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一
《红楼梦》第九十八回，是不寻常的一回。
两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读者的感情，都要在这里突然像一道流水跌入万丈深崖似的激荡、回旋起来。
在这一回里，书中女主人公林黛玉终于熄灭了她生命的火焰！
这时，人们仿佛才感到这个少女生命的价值，以及她活着是多么符合人们的心愿！
然而，死神的手掌，却是这么不可抗拒地、不容怀疑地要扼住这个少女的呼吸。在这一无情的真实面前，人们的心情沉重了，泪水游动在眼眶的边缘……
林黛玉，这个为曹雪芹用全生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曾经使多少人失去平静啊！
是甚么一种东西，使人们对这个好哭的、敏感的、“小性儿”的、孤傲得让人感到有些难于接近的少女，这样的动情和无法忘怀呢？
在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不禁变得沉默而深思。虽然，我们曾经用纯净的感情，或者用在读《红楼梦》时那种默然无语的凝视，来感受过这一形象的深度和重量。但是，当我们企图回答上面所提出来的问题时，不禁感到难以找到简捷而完满的话语。
这一艺术形象为甚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不错，这是林黛玉所以能够打动人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爱情这个主题，曾经不知在多少个作品中表现过。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个有着不幸爱情遭遇的主人公都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呢？而且不能像林黛玉这样地把我们带入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即以《红楼梦》来说吧，贾芸与小红、贾蔷与龄官、司棋与潘又安等等都是爱情，而且这里面也有悲剧的爱情，但为什么都远远不像林黛玉的爱情那样地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呢？而在全书中被作者用更多的篇幅所着力描写的薛宝钗，就其最后的结局看来，不妨也可以说是悲剧的爱情；但有谁为薛宝钗的爱情流过一滴眼泪呢？包括那些对这一人物怀着欣赏的人们在内。
也许，我们又想到，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不错，这是林黛玉所以值得我们同情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任何时候，真理总是号召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但是，我们也在其他作品中，读到过许多要比林黛玉更为坚强、更为猛烈的反抗黑暗势力的主人公，他们为什么并不一定都能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呢？有些作品，也许在合上书页之后不久，我们就把它连同人物一齐遗忘了。那些人物，似乎不及这个只在深闺中哀愁流泪的林黛玉那样地萦回在人们的脑际，只要稍一回忆，就仿佛立刻看到了她的身影，听到了她的声音。
看来，这一人物形象到底为什么这样生动地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样强烈地摇撼着读者的灵魂，不是仅用几句话几个概念所能说得完全的。必须从这一形象完整的艺术创造，从这一人物典型的全部结构来作多面的、内在的艺术分析。
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一个我们好像在哪里碰到过、或者确信曾经那样生活过的活人。
是的，首先必须是一个活人而不是概念的化身，然后才能这样地、或那样地打动读者。而要写成一个活人——富有社会内涵的活人，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在思想的、艺术的、生活的深厚基础上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是富有典型意义的性格。
曹雪芹正是这种善于刻画性格的大师。他所塑造出来的许多典型人物，不仅对于我们很多都是“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语），而且使我们永远不会把这一人物与那一人物混淆起来，即使是在最细小、最微末的地方。林黛玉和惜春都有些孤僻，但我们永远不会把林黛玉的孤僻和惜春的孤僻当成同一的东西来感受。同样的，我们也永远不会把林黛玉的爱情和尤三姐的爱情当成同一的东西来感受，虽然她们的爱情都称得上“强烈”。
人们所以能这样毫不费力地加以区别，乃是因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具有自己特点的性格。林黛玉所以能生根在读者的记忆里，并且打动了读者，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个用爱情、用反抗、也用她的眼泪和痛苦以及她所特有的敏感、多疑等等，所有机化合而成的性格。这是一个由强大艺术天才的手所典型化了的性格；一个你愈是细密地注视就愈是感到同情、引起思索的性格。在这一性格中，既熔铸着人物所属的阶级印记，又反映着那一时代的历史风貌，同时还渗透着我们民族的心理气质，以及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感、所激动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一人物的性格世界中去吧。
二
作为荣国府的至亲贵戚，林黛玉也不例外地是那一社会统治阶级中人。她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支庶不盛的“书香之族”，这就是为那一时代不少人羡慕不已的所谓“清贵之家”。官僚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待遇来抚养，从小便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看来，她有着一段比较娇惯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于先天的体质纤弱，再加上母亲的早丧，使我们又看到在她的童年生活中，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这个清贵的官僚家庭，似乎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养；也似乎没有来得及把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带给她以深刻的感受；而是只给她终身留下一个空洞而温暖的回忆，便让她向社会人生迈开了第一步。——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来到了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
当她一跨进荣国府的大门，立刻就被封建家庭里的“脉脉温情”包裹住了。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叫着哭起来”；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缎子来为她裁衣裳；凤姐也携着她的手说：“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并且又立即叫人去为她收拾住房……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孙女儿，不仅一登门就受到这样盛情的款待，而且此后贾母对她的“万般怜爱”，既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了，而且“饮食起居，一如宝玉”。的确，在荣国府里谁曾受到过这样的宠遇呢，怜爱已经达到至高的程度了。荣国府里的人们，谁不对这个“举止言谈不俗”的姑娘，投过来尊敬的、热络的目光？
不仅如此，那个使她一见之后便发生异样感觉的表哥贾宝玉，又与她“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其亲密处，“亦较别个不同”……
真的，当荣国府的兽头大门，最初为这个少女打开的时候，我们真不易断定，她是跨进了幸福的门槛呢？还是启开了那绝代悲剧的序幕？
复杂的生活现象，首先就为我们展开了这样的“人生之谜”。
三
初到荣国府时，我们看到林黛玉留神地观看着一切，彬彬有礼地应接着一切。她似乎谨记着母亲的遗言：“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
这样谨小慎微地做人，也许自有它的好处吧？
可是，她似乎并没有认真这样做。不久，她就给荣国府的人们，留下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印象。
原来，她初来时的那种“留心”、“在意”等等，只不过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恐被人耻笑了去”。毋怪她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感，倒是使人感到这是一个高度自尊而又“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少女。
但是，命运仿佛恶意地播弄着她，不久她的父亲又死去了。当她回到故乡去尽了丧礼、再回到荣国府中来时，已经不是来此作客的扬州盐课林老爷的小姐了，实际上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前来投靠贾府的亲戚了。处在这样的情势下，自尊心显然失去了安放的地方，而她的“孤高自许”也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
但是，这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这个少女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改变起来，而是更加挑起了她的高傲，更加使她多疑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着歧视和轻蔑。周瑞家的送来了两枝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它的“维妙新巧”，而是是否“别人不挑剩下的”。元春归省时，大家赋诗行乐，她本可以与众俯仰、随声歌颂一番，但她却一心只想“大展奇才，好将众人压倒”；后因不能“违谕多做”，便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命”。贾母为薛宝钗庆祝生辰，她心里感到不快，这原是不宜流于言表的，但她偏偏露出“不忿之意”。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众人都笑着附和，她本来也可以一笑付之，但她却敏感地觉得这样的拿她和“戏子”相比，是一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取笑”，因此大为不满，不禁怒形于色……
看来，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是如此狭小。其实，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这就是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看来是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有一次，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以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这个纯粹的误会，想不到竟是这么严重地挫伤了她。如果她真的在门外“高声问”，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不容她多想，只是立刻在她的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感觉：“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真的，再没有甚么比损害了这个少女的自尊和触痛了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更能使她伤心的了。那一夜，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见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地吟出了那篇有名的葬花诗。
落花，把那一时代，只能任人践踏不能由自己主宰的妇女命运，在她的心里唤醒了。
但是，这个少女不能认识得更多。她把这种命运的不能解除，都归因于自己的没有家。于是，她害上了无可解除的思家的忧郁症。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夜雨等等，无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无家的哀痛。整个世界在她的面前，仿佛都变成了制造眼泪与忧愁的原料。
看来，这个外祖母家并没有对她显出厚薄，一切都待她以小姐之礼。她仿佛是用太多的猜疑和过分的褊狭折磨着自己。她似乎看不到，用钱如淌水的贾府，那里会在乎这个外孙女儿的衣食费用？同时又何尝在她的面前露出过丝毫的“小家”气派？更何况封建家族太上权威的贾母，是这样的“万般怜爱”她；她的失去父母，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歧视，倒是更加引起了这个老太太的温情与疼爱。的确，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好亲戚的门里，有什么必要，这样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伤痛呢？要是换上另外一个人，不是早已感到非常幸运吗？无怪她的敏感和“小性儿”，要引起某些人的非难了。……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承的境遇下，就愈是坚持自己人格尊严的人。
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和时代，就成为许多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因此，林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私有制，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
在一切以家为起点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等等都是以家私来计算的。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家有万贯，身值万贯”等等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个没有家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全部身价，整个世界就好像在他的面前竖立起来，没有一块是属于自己立足的地方。失去家的林黛玉，虽然在贾府里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处，但是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种种界线、种种观念以及其他许多精神上的障碍，并没有在她的心里消除。同时，更没有在周围的人们心中消除。
而且，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那许多矛盾、仇视、倾轧、争夺、欺诈等等，每天每日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在林黛玉的身边发生着。面对着这种情形，连作为贾府的有钱亲戚薛姨妈也说：“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甚至连那个还不十分懂事的丫鬟佳蕙都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地方本也难站！”那么，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林黛玉，又怎能在那许多势利的眼光下安下心来？
其实，即使是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又何尝能够安下心来呢？小姐探春说得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感受，在林黛玉这个外来人的身上自然就更要加深一层了。实在说来，人们恭敬她，只不过是因为恭敬太上权威的贾母。同时，别人所给她的这种怜爱，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当然更是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果然如此？是的，要是非等到别人露出脸色，才开始感觉到仰人鼻息的悲哀，这已经几乎是每一种人都可以达到的“品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林黛玉的多疑和敏感并不是她自己找来的毫无根据的痛苦。倒是透过她的这种多疑和敏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社会具有一种甚么样的魔力！它可以隐秘地、曲折地折磨着一个人，并且把一个人损伤以后，甚至会使人觉得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
四
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官僚家庭环境里长大起来的林黛玉，投身到荣国府以后，命运又给了她这样的安排：必须去学会如何适应那周围复杂错综的人事关系。
在这里，隐忍曲承、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等等，是最受称赞的美德。而缜密的机心、诡谲的进谗、还有那谄媚的奉承，在这里更是可以换取宠信与奖赏。这就是周围的一切向林黛玉所提出来的做人标准。而寄人篱下的处境，似乎更是要求她必须如此立身行事，才能在这个“本也难站”的地方站稳脚步。这样的做人，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也许并不算是难事吧？因为这既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同时又对自己有好处。
但是，这种“聪明”的做人之道，完全没有牵动过林黛玉的心。她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看到她爱说就说、爱恼就恼、爱哭就哭。任性，的确也是任性的。她不怕得罪任何人，薛宝钗被她不止一次地讥刺过、史湘云被她恼怒过、绘画才能平常的惜春被她打趣过、忙于夜赌的老婆子被她揭穿过、絮聒得令人厌烦的李妈妈被她斥骂过……至于谁该得罪，谁不该得罪，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世间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根据她个性的好恶、凭着她感情的流转，毫无顾忌地任意而行。既不经过任何的修饰，也没有半点掩藏。她心里所想的，也就是口中所说的。而口中所说的，又常常是为别人所不肯说的生活中的真相。譬如袭人与贾宝玉的暧昧关系，大家都是心里领会而不在口上言传的；但是碰到了林黛玉，就会这样当面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这样，她的灵心慧舌，虽然有时能够生出许多引人发笑的“俏语”和“雅谑”，但在大观园里却造成了“尖酸刻薄”的普遍印象。
正因为林黛玉的一言一动，都是这样毫无算计地、直接来自她的没有经过世俗理智雕琢过的纯真感情，所以她虽然轻易地与人生隙，但并不与人结嫌，而是很快地就能与人消除隔阂。当她发现贾宝玉写的偈语，便立刻拿去与史湘云同看，而在这之前刚刚为史湘云说她像戏中的小旦所发生的一场气恼，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似的。她很早就觉得薛宝钗“有心藏奸”，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她发生过冲突；看来，她对薛宝钗似乎在心里存在着很深的芥蒂。但是，这种芥蒂，又是多么容易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因为薛宝钗在她面前说了那一番女孩儿家应懂的规矩和送了她几两燕窝，她便向薛宝钗坦露出一颗赤诚的心，恳切地把一切过错都归于自己；而且以后还把薛宝钗当作亲姐姐来称呼、来看待。
看来，她仿佛被薛宝钗的封建主义和几两燕窝所征服、所收买了。其实，薛宝钗所以能够打动她的心，主要还是因为当她正处于孤单凄寂的时候，那样的训导和赠送，在她的感受上被当成了一种爱护和体贴。所以她对薛宝钗这样说：“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又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姊妹兄弟，……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是的，这个丰于感情因而也特别看重感情的少女，并非只是一味自尊得不能采纳人言。当她感到友情的温暖时，不仅会发出衷心的感激，而且也能够接受别人的责备。所以，在大观园里，独有真心关怀着她的命运的紫鹃，虽然是一个丫头，却敢于当面指责她“太浮躁了些”，又说她“小性儿”、“常耍歪派”；还这样对她说：“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
这个聪明的少女，不仅懂得感情，也能体察人情。她看得出凤姐的“花胡哨”，也看得出荣国府人们之间的“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她更是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她似乎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但独独看不到自己的锋芒毕露将会带来甚么样的后果；更没有想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乖觉一点，就可以利用贾母的“怜爱”和自己的许多有利条件，在这里为自己铺下一块福地。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最容易想起自己，而又最不会为自己打算的人。这是一个只知道信从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顺应世上人情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永远不安心于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的力量上的人。
由于她在许多表现的背后，总是贯串着这样的性格；因此，这个少女的敏感、“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等，不是把我们和她拉远，而是反而靠近了。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像玻璃一样清澈、透明、不能屈折、但容易碎裂的心。
是的，这是一颗容易碎裂的心！我们总是常常感到在这里面还缺少一点甚么东西——一种经受得起生活磨炼的韧性。林黛玉毕竟是一个出身侯门金闺的少女，她仅是失去那个官僚家庭，并没有失去那一阶级的教养和地位。她虽然感伤地说过：“我原是贫民家的丫头”，但我们不能同意有人据此来断定她的“身份下降”；她依然是一个又娇又贵的小姐。在大观园里，如果有谁不待她以千金小姐的礼遇，这同样也会立刻严重地损伤她的自尊。由于这样，林黛玉就常常不能分别地把某些贵族小姐的尊严与自己的人格尊严，当作同一的东西来感受，来坚持。薛宝钗对此似乎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林黛玉说“错”了酒令，她走来进行“训导”时，便是拿这样的话起头的：“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甚么？”果然，林黛玉也以把《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说了两句，是失了千金小姐的身份，便“羞的满脸飞红”起来。
是的，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因此，这个把生活中的庸俗、污秽憎恨得几乎想用“死”来避开的少女，她有时又不自觉地把生活中的平凡粗朴与庸俗污秽当作同一的东西来嘲笑，来厌恶。高贵的北静王在她的眼中只是个“臭男人”，但粗朴的刘姥姥在她的眼中也只是个“母蝗虫”。
生活在十八世纪封建长夜里的林黛玉，没有能够从阶级偏见、阶级教养中更多地解放出来，与其说这是她的罪过，毋宁说这是她的不幸。那一时代，几乎没有给她一点思想上的营养，《牡丹亭》、《西厢记》已经算是她所能读到的“地下书刊”了。
幸亏，她的明净而单纯的心，没有完全被阶级的尘屑所淹没。她的人生遭遇——这个现实生活的严酷学校教育了她，使她没有沿着封建阶级所规定的方向直线地发展。同时，生活中更有一个世界，吸引住这个少女的纯真和智慧，更能从最深处打动这个少女心灵中的全部弦索。
这就是那个任凭灵智飞翔、任凭感情燃烧的诗的国土。而对于林黛玉来说，这个国土上的最高皇座便是爱情。——是的，爱情！
也许说到这里，我们才真正开始进入这个少女的灵魂吧？的确，林黛玉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少女；或者说，是一个女性气质的诗人。
当刘姥姥初次走进她的闺房，只见“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刘姥姥所看到的是一所“上等的书房”，我们所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少女的情怀？
当贾宝玉走进“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有“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在这里，我们不是也仿佛嗅到了这个少女的清丽而岑寂的灵魂？
当苦心学诗的香菱，十分称赞陆放翁的两句伤于纤巧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林黛玉对她说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于是她介绍香菱读王维，读杜甫，读李白，读陶渊明等人的诗。当香菱读完王维的五律，深深欣赏“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两句诗时，她又对香菱说道：
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一句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
原来，林黛玉在她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哀怨纤秾、清妍雅丽的风格，并不妨碍她欣赏陶诗的自然朴素。
的确，我们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把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丽了。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动、多愁多感之中，发散着一种“美人香草”的韵味和清气逼人的风格。当她翱翔在那种诗情荡漾的生活中时，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有谁把她从生活中的灰暗、琐屑、烦扰里拯救出来，而变得襟怀洒落、鲜活流动起来。
在大观园里结社吟诗，人家常把她写的诗列为第二。这个高度自尊的少女，并没有对此露出过“小性儿”，倒是常常在这种场合，是她笑得最多、笑得最开怀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她与史湘云在凹晶馆里联诗。我们只感到月色生寒，夜气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觉，暗袭着我们的心头。但是，在这个玉宇无尘、远避了贾母等“人声嘈杂，有何诗兴”的地方，我们看到她的心境是多么地平和而舒展；就像那池中激起的涟漪，银光闪闪地向四周徐徐散开。那一夜，她的兴致高极了，竟至忘记了病体的疲弱，与史湘云玩了一个通宵。每当史湘云说出两句诗，她总是不断地“起身叫妙”，或者是“又叫好，又跺足”，或者感叹：“我竟要搁笔了”……这个以高傲的眼光凌视着一切的少女，在这里何尝显得有一点“尖酸刻薄”？她是多么容易掏出真诚的赞美，又是多么容易折倒在别人的才华面前。
是的，只有智慧才能懂得智慧；也只有天才才能激发天才。
这个少女只向生活中的灵智和诗情膜拜顶礼；她珍爱别人的智慧，也如同珍爱自己的智慧一样。世俗的理智，永远不能动摇这个少女的心。甚至当她被薛宝钗的封建教义说得“心下暗服”、连声称“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怀疑过她会背叛自己。果然在这之后不久，当薛宝琴用《西厢记》、《牡丹亭》的故事写了两首怀古诗而受到薛宝钗的非议时，她立刻挺身阻拦，并且“尖刻”地指出薛宝钗是：“胶柱鼓瑟，矫揉造作”。
这样的一个少女，本来是应当使青春和生命放出光彩的啊！可是，生命对于她却是一个沉重而又沉重的负担。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是那一社会向她所宣示的做人守则。于是，才禀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使她比一般人招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马克思曾说：“一切中最丰富的东西是精神。”可是，在那一时代，一个人的精神越是丰富，就越是痛苦。或者像契诃夫所说的：“越是高尚，就越不幸福。”
过去的历史，又不断地向我们表明，天才总是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几乎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带着深重的忧伤和痛苦走过他们的人生。伟大的诗人杜甫，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沉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在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中，我们也感到带有如上所说的时代特色。是的，那一社会，根本就不懂得“人类天性中，有一些细腻而柔和的弦，必须爱惜地加以处理”（别林斯基）。这个少女也有着“智慧底痛苦”。她的灵智和诗情，只能幽禁在生活铁栅的一角，寂寞地燃烧。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从这个还正处于生命中稚嫩时期的少女的心底，发出了多么苍凉的人生咏叹啊！而“冷月葬诗魂”，又是多么寒森森地唱出了她的人生归宿！
但是，有人在倾听着她的灵魂，有人在不断地轻叩着她的心扉。……
于是，她向一个封建家族的逆子，呈上了一个少女最珍贵的献礼——爱情。
她用爱情来呼吸、观看、思想、感觉一切。同时，反封建的爱情，也使林黛玉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了。
的确，在那个望不到尽头的黑暗时代里，除了爱情，还有甚么更能使这个少女得到安慰和幸福呢？然而，又有甚么比爱情更能给这个少女带来不幸和痛苦？
五
爱情，这在那一时代，就是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爱情与淫乱原是常常不分的。所谓“万恶淫为首”的“淫”中，就包括着爱情。其实，封建统治者真正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此在那一社会里存在着这样的畸形现象：一方面纵容淫欲，并予以制度上的合法保护（如多妻制、卖淫制等等）；另一方面却又严禁真正的爱情，并予以礼法上的道德谴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呢？这是有其深长的历史社会原因的。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无怪那一时代的道德经典上，对爱情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同时，为了禁绝爱情的发生，封建礼教又规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所谓“男女大防”。
林黛玉和贾宝玉自然也是处于这种“大防”之内。但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总是存在着许多无法弥补的罅隙，不管它所制定的一套统治体系是多么严密，总是阻挡不住生活的发展。正常的、美好的事物，总是从那一社会的罅隙中找到生长的机会。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虽然处在那个实行着严格封建统治的荣国府中，他们却是在封建势力失去防范的状态下，开始了初恋。
这并不像有些《红楼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贾母为首的贾府统治者们，十分警觉地注意着贾宝玉在他的叛逆道路上的一切活动，特别注视着他和林黛玉的叛逆性的爱情的每一步发展。”[2]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强调了《红楼梦》的思想性，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书中的情节，而且似乎把《红楼梦》所生动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复杂内容简单化了。
当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王夫人特别叮嘱她，家里有个“混世魔王”（指贾宝玉），叫“不要睬他”、“只休信他”；当时林黛玉曾这样想：
……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同一处，兄弟们是另院别室，岂有沾惹之理？
谁知，那个封建家族“老祖宗”的贾母，似乎连存在于林黛玉心中的男女界限也没有，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爱情的摇篮——由于她对于孙子、外孙女儿那种出于封建观点的疼爱，便把两人一同安排在自己的房中，使他们“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于是他们得以“耳鬓厮磨，心情相对”，以至“早存一段心事”。
而最后摧毁了这一纯洁爱情的，偏偏不是封建家族里那个最讲究纲常礼法的贾政，却仍然是这个曾经如此为贾宝玉祈求福祉、如此对林黛玉“口头心头，一刻不忘”的贾母；曾经把他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的贾母。
正是从这样的艺术描写里，《红楼梦》更加显示出它的深刻。它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这一爱情和那一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使是碰到像贾母这样“慈祥”的祖母，也无法改变它的悲剧结局。
尽管如此，这一爱情悲剧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多有不避嫌疑之处”的自由活泼的接触中，展开了青年男女在初恋时期那种互相试探心灵、互相捕捉对方爱情的微妙情景。曹雪芹以他天才的艺术手腕，对这种“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复杂微妙的恋爱心理，作了极其生色的形象描绘。当林黛玉的薄恼与轻嗔愈是表现得多而变幻的时候，我们也就愈是感到这个少女爱情的真挚、执着、灼热……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那些天才的笔触底下，读到爱情的音乐，爱情的哲学，爱情的诗，还有它的十分奇异的动人力量。
贾母不懂得这两个青年人的“心事”，把他们之间的那些气恼、拌嘴，当成是相处不和；十分可笑地为此“操心”，并且急得抱怨他们是“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凤姐也把他们的这种表现，看成是“越大越成了孩子了”。
的确，正是在这种“孩子”看法的掩护下，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暂时避开了封建统治的“大防”，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那一时代对于爱情的摧毁力量，在最初的时候，不仅贾宝玉毫无所觉，就是十分敏感的林黛玉，也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说，在最初就有甚么压迫着爱情而使林黛玉展不开眉头的话，那就是有着一颗金锁的薛宝钗，其次则是有着一颗金麒麟的史湘云。这两个少女，在林黛玉的眼中，都是作为单纯的情敌而出现的。因为她们两人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成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尤其是有貌、有才、有“德”而又在贾府中常住的薛宝钗，更是使她心神不安。因此，她对薛宝钗与贾宝玉之间的一切过从、一切交往，也最是一刻不放松自己的注意力。
正如恩格斯所说：“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本性如此，林黛玉的表现亦复如此。
当她看见贾宝玉从薛宝钗家里走来，她不满：“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当她到薛宝钗家里去，看见贾宝玉在那里，她也不满：“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当贾宝玉听从薛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她又不满：“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得比圣旨还快些？”贾宝玉和薛宝钗各有一颗象征婚姻的宝玉和金锁，更是在她的心里结成不可解的疑问和压迫，为此和贾宝玉所生的气恼和口角就更加繁复了。
至于，人们一说：“史大姑娘来了”，贾宝玉听了“抬身就走”，自然又是引起她的不满。她和史湘云这两种性格，本来是可以相处得很好的，但一当贾宝玉侧身其间就生出嫌隙来了。那一次，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这固然会引起她的多心和不愉快，但这个到底是容易解释和消除的；引起她最不愉快的，还是贾宝玉为了怕史湘云得罪人所使的那个“眼色”。这在林黛玉看来是一种有情意的表现，因此她非常“尖酸”地责问贾宝玉：“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与你何干？”
看来，她仿佛褊狭到如此的地步，好像非要贾宝玉和所有的女孩子尤其是薛宝钗断绝关系才能甘心似的。果然，有一次贾宝玉被她逼问得急了，忍不住这样说道：“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她那里一遭，就说这话。”这几句话，对于一个有道德感的人说来是会感到损伤的；因此她不由急了，连忙分辩道：“我难道叫你疏她，我成了甚么人呢？”于是，她终于被迫挤出了隐藏在心里最深处的一句话：“我为的是我的心。”
是的，正是从这颗心里所颤动出来的爱情旋律，使我们在林黛玉的褊狭中，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热切。
唯其因为她所献给贾宝玉的爱情，是纯真的热切的爱情；所以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也就要求得至苛至严。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愿意把贾宝玉只禁闭在自己的身边？凡是在不影响到她的爱情的地方，哪怕是与封建礼教发生严重的抵触，贾宝玉的一切活动她都不加过问；并且在客观上起着支持的作用。贾宝玉为女孩儿们淘澄胭脂膏儿，她非但不加以阻止，并且还劝他“干也罢了”，不要“带出幌子来”。贾宝玉私祭晴雯，她对那篇《芙蓉诔》曾“满面含笑”地加以激赏，并且特别称颂文中的“公子情深”之句。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贾宝玉因与名艺人蒋玉函交接，被贾政毒打之后，他只对林黛玉说出了这样的真心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林黛玉所以对薛宝钗显得特别褊狭，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可以使她的爱情完全破灭，而且也因为贾宝玉确实对这个“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少女有着难以斩断的眷恋。的确，这个美貌的“宜室宜家”的薛宝钗，直到今天还引起不少人的爱慕，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贾宝玉，似乎就更不容易摆脱她的迷人之处了。所以，他一到薛宝钗的面前，总是“不觉又呆了”。即使是当薛宝钗对他说了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以后，他也并没有完全斩断对她的种种系念，真的从此“生分”。当薛宝钗一旦搬出大观园，还引起了他的怅惘和寂寞。
是的，“见了女儿便觉清爽”的贾宝玉，对于少女们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同情和关心。这种同情和关心，与他所采取的表现方式以及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特殊环境结合起来，常常显得有点泛爱主义。他可以为林黛玉抛弃世俗的一切，但却不能抛弃对其他少女的轻怜薄爱，以至有时与爱情显得有些含混的眷恋。聪敏的林黛玉对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她曾经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实在说来，林黛玉不是埋怨贾宝玉给予她的爱情太少，而是埋怨贾宝玉分出去的太多。
但是，贾宝玉毕竟不是泛爱主义者，也不是“唯美主义者”。[3]他酷爱外貌的美，但只有当这种外貌美用内在的精神美充实起来的时候，才能唤起他真正的爱情。这就是为什么“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始终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一旦失去，整个人生便要颠倒起来。贾宝玉从林黛玉的身上，发现了正是他一生所寻求的东西。而林黛玉也从贾宝玉的身上找到了灵魂的寄托。于是，在反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互相听到了内心的召唤，互相编结着又编结着那条紧系住两颗心的爱情绳索。
是的，贾宝玉没有因林黛玉而弃绝对其他少女尤其是薛宝钗的系恋；但是，如果当这种系恋一旦危害到他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时，他就会立刻作出决然的表示。所以，他非常忌讳人们提起“金玉姻缘”。有时林黛玉故意提起此话，则更加使他焦躁，使他伤心。无怪他在睡梦里也不忘高呼：“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甚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而在林黛玉的面前更是说得斩截：“除了别人说甚么金甚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看不到贾宝玉只对她才存在着真正的爱情，她在心里曾这样说过：“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同时林黛玉又何尝不了解她和贾宝玉的命运原是连结在一起的，她曾经这样暗自埋怨过：“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
尽管这样，她在贾宝玉的面前还是从不表示信任。一有机会，仍是不断地测量着爱情。她似乎是永无休止地拷问着贾宝玉的心。而当她把笃实的贾宝玉“逼得脸上紫涨”，她又暗自感到内疚，感到痛苦。原来，这个少女无限地要求爱情的忠贞。她像把爱情放在火上煎熬，要它浓而又浓。正像书中所说，她是“情重再斟情”的。这样，她折磨着贾宝玉，同时更是折磨着自己。
深通世事的曹雪芹，仿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生活的“秘密”：爱情并不是甜的，而是苦的，而且愈浓愈苦；只是人们总是不怕它苦，哪怕是含着眼泪也要喝下这杯人生的苦酒！——比甜蜜更有味的苦酒！林黛玉正是这样，她爱得深沉，爱得美丽，然而她也爱得多疑和痛苦。
这种痛苦，是具有感动力量的痛苦，正如恩格斯所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4]
这种痛苦是来自一个处于封建长夜里的少女身上，因此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时代的。
六
爱情是这样地使林黛玉感到痛苦，甚么时候，才能让她也尝一尝那苦尽甘来的醇美回味呢？也许是当她完全不需顾虑有“第三者”干扰的时候吧？
生活，曾经给了她这样的时机。
当她正对贾宝玉怀着猜疑而始终放不下心来的时候，曾在他们爱情的边沿盘桓了一下的史湘云，订婚了。于是，最直接压在林黛玉心上的两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金麒麟便完全在她的心里解除了疑虑。而另一重更大的压力——金锁，也在她的感觉上慢慢减轻，乃至接近消失。这不仅是因为她多次试探贾宝玉，而贾宝玉也多次在她的面前吐露真情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她深恐贾宝玉把张道士送的金麒麟拿到史湘云面前去摆弄，“借此生隙”，以至引出甚么“风流佳事”来。于是她便悄悄地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同她生分了。
她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感到“自己果然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同时又觉得贾宝玉这样的“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是最可信赖的了。这要比在她面前千言万语地起誓，更显得无伪和真情。她终于取得了可靠的证实：贾宝玉的心中的确是没有薛宝钗的位置。
果然，从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她和贾宝玉生过大气、闹过别扭了。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他们进入一种比较平静的、两心默契的恋爱生活。
但是，疑虑的消除、爱情的深化，依然没有使林黛玉从心里透出一丝真正的笑意。
深刻的忧伤，不是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减轻，而是变得更加沉重了。
“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原是疗养疾病最好的环境；但是，她的病不仅没有得到爱情的滋补而转轻，反而在逐日加深着。贾宝玉看她“比旧年越发瘦了”。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真是：“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5]，原来有一种比疾病更加沉重、更加容易使林黛玉憔悴的东西，一直紧压在她的爱情上。当她为薛宝钗而心情紧张以致夺去她的全部注意力时，她曾经暂时忘却、或者减轻了对这重压力的感觉。而当疑虑一旦消除，心神比较集中，这重压力就在她的身上更加显示出重量来了。
这就是那一时代对爱情、对妇女、对自由、对人权的巨大压迫！
这种压迫，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即当她和贾宝玉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隐秘地从她的内心深处狠狠地折磨她了。只是，这种压迫，最初并不是通过贾母、王夫人，也不是通过凤姐、贾政等荣国府里的封建统治者加到她的身上的，而是通过比这些人更要大得多的一种统治力量来对她施展压力；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每一个人的封建传统观念。
这个巨大的“历史的惰力”[6]，不仅存在于林黛玉的外部，同时也存在于她的心中。原来，爱情在那时，即使从林黛玉的眼中看来，也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她经常处于这样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热望贾宝玉对她倾吐衷肠，但当贾宝玉赤裸裸地表白爱情时，她又忽然变得气愤和悲伤。有好多次，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这样的真情毕露：“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你死了，我做和尚”……当她听到这些话时，总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早把眼圈儿红了”，又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等。更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吐诉之后，感到“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之后，又是“两眼不觉滚下泪来”。……
这些表现，看来真是不可捉摸；甚至使人觉得这个少女不近人情，难以相处。然而正是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红楼梦》的写人之深，虽是描写“儿女痴情”也不失为大匠笔墨。原来，当爱情在林黛玉的心里升起时，随即就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紧紧地捏住它，这就是存在于她心里的封建传统观念。所以她对贾宝玉那些热情的表现总是感到“竟不避嫌疑”，又常在心里这样想：“宝玉与我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是的，当爱情进入这个少女的内心，就像一只闯进幽暗房间的小鸟那样地惶乱和惊恐。
就是这样，在林黛玉的内部，被封建主义所强奸的理智与“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感情，发生了剧烈的扭打和厮杀。——她的心被揉碎了。
七
那一时代的黑暗势力，通过林黛玉的内部给了她许多难堪的折磨。周围的一切，甚至连她自己也包括在内，都在无声地反对她的爱情。但是，爱情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爱情的激流，随着她的纯真感情所提供的道路奔流直泻；在她心中的那些旧观念、旧影响所造成的故障面前，仅是打了几个漩涡，接着又继续向前了。而每冲破一重障碍，她对封建主义的背叛也就走得愈远、愈是不可收止。似乎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甚么可以止住这种生命的奔腾。
真正的爱情，原是可以使人变得勇敢和无畏。因此，当贾宝玉向她直表爱情而被她的“恼怒”和“我告诉舅舅、舅母去”等话吓住时，她又立刻讥笑贾宝玉的胆怯：“一般吓的这么个样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这不是分明鼓励贾宝玉不要在封建势力的面前丧失勇气么？
是的，林黛玉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对封建传统思想提出挑战。而她首先在自己的心里战胜了它。
但是，那一时代对于林黛玉的压迫，正是“一重未了一重添”。当她用无数的眼泪，突破了种种有形无形的折磨而使得爱情愈为澄清、愈为坚定时，那由贾母、王夫人等封建家长所组成的对于爱情的威胁，便日渐分明地显示出来了。坚定的爱情，不仅没有使她得到幸福的可靠保证，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她终于接触到了这一痛苦的真理：在那一时代，爱情与结婚原是漠不相关的两回事。她可以把整个生命交给爱情，但是却不能把婚姻交给自己。
林黛玉在爱情的道路上，终于走完了她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铁门面前停住了。或者说，顶住了。
怎样才能突破这一重障碍呢？她日夜祈求支持的力量。可是在她所生活的天空下，到哪里才能找到这种支持的力量呢？于是她又想到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每当贾宝玉的热恋，向她的心坎直扑的时候；每当更深人静，她在枕边细细咀嚼爱情的时候；她总是来不及浸沉在爱情的甜醪里，而是跌入无家的哀痛中：“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为此，她又不知默默流下多少眼泪。
那个零落的官僚家庭，就这样永远成了折磨她的魔物。
林黛玉不能认识到，那种用封建主义、用私有制度所组织起来的家庭关系，并不是真正温暖和幸福的泉源，而是许多悲哀和不幸的产地。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才把她牢陷在封建社会的网络里，牵引着千头万绪的痛苦。
她是那样地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周围的女伴都有一个家；但是，她却看不到家所带给她们的烦恼和不幸。她既看不到史湘云对于家的恐惧、探春对于家的愤慨、惜春对于家的厌弃，也看不到家在贾宝玉的身上所留下的那许多创痛和伤痕。她暗自悲叹：“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但是，她独独没有看到，这个孀母曾经使双文怎样的“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7]。
林黛玉心目中的家，原是她在沉重的时代压迫下所发出来的一声求援！
可是，这是一声永远听不到回应的求援。她只能怀抱着爱情，静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然而，这又是多么渺茫的命运啊！只在别人的一句话、一个意念之间，便可以使她的整个人生打上几个旋转；便可以使她在爱情上所流的那些眼泪、所经受的那些折磨完全成为一种浪费！
不能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痛苦，严重地摧伤了这个少女的内心。她发出了这样凄楚郁结的声音：“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但是，她这满腔的心事，有谁能了解呢？周围的女伴，都说她太作悲了”，“不该过于作此凄清奇谲之语”，连贾宝玉也曾经这样对她说过：“每天好好的，你必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
林黛玉有着不易被人理解的痛苦。不能被人理解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有时，她显得是多么孤单！即使是她的知心人也不能分担她身上所背负的时代重量。
在山一般沉重的时代压迫下，林黛玉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求得解放的道路。当这种压迫，使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似乎并没有在口头上发表过甚么剧烈的抗议，也没有在精神上去寻找过自我解脱的道路。
看来，抽象的思维方式、人生哲理的探求，跟这个少女的气质是格格不入的。她不像贾宝玉那样地沉湎于人生之谜，不时向往着“解悟”，向往着神灵的世界。对此，这个少女一点兴趣都没有。她问得好：“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因此，她从不倾听那遥远天国里的梦幻的声音，她永远热灼灼地注视着现实人生，她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筑在眼前的生活土壤上。难怪只把青灯古佛当作逃避丑恶现实的惜春，不能理解她的这种生活态度，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
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真起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
是的，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瞧不破”的聪明人。她永远向现实人生睁开眼睛，向欢乐、也向痛苦睁开眼睛。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
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
八
林黛玉身上所背负的时代压力，随着时光的流驶而日益加重。“一来二去的大了”，这愈来愈成为一种威胁。她和贾宝玉之间，那种对躺在枕头上说故事的不拘形迹的恋爱生活，已经不能再有了。表现于形体之外的爱情活动，已经失去童年服装的隐蔽，不得不有所收敛而转向内部深处发展。于是，从这两个青年人的心中，传递着一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变得更体贴、更心会、更深情了。但是，这一爱情究竟甚么时候才能达到美满的婚姻归宿呢？这个随着年事的增长而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愈来愈成为折磨林黛玉的“心病”了。爱情，冻结在茫然的期待里。一种捕捉不到的阴冷感觉，暗袭着这个少女的心头。
她一方面敏感到这种阴冷，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对贾母等封建家长抱着幻想；或者说，还存着侥幸心理。其实，她也只能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8]。
似乎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紫鹃，才能体察到她怀着深秘的苦痛。这个热情、聪慧的丫鬟，暗暗为她作急，曾经见机鼓动薛姨妈去说亲；又借题试探贾宝玉的心。不想那一番“妹妹回苏州去”的假话，竟把贾宝玉吓得人事不知，昏迷过去；李妈妈的手指在他的人中上“掐得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痛”。
看到了贾宝玉的真情流露，热情的紫鹃非常高兴，虽然挨了贾母一顿骂，又“日夜辛苦”服侍贾宝玉，但“并没有怨意”。她在林黛玉面前这样说道：
替你愁了这几年了，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赶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早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话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紫鹃的这番话，真是说得如见肺腑。可是，这个丫鬟的赤胆热肠虽然十分感人，但她毕竟太天真了。她把封建家族的“太君”，看成了自由婚姻的保护者。她哪里知道，林黛玉正是因为听不到她的“意思”而暗自苦恼。紫鹃似乎没有看到，贾母“定了琴姑娘”的事虽然没有成功，但这对于从小被安排在一个房里与贾宝玉一道长大的林黛玉说来，正是明显地露出了冷淡和嫌弃。紫鹃似乎更没有看到，当她把贾宝玉吓得“口角流津”、昏迷不醒时，这正是极清楚地在贾母、王夫人等人的面前，暴露了宝玉对林黛玉的生生死死之情；可是当贾母查问出她哄骗贾宝玉的那一番话时，只是淡淡地说：“我当是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却始终没有就此提到他们的婚事，以这个最有效的“药方”来彻底疗救她们的“命根子”的“呆”病。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曾经被“万般怜爱”过的林黛玉，被贾府上下公认是“定了的”媳妇儿的林黛玉[9]，已经在贾府统治者的眼中失去位置，渐渐只剩下淡漠的亲戚情面了。同时，紫鹃又哪里知道，如果林黛玉真的像她所说的到贾母的面前去“作定了大事要紧”，因而把自己的心事透露出来，那将会连这一点亲戚情面也保留不住了（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表面看来，那个封建家族的“老祖宗”，好像是一副老祖母的慈祥面孔，她总是不断在周围制造欢愉的笑声与轻松的气氛。她连快乐都还嫌少，哪里会再去制造悲哀？
当凤姐因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闹到她的面前时，她不但毫不动气，而且还说了这样一段把众人都引得笑起来的话：“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看来，这个“老祖宗”对于男女间的事情，好像是无所谓得很，所持的尺度已经放宽到一般标准以外。然而，正是她，对男女间的真正爱情却执法甚严、如防盗贼。她连丫头都不准听“凤求鸾”之类的才子佳人恋爱的故事，并且这样说道：“这小姐……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她又说：“一个男人家，满腹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个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不成？”
那一时代，就是存在着这样奇怪的生活逻辑：宁可纵容下流的通奸，但却嫉视高尚的爱情。爱情反比通奸显得丑恶、见不得人。不仅如此，照这个“老祖宗”看来，恋爱这种事情，仿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似的，尤其不可能存在于像她所统治的这样有身份的门第中；要有，那也只是说书人的编造而已。她说：“既然是官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这样的大家人口多，奶妈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甚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不是？”
当时所流行的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小说，无力在这个“老祖宗”的面前显示出爱情的存在力量，徒然被她找出漏洞，恣意嘲笑一番。但是，现实生活却十分有力地嘲笑了这个“老祖宗”。它生动地显示着：爱情，这个“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感情关系”（恩格斯语），正燃烧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它那热腾的活力。当贾母正在那里大发议论的时候，哪里知道：一对坚贞的爱情，就在她的身边，最初还是在她的房里，已经由两小无猜发展到生死不渝的境地了。
一切专制统治者，总是这样地对生活不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设想生活、规定生活。但是，当生活中正常的、美好的事物一旦在他们的面前出现时，他们就会分外地感到“怪”，感到恼怒，而所施以的狠毒打击，反倒觉得很自然、很心安理得了。
同时，旧世界又造就了这样的一批人物，他们可以为扑杀一只苍蝇而大动慈悲之心，但他们的一个意念便可以给人间平添许多泪痕和血迹，却丝毫不能震醒他们的昏沉和麻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一种罪恶。任何时候，他们总是真诚地相信着，他们是道德与秩序的化身，是给人间带来善和福祉的使者。他们用僵腐的旧观念、旧习惯支配着自己，同时也以此支配着别人。看来，他们有时混沌得可笑，甚至使人觉得不屑与他们理论；但是，黑暗势力的顽固和保守，正是常常在这种人的身上取得了可靠的支持。《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等便属于这一类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恰恰是她们，而不是荣国府中最专横、最残暴的统治者，绞杀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和生命；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爱护”的、“不得已”的形式下绞杀的。
九
贾宝玉几次三番地暴露出他和林黛玉的热恋。袭人早已为这事“日夜悬心”，并在王夫人的面前献出“君子防未然”的计策。这曾经引起过王夫人的注意和戒备。由于统治者的庸懈，这事虽被搁起，但已预伏下可怕的阴影。
绣春囊在大观园中的出现，大大地惊动了贾府的统治者。曾经对贾宝玉松弛了的戒备，立刻重新提起注意，并且采取了非常的措施——搜检大观园。可是，在这一场大风波中，那个象征着贾府荒淫腐臭的“香囊”，它的真正主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那些清白无辜的丫鬟却横遭飞祸。贾宝玉的四周也受到一次彻底的清洗。司棋、芳官、四儿等都先后做了这一事件的牺牲者；而“眉眼儿像林妹妹”的晴雯，更是怀抱着无限的屈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晴雯的死亡，是封建力量行将以摧毁之势扑向林黛玉的一声讯号！
已经可以看出，黑暗时代最后将怎样夺去这个少女的生命，曹雪芹快要把这一生活的真实惊心动魄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可惜，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到这些，黑暗时代却首先夺去了曹雪芹的生命——他抛下了未完成的天才事业，死在正当创造力旺盛的壮年。
“千古文章未尽才”，万世千秋的读者都在这里唏嘘慨叹。的确，有甚么方法，可以弥补或者计算出这个天才的死亡给祖国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呢？
《红楼梦》的续补者高鹗（还应当算上程伟元），大致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增补了后四十回。两百多年以来，广大读者对于增补者所付出的劳动，普遍加以承认，并且受到其中某些描写的感动，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补书保持了作品的悲剧主题，使前八十回不至成为残篇断简，缩小了它的影响；而且也因为补书在一些不算成功的描写之外，毕竟还有写得差强人意的地方。尤其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上，表现了相当出色的艺术才能。
对于续补者的劳绩，有些研究者不从大处加以热情的肯定，而是满有兴趣地去挑剔缺点，从而加以苛刻的贬低，应当说这是不公正的。关于这个问题，可惜不能在这里多谈。现在，让我们继续走到林黛玉这一人物的性格世界中去吧。
随着晴雯的死亡而笼罩在四周的阴霾，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浓结、更加低沉了。林黛玉也比任何时候更显得敏感而心神紧张，乃至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中。窗外老婆子一声不相干的叫骂，也会使她昏厥过去。现实的阴暗，又作用于她的心理世界，造成了一个把她惊出“一身冷汗”来的恶梦……
接着，生活中的阴霾，又随着贾宝玉的婚姻提到贾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而变得更加低压。偏偏在这个不宜害病的时刻，她的病又进一步恶化起来。痰中的血星，带来了可怕的凶兆！
病，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已经变成一种不能告人的过错了。它不是得到同情，而是招来更多的厌烦和嫌恶。林黛玉似乎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当她“吐了一盂子痰血”后，这样对探春说：“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里，只道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好，不是什么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果然，当探春小心地在贾母面前提起她的病时，贾母当着众人发出这样的责备：“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又说：“这孩子就是心重些，所以身子不结实。”
所谓“心细”、“心重”以及后来所说的“怪僻”等等，都是贾母等对林黛玉的性格，长期以来所产生的印象（这在前八十回中已露端倪）。当贾府的封建家长在做出这样的评语时，还没有探悉林黛玉的心中已经有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爱情呢！这时，林黛玉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还不失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姐，只是“脾性儿”不好而已。
其实，只须在“脾性儿”这一点上，已经足够造成林黛玉的悲剧了。更何况她的病，又直接成了封建家长厌弃的口实。为林黛玉诊视的王大夫，仿佛为她辩解似的说：“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消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可是，良医不能为不良的社会开出药方。时代的弊病，是不能用药草来疗治的。纵然生活中不再涌起其他的波澜，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也会慢慢地耗尽这个少女的生命。
但即使是这种慢性的残害也不可能了！剧烈的折磨，正等待着林黛玉。
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受不起太多的打击。雪雁的一声误传：宝玉定了亲了”，便立刻把她抛入饮食不进的危境中。接着听到这段亲事原是“议而不成”的，她又立刻挣出死亡的怀抱，“心神顿觉清爽许多”。
爱情连结着这个少女的生与死。她也正经历着生与死的回旋。而客观现实，也日益紧迫地把她推入这种生死搏斗中。
当她的生命重又飞回的时候，也正是更大的灾难开始的时候。
她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不禁把内心的秘密作了明显的暴露。这是可怕的暴露！这种暴露，要比来自贾宝玉的身上更为严重、更为惊动，因为她是一个少女。无怪四周飞起了“唧唧哝哝”的“议论”。于是，像扑灭火灾似的，封建势力立即组成回答性的打击。
“略猜的八九”的贾母，首先正式地、公开地提出必须在她和贾宝玉之间加强戒备：“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接着，终于考虑到如何来打发她的事情了。
统治者根据私有社会里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先自己而后外人”作出了决定：“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爱情，就这样地被宣判了死刑！
可是，这时的林黛玉，还正在那里用渺茫的希望来填补空虚的安慰。她把听来的片言只语：“老太太的主意，亲上加亲”、“园中住着的”等都和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是“非自己而谁”了。强烈的爱情冲激着林黛玉，使她失去清醒，以致分不清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当她感到“安心”的时候，凤姐的“奇谋”已经布置就绪了。
封建势力几乎是在她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这沉重的一击，不是通过贾母，也不是通过王夫人、凤姐，而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傻大姐儿加到她的身上的。不懂得隐瞒、只会说实话的傻大姐儿，在这里不自觉地为封建统治者充当了最直接的“凶手”。
当傻大姐儿在林黛玉的面前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时，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个少女的脚下抽去了。她的全身像在无边的空茫里飘浮、下沉、散失……是的，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神志，也失去了悲伤和眼泪。我们看到她只是在那个沁芳桥畔“迷迷痴痴”地走着，“像踩着棉花一般地”走着，“信着脚儿”走着，走过去又“往回里”走着……
像一片落花，林黛玉飘落在人生的风暴里。
然而，从这个纤弱的少女身上，又是突然升起一种甚么力量，来迎接、支撑、抗拒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一击！当紫鹃赶过来问她到哪里去时，她答道：“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好搀着她走到贾母的门口：
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身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
说不清的悲痛与愤懑，一齐涌塞在这个少女的胸口。而这一切，都变成了“笑”！生命的火把，在那最沉重的一击过后，不是黯然熄灭，而是更旺盛地燃烧！
可怜的林黛玉已经耗去太多的精力，她的心站着，身体不得不倾倒下来。这个永远追逐着爱情、追逐着生活中的美和诗意的少女，终于在人生的途程上艰难地走了一大圈之后，又仍然被驱回到这个严峻的现实面前——这就是那一社会给妇女所规定的铁律：不准有爱情，只能遵守封建礼教，服从命运的安排！
是的，横在林黛玉面前的只有这一条生路。但是，在这条生路的面前，难道可以低下头来么？这个少女的全部性格好像立即向我们回答：不能，不能，宁死不能！果然，她毫不犹豫地祈求死亡。
但是，就在死亡临近的前一刻，她也没有停止过对现实人生的抗议。她甚么都不愿意留在那个可憎恶的人间了，凡是曾经用自己的心灵所温暖过的东西，都要随着她一同离开那个世界。她撕毁象征爱情的旧帕，又把自己灵魂的歌谱——诗稿投入盆火……
要是可能的话，她也许会把那个世界也一同投入熊熊的烈火吧？
这个少女，她有太多的怨恨，可是她不知道朝哪里喷射；她有太多的话语，可是她不知道向谁去诉说。她最后离去时，只喊出了这样一声使我们感到加倍沉重的话：“宝玉，宝玉，你好！”
她死了！大地沉沉，四周是这么寂静，“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在这一瞬间，我们不禁忘怀一切。呈现在眼前的，只是这一死亡的肃穆、沉重、还有那令人深思的力量。……
是的，死亡不是真正对抗黑暗势力的解放道路；但是让我们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说吧：
“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10]
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林黛玉用她短促的一生，唱出了中国妇女的悲歌。
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是的，这未免显得有点恋爱至上主义。可是，在那个墨黑如漆的历史长夜里，像她这样一个幽禁在封建铁槛内的少女，除了从自身引出爱情的火光来照亮她的人生之外，又能更多地想到和做到甚么呢？爱情，是她在生活激流里所碰到的一根浮木，她不能不用全生命的力量抓住它，并且一旦抓住之后就怎么也不肯松开手来了。
可诅咒的时代，从她的手中打落了这一根浮木，于是造成了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
也许人们要问：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假如能够达到婚姻的结局，又将怎样呢？是不是这一悲剧就将完全改变呢？譬如，当决定婚娶的时刻，贾宝玉不是恰恰处于那样的昏迷状态中，而是可以神智清醒地辨认一切，岂不是凤姐的“奇谋”就无法进行吗？贾母不是也要真的感到“作了难”吗？既然贾宝玉误以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就急得昏迷过去，难道他可以平平静静地让贾母给他娶上其他任何一个少女吗？既然贾母、王夫人等又以这个“命根子”为不可或失的“福气的材料”（鲁迅语），难道当贾宝玉为爱情而不惜付出生命时，他们不要考虑考虑这其间的得失吗？……真的，那样一来，事情将要怎样发展呢？具体的情形，我们且不去预料，但有一点却可以预先肯定：悲剧的内容仍然不变，只不过是采取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而已。——即使是林黛玉和贾宝玉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个青年人结婚以后，将怎样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安排他们的生活。“孤标傲世”的林黛玉，难道可以永远坐在满架图书的旁边，过着她那灵智与诗情的生活？她将怎样来恭行那一社会对于一个出嫁后的妇女所要求的一套“妇顺”之礼和中馈”之责呢？既然，林黛玉即使为了爱情也不肯在贾母、王夫人等面前去献殷勤、讨欢心，难道她可以为了做媳妇而改变她的这种性格吗？特别是处在那个“说不出的烦难”将更厉害的荣国府中，她和贾宝玉又怎样才能够保持住小夫妻生活的平静呢？……这一切，都是新的问题、新的冲突、新的痛苦。而最后，仍将走向悲剧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结局而已。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这必须是一块对人类的灵智和诗情、对妇女的解放和婚姻自主予以充分尊敬的国土，必须是一块可以让正当的自由和合理的生活要求得到伸展的国土。总之，必须是一块与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等大相违背的国土。——是的，这样的国土，距离林黛玉所生活的时代太远了。她不仅不能用脚步走到，而且也不能用头脑想到。
因此，林黛玉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11]。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这一悲剧，在爱情上找到了最充分最强烈的表现形式。
十一
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印人心、最富有艺术成就的女性形象之一。人们熟悉她，甚于熟悉自己的亲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琴弦一般的回响。林黛玉像高悬在艺术天空里的一轮明月，跟随着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走过了他们的一生。人们永远在它的清辉里低徊沉思，升起感情的旋律。
的确，在我国文学史上（至少在鲁迅以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曹雪芹这样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并且能够这样深刻地发掘她们的美丽、诗情、希望和痛苦。是的，那一时代的哭声和悲愤[12]，曹雪芹是用女性的典型来体现的。我们觉得这样的艺术创造，不仅有着广阔的现实基础，同时还有着这样深长的意义：从那一时代最柔弱、最受历史限制的人们心中所发出来的抗议之声，不能不显得异样的感人和引人深思。
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闪烁着爱情光彩的女性形象。但无论是待月西厢的崔莺莺，还是泣血还魂的杜丽娘，无论是焚香拜月的王惠兰，或是扑坟化蝶的祝英台以及仙山盗草的白素贞等等，一与林黛玉比较起来，就不禁在艺术上黯然失色而显得缺乏饱满的血肉。它们不仅没有能够像林黛玉那样地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轮廓分明、概括深广、有着丰富内在精神面貌的性格；同时，这些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意义也没有达到林黛玉那样的深度。《西厢记》、《牡丹亭》所表现的爱情，基本上还不是与封建制度、精神道德发生根本冲突的爱情。所谓“她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温良恭俭”[13]，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14]等等，都是把爱情建筑在夫贵妻荣”的思想基础和生活追求上。《梁祝》与《白蛇传》所表现的爱情，基本上也还是没有摆脱这样的规格。如果单纯从祝英台、白素贞在行动上的表现来看，她们似乎要比林黛玉显得大胆些、勇猛些，但那些行动（如乔装伴读、大战金山等）毕竟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幻想；而且，人物的行动与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与整个作品的思想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还要看它概括了多深多广的生活内容，以及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祝英台、白素贞要比林黛玉单薄得多，而形象的思想意义也不能不显得比较贫乏。
是的，单薄的、缺乏饱满血肉的形象，不能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
即使单纯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看，以开药铺为生、把爱情寄托在小夫小妻生活方式中的《白蛇传》，也还是把南极仙翁这样的正牌神仙，当成了爱情的救命符，并且最后又以状元及第的封建陈套来冲淡了爱情的遗恨[15]。……
《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显然有着更进一步的社会思想意义。薛宝钗正是“德言工貌”式的佳人、“五花诰封”的追求者，但贾宝玉正是为此而宁愿去过冰冷的寺院生活；永远怀念着那个“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对他的人生主张采取同情或支持态度的林黛玉。
而林黛玉，也正是以这个从封建统治核心里背叛出来的“混世魔王”为她的平生“知己”，以这个不以现存的道德为道德、现存的荣誉为荣誉的“祸胎”为自己的终生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在这一爱情上的生活理想、生活追求，是既不能从曾经引导他们走向叛逆的《西厢记》、《牡丹亭》里面，也不能从现实生活里面找到现成的根据，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这是属于前进中的历史上的东西。——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这就是为甚么我们总是在林黛玉这一典型性格中，感到有一种区别于崔莺莺、杜丽娘等人物形象的地方。或者说，有一种以前的作家所没有达到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时，严格遵循并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因而在人物性格中有着更深、更广的艺术概括，有着更多的超过作家自己所能认识到的形象意义；而且还因为：曹雪芹是生活在一个毕竟要比王实甫、汤显祖向前发展了的历史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进入末期，“康乾盛世”已经掩盖不住各种衰象的暴露；在社会的深处正在酝酿着新的动乱。
是的，“时代需要自己的奴仆”[16]；处于封建社会总崩溃前夕的曹雪芹，以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敏感，充当了这一时代的最好见证。的确，也只有像曹雪芹这样“痴”的天才，才担负得起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艺术使命。他十分深刻地反映了那一阶段的历史面貌、历史情绪、历史心理，以及那种几乎无法看到、抓住，只能用感觉来认识的时代气压——悲沉的、没落的时代气压；即使是“花柳繁华”之地也无法掩盖其趋向衰落的时代气压！
作为一个悲剧形象，林黛玉正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产物。通过这一形象，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等挑起了广泛的怀疑。他带着一个没落贵族的伤感，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社会是如何以它的整个结构，来隐秘地、巧妙地、“仁慈”地毁灭着人；毁灭着青春、智慧和诗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切都是这样的昏沉和愚昧，没有一点人的气味。几乎没有甚么东西，即使是活生生的死亡，也不能惊动那像死尸一般的僵冷和麻木。
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死亡，曾经使存在于那两个家族之间的愚昧仇恨，得到了“凄凉的和解”。当凯普莱脱向蒙太玖说：“啊！蒙太玖大哥！把你的手给我。这就是你给我女儿的一份聘礼……”而对方回答道：“但是我可以给你更多的；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任何塑像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读到这里时，我们多少感到一点安慰。当林黛玉死后，贾母也“眼泪交流”地说：“是我弄坏了她了！”这一句话好像也透露出一点悔悟；但是，我们的这种感觉，还来不及在心里安放下来就又消失了。因为紧接着贾母还有这样一句话：“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这就是说，一切责任、一切罪过还是归于林黛玉自己。这在那时，持有这种看法的又岂只贾母一人？又岂只荣国府里的统治者？
是的，这个少女的死亡，没有谁为她的忠贞铸一座纯金的塑像，更没有使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之间得到任何的“和解”。几乎不用甚么证明就可以确信，生活中的一切仍是按照古老的陈规和积习在大地上进行。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个比朱丽叶还要落后、还要昏暗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停滞了几千年，而且还要延续好长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代，林黛玉的悲剧，几乎还是原封不动地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坟墓与子君[17]的坟墓之间，虽然在年代上有一个多世纪的间隔，但在社会发展的里程上却只有几步路的距离。
林黛玉没有冲出大观园，而子君走出了专制家庭，并且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这几步路，以及所说的这几句话，是用了多少的鲜血和多少的历史篇幅才提供出来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没有跳出那一黑暗社会的掌心，最后还是陷于毁灭。
从这里不难看到，林黛玉的反抗声音，是需要透过多么沉重的社会压力才能发出的声音！是的，这个声音，在今天听来不免显得低沉、显得柔弱，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
不过，从林黛玉的声音里，我们终于可以听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鲁迅语）
让我们为林黛玉燃起热烈的同情！
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
让我们通过林黛玉懂得祖国的过去，更懂得祖国的今天和将来！
1956年12月底至
1957年3月写毕
* * *
[1] 在《红楼梦》问题讨论中，我们觉得很多文章对此注意不够。
[2] 舒芜：《两百年前一对青年的悲剧》，载《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作家出版社。
[3] 日本村松暎《我对〈红楼梦〉二三问题的看法》（见《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有此一说。
[4] 引自《伦巴第漂泊记。路过阿尔卑斯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92页。
[5]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词句。
[6] 恩格斯语，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7] 《西厢记》中句。
[8] 鲁迅：《野草》。
[9] 很早以前，凤姐就这样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这虽是戏言，但善看风色的凤姐如果没有来头，是不会随便这么说的。又奴仆兴儿也曾经和尤氏姐妹这样谈到过贾宝玉的婚姻：“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
[10] 见《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1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2] 即书中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13] 见《西厢记》。
[14] 见《牡丹亭》。
[15] 这里所根据的是《白蛇传》在民间流传得较普遍的故事情节。至于《白蛇传》这一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情节的差异，就不在这里一一论及了。
[16] 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17] 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