槪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

厥後西山真公編《文章正宗》，上虞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略則有不同。

【疏證】 《文章正宗》，詳前《古歌謠辭》注。

《風雅翼》十四卷，元劉履編。履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號草澤間民。洪武十六年，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之，至京師，授以官，以老疾固辭，賜鈔遣還，未及行而卒。《浙江通志》列之《隱逸傳》中。是編首爲《選詩補注》八卷，取《文選》各詩刪補訓釋，大抵本之五臣舊注；次爲《選詩補遺》二卷，取古歌謠詞之散見諸書者選錄四十二首，以補《文選》之缺；次爲《選詩續編》四卷，取唐、宋以來諸家詩詞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爲《文選》嗣音。其去取大旨，本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其銓釋體例，則悉以朱子《詩集傳》爲凖。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若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

四言

《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

【疏證】 《文心雕龍·章句篇》：“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

《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

【疏證】 《文選》卷一九韋孟《諷諫詩》：“孟爲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旗。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太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衞。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静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娱。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睮睮謟夫，諤諤黄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黄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耉。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黄髮不近，胡不時鑒。”

按：《文心雕龍·明詩篇》：“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任昉《文章緣起》：“四言詩，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滄浪詩話·詩體》：“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馮惟訥《古詩紀》卷一四六：“按四言詩，《三百五篇》在前，而嚴［沧浪］云起於韋孟。蓋其敘事布詞，自爲一體，漢、魏以來，递相師法，故云始於韋。或又引《康衢》以爲權輿，又烏知《康衢》之謠非列子因《雅》、《頌》而爲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載在典謨，可徵也。”謝榛《四溟詩話》卷一：“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又卷二云：“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暨《三百篇》則盛矣。滄浪謂起自韋孟，非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韋孟四言《諷諫》，韋玄成四言《自劾》等詩，其體全出《大雅》。然《大雅》雖布置聯絡，實不必首尾道盡，故從容自如，而義實寬廣。韋孟、韋玄成，先後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下流至曹子建、王仲宣四言。）”又云：“班固四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爲變。”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二：“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諷諫》、《自劾》等篇，典則淳深，商、周之遺軌也；《黃鵠》、《紫芝》、《八公》等篇，瑰奇風藻，魏、晉之前驅也。”

魏、晉間，作者雖眾，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

【疏證】 《後村詩話》卷一：“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髙，《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漢獨有韋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晉，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辭安雅，而惰弛無節者眾，若束皙之《補亡詩》，視韋孟猶登天。嵇、應、潘、陸，亦以楛窳。‘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於皇時晉，受命既固’，蓋傭下無足觀。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勢盡矣。”

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

【疏證】 韓、柳此二篇，實乃頌體。宋紹聖二年，禮部言宏詞試格，“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樂》之類”（《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九《評彙五》引遯叟云：“柳州之《平淮西》，最章句之合調；昌黎之《元和聖德》，亦長篇之偉觀。一代四言有此，未覺風雅墜緒。”

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兩京當詩體窮變之會》：“按吳氏此論，極論後世四言之作所以不及古之故，可謂得要。然韓昌黎《元和聖德詩》，蘇黃門已譏其‘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等句，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則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據此四言一體，《三百篇》已造其極。後有作者，殆難追及，此漢、魏之所以不得不變而爲五言也。”

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

【疏證】 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後序》：“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宋文鑑》卷八五）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黄氏日抄》卷五九：“《元和聖德詩》，典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刌膾脯’等語，異於文王‘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藩鎮知懼。”

自時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尚，而四言益鮮矣。

【疏證】 學詩者以聲律爲尚，實不始於韓、柳，而實肇端於六朝。元嘉之後，聲色漸開，永明新體，辨四聲轻重，遂有格律之講求，至盛唐已臻其極。

今取韋孟以下得十餘篇，以備一體。若三曹等作，見於古樂府者，不復再錄。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於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

【疏證】 《文心雕龍·明詩篇》：“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詩品》：“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一：“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各自爲體，勿得相雜。”徐禎卿《談藝錄》：“韋、仲、班、傅輩四言詩，僒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爾。”沈德潛《說詩晬語》：“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祗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懨懨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方岳《深雪偶談》：“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鉅伯，輒不能工。水心（葉適）有是言矣。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志銘》，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棋》詩，其寂寒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髙妙也。”

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三《四言詩》：“四言詩，當以《舜典》“喜起”之歌爲首，大禹所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濫觴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紀》所載《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尚書大傳》所紀《卿雲歌》‘明明上天，燦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鼚乎鼓之，軒乎儛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又《塗山歌》‘綏綏白狐，九尾厖厖’。《左傳》所載《虞人箴》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戰國策》所記荀卿作歌曰：‘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其音節皆簡貴髙古，縱出於後人擬作，要非漢以後所能也。蓋周、秦以上及漢初，詩皆四言。自五言興而四言遂少。然漢、魏、六朝亦尚有爲之者。《文心雕龍》以韋孟《諷諫詩》爲四言首唱，此後如相如《封禪頌》、傅毅《迪志》詩、張茂先《勵志》詩、陶淵明《停雲》詩，皆傑出者。唐以後則四言遂絕。如李白‘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僅見者。東坡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事，‘不聞人聲，但聞落子’，亦偶一爲之。方岳《深雪偶談》謂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極其才之所至，惟四言輒不能工。劉後村謂《三百篇》在前之故。”

按：四言源流，古來學者論之已詳，右舉數家之說，備參考。

五言

五言古詩，載於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

【疏證】 《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貎，惟取昭皙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唐氏勃興，文運丕溢。”

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

【疏證】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

任昉《文章緣起》：“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鍾嶸《詩品》：“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以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

【疏證】 鍾嶸《詩品》：“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又云：“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

《後村詩話》卷一：“五言見於《書》、《詩》，如‘萬事叢脞哉’、‘胡爲乎泥中’之類，非始於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爲雙黄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按：關於五言詩之源流，逯欽立《漢詩別錄·考源第二》辨之最詳，云：“欲徵五言詩之淵源，須先標三準：凡稱五言詩，須通篇皆爲五言，一也。凡稱五言詩，不得含有‘兮’字，二也。一體裁之成，須經長期之醞釀，今故不以某一人之有此作，定其原始，而分別以一段時間爲其發生期及成立期，三也。請先申此義於下。尋前人論五言詩之起源，皆推之姬周時代，《藝文類聚》五十六引摯虞《文章流別論》云：‘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自仲治以《召南·行露》此詩爲例，謂五言始於《詩經》，後人率從其說。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論五言之起源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又同書《章句篇》云：‘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是其明證。今按一詩之體，既以五言爲稱名，則如五言之句，僅有半章，必不得以五言詩目之。摯、劉之說，俱非是矣。次則鍾嶸《詩品·總論》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又《文心雕龍·明詩篇》：‘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此兩歌（按指夏歌《鬱陶》與《暇豫歌》） 俱非通篇五言，則與吾人之第一標準不合，其不能依鍾、劉之說以定五言詩之起於夏、周者，自不俟言。今此所欲論者，則爲劉勰所謂‘孺子滄浪’，即含有‘兮’字之歌，是否可視爲五言詩一事，進而以明五言詩具有其特殊風格，而不可與楚聲之歌混爲一談，此兩漢文體之大端。”“夫楚聲之含有‘兮’字，乃其體格之當然。”“楚聲之‘兮’，亦有在句限而並關文義者，劉勰實不得一概而論也。而其所舉滄浪之歌，本爲楚聲之辭。其不得去其‘兮’而目之爲五言，亦已甚明也矣。復次，近世之論五言起源者，率舉一時之謠，一人之作，以定此一體裁之肇始。夫一新體之起，非一人所能創，亦非一短時間所能成。”“然則五言詩之發生及成立，究各斷爲何時乎？欽立竊謂自西漢武帝（西元前一世紀） 至東漢章帝之時（西元一世紀） ，應定爲此一體裁之發生期。自東漢章帝至獻帝建安以前（西元二世紀） ，應定爲此一體裁之成立期。”又《漢詩別錄·辨偽第一》云：“今存之蘇、李詩，昭明《文選》七首（蘇武詩四首，李陵《別蘇武詩》三首。） 以外，《古文苑》載有十首（李陵《錄別詩》八首，蘇武《答詩》一首，又《別李陵》一首） ，而引見他書之李詩零句，又有四條。”“完篇短章，總計約有一十九首。然《古文苑》載有孔融《雜詩》二首，茲經考證，本亦出於李集，則蘇、李詩之傳世者，且有二十餘首之多。”

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沖、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

【疏證】 《詩品》謂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郭璞詩憲章潘岳。

獨陶靖節髙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

【疏證】 《詩品》：“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

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

【疏證】 《詩品》：“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髙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

【疏證】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八：“休文論詩，有‘八病’之說，此變律之漸。然觀其詩，亦不盡如其說。”

《滄浪詩話·詩評》：“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唐初，承陳、隋之弊，惟陳伯玉專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

【疏證】 《詩源辯體》卷一三：“五言自漢、魏流至元嘉，而古體亡；自齊、梁流至初唐，而古、律混淆，詞語綺靡。陳子昂始復古體，效阮公《詠懷》爲《感遇》三十八首。”“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何耶？蓋子昂《感遇》雖僅復古，然終是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也。且其詩尚雜用律句，平韻者猶忌上尾，至如《鴛鴦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餘弊。”又卷一四：“初唐五言，古、律混淆，古詩既多雜用律體，而排律又多失粘，中或有散句不對者，此承六朝餘弊，蓋變而未定之體也。”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唐興，文章承陳、隋之弊，子昂始變雅正，夐然獨立，超邁時髦。初爲《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噫！公之髙才倜儻，樂交好施，學不爲儒，務求真適，文不按古，佇興而成，觀其音響沖和，詞旨幽邃，渾渾然有正大之意，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中流砥柱，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嗚呼盛哉！”

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眾體。

【疏證】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髙，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照，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並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施補華《峴傭說詩》：“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敘述身世，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畫山水，深心寄託，真氣坌湧。《頌》之典則，《雅》之正大，《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於唐以前爲變體，於唐以後爲大宗，於《三百篇》爲嫡支正派。”

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

【疏證】 陸時雍《詩鏡總論》：“觀五言古於唐，此猶求二代之瑚璉於漢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遠，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變，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繪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飾之，五不得也；古人氣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簡，而唐以好盡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盤礴，而唐以徑出之，八不得也。雖以子美雄材，亦踣躓於此，而不得進矣。庶幾者其太白乎？意遠寄而不迫，體安雅而不煩，言簡要而有歸，局卷舒而自得。離合變化，有阮籍之遺蹤；寄託深長，有漢、魏之委致。然而不能盡爲古者，以其有佻處，有淺處，有遊浪不根處，有率爾立盡處。然言語之際，亦太利矣。”

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眾人之所能及也。

【疏證】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髙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

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矣。

【疏證】 《詩源辯體》卷一七：“五言古至於唐，古體盡亡，而唐體始興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推岑參、元結，於唐體爲純，尚可學也；若髙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必不可學者。”

趙翼《甌北詩話》卷四：“中唐以後，詩人皆求工於七律，而古體不甚精詣，故閱者多喜律體，不喜古體。”

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

【疏證】 歐陽修之詩實不廢崑體，如其集中載《春帖子》、《端午帖子》之作，“無不詞取妍華而有興象，知用力於崑體者深爾。”（錢基博《中國文學史》）

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

【疏證】 嚴羽《滄浪詩話·詩辯》：“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考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疏證】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亦不可不熟讀。”又云：“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輔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而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間，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髙遠而自髙遠矣。”

《詩人玉屑》卷一三引朱熹云：“《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亦淺矣。”又云：“《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盡發天人之蘊，載韻語之中，以垂教萬世，又豈漢、晉詩人所能及哉？讀者深味而體驗之，則庶有以得之矣。

【疏證】 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序云：“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髙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詒諸同志云”。（《晦庵集》卷四）

吳訥《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髙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風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迨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闖淵明之閫域者，惟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髙，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沖遠古澹，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藴，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於《感興》諸詩，得二百首，寘於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沈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成化本《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卷首）

吳訥《五言》序題，多取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之旨。兹附錄之，讀者可參。《答董秀才論詩書》云：“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敢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王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仿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髙，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髙情遠韵，殆猶大羮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隂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夀、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升之、王子安務欲淩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朱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髙，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髙，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髙，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仿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髙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髙，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撑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韵不足。杜牧之沈酣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隂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温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桂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駮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彷彿者。元祐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髙，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髙，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宋文憲公文集》卷二八）

七言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羣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音黎） 。”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也。

【疏證】 《古文苑》卷八《柏梁詩》：“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座。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将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 ，周衞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禄勳徐自爲） ，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 ，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 ，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 ，蠻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 ，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 ，走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 ，齧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

任昉《文章緣起》：“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陳懋仁注云：“《周頌》：‘學有緝熙於光明’，七言之屬也。七言自《詩》、《騷》外，《柏梁》以前，有《皇娥》、《白帝子》、《擊壤》、《箕山》、《大道》、《狄水》、《獲麟》、《南山》、《采葛婦》、《成人》、《易水》諸歌，俱七言。或曰始於《擊壤》，或曰已肇《南山》，或曰起自《垓下》，然‘兮’、‘哉’類於助語，句體非全，惟少昊時《皇娥》、《白帝》二歌，勾踐時《河梁歌》，體具世遠，非其始乎？但悉見之後人書中，似出述作之手。故自漢、魏、六朝，下及唐、宋以來，迭相師法者，實祖《柏梁》也。”

按：至於七言與《柏梁》之關係，學者歷來有爭議。或以《柏梁》之前已有七言。王得臣《麈史》卷二：“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隂。’《小雅》曰：‘以宴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髙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黄鳥止於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徐禎卿《談藝錄》：“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藴氣琱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又髙棅《唐詩品彙敘目》云：“七言雖云始自漢武《柏梁》，然歌謠等作，出自古也。如甯戚之《商歌》，七言略備。迨漢，則純乎成篇。下及魏、晉，相繼有述。其間雜以樂府長短句，詞、吟、曲、引、篇、行、詠、調之屬，皆名爲詩。唐初作者亦少，獨宋之問數首，爲時所稱。又如郭代公《寶劍篇》，張燕公《鄴都引》，調頗凌俗，然而文體聲律，抑揚頓挫，猶未盡善。”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柏梁臺詩》以爲漢武帝《柏梁臺詩》出《三秦記》，“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逯欽立《漢詩別錄·辨偽第一》則考證《柏梁臺詩》本出《東方朔別傳》，云：“《東方朔別傳》既係西漢之舊記，其中又鮮後人之所增益，則此《柏梁臺詩》自爲當時所傳之篇，年代、官名等記載之不合，並不足否定其時代性”。“使果爲後人假託，其重複拙陋，必不至於此極，故竊謂漢武柏梁之集，本有七言賦詩之事。昭、宣以降，好事者爲《東方朔傳》，於此君臣盛會，欲有以鋪張之，而於原作有所增附，遂致多所乖牾也”。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論七言古詩》：“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予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產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也。”

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三《七言》：“《金玉詩話》謂七言起於《柏梁》。然劉勰謂出自《詩》、《騷》，孔穎達舉‘如彼築室於道謀’爲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等句甚多。顧寧人謂楚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按‘遷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婦何所譏’等句，本無‘些’、‘只’，則竟是七言也，特尚未以爲全篇。至《柏梁》則通體皆七言，故後世以爲七言之始耳。然古時亦已有爲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此或秦、漢間人擬作。至如《靈樞經》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甯戚《飯牛歌》：‘短布單衣適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茅濛之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項羽《垓下》，漢髙《大風》。漢初有《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有‘大海蕩蕩水所歸，髙賢愉愉民所懷’之句，則全篇皆有七言，亦非始於《柏梁》也。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劫》等曲，通首皆七言，則本後漢趙長君所作，不得謂吳越時即有此體。白起，戰國時人，在伍子胥之後，而《窮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顯然可見其偽。長君本傳謂其作《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而歎息，益可信諸詩之爲長君作也。”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七言在周世，《大招》爲其萌芽，漢則《柏梁》，劉向亦時爲之，然短促未能成體。”

按：七言之淵源雖可追溯至《詩》、《騷》及古歌謠，而作爲詩歌之一體式，則始著於漢、魏，庶可確定。逯欽立《漢詩別錄·考源第二》論之頗詳，云：“漢武愛文，柏梁列韻，能七言者，始得上坐。《漢書·東方朔傳》稱朔有七言之作，是知詩以字數別其體裁，亦適肇基於此時。”又云：“七言之興，亦始於漢武一朝。《漢書》六十五《東方朔傳》謂朔有《七言》上下。又《文選》四十三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仲舒《琴歌》今已亡佚，而東方所作，則尚有殘存，《文選》二十二魏文帝《芙蓉池作詩》注引東方朔《七言》云：‘折羽翼兮摩蒼天。’朔之《七言》，倘使通篇若此，皆上三下三，而以‘兮’字間之，則漢人所謂七言者，乃當時之楚歌，七言云者，僅文士所稱之別名耳。《史記》載楚項羽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以句型言之，此歌與東方七言完全相同，然漢初不名七言，而至此名之，此甚可注意者。尋西漢七言，此類之外，實別有悉句實字之篇，則《柏梁臺詩》及劉向七言是也。《柏梁臺詩》，前篇已有論列，茲列劉向之七言如下。《文選》注引劉向《七言》云：‘博學多識與凡殊，時將昏暮白日午，朅來歸耕永自疎，晏處從容觀詩書，結構野草起屋廬。’（《選》注引作劉歆，按即向詩。） 上列各句，押韻相葉，其出於一首，自不必言。茲所欲論者，此類悉句實字之七言，方爲當時之七言正格，而七言一目之所以起，此正格之七言，實有以啟之。蓋必以正格七言之出，而七言之目遂行，然後七字含‘兮’之楚歌，亦得混爲一類，而名之曰‘七言’矣”。“研漢代七言詩，固當以悉句實字者爲基準也。欽立又按：含‘兮’七言之出於楚聲，此本不待言矣。然正格之七言，既與當時之小學、雜占等爲同型，又果何自而來乎？是則本篇所欲詳考者。尋《柏梁詩》與劉向七言，有一顯著之特色，即句句用韻是也。此一特色，歷東漢以至兩晉，皆保留不變，而罕有例外者。茲姑就兩漢之歌詩、雜文、小學、讖緯、鏡銘等，以略示其例”。“總觀上例，則知當時凡屬七言，無不句句用韻，而與六朝以降之隔句用韻者，截然有別，斯固第一期七言歌之絕大特色矣。”“考句句用韻此本楚歌之特格；又楚歌之亂，雖含‘兮’字爲八言，而其體裁音節，又與正格之七言實無異。則七言者，楚《亂》之變體歌詩也。”“漢詩除《樂府》外，概承《楚辭》之後”。“正格七言之源於楚歌，吾人尚有一事可論證者，即漢人已有渻除‘兮’字之習慣是也”。“夫楚《亂》芟‘兮’，既可變爲七言，而漢人楚歌適有芟削‘兮’字之習，以及七言代替亂辭之例”。“漢代七言，約有三類。一爲中含‘兮’字之類，前舉東方朔之七言是也。一爲句句用韻之類，即劉向所作，而吾人目爲正格七言者是也。一爲句中用韻之類，則兩漢七言謠諺是也。然溯源所以別流，覽古所以證今，魏、晉七言，悉爲句句用韻，名篇佳什，後先承美。此繼乎漢代之正格七言也。宋、齊以降，始復隔句用韻，此一變也。而陳、隋以後，始復由駢及律，此二變也。顧雖經兩變，而不離其宗，則總此流衍，以沿波討源，其能承先啟後而克爲魏、晉、隋、唐七言詩之始祖者，厥維欽立所謂之正格七言矣。至於含‘兮’之七言，本楚歌舊體，雖前有所承，而後無所繼，其七言謠諺，則雖西京新格，而只句破碎，莫由成章，是以俱蔑乎其有嗣裔也。研漢詩者，固烏得混而視之哉！”

後梁昭明輯《文選》，載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後人換韻體也。

【疏證】 張衡《四愁詩》：“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爲懷憂心煩紆？”“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文選》卷二九）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張衡樂府七言《四愁詩》，兼本風騷，而其體渾淪，其語隱約，有天成之妙，當爲七言之祖。（下流至曹子桓《燕歌行》。） ”“《離騷》變爲樂府，而《四愁》則尤善云。”

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

【疏證】 曹丕《燕歌行》爲存世最早之文人七言詩。曹植集中未見有七言之作。所謂“曹子建輩擬作”，殆泛指。

馴至唐世，作者日盛。

【疏證】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陸時雍《詩鏡總論》：“七言古，自魏文、梁武以外，未見有佳。鮑明遠雖有《行路難》諸篇，不免宮商乖互之病。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氣駿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長，調髙而卓。少陵何事得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變生，真所謂‘驅走風雲，鞭撻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少陵《哀江頭》、《哀王孫》作法最古，然琢削磨礲，力盡此矣。《飲中八仙》，格力超拔，庶足當之。”“七言古，盛於開元以後，髙適當屬名手。調響氣佚，頗得縱横，勾角廉折，立見涯涘。以是知李、杜之氣局深矣。”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唐七言古詩，整齊於髙、岑、王、李，飄灑於太白，沈雄於少陵，倔強於昌黎，蓋猶七雄之並峙也。前之王、楊、盧、駱，後之元、白、張、王，則宋、衛、中山之君也。韓翃、盧綸，王、李之附庸；昌谷、樊南，退之之屬國也。惟李、杜，則昌黎而外，蓋莫敢問津焉。”延君壽《老生常談》：“七古，髙、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

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

【疏證】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七言古詩，概曰歌行。”“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爲歌行，漢、魏殊未爾也。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六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類。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柏梁》始之，《燕歌》、《白紵》皆此體。自唐人以七言長短爲歌行，餘皆別類樂府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樂府、古詩，相去不遠。然大抵古詩以和婉爲旨，以詳雅爲緒，以典則爲其辭。樂府以淫佚悽戾爲旨，以變亂爲緒，以俳諧詰屈爲其詞。古詩色尚清腴，其調尚優。樂府色尚穠，其調尚迅。古詩近於《三百篇》，樂府近於《楚騷》，所由蓋異矣。”陳僅《竹林答問》：“古詩與樂府，異流而同源。然考唐、宋人集中，往往有古詩而無樂府，前明以來，此體方盛。”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入七言古。”

按：“守法度曰詩”，出自王安石《字說》。趙與虤《娱書堂詩話》亦云：“守法度曰詩。”

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疏證】 舊題楊載撰《詩法家数》：“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迢递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

錢泳《履園譚詩》：“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髙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歌行按：考《文章辨體》卷首《總目》列舉各體依次爲“古歌謠辭”、“賦”、“樂府”、“詩”，並無“歌行”。吳訥以歌行附古詩之後，蓋以古詩視之也。然在“古詩”序目中，分別標“古詩一、四言”、“古詩二、五言一”、“古詩三、五言二”、“古詩四、七言”，而至“歌行”卷，“歌行”二字前未標“古詩五”，是其非必以“歌行”隸屬於“古詩”也。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

【疏證】 此出《樂府詩集》卷九〇《新樂府辭》序題：“樂府之名，起於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采歌謠，被聲樂，其來蓋亦遠矣。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鐃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

夫自周衰，采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義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

【疏證】 此出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原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又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云：“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髙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髙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

《樂府詩集》卷六一《雜曲歌辭》序題：“《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然後被於聲，於是有采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又《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序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

《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

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

【疏證】 《唐音癸籤》卷九引《遯叟詩話》：“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爲樂府第一手矣。誰知又有杜少陵出來，嫌模擬古題爲贅賸，別製新題詠見事，以合風人刺美時政之義，盡跳出前人圈子，另換一番鉗鎚，覺在古題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爲好手，‘盡道胡鬚赤，又有赤鬚胡’，兩公之謂矣。”

《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

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疏證】 《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歌行長篇，唐初稱駱賓王有《帝京篇》、《疇昔篇》，文極富麗。至盛唐絕少，李、杜間有數首，其詞亦不甚敷蔓，大率與常製相類，已混收從彙，不復摘去。迨元和後，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其詞欲贍欲達，去離務近，明露肝膽。樂天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故格調扁而不髙，然道情敘事，悲歡窮泰，如寫出人胸臆中語，亦古歌謠之遺意也，豈涉獵淺才者所能到耶！”

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即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於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錄之於此云。

【疏證】 學者於“樂府”、“歌行”之概念，往往混淆莫辨，吳氏如此分別，蓋有鑒於此。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體凡》所論甚細，可參酌。其云：“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效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於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於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於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 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 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間雜長句，始鮑明遠。唐人承之，體變尤爲不一，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 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韻之偶對者而變。） 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長篇而變。） 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唐一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 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備一體。） 一曰五言絕句，一曰七言絕句。（絕句卽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於齊、梁；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曲。） 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鄴城童子謠》。） 六字詩、（《牧護歌》。） 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李白繼作。） 一字至七字詩、（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爲韻，偶對成聯。又鮑防、嚴維多至九字。） 騷體雜言詩。（此種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皋歌》、杜之《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難芟漏。） 律體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嚴滄浪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爲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 及六言絕句。（王維集有。） 而諸詩內，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諸家槪有，而李白所擬爲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爲之名，而變其舊。） 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爲樂府題者也。（始於杜甫，盛於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爲得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 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總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人因之。） 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爲引，導其情爲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爲辭，又衍而盛焉爲篇，皆以其詞爲名者也。） 有曰詠者，曰吟者，曰歎者，曰唱者，曰弄者；（詠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鬱，歎以抒其傷，唱則吐於喉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爲名者也。） 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樂者。（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爲其名者也。） 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於樂。”

諭告《文章辨體總目》作“諭告”，卷一五作“告諭”。

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

【疏證】 此出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辭命》敘例，原云：“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鄭氏曰辭謂辭令。） 曰命、（謂禆諶草創之命。） 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 曰會、（謂胥命於蒲之命。） 曰禱、（謂如衛太子戰禱。） 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 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温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又按東萊呂氏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疏證】 吕本中《吕氏童蒙訓》云：“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張鎡《仕學規範》卷三五《作文》引）

璽書

按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

【疏證】 蔡邕《獨斷》卷上：“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玉璽以封，故曰璽書。

【疏證】 “天子書玉璽以封”，“書”字，《續修四庫全書》本爲空格，兹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漢書·霍光傳》：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

陳仁子《文選補遺》卷三《璽書》：“《漢·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仿此。’”

《後漢書·陳蕃傳》諫書曰“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章懷太子注：“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漢舊儀》：“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黄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

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

【疏證】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佗］乃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髙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髙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娱，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时，稱臣，使人朝請。”

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

【疏證】 王兆芳《文章釋·璽書》：“璽書者，璽，印信也，印封書以取信也。答書多璽封，其無主名者，專曰璽書。”“主於立文徵信，慎重莊言。源出《周官》職金楬璽，掌節、小行人、司市用璽節，流有季武子《璽書》，及秦始皇《賜扶蘇璽書》，漢文《賜晁錯璽書》，後世皇帝多璽書。”

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於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矣。

【疏證】 《文章辨體》卷一五《璽書》錄《漢文帝賜南越尉佗書》、《答晁錯璽書》、《宣帝賜趙充國書》、《成帝諭東平王宇璽書》、《光武賜馮異璽書》、《勞馮異璽書》、《報耿弇璽書》、《章帝報東平王蒼璽書》、《和帝報梁王暢書》、《唐太宗賜李大亮書》、《答魏徵書》、《宋哲宗答韓絳書》、《宋神宗獎諭司馬光書》。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

【疏證】 王應麟《玉海》卷六四《唐王言之制》：“學士初選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

《新唐書·百官志》：“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

按：吳曾祺《涵芬樓文談》附錄《文體芻言》“批答”條：“唐時只謂之批，故張九齡有《批張守珪送安祿山詣闕奏》，而元微之集中亦有《批劉悟謝上表》、《批王播謝官表》。至宋世，始謂之批答。自是以後，謂之批者，臣下間得用之；而‘批答’二字，則專屬之王言。”

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東萊《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

【疏證】 《宋文鑑》卷三三爲《批答》，卷三四爲《制》。考《文苑英華》已將詔敕、批答分列，卷四五九至卷四六五爲“詔敕”七卷，卷四六六、四六七爲“批答”二卷。蓋爲東萊《宋文鑑》所本。

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

【疏證】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冊府元龜》卷一〇一：“［貞觀］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對曰：‘陛下化髙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奬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御筆爲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繇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於是其尚考諸。

【疏證】 宋昭陵，宋仁宗。《宋文鑑》卷三三《批答》有《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再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賜宰臣富弼乞解機務不允批答》、《賜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批答》、《賜宰臣文彥博乞解重任不允批答》、《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不允批答》，皆歐陽修所撰。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

【疏證】 《尚書》有《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文侯之命》等篇。

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

【疏證】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廷尉李斯等與博士議，改命爲制，令爲詔。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並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

蔡邕《獨斷》卷上：“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徐師曾《文體明辨·敕》序題云：“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詳《新唐書·百官志》。

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

【疏證】 《文心雕龍·詔策篇》：“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黄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也。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温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爕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文體明辨·詔》序題云：“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麗，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諸詔、誥、制、敕、表、箋、簡、啟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也。”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諱。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然以文體言之，漢詔最爲淵雅。《陔餘叢考》稱漢詔多懼辭，斯則‘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恒言。西漢固不必世皆令辭，然掌制有人，故詞況極臻美備，而漢文之詔爲尤動人。劉勰稱武帝‘選言弘奧’，斥文帝之詔爲‘浮新’，紀文達議之，當也。東漢明帝所降詔書，不及文帝精懇，然祖義褒德，雅善說辭，亦佳筆也。”

東萊呂氏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温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

【疏證】 “温厚”，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一引作“敦穆”。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呂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散文當以西漢詔爲根本，次則王岐公、荆公、曾子開詔，熟觀然後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又引真西山先生曰：“兩漢詔令，詞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爲代言之法。”

陳維崧《四六金針》詔式：“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赦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敕，或獎喻，或獎勸。”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有唐詔墨，髙逾山丘，獨太宗爲美。凡屬大典，或出詞臣手筆，則駢四儷六，不無詞費。中如《節省山陵節度詔》、《答房玄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責齊王祐詔》，似出御筆。其中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無偽，斯皆詔敕中之極筆也。武后詔敕，中書本多名流，顧爲名不正，義乃無取。宋人制誥，初無散行文字，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語”。“以宋方唐，則唐之駢文郁不入纖，宋之駢文巧不傷雅。”

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語。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

【疏證】 《後漢書·光武帝紀》“辛未詔”章懷太子賢注云：“《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唯此爲異也。”

蔡邕《獨斷》卷上：“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誄諡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一尺木兩行，唯此爲異。”

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

【疏證】 《新唐書·百官志》：“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襃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嚴，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文章獻納，以授記事之官。”

徐師曾《文體明辨·冊》序題云：“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諡、寓哀之屬，亦皆有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侯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諡冊，上諡贈諡用之。八曰贈諡冊，贈官並賜諡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

《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冊、策二字通用。

【疏證】 《說文解字》又云：“凡冊之屬，皆從冊。”“笧，古文冊，從竹。”

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疏證】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三三：“玉牒金冊，並國史也。《文選》：‘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

《文體明辨·冊》序題云：“當是之時（按指漢代），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於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云：“今制：郊祀、立后、立储、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

制誥

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

【疏證】 《周禮·春官下》：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尚書·畢命》孔安國《傳》云：“畢公見命之書”。《正義》云：“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尚書·冏命》孔《傳》：“以冏見命名篇。”《正義》：“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徐師曾《文體明辨·命》序題云：“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並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

“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

【疏證】 《尚書·大誥》孔《傳》：“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正義》：“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

《尚書·洛誥》孔《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正義》：“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文體明辨·誥》序題云：“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告，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於《書》可見矣。”

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

【疏證】 《史記·三王世家》載武帝立三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齊王策》曰：“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禆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燕王策》曰：“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廣陵王策》曰：“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

【疏證】 蔡邕《獨斷》卷上：“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文體明辨·誥》序題云：“《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眾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於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如細分之，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辨二體之異。”

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

參見“冊”條注所引《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賢注及《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

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

【疏證】 據“冊”條注所引《新唐書·百官志》，所謂“發敕”者，用於六品以上官之除授。“六品以下”，殆誤。

方以智《通雅》卷二二《官制》：“凡拜官則給告身。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方準書給。大将軍告身一通，止易一醉，此猶今之空頭劄也。《唐·選舉志》曰：‘三銓注擬奏受，視品及流外則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似今之文憑。于文定謂告身即今之告敕也。宋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以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七《誥敕》：“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填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偽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茍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官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髙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績，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於禁絕諛偽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

【疏證】 《宋文鑑》卷三四至三六爲《制》。如李沆《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鄧潤甫《除司馬光左僕射制》，歐陽修《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張方平《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制》。按制書於大除授用之，非必皆拜三公三省也。加封、加恩亦曰制。

【疏證】 《文體明辨·誥》序題云：“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諡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敕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制用四六，以便宣讀。”

陳維崧《四六金鍼·誥式》：“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獎，三戒敕。或獎喻封贈，則用慰諭。”

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温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疏證】 《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辭科之文，謂之古則不可，要之，與時文亦夐不同。蓋十二體，各有規式。曰制曰誥，是王言也，貴乎典雅温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工，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麄露；二曰敘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三處乃一篇眼目。燈窗平日用工，先理會此等三處，場屋亦然。三處占工既多，則他處不逮無害。如三處弱，則他有妙語無益。若夫褒辭，則亦須切當。文武宗室，各用得體，平時先要準備。”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

【疏證】 今本《說文》無此條，但云：“策，馬箠也。從竹，朿聲。”《禮記·仲尼燕居》鄭康成注：“策，謀也。”

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

【疏證】 《漢書·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颜師古注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髙下也。”又《漢書音義》：“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一者爲甲，次爲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太平御覽》卷六二八《貢舉上》）

《文心雕龍·議對篇》：“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髙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髙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駮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髙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徐師曾《文體明辨·策》序題云：“今彙而辨之：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文體明辨·策問》序題云：“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剸劇解紛之職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者而後能之，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

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

【疏證】 《漢書·文帝紀》：“［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語在《晁錯傳》。”

《漢書·晁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髙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寜，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

【疏證】 宋儒於晁錯對策多有指摘。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一〇：“［晁錯］其對爲謟語以求售，世固已多論之，然論變法之意，纔有‘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兩語，極稱其美，以悅帝之意，微見其端，以起帝之疑，此正錯之術數也。賴文帝清静寡欲，不爲其所動耳。至於論三王計安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敝，亦不可廢也。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髙策。當時議論之臣，固少與錯比。其遷爲中大夫，文帝特奇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敘可見也。”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麽？”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三《文帝問賢良文學策》後按語云：“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爲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藴，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

【疏證】 《漢書·武帝紀》贊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漢書·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夀，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髙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隂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隂陽。陽爲德，隂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隂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隂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隂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隂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隂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鳯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髙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後二問對，茲略不錄。

迨後，惟宋蘇氏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所取焉。讀者詳之。

【疏證】 蘇軾《御試制科策並問》，載《東坡全集》卷四五。《文章辨體》卷一八已錄。又《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髙，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蠧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又見《欒城後集》卷一二《潁濱遺老傳》。

表

按韻書：“表，明也，标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

【疏證】 《玉篇》衣部：“表，碑矯切，衣外也，上衣也，書也，威儀也，明也，標也。”考《文選》卷三七《表》，李善注：“表，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

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曰表。漢因之。

【疏證】 《文心雕龍·章表篇》：“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

《文選》卷三七《表》李善注：“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以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並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

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

【疏證】 諸葛亮《前出師表》，載《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亦見《文選》卷三七。《後出師表》，見《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或以爲偽作。

李密《陳情表》，載《文選》卷三七。

李充《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唐、宋以後，多尚四六。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表》序題云：“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爲古體者，有宋人而爲唐體者，此又不可不辨也。”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漢表多散文，唐表多駢文。故表體二：一漢體，一唐體。宋表因唐體。明初進書、讓官、謝恩、慶賞諸表，未有定式。嘉隆以後，以富儷爲工，於是起止有定式，鋪次有成轍，而文日陋矣。”

陳維崧《四六金針·表式》：“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冊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義。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

【疏證】 《文體明辨·表》序題云：“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勸進。）有陳乞，（待罪同。）有進（進書，如唐蕭穎士《爲陳正卿進續尚書》、宋竇儀《進刑統》之類是也。）獻，（獻物。）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辭官。）解，（解官，如晉殷仲文《解尚書表》是也。）有陳謝，（謝官、謝上、謝賜。）有訟理，有彈劾，（漢諸葛亮有《廢李平表》。）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

《唐文粹》卷二五《表奏書疏》，表分六類：一“尊號”，如《請上尊號表》、《賀冊尊號表》；二“肆赦”，如《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三“政事”，如《奉天論延訪朝臣表》；四“獻事”，如《爲陳王卿進續尚書表》；五“配祭”，如《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六“教化”，如《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宋文鑑》卷六三至七一，錄表九卷。有謝表，如王禹偁《滁州謝上表》、《黄州謝上表》，韓琦《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楊億《謝賜衣表》，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有賀表，如劉筠《賀冊皇太子表》，歐陽修《賀平貝州表》、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有辭免表，如富弼《辭起復表》、歐陽修《乞致仕表》、王安石《辭明堂陪位表》。有進書表，如歐陽修《進修新唐書表》、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貢物表，不多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一一有《貢物表》。按是卷《貢物表》之後又有《進鬱金香草狀》、《進水晶葛粉白蜜狀》，皆進貢品之奏表也。

按：宋人表、狀常通用。表類兼收奏狀，如《宋文鑑》卷六三晏殊《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卷六四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狀》，卷六八蘇軾《謝宣召入院狀》。

陳繹曾《文章歐冶·古文譜》：“諫表、論事表、請表、勸表、乞陳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

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九：“或曰表制有六，賀表則頌聖處貴詳盡，進表則敘事期望處貴詳盡，辭、謝表則敘事自勉處貴詳盡，請、諫表則責望處貴詳盡。”

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錄西山先生（真德秀）曰：“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題二十字。須要見盡題目，又忌體貼太露。如前輩《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用‘參著兩儀之瑞’；五色雀、瑞麥、瑞芝，用‘睹珍符於動植’（便見三者分明。）《安南國謝加恩並賜對衣金帶鞍轡表》，用‘式兼名器之榮’，蓋只用兩字，該盡題目，最可法也。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書表，《實錄》要見實錄，不可移於《日歷》；《國史》要見國史，不可移於《玉牒》，乃爲工也。”

《辭學指南》云：“進書一門，諸書體製各不同。《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寶訓》則分門，《日歷》則繋日，《會要》則會粹，各是一體。若出進《玉牒表》，須當純用玉牒事，不可以他事雜之。舉此一端，其餘皆然。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又云：“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制亦有以得之矣。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

【疏證】 《通典》卷七六《禮三六·軍一·宣露布》。

《唐語林》卷八：“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之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髙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髙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馹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容齋四筆》卷一〇《露布》：“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髙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禆將，髙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髙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髙懸久矣。”

王應麟《辭學指南》：“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任城王勰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王肅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髙曳長縑、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傅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隋開皇中撰宣露布禮。） 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於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歎焉。（薛收爲露布，或馬上占辭。封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 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嘗考（《宋書》云：楊文德建露板，馳告朝廷。《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

【疏證】 《文章緣起》：“露布，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

考《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後毌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又《三國志文類》卷五後主《告諭伐魏詔》：“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又是書卷五四《魏明帝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則置於“檄”類。蓋露布之作，實起於三國之際。

及《世說》又載：“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

【疏證】 《世說新語·文學》：“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是則魏、晉以前亦有之矣。

【疏證】 《陔餘叢考》卷二一《露布》：“《三國志·王肅傳》注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爲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有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爲刺史，劾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封彌，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弔，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自賈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既爲征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髙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髙祖曰：‘何爲不作露布？’對曰：‘擒斬不多，若復髙曳長縑，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爲露布，即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論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

《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

【疏證】 此句不見於今本《文心雕龍》，但見《太平御覽》卷五九七《文部》一三《露布》引《文心雕龍》。《容齋四筆》卷一〇《露布》亦引之。

《文心雕龍·檄移》：“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

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

【疏證】 露布用四六體，王應麟《辭學指南》言之甚詳。若其所舉東萊《破突厥露布》云：“春秋復九世之讎，世宗遵而伐敵；匈奴直百年之運，宣帝因以受朝。滌蕩平城之憂，焜燿渭橋之謁。推今盛烈，跨古鴻猷。”所謂用四六者如此。

《四六金針·露布式》：“出師勝捷播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敘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師諭眾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諭理，五宣慰，六招慰。”

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先生嘗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觀者詳之。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

【疏證】 《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

【疏證】 林之奇《尚書全解》卷六：“《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如《皋陶謨》云：“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歡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益稷》云：“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西山真氏以爲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

【疏證】 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議論類敘例云：“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髙宗肜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

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於首。

【疏證】 此亦仿《文章正宗》之例。《文章正宗》之《議論》卷，錄《國語》之《祭公謀父諫征犬戎》、《召公諫監謗》、《芮良夫諫專利》、《虢文公諫不藉千畝》、《仲山父諫立少》、《富辰諫以翟女爲后》、《太子晉諫壅川》、《單穆公諫鑄大錢》、《里革諫夏濫淵》、《白公子張諫靈王》，又錄《左傳》之《富辰諫以狄伐鄭》、《石碏諫寵州吁》、《臧僖伯諫觀魚》、《臧哀伯諫納郜鼎》、《宮之奇諫假道》、《臧文仲諫卑邾》、《屠蒯諫晉侯》、《晏子諫誅祝史》、《鮑文子諫伐魯》、《伍員諫吳王許越成》、《子胥諫伐齊》。此皆題目即標以“諫”者。別以“論”爲題者亦多，實亦具論諫之義。

按：《春秋》內傳，即《春秋左氏傳》。外傳指《國語》。劉知幾《史通》卷一曰：“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韋昭《國語注》自序云：“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爲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於後云。

【疏證】 兩漢以下錄諸葛亮《論復漢室》，魏徵《論化民》，李泌《論廢立》、《論奸邪》，司馬光《論節用》、《論守祖宗法》。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

【疏證】 《尚書·虞書》之《大禹謨》、《皋陶謨》。《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

《尚書·商書·伊訓》。《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尚書·周書·無逸》。《正義》曰：“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

漢髙、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

【疏證】 《漢書·賈山傳》：“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漢書·賈誼傳》：“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

【疏證】 《文章緣起》“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條，陳懋仁注云：“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則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隂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乃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啟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上書章表，已列前編，其篇目有八，曰奏，奏者進也；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曰對；曰啟；曰狀，狀者陳也；曰劄子，劄者刺也；曰封事；曰彈事。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啟入規，而忌侈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此又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用表辭，而首尾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唯表與本二者而已。”

《後漢書·胡廣傳》章懷注引《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奏者，進詞言事也。原於唐虞之敷奏。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爲奏，是奏事也。漢人兼用以彈劾，謂之奏彈，又名劾事，故曰奏以按劾，然奏事亦用之。惟公府用奏記，郡將用奏牋耳。明制，陳私情曰奏，則非止於按劾矣。厥後流爲章疏之總名，故有奏狀、奏議、奏牋、奏章、奏劄、奏疏、奏本之名。”又云：“疏者，列疏情事，宣布上告也。漢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亦用之。唐之表狀，亦稱書疏。至後世，則爲章奏之總名矣。”

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於史可見矣。

【疏證】 《後漢書·翟酺傳》章懷注：“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容齋續筆》卷三《漢文帝受言》：“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七月，詔問蔡邕災異，“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章怀注云：“《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也。’”戴植《鼠璞》卷下《封章》：“俗謂章奏爲嚢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封事，漢制，表書皆啟封；其言密事，則皂囊重封，謂之封事，其文亦書疏也。”

昔人有云：“君臣相遇，雖一語而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而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爾。”信哉！

【疏證】 “昔人所云”一條，未詳所出。俟考。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疏證】 《尚書·周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文心雕龍·議對篇》：“周爰咨謀，是謂爲議。”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說文》言部：‘議，語也。’‘論，議也。’‘謀，慮難曰謀。’口部：‘謀事曰咨。’然則議亦論事之泛稱。”

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

【疏證】 蘇軾《書傳》卷一六《周官第二十一》：“《春秋傳》曰：‘鄭子産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議》序題云：“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駮議。駮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駮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也。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商今，或訂古，由是議寖盛焉。然其大要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乃爲深達議體者爾。”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議者，參眾論而折衷之也。有朝議，有鄉議，有禮議，有學問紹述之議。如兵刑錢穀、河防屯田、大臣諡法，皆國議也。博綜諳練，井井有條，摭拾斷制，生死無愧，此卓議也。如差徭驛遞，水利闡壩，此鄉議也。上不礙官，下不病民，准情酌理，可謂永利，此嘉議也。禮家聚訟，能駮能斷，不失聖人本意，可爲流俗防範，此確議也。學問無窮，各人所見，彼地所傳，遵信或似株守，通變或似專擅，虛心平氣，取其所長，化其所短，此善議也。”

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於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一取之，而附於中云。

【疏證】 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議則主於一事，議其得失如何。其爲私家之事，則入論辨類，退之《改葬服議》是也；其繫於國家者，則入奏議類，如退之《禘祫議》、子厚《駮復讎議》是也。”

《文章辨體》卷二四《議》卷錄漢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議》，侯應《罷邊備議》，賈捐之《罷珠崖議》，劉歆《毀廟議》，唐崔沔《宗廟加籩豆議》，韓愈《禘祫議》、《復讎議》、《改葬服議》，柳宗元《復讎議》、《晉文公問守原議》，宋陳襄《南北郊議》，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明宋濂《治河議》。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

【疏證】 實出《後漢書·胡廣傳》“文吏試牋奏”章懷注云。

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目，名曰彈事。

【疏證】 《文選》卷四〇《彈事》錄三首：任彥昇《奏彈曹景宗》、《奏彈劉整》，沈休文《奏彈王源》。

《文心雕龍·奏啟篇》：“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

若《唐文粹》、《宋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

【疏證】 《唐文粹》卷二八《表奏書疏戊》錄彈奏二：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周太玄《彈義成軍師節度使李聽疏》。

《宋文鑑》卷五七《奏疏》錄蘇轍《論呂惠卿》；卷五八《奏疏》錄劉摯《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鄧潤甫《論李憲》；卷六〇《奏疏》錄梁燾《論呂大防乞以旱罷》；卷六一《奏疏》錄任伯雨《論章惇蔡卞》；卷六二《奏疏》錄陳瓘《論蔡京》，龔央《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江公望《論蔡王府獄》，崔鶠《論馮澥》，《再論馮澥》等。此雖題爲“論”，實皆奏彈按劾之彈文也。

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

【疏證】 《玉海》卷六一《藝文·奏疏》：“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也。”

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各異焉。觀者其尚考諸。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

【疏證】 《釋文》，不詳。考《經典釋文》，未見此語。王應麟《辭學指南》：“檄，軍書也。”又引《說文》曰：“檄，激也。”又《玉海》卷一八七《兵捷·檄書》：“檄，軍書也。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釋名·釋書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檄，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

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

【疏證】 《史記·周本紀》：“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葉夢得《春秋考》卷二：“諸侯之有不和者，亦因是愬於王。小者則盟之，大者則正以九伐之法。所謂刑法之辟、攻伐之兵、征封之備、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如祭公謀父所言者也。”

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

【疏證】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王應麟《辭學指南》：“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爲書約矢遺燕將，秦尉佗移檄蒯通，說范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 漢有羽檄，（顏師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書”。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 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冊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謂其爲文敏速也。”

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

【疏證】 《文心雕龍·檄移篇》：“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豈不信乎？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諭莎車諸國》是也。”又引西山先生（真德秀） 曰：“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移檄藩鎮。）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檄之萌芽，在張儀檄楚相，徒述口語，不見緣飾。及陳琳、鍾會以下，專爲恣肆。顏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覽書而知作者，亦無韻之賦也。”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書記》序題云：“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者，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以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文體明辨·上書》序題云：“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虽代有更革，而古制猶存。”“蕭統《文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也，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

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

【疏證】 《文心雕龍·書記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

徐昂《文談》：“秦、漢以前，君臣往復，朋好酬答，間接用文字，皆謂之書。厥後書、奏異制，遂別爲兩體。專制既革，上書倫於書牘，復其初矣。”

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

【疏證】 《文心雕龍·書記篇》：“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

徐昂《文談》：“書牘分與書、覆書二種：與書陳述意見或情狀；覆書則就來書答覆其諮詢之事物，或就其所陳述者，表示贊同或辯駮之意，詞旨溫婉，而義宜廣大。”

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

【疏證】 所舉諸書，指樂毅《報燕惠王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揚雄求方言書》等。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六《上書》：“書之見於《左傳》者，晉魏絳授僕人書及鄭子家告趙宣子、子產與宣子論重幣書數則而已。”

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

【疏證】 韓愈《與孟東野書》、《答竇秀才書》（《別本韓文考異》卷一五）。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〇《書明責躬六首》，卷三一收《與韓愈論史官書》、《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等九首。

程、朱、張、呂，指程頤、朱熹、張栻、呂祖謙四大理學宗師。其與門生故舊之往來書信，各見別集，茲不贅。

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哉！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

【疏證】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學文凡例》：“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後擬題仿此。”

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志、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志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記以善敘事爲主，前輩謂《禹貢》、《顧命》乃記之祖，以其敘事有法故也。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論體。詞科所試，唯南渡前元豐尚書省、飛白堂等記，及紹興新修太學記，猶是記體，皆可爲法。後來所不逮。須多讀前輩敘事之文，則下筆方有法度。蓋有出處事多，如唐折衝府者；出處事少，如漢步壽宮者。事多，貴乎善翦截，不然則繁冗矣；事少，責乎鋪張，不然則枯瘠矣。”

後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疏證】 出陳師道《後山詩話》。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後山所譏，以論作記，然髙山可仰，比諸景行，原泉不舍，取其有本，古人不爲病也。及蔽者爲之，泥其跡，遺其神，迂而寡趣，泛而無等，則爲文之累矣。”

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

【疏證】 《文體明辨·記》序題云：“《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

按：《戴記》，《大戴禮記》也。《禮記》另有《樂記》、《雜記》諸篇。

《金石例》卷九《擬記之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後擬題仿之。”

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

【疏證】 秦觀《淮海集》卷三八《五百羅漢圖記》：“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仿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洪邁《容齋五筆》卷七《韓蘇杜公敘馬》：“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仿之而作《羅漢記》。”按：《東坡志林》卷二：“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柳子厚遊山諸記：《柳河東集注》卷二九《記山水》有《游黃溪記》、《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柳州東亭記》、《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柳之記新堂、鐵爐步”，指柳宗元《永州新堂記》、《永州鐵爐步志》。

迨至歐、蘇而後，始有專以論議爲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爲言也。

【疏證】 如下文所舉歐、蘇、張、朱四家之文。

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

【疏證】 此處出自盧摯《文章宗旨》，云：“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書史法，如《尚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

王應麟《辭學指南》：“作記有敘其事於首者，如宮殿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之類，先說在頭一段，然後人爲之記曰云云。周子充《漢末央宮記》首云：‘漢髙皇帝’云云，‘八年丞相蕭何始治未央宮’云云是也。有敘其事於尾者，如詹叔羲《漢城長安記》末云‘城肇功於元年正月，已事於五年九月’云云，‘爲門者十有二，南北則象斗形’云云，洪景伯《唐勤政務本樓記》末云‘樓成於開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

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

【疏證】 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張耒《進學齋記》、朱熹《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按章學誠《評沈梅村古文》：“記序之文，因事命篇，理趣自足。然記山水游宴，形容景物，要使文不入靡，琢不傷樸，大則班氏志地，小則酈氏注水，皆當觀法，最忌辭賦藻麗駢體，工巧字句，破壞古文法度。”（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一）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敘記本以敘述事實爲主，若加空論，即爲失體。”

序

《爾雅》云：“序，緒也。”

【疏證】 見《爾雅·釋詁》。按：序或作敘。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說文》：‘序爲東西牆，敘爲次第。’假‘序’爲‘敘’，經傳已舊。‘序’既訓‘緒’，義資紬繹；又訓‘次第’，意在敷陳。”《玉海》卷六二《藝文·序贊》：“序，緒也，緒述其事，使相胤續贊明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序題云：“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宋真氏常分列於《正宗》之編。”“其序事又有正、變二體。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敘，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體稍變，而其文益簡矣。”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八一：“序，東西牆也。文而曰序，謂條次述作之意，若牆之有序也。”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又《古文辭類篹序》：“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疏證】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王應麟《辭學指南》：“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序錄一項，古人皆自著書而自爲序。劉向爲各家之書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後世爲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無是也。”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孔子贊《易》，爰有《序卦》，其序之權輿乎？序其作意，次第爲言。古人命篇，多在簡末，如《史記序》、《說文解字序》是也。後世徒觀夫《詩》、《書》小序冠於篇前，往往有所著述，則導言之作，褎然居首，已稍稍失古誼矣。”

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

【疏證】 東萊此語，未詳所出。考潘昂霄《金石例》卷九《擬序之式》首引“東萊先生曰”，末段有云：“夫序，由《詩》、《書》、《左傳》有序，故說者謂序典籍之所以作。大抵序以善序事理爲上，如後世贈送燕集等作，隨事以序其實。觀古人制作，其體式可概見矣。”

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爲上。

【疏證】 盧摯《文章宗旨》：“夫序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序。《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

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

【疏證】 指贈序、送序。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臨別贈言，其誼古已。漢、魏以還，贈別以詩，唐人爲之，緣詩作序，至於昌黎作序，不皆有詩，且不必以別焉。”吳曾祺《涵芬樓文談》附錄《文體芻言》：“贈序一類，自來選古文者，皆與序跋爲一，至姚氏《古文辭類篹》始分爲二。然追原所以名序之故，蓋由臨別之頃，親故之人相與作爲詩歌，以道惓惓之意。積之成帙，則有人爲之序，以述其緣起，是故與序跋未嘗異也。惟相承既久，則有不因贈什而作，而專爲序以送人者，於是其體始分。姚氏離之，是也。”

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爲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疏證】 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送孟東野序》、《送浮屠文暢師序》、《送廖道士序》等。姚鼐云：“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古文辭類纂·序目》）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引張裕釗云：“唐人始以贈序名篇，作者不免貢諛，體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贈人以言之意，體簡詞足，掃盡枝葉，所以空前絕後。”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云：“韓集贈送之序，美不勝收。”尤稱其《送浮屠文暢師序》與《送廖道士序》二篇。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

【疏證】 徐堅《初學記》卷二一文部《講論》：“《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見《詩箋》。） 賈逵曰：‘論，釋也。’（見《國語注》。） 皆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見顧野王《玉篇》。） ”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論之爲體，包括彌廣。議政，議戰，議刑，可以抒己所見，陳其得失利病，雖名爲議，實論體也。”

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論》序題云：“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劉］勰說，差爲未盡。唯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誤哉？”

按：《答客難》、《答賓戲》、《解嘲》，已屬問對，故不在“論”中。

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

【疏證】 《文選》卷四九、卷五〇爲《史論》，收班固《公孫弘傳贊》，干寶《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晉紀總論》，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篇，並無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之文。

《史記·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苖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

【疏證】 《文選》卷五一至五五爲《論》，載賈誼《過秦論》、王褒《四子講德論》、嵇康《養生論》、陸機《五等論》、劉孝標《廣絕交論》等篇。江統《徙戎論》，載陳仁子《文選補遺》卷二二。柳宗元《守道論》，載《柳河東集》卷三。

按：黃侃《文選平點》卷四九干寶《晉紀總論》，有按云：“《過秦論》一篇孳乳無數。”

《文選》分“論”爲二體。後人或分爲三體，或分爲六體，或分爲八體。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論，取反復辨正，期於諦當之義。有史論，有事論，有理論，其格不一。有批駮到底歸於一是者，如歐陽《泰誓論》是也；有指陳時事，關乎治體者，如東坡《思治論》是也；有極言病民，有益於補救，如西漢《鹽鐵論》是也。本是議郎博士各陳所見，史官纂成一書，故不曰疏而曰論。他如理論，惟二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爲確然，其文則不可與兩漢、八家比。又如試論，當以蘇氏爲准，其偏駮詭激，斷不可從。”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論有論其理者，如韓退之《原道》、《原性》，歐陽永叔《本論》之類是也；有論其事者，如柳子厚《封建論》之類是也；有論其人者，如三蘇諸人名論是也。其所以爲論者不同，其爲抒己之所見則同。”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六分六體，較明白，云：“理論如蘇軾《韓非論》。政論如柳宗元《封建論》。經論如歐陽修《泰誓論》。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如蘇洵《史論》、賈誼《過秦論》、蘇軾《始皇論》，皆評議；如《左傳》‘秦伯以三良爲殉’、‘祁奚能舉善’、‘駟歂殺鄧析’、‘邾黑肱來奔’、《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贊戾太子》、《後漢書·班彪傳論》、晉干寶《晉書·帝紀總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皆贊述。文論如漢桓寬《鹽鐵雜論》。諷論如漢班彪《王命論》。寓論如魏李康《運命論》。設論如王褒《四子講德論》。然《左傳》、《史》、《漢》雖曰贊述，原無‘論’之名，今亦借言之耳。”徐師曾《文體明辨·論》序題云：“［劉］勰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諷人） 、寓（寓己意） 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必此八者，庶幾盡之。故今兼二子（按指蕭統與劉勰） 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 ，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

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如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雖名爲議，實無殊於論。此正如退之《伯夷頌》、李習之《復性書》，名雖爲頌爲書，而其實亦論而已，是又不可泥也。”

唐、宋取士，用以出題。

【疏證】 《新唐書·選舉志》：“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

《宋史·選舉志》：“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進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論學繩尺》提要：“考宋禮部貢舉條式，元祐法以三場試士，第二場用論一首。紹興九年定以四場試士，第三場用論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經義、詩賦二科並同。又載紹興九年國子司業髙閌劄子，稱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皆以經義爲主，而兼習論策云云。是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爲多，故有專緝一編以備揣摩之具者。天應此集，其偶傳者也。其始尙不拘成格，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自出機杼，未嘗屑屑於頭項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横奇偉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編以繩尺爲名，其以是歟？《紹興重修貢舉式》中‘試卷犯點抹’條下有‘論策經義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餘，變爲剽竊，故以是防其弊矣。然當日省試中選之文，多見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

【疏證】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夫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權德輿、呂溫及宋司馬光輩，略能推論成敗而已。歐陽修、曾鞏，好爲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佞人之戔戔者。”

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疏證】 《文心雕龍·論說篇》：“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

陸機《文賦》：“論精微而朗暢。”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疏證】 劉熙《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序述之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卷一：“說，釋也。”“說，解也。”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說之屬體有五：一屬論辨，如韓愈《師說》、《雜說》是也；一屬奏議，如《蘇子說齊閔王》、《中旗說秦昭王》是也；一屬書牘，如《趙良說商君》、《張儀說魏哀王》是也；至後世又有名、字之說，其原出於《儀禮·士冠》，申以字辭，後人遂有字說、名說，如蘇老泉《名二子說》，歸熙甫《二子字說》，意主誥誡，而文主質實，是又屬訓體。又有贈人之說，其原出於顏淵、子路相逢，以言相贈，後人遂有贈說之作，如蘇子瞻贈張琥作《稼說》，意主忠告，而文主簡明，是又屬序體。”

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

【疏證】 《周易正義》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孔子以伏犧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故謂之‘說卦’焉。”

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

【疏證】 《說文解字》三十卷，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按解字即是說文，說、解義通。許慎《說文解字序》云：“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說》序題云：“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

按：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六載曹植《籍田說》（二首）、《髑髏說》、《畫說》、《說疫氣》。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一八據《藝文類聚》一七收曹植《髑髏說》，據《太平御覽》七四二收《說疫氣》，又據《藝文類聚》三九、《御覽》八二一收《籍田論》，案云：“張溥本作‘說’，誤。”

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

【疏證】 《文賦》奏、說對舉，云：“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李善注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閒雅；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譎誑。”

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

【疏證】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

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

【疏證】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說者，自道所見以示人也。《太極圖說》至矣，然不敢以文章目之。文佳而理亦勝，如韓文公《雜說》、柳子厚《捕蛇者說》，皆有關係。至《愛蓮說》，乃指一物以寓名節，意俱不可廢。大要在理正而意新，無塵土氣爲上。”

按：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一六錄說十一首：《天說》、《鶻說》、《祀朝日說》、《捕蛇者說》、《 說》、《乘桴說》、《說車贈楊誨之》、《謫龍說》、《復吳子松說》、《羆說》、《觀八駿圖說》。《宋文鑑》卷一百七、一百八《說》卷，錄石介《怪說》、尹源《唐說》、劉敞《雜說》、王安石《進說》、周敦頤《太極圖說》，蘇軾《稼說送張琥》、《剛說》、《雜說》，王令《迂說》、《師說》、程頤《葬說》、張舜民《史說》、呂大鈞《弔說》、《芻說》。

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横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爲上。”

【疏證】 陶宗儀《輟耕錄》卷九錄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說則出自己意，横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

陸機《文賦》：“說煒晔以譎誑。”

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解》序題云：“按字書云：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辯識疑惑、解剝紛難爲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回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且以其爲此體之祖也，故亦取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此不混列。”

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說與解，皆就人之所惑者表而明之，主開示於人。如退之《師說》，因人之不明師道而作。《龍說》、《馬說》、《獲麟解》亦有所感而託於此以告人。王介甫《復讎解》，因人不知復讎生於亂世而作。後世經解、經說，此其肇端也。”

按：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解之爲訓，猶言分疏。經解之名，見於《戴記》。何休《公羊》，題曰《解詁》。博士孔晁注《逸周書》，亦復以解名篇。漢、晉之時，其體如此。後世施之雜文，跡近論說。”王兆芳《文章釋》：“解者，判也，判解書義也。主於釐析奧義，申明故訓。源出《禮記·經解篇》。”樓昉《崇古文訣》卷三：“揚雄《解嘲》，此又是一様文字體格，其實隂寓譏時之意，而陽詠歎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張相《古今文綜評文》云：“解又訓脫，揚子《解嘲》，義取乎此，亦雜文之流也，昌黎踵之，作《進學解》。”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解者，釋疑難也。始於孔子之解經，後揚雄用其名作《解難》，唐韓愈因之作《獲麟解》，王介甫《復讎解》亦相繼而作。然若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則詞賦之流，徒事敷陳，不關辨釋。”

辨按：辨，別本或作“辯”。天順、嘉靖二本均作“辨”。徐師曾《文體明辨·辯》序題云：“按字書云，辨，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刂。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真偽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校謂從刂，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王兆芳《文章釋》：“辨者，通作‘辯’，判別也，明辨，非爭辯也。揚子曰：‘惟五經爲辯。’主於別是非，明異同，若別白黑。源於《禮辨名記》，流有《墨子·三辨》，漢陸賈《新語·辨惑》，吳韋昭《辨釋名》”。張相《古今文綜評文》：“據理陳詞，詰曲究盡，因之以辨名篇。其體實起於唐代。許書訓‘辨’爲‘判’，大鄭讀‘辨’爲‘別’，判別是非，此其職志。經典流傳，字或作‘辯’，‘辯’本訓‘治’，與‘辨’無關，斯假借之誼也。”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疏證】 《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辨者，判別言行之是非真偽，執大義以斷之也。其原出於孟子之與楊、墨辨，及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若宋玉《九辨》，則賦體也。柳子厚《辨論語》、《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鶡冠子》，則序體也。韓《諱辨》，柳《桐葉封弟辨》，得其體矣，而未盡辨之能事，於辨體中爲小文。要之，貴以至當不易之理反覆曲折而明辨也。”

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辯》序題云：“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工者也。”

《文章缘起》方熊補注云：“韓文《諱辨》一篇，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而待人自釋。此作辨之體裁。若直直判斷，失學者更端之意矣。”

吳曾祺《涵芬樓文談》附錄《文體芻言》：“辨與論同，而其體出較後。如陸士衡之《辨亡論》、劉孝標之《辨命論》，皆辨也，而不以辨名篇。蓋自六朝以上，爲此體者絕少，故《文選》中曾不一及。（《九辨》非此體。）唐、宋以後有之，韓、柳集中凡屢見。”

識者謂其文斆《孟子》，信矣。

【疏證】 韓愈推崇孟子，以为“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別本韓文考異》卷二〇《送王秀才序》）。李塗《文章精義》：“孟子就三綱五常內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莊子就三綱五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辯，是得已而不已。義理有間矣。然文字皆不可及。韓退之文學《孟子》，不及《左傳》。柳子厚文學《國語》、西漢，歐陽永叔學韓退之，子瞻文學《莊子》、《戰國策》、《史記》、《楞嚴經》，曾子固文學劉向。”按：柳文學《國語》，說見呂祖謙《古文關鍵》。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二九：“孟子之學，擴前聖未發之藴奧，存一王已廢之典章。其好處在識大，不在好辨。好辨是學成以後不得已之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今人學孟子，只學他好辨，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論辨類者，蓋源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茍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疏證】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至其體制，可得而言，折衷聖哲，導勵流俗，如昌黎《諱辯》之類是也，是曰辨理。捃摭史事，一掃蚍蜉，如柳州《桐葉封弟辯》之類是也，是曰辨事。載籍叢殘，殷殷考訂，如柳州《文子》、《鬼谷》諸辨之類是也，是曰辨古書。滄桑陵谷，傳聞異辭，如王廣津《太華仙掌辨》之類是也，是曰辨地理。蓋棺之論，重乎平反，如焦弱侯《揚子雲始末辯》之類是也，是曰辨古人。”

原

按命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原》序題云：“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漢書》注：‘原，謂思其本也。’”

按：“命書”，天順刻本、嘉靖刻本均同，而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三一、唐順之《稗編》卷七五引作“字書”。

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

【疏證】 《易·繫辭傳》：“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

【疏證】 五原者，韓愈《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原》序題云：“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

王兆芳《文章釋》：原者，“主於因流上溯，尋討本初。源出《淮南子·原道訓》，流有唐韓退之五《原》，皮日休、牛僧孺三《原》”等篇。

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疏證】 此出范溫《詩眼》所引（見阮閲《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一《格致門》）。可詳“排律”條注。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原者，溯其源，竟其流，令人曉然共見。其勢有平衍，有突兀，有穿田過峽，有磅礴結聚。如韓文，止《原道》可法，他則不必摹仿。”

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

【疏證】 石介《徂徠集》卷七《尊韓》：“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數百年復有吏部。孔子之作《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

【疏證】 “後之作者”，如皮日休有《原化》、《原親》，牛僧孺有《原仁》。

戒

按韻書：“戒者，警敕之辭。”

【疏證】 釋道宣《廣弘明集·戒功篇》序：“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

劉履《風雅翼》卷三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戒此苦不早”注云：“戒者，警敕之詞。”

《文心雕龍·詔策篇》：“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髙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周書》之《多士》、《毋逸》，實開戒體之先。《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作此以戒成王”。

《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戒》。”辭已弗傳。

【疏證】 《後漢書·杜篤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所著賦、誄、弔、書、贊、七言、《女戒》及雜文，凡十八篇。”

《文章緣起》：“戒，後漢杜篤作《女戒》。”陳懋仁注：“《淮南子》有《堯戒》。戒，警也，慎也。《易》：‘小懲而大戒。’《書》：‘戒之用休。’《語》：‘君子有三戎。’則戒者，箴規之別歟？”方熊補注云：“班昭作《女戒》七篇，散文也，文法警練詳明。朱子《集注》因而效之，《緣起》載杜篤所作，豈以七言有韻耶？”

按：杜篤之前，已有戒之體。《淮南子·人間訓》：“《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費經虞《雅倫》卷八：“戒者，警厲之辭，本於《堯戒》，與箴相近。”

《尚書》實亦有戒。《漢書》卷八六，王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分別見《虞書·皋陶謨》與《周書·洪範》。

《後漢書·鄭玄傳》玄有《戒子益恩書》。劉熙載《藝概》卷一《文概》：“鄭玄《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又崔駰有《戒竇憲書》。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二〇九並收於書類。

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戒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戒者，錄之於編，庶讀者得所警發焉。

【疏證】 《文章辨體》卷三九《戒》卷錄諸葛亮《戒子》，陶淵明《戒子儼等》，姚元之《遺戒子孫》，柳宗元《三戒》、《敵戒》，江休復《行舟戒》，王深甫《嫌戒》，張橫渠《女戒》，柳直清《戒子孫》，司馬光《言戒》、《事神戒》。

又有戒子詩一類。馮舒《詩紀匡謬·東方朔戒子詩》辨之云：“劉節《廣文選》第十一卷有東方朔《戒子詩》。今按任昉《文章緣起》云：‘戒，後漢杜篤作《女戒》。’《文心雕龍》云：‘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是則戒之與詩，區分已久。《藝文》戒類，與詩別出。此篇但稱東方朔戒子，不云詩也。若可兼載，則何不遂收曹大家《女戒》耶？猶幸《詩刪》僅讀馮書，《詩歸》見聞有限，不然，天下幾無剩篇矣。髙彪《清戒》，例亦同此。又按《太平御覽》引《東方朔集》作‘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則知截作四言者，直是班史所刪耳。東方自有據地一歌近出，《史記》去彼載此，更自可笑。”

宋劉清之有《戒子通錄》八卷（《宋史》卷四三七《儒林傳》）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七三、四七四收戒二卷，一卷韻文，一卷散體。散體收班昭《女戒》、嵇康《戒子》等篇。可參。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

【疏證】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者也。或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立論以表章之，須要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蘇、曾、王諸作，則可知矣。”昂霄，號蒼崖。

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

【疏證】 如韓愈有《題哀辭後》（《別本韓文考異》卷二一） ，柳宗元有《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楊評事文集後序》（《柳河東集》卷二一） 。

吳曾祺《文體芻言》：“班孟堅有《記秦始皇後》一篇，意‘書後’之體，當權輿於此。至韓、柳集中屢見，後人亦多仿爲之，其體與跋相似。”又云：“‘題後’即‘書後’也。”

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

【疏證】 吳曾祺《文體芻言》：跋體“蓋始於宋之中葉，歐陽永叔集中有跋尾數十篇。蘇、黃之徒，相繼爲之。前此未之見也”。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其體孳萌於宋，歐、蘇之集，實爲權輿。”

按：歐陽修《文忠集》卷七三《外集》二十三《雜題跋》，收《書李翺集後》、《書梅聖俞稿後》、《讀李翺文》、《跋晏元獻公書》、《記舊本韓文後》等。曾鞏《元豐類稿》卷一一《序》卷，收《新序目錄序》、《梁書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篇。又《元豐類稿》卷五〇有《金石錄跋尾》。

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題跋》序題云：“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

按：呂祖謙編《宋文鑑》卷一三〇、卷一三一，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三八、三九，爲《題跋》卷。

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疏證】 盧摯號疎齋，語出《文章宗旨》，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輟耕錄》本文字與此少異，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禮》：‘燭不見跋。’注云：‘跋，本也。’故有足後爲跋之誼，而坿書文字，遂以跋名。”又云：“《說文》：‘題，頟也。’引申其誼，遂爲居前，此一說也。《詩》：‘題彼脊令。’《傳》曰：‘題，視也。’《釋名》亦曰：‘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此一說也。然題之爲文，不必居前，題後之體，可謂佐證，斯審諦之說允矣。”又有“書後”，張相云：“其體與題跋相近，大抵或全帙，或一篇，掩卷罷讀，悠然有思，遂從而爲之辭，此其識也。”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

【疏證】 劉勰《文心雕龍》設有《雜文》一類，云：“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薛福成《論文集要》卷四《大雲山房文稿通例》：“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

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其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疏證】 姑以呂祖謙《宋文鑑》爲例，其卷一二五至一二七《雜著》卷，錄柳開《時鑑》、种放《敗諭》、孫何《碑解》、丁謂《書異》、賈同《責荀》、陳堯佐《戮鰐魚文》、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宋祁《補趙肅充州學教授詞》、劉敞《續諡法》、劉敞《君臨臣喪辨》、王安石《許氏世譜》、司馬光《訓儉示康》等篇。考《宋文鑑》“雜著”類所錄文章，實亦未嘗不可置諸他體也。如《訓儉示康》可入“訓”；《許氏世譜》可入序；《君臨臣喪辨》可入辨。其他所錄，或爲議論，或爲雜說，皆可梳理歸類，未必定以“雜文”、“雜著”稱之。

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於博雅君子。

【疏證】 《文章辨體》卷四二《雜著》卷收唐陳黯《詰鳳》、李習之《拜禹言》、柳子厚《鞭賈》、宋黃魯直《跛奚移文》、陳了翁《責沈文貽知默侄》、劉屏山《字朱元晦祝詞》、明胡仲伸《正紀》、《尚賢》、《慎習》、《皇初》、蘇平仲《師儉訓》、朱伯賢《文統》、《史概》，凡十三篇。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

【疏證】 今本《說文》無此條，但云：“箴，綴衣箴也，从竹，咸聲。”王應麟《辭學指南》：“箴者，下規上之辭，須有古人風諫之意。”

《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疏證】 《商書·盤庚》曰：“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孔《傳》：“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

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箴者，諫誨之辭，若箴之療疾，故名箴。”

《文心雕龍·銘箴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

【疏證】 《文心雕龍·銘箴篇》：“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

按：《逸周書》卷三：“《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國君”句，據《玉海》卷三一《夏箴》補。） 《呂氏春秋·名類篇》：“《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三二《大禹聽箴》條：“唐李密書：‘大禹垂鞀，時聽箴規之美。’《白帖》：‘夏后氏命百官箴王闕，故有虞人之箴’，詳見《左》襄四年。”又《髙宗求箴》條：“《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智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故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

【疏證】 《左傳》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大史，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後之作者，蓋本於此。

【疏證】 《文心雕龍·銘箴篇》：“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温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後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東萊先生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吕東萊先生曰：“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如司隸校尉箴，當說司隸箴人君振紀綱，非謂使司隸振紀綱也；如廷尉箴，當說人君謹刑罰，非謂廷尉謹刑罰也。”又曰：“箴尾須依《虞箴》‘獸人司原，敢告僕夫’之類。”（按原有注云：“止是隨題目改，如《上林清臺箴》則云：‘史臣司天。’《宗正箴》則云：‘宗臣司族。’《廷尉》云：‘官臣司刑。’《司隸校尉》云：‘官臣司直。’《太常》云：‘禮臣司典。’其下句‘敢告’，隨韻改之，大抵如‘敢告贄御’、‘敢告僕夫’之類是也。”）

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

【疏證】 《文心雕龍·銘箴篇》：“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箴、銘，皆主於警戒，然銘必鐫於門牖器物，箴則不必，然其體蓋亦微別也。”

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疏證】 《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之文，貴乎有警戒切劘之意。《詩》《庭燎》、《沔水》等篇，《左氏》《虞人箴》，揚子雲《百官箴》，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元之《端拱箴》，《文粹》中諸箴，時時反復熟誦，便知體式。”

蕭統《文選序》：“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周語》曰：‘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誦。’瞽師瞍矇皆掌聲詩，即詩與箴一實也。故自《虞箴》既顯，楊雄、崔駰、胡廣爲《官箴》，氣體文旨，皆弗能與《虞箴》異。蓋箴規誨刺者其義，詩爲之名。後世特以箴爲一種，與詩抗衡，此以小爲大也。”

有志於文辭者，不可不之考也。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疏證】 《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釋名·釋典藝》：“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文心雕龍·銘箴》：“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按：銘有頌德之義，未可盡謂之“自警”也。

《詩·鄘·定之方中》毛傳云：“作器能銘。”孔穎達疏云：“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 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啟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毛詩注疏》卷四）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劉師培《論文雜記》：“銘者，古人儆勵之詞也。銘始於黃帝，故《漢志》道家類列《黃帝銘》六篇。厥後禹銘筍虡，湯銘浴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而周代卿大夫，莫不勒銘於器，以示子孫，故臧武仲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而《詩傳》亦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亦曰：‘嘉量有銘。’則銘體始於五帝矣。”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銘者自名。器有題署，若士卒揚徽，死者題旌，下及楬木以記化居，落馬以示毛物，悉銘之屬。今世專以金石韻文爲銘，此以大爲小也。”

《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黄帝銘》六篇，然亡其辭。

【疏證】 《困學紀聞》卷一〇：“《皇覽》記《隂謀》黄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黄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黄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玉海》卷三一：“《漢志》道家：《黄帝銘》六篇；雜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田蚡傳》‘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按：所謂“《盤盂》二十六篇”，蓋應指有銘刻文字之盤盂二十六也。《太平御覽》卷三九〇引《金人銘》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又羅泌《路史·後紀》卷五黄帝紀上引《巾几銘》：“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此二銘，或即所謂黃帝銘。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四七《黄帝金人器銘》：“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髙，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按：《四庫提要》以爲《黄帝金人器銘》係“後人擬仿偽撰之作”。

《文章辨體彙選》載《黄帝巾机銘》：“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擬銘之始》：“銘始於黄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黄帝銘》六篇。（應劭曰：“盤盂諸書，黄帝史孔甲所作銘也。”） 禹銘筍簴，湯銘於盤，（銘者，名也，因其器名，書以爲戒也。） 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九：“黄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黄帝作輿几之箴，以警晏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帝王世紀》） ”

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

【疏證】 《禮記·大學篇》：“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以致戒警。

【疏證】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爲銘焉，于机爲銘焉，于鑑爲銘焉，于盥盤爲銘焉，于楹爲銘焉，于杖爲銘焉，于帶爲銘焉，于履屨爲銘焉，于觴豆爲銘焉，于戶爲銘焉，于牖爲銘焉，于劍爲銘焉，于弓爲銘焉，于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 ，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随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按：《容齋續筆》卷九《太公丹書》：“《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黄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凡十六銘。容齋蓋以十六銘亦出《太公丹書》，恐非。《左傳》昭三年有《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從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叔向語晏子。）又昭七年，宋正考父廟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勞孝輿《春秋詩話》卷四《拾詩》云：“此聖人家箴也。詞繁而不殺，極寫‘恭’字。此與《商頌》曰‘自古’，又曰‘在昔’，又曰‘先民’同意，俱是鄭重恭謹，不敢少有輕忽之思也。”即此亦可見銘、箴之義本相通也。

《後漢書·朱暉傳》附其孫《朱穆傳》章懷注：“黄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隂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也。”

《後漢書·崔駰傳》：“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章懷注云：“《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茍，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

《容齋三筆》卷一三《鐘鼎銘識》：“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欵識，唯‘眉夀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昩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衞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鼎彝。”’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澀無緒乃爾。”

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

【疏證】 《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裴駰《集解》：“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三代之銘，分爲二體：一主儆戒，略近於箴。一主頌美，與頌爲伍。皆銘刻於器。前者如湯之《盤銘》及《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之銘十七章；後者如孔悝《鼎銘》是也。”

按：曹植《上卞太后誄表》：“銘以述德。”（《藝文類聚》十五） 故頌美亦銘體應有之義，而具此義之銘文，則與贊通。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教條式之銘辭》：“《禮記·祭統》爲鼎銘作界說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又說明之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是則鼎銘之目的性，蓋主論先祖之德善，顯揚其祖即自成其名，世家大族資之以張揚門第，爲傳世紀念焉。《祭統》錄孔悝之銘以示例，曰：‘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此假衛莊公之言，稱美孔悝七世祖達，謂其隨成公奔楚，及成公爲晉囚於周室，又隨之至周也。又曰：‘“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此續述悝五世祖烝鉏仕於獻公之朝也。又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此敘悝父圉之忠於國家，得人民之愛戴也。末曰：‘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爲孔悝以君命繼承世卿，喜其得纂祖先之職，作器置於宗廟，以誇示其子孫與國人者也。此確爲鼎銘之絕好代表。知銘辭同於後世之誥命文，後世仕宦之家必受誥命於帝皇，故凡古代貴族亦必有此一套話頭以髙標其社會地位，而鼎銘者正此套話頭之表現場所也。”又云：“其後銘辭漸歧出，其義自顯揚而轉爲教訓。然此一轉變，實非鑄鼎作銘者有異於前，只是文籍所示，古人所作之銘如是云爾。最顯著之一例，即《大學》所記湯之《盤銘》。”“此無與於祖德宗功，惟在誥戒後人，必砥厲奮發，以日新其德。”

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

【疏證】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棝楊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後漢書·竇憲傳》：竇憲大破匈奴，“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髙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髙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 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且刻石皆銘也，自漢迄今，或前爲記敘，後繫以銘。記敘已刻石，非銘云何？”

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

【疏證】 《晉書·張載傳》：“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閒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狭過彭碣，髙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並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尠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

《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

【疏證】 《詩·鄘·定之方中》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髙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爲大夫也。”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文章》：“古者登髙能賦，山川能說，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

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温潤。”斯蓋得之矣。

【疏證】 陸機《文賦》：“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

挚虞《文章流別論》云：“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几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研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笇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亦可采錄。”（《太平御覽》卷五九〇）

蕭統《文選序》：“銘則序事清潤。”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

【疏證】 《毛詩正義》曰：《詩序》“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貎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後已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文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太平御覽》卷五八八）

劉寶楠《漢石例》卷一《釋頌例》：“漢時，凡頌揚功德之文，皆得名頌，上下同之。若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揚雄《趙充國頌》是也。表墓之文，亦所以頌揚功德，故亦得名頌。”

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黄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

【疏證】 《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隂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隂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髙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按：寓言，《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已，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

故頌之名，實出於《詩》。

【疏證】 王柏《詩疑》：“頌有兩體：有告於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

【疏證】 按《詩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毛詩正義》曰：“《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

【疏證】 《詩序》云：“《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毛詩正義》曰：“《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舊題范德機《詩法源流》：“頌之體，如後世之古樂府，作於公卿大夫，而用之宗廟，告於神明者也。其言主於美盛德，告成功。《商頌》、《周頌》其正，而《魯頌》則不當作而作，比之《風》、《雅》，蓋亦有變之類也。”沈德潛《說詩晬語》：“《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頌之最古者，推《商頌》五篇，其詞率皆祭禮祖宗所用。即《周頌》三十餘篇，非祭祀天地神祇，即爲祭宗廟之文。是知告於神明，乃頌之正宗也。逮及《魯頌》，多美僖公，不皆祭神之詞，是頌體之漸變。兩漢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爲告神之樂章矣。”

故先儒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

【疏證】 劉瑾《詩傳通釋》卷一九《頌》引胡庭芳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所謂《補傳》即范處義《詩補傳》。按：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事跡具《元史》卷一八九《儒學傳》。

范處義《詩補傳》卷二六：“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爲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爲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美哉？惟《魯頌》多祈禱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爲功德之優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日以華，醇者日以醨，《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宜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疏證】 《文心雕龍·頌贊篇》：“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讌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髙，並諜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黄白之偽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襃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按：“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二句，非出《文心雕龍》，實爲真德秀之語，王應麟《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曰：“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贍麗宏肆。（須鋪張揚厲，以典雅豐縟爲貴。） 昌黎《聖德詩》、徂徠《慶曆頌》，此正格也。其用事造語，最忌塵俗，須熟讀《三百篇》，博觀司馬相如、揚雄諸賦，與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二京》、《三都》、《七啟》、《七發》之類，及韓、柳文、韻語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腴矣。更將《選粹》及本朝歐、蘇諸公所作，凡四言韻語之文，誦味吟哦，便句中有意，於鋪張揚厲之中，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若止將華言綺語一向堆疊，而無風味韻致，亦何足取哉。”

陸機《文賦》：“頌優遊以彬蔚。”李善注云：“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上，故優遊彬蔚。”黃侃以爲彥和“敷寫似賦”二句即“彬蔚”之說；“敬慎如銘”二句即“優遊”之說。（《文心雕龍札記·頌贊第九》） 蕭統《文選序》云：“頌者，所以遊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王柏《詩疑》：“頌之體告於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是皆可爲彥和、西山氏之補充。

〔附錄〕

黄侃《文心雕龍札記·頌贊第九》：“頌。《周禮·太師》注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頌’本兼頌、容二誼。以今考之，‘誦’其本誼，‘頌’其借字，而形容頌美，又緣字後起之誼也。詳《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曰：‘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曰：‘諷是直言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又‘瞽矇諷誦詩’注曰：‘謂暗讀之，不依詠也。’蓋不依詠者，謂雖有聲節，而仍不必與琴瑟相應也。然則誦而不依詠，即與歌之依詠者殊，故《左傳·襄公十四年》云：‘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又廿八年《傳》云：‘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又《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據此諸文，是詩不與樂相依，即謂之誦。故《詩·嵩髙》、《烝民》曰：‘吉甫作誦。’《國語·周語》曰：‘瞍賦矇頌。’《楚語》曰：‘宴居有師工之誦。’《樂師》先鄭注云：‘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此皆頌字之本誼。及其假借爲頌，而舊誼猶時有存。故《太卜》其頌千有二百，卜繇也而謂之誦。籥章龡豳頌，風也而謂之頌。瞽矇諷誦詩，後鄭曰：‘諷誦詩，謂廞作柩諡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諡’，則誄也而亦謂之頌。《九夏》之章，後鄭以爲頌之類，則樂曲也而亦可謂之頌。此頌名至廣之證也。厥後《周頌》以容告神明爲體，《商頌》雖頌德，而非告成功；《魯頌》則與風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異。是則頌之誼，廣之則籠罩成韻之文，狹之則唯取頌美功德。至於後世，二義俱行。屬前義者，《原田》、《裘韠》，屈原《橘頌》，馬融《廣成》，本非頌美，而亦被頌名；屬後義者，則自秦皇刻石以來，皆同其致。其體或先序而後結韻，或通篇全作散語。（如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是。） 又或變其名而實同頌體，則有若贊，（彥和云：“頌家之細條。”） 有若祭文，（彥和云：“中代祭文，兼贊言行。”） 有若銘，（《左傳》論銘云：“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又始皇上泰山刻石頌秦德，而彥和《銘箴》篇稱之曰銘。） 有若箴，（《國語》云：“工誦箴諫。”） 有若誄，（彥和云：“傳體而頌文。”） 有若彈文，（彥和云：“標序盛德，昭紀鴻懿，此碑之制也。”漢人碑文多稱頌，如《張遷碑》名表頌，此施於死者。蔡邕《胡公碑》云：“樹石作頌。”《胡夫人靈表》稱頌曰：“此施於死者。”） 有若封禪。（彥和云：“頌德銘勳，乃鴻績耳。”） 其實皆與頌相類似。此則頌名至廣，用之者或以爲局，頌類至繁，而執名者不知其同然，故不可不審察也。”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

【疏證】 贊者，本非“贊美之辭”。《釋名》卷四《釋言語》：“贊，錄也，省錄之也。”又卷六《釋典藝》：“稱人之美曰贊。贊，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劉寶楠《漢石例》卷一《稱哀贊例》：“導引之辭（經中擯相贊辭是） 、稱述之辭（史中贊辭是） ，皆得名贊。”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贊，“蓋古者爲唱發之辭。故彥和云：‘漢置鴻臚，唱拜爲贊，即古之遺語也。’迄司馬相如爲《荊軻贊》，其文不傳，然獎歎之言，遂同頌體，則後世之爲矣。”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聞之舊訓，贊者，佐也；（《士冠禮》、《士昏禮》注。） 助也。（《天官·太宰》注。） 孔子贊《易》，《禮》有贊《大行》，班固《漢書》贊及《食貨》、《郊祀》、《溝洫》諸志，非獨紀傳，然則贊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謂也。言辭不盡，更爲增廣，在賦稱重，在六藝、諸子稱贊。《荊軻贊》今不可見，而《七略》雜家有《荊軻論》五篇，司馬相如所次，論有不足，輔之以贊，自佐其論，非以佐軻。諸以畫像贊者，佐其圖畫，非佐其人。世人昧於字訓，以贊爲褒美之名。”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逮及後世，以贊爲贊美之義，遂與古訓相乖。不知《漢書》紀傳所載，非盡賢哲；而孟堅篇必有贊，豈皆有褒無貶，有美無刺乎？蓋總舉一篇大意，助本文而明之耳。正以見其不失古義也。”

《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

【疏證】 《文章緣起》：“贊，司馬相如《荆軻贊》。”陳懋仁注云：“贊，‘颺言以明事，而嗟歎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文約而寓褒貶也。又句可短長，惟韻不可失。真德秀曰：‘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佳。’”方熊補注云：“按字書，贊，稱美也。字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讚荆軻，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殁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

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

【疏證】 班固《漢書》篇末繫“贊”，輒以議論，故云。如《髙帝紀》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髙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髙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至范曄，更以韻語。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云：“贊者，贊美、贊述之辭。《文選序》曰：‘圖像則贊興。’《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作《荆軻贊》。’班史以論爲贊，范晔更以韻語。”

范曄《後漢書》篇末有“論曰”，爲散體；又有“贊曰”，爲韻語。如《光武帝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飊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髙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漢書·敘傳》皆韻語。例如《述髙帝紀》：“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舋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述成紀》：“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閫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述韓英彭盧吳傳》：“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此即《文選》卷五〇所錄班固《史述贊三首》。

趙翼《陔餘叢考》卷五《後漢書二》：“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即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辟，實則仍仿《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跡耳。不知《史》、《漢》之敘述，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之外，以此繫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豈不辭費乎！”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至范蔚宗《後漢書》乃以孟堅之贊爲論（無韻），而以《敘傳》中述某某第幾爲贊（四言有韻），《文選》因名之爲‘述贊’，別立一類。”

黃侃《文選平點》卷五〇《史述贊》，按云：“四言頌贊，斷宜以班氏爲宗。士衡、彥伯皆於是出。”

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唐建中二年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此試贊之始。《中興書目》云顧雲《鳳策聯華》三卷。有《補十八學士寫真像贊》、《安西都護府重築碎葉城碑》，皆因舊事而作，亦擬題之類也。”

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頌、贊二題皆出矣。

【疏證】 宏詞科設於唐，而以頌、贊爲博學宏詞科之試題，大抵在南宋髙宗以後。《宋史·選舉志》：“髙宗正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

王應麟《辭學指南》：“博學宏辭，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 ”。“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衆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誡、論、露布、檄、書、序、記。） 除詔誥赦敕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以上用四六。） 頌、箴、銘、誡、諭、序、記，（以上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 四題分兩場，歲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辭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請別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詞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场，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

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

【疏證】 王應麟《辭學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 語。詳見《頌》注。

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甘尚仁問：“頌與贊大體無殊，其別何在？”答曰：“《關雎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故《周頌》、《商頌》皆宗廟之樂章，惟《魯頌》諸篇，則美僖公之有道，後世之頌昉於此。若夫贊之爲義，《說文》云‘見也’，《易注》、《書傳》並云‘明也’，《漢書集注》云‘說也’。史家如《史記》，但於《自序》一篇論作各篇大旨，而不用韻。《漢書·敘傳》則用韻矣，而不分列各篇之末，亦不名之爲贊。其名爲贊，而列之篇末，自《後漢書》始，然亦美惡雜陳，不似頌之專主形容盛德也。自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乃以之仿揚子雲《趙充國頌》、陸士衡《漢髙祖功臣頌》，於是乃亦主於褒美，與頌無異矣。此二者大體相同，故《古文辭類篹》合爲一類。必欲求其別，則頌義自是宏大，凡命題之重者宜用之；贊義則較狹，凡題之稍輕者用之。此其不同處也。”

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

【疏證】 詳前“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注。

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緒論》：“蓋古文序、贊不分。《後漢書》之論即爲《前漢書》之贊。論、贊之用，並與序同。孔子贊《易》，乃著《繫辭》，是作序有韻，亦非無本。”又同書第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云：“贊之本義，原與序同。序以總括書之大綱，贊以約述傳之事實。”

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

【疏證】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見《文選》卷四七。

按：吳訥以散文、韻語分二體。徐師曾《文體明辨·贊》序題：“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案司馬貞《史記索隱》在《史記》每篇後皆附《述贊》。） 《東漢》、《晉書》諸贊是也。”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贊文之有韻者，可分爲四：一哀贊，以蔡中郎《胡公夫人哀贊》爲準則。二像贊，李充《翰林論》云：‘圖像立而贊興。’知東漢時，此體至爲盛行。《後漢書·趙岐傳》云‘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可證。《東方朔畫贊》即屬此類。三史贊，此類范蔚宗《後漢書》紀傳後之贊爲最佳。四雜贊，以上三者皆爲對人而作，至於爲一切品物作贊者，則屬此類，如郭璞《山海經圖贊》、《爾雅圖贊》，皆據圖而爲物作贊者；又有不據圖而爲物作贊者，如繁欽《硯贊》等是。”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自頌出者，後有畫像贊，所謂形容者也”。“畫像有頌，自揚雄頌趙充國始。斯則形容物類，名實相應。贊之用不專於畫像，在畫像者，乃適與頌同職，其同異之故宜定。”

《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疏證】 《金樓子》卷四：“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稱碑、賦如一。”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頌贊篇》：“贊之一體，三代時本與頌殊途，至東漢以後，界囿漸泯。考其起源，實不相謀。贊之訓詁，一明也，二助也。本義惟此而已。文之主贊明者，當推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爲最古。乃知贊者，蓋將一書之旨爲文融會貫通以明之者也。及班孟堅作《漢書》，於志表紀傳之尾綴以‘贊曰’云云，皆就其前之所記，貫串首尾，加以論斷，亦與此旨弗悖。由是以推，東漢以前，贊與頌之爲二體甚明。即就形式言，頌必有韻，而贊則亦可有韻可無韻也。”又云：“推贊之本源，既別於頌體，雖後世已混淆無分，然實不能盡同。蓋頌放而贊斂；頌可略事鋪張，贊則不貴華詞。”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啟》、張景陽《七命》而已。

【疏證】 見《文選》卷三四、三五。李善《文選注》云：“《七發》者，說七事以啟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

按：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七者，設問類也，原於‘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蓋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而《文選》爲之別立‘七’體，謬矣。”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二：“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詩賦之類，必不可缺，真堪爲之噴飯也。《昭明文選》竟標曰‘七’，彼拙於文而陋於識，固不足怪。而《辨體》、《明辨》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

《藝文類聚》卷五七《雜文部·七》引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驎、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七枝》、《七辯》之纒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又引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徐師曾《文體明辨·七》序題云：“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然考《文選》所載，唯《七發》、《七啟》、《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弗錄。由今觀之，三篇辭旨宏麗，誠宜見采；其餘遞相摹擬，了無新意。”

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賦家之旁衍》：“按‘七’之爲體，彥和謂枚乘首製，實齋謂肇自孟子之問齊王，近世章太炎獨以爲解散《大招》、《招魂》之體而成。今核其實，文體孳乳，必於其類近。孟子問齊王之文，意雖近似，而文制相遠。《大招》、《招魂》，歷陳宮室、食飲、女樂、雜伎、遊獵之事，與《七發》體類最近，特枚乘演爲七事，散著短章耳。今從太炎說。”

按：王兆芳《文章釋》謂七體“源出《管子·七臣七主》篇”。此說又與諸家不同。

《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

【疏證】 《容齋隨筆》卷七《七發》。

《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賦家之旁衍》：“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指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駮，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髙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豔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錢鍾書《管錐編》第三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二〇》：“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下痛詆昭明《文選》體例之謬，有曰：‘《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爲《九》乎？’其言是也，然歸咎昭明則過矣。昭明承前人舊稱耳，名之不正，非自彼始。《隋書·經籍志》四有謝靈運所集《七集》一〇卷、又卞景所集《七林》一三卷，書亡今不可稽，然顧名思義，足見昭明乃從眾而非杜撰。《隋書·許善心傳》記其‘仿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則明言是‘秘藏圖籍’之‘部錄’，非《七》體文之總集也。《全晉文》卷四六傅玄《七謨·序》始歷數諸作，不足二十家；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七謂自枚乘創體，唐前作《七》者可考見四十家，唐後不勝舉。竊謂尚有名不標《七》，如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一《感春賦》、夏完淳《夏考功集》卷二《燕問》、汪士鐸《梅村先生集》卷一《瀛洲賦》等，而實屬《七》林者，更難燭照數計。洪邁《容齋隨筆》卷四謂繼枚乘而作此體諸篇‘規放太切，了無新意，柳子厚《晉問》用其體，而超然獨立機杼’。《晉問》於《七》，洵所謂‘文成破體’，洪氏倘及見其家亮吉《卷施閣文》乙集卷二之《七招》，當許其擬議變化，一篇跳出耳。”

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遣辭變化，與連珠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鮮聞。

【疏證】 柳宗元之作，指《容齋隨筆》所論之《晉問》。連珠四六，參“連珠”體注。

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讀者宜有以得之。

【疏證】 袁桷《七觀》，載《清容居士集》卷二。宋濂《志釋》，載《宋文憲公集》卷二六。王褘《文訓》，載《王忠文公集》卷一九。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

【疏證】 《文心雕龍·雜文篇》：“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回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髙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髙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問對》序題云：“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辭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邃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仿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

按：王之績《鐵立文起》卷四：“問之名，始見於《戴記》之《哀公問》、《曾子問》。”

《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

【疏證】 “宋玉之於楚王”，見宋玉《風賦》（《文選》卷一三），云：“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髙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説乎？’”云云。

“相如之於蜀父老”，見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選》卷四四）。李善注云：“《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己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

【疏證】 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並在《文選》卷四五“設論”類。“設辭以自慰”，亦即設“客難”或“問答”“以著其意”也。

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景盧所云，學者亦所當知。

【疏證】 《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後漢書·張衡傳》：“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禄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髙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飱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禄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黄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曆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横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髙祖；髙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並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於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茍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惽，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髙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蛙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髙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髙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二《進學解》解題，樊汝霖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醇曰：“據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髙，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按：柳宗元亦有問對之文。《柳河東集》卷一四《對》，有《設漁者對智伯》、《愚溪對》、《對賀者》、《杜兼對》、《天對》；卷一五《問答》，有《晉問》、《答問》、《起廢答》。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

【疏證】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傳之爲誼，取乎傳示。溯其權輿，事屬於經。微言絕，大義乖，或取簡畢，或授口耳，緣文起義，爰名爲傳，如《左氏春秋》、子夏《喪服》是也，實齋言之詳矣。自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事始移之於史。厥後史家，咸遵軌轍，正史所載，充乎宬府，篇帙之富，莫殫莫究。”

《史記》列傳爲體之不同，若王褘《考定伯夷傳》嘗辯之云：“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亦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爲注解，予竊病之。”（《王忠文公集》卷二一）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篇題。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

【疏證】 《史記》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張守節《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

【疏證】 小傳如樓昉《中興小傳》一百篇，在《宋史·藝文志》別史類。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在《宋史·藝文志》傳記類。若《李師師小傳》（見張端義《貴耳集》）則衍爲小說家言矣。

家傳之體，唐前尚不多見。惟《桓氏家傳》、《荀氏家傳》、《裴氏家傳》諸種而已。至唐始多，若《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家傳”有《褚氏家傳》、《殷氏家傳》、《邵氏家傳》、《韋氏家傳》、《王氏家傳》、《江氏家傳》、《暨氏家傳》、《虞氏家傳》、《曹氏家傳》、《荀氏家傳》、《庾氏家傳》、《爾朱氏家傳》、《何妥家傳》、《令狐家傳》、《裴若弼家傳》、《燉煌張氏家傳》等。並在雜譜牒類。

外傳如李翰《張中丞外傳》一卷、樂史《唐滕王外傳》一卷，又《李白外傳》一卷（並見《宋史·藝文志》傳記類） ，蓋源於《韓詩外傳》、《春秋外傳》。然外傳則未必儘是忠孝才德、可爲法戒之事，如《趙飛燕外傳》、《髙力士外傳》、《楊妃外傳》之類，則汎濫敷衍而爲稗官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古人不爲人立傳》：“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偽作。）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槖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采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七《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考之於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人‘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多有之，蓋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乘者也。又有特傳，蓋不出於其家之請而自爲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爲正史所未盡，如《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爲寄託之傳，如韓公《圬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爲遊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明吳江徐氏辨文體（按指《文體明辨》） ，即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爲家傳，又非也。”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曰小傳，猶《喪服》之有《小記》也。曰外傳，猶《韓詩》之有《外傳》也。曰家傳，劉知幾所謂‘紀其先烈，貽厥後來，揚雄《家牒》，殷敬《世傳》’之流也。曰別傳，劉知幾所謂‘賢士貞女，類聚區分’，劉向《列女》，梁鴻《逸民》之流也。既可並行，亦資采擇。茲定其類別，曰功烈，曰治行，曰文學，曰髙行，曰義俠，曰貞節，其《圬者》、《種樹》之流，則曰雜傳。”

吳曾祺《文體芻言》“家傳”條：“自秦、漢以來，不爲史家而爲人作傳者極少，至家傳則絕無之。後乃見於《唐書·藝文志》。宋、元以後，始多此體。國朝則仿而爲者愈眾。”“小傳”條：“偶見於《李義山文集》，前此無可考。今人編輯詩文，於作者姓名之下，略述其里居官閥，亦謂之小傳。”“別傳”條：“別傳之作，多因其人已有傳，別舉一二事以補其佚。”“外傳”條：“外傳之體，與別傳略同。小說家多有此種文字，如《飛燕外傳》、《太真外傳》是也，更有謂之內傳者，名殊而實相似。”

按：又有別傳一體。王兆芳《文章釋》：“別傳者，別，分也，傳文分別於正傳之外，與之異處也。主於續事正傳，搜遺重錄。源出漢《東方朔別傳》，流有後世別傳甚多。”又有自傳一體。王若虛《文辨》卷四：“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潁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衆人之短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爲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

【疏證】 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二〇《敘事·孟子荀卿列傳》末評云：“《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旁及於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黄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

【疏證】 陳長方《步里客談》卷下：“范蔚宗《黄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

《後漢書·黃憲傳》：“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髙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髙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疏證】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所著《崇古文訣》卷一〇評韓愈《毛穎傳》曰：“筆事收拾得盡善，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髙古，是學《史記》文字。”

按：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髙，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張相《古今文綜評文》：“自昌黎爲《革華》、《毛穎》諸傳，後世儒士，非譏其累體，即誚其褻史。然彥昇《文章緣起》謂傳始於東方朔《非有先生傳》，則知滑稽之作，由來已久。”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尤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傳記》：“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志者（庾信《丘乃敦崇傳》之類） ；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 ；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 ；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 ；投贈類序引者（《强居士傳》之類） ；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 ，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志於作者之辭也。

【疏證】 《文心雕龍·書記篇》：“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行狀》序題云：“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諡，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志狀不可妄作》：“志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七《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諡，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崖《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髙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狀者，詳敘死者生平、言行、氏族等，令人閱之，如見死者之狀貌，故謂之狀。或牒考功太常，使之議諡；或牒史館，請爲編錄；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類，皆上以狀，詳具事實，以有所請求，故曰狀。體取比事，不取屬辭。《文選》所載行狀，其辭多儷，後世不用其體。韓、柳所爲，世多因之，此行狀也。又有事狀，據事實以上聞者也。又有逸事狀，但傳逸事，乃狀之變體。”

《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原伯行狀》”。

【疏證】 此句于北山校《文章辨體序說》云：“按底本及據校各本均作‘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原伯行狀》’。‘傅’字似不應連上讀，若作‘傅胡幹’，又不類人名，疑有誤。考《文章緣起》本文、《學海類編》、《叢書集成》本並與此同，惟‘原’作‘元’；《夷門廣牘》本‘胡’作‘朝’。漢代人名鮮作三字者，義亦未安。嚴輯《全後漢文》卷八十一收有傅幹作品，並云：傅幹，字彥休，終丞相倉曹屬。意者‘傅胡幹’或即‘傅幹’之誤，‘胡’字疑衍。姑酌改。”天順、嘉靖二本同，今仍舊不改。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行狀》：“自唐以來，未爲墓志銘，必先爲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二《行狀》：“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並不自六朝始也。”

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

【疏證】 《文選》卷六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昉字彥昇。

李匡乂《資暇集》卷上：“梁代任昉襃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襃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行狀一項，《文選》錄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一篇，體裁與後世所作不類。原行狀之體，本與傳同，而當時所作，文多質少，語率含渾。（行狀上之尚書，考功司據以擬諡，李翱以爲今之行狀，文過其質，不可爲據，始變文爲質，不加藻飾。）”

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疏證】 《文章辨體》卷四五錄韓愈《太傅董公行狀》、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二篇。

黃宗羲《金石要例·行狀》：“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碑版行狀之文，自蔡中郎以來，皆華而無實。唐梁肅、李華、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昌黎而始一洗其習，劉又稱爲諛墓，特一時相謔之言，細讀諸碑志，此言非實也。”

諡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諡。”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諡，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

【疏證】 《周禮·春官·大史》。賈公彥《疏》：“注：‘小喪卿大夫也。’釋曰：大史雖賜之諡，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彼注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諡爲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諡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諡。諡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周禮注疏》卷二六）

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證】 見《禮記·檀弓》。

劉敞《續諡法》：“古者，生無字，死無諡。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諡。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諡者，所以成其德也。”（《宋文鑑》卷一二六《雜著》類）

是則賜諡之制，實始於周焉。《崇文總目》載《周公諡法》一卷，又有《春秋諡法》、《廣諡》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諡號增輯而爲之也。

【疏證】 《崇文總目·禮類》有《春秋諡法》一卷、《周公諡法》一卷、《諡例》十卷、《諡法》十卷、《諡法》四卷、《續古今諡法》十四卷。

《遂初堂書目》有《六家諡法》、《王彥威續諡法》。《通志·藝文略》錄諡法十一部：《周公諡法》一卷、《春秋諡法》一卷、《諡法》三卷、《諡例》十卷、《魏晉諡議》十三卷、《諡法》五卷、《續今古諡法》十四卷、《君臣諡議》一卷、《諡議》五卷、《汝南君諡議》二卷、《諱行錄》一卷。《宋史·藝文志》有《周公諡法》一卷、沈約《諡法》十卷、賀琛《諡法》三卷、王彥威《續古今諡法》十四卷、《春秋諡法》一卷、《諡法》三卷、《六家諡法》二十卷、蘇洵《嘉祐諡法》三卷、《皇祐諡錄》二十卷、蔡攸《政和修定諡法》八十卷、鄭樵《諡法》三卷。

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諡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諡。

【疏證】 蘇洵《諡法》四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八提要云：“自《周公諡法》以後，歷代言諡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爲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諡，三百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條，新補者十七條，別有七去八類，於舊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間如堯、舜、禹、湯、桀、紂，乃古帝王之名，並非諡號，而沿襲前訛，概行載入，亦不免疎失。然較之諸家，義例要爲嚴整。後鄭樵《通志·諡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且稱其斷然有所去取，善惡有一定之論，實前人所不及。蓋其斟酌損益，審定字義，皆確有根據，故爲禮家所宗。雖其中間收僻字，今或不能盡見諸施行，而歷代相傳之舊典，猶可以備參考焉。曾鞏作洵墓志，載此書作三卷，而此本實四卷，殆後人所分析歟。”按《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並作三卷。

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諡，爲書以進。

【疏證】 鄭樵《通志》卷四六《諡略·序論第一》：“古無諡，諡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黄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耳。夏自啟，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爲中、爲髙，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諡，有諱則有諡，無諱則諡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諡，名乃生者之辨，諡乃死者之辨，初不爲善惡也。以諡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諡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諡法》，使百代之下爲人臣、爲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第二》：“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諡之稱乎！臣以爲立諡之意本爲昭穆，命諡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諡亦有惡，惡諡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爲諡者，正秦人之論耳，不合乎古道。”

《序論第三》：“按諡法，惡諡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諡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諡，桀非諡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諡法，然得諡爲榮，不得諡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髙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己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珪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覇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諡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諡，諡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諡。”

《序論第四》：“諡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爲‘戾’，暴慢無親然後爲‘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爲‘蕩’，縱樂無度然後爲‘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諡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爲貞惠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爲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諡，由其君而衆惡所集，使名與諡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諡，則翕然以爲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第五》：“法之爲諡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諡法行而其說紛紛，成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廣諡》，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諡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諡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諡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諡，則天子亦可以爲諡矣。若公侯可以爲諡，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諡矣。若師長可以爲諡，則父兄亦可以爲諡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己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諡，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諡略·後論第一》：“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諡，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爲多矣。臣今復削去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諡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諡，分而爲三：上諡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諡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諡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諡法，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耉之稱焉，‘胡’非諡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諡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蹕、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諡，於辭義未安，所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諡，今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諡。披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第二》：“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賁’、取其‘逸’，請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奰’、取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酗’、取其‘湎’、取其‘僥’、取其‘狃’、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謟’、取其‘偽’、取其‘讟’、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姦’、取其‘邪’、取其‘慝’、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圯’、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斁’，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退’、取其‘訥’，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取其‘逑’，爲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汎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爲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爲中庸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費’，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寛’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第三》：“蘇氏於百六十八諡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爲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諡也。蘇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諡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爲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爲惡德，則‘協比其鄰、婚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爲？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爲儉、朋比之比爲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大抵諡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諡法》於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於後，讀者詳之。

【疏證】 吳訥以“諡法”爲文之體，歷來學者頗有異議。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六：“《辨體》‘諡法’、‘諡議’二條並列，非是。《明辨》獨存‘諡議’，得之矣。”

諡議

按《諡法》云：“諡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疏證】 《逸周書·諡法解》：“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

【疏證】 《白虎通義》卷上《諡》：“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黄帝，先黄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黄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稱黄也。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尚書》曰髙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以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諡，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諡，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

繇是觀之，則諡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諡，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諡議，以上於朝。

【疏證】 《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太常卿以導贊其儀。凡王公以上擬諡，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議諡，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佐史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諡訖，申省議定奏聞。） ”

《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寺，“凡公已下擬諡，皆迹其功行，爲之襃貶。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諡曰先生。大行大名，小行小名之。（古有《周書諡法》，《大戴禮諡法》，漢劉熙《諡法》一卷，晉張靖《諡法》兩卷，又有《廣諡法》一卷。梁沈約總聚古今諡法，凡有一百六十五稱也。） ”

《文體明辨·諡議》序題云：“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秦廢諡法，漢乃復之，然僅施於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蓋亦略矣。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諡。宋制，擬諡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諡議，臣僚美惡諡議，傳於今。而其體有四：一曰諡議，二曰改議，三曰駮議，四曰答駮議（亦曰重議） 。”“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諡議。大臣歿，其家請諡，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唯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其餘則否，初無惡諡以示懲戒，而諡議遂廢不作矣。”

按：《文心雕龍》以“諡議”入“議對”。

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

【疏證】 《晉書·何曾傳》：“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又干寶《晉記》曰：“何曾卒，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諡法，名與實乖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諡爲繆醜。’”（徐乾學《讀禮通考》卷六四引）

《晉書·賈充傳》：充太康三年四月薨，“及下禮官議充諡，博士秦秀議諡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諡曰武。帝乃從之”。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干寶《晉記》曰：“太尉魯公賈充以韓謐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諡，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案諡法，昏亂紀度曰荒。’上弗從，賜諡曰武。”（《讀禮通考》卷六四引）

《文心雕龍·議對篇》：“秦秀定賈充之諡，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

《晉書·職官志》：“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諡者，則博士議定之。”

唐獨孤及之議苖俊卿。

【疏證】 獨孤及《毘陵集》卷六《故太保韓國公贈太師苗晉卿諡議》：“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協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渫用，襦袴之間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爲戎，皇輿西狩，億兆仳離，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横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汚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循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静，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策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爲三司，大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之爲首，百工惟時，能哲則惠。宜其享天眉夀，爲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殁以諡，易其名。諡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其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酇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有績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諡之制，宜以酇、留爲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諡曰懿獻。謹議。”

苖俊卿，當作“苗晉卿”。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五五、唐順之《稗編》卷七五引《文章辨體》序題，均作“苗晉卿”。是。考晉卿，《舊唐書》卷一一三有傳，云：永泰元年四月，晉卿薨。“太常議諡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爲推官。至是，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大曆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

【疏證】 《宋史·歐陽修傳》：“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按《歐陽文忠公集》所附《諡誥》，諡議乃李清臣所撰，署“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宋文鑑》卷一三五亦載李清臣《歐陽文忠公諡議》。訥《文章辨體》卷四六亦只錄李清臣此文。鄧忠臣有《范忠宣公諡議》，載《宋文鑑》卷一三五。

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諡易名之議，蓋亦不可不知云。

【疏證】 《文體明辨·諡議》序題云：“至於名臣處士，法不得諡，則門生故吏相與共議而加私諡焉。其事起於東漢，而文不多見，獨《蔡邕集》有之。唐、宋至今相沿不絕，雖非國典，亦可見古法之不盡廢於今也。”

門生故舊之私諡，亦屢見史乘。《後漢書·朱暉傳》附《朱穆傳》云：“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爲文忠先生。”章懷注引《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諡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又《新唐書·吳筠傳》，筠卒，弟子私諡爲宗元先生。《宋史·黄震傳》：震卒，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元史·黄溍傳》：溍卒，君子惜之，私諡曰淵穎先生。《明史·王褘傳》：褘卒，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六：“諡議如唐獨孤及《苗晉卿諡議》，改議、駮議如唐李邕《駮韋巨源諡昭議》，答駮議如唐獨孤及《答嚴郢駮呂諲諡議》，私議如漢蔡邕《朱公叔私諡議》。”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

【疏證】 《儀禮·士昏禮》：“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鄭注：“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儀禮注疏》卷二）

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

【疏證】 《禮記·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禮記注疏》卷四七）

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

【疏證】 賈公彥《儀禮疏》。

《儀禮·聘禮》鄭玄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隂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賈公彥疏曰：“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言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周禮·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自是正東西南北。此識日景，唯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又云‘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云凡碑引物，則識日景、引陰陽皆是引物，則宗廟之中是引物。但廟碑又有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以其鸞刀以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爲此事也。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爲之，理勝於木，故云宮廟以石窆用木也。是以《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時魯與大夫皆僭，言視桓楹，桓楹，宮廟兩楹之柱，是葬用木之驗也。”（《儀禮注疏》卷二一《聘禮第八》）

《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

【疏證】 此出徐鍇《說文繫傳》卷一八，云：“碑，竪石紀功德，从石，卑聲。臣鍇按：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非石也，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此石从卑字，秦以來製也。或難臣曰：古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便應有碑，何以言秦以來有碑？臣應之曰：古雖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之言，起於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曰‘天子乃爲名跡於弇茲石上’，亦不言碑。又難曰：劉熙《釋名》何以言起於縣棺之碑？臣對曰：起於縣棺者，盖今之神道碑，而銘勒功德，當始於宗廟麗牲之碑也。”

潘昂霄《金石例》卷一《碑碣之始》引《韻會舉要》碑字注云：“《說文解字》：“竪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已錄，略）。又《祭義》麗牲疏，賈氏曰（已錄，略）。《喪·大記注》，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候樹兩大木，謂之桓楹。《檀弓注》鄭氏曰：‘斵大木形如石碑，於椁四角樹之，穿中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諸侯四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於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

劉寶楠《漢石例》卷一《墓碑例·釋碑例》引《金石例》而辨之云：“案今本《說文》無‘紀功德’三字，不知《韻會》所據何本。碑字從石，見《儀禮》、《禮記》，不得云秦制。但經傳所云，碑在宮廟則以石，下棺則以木，此爲異耳，其名碑則一也。紀功德亦以石，但不名碑，故《史記·封禪書》引《管子》、《秦始皇本紀》並云刻石，不言立碑。《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碑，髙誘注：‘匿於碑陰。’此見於西漢人書也。然則墓用石名碑，與刻石紀功德名碑，皆始於漢。而《文心雕龍》謂‘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此謂碑名肇自上古，其說恐非。”按：徐鍇《說文繫傳》所據《說文》仍有“紀功德”三字。

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疏證】 《金石例》卷一《碑碣之始》：“《事祖廣記》云：《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記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爲始，而名碑，自秦、漢也。”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秦始皇太山諸刻，猶不稱碑。”張舜徽《愛晚廬隨筆·藝苑叢話》“秦統一天下後之刻石”條：“刻碑之興，當在漢季。自漢以上，皆但謂之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廿八年始皇東巡，上嶧山、泰山、之罘、琅琊、碣石，以至會稽，皆言刻石頌秦功德。今石虽多不存，然泰山廿九字墨本猶爲世珍。嶧山及會稽有後人摹本，可見其概。《史記》所載，但名刻石，不稱爲碑，固明甚。”又同書《碑之本義》條：“碑字見於載籍最早者，莫先於《儀禮》。”“周人設碑，本有數用：廟門之碑，用石，以麗牲，以測日景；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繩下棺。是古之所謂碑，本非刻辭之具明矣。”

姚鼐《古文辭類篹序》：“碑志類者，其體本於《詩》，歌功頌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做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琊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志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志。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銘二之，獨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口義》：“古者豎石廟庭之中央謂之碑，所以麗牲，或識日景、引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三代以上銘皆勒於銅器，刻石者甚少。石鼓之時代爲姬周抑爲宇文周，聚訟迄未能決。故三代有無刻石，尚屬疑問。然則豎石蓋爲碑之本義，刻銘則其後起義也。樹碑之風，漢始盛行，而東都尤甚。惟乃刻石之總名，而非文體之專稱。自其體制言，則直立中央四無依據者謂之碑，在門上者謂之闕，埋於土中者謂之墓志，在土中或出土甚低者謂之碣。自其功用言，則有墓碑，有祠堂碑，有神廟碑，有雜碑，有紀功碑。自其文體言，則有銘，有頌，有敘，有記，有誄，有詩，有銘後附以亂者；有有韻者，有無韻者。蓋凡刻石，皆可謂之碑，而非文章之一體，與銘箴頌贊之類不同。準是以言，則蔡邕石經及孔廟之官文書，雖非文章，而既刻於石，亦得稱碑。惟以銘體居十之六七，故漢人或統稱碑銘，碑謂刻石，銘則文體也。後世或以序文爲碑，有韻之文爲銘；或以有韻之文爲碑銘，無韻或四六之文爲碑，皆不知碑爲刻石之義也。”

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廁其間。

【疏證】 此句言《文選》碑文一體而有兩類，一爲墓道之碑，一爲祠廟之碑。

《文選》卷五八載蔡邕《郭有道碑文》、《陳太丘碑文》，王儉《褚淵碑文》；《文選》卷五九載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任昉《劉先生夫人墓志銘》。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二《碑表》：“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丘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寔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偽託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罘、碣石等，雖非塚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此篇亦於六朝爲上乘文字。自裴松之奏禁立碑，墓碑因之減少；而以佛教盛行，廟碑於時增多。此類文章亦有定格，不能摹仿漢碑。蓋漢碑鎔鑄經誥，不引雜書，廟碑崇仰佛陀，須宗內典”。“此篇行文雋妙，說理明晰；敘事細密，句句妥適。蓋佛典人人能用，而有雋妙不雋妙之分；敘事人人優爲，而有密與不密之判；用佛典而能雋妙，敘事密而能妥帖，此其所以難能可貴也。”

瞿兌之《駢文概論》四《魏晉文與陸機》：“至於一篇之中，純乎以駢文立格者，卻自蔡邕爲始。”且舉《郭有道碑》爲例，云：“像這種淵雅、肅穆、典重、茂密的風度，是東漢人的特長，而蔡氏的碑板中尤能表現無遺。自此以後，由魏、晉以至初唐，凡是廟堂文學，大概無不追蹤此派。”

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今故亦依其例云。

【疏證】 《唐文粹》卷五〇《碑一》爲嶽瀆祠廟之碑，如《后土神祠碑》、《西嶽太華山碑》、《北嶽恒山碑》、《南海神廟碑》、《黄陵廟碑》；卷五一《碑二》爲聖帝、先聖、大儒之碑，如《虞帝廟碑》、《處州孔子廟碑》、《文中子碑》等；卷五二《碑三》爲神廟之碑，如《嵩山啟母廟碑》、《少室山少姨廟碑》；卷五三《碑四》爲髙士、義士、忠烈、忠臣、純臣、烈女之碑，如《漢髙士嚴君釣臺碑》、《許由先生廟碣》、《梁髙士碣》；卷五四《碑五》有古跡、土風、遺愛之碑，如《禹穴碑》、《麟臺碑》、《長沙土風碑》、《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卷五五上《碑六》爲貞義、姦雄、英傑之碑，如《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項籍碑》、《諸葛武侯廟碑》；卷五五下《碑七》爲妃主之碑，如《唐和麗妃神道碑》、《唐鄎國長公主神道碑》；卷五六《碑八》爲宰輔之碑，如《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卷五七《碑九》爲使相、節制之碑，如《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卷五八《碑十》爲庶官、牧守之碑，如《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卷五九《碑十一》爲紀功之碑，如《受降城碑》、《平淮碑》、《平淮西碑》；卷六〇《碑十二》爲家廟碑，如《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卷六一至六五，爲釋道類碑刻。

《宋文鑑》卷七六、七七《碑文》卷，錄范仲淹《唐狄梁公碑文》、蘇軾《表忠觀碑文》等。卷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神道碑銘》卷，錄歐陽修《晏元獻公神道碑銘》、蘇軾《富鄭公神道碑銘》、《趙清獻公神道碑銘》等。

《文體明辨·碑文》序題云：“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道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風土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

〔附錄〕

孫何《碑解》：“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者，曰鐘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鐘，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爲黄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斵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繋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隂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髙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宋文鑑》卷一二五）

按：章學誠《駮孫何碑解》云：孫何“反覆辨達，尤以正名爲言順之要，是何之論篤矣。雖然，古人文字，初無定體，假借爲名，亦有其倫”。“策乃竹木之屬，載書於上，亦非文章名也”。“羽檄露板，皆簡書制度，亦非文章名也。文人撰著，不聞別器與文，異其稱謂，又何執於碑乎？”（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一）劉師培《論文雜記》：“碑者，古人記功之文也。自無懷氏刻石泰山，爲立碑記功之始；而《穆天子傳》亦言穆王紀跡於弇山，則碑體亦始於五帝矣。”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志 墓記 埋銘唐順之《稗編》卷七五《文章辨體序題》，總題曰“墓文”。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墓石之文，約爲兩事：刻諸墓上，刻諸壙中是也。曰碑，曰碣，曰表，刻諸墓上；曰墓志銘，納諸壙中。而姚惜抱氏謂古人皆曰志，世人以立石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者，爲失其義。充其語恉，將使志銘髙立，碑表埋幽，不亦緄乎？古誼單證，未敢從同。間嘗兼籀眾說，墓志自爲一事，碑、碣與表，事或相通”。“綜而述之，碑、碣、表、志，式備於漢，且其爲文，均得曰銘。斯則惜抱之說是也。”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

【疏證】 《禮記·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鄭玄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禮記注疏》卷一〇）

《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而名曰耳。”

【疏證】 潘昂霄《金石例》卷一：“《事祖廣記》云：‘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葬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故以名碑爾。案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爲之修冢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徐師曾《文體明辨·墓碑文》序題云：“按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繂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於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髙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志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

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二《神道》：“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淏（《雲谷雜記》）又引《漢書·髙惠文功臣表》云戚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二幽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

【疏證】 《唐語林》卷八：“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並視日景。’《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即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閥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之遺象。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云：‘楬，椓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牓，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揚之楬。’又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黄宗羲《金石要例·神道碑例》：“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圆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

柳州《葬令》指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所引之《葬令》。

劉寶楠《漢石例》卷一《墓碑例·釋碣例》：“许君宗寅曰：‘《周禮·秋官》：“職金楬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又《蜡氏》：“有死於道路者，令埋而置楬。”《漢書·酷吏傳》：“瘗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顏師古注：“楬，杙也，椓杙於葬處，而書死者姓名也。”《說文》：“楬，楬櫫也。”《春秋》傳曰：“楬而書之。”《廣雅》：“楬櫫，杙也。”《廣韻》：“楬櫫，有所表識也。”楬櫫，漢人語，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之，因通用碣。’案許說是也。碣用木者，亦古碑用木之證。”

《文體明辨·墓碣文》序題云：“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髙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並序，皆碣體也。”

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敘學行德履。

【疏證】 《金石要例·墓表例》：“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制，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

《漢石例》卷一《墓碑例·釋表例》：“《說文》：‘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表本裘表之名，其後衣之有表者皆名表。於是旌表亦名表，而墓石亦所以表揚功德，故亦名表。（《釋名》：‘下言於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亦取表著之意。）”

《文體明辨·墓表》序題云：“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又取阡表、殯表、靈表”，“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五《跋魏受命表》：“盤洲曰：‘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即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誤矣。”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自漢以降，碑、表二名轉相亂，及今無有知神道爲廟制者。守文不綜其實，因以盲瞽。”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口義》：“至於墓表之名，漢人間亦用之，但就華表之石而名，體與墓碑無別。唐代以有銘者爲碑，無銘者爲墓表；後世又以大官稱神道碑，小官稱墓表。此皆近代不通之制度，實則漢人之墓表皆有韻，亦無官秩大小之別也。”

墓志，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

【疏證】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〇《神道碑》：“裴子野葬湘東王爲墓志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志，堙於羨道。道列志，自此始。”

《文體明辨·墓志銘》序題云：“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名穆）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志，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年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志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又云：“至論其題，則有曰‘墓志銘’，有志有銘者是也；曰‘墓志銘並序’，有志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志銘’而或有志無銘，或有銘無志者，則別體也。曰墓志，則有志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志。然亦有單云志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志者，有題云志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志者，皆別體也。”又云：“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志，曰志某；殯後葬而再志者曰續志，曰後志；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志，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志，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墳記，曰壙志，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志無志，或有銘無銘，皆志銘之別題也。”

《漢石例》卷一《墓碑例·釋銘例》：“《說文》：‘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段氏玉裁注曰：‘《祭統》曰：“銘者，自名也。”此許所本。《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士喪禮》，古文作銘，今文皆爲名。許君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官》今書、《禮》今文也。許意凡經傳，銘字皆當作名。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劉熙乃云：“銘，名也，記名其功也。”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

梁玉繩《志銘廣例》卷一《志銘解》：“墓石之文，分言之，則前序爲志，韻語爲銘；通言之，則志即是銘，銘即是志。”

《宋文鑑》卷一四四《墓志》卷，所收則爲“墓志銘”。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七《墓志》：“墓志之始，《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爲始於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爲起於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之語。予按《擅弓》孔子之喪云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女，嫁苟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按：《陔餘叢考》卷三二《墓志銘》引《池北偶談》此條，按云：“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志，王儉曰：‘石志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志，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志。’此則墓志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薨，宋孝武帝自爲墓志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志埋墓之事。然賈昌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志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玄武湖，遇大塚，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而塚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齋佔畢》。）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啟壙，其東墓之柩端題曰‘燕靈王舊’。‘舊’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髙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丘，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於墓中者矣。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撰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國故論衡·正齎送》：“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見《南史·何承天傳》。） 亦有題署無文辭。及張氏《穿中記》，文稍縟矣。後生作者，杯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於情爲失衷，於事爲失順。淫溢不節，權厝亦爲之志。作志之情，本以陵谷變遷，慮及久遠。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於是作志，又違其本情矣。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墨翟、楊王孫之事，雖不可作，要之慎終追遠，貫其樸質者也。”

埋銘、墓記，則墓志異名。

【疏證】 《明文衡》卷五六《文章辨體序題》錄此句作“埋銘、墓記，與墓志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埋銘始見於宋。司馬光曾爲蘇軾之母程氏撰《埋銘》，蘇軾則自稱“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見蘇軾《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唐文粹》、《宋文鑑》皆無此一體。張相《古今文綜評文》：“銘者，自名也，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蔡中郎集》揭載此體，玩其文意，殆墓碑之別體。”墓記蓋亦始見於宋人集部。宋庠《元憲集》卷三四並收《墓志銘》、《墓記》與《祭文》。《墓記》三篇：《宗室內園使忠州刺史殤子故右班殿直墓記》、《宗室內園使貴州刺史殤子墓記》、《宗室懷州刺史殤女墓記》。王珪《華陽集》（卷六〇） 亦然。

王若虛《文辨》：“今人作墓銘，必繫以韻語，意謂敘事爲志，而繫之者爲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圓、張孝權銘，皆止用散語以志，而終之曰‘是爲銘’。其銘乳母亦云‘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蓋祗此爲銘，而不必有所繫也。”

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九《碑志異文》：“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劉統軍志》，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爲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爲二公作詞銘，同者乃十七八。”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六《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只用壙銘。’即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考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在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考《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即無恤典亦得立之。歷考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髙不過丈二，碣髙止四尺，表之髙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考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考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塚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贊、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

按：《鮚埼亭集》卷六至卷二四“碑銘”卷，於神道碑、銘外，有神道表、墓柱銘、墓幢文、墳版文、墓版文、些詞、哀辭、窆石志、窆石文、窆石銘、穿中柱文、墓碣銘、墓表、墓石表、墓石志、神道碑側記、壙志銘、埋銘、碑陰、誄、志。又其書《外編》卷四至卷八“碑銘”卷，復有阡表、窆域志銘、墓石蓋文、墳銘、神道闕銘、塋域志、塚闕文、神道闕銘、墓幢銘、墓碣、墓碣銘、墓表銘、石槨銘、權厝志、神誥、壙銘等。蓋皆碑銘之變稱。

《陔餘叢考》卷三二《碑表志銘之別》：“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志銘則埋壙中。’此志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丘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昊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塚而見。又《神僧傳》，寶志公歿，梁武帝命陸倕制銘於塚內。司馬溫公志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志’。張仲倩云：‘撰次所聞，納諸壙。’志銘之藏於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於葬後者，《王荊公集》中馬正惠葬於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志之作，必於葬前。溫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於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志銘藏於壙內，邵陵王又作墓志列於羨道。羨道列志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仿此歟？（溫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志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睹之？謂志銘可不用也。費袞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志銘然後信。則志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 《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 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歸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略。详前碑體注引《碑解》。） 《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塚，所謂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謂書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並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已。其妻之祔，則於志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

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髙。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志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

【疏證】 此節自盧摯《文章宗旨》，原云：“碑文，惟韓公最髙。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各有所自，決不可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喻如金玉，一字不可泛用。善爲銘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言作傳之法亦然。”（見陶宗儀《輟耕録》卷九）

按：碑文高手，昌黎之前有蔡邕。《文心雕龍·誄碑篇》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髙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釋要》云：“此段推崇蔡中郎之碑文爲第一，蓋非一人之私言，實千古之定論也。試以伯喈之文與普通漢碑比較，一則詞調變化甚多，篇篇可誦，非普通漢碑之功候所能及；二則有韻之文易致散漫，而伯喈能作出和雅之音節。‘清詞轉而不窮’，此皆其出類拔萃處。伯喈碑文既可空前絕後。”黃侃《中國文學概談》：“議碑則以蔡邕爲主，其後范蔚宗以碑爲史，韓退之以史爲碑，蓋范受蔡之碑版影響也。”又孫德謙《六朝麗指》：“碑志之文，自蔡中郎後，皆逐節敷寫，至有唐以降，乃易其體。若六朝則猶守中郎矩矱，王仲寶、沈休文外，以庾子山爲最長。”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六：“吳文恪盛稱昌黎碑志，亦猶世人之見。獨茅順甫謂碑志當以歐陽永叔爲第一，最確。蓋六一敘事，得史遷法，而韓不然，固宜遜之。”又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昌黎墓志，煉字縮勢，本於簡古，其實聱牙揫緊，不如歐陽之和婉曲暢。學者勿耑效此體。”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若夫碑版之辭，蟬嫣不絕，體以四言，末則不韻，此自漢碑已導其原，韓愈尚優爲之。”

近世弗知者，至將墓志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歟。

【疏證】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漢世碑文，本頌之別，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榷之辭，不增其事，文勝質故不爲史官所取，無害於方策。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爲序事，與別傳同方。別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於褒揚。碑即自子孫輿金乞貸，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虛張功狀，睹之若真，終於貞偽混淆，爲史秕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或爲處士名德，民所嚮往；今乃壹爲尸位之夫，乞米以爲傳。昔人所郵，今雖不爲史官，乞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

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十四《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銘詞乃综括碑文之事實，非於碑傳本事之外，別有增益也。唐、宋論文者以爲銘之敘事乃補碑文所不足，不可與碑相犯。”“蓋碑詳銘約，約碑之詳以爲銘，廣銘之約即爲碑。”又是書卷二《名家總論》云：“傳實碑虛。”虛者，誣或蔽之謂也。

《宋書·裴松之傳》：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髙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

【疏證】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黄宗羲《金石要例·誄例》：“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志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志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跡，讀之以作諡。此唯有辭而無諡，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是則後世有誄辭而無諡者，蓋本於此。

【疏證】 《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又《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春秋左傳正義》：“《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即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諡，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諡，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諡，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諡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謂諡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春秋左傳注疏》卷六〇）

按：《文心雕龍·誄碑篇》：“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

《漢書·王嘉傳》“誄之以行”句，顏師古注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爲誄也。誄者，累德行之文。”按“累德行之文”，殆有頌美之義，不同於鄭氏所云“累列生時行跡”。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誄者，誄其行跡而爲之諡。《禮記·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稱天以誄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讀誄。’《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仿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文心雕龍》及《御覽》五百九十六引。）《列女傳》述魯展禽妻誄夫事。古者諸侯相誄，猶謂之失，況以燕昵自誄其夫？似後生所託也。《詩傳》曰：‘喪紀能誄，可以爲大夫。’大夫不當有誄人事，蓋稱君命爲之辭。訖於新氏，揚雄不在史官而誄元后；後漢大司馬吳漢薨，杜篤以獄囚上誄。由是賤有誄貴者矣。”

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

【疏證】 《文章缘起》：“誄，漢武帝《公孫弘誄》。”

《漢書·元后傳》：太后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隂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是亦較早之誄辭。

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

【疏證】 《文選》卷五六載曹子建《王仲宣誄》、潘安仁《楊荆州誄》。

《文心雕龍·誄碑篇》：“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盻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黄，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口義》：“蕭嗣所選曹子建《王仲宣誄》及潘安仁《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馬汧督誄》各篇，皆可爲茲體之圭臬。”

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

【疏證】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二《歐陽生哀辭》。《柳河東集》卷九《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後漢書·文苑列傳》往往載傳主之著述，誄與哀辭常釐爲二體，如蘇順“所著賦、頌、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班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劉勰《文心雕龍》亦以誄辭、哀辭分別入《碑誄篇》、《哀弔篇》。又有哀策文，則在《祝盟篇》，云：“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贊，因周之祝文也。”《文章流別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又云：“今所爲哀策者，古誄之義。”（《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引） 可見哀辭、哀策二者皆誄辭之支流也。《文體明辨·哀辭》序題云：“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略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辭異矣。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

哀辭之稱始自魏、晉。《三國志·魏書·陶謙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曰：“［陶］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與使君，君侯将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温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啟土溧陽。遂升上将，受號安東，将平世難，社禝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将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二《哀策文》：“周制，飾終之典以諡誄爲重。漢景帝始增哀策。《漢書·景帝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注謂賜諡及誄文哀策也。沿及晉、宋，猶以諡誄爲重。《魏志·郭后傳》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晉書·文明王皇后傳》，武帝時，后爲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文。及帝楊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載本傳。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後追復皇太子，特爲哀策文，又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李胤卒，皇太子命王贊誄之，其文甚美。《王珣傳》，孝武帝崩，哀策、諡議皆珣所草。宋文帝袁皇后薨，詔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帝自增“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孝武殷貴嬪薨，命謝莊爲誄文，都下傳寫，紙爲之貴。至齊則專重哀策文。齊武裴後薨，羣臣議立石志，王儉曰：‘石志不出禮經，今既有哀策，不煩石志。’乃止。可見齊以後專以哀策爲重也。今見於齊、梁《書》各列傳者，梁武丁貴嬪薨，張纘爲哀策文；昭明太子薨，王筠爲哀策文；簡文爲侯景所制，其后薨，蕭子範爲哀策文，簡文讀之曰：‘今葬禮雖缺，此文猶不減於舊’是也。唐代宗獨孤后薨，命宰相常衮爲哀策，猶沿此制。”

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卷三：“哀辭者，以文抒其哀痛之情也。如班固《梁氏哀辭》是。蓋原於《詩》之‘交交黃鳥’。又如《七哀》、《八哀》之類，亦哀辭也。又名哀策，如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是也。又名哀冊文，如令狐楚《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是也。”

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焉。

【疏證】 曾鞏《元豐類稿》卷四一有《蘇明允哀詞》、《吳太初哀詞》、《王君俞哀詞》。蘇軾《東坡全集》卷一四《王中父哀詞》；卷一五《李憲仲哀詞》；卷九一《哀詞六首》：《李仲蒙哀詞》，《錢君倚哀詞》，《傷春詞》（呂文甫妻安氏），《蘇世美哀詞》，《王大年哀詞》。

挚虞《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心之辭。”（《太平御覽》卷五九六）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七《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哀詞、哀贊、哀頌，皆起於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間有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爲胡夫人作哀贊曰：‘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贊，書之於碑。’是竟以當墓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鑱諸墓上。’是竟以當墓表也。廬陵作胥夫人墓志曰：‘爲哀詞一篇以弔，而藏諸墓。’則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其但以傷逝而作而不用之墓者，不在此內焉，所當分別觀之。哀詞之見於古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挽詩當之，則謬甚矣。”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長殤以下，與鮮死者同列，不可致弔，於是爲之哀辭。禮以義起，是故馬仲都以元舅車騎將軍之重，從駕溺死，明帝命班固於馬上三十步爲哀辭。蓋君臣慎禮，不以貴寵越也。今人以哀辭施諸壽終，斯所謂失倫者。衛巨山爲楚王瑋矯詔所誅，方之舊典，宜哀辭。而束皙自郡赴喪，爲文以弔，亦少褒矣。”

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率仿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疏證】 楚體，即楚辭體，如蘇軾《錢君倚哀詞》；《傷春詞》（呂文甫妻安氏）；《蘇世美哀詞》，通篇皆“兮”字句，是所謂楚辭體。长短句體，未詳。又有詩體者。如宋祁《景文集》卷九《章靖馮公哀詞》、《光禄葉大卿哀詞》，蔡襄《端明集》卷八《宋宣獻公夫人畢氏哀詞二首》，皆五言律。大抵誄近於銘，句式四言，以齊整爲嚴肅；哀詞通於挽歌也，以長短句爲抑揚唱歎。

陸機《文賦》：“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

蕭統《文選序》：“美終則誄發。”

《文心雕龍·誄碑篇》：“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又《哀弔篇》：“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劉師培《文心雕龍講錄》二《誄碑篇口義》：“漢代之誄，皆四言有韻，魏、晉以後，調類楚詞，與辭賦哀文爲近，蓋變體也。魏曹植云：‘銘以述德，誄以述哀。’（《上卞太后誄表》見《全三國文》卷十五頁九上引《藝文類聚》十五。） 故其作法應與銘、頌異貫。東漢之誄，大抵前半敘亡者之功德，後半敘生者之哀思。”

按：《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有曹植誄文帝辭，前半敘事以四言，而結以騷體以抒情。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

【疏證】 《尚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並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蔡沈《書經集傳》卷四：“冊祝，如今祝版之類。”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齎送》：“古者弔有傷辭。諡有誄，祭有頌，其餘皆禱祝之辭，非著竹帛者也。《上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正義》曰：‘弔辭口致命，傷辭書之於版。’《既夕禮》：‘知死者賵，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賵之多者，不過九行；傷辭多者，不過百字。上世作者，雖若滅若沒哉，觀魏武帝過橋玄墓，不忘疇昔，爲辭告奠，其文約省，哀戚爲已隆矣。斯蓋古之令軌，爲法於今者乎。”“今之祭文，蓋古傷辭也。”

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

【疏證】 《文選》卷六〇祭文類收謝惠連《祭古冡文》、顏延年《祭屈原文》、王僧達《祭顏光禄文》。《文章緣起》謂後漢車騎郎杜篤始作《祭延鍾文》，則早於《文選》所錄諸家也。

姚燮《駢文類苑·敘錄》：“祭文者，古弔文之一體也，水火兵荒，並以弔言，傷亡悼逝，始專言祭。束皙搴巨卿之旌，李充窺中散之室，意理鬱而宣，情思迫而鬯，則又其先導焉。”

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

【疏證】 如柳宗元《舜廟祈晴文》，歐陽修《祭沙山太守祈晴文》、《祭五龍祈雨文》、《祈晴文》。蘇軾《祈雨龍祠祝文》、《祈雨吳山祝文》、《祈晴風伯祝文》、《祈晴吳山祝文》等。朱熹《請雨謁北山神文》、《廣祐廟祈雨文》、《廣祐廟謝雨文》、《豐利侯祈雨文》等。

按：水旱禱神之文，或又稱祝文，或徑題爲祈雨文、祈晴文。

或因喪葬而祭親舊。

【疏證】 如韓愈《祭穆員外文》、《祭郴州李使君文》、《祭薛助教文》、《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祭楊憑詹事文》、《祭穆質給事文》。

《文心雕龍·祝盟篇》：“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外集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

【疏證】 《藝文類聚》卷五七引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玉海》卷五四《漢連珠》引） 髙承《事物紀原》卷四《連珠》：“梁沈約云：‘連珠之作，始自揚子雲。’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中亦有揚雄《連珠》，則爲斯文之興，不自漢章明矣。”《玉海》卷五四《漢連珠》：“《三輔決錄》注，趙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蔡邕傳》，著《連珠》。《文苑傳》，傅毅著《連珠》，劉珍著《連珠》。《文選注》引揚雄《連珠》、杜篤《連珠》。”

按：或以爲連珠始自韓非子。楊慎《丹鉛總錄》卷一二《韓子連珠論》：“《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卷二《賦家之旁衍》：“章實齋亦謂韓非《儲說》爲此體之所始。蓋其體頗同，特子雲加以藻飾之辭，不指說事情，而設喻以達旨爲異耳。”張相《古今文綜評文》：“昔韓非著書，先列其目，後著其解，謂之連語。殆此體之先河與？”孫德謙《六朝麗指》：“連珠之體，彥和謂肇始揚雄，此說不然。或謂源於韓非《儲說》，斯得之矣。以吾考之，其體創於《鄧析子》，又非出自韓非也。《無厚篇》云：‘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則連珠一體，在春秋已有矣。子雲好擬古，始仿而爲之。其後如東漢之班孟堅，魏之潘勖，晉之陸士衡，無不承流而作。其在六朝，謝惠連、顏延年、王仲寶、沈隱侯輩，皆極一時之選。而其最多者，莫如蘭成，凡四十四首，然但敘身世，無關理要，或以別格稱之矣。”按：孫氏據《鄧析子》而謂連珠始自春秋，甚有見地，然此書或爲偽書，故其說恐不足據。

考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

【疏證】 陸機《演連珠》五十首，載《文選》卷五五。五臣注本題下有張銑注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

【疏證】 《藝文類聚》卷五七引傅玄敘《連珠》曰：“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令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文體明辨·連珠》序題云：“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爲言貫也，貫穿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輾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乃可稱珠，否則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惡能免於劉勰之誚邪？”

按：《文心雕龍·雜文篇》云：“揚雄覃思，文濶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

【疏證】 如陸機《演連珠》其一：“臣聞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其二：“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其三：“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自士衡後，作者蓋鮮。

【疏證】 《玉海》卷五四《漢連珠》：“《隋志》：陸機《連珠》一卷，謝靈運《連珠集》五卷，陳證《連珠》十五卷，黄芳《連珠》一卷，梁武《連珠》一卷，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謝靈運《設論連珠》十卷。《南齊書》：劉祥《連珠》十五首。《唐志》：謝靈運《連珠集》五卷，康顯《海藏連珠》三十卷。”

陸機以後諸家《連珠》多已亡佚。《南齊書》所載劉祥《連珠》尚存。其辭曰：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鼖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

蓋聞懸飢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温。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之算。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南齊書·劉祥傳》）

《文苑英華》卷七七一載梁宣帝二首、沈約二首、吳均二首、劉孝儀爲人作二首、庾信擬作四十四首、蘇頲爲人作二首。宋濂《文憲集》卷二七《演連珠》序謂，陸機之後，“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又黄庭堅有《引連珠》七首，見《山谷別集》卷六。

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疏證】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事跡具《明史》本傳。《宋文憲集》卷二七《演連珠》序云：“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王褘字子充，義烏人，官至翰林待制。事跡具《明史》本傳。《王忠文集》卷一九《演連珠》序：“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

今各錄十餘篇，寘於《外集》之首，以爲嗜古君子之助，且以著四六之所始云。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貎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

【疏證】 《新唐書·選舉志》：“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

《容齋隨筆》卷一〇《唐書判》：“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文體明辨·判》序題云：“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詞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

吳曾祺《文體芻言》：“判，始於西漢，本爲試士而設，揚雄綜判取士是也，皆爲兩造之詞，加以判斷，而定曲直焉。唐時，身、言、書、判各爲一科。至宋，此典不廢，而文體與前少異。”

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

【疏證】 《舊唐書·陸贄傳》：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按《新唐書·陸贄傳》謂其罷歸後“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

【疏證】 《文獻通考》卷三八《選舉考·舉官》：“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爲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判上者，職事官加一階，州縣官超一資；判中，依資；判下，入同類，惟黄衣人降一資。至是詔增爲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無取者爲中下，依舊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紕繆者爲下，殿一選。”

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

【疏證】 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一：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元世不用其制。

【疏證】 《元史·選舉志》：“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税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爲題，

【疏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洪武“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

《日知錄》卷一六《經義論策》：“《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髙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又卷一六《判》云：“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抄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明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又云：“試判起於唐髙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至明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髙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孫梅《四六叢話》卷一九《判十一》敘云：“前明定科場制，二場試表一篇，判五道。國朝因之。行之既久，士子往往宿構暗記，漸成鈔胥具文。我皇上敦崇實效，風勵學官，乾隆二十二年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六韻一首。尋又移詩於第一場。數十年來，士子習於聲詩，博通爾雅，翕然丕變矣。”

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

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爲貴。

【疏證】 《容齋續筆》卷一二《龍筋鳳髄判》：“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鳯髄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垜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寜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恕，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盗而死，求殺盗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毁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聼。”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将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

《文體明辨·判》序題云：“獨其文堆垜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惟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說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

今錄以備一體云。

【疏證】 《文章辨體》外集第一卷《判》錄鄭少微《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棊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白居易《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余靖《丁去官受舊屬饋與》、明宋訥《儀禮司失儀》，凡三篇。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

【疏證】 陳鵠《耆舊續聞》卷四：“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

張相《古今文綜評文》：“律賦，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此律賦之所由名也。”

王銍《四六話序》：“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温、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晩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櫽栝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静之久，故文章與時髙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

按：此雖論四六，而律賦實在其中。

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

【疏證】 進士試賦之所謂八韻，亦有其演變之歷史。《容齋續筆》卷一三《試賦用韻》：“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聼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聼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乆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髙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棄而弗習。

【疏證】 《元史·選舉志一·科目》：漢人、南人三場，“第二埸：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

王若虛《文辨》：“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

李調元《賦話》云：“金自大定建元，頗重進士，歷年所命詩賦題及狀頭名氏，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甚詳，而賦罕有流傳者。元承金制，賦不限韻，觀楊廉夫集中所附試帖，元之賦體可知矣。大率平衍樸素，不足觀覽。律賦至元而中息矣。”又云：“元人變律爲古，大率散漫而平直，非不滔滔清便，而麗則之旨亡矣。”

今錄一二以備其體云。

【疏證】 《文章辨體》外集第一卷《律賦》收韓愈《省試明水賦》、范鎮《長嘯卻胡騎賦》、范仲淹《金在鎔賦》，凡三篇。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

【疏證】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體；庾肩吾《除夕》，律體工密；徐陵、庾信，對偶精切，律調尤近。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四君子，以儷句相尚，美麗相矜，終未脫陳、隋之氣習。神龍以後，陳、杜、沈、宋、蘇頲、李嶠、二張（說、九齡） 之流，相與繼述，而此體始盛，亦時君之好尚矣。”

陳懋仁《續文章緣起》：“律詩，權輿於梁、陳，諧協於初唐，精切於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問，偶儷精切，故謂之律詩。”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五言律詩，有性靈人可以頓悟，七言則非積學攻苦，不能至也。”

考之唐初，作者蓋鮮。

【疏證】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

陸時雍《詩鏡總論》：“初唐七律，簡貴多風，不用事，不用意，一言兩言，領趣自勝。故事多而寡用之，意多而約出之，斯所貴於作者。”又云：“初唐七律，謂其‘不用意而自佳’，故當絕勝。‘雲山一一看皆好，竹樹蕭蕭畫不成’，體氣之貴，風味之佳，此殆非人力所與也。”

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

【疏證】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陸時雍《詩鏡總論》：“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顛倒縱横，出人意表。余謂萬法總歸一法，一法不如無法。水流自行，雲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設？”又云：“少陵七言律，藴藉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詠三諷，味之不盡。”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煙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似飄颻五雲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丰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随隱見，赤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跃龍龍已飛’，其第四章也。獨孤及《早發龍沮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渡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瑶華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即古律詩。”

陳僅《竹林答問》：“盛唐人古律有兩種：其一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者，如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掛席東南望’是也。其一爲變律調而通體有對有不對者，如崔國輔‘松雨時復滴’，岑參‘昨日山有信’是也。雖古詩仍歸律體。故以古詩爲律，惟太白能之，岑、王其輔車也；以古文爲詩，惟昌黎能之，少陵其先路也。”

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

【疏證】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元和以還，律體多變。賈島、姚合，思致清苦；許渾、李商隱，對偶精密；李頻、馬戴，後來興致，超邁時人。之數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

郎廷槐《師友詩傳錄》：“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伯仲（冉、曾） 以及大曆十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謂一倡三歎。”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梁簡文七言八句有《烏夜啼》，乃七言律之始。”又云：“五言至梁簡文而古聲盡亡，然五七言律絕之體於此而備。此古、律興衰之幾也。”又卷一一：“五言律句雖起於齊、梁，而綺靡衰颯，不足爲法。必至初唐沈、宋，乃可爲正宗耳。”又卷一七：“七言律較五言爲難。五言，盛唐概多入聖。七言，惟崔灝《雁門》、《黃鶴》爲詣極，髙適、岑參、王維、李頎雖入聖而未優，李于鱗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是也。”

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髙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

【疏證】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言律詩，至杜工部而曲盡其變。蓋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獨加以沈鬱頓挫。其氣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無美不備，無奇不臻，橫絕古今，莫能兩大。”

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疏證】 舊題楊載撰《詩法家數》：“詩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大抵詩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髙遠，曰結句要不著跡，曰承句要穩健，曰下字要有金石聲，曰上下相生，曰首尾相應，曰轉折要不著力，曰占地步。”“予於詩之一事，用工凡二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又云：“五言七言，句語雖殊，法律則一。起句尤難，起句先須濶占地步，要髙遠，不可茍且。中間兩聯句法，或四字截，或兩字截，須要血脉貫通，音韻相應，對偶相停，上下勻稱。有兩句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聯已共意，則下聯須各意；前聯既詠景狀，後聯須說人事。兩聯忌同律。頸聯轉意要變化，須多下實字。字實則自然響亮，而句法健。其尾聯要能開一步，別運生意結之。然亦有合起意者，亦妙。”

佚名撰《詩法源流》：“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合處要淵永。起處戒陡頓，承處戒促迫，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起處若必突兀，則承處必不優柔，轉處必至窘束，合處必至匱竭矣。”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難。”

【疏證】 楊士弘，字伯謙，元襄城人，著《唐音》十四卷。

王世貞《全唐詩說》：“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六朝不盡排，乃不自然，盛唐排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巧，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跡，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五言排律，至《杜集》觀止；若多至百韻，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鋪綴完局，緣險韻留剩後幅故也。白香山窺破此法，將險韻參錯前後，略無痕跡，遂得綽有餘裕。故百韻敘事，當以香山爲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誇多鬥靡之習。七言排律，唐人斷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緣七字詩得四韻，於律法更無遺憾；增至幾十韻，勢須流走和軟，方成片段。似此最易流入唱本腔調，縱復精工，有乖風雅。杜老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是知七字長篇，專尚沈雄排宕。”

趙翼《甌北詩話》卷四：“五言排律長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渭村退居一百韻》；謫江州有《東南行一百韻》；微之以《夢遊春七十韻》見寄，廣爲一百韻報之；又《代書詩寄微之一百韻》；《赴忠州舟中示弟行簡五十韻》；《和微之投簡陽明洞五十韻》；《想東遊五十韻》；《逢蕭徹話長安舊遊五十韻》；《敘德書情上宣歙崔中丞四十韻》；《新昌新居四十韻》；此外如三十、二十韻者，更不可勝計。此亦古來所未有也。”

《陔餘叢考》卷二三《五七律排》：“五七律及排律雖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端。劉勰云：‘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似已研究聲律。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悯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已全是五律，惟七八兩句失粘耳。至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递翔鵾仰，聯翩賀雀來。重簷寒露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則已全乎律體。梁簡文《春情》一首，温子昇《擣衣》一首，王勣《北山》一首，陳後主《聽箏》一首，又皆七言，屬對絕似七律，惟篇末雜以五言二句耳。薛道衡《昔昔鹽》：‘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新鳳逐帷低。飛魂同野鵲，倦寢憶晨雞。暗牖通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誰能惜馬蹄。’此又五排濫觴也。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宮北苑東陬，雲作髙臺月作樓。金錘玉鎣千金地，寶仗琱紋七寶毬。竇融一家尚三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从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鬛錦鬟風驟驥，黄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埸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駿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棋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繞垂旈。’此又七排濫觴也。”

按：排律之名，古所未有，楊仲弘撰《唐音》，始別爲一目。髙棅《唐詩品彙》祖其說。《唐詩品彙敘目》云：“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尤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極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幾多暇，君臣遊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髙而止矣。”宋犖《漫堂說詩》云：排律“大約侍從游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嶽滄溟，髙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七言排律，唐人僅數篇，而施肩吾乃有百韻者。”楊慎《千里面譚》：“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初唐有此三首。（按：指謝偃《新曲》“青樓綺閣已含春”、崔融《從軍行》“穹廬雜種亂金方”、蔡孚《打毬篇》“德陽宮北苑東陬”。） 可謂絕唱。其後則杜工部《清明》二首，此外何其寥寥乎？楊伯謙選《唐音》，乃取王建二首，醜惡之甚。”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〇引髙棅云：“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見。如太白《別山僧》、髙適《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惟崔融《從軍行》，言從字順，音響沖和，堪備一體。”費經虞《雅倫》卷一一上引《類編》云：“排律其源自顏、謝諸人，與古詩差別。唐初五言，往往不純，至中唐斯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太白《別山僧》、髙適《宿田家》諸名作，終未脫古體。大抵排律句鍊字鍛，工巧易能，惟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難。”

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作者當以其言爲法。

【疏證】 杜甫《贈韋左丞詩》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卷一〇錄《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按：《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一、《竹莊詩話》卷五亦錄此，均注出范温《詩眼》。）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髙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徑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謁蜀廟》、《贈哥舒》等作，闔闢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樸，無害大家。近選者僅取‘沱水臨中坐’，以爲他皆不及，途聽耳食，哀哉！”

絕句

楊伯謙云：“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

【疏證】 此句出處未詳。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三《絕句》：“楊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初唐尚少，中唐漸甚。然梁簡文《夜望單雁》一首，已是七絕’云云。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詩云：‘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鄕幾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時制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裏，終非封禪時。’曰斷句，曰絕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髙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流。’陳文帝時，陳寶應起兵，沙門慧標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漫，無計奈春何。’蕭子雲《玉笥山》詩：‘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坼，獨步溪頭采碧茸。’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

王世懋《藝圃擷餘》云：“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晩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晩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髙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徐師曾《文體明辨·絕句》序題云：“按絕句詩原於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聞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七言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絕句。”又《六言詩》序題云：“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植）、陸（機、雲兄弟）間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耳。”

髙棅《唐詩品彙敘目》：“五言絕句，作自古也。漢、魏樂府古辭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聞歌》、《長干曲》、《團扇歌》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尤多。六言，始自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陸間出。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樂府》，亦效此體。逮開元、大曆間，王維、劉長卿諸人，相與繼述，而篇什稍屢見，然亦不過詩人賦詠之餘矣。七言絕句，始自古樂府《挾瑟歌》、梁元帝《烏栖曲》、江總《怨詩行》等作，皆七言四句。至唐初，始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然而作者亦不多見。盛唐絕句，太白髙於諸人，王少伯次之，二公篇什亦盛。”

王世貞《全唐詩說》：“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制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五絕即五古之短篇，如嬰兒嚬笑，小小中原有無窮之意，解言語者定不能爲。”“七絕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爲不失本體。”

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

【疏證】 佚名撰《詩法源流》，原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四句。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四句自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按：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三：“此說（指《詩法源流》） 相沿已久，亦非定論。愚謂絕句首尾布置，以四句爲起承轉合，與律詩作法不同。律詩要句律舂容，布置勻稱，絕句則字字謹嚴，意思圓活。或謂律詩截前四句則無轉合，截後四句則無起承，截中聯者詩固有之，若截首尾，恐前二句散緩，後二句必不相應也。”譚浚《說詩》卷中：“絕律前四句，李白‘昭君拂玉鞍’詩也。律中四句，如杜‘江動月移石’詩也。律後四句，如杜‘功蓋三分國’詩也。七言絕仿此。”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所收宋之問《途中寒食》、《早發韶州》，張燕公《端午侍宴》、陳子昂《詠郭槐》等，皆係截句而成之“絕句”。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三：“《［唐詩］品彙》所載宋之問五言絕（五言四句至此始名絕句） 有‘臥病人事絕’一首，乃律詩前四句；又‘綠樹秦京道’一首，乃排律後四句，皆後人摘出以爲絕句耳。又律詩‘馬上逢寒食’前四句，亦有摘爲絕句者。”蓋所謂截句而爲絕句者，蓋爲入樂歌唱之便，非出作者之意也。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坌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詠歎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五言絕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律；七言絕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概曰歌行，至唐方曰絕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絕前，故先律後絕耳。”

按：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三：“宋劉昶入魏，作《斷句詩》云。按此即今絕句也。絕句之名當始此。以倉促信口而成，止於四句，而篇足意完，取斷絕之義，因相沿爲絕句耳。或謂漢、魏已有絕句者，不然。蓋漢、魏自有小詩四句者，後人集詩，以其體相類，故以此名之，非本名絕句也。”按：胡氏前論以爲唐絕從漢、魏五言短古中來，而此條所論則否之。

王夫之《薑齋詩話》：“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刖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

田同之《西圃詩說》：“五七絕句，古詩樂府之遺也，意旨微茫，無餘法而有餘味。而世俗竟以截律句爲言，是但見龍門、大伾，而豈知崑崙、岷山之有所自耶！”

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

【疏證】 如《文章辨體》卷九、卷一〇《律詩》類，所收有《題楚昭王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別盈上人》等篇，均爲絕句。

錢木庵《唐音審體》：“絕句之體，五言七言略同，唐人謂之小律詩。或四句皆對，或四句皆不對，或二句對，二句不對，無所不可。所稍異者，五言用韻不拘平仄，七言則以平韻爲正，然仄韻亦非不可用也。其作法則與四韻律詩迥別，四韻氣局舒展，以整嚴爲先；絕句氣局單促，以警拔爲上。”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八《律詩》：“今人以四韻爲律詩，兩韻爲絕句。古者絕句亦稱律詩。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周伯弜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句之法可見矣。

【疏證】 周弼字伯弜，有《三體唐詩》六卷。《三體唐詩選例》云：“七言截句，一實接，截句之法，大抵第三句爲主，以實事寓意，接處轉換有力，若斷而續，涵蓄不盡之趣。此法久失其傳，世鮮有知之者矣。一虛接，第三句以虛語接前兩句也。亦有語雖實而意虛者，於承接之間，略加轉換，反正順逆，一呼一喚，宮商自諧。”

舊題楊載撰《詩法家數》云：“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敘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聯句詩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

【疏證】 《陶淵明集》卷四《聯句》：“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愔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 髙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 ”

徐師曾《文體明辨·聯句詩》序題云：“聯句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諸詩，皆與漢同。唯魏《懸瓠方丈竹堂燕饗》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自茲以還，體遂不一。”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聯句》：“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於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愔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考。謝玄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革、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吳、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

按：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四：“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爲一篇。謝朓、范雲、何遜、江革輩多有此體。”

錢大昕分五言、七言，是。所舉小謝《阻雪》詩及六篇，見《謝宣城集》卷五，六篇爲《還塗臨渚》、《紀功曹中園》、《閒坐》、《侍筵西堂落日望鄉》、《祀敬亭山春雨》、《往敬亭路中》。

張燮恩《掬綠軒詩話》卷一：“聯句，七言體始於漢武《柏梁》，五言體始於陶靖節。”

按袁枚《隨園詩話》卷七：“聯句始《式微》。劉向《烈女傳》謂：‘《毛詩》“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二人同作。’是聯句之始。《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制。’”王兆芳《文章釋》亦持此說。與以上諸家不同。

《魏書》卷五六《鄭道昭傳》：“髙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髙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髙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按：此條材料爲諸家所忽視，實亦聯句之法，而其體區別於以上所舉者。

而盛於退之、東野。

【疏證】 韓愈、孟郊有《城南聯句》、《鬥雞聯句》、《納涼聯句》、《秋雨聯句》、《征蜀聯句》、《同宿聯句》、《莎柵聯句》、《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有所思聯句》、《遣興聯句》、《贈劍客李園聯句》等，見《全唐詩》卷七九一。

《詩人玉屑》卷一五《聯句》：“《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注出《苕溪漁隱叢話》。

趙翼《甌北詩話》卷三：“聯句詩，王伯大以爲古無此體，實創自昌黎。沈括則謂虞廷《賡歌》，漢武《柏梁》已肇其端。晉賈充與妻李氏遂有連句。（六朝以前謂之連句，見《梁書》及《南史》。） 其後陶、謝諸公，亦偶一爲之。何遜集中最多，然皆寥寥短篇，且文義不相連屬，仍是各人之制而已。是古來原有此體，特長篇則始自昌黎耳。今觀韓集中《會合聯句》，則昌黎及孟郊、張籍、張徹四人所作；《石鼎聯句》，則軒轅彌明、侯喜、劉師命所作，獨無昌黎名，或謂彌明即昌黎託名也；《郾城夜會聯句》，則昌黎與李正封所作；其他如《同宿》一首，《納涼》一首，《秋雨》一首，《雨中寄孟幾道》一首，《征蜀》一首，《城南》一首，《遠遊》一首，《鬥雞》一首，皆韓、孟二人所作。大概韓、孟俱好奇，故二人如出一手；其他則險易不同。然即二人聯句中，亦自有利鈍。惟《鬥雞》一首，通篇警策。《遠遊》一首，亦尚不至散漫。《征蜀》一首，至一千餘字，已覺太冗，而段落尚覺分明。至《城南》一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南》爲題，景物繁富，本易填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遊覽郊墟，憑弔園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娱，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疊鋪敘，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多爲貴哉！”

《陔餘叢考》卷二三《聯句》：“《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范景文亦云：‘昌黎聯句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如《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按：見《對床夜語》。范景文應是范晞文之誤。） 《漁隱叢話》則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淵明有聯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然聯句究當以漢武《柏梁》爲始。《文心雕龍》曰‘聯句共韻，柏梁餘制’是也。今按六朝聯句，亦不止陶、謝二公。《南史》：謝晦將被戮，與兄子世基聯句。世基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詩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梁元帝與武陵王紀交兵，帝爲詩曰：‘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紀之子圓正被收在獄，乃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貰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又《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餞，文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前，以忠爲韻，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元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作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此皆六朝人連句也。但其時曰連句，不曰聯句耳。方勺《泊宅編》又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人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以爲聯句所起。此未免附會。至古人聯句，大概先分韻而後成詩。梁武帝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以所餘‘競’、‘病’二字與之，曰‘所餘二韻’，則分韻後之所餘也。《陳後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黑、易、夕、擲、斥、拆、唶’，諸人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可知古人聯句，先探鉤韻字，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如後世韻格也。（《杜集》中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又有《與李之芳宇文彧三人聯句》，則唐人聯句亦不自昌黎始。） ”

陸深《儼山外集》卷一〇《谿山餘話》：《文章辯體》“‘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實始於《賡歌》，而《柏梁》之作，其體著矣。”

考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

【疏證】 杜甫《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杜甫） 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李之芳） 翟表郎官瑞，鳬看令宰仙。（崔彧） 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 數語歌紗帽，髙文擲采牋。（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彧） 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 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淒然。（之芳） ”

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

【疏證】 《城南聯句》見《別本韓文考異》卷八，又見《全唐詩》卷七九一。

范晞文《對床夜語》卷四：“聯句，或二人三人，隨其數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則不同。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辭有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則真四公子棋耳。”

徐師曾《文體明辨·聯句》序題云：“聯句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諸詩，皆與《柏梁》同。惟魏《懸瓠方丈竹堂讌宴》，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自茲以還，體遂不一：有人各四句者，《陶靖節集》所載是也；有人各一聯者，如杜甫與李之芳及其甥宇文彧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者，如《昌黎集》所載《城南詩》是也。”

按：費經虞《雅倫》卷八云：“伯魯之說可謂詳矣。然亦有每人四句，或一人只二句者；亦有每人二句，一人又四句者；又有人各賦畢，一二人又重出多賦者。顏真卿等《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玩月》則三言聯句，陶潛等聯句則五言，王昊等《寄司空曙李端》則五言律，鮑防等聯句則一字至九字。”

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

【疏證】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一：“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陳懋仁《續文章緣起》：“夫聯句要以才力頡頏，脈絡相貫。如繭之爲絲，抽其統理、無有斷續爲貴。若或節湊枘鑿，精粗不調，是魚目混於夜光，豫章列於樗櫟也。”

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疏證】 《山谷外集》卷九《跋韓退之聯句》：“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棋耳。”

《唐音癸籤》卷一〇《評彙六》引遯叟云：“聯句詩，唐惟顏真卿、韓退之爲多。顏雜詼諧；韓與孟郊爲敵手，各極才思，語多奇崛，尤可喜。”

方世舉《蘭叢詩話》：“韓、孟聯句，是六朝以來聯句所無者，無篇不奇，無韻不險，無出不扼抑人，無對不抵當住，真是國手對局。然而難，若郾城軍中與李正封聯者，則平正可法。”

《文體明辨·聯句詩》序題云：“然必其人意氣相投，筆力相稱，然後能爲之，否則狗尾續貂，難乎免於後世之議矣。”

雜體詩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遊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

【疏證】 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人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得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小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柳河東集》卷二一）

按：是以味喻文也，詩之正體，如風、雅、頌，是爲“大羮玄酒”，詩之雜體則以“楂梨橘柚，苦鹹酸辛”譬之。

然其爲體，厥各不同。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雜體詩》序題云：“按詩有雜體：一曰拗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弦體，四曰隔句體，五曰偷春體，六曰首尾吟體，七曰盤中體，八曰回文體，九曰仄起體，十曰疊字體，十一曰句用字體，十二曰藁砧體，十三曰兩頭纖纖體，十四曰三婦豔體，十五曰五雜俎體，十六曰五仄體，十七曰四聲體，十八曰雙聲疊韻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

按：《文體明辨》又有集句詩、雜韻詩、雜數詩、雜名詩、離合詩、詼諧詩諸目，亦皆雜體。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孔融離合體，竇滔妻回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莊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針穴名體、將軍名體、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沈炯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晉以降，多務纖巧，此變之變也。”

按：《文心雕龍》之《明詩》、《諧隱》、《雜文》、《定勢》、《章句》、《煉字》、《聲律》諸篇所言之柏梁、回文、離合、雙聲、疊韻、聯句、聯邊、謎語、澀字、三六雜言等詩體，皆屬雜體也。

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也。博雅之士，其亦有所不廢焉。

【疏證】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药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奧秘，而以遊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回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反爲詩病。自茲以降，摹仿實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近代詞曲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始設“近代曲辭”一類，序題云：“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出於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吳訥此所謂“近代”，應指宋、元。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五《莊嶽委談下》：“世所盛行宋、元調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又《詩藪》內編卷一：“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

【疏證】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四《歌舞部》有“歌曲源流”條，注出《能改齋漫錄》，云：“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爲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漢興，制氏猶傳其鏗鏘。至元成間，倡樂大盛，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而制氏所傳遂泯絕無聞焉。《文選》所載樂府詩，《晉志》所載《碭石》等篇，《古樂府》所載，其名三百，秦、漢以下之歌辭也，其源出於鄭、衛，蓋一時文人有所感發，隨世俗容態而有作也。更五胡之亂，北方分裂，元魏、髙齊、宇文氏之周，咸以戎狄強種，雄據中夏，故其謳謠雜揉華夷，焦殺急促，鄙俚俗下，無復節奏，而古樂府之聲律不傳。周武帝時，龜茲琵琶工蘇祗娑者，始言七均，牛洪、鄭譯因而演之，八十四調始見萌芽。唐張文收、祖孝孫討論郊廟之樂，其數於是乎大備。迄於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爲淫樂，而明皇尤溺於夷音，天下薰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拍担之聲，被之以辭，句之長短，各隨曲度，而愈失古之‘聲依永’之理也。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爲淫豔猥褻不可聞之語。我宋之興，宗工鉅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四方傳唱，敏若風雨焉。”

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髙望遠，舉首髙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矣。”

【疏證】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此出其所撰向子諲《酒邊集》序。《文獻通考》卷二四六《經籍考七十三》引此文曰：“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迫而哀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爲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髙望遠，舉首髙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

竊嘗因而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

【疏證】 徐師曾《文體明辨·詩餘》序題云：“第作者既多，中間不無昧於音節，如蘇長公者，人猶以‘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譏之，他復何言哉！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爲套數。曲有南北二體，九宮三調，其去樂府抑又遠矣。近時何良俊以謂‘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真知言哉！”

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又云：“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

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特輯唐、宋以下辭意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疏證】 《外集》附錄所選有劉夢得《竹枝》四首、白居易《楊柳》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