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屈原
一
《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的年代。
这一时代的开始，是用血和火的语言，书写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的。由崛起关外入主中原的清代王朝，用极端野蛮的烧、杀政策，在“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的惨状中，取得了统治的宝座。征服者的铁骑，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中国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和摧残。于是，已经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又延续了它的死期，整个社会匍匐在礼教与王法的重轭底下，封建统治正施展着它最后的也是最暴虐的余威。
这是一个异常沉闷而苦痛的时代；是一切生动的思想、美好的感情得不到一点回旋余地的时代。年轻的、有生气的事物，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僵尸底下，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得不到解放的道路。
这一时代，所以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还因为它正处于大变乱的前夕。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经过了缓慢的历史长途，而行将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虽然，表面看来，这时清代王朝还维持着所谓“康乾盛世”，但这一“盛世”已经接近尾声，而与“盛世”俱来的歌舞升平、穷奢极侈、残酷剥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益加剧。“人民群众直接从事政治创造的时期”（列宁语）正在深刻地酝酿与激化，在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一次广达数省、震动了清代朝廷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此后，社会动乱一直连绵不绝，终于掀起了一次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农民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一时期，有如暴风雨之前的海洋，表面上似乎是云淡风轻，但大气却显得特别的潮湿和窒闷。……
这，正是我们在《红楼梦》中所呼吸到的空气。
伟大作家曹雪芹，感染着时代的气息，把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现象，以他的旷世奇才所独具的艺术力量，真实地、深广地反映在他的不朽杰作里。
在曹雪芹的面前，封建制度的罪恶碰到了一个无情的宣判者。他透过许多“昌明隆盛”的繁华景象，指点出当时中国生活的悒闷、难受和空虚，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悲伤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运。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发出了彻底失望的声音，他在深沉的调子中宣布了它的衰亡。同时，他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活中进步的、美好的一面，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时代的灵智与感情正在不熄地燃烧，正在咬破四周的黑暗而吐射光明。
这一切，都卓越地表现在曹雪芹对生活现象予以现实主义反映的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书中许多人物形象、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面。
贾宝玉是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而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从一些史料记载看来，在这一形象中有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但是，这一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个人身世的记账式的“实录自传”，而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它是作者有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经历了巨大的人生波涛之后，在对整个现实社会作了深刻的感受和领会的基础上加以回顾、创造、丰富而趋于完成的。
这一典型形象既是体现了整个《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和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体现着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生活的复杂内容；因此，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人们常常以这一典型形象为争论的焦点，从而提出了对这一人物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的任务。
二
贾宝玉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贵族，这个阶级曾经用尽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力量，企图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忠臣孝子；但贾宝玉完全拒绝了这一番“栽培”，他始终在戒尺与朝笏所规划的范围以外行动；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固定不移的特征。荣国府里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说他“痴”，笑他“傻”；他的生父贾政，一碰到他更是怒目相视，骂不绝口。然而他却以这种“痴”、“傻”挑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了许多同情与关心。原来，正是在他这样的“似傻如狂”和贾政的斥骂声中，我们发现了贾宝玉性格上的动人光彩——与封建主义相背的叛逆精神。
这一叛逆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在那个腐化堕落的环境里，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呢？
曹雪芹非常艺术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深刻地表现出这一叛逆性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环绕在他周围的现实生活取得内在而多面的联系。决定这一人物的各种思想行为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在贾宝玉的身上，正激荡着那一时代的回音。
但是，贾宝玉绝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更不是某种抽象概念的图解，而是一个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复杂、那样丰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在这一形象的背后，正展示着一幅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生活的图卷。
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评价一切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准则。而从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中，我们正可以看到这一美学原理的辉煌体现。
产生贾宝玉的历史环境，已如前述，是一个表面“隆盛”而内里动荡的时代；是新生的事物正当它积极向前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遭遇到阻压的时代。但是，这一时代并不是表面地给贾宝玉以简单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复杂的历史折光，反射在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个性格中。
这一时期的历史景象，首先反映在这一人物的诞生地——“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荣国府。
荣国府，这是一个由少数主子与数百个奴隶所组成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在那一道“竟将大半条街占了”的围墙里面，正起伏着那一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纠纷与矛盾。私有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互相仇恨、互相猜忌、欺诈、倾轧、争夺等等的现象，在这里是每天每日地发生着。而这一切，都勉强统一在森严的封建秩序和隐藏在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3]里。这里的数百个男女，每天所忙碌的可算只是为了一件事——如何享乐；如何设法让封建主子们排遣掉那感到太长太腻的白日光阴。维持这一家族浩繁开支的，主要是依靠封建地租的剥削。这个家族，除了每年需要向农民榨取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之外，还需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再从凤姐的大放高利贷以及贾府日常生活排场上那些名目繁多的工业奢侈品来看，可以察见：以货币地租的出现为标志，在当时已有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4]，已经深入到贾府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方面既不断地刺激着、扩大着贾府封建主子的穷奢极侈，同时又加强了封建主子对农民的剥削。这种情形，曾生动地表现在书中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又碰到雹灾的坏年成，然而黑山庄农民向贾府所缴纳的租子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当贾珍看过那一大笔账单，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接着，以不作任何掩盖为特色的地主阶级剥削面孔就更加摆出来了：“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荒淫无耻的剥削生活原是与残酷的榨取分不开的，这个贵族家庭内的每一件赏心乐事，每一声温情笑语，无不浸透着农民的血汗。
但是，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必然导致农村的破产。而没落阶级的糜烂生活，也无法收止地拆毁着自己的基石，加速地把自己抛入破败覆亡的深坑。正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当荣国府厨房里的莲子羹煎熬正浓的时候，在大观园围墙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沸腾岁月。当农民的血汗已被榨干供应不上封建主子挥霍的时候，到后来，这个家族就不得不依靠典当、变卖等方法来维持那虽经一再紧缩、但依然是豪华的生活场面了。因此，这样的一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封建社会一样，原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那“树倒猢狲散”的趋势、涣散的人心，不仅压迫着封建主子，而且也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一直深入到底层奴仆们的心里。丫头小红就曾经对这个家族发出这样的愤慨：“‘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哩？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小姐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管家的少奶奶凤姐也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不仅如此，连局外之人，那个古董商冷子兴也看得很清楚：“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外表煊赫内里干枯的荣国府，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当时政治、道统、法制的集中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提倡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等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使得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家”与“国”打成一片，造成家庭政治化和政治家庭化的现象。因此，上通宫闱下连农民的荣国府，它最是贯彻着那一时代的道统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讲究森严的伦常秩序并实行着强硬的封建统治。所以难怪探春这样说：“倒不如小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殊不知这里说不出的烦难，更利害！”
这种“说不出的烦难”，正是流贯在这个贵族大家庭里的那一没落阶级、没落时代的腐朽气息，所带给人们的苦闷感觉。
荣国府，如同一根竖立在封建社会里的水银柱，它的兴衰变化，敏感地标志着那一时代的历史趋势。
三
正是在这个充满了时代矛盾的荣国府里，贾宝玉诞生了。差不多从他的一出世，封建社会所谓的一套“荣华富贵”就已经安排好在他的周围。那为世俗所艳羡、所追求的一切，无论是高官世爵、娇妻美妾、金银财宝等等，几乎无不预置在他的身边。更兼他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父亲贾政是荣国府的最高统治者，姐姐元春是皇帝的贵妃，生母王夫人以他为不可或失的嫡生子，而封建家族的“太君”贾母更把他溺爱成为“无人敢管”的“命根”；就这样，贾宝玉在金光玉色中开始了他的童年，他成了荣国府中独一无二的骄子。——谁能想到，他将有任何的不幸呢？
像荣国府中所有的封建主子一样，贾宝玉也毫无例外地过着剥削者的优裕生活。所谓“画栋雕梁”、“锦衣玉食”的享受自是不必说了，而举凡生活上的一切细节，如穿衣、睡觉、喝茶、梳洗等等，都有人慌忙不迭地侍候代劳。他走到哪里，身后就有一大群丫头、老妈子、小厮跟到哪里。贾府的清客帮闲，一碰到他便如见了“菩萨哥儿”一般，莫不打躬作揖，谄笑巴结；而他的眉毛皱一皱，脸色略变一下，便立刻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慌，当作一桩严重的大事。如此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生活，使得贾宝玉的身上有了非常浓重的贵族公子习气，而且它不时要发作或流露出来。在闹书房中，强迫金荣向秦钟磕头的时候；在枫叶茶被李妈妈吃了，暴躁地摔去手中的杯子，又跳起来要撵走丫头茜雪的时候；在晴雯顶撞了他，执意要赶出怡红院，直到周围的人跪下求情才罢休的时候；……我们都曾碰到过他作为一个“宝二爷”的脾气和威风。书中更有一段描写，生动地画出了贾宝玉的纨袴习气。当苦心攀附的贾芸，初次走进怡红院拜见他时：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
像这样的情节，还可以从书中举出很多。——是的，这是一个“饿了吃、困了睡”的膏粱子弟；一个如薛宝钗所说的“富贵闲人”。在他的生活中常是充满了疏慵、无聊和难堪的闲空，充满了粉淡脂红、春花秋月的王孙公子的生活情调。
但是，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可靠的事实有时不一定得出可靠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对事物加以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抓住它的实质和精神。
当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并从人物灵魂的深处作内在的、多面的观察的时候，那就不难发现：在这一位贵族公子的富贵荣华的生活中，有着一种多么可怕的空虚，有着一种多么沉重的由于正常的生活要求得不到伸展的痛苦！
荣国府的围墙，原来是环绕在这个贵族公子四周的一道铁栏，而那些太多的优宠、繁复的侍应，像在捆缚着、销毁着这个贵族公子所应有的生理机能，以致他能亲自动手倒一杯茶，也感到一阵筋肉活动的愉快。那些为世俗所艳羡的雕梁画栋、锦衣金冠、美器珍玩等等，已经把这个贵族公子的感官刺激得疲劳了，以致在他的眼中失去艳丽的光彩；毋怪当他偶然去了一次郊外，看到一架纺车，便惊喜得了不得，当作一件稀奇的珍宝。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对于这个贵族公子是太新鲜太向往了；但是从他出生以来，那用“溺爱”，用“尊宠”，用“娇贵”，用“诗教”，用“礼法”等等环节所连结起来的链子，却是那么牢固而细密地紧束住他的手指和脚踝。原来，在这个贵族公子的身上缺少一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类不惜用鲜血去换取的产物——自由。
听一听他自己对这种生活所发出的怨诉吧：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得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死后要化灰化烟，再不托生为人了。
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得其时了。……
在贾宝玉的身上，正披戴着一条无形的、经过精工铸造的黄金锁链！
这一条黄金锁链，不仅紧紧地把他捆缚在大观园里，而且更时时刻刻拴住他的思想，把它带进狭窄而僵硬的封建礼教的夹板里去。
在这一条黄金锁链的捆缚下，一切将要按照封建主义的原则，斩杀其自然的生机，伤枝损叶地畸形生长。
然而，束缚愈紧，要求解放的意志也愈强烈；又由于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通过复杂多样的联系作用于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的身上，更由于时代的启发和冲激，这样就决定了贾宝玉特殊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他特殊的思想性格。
四
当贾宝玉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贾政“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来叫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来玩弄”。这种情形，原是可以理解的。从小在姐妹丫鬟群中长大的贾宝玉，日常所见，无非是这些女人用的东西。根据一个周岁孩子所具有的习惯动作，抓些胭脂、钗环来玩，是一种很可能发生的自然行为。但是，这在封建卫道者贾政看来就大不为然了，“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爱惜”。这一件平常的生活细节，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一时代的反动势力，几乎从贾宝玉一出世，当他还是一个生机未足的孩子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贾政压到他身上来了。
贾宝玉一碰到贾政便“如避猫鼠儿一般”；听到贾政一声叫唤，也“不觉打了个焦雷”；这处处都表现出封建势力对贾宝玉的童贞心理给了多么严重的过早的伤害！而封建社会那种冰冷的人伦关系，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深深刻印在贾宝玉的稚嫩的心灵上了。
当然，同样也是在很早的时候，生活就教导贾宝玉去理解一个生动的字义——反抗！所以，贾宝玉一开始便以“逃学”来摔去最先加到他身上的桎梏——封建教育，而与贾政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形成了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之间更为尖锐、更为深刻的富有社会意义的矛盾。
正像谚语所说：“知子莫如父”。贾政对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是最为敏感最为认识的，因此所采取的镇压手段，也是最为严厉最为彻底。他不但因贾宝玉“在外流荡优伶”（与艺人结交）施行了一场鲜血淋漓的毒打，而且还这样说：“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贾宝玉身上的叛逆嫩芽一萌生出来，其所以没有被贾政的朝靴踩得稀烂，乃是由于封建家族内部不可能不发生的种种矛盾所造成的罅隙，使它能够得到生长和发展的机会。
首先是，贾母对贾宝玉的特别溺爱，使贾政对贾宝玉的封建管制，不得不又在封建主义的“孝道”面前恭顺地松弛下来。看样子，这个善于享福的“老祖宗”，是不很喜欢儿子的，独对这个孙子娇惯得深怕“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睛”。这中间的奥妙，贾母曾在一次与张道士的谈话中透露过：“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有一个像他爷爷[5]的，就只这宝玉儿像他爷爷。”可见，贾母的爱宝玉，除了一般老太太的心理以外，还出于某种封建神秘观念，所以这种爱也终究只是“溺爱”而已。这种爱，碰到某种时候，就会变成残忍的害”。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其次，贾宝玉的叛逆嫩芽，所以能够得到生长的机会，又因为王夫人无论如何要保存住这个唯一的亲生儿子。这使得她不得不在某些严重关头，即当贾宝玉被贾政迫害紧张的时刻，挺身而出，进行一些缓冲和解救。
虽然，这个儿子，在她看来只是“家中的混世魔王”，是一个“孽障”；但她不能失去这个“孽障”，因为失去这个“孽障”就几乎等于失去了像她这样的一位正统夫人所应有的一切。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女人，如果没有儿子，无异是一件奇耻大辱，冷淡凄凉的日子就会等待着她。很明显，庶生公子贾环和赵姨娘所以把贾宝玉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正是为了这一利益上的争夺。
因此，王夫人以贾宝玉为不可或失的“娇子”。当那一次贾宝玉被贾政打得“一片皆是血渍”死去活来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她既怨贾政的无情：“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又恨贾宝玉没有代替贾珠[6]早死，否则就不要“白操这半世的心了”。最后，她还是以哀怨的眼泪，把贾宝玉从板子下抢救过来；因为不管怎样，还是要保存住这个“孽障”。
但是，王夫人在保存第一的前提下，并不就是对贾宝玉放松了那一套封建束缚。相反，她却是极为细心极为严密地注视着贾宝玉的一举一动，直到贾宝玉周身的事物；因为贾宝玉将按照怎样的道路发展，是跟她利害相关的。在希望贾宝玉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将来好光宗耀祖这一点上，王夫人与贾政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贾政把这“仕途经济”放在第一位，而王夫人却放在“首先保存”之后的第二位。或者还可以再稍稍让步一点，而与贾母对贾宝玉的要求接近起来；这就是只希望贾宝玉能够继承祖业，做一个“正正派派”的人也就算了。但这是退一步的要求，也是最后一步的要求。越过这一步，她就要担负起“生子不肖”的罪名，就要直接损害她的尊荣和正统地位。因此，在贾宝玉的反封建斗争中，王夫人与贾宝玉之间也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愈到后来表现得愈明显、愈尖锐。她既然是“保存第一”，因此便从宝玉的周围，无情地、坚决地剪除一切有损他们“娘儿两个声名体面”的事物，特别是那些把“好好的爷们”“教坏”的事物。这具体表现在：她先是不辨情由地一掌将金钏打得跳井而死；继又撵走“妖精似的”晴雯，让病魔将她扼死；再有，与贾母直接操纵贾宝玉的婚姻，以不见血的手段杀死林黛玉。——只是她没有想到，同时也杀害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儿子。
尽管如此，这种以利害关系为最大内容的母爱，却在某些场合，对贾宝玉的反封建萌芽，起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尤其是在贾宝玉反封建斗争的初期，使他获得了恢复元气的喘息。
在贾母与王夫人这两大封建势力的如此维护下，既曾使贾宝玉暂免遭到贾政的毒手，又造成了贾宝玉的特殊生活习惯——“在内帏厮混”。
这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在内帏厮混”，除了使贾宝玉可以不必规规矩矩地攻读“四书”而免于过早地、太多地受到封建教义的熏染之外，同时那个社会里像恶疾一般流行着的种种腐化堕落的毒菌，也在这道“内帏”的隔离与王夫人、袭人等的特殊“看护”下，使贾宝玉没有受到急性的传染。当贾宝玉的带有反封建主义倾向的思想情操，还没有发展、巩固起来足以排斥各种庸俗堕落行为的时候，这样的“隔离”与看护”是有意义的；这使他较能保持住在那个社会里最容易失去的天真单纯。又由于周围的人，把这看成是一种“呆性”，只和他说些“没关紧要的话”；这样，贵族家庭内所暗暗流行着的那些肮脏污秽，又少了一道向他身上传染的媒介。同时，还由于贾宝玉长期在内帏厮混”，使他过着如尤氏所说的“饿了吃、困了睡”的“一心无挂碍”的日子，谁都瞧不起他的“不通庶务”，这固然使他有了许许多多的纨袴习气，却没有因像贾琏、贾珍那样的料理家务，懂得了如薛宝钗所称道的“利弊大事”，而变成“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的荒淫无耻的恶少；更没有像薛蟠那样的早年丧父，无人管束，仗着“皇商”的势力，到处“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很快地染透了封建社会上的所有恶习，灵魂腐烂到没有一丝完好的地方。
就这样，出身贵族之家的贾宝玉，比一般公子较长地保留着思想上的童蒙状态，保持着那个社会里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无邪”之心。他不懂得，在他的周围竟是交织着那么复杂的勾心斗角和那么繁多的丑行秽状。当他听到焦大醉后大骂贾府里的封建主子时，不懂甚么叫“爬灰”，甚么叫“养小叔子”；可是一问凤姐，又立刻受到斥责。他“无晓夜和姐妹厮闹”，本是一片无猜，却惹得那个比他大两岁的“渐省人事”的袭人发愁得了不得，用心良苦地使出娇嗔箴戒”的手段（后来袭人还向王夫人建议把他搬出大观园）。他又当着人面，挨在鸳鸯的身上，要吃她嘴上的胭脂，却不觉得这种行为有甚么不好。……
总之，这个贵族公子“痴”、“傻”得令人出奇，以致在荣国府那个污浊的环境里，相对地显得比较纯洁，因而也特别失常。
为此，他受尽了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和唾骂。骂他“顽劣”、“乖张”，又骂他是“孽障”、“不肖”、“祸胎”、“魔王”等等。生活在贵族之家的贾宝玉，却没有最先从他的父母那里接触到人间的温暖。封建社会所谓的“骨肉之恩”，只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迹。
幸亏丫鬟婢女们都喜欢接近他；并且因他较少封建主子的架子，而自然地在他的面前流露着活泼清鲜的真实感情。这样，贾宝玉就从她们中间得到了在贾政、王夫人那里所没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以及共同生活的乐趣。因此，贾宝玉“甘心为诸丫头充役”，乐意为她们“理妆”或“换裙”，唯恐她们把他看作“宝二爷”而让那冰冷的尊卑秩序斩杀了这一团融融乐乐的气氛。这样，贾宝玉便又得了个“爱红”的毛病儿；但那些丫鬟婢女身上所保有的下层人民的优良品质，却也在默默之中使他受到某些感染；而她们来到大观园后所产生的一些不良习气，却因他的“痴”、“呆”而较少给他影响。
于是，看惯了荣国府里丑恶男人的贾宝玉，从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所能找得到的地方，即最被贱视的丫鬟婢女或被封建礼法幽禁的姐妹身上，发现了美和诗意。它像水一样的清澈幽深，它像水一样的照人心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他又凭着一个贵族公子的幻想和热情，希望和那些少女们永远生活在一起，“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他还希望死后浮泳在女儿们的眼泪所造成的水流上，漂到一个无法叫出名字来的“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
女儿们在贾宝玉的心里展开了一个像水晶一般明净的世界，但也培养了他所特有的温柔与娇嫩；有时更使他在生活中浮沉起来，乃至失去对现实环境攻击的锐气。当他刚搬进大观园时，每日过着“描鸾刺凤、斗草簪花”的绮丽生活，就曾感到“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当探春为复杂的封建家庭关系苦恼时，他又曾说过：
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
是的，贾宝玉是颇沉湎于这种珠围翠绕的剥削阶级的生活中的。尤其当封建压力在他身上稍稍松弛的时候，他更会表现得苟安、逃避。原来，他的叛逆性格的巩固和发展，需要获得不断的刺激和推动。而现实生活正是给了他这样的教育。严酷的教育。
环绕在他周围的女儿们，这是一片“清净洁白”的水，但是这一片清白的水无法避免地要遭到那个社会的污弄和溅泼。小尼姑智能的爱情悲剧，金钏儿的投井，平儿的遇非其人，尤三姐的殉情，芳官的出家，司棋、鸳鸯的自杀，更有晴雯的死亡……这许多接踵而来的血淋淋的事实，在他的心上划开了一道伤口又一道伤口，同时也使他一步比一步更为清醒起来。金钏儿的死，曾经使得他“五内摧伤”，后来又偷偷地去郊祭了一番。这时，他似乎还是哀过于恨。是的，他还没有懂得恨。但等到晴雯的死，他的表现就不同了。虽然我们看到他外表似乎很平静，只悄悄地询问两个丫头关于晴雯的死况；他好像连在秦氏死时，那种“心中似戳了一刀”的感觉也没有了。其实这是因为太多的悲痛，已经熬干了他的眼泪。他的感情已由浮浅的表露而转向深沉的内收。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感情与思想底全面和深度是不容许有狂暴的冲动的”[7]，贾宝玉的表现正是如此。当确知晴雯死亡的那一天，他日间还在贾政的面前，从容地和一些门客应酬，写了一篇《姽将军词》；一直到晚上，心中无限的伤痛才汪洋浩荡地流泻出来，写出了那篇感情汹涌的《芙蓉诔》。在那篇《芙蓉诔》中，他一变柔情蕴藉的风格，而写出了这样怒气奔腾的句子：
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这是一篇极其凄婉深情、然而又是愤绝恨透的控诉现实生活的檄文。这正标志着：他的温良的性格、清俊的情操与对现实的激烈抗议结合起来了。他学会爱，也终于学会憎。他的叛逆性格有了更高阶段的发展。
五
显然，大观园里的生活，毕竟限制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如果把他的生活视野，从严闭的内帏引向广阔的世界，这对他是非常有益的。
生活曾经给予他这样的契机。
偶然往铁槛寺去作了一次郊游，偷偷地被茗烟带出去逛了几趟，大观园以外的一切太吸引这个青年人的心了。因此，被禁锢在荣国府里的贾宝玉，很早就有了扩大生活领域的愿望，很早就想到大观园的围墙外面去寻找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当童年时代，第一次碰到了一个陌生的男性——秦钟的时候，竟使他有些少见多怪地惊叹起来：“天下竟有这等人物！”
秦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他心灵的一扇窗子。生活似乎处处都在唤起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和厌恶：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后来，他还不惜以入塾读书为交换条件，与这个品格其实并不很高的秦钟，取得常相接近的机会。
由于贾宝玉在“膏粱锦绣”与“粉淡脂红”的环境中过惯了日子，使他在交朋友时，还不能完全去除这种生活所带给他的影响。他常常是习惯成自然地以对待女性的感觉来鉴别、择交所碰到的男性朋友。当他初次与秦钟见面时，便是为漂亮的外表所吸引。他后来所交结的一些朋友，也大都先是以貌取人，然后才产生较深的友谊。
但是，漂亮的外表，并没有成为他择交的全部内容。如果他一发现他的朋友竟是在漂亮的外表下掩藏着一副不漂亮的灵魂，也会立刻加以斥责或毅然决裂。如在那一次往铁槛寺的途中，看到那架引以为奇的纺车，一个农民的女儿走来摇给他们看，秦钟不怀好意地拉着他说：“此卿大有异趣。”贾宝玉就毫不客气地将他“一把推开”道：“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这种情形，最鲜明地是表现在他后来会晤了那个渴慕已久的甄宝玉时，谁知略一交谈之后，原来这个长得和他一般漂亮的人物，竟是一个十足的“禄蠹”！气得他说：“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由此可见，贾宝玉决定友谊的真正标准，还是那个从小就萌生出来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在反封建斗争中所不断提升起来的情操。这，曾像筛子似的筛去了那些可能把他引入封建“正轨”或堕入封建泥淖中去的肮脏朋友。
可是，贾宝玉的交游范围，只能达到有限的阔度。这是因为除了客观的限制之外，还有他自己主观上的阶级上的限制。他的生活圈子不可能扩展到下层社会中去。在那一时代，像他这样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此刘姥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和同情，相反地还成为他和大观园里的人们取笑的对象。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他所能接触到的人中，交到了一些不无益处的朋友：这里面有“名驰天下”的演员蒋玉函（琪官），有“不为官俗国体所缚”的北静王，有专好“挥拳行猎”的冯紫英，还有“素性豪爽、不拘细事”的柳湘莲；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或多或少地为封建礼法所不取的人物，蒋玉函更是一个被统治阶级当作玩具来戏弄的被压迫者。这些朋友，都或多或少地从各个方面对他的反封建思想起着某些影响。而他对那一社会所贱视的艺人蒋玉函，更是显得一见如故，立即互赠私物。
封建统治者当然不会容许这种友谊，并且要加以狠狠的打击。为了“追索琪官”事件，贾政与贾宝玉之间所存在的长远、深刻的矛盾，曾猛然爆发出来，发生了一场极其剧烈的生死冲突。在这一场冲突中，贾宝玉受到了封建统治者一顿非常残酷的毒打。但是迫害愈深，反抗也愈强烈，被打得死去活来的贾宝玉更加树起了叛逆的决心：“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原是在现实生活多方面的教育下形成的，其中也包括鲜血淋漓的笞挞。
六
统治者的板子，虽然使贾宝玉受到一次皮开肉绽的磨炼，但并没有就此打断他与荣国府之间所连结着的脐带。这，对贾宝玉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等待的过程。过惯了寄生生活的贾宝玉，正像他居住的怡红院回廊上“各色笼子内的仙禽异鸟”一样；太多的束缚与时代风云的征象，固然不断激发着自由生活的意志；但狭窄而温饱的生活也退化着奋飞的毛羽，使他还不能毅然冲破荣国府这个金铸的封建牢笼。
贾宝玉似乎有时也感触到这个家庭即将颓败的趋势，他曾对晴雯气愤地说过：“你不要忙，将来有散的日子。”但是，这种感触愈深，只会愈加痛苦。因为他对剥削阶级的生活还有很深的依赖性，他还无力去开辟一块新的生活天地。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感触只表现为一刹那间的激动，马上又消融在“剪绮裁红”的生活暖流里。
可是，在这里又不能使他的生活重心长久稳定下来。女儿们虽然使他感到“清爽”、感到安慰，但更多的却是给他平添无限的忧伤和痛苦。她们既不能解开纠缠在他身上的那些封建束缚，更是无法理解他心灵上所担负的连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沉重负担——那一没落时代、没落阶级所带给他的种种精神苦闷。因此，在他的浓香繁丽的生活中，总是常常感到空惘与寂寞；正如他在《红豆词》中所歌咏的，那“忘不了的新愁与旧恨”总是连绵不绝地包围住他，像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贾宝玉不能明白，是甚么东西这样紧压着他的人生。他苦恼、思索、寻求解答。
当他听到一段《寄生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便“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仿佛觉得这便是找到解答了；但当他和袭人说起：“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又不禁大哭起来。他仍然没有找到解脱人生苦恼的钥匙，而是更加感到痛苦和空虚。
贾宝玉有着极大的精神上的饥渴，他的灵智和感情需要获得不断的燃烧。在这里，那个“年轻不谙事”的书童茗烟，竟好像成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把精神的火种——那些在广大人民中间流传的文学作品，偷运到荣国府、大观园这个笼罩着封建礼教的阴暗人间。于是，贾宝玉看到了那些“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歌本”。在这些并非都有价值的书中，也有被当时专制统治者目为“淫词秽语”而横加禁毁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从那里面贾宝玉发现了“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的“真正好文章”。于是，在他的精神沙漠里，如同涌进一泓清泉。那些原先沉埋在心底的反抗种子，得到这样滋润的灌溉，不觉一齐抽芽吐叶，破土怒生。这种生长的力量，曾集中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真正好文章”，几乎一下子就掀开严闭在他心里的礼教帏幕，使他赤裸裸地向林黛玉披露了火一般的爱恋：“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这种感情上的跳跃，正表示着他更远地越出封建主义的门槛了。
不仅如此，贾宝玉又从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歌和古典哲学著作中汲取到精神上的营养。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附庸风雅、消闲玩乐，更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他们除了需要一批“清客”以外，还需要一批“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豢养文士”[8]。因此，他们除了把“圣经贤传”列为教科书外，也不一概摈弃文学作品。这样，一些带有民主传统的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就得到了在大观园中存在的空隙，而成为最先哺育贾宝玉的精神乳汁。它不仅丰富了贾宝玉的精神生活，使他摆脱了贵族公子的种种庸俗，具有了比较优美的情操和清丽舒徐的风格；而且更使他在现实斗争中学会如贾政所斥骂的“精致的淘气”，能够运用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并向封建势力展开攻击。那篇文采奕奕的《芙蓉诔》，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离骚》的影响而写出来的。
文学作品是这样有力地提高了贾宝玉的思想感情和发展了他的叛逆性格；但是，并没有提供他所碰到的人生问题的解答。他仍然陷在苦闷的包围中，仍然感到需要找到一条精神上的出路，和找到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形式。薛宝钗说他整日价“杂学旁搜”，正透露了贾宝玉在颇为辛苦地进行探索。
可是，真正的出路，在那一时代是没有的。由于历史发展的不成熟，当时的思想家还无力“总结过去，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列宁语）。虽然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铸万等，提出了“工商皆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凡为帝王皆盗贼也”、“平则万物皆得其所”等等带有朴素民主思想的学说；但由于当时封建势力还是庞大的存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还很薄弱，因此他们的思想既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和复古倾向，同时更摆脱不开传统思想的束缚。[9]他们还远远不能建立一套为新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严整的思想体系。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在当时专制皇帝严密的思想统治下，也不易广泛传播；[10]生活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更是绝少亲近的机缘。
不过，大观园里的现实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所激起的反封建要求，更加上这个贵族家庭所集中反映着的那一时代的历史趋势，使贾宝玉虽然过着囚笼式的生活，但正像深居在装有暖气设备的温室里终于不能免去冬天季节的感觉一样，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的人们感受到共同的时代气息。因此贾宝玉也提出了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反封建的思想形式，并通过他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富有个性地表现出来。
贾宝玉在精神世界中所经历的道路，是一条非常曲折复杂的道路。由于在大观园里接触不到当时先进思想家的著作，贾宝玉只能跑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去，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因此他沉湎在为薛宝钗所鄙薄的“最能移性”的“道书机锋”里。他特别喜爱《庄子》，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的。因为从主张发扬自然本性的《庄子》中，正可以找到很多跟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东西，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行动旗帜。那些“归返自然”、“全性保真”以及视官爵如“腐鼠”等等思想，正好用来作为自己否定现存秩序、谋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
在大观园里题对额时，贾政呵责他不爱那个人工造成的“稻香村”，他为了发挥“自然本性”思想，竟情不自禁地冒犯着贾政的威严，讥诮地反问：“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尝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接着又大发了一通把贾政气得喝令“叉出去”的议论：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即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
这一段议论与《庄子·马蹄》篇中的话非常相似：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由此可见，贾宝玉的主张“自然本性”，实际是对虚伪做作的封建道统和人为的现存秩序怀着一种自发的深刻的憎恶。他的酷爱《庄子》，不过是“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11]
当然，贾宝玉所以迷恋《庄子》，又是与他所处的没落贵族阶级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生活使他极易感染上《庄子》哲学中的消极厌世思想。毋怪他对《胠箧》篇中那种“绝圣弃智”、否定一切的虚无观念又感到“意趣洋洋”。
贾宝玉为了探索人生的底蕴和寻求精神上的出路，又曾经痛苦地去进行“参禅悟道”。尽管他作得那么苦心、那么认真，但谈起禅来，连深悔引起他“禅机”的薛宝钗都比他高明。机智的林黛玉更把他问得“竟不能答”。于是他不得不又从“无可云证”的“立足境”中，回返到花团锦簇的现实生活中来，并在心里这样想：
原来她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他不会谈禅，其实并非是“知觉”过于迟钝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在这中间找错了路标。他不是像宗教徒那样的“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12]，而是想用神学来解决世间的问题；因此，他不能不碰壁而返。
对地上的事物付出很大的关心和感情，并把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当作最高原则来讴歌、来保卫的贾宝玉，他对宣传天堂幸福的宗教，原是有着内在的抵抗性的。更何况那个“金玉姻缘”的神秘说法，还时时威胁着他的人间幸福。因此他并不希求那张“以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13]；更没有像他的伯父贾敬那样：虽然也感到贵族生活的空虚和好景不常，却乞灵于丹砂的解救，好超脱他飞登仙境，永远过着与现世一般无二但又不用担忧的享乐生活。贾宝玉对宗教神灵是怀着厌恶的情绪的，他曾经对茗烟说过：
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
袭人曾经要贾宝玉答应三件事，如果依了，则“刀搁在脖子上”也不离开他，其中一条就是：“再不可毁僧谤道”。这种种都是说明贾宝玉一贯对神灵持着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骨子里是对人间“苦难世界”的批判[14]，是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15]。
说来也许会觉得奇怪，贾宝玉既对宗教采取了那么明智的否定态度，但在他的生活中却又常常伴随着一个神灵的世界；并且还常常以神学的眼光，来解释某些生活现象。譬如当他看见龄官钟情贾蔷，便“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看到周围少女的“清净洁白”，便认为“天下灵秀，独钟于女子”。刘姥姥信口开河地编造了一个成了精的女孩子抽柴火的故事，惹得他“盘算了一夜”，并且深怕人们打了塑像，说：“快别如此，平了庙，罪过不小。”……
这些现象又怎么解释呢？原来，贾宝玉心目中的神，并非出于宗教的虔诚，而是苦痛的现实世界在他头脑中的曲折反映。
当时的人们，“除了宗教与神学，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的形式”[16]，因此当贾宝玉被现实生活中的苦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便常常无可奈何地吞食宗教的麻醉剂。这样，神灵的世界便在贾宝玉的思想中矛盾地产生了。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说：“人们的愿望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17]贾宝玉的表现正是如此。当晴雯死后，小丫头骗他，说是晴雯做了芙蓉花神，他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深信不疑：
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过头来，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我就料定她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
在这里，我们完全不觉得他有丝毫宗教徒的愚信，只觉得在他的话声中荡漾着现实人生的血泪。
林黛玉死后，他同样地也有过这样动人的表现。有一次，他和袭人谈起林黛玉的死：
宝玉道：“……又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必是她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虽见过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她没有？”袭人道：“你这话益发糊涂了，怎么一个人不死就搁上一个空棺材当死了人呢？”宝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脱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
可是，“叫了紫鹃来”又有甚么用呢？幻想天国里的圣水，只能使他心里得到片时的麻醉，并不能涤去现实生活中的斑斑血迹。神灵世界，只不过是他临时搭架起来的一所精神避难所。
贾宝玉把宗教当作避难所，除了以上所说的原因之外，更有其深长的历史的阶级的原因。
佛教曾经作为精神上的鸦片被封建统治者不断地利用、宣扬，在中国传播了上千年；并曾经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结合起来，一直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深处，直至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领域中去。到了清代，它仍然起着顽固而又广泛的影响。当时的专制统治者也是把它当作自己“阶级的专利品，作为控制下层阶级单纯的统治手段”[18]来加以利用的（清朝皇帝入关后曾大力宣传迷信）。那一时代的贾宝玉，既无力为自己建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因此佛教思想包括道家思想）不仅会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思想使他接受影响；而且又由于他处在那个每下愈况的贵族家庭中，没落阶级的悲观苦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生活信心的不足，这又极容易使佛、道思想在他的哀伤的混杂的心情下乘虚而入，使他感染上许多虚无幻灭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当荣国府愈是衰败破落的时候，贾宝玉也就愈是想用袈裟当作绷带，来包裹现实的创伤。佛道思想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他的影响是复杂交错的；既曾经在他的身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总之，他在这里仍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精神出路。玄而又玄的佛教哲理和虚无空缈的道家学说，却把他的思想曲线拖引得更长了。
贾宝玉为了急需击破加在他身上的封建的精神压力，当苦于提不出新的思想武器时，便又被挤上了另一条叛逆道路，即对封建传统思想干脆加以大胆的怀疑。他说：
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书中更有一处描写，表现了他的这种怀疑精神，那是在他初次会见林黛玉的时候：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个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可以看出，对封建传统思想除了怀疑、否定之外，贾宝玉同时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创造。当然这种“创造”是粗疏的、不经的、也只能算是“杜撰”而已；但这恰恰说明了贾宝玉企图摆脱封建传统束缚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同时这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焦急和烦躁。
贾宝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厌恶，必然要扩展到受这种思想支配的人，和体现这种思想的某些社会制度。这样，在他的思想性格上，就出现了一道引人注目的奇光异彩。他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所谓“读书上进”的人，痛骂为“禄蠹”、“国贼”；对举世沉迷的时文八股，鄙视为“沽名钓禄”之阶；他自己更是“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一提到“科举”、“仕途经济”便要按捺不住地激愤起来。他甚至把所谓“君子杀身以成仁”的封建最高道德，骂得一钱不值：
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死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
又说：
……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机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至不知君臣的大义。
不仅发了这些言论，而且还有激烈的行动——“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19]
贾宝玉对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所挑起的怀疑和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贵的怀疑和否定。
贾宝玉，这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囚徒，精神王国里的闯将！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又看到：不管贾宝玉如何在封建传统思想中左冲右突，还是要受到它的势力的支配。他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反对纲常伦理，反对一切束缚。”即使在前面所举的那些剧烈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封建君主在他的理念世界中还是据有至尊的位置，而宗法社会的一套伦理观念也对他有着顽固的影响。他虽然“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对于“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只得听他几句”。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贾政、王夫人的面前，总是执礼甚恭，似乎不敢逾矩一步。甚至当他经过贾政书房的门前，明知里面无人，也要下马。周瑞劝他省去此礼，他说：“虽锁着，也要下来的。”……
是的，生活在那一历史时代的贾宝玉，要与旧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还是一个相当长远的过程。不，应该说这是贾宝玉所不能完成的过程。旧的观念，积数千年的沉淀，到了贾宝玉的时代，那厚重的势力是够压人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巨大的力量，是历史的惰力。”[20]而新的思想体系的产生又缺乏足够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生活在那一时代的贾宝玉不仅处在旧观念、旧关系的强大包围中，而且那强大的势力还有把他的生活锐气磨钝，使他渐渐消融、沉埋的可能。这种可能，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并非很长。
使得贾宝玉终于没有松开执着反封建大旗的手指，并且毅然斩断了他与荣国府之间所连结着的脐带，而把叛逆性格发展到一个贵族公子所能达到的最大强度，这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涌起了一道狂澜——碰到了绝代悲剧典型林黛玉。
七
像在茫茫的大海上，两只挂着相同旗帜的船偶然地碰在一起，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生一种心灵感应的震惊和愉快。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想：
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
在这里，曹雪芹用他的神来之笔，作了富有诗意的艺术夸张，动人地描绘了这两个青年人从形态上、尤其是从气质上所产生的精神共鸣。
幼丧父母、寄人篱下的林黛玉，与贾宝玉相反，却是太早地就接触到了所谓“人情冷暖”。而在那一时代，一切都得由别人来决定的妇女命运，更是不容转让地要强加在这个纤弱的少女的身上。命运，似乎还不单是在这一点上播弄着这个高傲的少女，更把她抛到那个机心四伏、你欺我诈的荣国府中，让一双双势利的眼睛，看着她在别人的施舍与怜悯下过着日子。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只是愈益衬托出她心里的冷寂凄酸；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只是愈益加重了她心里的孤独哀愁。不肯遭受半点歧视和屈辱的心性，又使得她经常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中，于是她善疑善感，多愁多病；在她的胸中，哀痛繁殖着哀痛，以致填满得让不出些微的空隙而显得“气量狭窄”了。至于那“还”不完的眼泪，更是成了她终年的伴侣。
看来，生命对于这个少女是痛苦的，不可贵的！虽然她是那么聪明地善于汲取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如果说，为争取把自己的命运自由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是那一时代妇女的共同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在林黛玉说来就成为比生命更为要紧的事情了。因此，当她一旦碰到那个稀有的、多情的、有着同一格调的贾宝玉时，这种愿望很快就化升为爱情的烈火，并且永不熄灭地用整个生命燃烧起来。
但是，贾宝玉并非一开始就把全部热情倾注在她的身上。最初，尤其是当薛宝钗刚来到大观园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摇摆在这两个爱情对象之间。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就把理想中的仙子想象为：
其鲜艳妩媚，有似宝钗；风流娜，则又如黛玉。
当他提笔续《南华经》时，更是表现了他处在多方面的爱情纠葛中，甚至为此感到苦恼。所谓：
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这正说明他对林黛玉还没有发生专一的、强热的爱恋。甚至后来当他已经向林黛玉说过：“除了别人说甚么金甚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在作了这样的爱情起誓之后，还是抵抗不住薛宝钗的“缠陷”。如有一次他跟薛宝钗的丫环莺儿闲谈：
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笑语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堪更提出宝钗来？
是的，他一到薛宝钗的面前，总是常常“不觉又呆了”。这种情形，聪明的林黛玉是看得很清楚的。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起誓时，她说得很好：
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真的，这种对姐姐、妹妹都爱的情形，真不知要继续多久！
后来，是甚么决定了贾宝玉的爱情取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贾宝玉终于对薛宝钗愈来愈淡漠，甚至在梦中也不忘反对“金玉姻缘”之说，因为薛宝钗对他说了些“仕途经济”、“考举人进士”之类的“混帐话”。这些“混帐话”，使一贯在女孩子面前显得特别温柔的贾宝玉，竟作出了这样粗暴的举动：“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
不仅如此，他后来还骂了起来：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
与此相反，他和林黛玉却愈来愈亲密，终至两心默契，结成生生死死之情，这又是为甚么呢？原来：“林妹妹不说这些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
在这里，《红楼梦》富有思想光辉地表现出：宝黛的爱情不同于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爱情，它打破了那种“金榜题名”、“德言工貌”式的才子佳人俗套，而把爱情的意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只有当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格愈是发展成为清楚的轮廓时，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才愈是变得坚强起来。
最后，终于在共同的反封建的旗帜下，他们站立到一起，并从内心发展成牢不可破的关系。他们互相以爱情填补着生命的空白，互相以爱情激发着思想的光华。而在很多的时候，林黛玉还以她的“孤标傲世”和“风露清愁”，不断地熏陶着贾宝玉的精神境界，使贾宝玉不由自主地洗脱着那些贵族公子所难免的庸俗和轻薄。譬如有一次，贾宝玉出语随便了一些，戏对紫鹃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林黛玉一听，“顿时撂下脸来，”气得哭道：“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吓得贾宝玉慌忙赔礼，责备自己“该死”。所以，我们看到贾宝玉在林黛玉面前，总是不敢稍近狎亵，常怀着一种“敬重”的心情，似乎有一种把他升高起来的力量。这，正是真正爱情的力量。
贾宝玉在爱情的面前膜拜顶礼，实际上是在灵智和诗情的面前、在反封建主义的生活方向面前膜拜顶礼。
凤姐曾经说林黛玉是一盏“美人灯”，如果我们不从“美人”这个字义上作褊狭的理解，林黛玉确像一盏用自己的血和泪点燃起来的“美人灯”。它照耀着贾宝玉，使他在那个四野茫茫、墨黑如漆的封建长夜里，感到有一线希望的亮光。于是，贾宝玉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找到了生活的重心，找到了心灵的最大慰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
生活的朝霞，在贾宝玉的头上升起。他在那条走得烂熟的通往潇湘馆的道路上，曾经有过多少醉心的、霓虹色的憧憬啊！
但是，这美好的爱情，所得到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更为深重的忧伤和酸苦的眼泪。因为在它的后面，正紧紧地跟随着一道阴影！爱情的火光愈亮，那一道阴影也就愈是分明。
贾宝玉似乎没有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从林黛玉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由形态、情操、灵智、思想所组成的美，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冷淡、所嫌恶、并加以打击直到毁灭为止的东西。有一次，他想“勾着贾母”赞美林黛玉，不想反引起贾母把薛宝钗称赞了一顿，王夫人也在一旁连声附和。他只是感到“事出望外”，一笑走开。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件家常小事的背后，隐布着多么可怕的阴影！更有一次，他误以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因而吓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当着许多人的面前暴露了他对林黛玉的热恋；贾母、王夫人在旁自然看得很清楚，也急得“眼中流泪”，但在那样生死严重的关头，只是安慰他说：“林家的人都死绝了，再没有人来接她，你只管放心吧。”却始终没有就此提到他们的婚姻问题，以这个十分有效的“药方”，来彻底疗救她们的“命根子”。而在这之后不久，薛宝琴来到了大观园，却引起贾母考虑起孙儿的婚事，想把她“说给宝玉”。……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说明了林黛玉已在贾母、王夫人等的心目中失去了位置。她初来荣国府时，那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肉儿叫着哭起来”的亲热，只是暂短的存在；没有多久，这一层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就撕破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日见淡漠的亲戚情面。
更从王夫人与凤姐的谈话中，说晴雯的“眉眼儿有些像林妹妹”，而晴雯在她看来是个“妖精似的东西”；再从贾母说林黛玉“这孩子就是个心细”等等话语中，可以看出封建家长对林黛玉从外貌到内心都不喜欢；同时也不难想象林黛玉在那种碍于亲戚情面因而说得比较含蓄的责难里，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因为贾府里的人，谁不仰望着贾母、王夫人的鼻息行事？
是的，林黛玉似乎要比贾宝玉更早地就敏感到封建势力加在他们爱情上的千钧重量。因此我们看到：她往往在爱情愈深愈浓的时候，眼泪也就愈多愈苦。
而贾宝玉，似乎对统治者还存在着某些幻想；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正视一下，那矗立在爱情道路上的铁一般的封建闸门。他好像只要以自己的心去换得林黛玉的心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伤痛也消失了，人间又仿佛变得无限美满起来。看来，这个贵族公子，非要经过现实生活不断的教训，才能觉醒过来。
现实生活对这是毫不悭吝的。随着年事的渐长，婚姻提到日程上来；现实的阴霾立刻冲散了贾宝玉彩虹色的幻想，生命的狂风暴雨来了。……
在封建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它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21]
以上所说的情形，在贾宝玉的婚姻上是表现得再明显再深刻不过了。封建家长所以把薛宝钗选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在各方面都够得上封建主义的闺范而大得她们的欢心，而且更是因为存在着“家世的利益”。当贾宝玉的婚姻被提出来时，正是荣国府的衰败迹象已深、极需要一个得力支柱的时候，因此在协助探春理家中曾经显露了颇有“齐家”之才的薛宝钗，就更加成为贾府所渴求的人材了。而薛家这时也正衰势日迫，需要和贾府取得更紧密的依靠。薛蟠又惹下一场人命官司，更是需要借重贾府政治上的权势。薛宝钗在临出嫁之前就曾经说过：“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因此，虽然在她出嫁时是那样的草草从事，那样的使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暗自垂泪”，而未婚夫又是那么一个绝意“仕途经济”的痴顽得难以点化的人物，荣国府的景况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她还是隐忍着一切，完成了“出闺”的大礼”。她是以封建主义的原则和“家世的利益”为第一前提的。[22]
也许从表面看来，封建家长执意要把薛宝钗指定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主要是为了“金锁”可以拯救陷于“神志昏聩、医药无效”病状之中的贾宝玉，好像还是出于一种“爱护”的心理。但是，这不过是复杂的生活现象所造成的一种错觉而已。从下面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内容来了：当袭人知道要娶薛宝钗时，曾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害三个人”，“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她感到情势实在紧迫，不得不跑到贾母、王夫人的面前，把事情的严重性作了恳切的陈述。但是，尽管事情如此“催命”，并未丝毫改变封建家长的初衷。这时，封建主义的原则已高过贾宝玉尤其是林黛玉的生命之上。贾母听了袭人的话后，便说：“林丫头倒是没甚么”；至于宝玉，也不过使她略为迟疑了一下，感到有些“作了难”罢了。于是便把作法改变了一下，使出了更加阴狠诡秘的手段，这就是凤姐的得意杰作——“掉包儿”。
于此可见，所谓“金玉姻缘”，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把他们的真正意图变为神灵的意志而已。
其实，即使大观园里没有走来一个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悲剧的结局，封建统治者必定挑选另外一个合乎标准的女子作为贾家的媳妇，林黛玉早已是她们视野之外的存在了。薛宝钗的插入，只是加强了这一悲剧的紧张性，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
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是那个根本就不容许自由恋爱存在的社会。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向封建主义提出挑战，而发展到结婚阶段，两种力量便形成了一个冲突的集中点。
这时，贾宝玉与封建家长之间，那一道曾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所蒙盖着的分界线，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贾母对贾宝玉已不再是一味“溺爱”和“娇惯”，对林黛玉也不再顾全那些亲戚的情面，而是披着封建礼法的寿衣赫然站立在他们的面前。
婚姻问题，总结了贾宝玉与封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他和林黛玉固然不惜以死来取得爱情的胜利、生活理想的胜利；但封建统治者亦不惜以他们的死来赢得礼教伦常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一场剧烈紧张的决斗中，林黛玉——这一枝迎着中国封建时代的“风刀霜剑”[23]而生长的花朵，终于被统治者毫不怜惜地摧折了。
杀死林黛玉的社会，猛烈地惊醒了贾宝玉的灵魂！
随着林黛玉的死亡，他的美好的生活憧憬也一同归于幻灭。至此，他对封建家庭所存在的种种眷恋，已渐渐汰除干净，并且接近最后的决裂了。这时，他所作的那些忽啼忽笑、若痴若狂的表现，正说明他处于紧张的内心斗争中，对整个人生在作深刻的思考。
叛逆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正当这时，荣国府又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更把贾宝玉推上彻底反叛的道路。
裂痕累累的荣国府，在贾宝玉结婚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更加陷入了支撑不住的困境。农村的“旱涝不定”，大大减少了封建地租的剥削，弄得贾母吃的细米饭也发生恐慌。而且还年年透支，“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世爵官俸早已抵不住那一再紧缩但依然是豪华的开支。靠“皇恩永锡”[24]显然也是不行，它不仅没有使这个贵为国戚的贾府内囊饱满起来；相反，还要在贾府的身上分取油脂。一趟“省亲”，曾把贾府闹得“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后来贾府又为了应付“连年宫里花用”，不得不“在外浮借”。那笔借债想来是个不小的数字，曾使贾政看了“急得跺起脚来”。这一切，都说明贾府在经济上已面临严重危机。
随着贵妃的夭逝，史家的衰败，王子腾的暴亡，这些又大大削弱了贾府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地位，并因此受到其他官僚的排挤，[25]毋怪在这时发生了更把贾府抛入衰亡绝境的“查抄”。
荣国府在经济基础、政治地位上所起的变化，给贾宝玉、尤其是结婚之后的贾宝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随着这个贵族家庭的遽然没落，那“重整祖业、克振家声”的重任，便刻不容缓地搁到刚刚成年的贾宝玉的身上来了。他所深恶的“仕途经济”，要比任何时候更为不容转让地向他紧逼过来。加之，在他的身边，又有了左右不离的薛宝钗和她的得力助手袭人；这时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各种手段，来软化他、“规导”他走上封建主义的道路。这一切，曾经把贾宝玉弄得昏昏沉沉，以致使他好像失去了往日那种清新俊拔的神采。甚至，他还曾经有过“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
但是，封建统治者所摇晃的招降旗，只能在贾宝玉的身上投射着一些飘忽不定的暗影，并没有根本摇动他那已像磐石一般沉重的叛逆决心。他没有一刻忘记过那个已经被毁灭掉的爱情和生活理想；只要一提起林黛玉，他的身上就立刻飞回了原有的那种动人的东西。我们就会从他的话声中、眼泪中感到有一种内部的、凝聚的重量。他外态昏沉，“三言倒忘两语”，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正在空前紧张地活动着。他对周围一切的憎恶，变得更为深含更为坚定了。只有薛宝钗才敏锐地看到他“有意无意之间，别有一种冷静光景”。
贾宝玉正被一个丢不开的、重要的念头所占据——彻底决裂！
在各种因素的摧逼下，他最后终于一跃而起，连皮带肉地扭断那一条无形的黄金锁链。封建社会所极力宣扬、夸耀的一切：无论是天恩祖德、功名富贵、娇妻美妾等等，都被他一脚踢开。在王夫人与薛宝钗的哭声中，他“仰面大笑”，夺路而去。……
贾宝玉冲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门槛，但又落入佛家的迷途。
是的，这个贵族公子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遁入空门，与他头脑中早就潜伏着的空幻思想有着联系。他的出家，不过是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并没有对封建社会带来损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出家又并非是“四大皆空”、“六根俱净”的结果，而是背负着一个了却不尽的“尘缘”和带着一个永恒的憎恨踏进寺院的门槛的。不难想象，佛门的清规戒律，对于他也还是难以忍耐的；然而他总算对封建统治者宣示了誓不与同的离心，并找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免去许多烦扰，好让他遥向林黛玉的亡灵，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祭品——一颗破碎的、但永不改变的心。
正是这颗心，使我们听到在他出走时的笑声中，响着悲愤的抗议。他无情地宣布了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破产，即使是那金光灿灿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不值一顾。他更以行动昭示了：封建贵族之家比冰冷的寺院生活还要难受，还要令人厌恶。
因此，贾宝玉的出家，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攻击。这攻击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思想的意义上。它虽然没有损伤封建社会的躯体，但却痛击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只是，在这奋身一击的同时，他自己也沉没了。
八
对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人物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旧胞胎里慢慢地孕育成形的，并呼吸着时代的空气而成长起来。他的思想性格中所弹射出来的火花，是从坚硬的环境燧石上碰击出来的。他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全部结构，曲折而又深刻地体现着那一历史过程的特色。
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所以产生的全部理论根据。
这一人物形象是带着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他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以及他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所跨过的那许多足迹，我们还不曾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丰满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并且以这样一种新鲜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在妇女、爱情等问题上，他更是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但把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而且提高到男性的地位以上；同时又在“归返自然”的口号下，响彻着个性解放的呼声。在贾宝玉灵魂的深处，有一种诱发我们思考、引导我们探索的东西——一种可以通向历史未来的东西。正是从这里使我们感到：悠久的中国古代社会，它那漫长的历史脚步，虽然显得十分沉重而迂缓，但还是含蓄着无限的生命力在展步向前；终于有一天会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我们不禁从贾宝玉的身上感到吹来一阵新生活的微风。他的出现，有如世纪最初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夜空。虽然它的光亮还显得微弱，还显得闪烁不定。
曹雪芹以贾宝玉的名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新的意识、新的概念在贾宝玉的头脑中产生和形成的时候，它并不是表现得很纯粹的。往往当我们越是逼近地注意它的时候，就越是发现那里面混和着许多杂质，越是感到难以取得确定的了解。这是因为在那些新品质的芬芳中，我们仍然嗅到了浓重的旧生活的气味：王孙公子的情调、没落贵族的伤感、有闲阶级的雅致以及对于寄生生活难以斩断的眷恋……这些都像无数的纤维，编织在贾宝玉的整个思想性格里。
应该对贾宝玉这软弱的一面给予充分的估计。他始终是一个贵族气味十足的公子。他虽然举着反封建的旗帜，但并未脱去旧的习气、特别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他的带有民主倾向的叛逆性格中，总是感到缺少一件甚么东西——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
当讨论到产生这一人物的社会条件时，有的论者从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寻找它的社会根据。无疑，这有助于对贾宝玉的性格给以物质的诠释。但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究竟达到何种水平，是否足以产生出它的思想代表，特别是在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身上找到它的代表；这些都还是问题。如果只需努力去考证出当时资本主义生长的水平，便可以计算出贾宝玉性格中新因素的强弱和性质，这就未免像恩格斯所指摘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当然，如果与此相反，努力去考查当时的社会经济或思想家的著作中还没有新的成分，从而证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也没有新的东西，这又未免是一种“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7]。
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正像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必须看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或市民阶层纵有发展，其力量也很微弱，而且也很难给成天禁闭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以明确的影响，而足以动摇贾宝玉所属阶级基础的，在当时也仍是广大农民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不能把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当作解释贾宝玉性格的全部根据，应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8]。恩格斯又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9]贾宝玉的性格，正是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促使这一人物行动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固然深秘地贯串着时代的动因，但也包括“单个的意志”和“特殊的生活条件”（如前面提到的在内帏厮混”，即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条件”之一）。此外，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宝玉也起着鲜明的影响。
贾宝玉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传统观念沉淀得最厚重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前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积累得最丰富的时代。点燃在贾宝玉心里的那一支神明的火炬——那些带有朴素民主色彩的思想，很多是从中国古代进步的文化成果中继承过来的；尤其是从唐宋以后那些具有反传统、求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民主思想倾向的诗词戏曲小说中得来的；还有的则是从更远的古典哲学得到启发，并在剧烈的现实斗争中加以丰富、发展起来的。虽然在《红楼梦》以前的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像贾宝玉这样形象丰满、概括深广的典型，但却可以找到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某些精神。可以看出，贾宝玉性格中的新因素，不仅与当时的中国历史现实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而且在他之前很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就已经孕育着、萌生着的各种社会进步因素，也通过各种联系特别是文化的联系，给予他以深厚的、长远的影响。这样，就使他有可能在前代倾向民主思想斗争所已经开辟的境地上更突进一步；能够在当时纵有发展、也是很微弱的新的经济因素并非很直接有力的触动下，而表现了强烈的对旧秩序的憎恨和对新道德、新世界观的热烈追求。
同时，在这里还必须重复提一下：贾宝玉性格的产生，最主要的还是与他切身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这一环境又是与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清代统治乾隆后期所表现的那种盛中见衰的特殊情况分不开的；或者说，与贾宝玉处于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荣国府分不开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他的性格的成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规定了他性格上的一些优点和弱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性格的形成是与他的生活环境、个人遭遇、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况分不开的。他是吮吸着我们民族的乳汁而生肌长肉，他的骨骼里更是深含着时代的钙质。他是一个直到灵魂深处的中国人，同时又是十八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产物。
是的，贾宝玉的生活斗争道路，已经在里程上落后我们很远了，但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离开很久。一直到五四时代，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仍然有着贾宝玉的苦闷和追求；但是，那时为贾宝玉所不能想象的生活道路，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一个比一个更有决心更有气概地跨出了封建主义的门槛。
贾宝玉是旧时代低气压下的一闪电光，只是他还发不出新历史暴风雨之前的雷鸣。
贾宝玉，这是一个处于将生未死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个贵族公子还未免显得过于娇柔，还称不上是“英雄”或“新人”；然而这并没有降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一个作品的思想高度与主人公的“高大”并不完全等同。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红楼梦》所显示的力量要比它的主人公大得多；它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出：那一社会已经腐朽黑暗到这种程度，即使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
因此，塑造了贾宝玉的《红楼梦》，与结束“康乾盛世”的白莲教农民起义以及动摇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同在清代王朝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们是有某些共同的社会联系的，并在不同的范围内显示着某些新的历史意义；而作为敏感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文学艺术，它又会在某些方面，比政治事件更先地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表现出来。
九
通过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创造，曹雪芹所显示的艺术力量是惊人的。首先，曹雪芹从生活的整个方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人的全部复杂性的人。同时又以这一人物为中心，像心房通向全身每一个毛细血管似的展开了有机的、极为复杂错综的社会联系。正是在这一“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中，十分有力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又如在生活中一样，一般总是体现于个别之中，本质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曹雪芹通过大量的、看来是那么平常的生活现象以及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个人冲突，向我们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全部逻辑以及生活的活的规律性。在曹雪芹的笔下，生活的真理总是非常生动的，可感触的。
曹雪芹还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全部结构，并且卓越地表现出它是按照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组织起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广阔的典型意义。体现在这一人物身上的那种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在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里，不仅含有那一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东西，而且含有全人类的、能够打动各个时代人们心灵的东西。是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以，塑造了贾宝玉以及其他典型形象的《红楼梦》，不愧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30]；它应当“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31]
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曹雪芹紧紧追随生活真实的结果，是由于曹雪芹像他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突破自己阶级限制的结果。总之，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正像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否定的人。通过贾宝玉，他艺术地提出：封建主义是人类高尚情感、高尚关系以及一切高尚行为的死敌。因此在贾宝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强烈的倾向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精密地分析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的作品，你常常在它们里面发现强烈倾向性的特点。有时候甚至于发现对某一件事物的热情，因此这样一位天才就变成一位向你解释已经占据他心灵的事物的人。他使这件事物可以被你理解，对你清清楚楚地唤起你对它的同情心，对它的求知欲。
情形正是这样，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人生追求、爱情悲剧等等，曾经不止一次唤起我们的同情，并且常常把我们带入深沉的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形象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平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生动内容。原来，曹雪芹也是通过贾宝玉来向我们倾诉的，要求我们理解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说得是多么沉重而伤感！
我们是能理解贾宝玉的。尤其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光照下，我们将比曹雪芹自己更为理解他的主人公。
同时，人们将随着知识、生活的增长，将随着时代的前进，对贾宝玉以及《红楼梦》说出更多更好的话来。
1955年5月起草
1956年2月写成
* * *
[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2]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 马克思说：“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47章）
[5] 爷爷，指贾母的亡夫。
[6] 贾珠是王夫人的已故的头生子，他“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是一个按照封建礼教的坯模塑造出来的人物。
[7]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亦持此说。
[8] 鲁迅语，见《集外集拾遗》。
[9] 如黄宗羲既主张“平均授田”，却疾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的理想是回复到“三代”以上的中国古代社会。
[10] 顾炎武的《亭林集》、《日知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著作都曾被禁毁。
[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版）。
[13]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
[1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5]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
[18]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19] 焚书一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为通行“程本”所无。
[20] 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21]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2] 以上描写，皆见于《红楼梦》后四十回。应当说，补书在这些地方还是写出了爱情婚姻悲剧的政治历史意义的。对补书不应一概粗暴否定。
[23] 林黛玉在葬花诗中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24] “皇恩永锡”，这是贾府春祭时，皇帝赐的“小黄布口袋”上写的“四个大字”。
[25] 当抄家后，有人对贾政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有御史参奏。不是珍老爷得罪朋友，何至如此？”
[26]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7]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8]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9]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30]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
[31]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