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百年中国经济的总趋向
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史上的根本变化，是从封建经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中间，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本书企图以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做典型，分析近百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
棉纺织业乃全体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为观察这一构成部分的发展经过，应该先对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做一简单的叙述。
十九世纪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长久闭锁的自给体。这个自给体的中心支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
封建时代，中国农民背负着极端沉重的剥削，地租、赋税不仅夺去了中国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生产物，并且也夺去他这方面劳动的一部分必要生产物，使农业生产力长期地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于是全国土地被割成千千万万极端零细的小农单位，全国农村遂成为一个庞大的小农集合体。这种小农制度，固然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其对于新生产方式的确立，确曾发生异常坚韧的阻挠作用。
零细分割的小农制度，把中国全部的经济活动划成无数的小生产单位。从社会全体看来，这是极端浪费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它使大多数的生产者紧系在土地上，除去极薄弱的城市手工业而外，全部生产工具都分散到农家里去，分工不能离开男女性别与年龄老幼之生理的标准，协作也不能逃出一个小农家庭的规模。在其本性上，这种小生产体排斥资本之集中与劳动社会化，阻碍劳动分工之进展与生产工具之改进，一切自然动力与科学成果都无从获得充分的利用。总之，社会的劳动分工无由发展。
在这种分散孤立的小生产体里，农业与手工业总是以无比的坚韧力量结合在一起的。食料自然是农民自己的田场所生产的，即工业制品也必努力自种原料，由自己的家庭成员来制造。有许多人人必需的工业制品，其原料并不是家家农场都宜于生长的，但为了自给，所需有限，农民不难辟出一小块田地来尽心护养，以补自然条件之不足。过去中国农民对于棉花的种植，便是这样。如此，不独社会的劳动无由发展，即土地特别适宜于某种作物的优越特性，也难得充分发挥，地域的劳动分工遂亦不得开展。
由于某种特殊条件，少数作为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或许也能逐渐脱离自给的目的，发展为小商品生产。在背负多种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了扩大销路，常常拼命压低售价，几乎不去要求劳动报酬。可是在同一条件之下的农民或小商品生产者，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却又紧缩消费，力避购买。世间绝无只有出卖而不购买的社会，这种小商品生产又那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呢？
另一方面，当劳动者脱离自给而进行商品生产时，他们又不得不掉进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商人的剥削里去。商品生产的增加，亦即是生产者所受商人剥削程度之增加，终极必至演成手工不足自给，必取助于耕作的局面。于是从前企图脱离农业以自立者，终不得不重新紧抓着土地。如此，不论手工业在小生产体的经济结构上，为副业，抑为主业，其在小生产者经济生活上的意义，只在支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长他破产时期之到来而已。从社会全体看来，这情势就造成社会生产发展历程上的迟滞现象。
十九世纪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国社会，就是上述那样久经凝滞之庞大的自给体。在这里，每个农家是力求自给自足的，每个村落是力求自给自足的，每个区域不能充分发挥它自然条件对于某种农作物的优越性，同样是力求自给自足的。自给性造成闭关性。这在政治上的表现，对外就成为顽固的闭关政策；对内就排斥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石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欲求中国经济之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打破政治上的闭关政策与经济上的自给结构，方有可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后，中国政治的闭关政策终为列强的炮火所打开，经济的自给结构亦不得不随之解体。不过，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像对外关系那样简简单单地决定于几场战争、几篇条约，急遽而且彻底，且正由于过去组织的强韧，所以自给经济的解体过程，进行得极为缓慢。经济上，中国是身受比炮火还更惨痛的经历的。
开关后的中国，先为列强商品的宣泄市场，后为列强资本的投放场所，故近百年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实为一部半殖民地性经济沉沦史。然同时期内，又先有中国手工业对洋货的抗争与败绩，后有中国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故同一阶段又成为中国半封建性经济演进史。
1842年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了自由贸易和协定关税两种权利后，以两种物品向中国倾销，其一为机制日用品，其二即鸦片。这两种物品的流入，前者以机器打击手工，后者则以毒药杀害劳动力。打击手工，直接破坏中国经济的基层结构；杀害劳动力则根本毁灭中国经济的动力源泉。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内地尚有洋货不到之处，因而我们不能说前一过程业已彻底完成；但据各种征象来推测，我们至少可以说早在甲午前后中国自给经济业已根本动摇了。至鸦片之流毒，前后凡百有余年，其所给予中国经济的摧残，是难以测度的！
理论上，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的发展，必然改变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类型，借以适合自己的需要。中国小农经济体既不能永久拒洋货的势力于乡村之外，则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化之终必发生，乃是极自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给的小农经济体之破坏，乃是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导，经历尽管惨痛，实也是不可避免的进步步骤。不幸的是，当中国民族资本还不能自立时，帝国主义国家已向中国发动更毒辣的攻势——向中国大量投放资本了。
甲午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侵略，可分为两方面：一为各种借款，其目的在获得种种特殊权益，各自攫取利益范围，以便瓜分这块沃土；一为工商业投资，其目的在建立自己的侵略机构以便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两者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莫大障碍。
甲午以前，满清政府的财政尚能维持收支平衡，所欠外债亦不甚多。《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付给日本军事赔款两万万两，自此中国乃开始陷入于外债的深渊里。统计此后十余年每年应付赔款及外债本息约两千余万两，占国家岁出四分之一以上。庚子之役，中国又被迫付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外债再增。每年应付赔款及外债本息达四千余万两，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一以上。辛亥以后，历届封建军阀，从北洋政府以至蒋当局，连年不断地进行内战，同时也就连年不断地大举外债，这笔滥账，至今还没有人算得清楚。所可知者，其数决不下于满清政府。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五十年里，没有一笔外债不是用丧失主权的条件去换来的，历届反动政府几乎已把它们所有的税收和祖国的矿山、铁路等等重要资源抵押得一干二净了。五十年愈堆愈高的外债，意味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作敲骨吸髓的剥削，同时也意味着它们对中国财政、金融、矿山、铁路这些经济命脉的控制。
各种借款以外，帝国主义又大举进行企业投资，其主要部门为航运、工厂与银行等项。帝国主义在华获有设厂制造之权，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航运、工厂、银行诸种投资也大盛于此年以后。五十年来，它们挟其雄厚的资力，已在这些方面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譬如采冶，煤矿以抚顺、开滦为最大，日、英分占之；铁矿以大冶、本溪湖为巨擘，日寇侵占之。于是无限富源，任人囊括，国人用煤反不得不求之于洋商；铁砂运日，授人以杀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钉之微，亦必仰给于欧美。轻工业中，卷烟、棉纱、麦粉、火柴等项部门为规模最大之新式产业，而华商的产量不及总数之半。上海乃全国工厂集中地带，而动力所需大半取之外商电厂。论及交通，浩浩长江，本是天赋我优良的内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鸠占之势已成，舳舻千里，莫非外商帆樯。论及银行，外商的势力尤其庞大，对外汇市，固向不能自主，即国内金融市场，亦在汇丰、麦加利等行控制之中。总之，五十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侵略，步步紧逼，终至使中国经济沦入半殖民地境地。
在上述情形下，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的另一个发展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生。
洋货大量入侵后，中国自给经济，便开始解体。若干手工业部门之毁灭，其一面的意义为替这些部门开辟出商品市场，其另一面的意义则又形成广大的劳动力市场，由此而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生，乃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外洋商品的剥削之下进行的，这个发生过程上的特征，不独使它积累数量不能充实强大，且使它自始便不能作独立的发展。具体地说，外洋商品在其毁灭中国自给经济体的方面，固为中国国内工厂之建立，尽了清道的作用；但关税既不自主，这些商品自仍得继续入侵，结果从前诱导中国自行设厂者，转而亦成为中国工厂之劲敌，劫夺原料，竞争市场，终使国内工厂常停留在出发点上而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以从事资本的增殖。甲午以后，外人对华再作大量投资，于是洋货之外，加以洋资，民族资本即使能敌过远道运来的洋货，也无力与近在咫尺的外资争衡。民族资本不独不能行增殖过程，且常连出发时的规模也不能维持，而终被外资吞并。我们只要回忆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新工业发展的迟滞状况，大战期中的特殊繁荣及战后的困苦破产情形，便可确认这是近几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之另一特征，在其不得不受制于各种封建势力。
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的同时，它们又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把它们造成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统治势力。从北洋军阀到蒋当局，各据一方，各自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支解全国资源，残害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它们给予洋货与外资工厂的出品以种种特权，任其泛滥全国，而本国人民的货物却必须逢关纳税，过卡抽厘。这结果就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遭到狭隘的地域上的限制。到了蒋当局统治的末期，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更是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直接抢劫了。
近百年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统治者又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极端沉重的剥削，他们使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农民和手工业者长期地在饥饿状态中挣扎。在乡村里，他们利用农民的贫困，无止境地加重地租，地租不成为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而是野蛮地侵夺了农民必要生产物的封建贡赋。因此，农民经常地沉浸在高利贷的深渊里。封建地租、高利贷统治着乡村的一切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在都市里，特别是在全国工商金融各业集中地的上海，由于租界成为帝国主义的独立王国，成为官僚地主抢劫而来的赃物财产的逋逃薮，于是租界地价特高，租界地产成为投机的对象；由于反动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内战，不断地以高利滥发债券，于是公债库券成为投机的对象；由于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定，货运通塞无常，于是商品成为投机的对象。凡此，都使都市的资本市场产生畸形的发展，不是平均利润统治着资本市场，而是投机利益统治着资本市场；不是工业资本统治着商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统治着工业资本。在这种种情况下，民族资本的现代工业当然谈不上正常的发展了。
棉纺织业，这中国经济上仅次于农业的重要产业部门，就是在上述环境下经历其近百年的历史的。
二 棉纺织业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自给性之最坚强的基础、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这种结合组织之最自然的形态是家庭。在中国神话里，发明耒耜，教民稼穑的是神农；育蚕治丝，创造衣裳的却是黄帝的后妃螺祖。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耕作是男子的事情，纺织却是女子的责任。这种观念成为封建时代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规范。事实上，一个家庭实现了男耕女织，就是实现了原始的分工；纵使把纺织视为副业，而利用农闲，自食其力，或有剩余，可补田产之不足，不独一家的劳动力从此得有合理的利用，生活上主要的必需物品，也就有了自给自足的可能。耒耜机杼，遂自然成为最经济的自给方法，也就是小生产体之最好的组织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变，男耕女织的分工观念也绝不会动摇。神话，其实正是人话。
宋元以前，中国衣着原料咸取给于丝麻，属国间有棉布入贡，只供皇室玩赏，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与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国本土始有植棉(1)。所以棉花之成为“女织”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后的事情。惟由于种种原因，植棉与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之传布，极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纺织业显然已成为中国小农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其在中国经济结构上的地位，亦不过仅次于农业而已。
纺织副业在中国小农经济体里重要地位之开始丧失，乃是开关以后的事情。
前面说过，开关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两种商品向中国倾倒：一为鸦片，一为机制日用品。所谓日用品，即谓专指棉制品而言，亦不为过。
本来，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最先发生于棉纺织部门，而进展最速、其新技术传布至远东之最早者，也正是这一部门。因此，能够负担沉重的运费，远涉重洋来与中国手工业制品争胜者，自以棉纺织品为最；而中国邻邦，最先利用新生产技术以至有力向中国推销的物品，也正是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纺业制品。这种情势决定中国落后生产技术之最先遭受外力侵略，而其所受压力最大的部门必为棉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
从进口贸易上考察，开关后四十余年内中国消费洋货之最大宗，首推鸦片，其次为棉制品。以发展趋势论，则以棉制品——特别是棉纱的增加最为神速。据估计，1842年顷中国常年的输入物品约值25，000万元，其中鸦片占55.2％，棉花占20％，棉制品居第三位为8.4％。(2)棉花地位之高，乃当时广东手纺业尚未衰落之故。二十余年后，棉花地位便被棉制品所取代。按同治六年（1867年）全国进口总值69，300，000两中，鸦片占46％，棉制品占21％，棉制品在一切进口物品中已跃居第二位。自此以后，鸦片的进口因中国自种罂粟而日减，棉纺织品则因中国手工业之衰落而进展特速。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口净值88，200，000关两中，鸦片占25，400，000关两，棉制品占31，500，000关两，棉制品已以35.7％的优势压倒鸦片（28.8％）而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棉制品这种无上的高位，一直维持了近五十年的时光，1913年才为棉花所替代。
棉制品进口值与总进口值之比较
从绝对数量言，甲午以前中国消费外洋棉制品的价值，虽逐年增高达四五千万关两，其后且超过一万万乃至两万万余万关两，惟以中国人口之众，平均每年每人消费洋货始终不及一元。所以这种进口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但我们若将进口棉制品与中国重要出口物品来比较，则可知这久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开关以后的中国，是以出产丝茶著称于世界的，几十年来中国输出物品也以丝茶为大宗。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我们消费外洋棉制品不多，丝茶两种出口物品，任何一种都足抵偿棉制品而有余。惟棉制品的输入日盛，丝茶的输出或无进展，或有减退，结果十余年后，任何一种都不足抵偿棉制品的价值；再十余年后，虽丝茶两种全部输出，也不足够；再十余年后，丝茶之外加上我们另一种大宗出口物品——大豆，还是不足。这样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棉制品输入达246，813，429关两的最高峰时，为了支付这一笔庞大的外汇，要集合我们生丝、茶叶、黄豆、豆饼、桐油、芝麻、绸缎、豆油、煤、锡、药材等十余种重要出口货的全部收入才能足用。若再将棉制品进口价值和土货出口总值加以比较，可知我们全国各种输出物品所售得的外汇要有四分之一乃至半数以上是要拿去支付这笔衣料账的。而这种情势的形成也不过三十年内的事情。
棉制品进口值与各类出口值之比较
作者注：*关册包括豆饼在内，不录。
几十年大量棉制品入侵的直接结果，为手工棉纺织的破坏，而间接的结果，则有大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
棉工业在上海及全国工业中之地位
作者注：所调查者皆为合工厂法之厂家。
以工厂制度的发生时期言，棉纺织业并不是最先开始的部门。惟就发展速率及组织规模言，则棉纺业实为各业之冠。又因为棉纺织业工厂制度之进展，乃引起新植棉事业之推广与制棉、棉织诸业之机械化。近数年来，棉业在中国经济上之地位，可得而言者如下。
据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估计民国二十五年二十一省十四种夏季作物面积的结果，共得收获面积738，638千市亩，其中棉花收获面积为61，615千市亩，即占全面积之8.3％。此数在晚稻、早稻、小米、大豆、高粱及玉米六种作物之下，然在中稻、甘蔗、糯稻、糜子、花生、芝麻及烟草七种作物之上。(3)若制棉、棉纺和棉织三类工业在中国工业中之地位则如上表。
棉业在中国经济中诚为新产业进展最速、规模最大的部门，然与他国比较，则其落后渺小之相立见。请观察下表：
英、印、日、华四国机纺织业发展速率之比较（1）
作者注：（1）所谓机纺织业，指利用机械动力之纺织业而言，凡利用人力、畜力，或自然力如水力、风力等所发动者，不计。
（2）英国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W.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München u. Leipzig，1923，2. Bd.，2. Teil，S. 1067f；J. H. 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Cambridge，1923，p. 143；1890年之纺锭数见J. Conrad，Politische Okonomie，Jena，1920，dritte Auf.，IV. Teil，Statistik S. 326，330；织机数见S. J. Chapman，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Manchester Univ. Press，1904，P. 28f；1811年之纺锭为5，066，500枚，见Chapman，p. 53；按此中或有一极小部分为水力发动者；1829年之织机数见Chapman，p. 28f。
（3）印度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M. P. Gandhi，The Indi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p. 53，56；1890，1901各年之纺锭织机数见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Manchester，1930，p. 22。
（4）日本纺织两业之开创年代见绢川太一著：《本邦绵丝纺织史》，第一卷，昭和十二年，大阪日本棉业俱乐部版，第9页，附年谱第6页；其他数字见《内外棉业年鉴》，昭和6年版，第300页。
（5）中国数字详本书第四、第七各章，织机数系仅就纱厂附织厂而言者。
为材料所限，这里我们只找到英国代表先进国，印度代表殖民地，日本代表后进国，将它们棉工业革命的发展状况与中国比较。上表供给我们很多有趣的对比：如果以使用机械动力的纺织工厂之开始运转算为棉工业革命的发动年代，则英国此种突变的发生早于中国足达一个世纪之久。英国是全世界棉工业革命发动最早的国家，我们自不能与之并比。不过我们若记起英国之初有棉纺织业，乃是十七世纪初年的事情，(4)而我们这种产业的发生，至迟亦不会后于十三世纪中叶，可知我们棉业史之远于英国者至少有四个半世纪，今我们棉工业革命之发生乃晚于英国一个世纪，这实不能不使我们惊异。即就印度和日本而论，我们棉工业革命之发生，也落后二十余年至三十余年之久。
以发展速率论，自初有机纺至纺锭超过五百万枚所需之时间，在中国为46年，这比诸英国之26年自不免相形见绌；然比诸印度之45年，则不相上下；比诸日本之62年，且有过之。织业方面，情形亦相类似。但是，当我们首创的一家机器纺织工厂才开始运转其一部分机器时，英国已有纺机四千余万锭，布机六十余万台；印度已有纺机三百余万锭，布机二万余台；即日本也已有近三十万锭的纺机，这些数字可以充分地表示出我们的棉工业革命的发展必将受制于人的情势。
中国棉工业革命发动时期之迟晚，及其受制于人不得急起直追的局势，形成中国纺织各类在世界棉纺织界地位之卑下。此可从下表窥见之。
由下表可知中国得天甚厚，棉产量可高居世界的第三位，然纺锭数则落为第九位，布机数则又落为第十一位。若以每千人所有之纺锭数及每万人所有之布机数论，则前者为第十一位，后者为第十二位。故中国棉工业现势固不能与英美诸国相比，且亦不能与后进之捷克、巴西并论，并连殖民地之印度、埃及亦不如。另一方面，据我们估计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前，中国至少尚存有手纺车七百余万架，手织机六七百万架，这些远古时代的遗物，倒又以我们为最多了。(5)
中国植棉纺织各业在世界上之地位
资料来源：棉产量、纺锭数、动力织机数见Textile Mercury，Cotton Year Book，1938，pp. 23，29，30；每千人所有之纺锭数及每万人所有之织机数，根据本表所列纺锭、布机数与各国人口数计算而得；各国人口数见Population Index，Vol. 4，nos. 2，3；Vol. 5，no. 1。惟此表中中国之纺锭数根据1937年《中国纱厂一览表》，动力织机数据吾人的估计，详本书第八章；又纺锭、织机数均包括在华日厂之设备在内，辽宁各厂不计。中国人口数据王士达之估计，见《社会科学杂志》，6卷2期。
作者注：除日本数字包括当时朝鲜外，各国数字均指本土而言，不包括殖民地在内；又各国人口数均为1936—1937年之普查或估计；又意大利之纺锭、织机为1935年7月底之数；又苏联纺锭、织机无调查，表列者为估计数。
若从棉布消费量来观察，则如下表所示，中国简直没有地位可言。
各国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估计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The World Textile Industry，Geneva，1937，Vol. I，p. 168；cf. Joint Committee of Cotton Trade Organizations，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World Trade in Cotton and Rayon Goods，I；Introduction and Survey of Present Trade Distribution，Manchester. 1935，Statistical Appendix，Table 21。消费量指估计的或实际的生产量加进口量减出口量与复出口量。
作者注：（1）方码数；（2）1934年数；（3）包括手工制品，每人4.4码；（4）据1934—1935年资料估计，包括手工制品每人10码。括弧内之数字为部分或全部之估计数。
植棉和棉纺织各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上以及其在世界各国棉业经济上的地位，基本上就是如此。
以下，我们就来叙述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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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有“绵”字，至宋始有“棉”字。大约宋元以前之著作，所谓绵皆指丝绵，所谓布皆指麻布。宋元以后，丝绵与木本草本之棉常混称为绵，麻布与棉布亦常混称为布，而草本之棉又常被误称为木棉。实则木棉在中国，向无经济上之重要性，吾人读宋元以后著作，除特别描述枝干高大如树之木棉外，凡仅称木棉之处，如政府之课征、人民之贸易等等，即直视其为草棉可也。
(2) A. J. Sargent, Angi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London, 1909, p. 129.
(3) 《农情报告》，第4卷12期，第320页。
(4) A. P. Wadsworth and J. De Lacy Mann，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31, p. 15.
(5) 详本书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