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旧名崇国寺，在北平西四牌楼北，与妙应、隆福诸寺同以庙市著称。往岁余僦居西城，休沐之暇，偶游此寺，自山门历金刚、天王、延寿、崇寿诸殿，均明、清二代所建，了无足异，唯崇寿之北，有千佛殿残壁，以木骨与土砖合砌，上施阑额至隅柱外垂直截割，颇类辽代遗构。归而稽之志乘，谓寺创于元初，与是殿结构未能符合，疑莫能释。迩来数至寺中，周访遗迹，摩读残碑，徘徊不能自已。因择其与建筑艺术有关者，偕陈明达、劭力工、莫宗江三君测绘摄影，勒为此篇。而寺之沿革与现状，亦摘要著之篇首，以资参证。
略史
寺之沿革，据《日下旧闻考》引《燕云录》，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陈过庭使金，自真定遣诣燕山崇国寺安泊。知崇国为金初旧刹，唯金以前无可考矣。金、元之际，寺与悯忠寺同毁于兵，事定后，耶律楚材疏请僧善选住持悯忠，寻之崇国。见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危素所撰《隆安选公传戒碑》[6]。但其后善选之徒定演另营寺大都，位于金城东北，称崇国北寺，所以别于旧寺也。北寺起源，据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赵孟頫所撰《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及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僧定演者，燕三河人，七岁入崇国寺，事善选为师，嗣游五台，还主上方寺，博观海藏，兼习毗尼，适崇国虚席，迎为住持，以讲《华严》受知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前后，别赐地大都，与门人叶力兴建，成大殿、经阁、丈室、廊、庑、斋、厨、僧舍百有余楹，是为此寺之滥觞[2,4]。但皇庆碑称世祖赐地，事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至正碑则属之二十二年。此外千佛殿内，尚有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碑，载是年二月，大都路僧录司，札付蓟州遵化县般若院庄田、水碾，归崇国北寺掌管[1]，北寺之名首见于此，视至正碑所载尤早一岁。岂其时颁赐频繁，挟刹之数，自般若院以次无虑二十余所[5]，碑文各据一部言之，致未获一致欤？嗣仁宗皇庆、延祐间（公元1312—1320年），前后赐钞三千余锭，增建山门[4]。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中书省参政速安及子曲迷夫不花于千佛殿后施建舍利塔[3]。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僧智学等又重修法堂、云堂及祖师、伽蓝二堂，与厨库、僧房、侍者僦房五十余间。复新建钟楼、法堂东廊庑、南方丈等30余间，历时六载始告厥成[4]。元代建置可考者约略如此。至于千佛殿内旧藏塑像二尊，传为元丞相脱脱夫妻，寺亦其舍宅所建。振生君《城西访古记》已辨其妄[7]，兹不复赘。
明代史迹，据现存天顺、成化、正德诸碑，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有西僧桑渴已辣者中天竺人，随贡使梯航至南京。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敕移此寺，授内监番语[9]。宣宗宣德间因旧更新[10]，四年（公元1429年）赐名大隆善寺[8]。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太监阮文等复兴修后殿、山门、廊房、方丈；四年（公元1439年）改称崇恩寺[9]。天顺间（公元1457—1464年）寺一部倾颓[10]。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命太监黄顺、工部侍郎蒯祥等大事兴筑，翌年工竣，授工匠张定住30人为文思院副使。事具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碑[10,11,12]及《宪宗实录》[13]。其时寺名复称隆善，其下更缀以“护国”二字，护国之名盖起于此。唯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碑，谓“昔为如提煨烬”，又似火灾事予以修治者也[14]。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敕西番大庆法王凌戬巴勒丹与大觉法王札什藏布居此寺[15]。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尚书李时等先后请撤少师姚广孝太庙祀典，移其神主、画像于大兴隆寺。十四年寺灾，复移此[16]。今寺后护法殿犹存传云之广孝木像与侍像二躯，唯画像于乾隆时已无可考[17]。世俗不察，谓寺为广孝影堂，亦误。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蒙古王公贝勒修缮此寺为圣祖祝厘，见御制《崇国寺碑》[18]。其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高宗行幸此寺，曾赋诗纪事[19]，但未闻修葺。此外，寺中炉、罄、云板之题记，有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数种。然清代修理记录见于碑碣者，唯康熙一度而已。今每月逢七、八日有庙市，自山门内夹道支棚为摊，百货杂陈，游人辐凑，至不能驻步。然记载所示，明季内城庙市只城隍庙一处而已。入清以后，东城隆福寺虽传为明代灯市之遗，而此寺庙市独无可考。仅据《日下旧闻考》，知乾隆时已有之矣[20]。
综上所述，此寺自定演创建以来，迄今650余年，经元皇庆、延祐、至正，及明宣德、正统、成化，与清康熙数度增修，蔚为巨刹。然考元代诸碑，其时主要建筑，仅大殿、经阁、钟楼、山门、舍利塔、法堂、云堂，及伽蓝、祖师二堂，似较现寺规模（插图1）不逮远甚。又以遗物推之，明以前者唯存千佛殿残壁，与舍利塔及元碑数通，皆萃聚于殿之前、后。其余北部护法、功课二殿，与南部崇寿、延寿、天王、金刚诸殿，及钟、鼓二楼、廊庑、杂屋，依式样判断，咸属明、清二代所建，而主要建筑属于明代者尤多，则现寺规模，决为明宣德、成化间增扩无疑矣。
插图1
现状
寺最外山门三间，单檐歇山，题“大隆善护国寺”，左、右垣辟旁门各一。门内广场中央，有康熙末铁制香炉一具。两侧旧有幡竿今俱毁，唯余夹杆石。
第二层金刚殿五间（图版1［甲］），内置金刚二，似为明塑。殿正面门、窗皆壸门式，壁面装障日板。外侧之梁、枋在梢间及山面大额枋下者，复施小额枋一层，与殿门同一制度。殿左、右夹以短墙，设东、西旁门。门内钟楼全圮，仅存鼓楼。附近旧应有东、西廊房分列两侧，今悉改筑若杂院矣（插图1）。
图版1［甲］ 护国寺金刚殿
第三层天王殿（图版1［乙］）祀四天王，抟塑之术较前述金刚尤劣。殿东西五间，中央三间于额枋下施雀替，无小额枋及槅扇，仍系门制。现屋顶大部颓毁，据梁架结构及残存天花、彩画、雀替（图版2［乙］）观之，殆明代所建。殿后旧有配殿，东曰文殊，西曰秘密；唯前者现已无存，后者亦依旧址改修，仅能辨其大概位置而已。
图版1［乙］ 天王殿
图版2［乙］ 天王殿雀替
第四层延寿殿，前为月台，台下列二碑，东碑题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建，西碑镌藏文；再前置铁香炉一具。殿本身面阔五间，进深显四间，后附抱厦一间。现殿顶已失（图版2［甲］），自外窥之，内部塑像倾圮略尽，壁画亦仅存西壁一部，俱非佳作。就斗拱结构及霸王拳式样，与裙板所雕三幅云推测，决为明代遗构（图版2［丙］）。又后抱厦之制，证以隆福、智化、碧云诸寺，与此寺崇寿、护法二殿，无不如是，殆为明代佛殿平面之一特征。殿东、西二侧各有廊房十一间，前接文殊、秘密二殿，后与伽蓝、无量二殿相通，自此向后，经大悲、地藏二殿，折至千佛殿两侧，包中央诸殿于内（插图1）。核之卧佛、隆福二寺，配列之法，亦皆符合。又据元虞集《东岳仁圣宫碑》：
图版2［甲］ 延寿殿
图版2［丙］ 延寿殿槅扇裙板
“作大殿，作大门……明年作东、西庑。东、西庑之间，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贵者。”
知明代北平诸寺，于大殿左、右，配列廊房与东、西配殿，互相衔接，实袭元代旧法，而元寺又胎息于唐、宋廊院之制，无可疑也。现伽蓝、大悲二殿遗址仅存，唯西侧无量、地藏二殿距新修未久，尚完整（图版3［甲］）。
图版3［甲］ 明成化八年碑
第五层崇寿殿，前庭置铁鼎一，次井二，次六角碑亭二，分列左、右（插图1）。东亭内藏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记》，石面漶漫，存字无几。唯西亭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72年）碑，镌满、汉、蒙古、藏四体文字，犹清晰可辨。月台前复有成化八年碑二（图版3），形制奇特，另详下文。台前及殿后各有陛石，所雕卷云纯属明人手法（图版5［甲］）。台上崇寿殿（图版4［乙］）面阔五间，进深九檩，后附抱厦一间。此殿之顶亦摧夷过半，前后、门窗现以短垣封塞，未能入内。据檐端斗拱观之，其柱头科所用单翘重昂宽度均各相等（图版5［乙］），而平身科蚂蚱头向后挑出压于檩下，如智化寺万佛阁之状，确为明中叶通行之方法。
图版3［乙］ 详部（其一）
图版3［丙］ 详部（其二）
图版4［甲］ 无量殿及廊房
图版4［乙］ 崇寿殿
图版5［甲］ 崇寿殿北面石陛
图版5［乙］ 崇寿殿斗拱
图版5［丙］ 崇寿殿菱花槅
第六层千佛殿，前构月台，再前为甬道，与崇寿殿后抱厦衔接。月台东侧三碑。前碑无字。后二碑（图版6［甲］）居东者，为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演公碑》，赵孟頫撰书，石质坚密，保存甚佳。西为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危素撰书《选公碑》，下部裂为三段，现以铁锭络之。月台两侧复有四碑。前碑亦无字。后三碑居东者，为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图版6［乙］）。中碑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立，内杂蒙语白话，为历来治元代通俗文字者所重视。碑之背面刻南、北二寺庄田资产[5]，除大都外，有香河、宝坻、永清、平谷、三河、遵化诸县及顺州、邴州、檀州、通州、蓟州、杭州等处寺产，足窥当时此寺之盛状。西碑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立。
图版6［甲］ 元皇庆元年及至正二十四年碑
图版6［乙］ 元至正二十一年碑碑首
千佛殿俗称土坯殿，为寺内最古建筑，惜阑额以上部分现已毁坏，只剩残壁一周，矗立风雨中，极为惋惜（图版8）。殿内西次间存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碑一通（图版11［甲］），刻僧录司札付般若院地产执照，亦杂以蒙古白话。背面则镌地产四至，颇称详尽[1]。其余壁内木骨结构与柱础、月台角石等，另于下节论述。
图版11［甲］ 千佛殿元至元二十一年碑
殿之东、西两侧，利用廊屋为走道，绕至殿后，复有东西向横道，两端各辟一门通至寺外（插图1）。道中央三门南向，中为垂花门（图版12［甲］），乃寺之第七层。其前列石狻猊，依式样判之至迟亦为明物（图版11［乙］）。门内东、西二塔皆喇嘛教式（图版13），外部绕以短垣，似为后代增筑者。
图版11［乙］ 垂花门前石兽
图版12［甲］ 垂花门
图版12［乙］ 垂花门详部
图版13［甲］ 西舍利塔
图版13［乙］ 东舍利塔
第八层护法殿，据《帝京景物略》，殆即明之景命殿[21]？殿前东、西配殿各三间。月台西侧一碑，文字大部磨灭，据铭刻知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立。殿面阔五间，单檐硬山顶，前辟走廊（图版14［甲］），后附抱厦三间，其屋顶一部业已残破。内部在东、西第二缝各构板壁，约厚5厘米，壁面施麻灰，绘曼荼罗，疑出明人手笔（图版14［乙］）。其梁、柁彩画枋心以红色为地，饰锦文，而两端旋子构图，亦与近世稍异，极类明末清初所绘。东梢间内藏姚广孝木像(1)（图版15［乙］）与胁侍二尊，在明、清造像中尚非下乘。唯广孝影堂与僧录司原在大兴隆寺，嘉靖中寺灾，移于此寺之后，而影堂位于司右[16]，像应庋藏于是，不知何时颓废迁于此殿也。
图版14［甲］ 护法殿
图版14［乙］ 护法殿壁画
抱厦北有石座二。后座置石量器形如碗，未审何名。次铁炉一，题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铸。其后稍东，有一碑镌藏文。再次功课殿五间（图版15［甲］），为寺之第九层。殿前抱厦三间，三面辟门、窗，与殿本身均施悬山顶。内祀无量寿佛，有康熙“宝莲法地”匾额，严整如新。殿前东侧有杂屋数椽，颓败不堪。西侧则久夷为平地矣。
图版15［甲］ 功课殿
图版15［乙］ 护法殿姚广孝像
第十层为后楼三间，下层明间有喇嘛塔一基，涂白垩，俗传帕布喇嘛之塔，未知确否？西次间置铜质观音像一尊（图版15［丙］），无年代铭刻，传出自土中。像高1.66米，曲右足支右手膝上，尚存宋塑旧型。其肩上绦带纠缠，亦如其他元代造像。唯两臂僵直毫无生气，且左膝以下过于臃肿，与右腿凹曲，皆极不合理。证以下部衣带卷结形状，与明正德间所塑北平延福寺诸像一致，或为元末明初作品，未可知也。楼之左、右，尚存台石一部，与西侧楼房连属，疑旧为转角楼房，年久倾圮仅余西侧一部，而中央三间则为最近重建者也。
图版15［丙］ 自在观音像
寺之现状，论者每以垂花门以北，堂殿三重自成一廓，遂谓寺为二寺合并而成。然余考此寺遗物属于明以前者，如千佛殿与舍利塔，皆分布于垂花门与横道南、北（插图1），则此部在元代决非二寺，无异明如观火。且门两胁之墙距舍利塔甚近，苟为元至元、延祐间旧状，讵至局促若是？此可依平面配置，决为后代增建者也。意者，寺之前部，自山门至千佛殿为全寺主体。而垂花门以北，乃附属堂殿，若方丈、僧房、僧录司之属，其体制较卑，故于殿后以横道区隔南北。又于道之两端各辟一门，俾内外交通无虞混乱也。
以上系寺之大概情状。再次就遗迹中比较重要者，另条叙述如后。
千佛殿
殿旧题：“三仙千佛之殿”，见《日下旧闻考》引《炙砚录》，千佛盖其简称也。殿前月台置铁炉一，下部已毁。台东南、西南二隅复有角石各一，雕琢甚美。东南者，刻三狮一球（图版7［甲、乙］），西南唯二狮，皆剔地起突，与《营造法式》所图吻合。又角石方67厘米，高29厘米，亦与《法式》规定：“每方一尺，厚四寸”略合。案角石之制，今定县、曲阳一带，尚处可以发现，唯曲阳为元以来石工极盛之地，旧法传流，不足为异。若北平明、清建筑，则此制稀如星凤，故疑为元代遗物也。
图版7［甲］ 千佛殿月台角石（其一）
图版7［乙］ 千佛殿月台角石（其二）
殿面阔五间，进深显三间，面阔、进深约为五与二之比（插图2）。内部之柱因为泥土封积，仅发现西第二缝前内柱柱础一处。以意度之，殿之进深当超过11米以上，在结构上各缝必有内柱，极为明显。但其前、后内柱是否对称，无由悬拟，故图中未为一一增入也。柱础覆盆上所雕压地隐起华文已大部磨灭，仅西北隅一石保存稍佳（图版11）。观其雕刻手法，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9年）河北安平县圣姑庙大体符合[22]，疑其年代亦约略相同。
插图2 护国寺千佛殿平面图
殿之大木结构，自阑额以上摧毁无余。今所知者，唯柱与阑额而已。柱径46厘米，至顶，略有卷杀，但非梭柱。径与柱高约为一与十之比。
阑额断面狭而高，其宽与高约为一比二·二。然最足注意者，无如额之前端，伸出隅柱外且垂直截去一事（图版9［甲］）。案此法发现于山西、河北二省北部者，皆辽代遗物，整然自成一系统[23]，其余金、元遗构，若大同善化寺三圣殿与山门、正定阳和楼、安平圣姑庙、定兴慈云阁、曲阳北岳庙，皆非此式，足为此殿建筑年代有力之佐证。
图版8［甲］ 千佛殿正面
图版8［乙］ 千佛殿背面
图版9［甲］ 千佛殿前檐墙
此殿屋顶虽已崩塌，但民国初年，寺中尚保存角神一具，振生君《城西访古记》曾著其事：
“此寺建时，穷极工巧，窗棂之纹，瓦当之式，均无同者。如前殿之顶，与此殿之硬朗汉，皆匠人炫巧处。凡寺宇殿外檐角，例以一木瓶承之；独此殿外东南角，作一木偶，为壮士形，骑马式，两手叉腰，以负檐角，俗呼为‘硬朗汉’。殿圮堕地，今尚收存。”[24]
振生君此文所记，系根据寺中喇嘛王星垣所云，其事宜可征信。今以实物证之，河北省易县开元寺毗卢殿建于辽末天祚帝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其外檐东南角，有角神跪于平盘斗上，见拙著《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论述之北平天宁寺塔，在角梁下亦有同样结构，均与《营造法式》所载符合；可为建筑年代之又一证明。惜王君物故多时，询诸寺中喇嘛，无知此像者，殆遗失久矣。
殿之平面，除正面当心、次三间装槅扇外，正面梢间及其余三面皆以墙壁包围。墙之结构，下为砖砌之群肩，高80厘米，唯厚度则略有区别。即南檐墙厚96厘米；北檐墙厚1.03米；东、西山墙增至1.11米。此种山墙增厚之法，曾见于大同善化寺山门；而群肩上施木骨一层，其上再以木骨与土砖合砌，亦复相同。但此殿木骨配列之法，依墙身厚薄，又分为二种。
（一）两侧山墙（图版9［乙］）与后檐墙，由四种木骨组合而成（插图3）。最外侧者，在群肩上用水平木骨数层，厚6厘米，宽12厘米，装于墙之外侧，殆即《营造法式》所云之纴木？次为斜撑，支于两柱间。再次为贯通内、外之木骨，在平面上与墙面略成四十五度之角度。此外尚有间柱支于阑额内侧。最后，复于墙之内侧施纴木数层，与外侧同。
图版9［乙］ 千佛殿山墙
插图3 护国寺千佛殿山墙木骨
（二）正面檐墙，在西梢间者保存完整，唯东梢间之墙（图版9［甲］）外部业已剥落，是否群肩上亦有水平木骨数层，无由查验。据现状言，墙内仅有贯通内、外之木骨，无斜撑与间柱（插图4），其故莫辨。又此项木骨，在平面上各层互相参错，但方向相反，极堪注目。
插图4 护国寺千佛殿前檐墙木骨
按我国砖墙进展之顺序，由板筑进为日光干燥之土砖，再改为纯粹陶制之砖墙，其事殆无可疑。唯国内幅员广阔，造墙之法依地理、气候不一其式：如河北、山西二省北部，以产硝盐著称，苟为板筑与土砖之墙，不足阻碱质之上升，而纯粹砖墙，又非一般物力所能措办。故民间建筑，每于群肩上施木骨或稻草一层，其上再构土砖、板筑或空斗砖墙。此三者内，土砖与板筑之墙，无论对于垂直、水平或其他任何外力，均甚孑弱。故垒砌土砖时，每辅以木骨，俾增其强度。据中国营造学社调查之古建筑证之，此式实为辽、金、元以来通行之方法[25]。第大同诸例所示，仅能窥其表面。而此殿因残败之故，反足知其内部情况，亦治斯学者引为深幸者也。
墙内侧旧有壁龛，安设无数小佛像，故有千佛殿之名。今龛佛虽亡，而墙之表面，犹有纵横木板痕迹，及浅绿色之背光，依稀可辨（图版10［甲］）。
图版10［甲］ 千佛殿壁龛残迹
图版10［乙］ 千佛殿柱础
殿之年代，在文献上无确定记录，仅据元皇庆、至正诸碑，知定演所营之寺，有大殿、经阁、丈室、廊庑，百有余楹而已。然以千佛殿式样衡之，决非经阁及丈室，亦非延祐后增建之山门、钟楼及其他附属建筑。以愚意揣度，舍大殿外，殆难其选。唯可疑者，大殿建于元世祖至元间，而此殿阑额纯属辽式，无由吻合。岂定演营者之前，其地原有一寺，此殿乃旧寺所遗？抑其时大木架构系利用辽代旧物，自他处移此，而仅柱础、墙壁等为定演所构耶？此二说中，前说与皇庆碑“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2]抵触不合，似难成立。唯后说在建筑上数见不鲜，且不悖文献与遗物所示之佐证，疑与事实较为接近。
舍利塔
垂花门北，有砖砌喇嘛塔二，分峙东、西（图版13）。西塔上部于十三天下，正面施石额，署“舍利塔”三字。东塔无题记，世俗因之，遂呼为配塔。1931年夏，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发现东塔北墙下，有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碑，题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政速安及子中奉大夫曲迷夫不花建塔缘由，有“愿以一塔入八万四千塔，一切塔入此一塔”等语[3]，与是塔蕴藏无数小塔之事实，适相符应。则东塔固为速安父子所建，略无疑义。且《帝京景物略》谓寺有舍利塔二[21]，足证明时无配塔之称，世俗谰言，不足信也。
就形体言，二塔俱分上、中、下三部（插图5、6）。下部为台座；中部为塔肚（即覆钵或宝瓶）；上为塔脖子及十三天、宝珠等。其结构详状如次。
插图5 护国寺西舍利塔
西塔（插图5）台座，在平面上系圆形。最下为地栿。栿上重叠须弥座二组，每组皆由下枋、下枭、下线脚、束腰、上线脚、上枭、上枋七层构成。所异者下组束腰较高，且施间柱，为上组所无。
上部直接位于塔肚上者，为塔脖子，外观略如须弥座，但无上枭、下枭。在平面上，此部系十字折角形，每角向内递收二折，疑即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修北海白塔册》中所称之“四出轩”。其上十三天与相轮同一性质。再上施圆盘形宝盖与小圆盘三，至顶则冠以宝珠。
东塔式样与西塔大体一致，唯塔之比例较为肥硕耳（插图6）。数载前，其台座及塔肚下之莲瓣俱崩毁，故塔之下部无由窥其原状。就上部观之，其塔脖子在平面上，仅向内收进一折；而上线脚之上，复增上枭一层，比例均视西塔粗健。又上枋两端所施装饰，即《营造法式》佛道帐之山华蕉叶用于转角处者[26]，其式又见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17窟壁画、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部第2窟支提四隅之小塔[27]，与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等。而其轮廓尤与希腊殿堂上Acroterion极相类似，故疑由希腊经波斯、犍陀罗，于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后受固有艺术之陶冶，其细部花纹渐趋华化也。塔脖子上，施线脚四层。上为十三天。再上为石制仰莲及宝盖与小圆盘一层。盘上雕仰、覆莲瓣，中列联珠，最上为宝顶，亦石质。
插图6 护国寺东舍利塔
中部于台座上，施水平线脚二道。次为莲瓣。再次，用线脚与联珠各二层，互相间隔，而下层者较巨，殆即清式金刚圈之权舆？再上为塔肚，其高较直径约杀三分之一，当系覆钵之变体。清代匠工呼为宝瓶，距原意远矣。
东、西二塔之式样，如前所述，虽大体一致，而东塔比例较为雄健，是否此二塔成于同时或同一匠工之手，殊令人怀疑。然延祐二年碑，未言所建之塔，为一为二，则此事决难以臆测定之。无已，唯有求诸塔之式样。
按我国此类之塔，分布于河北、山西、热河、辽宁诸省者，实较他处为多：如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所建之北平妙应寺塔（图版16［甲］），及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五台山塔院寺塔（图版16［乙］），清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沈阳延寿、广慈、永光、法轮诸寺之塔（图版16［丙］），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北平北海永安寺塔，皆其最著者也。以上诸塔之外观，大抵与时代互为推移，而距元愈远者，其差违亦愈甚；至清乾隆间西黄寺班禅喇嘛清净化成塔，旧法所存，盖无几矣。兹择元、明二代及清初之例，依结构顺序，自下而上，比较如次。
图版16［甲］ 北平妙应寺塔
图版16［乙］ 五台山塔院寺塔
图版16［丙］ 沈阳延寿寺塔
一、台座 元代喇嘛塔台座，不论平面为圆形，抑十字折角形，俱以须弥座二层构成。明以后此部比例渐高，但五台山塔院寺塔，尚为二层。清初则多数改为一层，其下另以阶台一层或二层承之。
二、莲瓣 台座之上，元塔概施莲瓣一层，其上为小线脚数层，或线脚内夹以联珠。明塔尚偶用之。清初受蒙古喇嘛塔之影响，改为比例粗巨之金刚圈三层，无莲瓣。
三、塔肚 元、明塔肚之比例较肥矮。其正面亦无眼光门及佛像。
四、塔脖子 清以前者面阔较大。入清后，其面阔较十三天之下径尤小。
五、十三天 元、明比例均较肥硕。至清此部特别缩小，几如铎柄形状。
六、宝盖 元代小塔用石，大塔用铜盘，垂流苏、铃铎，自成一式。明五台山塔犹如是。清初易为天盘、地盘二层。
七、塔顶 今所知者，元、明用宝珠与小铜塔二种，清初改为日、月、火焰。
今以此寺二塔与上述诸例对较，则东塔形体最与妙应寺白塔类似，而元延祐二年碑，复植于塔侧，其为速安父子所营，殆无可疑。唯西塔比例较高瘦，其细部结构亦较轻快，似其年代较之东塔稍晚？唯文献上毫无证据，仍难决定。仅据《帝京景物略》知明时寺有舍利塔二基，其落成时期，至迟亦在明中叶以前也。
此外应附带叙述者，即东塔于1932年春、夏之间，下部崩塌，发现塔内藏有无数小塔（插图7）。其大小，据著者所见，大抵高5厘米，径4厘米者居多(2)。塔作深褐色，内杂石灰少许，未经窑火，中藏藏经一条，以桑皮纸书之。塔下部作不规则之圆形，上缘稍突出，周围雕壸门式花纹。其上缘施俯莲与联珠各一列。再上塔身用圆锥体或方锥体，殊不一律，然表面均刻水平线四五层，逐渐收进若梯级形状，极类印度婆罗门教之塔。又表面浮刻梯级式小塔附于塔身，至巅，置馒首形宝顶（插图7）。据文献及近日发现之证物，此类小塔，可自辽与西夏，经Kharakhoto，Khadalik，追溯至公元9世纪印度遗物。唯所涉范围过于广泛，当于《古建筑调查报告》专刊内，与喇嘛塔流传中国之经过及其式样之变迁，另为文论之。
插图7 护国寺东舍利塔中所藏小塔
透龙碑
碑额题“大元重修崇国寺碑”，在千佛殿月台西侧，建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在元碑中时代较晚，然碑首透雕异于常制，俗有透龙碑之称（图版6［乙］）。此外，其宝珠、火焰等局部手法，均足代表元人碑碣之特征，故为介绍如次。
考汉代碑碣形状，有圭首与圆首二种。圆首者，沿外缘雕圆线纠结，称为“晕”（图版17［甲］）。晕者，卷积之谓，后世碑首盘龙，即自此演变而成。据今日所知，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费凤碑于晕之两端琢龙首下垂，为碑首用龙最早之例。其后复有建安（公元196—220年）间樊敏、高颐二碑[29]，及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张朗碑（图版17［乙］），唯其时晕身仍如常状。洎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兖州贾使君碑乃易为龙形（图版17［丙］），故盘龙之制，至六朝始正式成立，殆可征言。顾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始兴王萧憺碑（图版17［丁］），虽时代稍后，而晕身尚交结若绳状，足征其时江左犹为过渡时期。其后历北齐、北周，体制渐备（图版18［甲］）。降至初唐，蔚为巨观。如《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大智禅师碑》（图版18［乙］），及少林寺《太宗御书碑》，皆雄健瑰丽，几跻完美之域，可谓前无古人矣。宋、辽以后旧型仅存，而细部手法渐趋衰落，至元末其流弊尤甚，本文所述，即其一例。
图版17［甲］ 曲阜孔庙汉孔彪碑
图版17［乙］ 晋张朗碑
图版17［丙］ 山东滋阳县北魏贾使君碑
图版17［丁］ 南京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
图版18［甲］ 河南登封县碑楼寺北齐碑
图版18［乙］ 西安碑林唐大智禅师碑
自唐以来，碑首外镌盘龙，内为圭首形之题额，几成一般通则。唯宋、辽以后，碑首比例，高低、广狭不得其当，致影响碑身全体之比例（图版19［甲］）。元末诸例，碑首每过于高瘦，于是内部题额处，亦随之呈细长形状，实为最大特点（图版6）。所镌龙之形体，与唐代诸碑异者，亦有数端。
图版19［甲］ 河北昌平县大觉寺金碑
一、自宋、金迄于元初，龙身视唐稍为瘦削，然无元末诸碑之甚。且自辽以来，龙身愈小，其蟠结纠缠之状，亦愈趋复杂（图版6［甲、乙］、19［甲］），唐碑雄伟气概，至此丧失殆尽矣。至于此碑龙身透雕，徒呈技巧，无关宏旨。
二、龙之前足于旧制旁题额直下，与全身呼应，最为生动动目（图版18）。而足之形状以愈劲者愈佳。元初之碑如正定《重修大龙兴寺功德碑》，犹保存旧形。此碑则前足过短，且为尾所掩蔽，致全体姿势陷于板滞（图版6［乙］）。
三、龙之后足合捧宝珠，始见于北齐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碑楼寺碑》（图版18［甲］）。唐代偶代以佛像，然用宝珠、火焰者最多。辽、宋以来，大都因袭其制。洎元北平、沈阳诸碑，其火焰未附于宝珠周围，而在其上部；且火焰特别肥大，不与宝珠调和，最不足取，此碑其明证也（图版6［甲、乙］）。
明成化年碑
碑植于延寿殿月台前，东、西各一。下无龟趺，代以长方形之台，台下琢圭角承之。台面雕毬文下垂（图版3［甲］），如北平普通狮座情状。其上左、右各刻一狮，中为须弥座（图版3［乙］、［丙］），座之圭角与清代习见者稍异。座上复有二狮，承托碑身，为碑碣中罕睹之例。
碑首轮廓，上、左、右三面俱用直线，至转角处用弧线连接之（图版3［甲］）。其详细手法，先随轮廓刻边框一道；内为二龙昂首相向，中置宝珠，龙尾上翘，绕至珠上；而珠下题额改为长方形，视明以前者大相径庭。又其龙、云雕刻浅而且平，亦为明代石刻之特征。
按明代碑首轮廓，如南京孝陵《圣德神功碑》，虽与此碑一致，但其时尚无边框，且龙首下垂，拊于碑侧，犹未尽忘旧时矩规，可为过渡时代之例（图版19［乙］）。迨昌平长陵碑，始于边框内配置双龙，于是北齐以来流传900余年之式样，至此发生极大变动。其后景、献诸陵及曲阜孔庙、孔陵诸碑（图版19［丙］）因袭相承，煽为风尚。遂至内部构图为边框所拘束，陷于千篇一律。而描线纤弱，与雕刻手法之庸俗，方诸元碑堕落程度，殆无轩轾之别焉。
图版19［乙］ 南京明孝陵圣德神功碑
图版19［丙］ 山东曲阜孔陵孔子墓碑
垂花门
千佛殿后，有单间垂花门一座，结构简洁洗练，与北平常见者稍异（图版12［甲］）。此门在平面上，前部二中柱与两侧界墙之中线一致；其后复有后檐柱二，承载后部屋顶。依现存梁架观之，似其屋顶，前为清水脊，后为抱厦，即清式之勾连搭垂花门。然其细部手法，与清式异者，计有数端：
一、前、后檐额枋上，施平板枋一层，其宽与垂莲柱相等，非清式所有（图版12［甲］）。
二、后部平板枋上，仅置一斗三升交麻叶四攒，较清式疏朗。
三、麻叶抱头梁、麻叶穿插枋及檐额枋等，断面均比较高狭，与清式异（图版12［甲］）。
四、角背所刻卷草（图版12［乙］）纯系明式。清代用此者，仅顺治间所建内阁诸建筑而已。
五、楣子、雀替、垂莲柱所雕花纹（图版12［乙］）均甚粗健。
六、门左、右两侧之墙，自冰盘沿以上部分显系后代所增。冰盘沿以下者，比例低而且厚，不类清世所建（图版12［甲］）。
依上列各项，疑此门为明代遗构。
延寿殿菱花槅
延寿殿正面现以短墙封闭，致各间槅扇、槛窗无由窥其全豹。然就上部露出部分观之，其花纹玲珑秀丽，为平市古建筑中不易多得之精品（图版5［丙］）。
菱花槅之构图，系于等边六角形内搭配菱花，虽与毬文菱花合配者同一原则，但其纹样秀逸，不落常套（插图8）。且棂子皆以小支条拼斗，所余空眼较大，亦为构成外观美丽之一因素。此项手法，与明智化寺万佛阁大体类似，足窥其时尚无木板挖雕之法。
插图8 护国寺延寿殿菱花格实测图
天王殿雀替
此殿中央三间在檐柱上施雀替数具（图版2［乙］）。其前端斜线不如清式之长；底部雕曲线五段亦略近水平形状，与清代通用者稍异其制。
按雀替之起源，据本社近岁调查之古建筑，似由替木演变而成。其最早者，当推山西大同云冈中部第八洞前室东侧之浮雕。其于栌斗上施替木一层以承受阑额（插图9）。在结构上，与左、右横出之泥道拱、令拱同一用意。次为河北正定北宋龙兴寺转轮藏殿上檐之角替（插图9）。其前端卷杀尚存拱形，殆距脱离替木之形状为期未久；唯其后端下部增出小块，疑后世雀替下之拱子十八斗实渊源于此，乃雀替演变中最重要之证物。较此再晚，则有金初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插图10）及河南安阳天宁寺正殿二处角替。前端雕曲线数段，已非替木形制，但后端尚如龙兴寺之例。至元正定阳和楼者，其前端曲线益趋复杂，遂至全体轮廓若鸟翼舒展，最为美观。而明、清二代式样，即自此演变而成。如昌平明长陵祾恩门雀替，前端斜线（即“出锋”）虽已增长，但其底部曲线（即“蝉肚”）七段，除第一段外，其余略成水平形状，且每段长度约略相等，可谓尚存阳和楼余意者也（图版20［甲］）。本殿雀替大体与前例类似，唯底部曲线减为五段，殆为明中叶或中叶稍前所建，毫无疑义。自此以后，雀替之式样复略有变迁，即明嘉靖中所建天坛祈年门，其前端斜线逐渐加大最堪注目（图版20［乙］）。洎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所建之太和殿，此倾向更为显著；同时底部曲线近前端之一段，亦较明代诸例稍长（图版20［丙］）。至清末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建之太和门，前端益臻肥硕，成为极端之例（图版20［丁］），此为明、清二代雀替轮廓相差最甚之一点也。吾辈苟以北魏以来诸例互相比较，则其进展之顺序，似可别为三期：即北宋以前，未脱替木形状者，为第一期；金、元为第二期；明、清为第三期；惜前二期，尚嫌证物不足，仅能为极简略之推论耳。至于雀替之长，据此殿所示，在明中叶已与建筑物之面阔成正比例。而雀替后端之拱子十八斗，明代亦已用之。第此部施三幅云及其他装饰，是否为明中叶以前所有，尚难断定。以上系就正定龙兴寺以来之系统，略加申论，其余变例甚多，恕不俱及。
插图9
插图10 雀替之变迁
图版20［甲］ 河北昌平县明长陵祾恩门雀替
图版20［乙］ 北平天坛祈年门雀替
图版20［丙］ 北平故宫太和殿雀替
图版20［丁］ 北平故宫太和门雀替
雀替内所雕花纹，工者极难多得。据今日所知，当推明长陵祾恩门为最佳，天坛祈年门次之（图版20［甲、乙］），其余或散漫，或纤弱，或生硬，其弊不一，即以此殿论，亦嫌构图过于琐碎。
注释
[1]皇帝圣旨里，总制院照得大都路蓟州遵化县般若院一所，元系先生占住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寺院，钦奉圣旨回付，依旧为寺，今为无僧住持。有本院官亲哥玉都实经历奏大都遵化县般若院，是先生每根底回将来的院子，如今与崇国寺交差和尚每住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验据般若院并所属庄田、水碾等物，钦依圣旨处分事意委僧修理住持施行。须议札付者：右给付崇国寺准此，照会崇国寺。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月十九日 众官印押。
皇帝圣旨里，帝师法旨里，宣授大都路都僧录司：承奉总统所札付，该二月十五日大殿内总制院官亲哥相公，对崇国讲主省会本所官正宗弘教大师，属蓟州的般若院，系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回付到院子，见无主人，您总统每将那院子便分付与大都崇国寺家教做下院者，奉此，总所合下仰照验依奉亲哥相公钧旨处分事理，将般若院交付崇国寺永远为主施行奉此，使司除已行下蓟州僧正司依上交付外，很有崇国寺收把执照，合行出给者：右付崇国寺收执，准此执照事。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众官印押。
《崇国北寺地产图》：大都路蓟州遵化县丰稔乡苏家庄般若院常住应有房舍、庄田、水碾磨等物花名下项，东至驸马寨庙西水渠为界，南至河南山头为界，西至田知事坟为界，北至鸠山为界，内上、下水碾二盘。石家庄庄子一处，东至自己河为界，南至分水岭为界，西至神树分水岭为界，北至答安分水岭为界。东梁子河水碾一盘，内瞻碾地二十余亩。隔城口水碾一盘，内瞻碾地约二十余亩。大元至元二十一年月日三刚等立石。特赐佛性圆融崇教华严传戒大师演吉祥。
[2]皇庆元年赵孟頫撰书《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师名定演，俗姓王氏，世为燕三河人。在孕，母便绝荤肉。能言，祖母教之佛经，应声成诵。七岁，入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为弟子。……及隆安顺世，遗命必以师补其处。法兄总统清慧寂照大师志公，探其道熟，付之麈尾，嘱以传明之任。……师计不得已，遁去。三游五台山，还居上方寺，博观海藏，兼习毗尼。属崇国复虚席，众泣而告之，师始从其请。日讲《华严经》，训释孜孜，曾无废。世祖皇帝闻而嘉之，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叶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作大殿以像三圣，树高阁以庋藏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国有南、北寺焉。”
[3]《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四卷第三期，姚彤章先生《记护国寺舍利塔中之藏塔》载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政速安并男中奉大夫曲迷夫不花《建塔记》：“速安参政公，具佛知，见在日尝谓其子曰：‘吾卜崇国重地，建舍利塔，为诸有情大作佛事。’竟弗谐，赍志而逝。其子肯堂肯构，不食先君愿言，捐财鸠工，涓吉就事，垒砖成塔，安奉舍利。”
[4]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皇元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京都有寺曰：崇国，前至元乙酉（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世祖皇帝所赐地，传戒大德沙门定演所开创，凡为佛殿、经阁、云堂、方丈、香积、僧寮、僦屋等百有余楹。敕赐蓟州遵化县般若院为挟刹，资以水碾磨、田产有加。皇庆延祐间，仁宗皇帝、剌□室刺皇后赐钞三千余锭，贸易民地，别建三门。寿元皇太后复赐钞五百锭而经营焉。寺之伦序，十完六七。……无何岁月变更，渐至颓弊。且钟楼、廊庑等屋，尚焉阙如。至正乙酉，适方丈虚席，寺众会谋曰：寺之房宇久故，将不可支吾矣，况未备尤多，非力量人莫克有为，孤峰学公，法派之嫡；其器局拔群，宜敦勉焉。乃阖辞三请致之。既署事，讲演之余，相厥缓急，捐己衣资，于疏漏□修者，曰：法堂、云堂、祖师、伽蓝二堂、厨库、僧房，侍者僦赁等房，计间五十余；于新创建者，钟楼、法堂东廊庑、南方丈等，计间亦三十余，皆为之甃砌圬墁，丹垩髹漆，轮焉奂焉，咸为一新。”
[5]至正十四年碑阴，刻南、北崇国寺庄田资产，内载所辖之寺，自香河县降安寺以下，无虑二十余所。
[6]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撰书《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证慧禅师传戒碑略》：“善选师，姓刘氏，世居香河会仙乡马家里，生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四月。稍长，出家于里中隆安寺。……闻燕京永庆寺正法藏大师，通清凉国师义疏，乃造习焉。……我师伐金，师转徒平、滦军中，仅得还燕。闵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雅克图等奉朝命，徒各寺人匠。中书令耶律楚材署疏请主闵忠寺，寻之崇国寺。”
[7]见陈宗藩《燕都丛考》第二编150页及151页。
[8]光绪《顺天府志》十六：“明宣德己酉（四年，公元1429年），赐名：大隆善寺。”
[9]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敕赐崇国寺碑》：“西天大剌麻梵名桑渴已辣，乃中天竺国之人。则尝言其自幼出家，游五天竺，参习秘密最上一乘。以抵西番鸟思藏国，遇我皇明册封圆融妙慧静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光无隐上师，宣传圣化。在彼藏中，迎葛哩麻大宝法王，则于彼时礼无隐上师为师，倾心归服，执事左右。已而，同葛哩麻，统诸番邦进贡方物。来我中原，不啻数万千里，梯山航海，远到南京，朝觐太宗皇帝，获蒙见喜，赏赐劳来之甚，命居西天寺，恒给光禄饮馔，及任随方演教，自在修行，即永乐三年也。其后驾幸北京，越十一年，被召而来，居崇恩寺。寻奉圣旨，内府番经厂教授内臣千余员，习学番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正统元年，伏蒙御用监太监阮文等，同其仍将崇恩后殿兴修庄严，救度佛母色相，与盖山门、廊房、方丈皆备。至四年间钦蒙敕赐还做‘崇恩’之额。”
[10]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碑：“朕自登大宝以来，奉天敬佛，无不诚心。近闻禁城西隅，有佛刹曰：大隆善寺。宣德年间，奉佛敬僧，将香殿□座数十余间修盖。佛殿僧房，于天顺年间倾颓。朕念佛地，乃出帑金，募财结缘，以成胜事。命太监二员黄顺、覃勤，谨率监督内官杜坚等十三员，及侍郎等官蒯祥等各色巧匠千数余人，自成化七年九月初八日兴工，次年十一月初二日毕工。”
[11]成化八年《乐助善缘之记》：“大明成化七年，皇帝自出金帛，僦工市材，重建大隆善寺，加额曰：‘护国’。于是内侍、太监等臣，钦唯皇上至善深仁，发乎圣心，不胜欣跃，亦各乐助私财，共成胜事。”
[12]成化八年碑：“大明成化七年，皇帝重新修建大隆善护国寺，钦承圣母皇太后助赐金帛，及中宫并各皇妃，下至女官、宫人等，亦各乐助银币等物。”
[13]《宪宗实录》：“成化八年七月，修缮善寺毕工，命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写碑官尚宝司少卿任道逊为本司卿，司丞程洛为少卿。”
[14]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看诵钦颁大乘诸部藏经碑文》：“昔为招提煨烬，大兴工役经营，金碧交辉，转祗洹于东土，丹青绚彩，移兜率于下方。”
[15]《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正德壬申（七年，公元1512年），敕西番大庆法王凌戬巴勒丹、大觉法王札什藏布等居此。”
[16]《畿辅通志》：“明成祖欲为姚少师建第，少师固辞，居庆寿寺。后更名大兴隆寺。”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传：“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引明《嘉靖祀典》：“嘉靖九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太庙功臣配享，永乐以来，附以姚广孝。今大兴隆寺有广孝影堂，像削发披缁，不可上比圣祖开国功臣之例。’”
又引《明典汇》：“十四年四月大兴隆寺灾，御史诸演……请改僧录司于大隆善寺，并迁姚广孝牌位。”
又卷五十三引《帝京景物略》：“大隆善护国寺，都人呼崇国寺……后僧录司。司右姚少师影堂。少师佐成祖为靖难首勋，侑享太庙。嘉靖九年，移祀大兴隆寺。俄寺灾。移此。木主题：‘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像露顶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独庵老人题’。独庵，少师号也。”
[17]《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姚广孝画像无考。”
[18]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御制崇国寺碑文》：“禁城西安门外乾隅，有崇国寺，元大德（公元1297—1307年）时所建。至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间，命大庆法王居之，为西僧香火地，迄今二百余载。康熙六十年春，诸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他布囊等，请创寺祝厘，朕未谕允。复合词陈奏，谓兹寺为前代名刹，规模具存，纂葺之工，减于肇构，坚恳兴修。朕重违其诚，勉从所请。于是蕃族庀材，匠氏并力，经始落成，曾不逾岁；盖楝宇仍旧，而丹艧增焕矣。”
[19]乾隆御制诗，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
[20]《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每月逢七、八两日，有庙市。”
[21]《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引《帝京景物略》：“中殿三，旁殿八，最后景命殿，殿旁塔二，曰：佛舍利塔。”
[22]《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第四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图版十九（乙）。
[23]《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第155、156两页。
[24]陈宗藩《燕都丛考》第二编147页。
[25]希参阅《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99、100、124、132页。
[26]《营造法式》卷九·佛道帐，及卷三十二·山华蕉叶、佛道帐图。
[27]《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插图第16、18、19、38。
[28]见《隶释》卷五及《隶续》卷九。
[29]见《隶释》卷十一及《金石苑》卷一。
（本文曾发表于1935年12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 * *
(1)整理者注：今人有证之为班丹扎释像。见《文物》1979年第7期第82页。
(2)作者识语：《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下：“……近有邬波索迦阇邪犀那者（唐言胜军），西印度刹帝利种也。志尚夷简，情悦山林，迹居幻境，心游真际，内外典籍，穷究幽微，词论清高，仪范闲雅。诸沙门、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相趣通谒，伏膺请益，受业门人，十室而六。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唯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坡，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坡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故胜军之为业也，口则宣说妙法，导诱学人，手乃作窣堵坡，式崇胜福，夜又经行礼诵，宴坐思惟，寝食不遑，昼夜无怠。年百岁后，志业不衰，三十年间，凡作七拘胝（唐言亿）‘法舍利’窣堵坡，每满一拘胝，建大窣堵坡而总置中，盛修供养，请诸僧众法会称庆。其时，神光烛曜，灵异昭著，自兹厥后，时放光明。”故此寺小塔即印度之法舍利，其导源可推至7世纪初期玄奘留学印度时，或在其更前。
一九三七年三月 士能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