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史
济源县北负太行，南临黄河，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隅。因为从前被尊为四渎之一的济水发源于此，故自隋开皇以来，即称为济源县。县城建于离太行山南麓不到二十里的地点，东、西、北三面大半被泷水环绕，水色山岚和沿河的沙村野寺十分潇洒可爱。而城外西北一带还有不少喷泉，和济南趵突泉相似。其中济水的西源就在离城五里的龙潭，从前也是喷泉之一。龙潭的面积约占地一顷有余，其旁建有涵虚阁，桧柏菰蒲，参差掩映，景物异常清幽。自宋以来，文人墨客记述此一带风景的几如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可是时移世变，龙潭到现在已全部干涸并犁为麦田了。本文所叙述的延庆寺舍利塔，即在龙潭故址的北侧。
延庆寺原称延庆化成寺，根据方志和碑文记载，系唐武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僧灭会创建的[1,6]。不过除此以外，唐代的文献和遗物异常贫乏，仅仅只有宣宗时以理财知名的裴休，题有七律诗一首[2]，可以推知他对于此寺曾经一度布施而已。但是五代中叶的遗物现在寺内还留有数种。这也许因为河阳一带在唐末晋初之际，屡经战乱。此寺曾一度毁于兵燹，及至后唐庄宗灭梁以后，才次第兴建的缘故。兹介绍五代的遗迹如次：
（一）此寺的前殿现存八角形石柱一根孤立断垣中（图版 ）。据残存的台基、墙壁和石柱的位置来推测，此柱显系当心间东侧的前柱。柱身表面刻有很平浅的卷草文，其上端题字可辨认的计有“□子孔琼施柱一根”，及“长兴三年岁次壬……”十四字。考长兴乃五代后唐明宗的年号，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又恰好是壬辰，干支也相符合。可见此寺在军事结束后，旋即接受信徒的拥戴和施舍，进行了复兴工作。
（二）大殿前面有八角形残幢一段（图版 ）。镌刻后晋高祖天福八年（公元943年）符彦卿《修石香台记》。幢身后面，又刻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公元1174年）符思间《重修石香台记》一段。
（三）后晋幢的东、西二侧各有残幢一基，唯所刻铭记，都已漶漫不可辨认。据顾燮光《河朔访古新录》[3]，知西幢建于后唐闵帝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比前殿的石柱仅仅只晚二年。东幢则建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2年）。
北宋初期有蜀人陈省华曾任济源县令，其子尧叟、尧佐、尧咨等，皆读书延庆寺中。后来省华父子四人都跻身将相。至北宋神宗熙宁间（公元1068—1077年），其曾孙知俭乃建四令祠于寺的西院[4]，司马光为作《四令祠堂记》，一时传为美谈。这事虽与寺中的建筑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后来延庆寺的著名也未始不与这一段故事有关。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寺的西北角曾建有六角七层的舍利塔一座。关于造塔的经过，仅见塔的第一层小室内所藏的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大宋河阳济源县龙潭延庆寺禅院新修舍利塔记》，其概略如次：
“……孟州济源县通慧禅院比丘法言者，蓄诸佛舍利数十粒，千佛之遗体也。……欲谋塔置，未得其所。至诚感应，果有其人。河阳军念定寺僧教岸言议成就，而济源县延庆院主僧省初晓之，共济其事，乃□院之西北隅爽塏之地而建焉。……得鸠财之士程文政等十人，□功埏埴，寒来暑往，朞半而就。塔高一百尺，级数凡七层，以景祐三年三月十一日毕功。……景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建。”
前文内关于造塔的缘由和落成年代，虽然叙述得异常详尽，可是此塔的始工年月却略而未载，仅据塔内第三层北墙上所嵌的《功德碑记》，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五月，才造至第三层。
“清信弟子张翼、女弟子王氏□以愿，将舍净财，独修舍利塔第三级。计便条砖贰万□，佛砖贰佰贰拾□，石灰捌百拌，体工壹佰工□，食米麦伍拾硕，砌匠等功钱壹佰贯文，并葬舍利金棺壹座，第壹级下前、后门贰合。自三月十五日下手，至五月十五日毕工……景祐元年岁次甲戌五月十八日记。”
又据塔内第四层东北面墙壁工嵌砌的碑记，知第四层成于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
“条砖一万五千口，角梁八条，赏手工钱五贯文，米麦五石，已（按应作‘以’）上马谅、母樊氏、妻王氏施。石灰陆佰拌，大砖三百口，佛砖壹百五十口，粮肆拾石，请杂工匠钱九十贯文，已（应作‘以’）上僧法言抄化十方施主。角铃陆颗，秦勋施。佛砖五十口，进士郐弁施。右件物料、工钱等，并依数供施到。砌造了毕日马谅、斋僧庆赞记。景祐二年乙亥岁二月日僧法言记。”
根据此上二碑，我们对于塔的始工年代虽然仍不明了，但是依照三、四两层的完工年月，可以臆想此塔的创始，必不出仁宗明道元年或二年（公元1032—1033年）之外。至于造塔的经费，显然和定县的料敌塔一样，系随着工事的进行，向各方募化而来的。
此寺自建造舍利塔以后，有关金、元二代的文献，除去明正统碑中有“宋、金重修”一语[5]，和金大定十四年前述刻在后晋天福八年石幢后面的符思间《重修石香记》以外，现在尚未发现别种证物可以引用。但是明、清二代的修造纪录，因年代相去不远，比较丰富，兹表列如次：
据前表所示，知此寺在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为匪盗所毁，仅仅只留下中、西佛殿二处而已。但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碑中并无一字提及舍利塔的修葺，似乎此塔在当时不曾受到重大的创痍。
寺的现状
延庆寺的形状，依平面配置可分为三部分（插图1）。
（一）中部为寺之主体，由前、后二院结合而成。前院的最南端，建有天王殿三间，其东辟有旁门一处，规模都异常简陋。天王殿的正北有面阔三开间的殿座故址一处，现在仅存一部分的墙壁，和后唐长兴三年石柱一根，以及明间残幢二段，西次间宋景祐三年碑一通而已。据碑记所示，此寺除正殿之外，又有大佛殿、中佛殿、地藏殿、伽蓝殿、天王殿、东西殿等等，但不知此殿是原来的中佛殿抑伽蓝殿，却无法决定。现在此殿与天王殿的中间，建有配殿二座，东西对立，都是面阔三开间的小建筑。其后复有小殿二座，东西相向，但其方向却并不平行，而将北端向内微斜，似乎与前述的配殿不是同时建造的。
后院正北原有正殿一座，现亦屋顶倾落，仅余残败的墙壁屹立荆莽中。月台中存有残幢三基，现仅中央一幢（图版 ）可辨为后晋天福三年所建，其余皆漫漶不可复识矣。再前有方亭一所，内无碑碣，不谉原来作何用途。又月台的左、右建有东、西配殿各五间，正面设有走廊，比前院配殿体制稍为崇大。
（二）寺的西部现在仅存面阔三间的书楼一座和楼北的舍利塔。除此以外，皆蔓草荒烟，冷落异常。
（三）东部以关帝殿为主体，其前建有文昌阁三间，即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碑所载自戏台改筑者[11]。现在阁的西面辟有一门，与延庆寺出入不相淆混。
此寺的建筑物，除去舍利塔以外，其余都是平淡无奇的清代小式建筑，毫无叙述价值。但是前殿和正殿的位置，根据石柱铭刻及经幢的地位，与清康熙碑所载的“兵火荒残，仅存正中正佛殿”[8]，似乎在五代中叶，即已创下现在的规模了。证以宋景祐三年碑所记舍利塔的位置，在“院之西北隅爽塏之地”，更属毫无疑问。不过东南角上的关帝殿一区，未见于明代碑记，大概系清以后方自延庆寺划出的。
塔的平面
此塔外观六角七层，虽属于多层塔的系统，但是内部可攀登的却只有六层。兹自下而上，逐层介绍如次。
第一层：
在南北二面，各辟入口一处（插图2）。南面入口里面，有很短的走道，可以导至塔中央的内室。室作六角室，内置碑三通，而以北墙下的宋景祐三年《新修舍利塔记》最为重要。北面入口的西侧，有走道折向西南，内设梯级可登至第二层。在原则上，此塔的平面配置，极与时代略早的开封繁塔类似，所不同的唯梯级的位置，一在西侧，一在东侧而已。
第二层：
内部亦设有六角形小室一间，而室的中央，后留有六角形缺口一处，也与繁塔一致。其南壁开门洞，可供采光、观景。西南、东南二面，则设梯级上、下口各一处。不过此塔因面积过小的缘故，其梯级上口系通至上层塔身外的平座，沿着宽度不到一尺的平座上口，再绕进南面的门洞。这种奇特险峻的方法，自第二层以上，都是如此，不是其他宋代砖塔中所能见到的。又此层塔身的北面，有凹入的佛龛一处，但佛像业已遗失。
第三层：
平面大体与第二层相似。唯在内室的东南、西南二面，各设梯级上口，成为对称的形式。
第四层：
梯级上口改至内室的北面，余项略如下层。
第五层：
梯级的上口设于内室的东北、西北二面，与第三层恰相反对。又此层因梯级的关系，外壁北面未施佛龛。
第六层：
无梯级上口，仅在内室的东北、西北二面各设下口一处。外壁佛龛则增为三处。
第七层：
系实心，不能登临。塔外壁每面各设佛龛一区。
外观
此塔六角七层，自第一层塔内地面至塔顶的高度，共高26.45米，约为第一层直径的四倍，与本辑所载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异常接近。它各层间的高度，依照开元寺塔的先例，也只能以一层叠涩檐的外口，至上层外口间的距离为标准。根据此种方法推算的结果，除去第七层反比第六层略微增高以外，其余各层高度尚能大体维持我国木塔逐层递减的原则（图版 ）。故就外观上所表示的比例来看，它完全是唐西安诸塔的流裔，不过塔的平面，则改为六角形而已。其各层高度和增减的数字如次：
至于各层直径的尺寸，和第二层以上直径的差度：
前表中所示的结果，也极与定县开元寺塔相似：即各层直径的差度，最初由大变小，约莫达到塔高二分之一与三分之二之间。忽又由小增大，而最上一层所增的数字，尤超过其余各层。这种缩减方法，无疑地即是塔身轮廓构成Entasis的重要因素。
不过此塔各层叠涩檐挑出的长度，据实测结果，并不与前述各层塔身的直径成正比例。连接各层出檐的外口，画一外轮廓线，便可发现此外轮廓线系由四段直线构成：即第一层至第三层，约略成一直线；自第三层至第五层，也是直线，自此以上第六、第七两层，却各成一段，维持着很鲜明的Entasis。不过照下面所述的各层出檐，似乎曾经后代修葺，因此目前的外轮廓线自然也不是原来的面目了。
关于局部的结构，此塔外部未曾施用柱额、斗拱，而仅在各层壁体的上部砌出横带一条，比壁面微微挑出少许，其上即施砖砌的叠涩檐（图版 ）。塔檐的结构，每一叠涩仅用便条砖一层向外挑出，砌至外口，复用反叠涩的砖层向内收进。此项出檐因受风雨的摧残，业有一部分崩毁，但其切断面无论上下双方，均采取直线式，则仍易于辨析（图版 ）。又据前引景祐二年功德题记，马谅、母樊氏等曾施舍角梁八条与角铃六颗。按照定县开元寺塔及其他宋代砖塔的结构，此项角梁系为补助砖造物抗张力的不足而插入出檐内的。其角铃似系模仿木建筑的成法，悬挂于角梁的前端。但此二者现在俱无痕迹可认，足证此塔的出檐，必经过后代的修葺或改筑，绝非原状。不过现在寺内保存的明、清二代碑记，并无此项修理记录，故其改修年代已无法追索矣。
外壁上嵌砌的佛像砖比壁面略微凹进少许，使周围壁面形成边框的形状（图版 ）。佛像砖的数目：第一层计六列，第二层至第五层减为三列，第六层二列。第七层外部虽未曾使用佛像砖，但壁面上仍砌出边框的形式（图版 ）。所有佛像砖皆于尖形的龛内安置莲座，其上趺坐佛像一尊，两手抄合作入定相（图版 ）。砖的颜色微带浅黄色。每列佛像砖之上，插砌便条砖一层或二层；而各砖的左右，插入竖砖与否，亦极不一律。
门的式样仅有二种。其一为第一层的前、后入口，使用一伏一券的半圆券。另一种则为叠涩式的圭首门，用普通条砖自门的两侧相对挑出，而将各砖的前端，凿成圆角，如开封佑国寺铁塔的形状。所有第二层以上的门与佛龛，俱采用此种方式。
塔顶用反叠涩的六角顶：上施台座一层，颇矮。再次为砖砌的仰莲六瓣，中央置有六角形的覆钵，其上再施宝珠三枚，互相重叠，如葫芦形状（图版 ）。依形制上的观点来说，此塔仰莲以上部分，显然与明嘉靖间重修的定县开元寺塔塔顶，属于同系统之内，足证此部在明、清二代中曾经修造，而绝非宋景祐间的原物了。
内部结构
此塔内部，仅第七层完全采用实心，其余各层皆在塔心的中央，辟有六角形内室一间。室的面积，第一层比较狭小，第二层略为增大，自此以上又逐层收小，至四、五、六层，皆比第一层窄狭。因此之故，各层内室的直径，除去二、三两层以外，均未超过各层塔身直径的三分之一。
内室的墙面上，亦嵌砌佛像砖（图版 ），其式样大小，与塔外的完全一致。室之上部自第一层至第五层，施有叠涩式的砖数层，至中央留有六角形的缺口，与开封繁塔丝毫无异。其中第一层上部的缺口最小；据剥落处所示的砌砖方法，其最初数层，砖的长面均与塔身各面成九十度的角度；唯最上二层，仅仅与塔身中的某二面成为九十度（图版 ），极似定县开元寺塔的方法。缺口之上，原来也许构有木造的楼板，但现在已空无所有，自下仰视，唯见叠涩崚层，圭门分错，构成一幅深邃而复杂的图画（图版 ）。第六层内室的顶部，也用叠涩式的方法，上收成六角形的尖顶。
各层内室的南面，皆辟有门洞，但无装设门扉的痕迹。其功用除采取光线以外，自第三层以上，且为各层梯级上口绕进塔内的必由之道。又第二层至第六层门上所施的叠涩砖，俱分为内、外二段；其内侧者，恒较外侧者提高十厘米至四十余厘米不等（图版 ）。
此塔梯级的配置，仅第一层设于西北、西南二面外壁之内；自第二层以上，则因外壁厚度业已减薄，不得不采取直上的方式。因此之故，所有踏步皆异常陡峻，不便攀登。梯级的上部亦全用叠涩砖砌成圭首形状，并随着梯级的坡度分段提高（图版 ）。每段的长度大都在40厘米左右，最长者亦未超过70厘米。
式样的推论
宋代的佛塔除去墓塔以外，凡是规模较大的砖塔，大多数都采用八角形平面，为六角形和正方形二种者，则数量异常之少。就式样的演变来说，正方形塔当然是唐制的延续；八角形塔也见于唐天宝年间所建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不是突如其来的；唯有六角形一种，既未见于五代以前的遗物中，而金、元以后，除去浙江绍兴县明永乐年间因旧址重建的塔山应天塔以外，亦仅在规模较小的墓塔中，才能发现此种平面。在时间上它似乎如“昙花一现”，仅在北宋百余年间，发出过比较令人注目的光辉，便立刻萎谢下去。它的发生和没落，尚是一个未可解的谜。
现在我们已知北宋六角形砖塔中具有确实年代的，仅有三处：一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重建的开封繁塔，一为本文叙述的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建造的延庆寺舍利塔，另一处则为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建造的山西汶水县寿宁寺塔。此外残败过甚的浙江天台国清寺塔与临海县千佛塔，虽然在形制上也略有类似宋代遗构的地方，但都无正确的建造年代记录可供参证。至于前三者中规模最大的，当然要推开封繁塔为首屈一指，可是此塔经明洪武年间一度拆除以后，现在仅下部三层才是原来旧物。而寿宁寺塔又规模过于狭小。因此之故，延庆寺舍利塔竟成为此类塔中的重要证物。
关于局部的手法，此塔第一层梯级的区布情形，和中央六角形的内室，都极似开封的繁塔，而时间上，也很有模仿该塔的可能。不过内室的采用，恐怕都是墨守北魏以来砖塔惯用的法则。塔的外部仅施叠涩式出檐，和其上反叠涩的砖层，使它的外观朴素而简洁，多少尚能保存唐塔的面影。同时可注意者，前述三塔与山东临清县千佛塔的外壁，在各屋檐下都不期而然地嵌砌佛像砖。而八角形塔中却只有开封佑国寺铁塔一处采用此方法。这也许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很值得令人吟味。
注释
[1]乾隆《怀庆府志》卷五：“延庆寺在济源县治北龙潭里。唐垂拱初建。明洪武间重修。寺西有龙潭，潭上有澄源阁、定庵、雪庵、四令公祠，即陈尧叟兄弟读书处。”
[2]乾隆《济源县志》卷十六·唐·裴休《书留延庆化成寺壁》：“平生志在野云深，建立精蓝大用心。须还买园□圣地，只陁施树不收金。鸣钟自息三途苦，阁立常听万籁音。为报往来游玩者，园林常住莫相侵。”
[3]顾燮光《河朔访古新录》卷十一·济源县：“县西北五里延庆寺废寺……院中列幢五，居中者为晋天福八年符彦卿为男杨留《修石香台记》……东北者后周广顺二年多罗尼经幢，西北者为后唐应顺元年正月僧行嵩等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4]宋·司马光《四令堂记》：“……始秦国为济源令，县西龙潭有延庆佛舍，三子相与为学其中，既而相继登进士科，文忠康肃公仍居郡士之首，遂接踵为将相，始大其家，子孙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棋布中外。……四世凡七人莅官于是，故济源之人被陈氏之政为多……虞部君尝行部过济源。游龙潭佛舍……乃构祠堂于佛舍之侧。”
[5]《重修龙潭禅院记》：“……今有济源县西约三里许，有寺曰：龙潭寺，且龙潭寺乃玉林，丛林之一数也。……昔唐贤母陈氏教子之堂，寔尧叟学业之处，前有澄溪、沇水波滔涌沸，故名曰：龙潭。切见此寺，实汉、唐始建，宋、金重修，累劫兵燹，盖有年矣。有龙潭老人樊仲保等，因本院缺主持来请惠铎，因辞不获，自居以来……见殿宇而倒梁陷脊，廊房而瓦解檐飞……安得不重修，创立以复其旧乎。……于是谨发虔诚，敬持募缘，文疏躬诣十方信士，臣僚、将帅、官员、士庶、贤豪之家，或资金银、布钞于米麦，或施木植、砖瓦与灰石……将正殿、天王、东西等殿，左、右斋堂及前、后三门，不逾年而功成……大明正统十年岁次乙丑冬十二月十六日。”
[6]正殿前《重修龙潭延庆寺记》：“济西源俗云龙潭，稽诸禹贡并郦道元《水经》，实神禹道沇水东流为济之西源也。源上旧有延庆名刹，开山师灭会创自唐垂拱三年，于景祐二年复建一浮屠，高耸层云……历年久远，不□兴废，邑志载前僧慧可重修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慧铎修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慧斌再修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迄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庚辰后，兵火荒残。清、明改革，即□□樾大家，有家者，且难保其家，况兹延庆萧然一刹，孤峙源上者哉。故天王、伽蓝，焰烬盗没，仅存正中西佛殿……本寺领袖释教，厥明……不募众缘，当□葺地藏、天王殿六楹，伽蓝殿三楹，东、西方丈六楹，左、右禅房十楹，筑垣百堵，薙阶下芜草，砌月台崇洁……鸠工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闰三月十二日。落成在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夏五月二十三日。……大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岁次庚申正月十三日立。”
[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怀庆府·杂录：“十二年、十三年连大旱，人相食，覃、怀盗贼蜂起，河内令王汉讨平之。”
[8]见书楼前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月伽蓝宝殿并金装圣像信士题名。
[9]后院东配殿前《延庆寺重修碑》：“……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创建关帝殿三楹，又修石桥及墙垣百余丈。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修中佛殿。三十二年修东殿。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修甘公祠大楼三间。三十九年修西殿。四十年修书房及厨房七间。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修天王殿三间。……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十一月初六日谷旦勒石。大清乾隆叁拾贰年（公元1767年）肆月拾陆日碑。”
[10]后院方亭西《重修延庆寺碑记》：“邑西北五里许，有延庆寺，乃济水之西源，故又曰：龙潭。……历年久远，风雨飘摇，佛像尘封，墙垣颓坏。……寺主持慧安于己未中秋立愿重修，虔心募化，爰请信士，积累经年，仅将大佛殿修理，黝垩未施，囊空如洗，门牖未立，襄助无人。惜浩瀚工程未就，而慧安僧旋因之没矣。余今夏乃得暇，适慧安徒明忠偕董事贾炎等，奉薄禀八请盖印，诉欲再募以成始终之志。因念集金不易，落成仍恐无期，故捐己俸兴修。悉段生名凤苞者素监工程，且伊司空公曾为本寺复田，遂与之商，委以督办。于是鸠工庀材，坠者举，废者修。复见东南隅戏楼，每遇演剧时，人民杂沓，诚非文运所宜，是以改建文昌阁，兴工于蒲月初旬，告竣于仲冬朔日。……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吉日。”
又见西院嘉庆七年九月《重修大佛殿施材善人碑》。
[11]《重修龙潭延庆寺关帝殿记》：“……乃左建浮屠，高插云霄。中有大雄佛殿，左、右翼长廊数十楹。东为关帝殿，旁起精舍。……僧明忠笃信人也，既重修大佛舍，又念关帝殿风雨摧残，神无以妥，募于众，为集腋成裘举。经始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十月三日，阅七月告厥成功。”