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一切都美：容貌、服装、灵魂、思想。
——契诃夫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其天才的艺术笔触，满蘸着血和泪，创造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典型林黛玉；与这一人物对映，曹雪芹又以精雕细琢的腕力，刻画出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薛宝钗。
曹雪芹笔下的这两个少女，留给我们一个相同印象：都长得非常美丽；但她们又在我们面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丰采与气质。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这两个女性形象，便引起人们热烈谈论的兴趣。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常常由谈论又转为热烈的争辩。还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为她们“遂相龃龉，几挥老拳”[1]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这种谈论和争辩，似乎一直没有感到疲倦过。有时，我们仍然会在生活中碰到。
的确，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种美，两种难以调和的美。
但是，在这两种美之间，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美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仿佛故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读者，让人们去引起剧烈的争论。
原来，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单纯的美的问题，在那一时代里却是一个内容深刻的社会问题。在这两种美之间，应该选择何者，曹雪芹虽然没有在书中作出正面的回答，但是，他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去回答了。——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为损害了这种美，犹豫苟安的贾宝玉，对封建贵族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薛宝钗是虚假的美，因为与这种美同居在一起，娇养尊宠的贾宝玉宁愿去过着冰冷的寺院生活。
曹雪芹在解决这个美学上的问题时，不仅是通过他的主人公，更是通过林黛玉、薛宝钗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身。在这里，曹雪芹显示出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独具的力量。他从历史的、阶级的深刻联系上，塑造出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他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少女，而且还有产生她们的社会，产生她们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从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中所感受到的是那个社会的阴暗和潮湿，以及那种令人郁闷的时代气息；那么，我们从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中所看到的，则是封建主义虚伪做作的本来面目，同时在它的上面又蒙盖着一层典丽大方、色泽悦目的外衣。
薛宝钗开始正是披着这件外衣，带着迷人的举止风范在书中出现的。
二
这个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最初来到荣国府时，人们对她的印象是：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在荣国府这样一个数百人口、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这样的赞声四起、上下皆欢，薛宝钗确实首先给了我们一个不平常的印象。
随着作者笔触的运转，我们渐次感到这一人物的轮廓分明起来。这个少女不仅善于待人接物，还善于理财治家、通晓庶务；并且“轻言寡语、端庄凝重”，生活上也是自甘淡泊，“不爱花儿粉儿的”；而她所住的蘅芜院，布置的简朴，连贾母看了也深赞：“这孩子太老实了。”更兼她纵览群书，多才博识，这就给我们补充了最初的印象，简直感到她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毋怪，这个“宜尔室家”的少女，不知曾经有多少人对她投射着倾慕的目光。
但是，仅从表面印象急于作出判断，常常是不正确的判断。而从庸俗的个人心理所发生的倾慕，更是不值一谈。
当我们读《红楼梦》时，愈读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对薛宝钗的印象不断加深，几乎可以感受到这一人物的呼吸；但是她只能占据我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关心和同情，几乎都被林黛玉吸引去了，被她性格上的真挚和深情吸引去了；而在薛宝钗的身上，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愈看得仔细就愈加分明的特点；这就是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样的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经过某种理智的雕琢或深心的考虑，并从而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稳重和平”以及人人称道的“贤惠”。
不但是贾母等人称道，连那个心地鬼祟、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嫉恨的赵姨娘，也唯独对她怀着衷心的赞美：
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
“会做人”，这确是薛宝钗的特点。其实这也是对她的“贤惠”所作的一种通俗的注解。但是，如果从这种“会做人”再仔细观察下去，就会发现这个少女不得不常常流于虚伪。的确，在那一社会里，“会做人”又怎么可以离得开虚伪呢？不过，薛宝钗的虚伪，它的特色之处，是一种几乎与真挚没有甚么分别的虚伪，与所谓“温厚贤淑”的“美德”一同出现的虚伪！
薛宝钗的“品格端方”、“深得人心”等等，在很多地方实质上正是这种虚伪所造成的效果。
由于薛宝钗的虚伪，始终是和她的“贤淑”如影随身地结伴而行，而且有时甚至是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自然习惯；因此，这个少女的由“会做人”而来的虚伪，便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暧昧的状态，并且因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而显出种种不同的形式。这不但更加令人难以识别，甚至觉得未可厚非。譬如对于封建家族“太君”的贾母，她懂得这个“老祖宗”唯一关心的事是如何更好地享福；如何在她有限的残年中，尽可能多地享尽那人间的富贵荣华；所以，哪怕是伪装的欢乐与世俗的吉利，也最能满足这个贵族老太太的心理。而薛宝钗正是迎合了这一心理，在这个“老祖宗”的面前表现了她的“会做人”。当她做生日时，唱戏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因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于是果然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贾母更加欢喜”。
也许，薛宝钗在这里的表现，是一种“敬老尊上”，如果说她虚伪，岂非苛责太过？但问题是，当我们联系她的其他许多表现来看时，就会发现她不仅在贾母的面前表现如此，在其他人的面前亦复如此。这已成了她待人行事的一贯作风。例如元妃归省时，命众人赋诗；贾宝玉迟未交卷，薛宝钗一眼便发现那草稿上有元妃不喜欢的“绿玉”字眼，便趁众人不注意的当儿，催帮宝玉设法改掉。后来，元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谜，叫大家分猜；她明明在心里感到“并无甚新奇”，但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她早猜着了”。这样的“故意寻思”，怎能不落入虚伪的做作呢？后来元妃赐给众人的东西，独她与宝玉的一样；看来，她的“会做人”还是自有好处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那一社会里，为了“会做人”，一旦碰到利害关系时，便不能不走向损人利己的途径，虽是“贤淑”的薛宝钗也不例外。有一次，她因追扑一只蝴蝶，来到滴翠亭旁边。无意中偷听到小红和坠儿正在那里谈私心话。她听完之后，忽然想起：“今儿我听了她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于是，她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这样一来，她便替自己巧妙地解脱了干系。可是，等她去远后，小红却拉着坠儿说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
有人认为薛宝钗在这里故意陷害林黛玉，但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她和林黛玉原是常常在一起嬉戏，而且此时她又刚从潇湘馆那边走来，所以在情急之中，不免叫出林黛玉的名字，不一定是出于陷害心理。的确，她在这里是否有意陷害，书中没有明确写出她的心理活动，似乎不宜过于肯定。但是，薛宝钗的这种行为，却至少可以向我们证明：她并非像她所表现的那样真心关怀林黛玉，因为一个人不会把自己认为有害的事，去让他所关怀所爱护的人来承担。关怀的感情，会立刻阻止她喊出那一声：“颦儿，你往那里藏？”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薛宝钗的这个“金蝉脱壳”，根本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即使她喊的是“凤姐”或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改变她这一行为的损人利己的实质。
薛宝钗所具有的这种虚伪的为人作风，如果仅仅是表现在以上所说的一些生活细节上也就罢了；甚至我们也还可以加以谅解。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里，在旧的历史的、社会的重重影响下，一个少女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合乎封建社会的做人标准，似乎也很难免不受到那一社会的污染。可是，薛宝钗的“会做人”，薛宝钗的虚伪，在它的里面还隐藏着阶级的实质。当金钏儿被王夫人一掌打得投井自杀时，她和袭人曾经一同听到这个消息。一闻此讯，即使是奴性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但她只是感到“奇”，并且急忙撇下袭人跑到王夫人处来。谁知连王夫人这个冷淡寡情的女人也禁不住良心的谴责，独自在那里“坐着垂泪”，感到“岂不是我的罪过”。可是，薛宝钗却走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猛一看来，薛宝钗是多么体贴人、安慰人，以致使人忘了这种体贴，对于死者来说是多么冷漠无情！再听她接下去又说：
姨娘也不劳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在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她的哥哥，那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对于人命也是这样看的：“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两相对照，说法上容有粗细文野之分，但其精神却是多么酷似！
我们从薛宝钗身上闻到这股铜臭气味，其实并不偶然；这与她出身于皇商豪富之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也正是她的“会做人”的另一特点。我们常常看到她“好施小惠”，正是这一特点的表现。她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有分寸地、有礼貌地施惠，既显得大方得体，而又达到“不加功于无用，不损财于无谓”的效果。譬如对于王夫人这样的人，原是无惠可施的；但她也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当金钏儿惨死之后，王夫人为缺乏葬衣发愁，想起林黛玉做生日时有两套新衣，但又不便说出口去要，怕她“是个有心的”。于是薛宝钗连忙表示自愿拿出自己的两套新衣，立刻帮助王夫人顺利地解决了这场“丧事”。这自然使王夫人要不断称赞她“贤惠”了。可是，她的这种“贤惠”，却在无形中反衬出林黛玉的不贤惠。
当探春发起举办“海棠诗社”，临到史湘云作东道。她知道史湘云的家里扣得紧，拿不出多少钱来；于是便从哥哥的当铺里要来几篓螃蟹，替史湘云设计了一个如她自己所说的“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东道。而这几篓螃蟹不仅赢得了史湘云的一颗单纯爽直的心，更由于史湘云的诚实，终于对众人说出：“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结果还是归功于她，并引起贾母的称赞：“我说这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可见，真正得到“便宜”的，还是薛宝钗自己。
贾宝玉被贾政一顿痛打，躺在“怡红院”里养伤。林黛玉送来的是眼泪，而薛宝钗送来的却是一粒有实惠的丸药；最后终于把贾宝玉弄得“心中感动”。看来，即使是林黛玉也似乎中了她的惠”。林黛玉虽然时刻对她存着警惕；但纯真的聪明，终于难以抵敌虚伪的“会做人”。薛宝钗曾借探病为由，在林黛玉的面前先说了一番十分关怀体贴的话，接着便抓住林黛玉在荣国府中所处的孤零无靠的逆境，一面暗示她这样地常年生病“又不老又不小，成个甚么？”有意无意间加重了林黛玉精神上原是很重的负担；一面又做人情，送了她几两燕窝。终于使得林黛玉感动起来，说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并向她表示忏悔，责备自己原先误当她有心藏奸”，直把一颗赤诚的心向她掏了出来。
薛宝钗所以取得赵姨娘的衷心赞赏，其秘诀也是在于一个惠”字，即“送了贾环些东西”。那是她哥哥到南方去“经商”带回来许多笔墨纸砚、花粉胭脂以及虎丘泥人等物，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然后便“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厚谁薄”。这一送，果然连赵姨娘也叫好了。
对甚么人都好，都不得罪，这正是薛宝钗一贯的处世态度。其实，这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是对甚么人都不好，都没有真正深厚的感情。
然而，“任是无情也动人[2]。”作者借这句诗，是多么深切地说出了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啊！
以上所述，还不足以说明薛宝钗“好施小惠”的高明之处。她的这一手段达到更高度的发挥，还是在帮助探春理家的时候。探春想利用大观园的出产，弥补这个贵族家庭的浩大开支，在“兴利”的前题下，最难办的是如何去除荣国府中的贪污恶习。于是薛宝钗帮助运筹谋划，她懂得“好与”然后才能“多取”，因此便让出一些小利给那些管园的众婆子，这样不仅可以“除弊”，而且还可以刺激她们积极劳作，扩大剥削收入。她所采取的策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这一策略果然弄得人人服帖、个个称道，而收到“小惠全大体”的效果。
从这里，我们看到薛宝钗不仅是普通的善于待人接物，她还具有封建社会所称道的“治才”。这种“治才”，堪称势将倾倒的贾府的支柱。
薛宝钗在那个即将由盛转衰的封建社会里，也正是处处表现着支柱的作用。
谈到这里，我们感到一开始对薛宝钗的某些做人行事所作的那些分析，还不过仅是接触到这一人物个性的表面，必须进而探索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她那作为一切行为活动枢纽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充分了解薛宝钗的全部性格，认识这一典型的社会意义。
三
作家在塑造典型时，必须善于透过事物外部五光十色的表象，紧抓住它的真正本质；但同时又不一概摈弃表象，而是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多彩多姿地再现出来。对于人物性格真正本质的发掘，并通过它来概括一定社会历史内容，这在变态多姿的阶级社会里，往往显得异常复杂。因为这个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虚伪的社会，在统治阶级真正的面目之上，总是精巧地蒙盖着各式各样好看的伪装。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以饱和着血肉的形象活动在《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曹雪芹在塑造这一人物时，不仅仅是掌握了这一人物的某些外在特征，而且还深刻地洞察了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在错综复杂的状态中，在事物之间的多种联系上把这一人物描画出来，凸现出来。
成为薛宝钗这一典型人物根本的、灵魂的东西是甚么呢？那就是与她的美丽外貌和道德光泽同时出现的封建主义。
薛宝钗的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环境影响、时代因素和阶级根源，但同时又是通过她自己的特殊遭遇和独特个性表现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来到荣国府时，并不像林黛玉那样的孤身投靠，而是因为“探亲被留”；更重要的是因为当今皇上除了选聘妃嫔之外，还要在她这样出身“世宦名家”的小姐当中，“亲名达部，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而她正是来京参加这一竞选的。自然，她的眼光也就很早落到封建社会的最高顶端——皇宫里去了。
其次，她虽然也像林黛玉一样早年丧父，但不像林黛玉一直禁处深闺，却是很早就“留心家计”，“为母亲分忧代劳”，因此接触世面较多，懂得世故人情。史湘云不认识的当票她认识，探春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她加以嘲笑。她虽然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但却变得更加练达人情、精明处世，更加懂得如何巩固自己出身阶级的利益。从帮助探春理家中，已经可以看到她的这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表现中还深贯着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精神。当她问探春：“竟没有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论文么？”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是真有的？”她一听这话，立刻大为吃惊地说：“朱子都有虚比浮词了！”接着又说：“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最后又带着训诫的口气说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她所谓的“学问”，就是中国数千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绝对化了的孔孟之道，而她自己也分明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模范信徒。
贯串于薛宝钗一切行动中的正是这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与她所生活的时代——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所谓“康乾盛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清兵入关以后，天下既定，但民族斗争的烽火仍是余延不绝。清代皇帝为了收拾人心，消除反抗情绪，除了采取血腥的高压政策之外，还从精神上进行麻醉，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这就是一方面承袭明朝旧制，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用为束缚天下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又颁发谕旨，禁书毁书，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目为“小说淫词”，一律严禁销毁，同时大力提倡读经尊孔，推行封建道德。于是，那个以注疏孔孟之书和讲究“三纲五常”而出名的朱子，便受到清朝皇帝大大的赞赏；把他所建立的一套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哲学——“理学”，几乎捧到天上。康熙皇帝就曾经对臣僚说过：“日用常行，无非此理。”又谕大学士等：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3]。”此外，又敕令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行全国，并重用李光地、汤斌等“理学耆儒”。康熙五十一年，更把朱子抬进孔庙，尊为“十二哲”。
当时专制皇帝极喜爱的朱子，正是薛宝钗心目中的“圣人”。更从她循循善诱地劝诫史湘云、林黛玉恪守封建妇道，以及敦劝贾宝玉留心功名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等方面来看，她拥护封建秩序，固然有其阶级根源；但从她的“待选”入宫这一特殊情况来说，自然在她的头脑中也更为加固了那一套思想体系。这个少女俨然成了中国数千年封建道统的继承人！
薛宝钗不仅是封建主义的模范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在大观园中，她一有机会，就要传经布道，扩大其思想影响。史湘云、探春等曾被她征服过来自不必说，即如崇尚性灵，任凭感情燃烧的林黛玉也在她的责问与诱导下，被暂时征服过来。有一次林黛玉在行酒令时，念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词句，众人皆不在意，唯有薛宝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越出了封建主义的正轨。她毫不忽略这件事，第二天便把林黛玉叫到蘅芜院中，先用玩笑的口吻半真半假地恐吓：“你跪下我要审你。”继又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甚么？你只着实说吧！”在那个一再明令“小说淫词，严禁销毁”的绞杀一切民主思想的时代里，站在薛宝钗背后的是庞大的黑暗势力，林黛玉哪得不低下头来？她“羞得满脸通红”，满口“好姐姐”地央告她别说与别人，并作了“以后再不说了”的保证。聪明的林黛玉，竟没有想到反问薛宝钗一下，为什么她也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看来，薛宝钗似乎也感到这是需要防一着的，因此她先故装糊涂地说：“我也不知道，听你说得怪生的，所以请教你。”不过，这终是饰词，只能蒙蔽一时，终久要露马脚的，于是她便索性这样说道：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诸如这些《西厢记》、《琵琶记》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应当说，这一番话说得很真率，它使我们看到这个少女有一个“淘气”的、然而是可爱的童年；可惜它仅像电光一闪，瞬即消逝，接着又听她说道：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更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糟蹋了。……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宝钗在这里又以一个道学家的面孔出现，大讲了一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学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她幼年时代也像一般青少年一样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且被《西厢记》等“杂书”吸引住了，只是后来在大人的“打”、“骂”、“烧”下，才把“怕看正经书”的脾气改了。在这里，《红楼梦》深曲地讽谕了当时的一个黑暗现象——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禁锢和摧残。“打”、“骂”、“烧”，其实也正是当时专制皇帝的禁书、焚书和大兴文字狱的反映。而薛宝钗所说的那一番话，又正是体现了当时风靡一世的封建理学精神。那个被专制皇帝尊为“圣哲”的朱子曾说过一句名言：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4]。
所谓“天理”，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亦即薛宝钗所说的学问”；所谓“人欲”，则无非是那些企图突破封建束缚的生活要求或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亦即薛宝钗最怕移了的“性情”。从这里又可以发现薛宝钗的一个特点：她虽然也像一般大家闺秀一样受过严格的封建管教，但她似乎对此并无反感。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天理”已经战胜了“人欲”，因此她不但自觉地遵守封建教义，而且还要以此牢笼别人。
自缚而又缚人，这正是一切卫道者的典型特征。
然而，薛宝钗虽然循循善诱，却始终没有羁缚住一个人，那就是封建贵族家庭的“逆子”——贾宝玉。她对这个“多情公子”的一切“劝导”，所得到的却是一句唾骂：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
四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薛宝钗那一套贤淑端庄的待人行事作风，就可以明白无非是封建道统精神的具体实践，无非是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礼之用，和为贵”、“尊上睦下”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一类的修身齐家之道。
薛宝钗，这是一个披着大家闺秀美丽外衣的道学家。但她似乎比她所尊崇的朱子还显得迷人。
原来，统治阶级也并不希望它的拥护者尽是些面目可憎的人物，它很需要一些比较能够“克己”的君子，这样才可以笼络人心，消除阶级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也很重视并谆谆倡导那些修身之道。而那些往往为统治者所难以做到的“德行”，薛宝钗都一一把它完成了。她所以能够这样地守道不渝，并且做得如此出色；固然是由于她城府很深，在荣国府这样一个明争暗夺、你欺我诈的场所，不如此便不能立身其中；同时她的极力讨好上层，也未尝不是为了和贾宝玉有那么一段若即若离的爱情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她这样做是受着深厚的、系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指挥，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行为。而这一切，归根结蒂又是和“独善其身”那句话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看到薛宝钗在任何场合，总是既不得罪人，但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毛羽，唯恐损伤纤毫。当大观园内是非日多，一场查抄之后，她便立即悄悄地搬走。她就是常常这样地把自己暗暗置于是非之外。精明的凤姐对此看得很清楚，曾对她下了这样一个评语：“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这种远离是非而又无所谓是非的处世态度，实际上所是的还是己。同时这也是许多“装愚守拙，随分从时”者的共同特征。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薛宝钗处于另一环境，即使没有碰到贾宝玉这样的爱情纠葛，她也会照样如此待人行事的，而且会照样做得很出色。因此，本质上是利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是薛宝钗的灵魂，是构成她性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同时这也是理解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
正是因为薛宝钗涂抹了一层封建道德的脂粉，才使得她的虚伪、她的本来面目美化起来，而达到“其容有度，出言有章”的境地，处处不失为一个大家闺范的漂亮风度。
深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已经使薛宝钗渐渐失去一个少女的天真、稚气和单纯。青春的热情和光华，正在她的身上收缩、退却而表现为一种成年人的稳重和世故。从这个少女内心的深处，还使人感到有一个不寻常的特点：那就是只重实利不重感情。当柳湘莲与尤三姐演了一场血的爱情悲剧后，不仅是贾珍、贾琏这些人都感到“不胜悲悼”，而且连薛蟠也悲伤起来。这个花花公子不忘柳湘莲曾经救过他一命的情谊，满面泪痕地跑回来把这事告诉大家。可是，当薛宝钗听到这个几乎使人人都感到凄惨的事之后，只是淡淡地“并不在意”；而且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注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由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伙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往来几个月了。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礼似的。
是的，这个少女所“在意”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实利的事务。凡是与这没有利害关系的一切，看来已经很难打动这个少女的心。她几乎把人间的泪痕和血迹看得十分平淡；至于为此动感情，更是似乎一种多余的浪费了。
曹雪芹曾经描写到这个少女经常服食一种奇异的药品——冷香丸。看来，这一描写除了可以丰富情节以外，作家更寄寓了一层深意。的确，我们从薛宝钗的心理性格中，常常感到有一种排除一切感情跃动的冷。而这种冷，又常常表现为一种恬淡，有时又表现为一种朴素。在蘅芜院中，人们看到她的卧房好像“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就曾经称叹过她的朴素。但是，这样的一个“雪洞”式的卧房，不也正是反映着主人的内心世界么？
是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薛宝钗的内部深处。一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素净和冷淡，正冰结住这个少女的感情。因此，她像一尊石雕美人似的显得端庄而凝重，可是在这美人的内里，没有流动的热血。她“贞静”，但也是一种没有体温的“贞静”。
但是，我们如果以为薛宝钗永远是那么淡泊、那么“和平厚道”，那就又错了。一旦有谁触犯了她（哪怕是间接地触犯了她），她也会情绪激动地予以厉害的还击。如有一次，贾宝玉无意之间说出有人把她比作杨贵妃，用这个被封建社会目为“祸水”的女人来与她作比，薛宝钗自然是“不由得大怒”。但端庄的风格又似乎使她不便顶面发作，于是便“冷笑了两声”说：“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这一语便把身为贵妃之弟的贾宝玉狠狠地刺了一下。接着，她又借小丫头靛儿来向她寻扇子时，指桑骂槐地说：“你要仔细，我和谁顽过？你来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她们去！”结果又使贾宝玉“更不好意思”，林黛玉也因受到讥刺，“把脸羞红了”；而靛儿则做了她还击的牺牲品——惶恐地跑了。连一向很辣的凤姐看了也有点受不住说：“怎么这么辣辣的！”这真是以辣服辣了。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少女，薛宝钗这样地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而刺伤别人，似乎也可不必苛责。但问题是在于，她所保护的不单是自己，还有自己阶级的尊严。如宝玉被打之后，她来探伤；当她问起被打的缘由时，十分谨慎小心的袭人竟不慎地提到她哥哥的挑唆，这自然是触犯了她！于是，她一面替哥哥推卸责任，一面又落落大方地笑道：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甚么口里说甚么的人呢？”
这一番话，直说得袭人“羞愧无言”。可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在书中结识过她的哥哥，单从她口里的这一段话看来，还以为她的哥哥是一位诚实不欺、豪爽洒脱的人物呢，绝不至于会想到原来是那样一个恶俗不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
薛宝钗不但为薛蟠辩护，也为那个流气十足、几乎为人人所不齿的庶生公子贾环辩护。贾环和丫鬟莺儿等掷骰子玩，输了耍赖，莺儿不依，薛宝钗便“嗔”莺儿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莺儿忍不住申辩，她又“不等说完，就忙喝住”。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薛宝钗对是非曲直并不是很关心，只关心维护自己阶级的尊严，而出言吐语又是显得那样的不失大家风度。
的确，荣国府中那些站在封建统治界线以内的人物，无论是正统尊严的王夫人、也无论是精明锋利的凤姐或者是道貌岸然的贾政，与薛宝钗比较起来都不禁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她真无愧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难怪她借诗言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葬花诗相反，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唱出了乐观主义精神。
不过，较之凤姐、王夫人等人，薛宝钗还不是那样的面目可憎、令人生畏。有的论者把薛宝钗说成是一个老谋深算、曹操式的人物[5]，其实大可不必。她到底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少女，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些没有被那一社会腐蚀尽透的东西。她虽然工于心计，但还不像凤姐那样的阴狠毒辣。她虽然受封建礼教的熏陶甚深，但也附带受到一些好的文化教养。在她看来，《西厢记》等固然是不可看的坏书，但她并不像贾政那样的连《诗经》都不要贾宝玉读，因此她对香菱的学诗，并不过于阻止，而她自己就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修养，这不但使她和夏金桂那样鄙陋横蛮的富家小姐有所不同，而且还带着一种大雅雍和、博学多才的风度。至于她的持重、大方、惠人等等，如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未尝不是可称道的美德。
曹雪芹并不是按照“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6]这个简单肤浅的公式来塑造人物的。在薛宝钗的身上，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少女所有的一切。她并不是天生的“会做人”，而是因为她所尊奉的封建主义本质上是虚伪的、做作的，因此她也不得不如此；虽然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至此可以看出，《红楼梦》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深刻地表现出僵腐的封建教义已经把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荼毒到近乎麻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薛宝钗也是一个受害者。
是的，我们与其否定薛宝钗，不如否定产生薛宝钗的社会。这个少女也有她的不幸，那就是感染了时代的病毒。但医治她的疾病的，并不是“冷香丸”，而是需要有一颗对生活、对理想、对“人的解放”像火一般燃烧的心。
可是，在这个少女的心上，却被癞头和尚套着一把“不离不弃[7]”的金锁——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
五
对薛宝钗的思想性格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谈到这一重要方面，即她在《红楼梦》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复杂关系了。
薛宝钗一来到荣国府，就使宝、黛之间原已在“两小无猜”的纯真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爱情，立刻敏感地紧张起来；尤其是林黛玉最先感觉到这种紧张。当薛宝钗的一套待人行事取得上下皆欢时，书中曾这样写道：“黛玉便有些不忿，而宝钗却浑然不觉。”这种“不忿”，正说明了林黛玉的紧张心理；而薛宝钗的“浑然不觉”，也许是因为初来荣国府，她的心思还放在皇宫里吧？所以她一见宝玉之后，并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立刻在心里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当然更没有燃起爱情的火苗。
等到时日稍久之后，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慢慢对宝玉有了爱情了；这是在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之后，她来探伤时，由于一时说话太急而透露出来的。当她看见宝玉的伤势很重，情不自禁地叹道：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太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
这样的控制不住真实感情的跃动，在她还是非常少见的表现。
其实，她对贾宝玉也不过是仅有这么一点欲露还藏的爱意罢了，并无真正强烈的爱情。她之所以会对贾宝玉发生爱情，一方面是因为她到底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8]，终于冲出了她心里那一道封建主义堤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贾宝玉是“诗礼簪缨之族”的荣国府的继承人；又是这样一个人品、才智都不差的可以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物；而且也是在大观园里唯一能够找到的爱情对象。
但是，活动在这个少女心里的爱情，并没有随着真挚的感情而汹涌奔腾起来。牢固的封建礼教观念，阻挡了爱情的流泻。而贾宝玉又偏偏绝意仕途，“痴顽”得难以点化，在她看来只是一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而已。这与她所抱的“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志向，似乎是难以匹配了。所以，在她看来，这个宝二爷又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并非十分理想的爱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她和贾宝玉之间常常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表现。
不仅如此，在接触到爱情的纠葛时，她甚至还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或警戒的态度。如有一次她往潇湘馆去，看见宝玉先去了，便抽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再如有一次她在贾母那里碰到贾宝玉，书中这样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话，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于此可见，很多《红楼梦》研究者都认为薛宝钗处心积虑地在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以便当上宝二奶奶；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确切的、简单化的。连香菱都曾这样说过：“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贾宝玉），我不如宝姑娘远矣！[9]”但是，薛宝钗的那种“总远着宝玉”的心理状态，与她去探伤因失言而流露出来的爱情，是不是难以理解呢？如果深加分析，又是极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原来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正像这一人物本身一样，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爱情，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与反封建的生活要求互相冲突而又通过别种原因勉强统一起来的爱情。她既不愿意随便放弃这种爱情（因为还希望贾宝玉有转变的时机），但也并不积极追求这种爱情（因为看来贾宝玉是这般地难以醒悟）。更何况在她看来，爱情比认字读书更是大大违背了女孩儿的本分！
然而正像她嘴里虽说“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其实还是做诗写字一样；当她感到爱情有失去的危险时，特别是封建家长看中某个少女有为宝玉谋婚的迹象时，又会在她“贞静”的心中忍不住发出嫉妒的、不平的声音。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立刻得到贾母的喜爱并要把她“说给宝玉”时，薛宝钗曾经这样说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她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她又对薛宝琴说：“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气？……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这是多么露骨地表现出她那又忌又羡又忿的心情。总之，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就是表现得如此不纯，如此矛盾。这种若即若离、似冷似热的爱情态度，正是深埋在薛宝钗心里的矛盾的具体反映。
这种复杂的矛盾，可以说一直到她与贾宝玉结婚时，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后四十回补书在有些地方是处理得比较得当的。如当议亲已定，立即成婚，薛姨妈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她时，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显然她是有些预感到当了宝二奶奶之后并不是很幸福的。以她的聪明懂事，以及当议婚时贾府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种种衰败迹象，她是有可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不如意的婚姻的。但是，纵然如此，她并没有任何“非礼”的言行，更不用说有何抗拒了。这固然是因为她和贾宝玉还有那么一点爱恋之情，更重要的是：她是始终以封建道德礼法为思想行动的准则。因此当薛姨妈征询她对这段婚事“愿意不愿意”时，她不但拒绝自主，而且还责怪了薛姨妈一通：“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么由起我来？”
可见，薛宝钗不仅是一个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而且还是一个不惜殉之以身的卫道者。
所以，与其说薛宝钗最后嫁给贾宝玉是恋爱上的胜利，还不如说她最后怀着守道者的心情，嫁给了她所认为懔然不可触犯的封建主义。
有人认为这一婚姻是“薛宝钗争取得来的‘现实’”，所谓“争取”的内容，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宝玉夫人，爬到贵夫人的宝座上去”。[10]这样的分析，是不完全符合这一人物性格的内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削弱了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要当贵夫人，在薛宝钗说来并非难事；以她的身家门第及其社会地位，将来的许配不是宝玉，一定也是另一位王孙公子。至于“一家之主”，这用来衡量凤姐倒还恰当；凤姐确是一个热衷于“一家之主”的管家婆。但是，凤姐比之薛宝钗显然还是志量小了一些，只不过是一个关在贾府门里的、受到人人嫌恶的某一方面的弄权者而已。而薛宝钗的志量要比这高雅多了，她的理想乃是沿着封建社会所规定的道路，登上那一时代一个女人所能取得的极高宝座上去（即所谓“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只可惜的是：最后正是这个封建社会对女人所规定的一切，无情地辜负了她的这一理想，而把她推入在那个时代讲来是万分可怕的守寡、抄家、衰败的深渊。
薛宝钗一直到最后，也许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吧，都没有发现或者感觉到自己也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笼里。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原来，吃人的社会制度不仅吃被剥削的下层人民，有时也吃它的忠诚拥护者啊！
如果仅从薛宝钗“并未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11]这一现象看来，似乎也能同意何其芳同志所说的：“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然而，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尤其不能是问题的全部结论。
是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少女，薛宝钗也有值得引起我们同情的地方。她虽然是端坐在封建主义的銮舆上泰然而行；其实还是封建主义驾驭着她自己，而且最后终于把她压碎了。可是，尽管封建主义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或者说，她是那么始终不懈地肩负着封建主义；但从这个少女的心底，却听不到一丝与那一社会互相摩擦的声音，也更无一声怨言。现实生活虽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启发过她去认识那压在身上的礼教重轭，可是这非但没有使她背离封建轨道一步，反而更加靠紧了；即使是在与她切身有关的婚姻问题上也莫不如此。尤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她是那样心境舒坦地处在那个社会里的一切生活中，如有一次家常取乐，贾母命制灯谜，很多人都因贾政在座而深感拘束，独她感到“坦然自若”。她不仅和那个社会感不到有甚么抵触，而且是水乳交融，非常相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构成薛宝钗性格的决定性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还要继续沿着固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当她还是一个未曾出阁的闺女，当她的身上还闪发着青春少女的风华，这种倾向以及她所具备的一套才能，也许还看不出有甚么大的作为；但若换上另一种情况，使她足以伸展怀抱的时候，其作用也许就难以逆料吧？……
因此，对于薛宝钗，我们一方面看到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她又是一个为巩固封建制度而牺牲的牺牲品。对这一人物，不能是单纯同情，更不能一味赞美，而是应当有所批判，有所否定。
总之，既是守道者，同时又受害于所奉守的道，这就是薛宝钗的悲剧，一种缺乏感动力量的悲剧。
六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写得极其丰满、极其深刻的人物形象。她和林黛玉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度和气质：一个重理智，内心是冷静的，一个重感情，内心是热烈的；一个随分从时，崇尚实际，一个孤高自许，赞美性灵；一个是持重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个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如果孤立地来评价这两种性格，似乎难以遽下判语。但评论人物不能离开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要看它沿着甚么方向发展，是否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致。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旧时代里，前者往往容易讨好，后者每多遭厄；因为世俗总是宁取圆通的做作，而排斥鲠直的率真。“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所留下的沉痛的生活箴言。
总之，这两种典型性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常常引人想得很深很远。
曹雪芹在塑造薛宝钗这一人物典型时，思想上是表现着某种矛盾的。作家对这一人物既怀着深讽、又怀着赞叹与同情。在不少地方，对于薛宝钗的“贤”以及她的美丽、才华等等，是曾经作过一些正面描写的；而对于她的另一面——本质的一面，用笔似乎常常比较含蓄。当然，着墨深微、笔致婉曲，是曹雪芹惯用的艺术手法，他不是采取单线式的简单手法来处理人物。不过作者所声称的“贤宝钗”、“停机德”、“山中高士”等等，我们也还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种反语。而所谓“怀金悼玉”，更是明显地流露了作者对薛、林两人都有着思念的感情。这种感情不能不使得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人们一不小心，就几乎迷失在她的许多表面印象中，以至放松了对这一人物本质的探究。然而，曹雪芹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现实主义作风，那种“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的创作精神，对他的个人偏向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他终于深触到人物的灵魂，创造出富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使之成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礼教的一面镜子。
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是在于无比深沉地控诉了那个社会。他生动地指出：那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的命运，连它的忠诚拥护者也包括在内。
宝钗，宝钗，如果得到“好风”的“借力”，又何尝不能成为一枝宝剑！这是一枝以黄金为外壳并镂刻着美丽花纹的宝剑；一枝适于佩挂在蟒袍玉带上的宝剑；然而，这又是一枝终未出鞘而锈毁掉的宝剑！
是的，冷酷的时代，终于把这个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12]
1954年12月底写于北京
* * *
[1] 邹弢：《三借庐笔谈》。
[2] 这是书中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薛宝钗抓到的酒令签上的题诗。此诗出于唐代诗人罗隐的七律《牡丹花》。
[3] 《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
[4] 《朱子语类》卷十二。
[5] 这种看法，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旧时代就有人说：“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还有人把她和伪装谦恭的王莽相比。（见冯家眚：《红楼梦小品》，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6]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语，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7] 这是錾在薛宝钗随身所戴的金锁上的一句话。
[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9] 引自“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此数语为通行“程本”所无。
[10]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形象——林黛玉与薛宝钗》（载《新观察》1954年23期）。
[11] 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载195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12] 《红楼梦》第五回题诗云：“金簪雪里埋。”又云：“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