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及其在艺术上的表现
中国的原始宗教，乃是一种自然崇拜。相信万物同人一样，皆有灵，凡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草、木，莫不有神，而且各有其形象。集中表现此种信仰之书，为《山海经》。近代西南各地，如湖南、四川就具此信仰。而大凉山彝族祭山神之礼，尤与《山海经》相近。湖南宁乡发现铜器的情况，亦此种信仰的表现。
通乎人与神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人，名曰巫。巫通神鬼，预知吉凶祸福。为人祈福禳祸，亦为人医病。古之巫多兼医，《说文》医字从巫。《山海经》为巫书，亦为医书，此种宗教，可称为巫教，在我国从上古到近代，上下俱通行。商代有巫咸、巫贤等人，从甲骨文中可看出，从《诗经》、《左传》中亦可看出。汉武帝系一雄主，但笃信巫教，《汉书》本纪中有许多记载。汉末五斗米教用符水为人治病，实际上是巫教，后来杂合一些神仙家言与黄老家言，发展而为道教。
神话所自出，与原始宗教同源，亦相信万物皆有灵，但与宗教有本质上的不同。宗教是消极的，向自然屈服的；神话是积极的，要解释自然，进而要征服自然。中国古代神话，在《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诸书中记录最多。
神仙家言起于战国时燕齐之地。盖由于见海上缥缈云烟、海市蜃楼，发生幻想而产生者。作神仙家言之人，讲究求不死之药，炼黄金，祈求长生不死，后发展至希图白日飞升，虽含原始科学在内，然仍是一种追求个人享受、个人幸福的思想。据亦此家言者，秦皇、汉武笃信之，曾百计以求。但二人均失败，自此以后，人主不复深信。此一家言，始通行于少数上层人物中，未普及于民间。
阴阳家言亦起于战国之世。所谓五行、五德相生相克之说，最初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后来为儒家所利用，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改正朔、易服色、封禅等事，即根据阴阳家言而出，再与儒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说相结合而发展为天人相应之说，与巫教预知休咎吉凶之说相结合而发展为谶纬之学。此一学说，在汉代始终为统治阶级所拥护，直至清代，亦未消灭。
以上四种学说，各有一来说，各自成一系统，在汉以前，混淆之时极少。至汉武帝之世，始将四者混淆起来。汉武帝既信儒生之言，封泰山，禅梁父，立巫祠，又祠仙人。《山海经》神话中戴胜虎齿之西王母，成为有长生不死之药的神仙，且为东王公之配。神话传说中的黄帝，亦成为乘龙上天的神仙。
以上四种学说中的人物禽兽，在汉画中各有表现。如自然崇拜中山神的形象——人首鸟身、人首龙身的奇禽异兽等。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人皇九头、后羿射日等故事，均见于汉画像石上。如神仙家言中的东王公、西王母、有翼仙人等象，见于画像石上，见于铜镜上，亦见于错金银之铜器及漆器上。至于阴阳家言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则石刻、砖瓦、铜器、铜镜，几乎无处不有。最有趣的，画家将四种学说中的人物禽兽杂合成大幅场面，以生动巧妙的笔法表现出来，使观者不感到有严肃的宗教气息，而只看到自然界伟大瑰丽的景象，呼吸到其活泼和谐的气息，此汉代画家最伟大的成功处。
佛教传入东土，以上四种学说，在人的心中，或者退居次要地位，其统治地位为佛教所取代，或者与佛教思想并行不悖，其绝对排斥佛家思想者，不过极少数人而已。其原因盖由于佛教对人生死问题，给予较实在、较圆满的解答，而给人将来的希望，亦不似神仙家言者的遥远。随着思想信仰的巩固与发展，艺术亦相应而突起。自汉以后，佛教艺术之勃兴，有由来矣。
佛教艺术，也继承了我国古代艺术的传说，如许多大幅画，其处理方法，颇似汉画。
二、佛教在江南的突盛
江南主要指江苏、浙江而言，湖南、四川等地情况，不甚了解。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当在西汉之时。《后汉书·光武王列传》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其奉黄缣，白纨赎罪，明帝诏报之，事在永平八年（65年），尚在白马驮经至洛阳之前。楚王英所在地，约跨今苏皖豫鲁诸省，在淮河之南北。永平十三年（70年），废徙丹阳泾县，在今南京西南安徽辖境，明帝仍加优遇，赐汤沐邑五百。从之南徙者数千人，佛教或因之益流布江南。明年，英乃自杀。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笮融起浮图祠事，《后汉书·陶谦传》有同样记载。融所建浮图当在下邳，即今之古邳镇。融为丹阳人，斋佛于此，必有其原因，而所新建的浮图，远近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影响可能及于江南。
汉代遗物，有佛教影响之迹者，江苏未发现，山东及四川有之。从孙吴时起，佛教开始在江南兴盛。汉献帝时，大月支人支谦（其祖父法度以灵帝世率国人数百至洛阳），与乡人数十奔吴，孙权拜为博士，于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二年中（253年），译《维摩诘》等廿七种经，卒于建邺。又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父移交趾，会赤乌十年（247年）至建邺，孙权为建佛寺及塔。寺名建初寺，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北；塔名阿育王塔，在报恩寺附近，是江南寺及塔之最早者，会居寺中译经，以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卒。
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世主好佛者甚多，梁武帝尤甚。计自孙权时起，至陈亡时迄，高僧东来，著名者近三十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佛祖历代通载》、《开元释教录》、《出三藏记集》等），其从来之地，有天竺、迦维罗卫、交趾、扶南、月支、罽宾、康居、西域等地。其所到之地，主要是建康，亦到广陵及虎丘。其经由之路，或自长安、洛阳南下，或自蜀东下，或从海道先到青州、广州等地，而后达建康。
西行求法诸僧，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等。
南朝佛寺之盛，杜牧之诗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句，陈作霖著《南朝佛寺志》一书，记载有寺名的27所，其中梁为最多，此单就建康一地而言。据项慈园《浙江的佛教》一文，六朝时浙江建的寺院，计199所。
自隋迄清，建康始终为佛教中心之一。
三、江南现存的重要佛教艺术品
所谓重要佛教艺术品，指较巨型的雕塑而言，小的铜造像等（虎丘塔内一两件除外）不在此内。
当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诸石窟开凿之时，亦正江南佛教兴盛之际，惜在江南，此类艺术宝库存留者绝少。佛寺壁画，今已荡然无存。在江苏北部，有徐州云龙山兴化寺内石佛，为一座高三丈二尺余的半身像，系就山岩的巨石刻成。此座石佛，据《旧五代史》卷十二《朱友裕列传》及卷十六《葛从周列传》，均载：“□□，朱瑾之兵阵于彭门南石佛山下”，时当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则唐末已有此石佛。再据宋《苏颖浜集》中《魏佛貍歌》云：“魏佛貍，饮泗水，……卷舒三军如指使，奔驰万夫凿山嘴，云中孤月妙无比，……青莲湛然俯下视。击钲卷旆抽行营，北徐府中军吏喜。度僧筑宝依云烟，俯窥城郭众山底。”又贺方回和张谋甫《游石佛山诗序》云：“南北史彭城图经：‘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侵，至瓜步，筑宫驻跸，声欲渡江。……明年春，旋师渡淮，复留连徐方，再旬始北去。在彭城南五里，因山□佛，高十许丈。’”按太平真君十一年，明年为太武帝正平元年，即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灭佛，后四年，雀浩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于中兴，然禁稍宽施。石佛造成后，后人在其两侧依自然的峰崖继续雕造，造成一排一排的浮雕佛像。据像旁的题字，有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七月、唐开元廿二年（734年）五月、唐乾元三年（760年）四月、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宋政和七年（1117年）等。造像的题字，有的为皇帝、皇后求福，有的为自己的父母、妻子求福，有的为河西行人求保佑，其官衔有大将军、轻车都尉、左金吾卫等，惜人名模糊，不能辨认。雕刻的形式有山峰、瀑布、洞穴、岩窦，各种各样的佛像错落布置其间。故清康熙十四年祖文明记云：“龛山为宇，削峰成相，四壁巉峭，阿罗汉、诸天、龙女历落岩窦间，天然如画。”有石佛殿，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宣德八年（1433年）毁于火，两侧造像受损甚大，幸石佛存。正统元年（1436年）殿重建，历成化、正德、万历、康熙、乾隆几次续修。咸丰时，为湘军驻兵之地，抗战时，日寇复驻于此，嗣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此修建碉堡、炮垒，殿及佛像损坏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将石佛殿重修，石佛像稍可看清楚的尚有72处，250余尊。
在江南的南朝石窟首推栖霞山（见笔记）。
浙江省新昌县南明山大佛寺中有大石佛像，传为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僧佑律师所造，《中国佛教画集》第80页有其照片。此大佛高十丈，两耳长七尺四寸，记称其“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为江南罕见的大佛像。今被五层高楼罩着，不易拍照。又南明山亦有千佛崖，所凿佛龛，传亦南朝时物。诸像都似经后代修过。
南朝陵墓前许多石刻，似亦曾受佛教影响，如神道石柱之莲花盘。汉代有画莲花的藻井，但未见莲座、莲盘等，六朝始有。莲瓣丰腴，已启唐代之风。
栖霞寺中有两尊佛像，一尊曾被盗至日本，日本大地震后退还，面貌清晰，似是南朝作品。
隋唐时代佛刻，主要存于栖霞山千佛岩，虽无题记，而其风格可见。又有唐代经幢存于无锡。甘露寺铁塔内遗物，已在《文参》上发表。
杭州西湖周围，从五代起，开始石窟摩崖造像，如灵隐寺前飞来峰，满山遍布石刻佛像，在摩崖上俱是大造像，洞中则小的居多。又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慈云岭、黄龙洞、龙井寺、城隍山、凤凰山、葛岭等地均有刻佛像。诸像最早的为五代时，如慈云岭南坡有晋天福七年（942年）吴越王所造像（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二），在飞来峰金光洞内有周广顺元年（951年）滕绍宗造像及周显德六年（959年）周钦造像，烟霞洞内有吴越王钱元瓖妻弟吴延爽的造像，石屋洞内有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到宋开宝年间（975年）的造像。其后宋元两代，各有增造，据记载大小无虑千数，有题记者不少。西湖周围留下来的石窟像和摩崖造像，规模虽不及云冈、龙门，但其时代为五代至元朝，正可弥补云冈、龙门之所缺，其意义及价值是重要的。惜许多雕像，经天然的特别是人为的破坏，业已五官残缺，四肢不全。例如飞来峰有元江南佛教总统杨琏真伽发起雕凿的佛像，将自己及另两僧之像亦雕凿在内。杨琏真伽在江南无恶不作，发掘宋赵氏诸陵及大臣坟墓，残杀平民，受人赂遗美女宝物，江南人恨之刺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杭州知府陈仕贤将三个石像打碎，命田汝成撰文记其事。清初，有蜀人张岱，寓居钱塘，作《岣嵝山房记》，自言：“一日缘溪走，看佛像，骂杨髡，见一波斯胡坐龙像，蛮女四五献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溲处，以报之。”现在飞来峰有一龛，在大弥勒的左方下面，中雕三个和尚像，可能是杨琏真伽及周僧国、剡僧泽之像，如此，则陈仕贤和张岱均误打矣（见浙江省文管会编《西湖石窟艺术》）。
在江苏最重要的五代遗迹，为栖霞山的舍利塔。栖霞寺在唐时与山东灵岩、荆州玉泉、天台国清世称四大丛林。寺前唐高宗御制明徽君碑，高正臣书，御书篆额于碑阴。寺在武宗会昌中废，南唐时又重兴。今千佛岩上有徐铉、徐锴及宋人题名颇多。舍利塔系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敕建，南唐高越等重修。1931年又修，大致恢复旧观，惟刹系根据一般唐五代塔的制度用水泥制成加上者。
塔在大佛阁右方，用细致的灰白石造成。八角形，塔身五层，并有栏杆，正面石阶二级。基坛下层平面刻波涛纹，其中浮沈龙凤、鱼虾、蟹鳖等物；立面浮雕石榴花及凤凰，石榴花一正一倒，中间一石榴，周围花瓣围绕，花外用带花纹联系，上层立面浮雕石榴及凤凰，平面浮雕八角连续图案。基坛之上为塔座，上刻覆莲，莲瓣上有阴刻花纹。塔座上复有一八角形坛，分上、下及腰二层，上下均刻石榴花、凤凰、狮子之类，前后角柱上各作力士，左右角柱上各作立龙，上承塔身。坛腰隔板内浮雕释迦八相图（见笔记），雕错极为精细，装完全中国式，手法细巧圆熟，精致而不甚深厚，与宋代相去较近。坛上刻仰莲花座三层，花瓣上阴刻细丽的宝相花纹。
莲花座上，为塔身第一层，全部作八角柱形。正面作户形，双门紧闭，门上刻铜钉兽环。西面为普贤骑象图，东面被毁（疑是文殊骑狮图被铲去）。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面均作半圆雕天王像，面目稍呆滞，但衣纹极流动。背面亦作户形，与正面户形相同，前后门两旁柱上，刻有《金刚经》四句偈。檐下斜面上各作飞天或乐天供养天人两体，肥胖多姿。其上出檐二层，上作瓦陇。塔自第二层以上，距离颇短，各面均作两圆拱龛，内刻坐佛，下有莲座，上作璎珞华绳。此塔形制美丽，雕饰精美，为一件相当完整的、价值很高的佛教艺术品。
苏州虎丘灵岩寺塔为吴越国新建，始建于五代末年，完成于北宋初年，1956年重修时其第二层内发现的经箱，有墨书“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入塔”字样。建隆二年是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961年）。虎丘塔内出土物甚多，其中铜造像三尊，石造像一尊，可看出当时风格。
宋代壁塑开始盛行。最重要的是吴县甪直镇南保圣寺的壁塑。按志书，保圣寺创于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宋熙宁六年（1073年）重修，明清又重修。今存有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经幢，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重立的。经幢原在山门内左首，今移至古物陈列馆内，馆系1930年在正殿遗址上所建。保圣寺罗汉原为十八尊，传为杨惠之所塑。惠之，唐开元天宝（713～755年）间人。1918年顾颉刚曾去访问过，1924年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特来考察，归著《塑壁残影》一书，谓根据建筑法式，保圣寺实宋代所筑，而寺中之十八罗汉像，亦与寺同时，大村去时，罗汉只存十二尊，现存九尊，较完整者只五尊。刘敦桢先生根据形状、装饰各方面，断定是北宋时代物。
杭州飞来峰宋代卢舍那佛会浮雕（见笔记）。
太仓黄泾镇古塔废基内出土的佛像三尊，供养人二身，均木雕。皆轮廓圆匀丰满，线条柔和，同出土的有一方政和元年（1111年）砖刻塔铭。
在杭州，元代雕刻颇多，而苏州天池山宋鉴寺的雕刻，尤为元代的代表作品（见笔记）。
宋元两代罗汉诸天雕塑像特别成功的原因，盖以佛像及菩萨像均有定型，到唐代已臻其极，不易再有发展；罗汉数量既多，初为十六，出于玄奘所译的《法经记》，后扩大为十八，再后扩大为五百（净慈寺在南宋时就已有五百罗汉堂），且定型不是那样严格，诸天亦然，造像者在雕塑诸像时，可以不多受规格的束缚，尽量发挥其聪明智慧，将世人内心复杂的思想情绪在造像上表现出来。
明代雕塑艺术，总的来说，比宋元且有逊色。然有特殊几处值得一提者。
报恩寺塔琉璃砖，是1958年发现的，明成祖为纪念其母，在南京聚宝门外造报恩寺塔，塔全部用琉璃构件构成，即所谓琉璃塔，为14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各琉璃构件表面，有的为装饰图案，有的则为佛教经典中的图像，厚重富丽，犹存唐代风韵，此与明开国时的伟大气魄相适应。
紫金庵在太湖洞庭东山西坞，四面环山。前殿两旁及后壁，共供罗汉及弥勒等共二十四像。左后壁的四像，是弥勒、关公等，当是后塑；右后壁像，可能亦后塑；惟左右两壁十六像，可能是原来的。诸像比例合度，衣褶流转自如，能表现质感。乾隆二十六年《紫金庵净因堂碑记》谓“殿中有十余应真像，怪伟陆离，塑出名手，余游于苏杭名山诸大刹，见应真像特高以大，未有精神超忽，呼之欲活如金庵者也。”诸像一般认为是明时。
江宁牛首山弘觉寺塔，为唐塔而明代重建者。1956年，在塔基层中央发现一圆洞，洞内出一鎏金喇嘛塔。塔下有四面雕刻花纹的须弥宝座，高16厘米，座正面刻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去龙。塔高35厘米。塔身有四个壸门，内有释迦、韦陀佛像等，上施有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座的下枋上前面刻有“金陵牛首山弘觉寺永充供养”字一列，后刻有“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字一列。在塔四周有宝罐、玉瓶、兽角雕刻的佛像等。
南通静业庵塑壁，是新近才发现的时代有争论的三件。
自宋以降，佛教艺术逐渐衰落，其原因不外以下四者：（一）国力强盛，国家富庶，至唐代达到顶峰，宋、元、明三代不如唐。宋及明逼于外患；元统治时间短促，且经济比较落后；清代前期虽可与唐并美，但其财赋用在其他方面，未用在佛教艺术上。（二）统治阶级积累了更多的经验，鉴于梁、魏的前尘，知道一心吝佛并不能使政权长久，要巩固国防，消除外患，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三）自韩愈辟佛以后，士大夫受其影响甚深；加以与海外交通的发展，新的思想不断输入，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宗教迷信思想因而逐渐衰减。（四）艺术多方面的发展，人们的聪明才智，从多方面发展出来（如士大夫之于绘画，劳动人民之于手工艺品），不集中表现于宗教艺术上。
总之，佛教艺术，不会再兴，对于已有的宝贵遗产，如何爱护保存，并学习其技法，攫取其有益方面，使古为今用，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曾昭燏本文写作年代失考。本文版本参照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